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中国馆摆出了罕见的低调姿态。在模仿各种西方技术之后，它没有提供震撼人心的自主性发明，包括最新发明的现代器物和技术。早在2010年4月，世博局就面临批评浪潮，称它的主题曲和吉祥物都是抄袭的结晶。这场风波最后以世博局撤除“主题曲”《2010等你来》而告终。但这种变相承认的方式，加重了人们对其原创力的疑问。
中国馆策展的更大失误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国宝”，并非这些只有膜拜价值的艺术品（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或秦始皇兵马俑），更不是堆砌在屋顶上的皇家花园模型，而是那些日常器物及其制造技术——瓷、茶、丝。这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三大日常发明。因郑和七次远航的缘故，它们在16~19世纪形成强大的传播势力，越过文明的茫茫黑夜，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生活图景。
中国馆内的“清明上河图”数字展览
基于上述原因，拥有完整进化脉络的中国古代器物史，应当成为上海世博的历史叙事主线，却意外地遭到了主办方的“忽略”。于是，中国不仅失去器物原创力的表达时机，而且丧失了历史遗产的表述能力。那些彼此逻辑关联的重大器物，未能被中国馆集中展示，相反，它们分散在浦西城市案例馆（西安、南京、杭州、苏州和宁波等）的角落，退化为一些细小而脆弱的碎片，无法支撑宏大的国族叙事。
城市案例馆中的苏州展区，用绘有写意山水的山墙招引游客，并指望以“刺绣叙事”来概括该城的文化特征，却因策展不力而显得柔弱。整个展区分布着一些刺绣作品、几张绣架和几块凌乱的丝绸。它们看起来只是肤浅的罗列，缺乏叙述的新意和深度，无法表述苏州作为华夏器物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更无法阐明非物遗产和现代性的逻辑关系。
苏州馆的山墙水墨和刺绣表演缺乏必要的创意魅力
西安大明宫馆，犹如一座高唱空城计的仿古城楼，其间没有填充任何文化内脏。只能用一个西式剧场和一部拙劣的数码短片来敷衍游客。这种历史叙事的无力性，像病毒一样，弥漫于绝大多数本国场馆，构成了上海世博的最大困境。
唯一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美院为宁波滕头案例馆所做的方案。为了向农业时代作技术还原，整座建筑外墙使用“破砖烂瓦”，而内墙则采用竹片拼贴；屋顶上有一堵散发水雾的生态绿墙，以及一小块长满水稻的土地，俨然是华夏农业文明的缩微模型。这种质朴的手法，具有强烈的叙事效果，在城市的中心，它举轻若重，重构了稻作文化的现场。但这座场馆遭到了“边缘化”处置：它位于世博浦西园区最南端的围墙边侧，犹如一道泛黄的老式花边，参观者必须穿越复杂的地形，才能发现这座“最后的建筑”。
深圳馆展览大芬村的山寨油画，令人深感惊讶
最为诡异的陈列，来自城市案例馆的深圳展区。它是关于油画基地大芬村的反讽性叙事。经过用旧镜框装饰的狭小楼梯，几个集装箱式的匣子出现了，其间陈列着各种世界名画的劣质摹本，外壁黏贴着画板、画笔和废旧的颜料管，暗示出一种垃圾文化的生产流程。在某个匣子里，录像装置在循环播放农民画匠的影片，她们侃侃而谈，谈论着关于赚钱和生活憧憬的话题。那些话音低回在狭小黯淡的空间，犹如来自社会底层的梦魇。这个依赖低级模仿的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机械复制时代”的畸形样本，象征着早期“中国制造”的困局。
体量庞大的未来馆（原南市发电厂），是另一个可供解剖的范例。除了第二展厅六个有趣的装置，它总体上没有完成关于未来的叙事目标。80米的烟囱被设计成一架可笑的温度计，在天空上无力地披露城市的温度；作为主厅的第三展厅，玩弄布蓬照明的把戏，而内容却空洞无物，大墙上放映的动漫《未来水世界》，画风呆滞，想象贫乏，有关居民从自家屋顶上跳水的构思，其灵感仿佛来自教育部编订的小学教材。而这种创意居然支配了未来馆（还包括大多数中国展馆）的灵魂。
在讲述未来数百年的第四展厅里，还赫然出现了一架“三D手机”，它是想象力瘫痪的一个鲜明记号。这场昂贵的展览，只能给参观者造成如下印象：自明清以来，华夏帝国就已丧失创新、创意和创造的能力，如今只剩下了对历史的笨拙记忆。
由南市发电厂改建的现代馆，把烟囱弄了可笑的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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