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21 07:06
记者：毛翊君
黑色的飞机追着朱大可，他在大地上奔逃。父母叫醒了他，他才知道自己是在床上跑，绕着黑暗里的床沿，一圈又一圈，就是没有掉下去。
那时候他两岁，但梦和现实的记忆是清晰的，他很肯定。
跟这个场景连在一起的，还有一件事。同样是在床上，怀孕的母亲仰面躺着，朱大可跑累了，一屁股坐在母亲肚子上。母亲大声叫疼，父亲把她送去医院。孩子没保住。朱大可一直认为自己杀死了妹妹。
他把这两段记忆强化成人生隐喻，在自己写作的半生中，上升成“逃亡”和“孤独”的意象。
40岁之前，他几乎每晚自言自语，讲着故事睡着。主人公始终是同一人，故事发生了好多版本，这些他从未记录下来，是自己永远的秘密。孤独使然。
但故事的一部分投射到了近年出版的神话小说里，成了想象力的出口。他曾以锋利的文化批评著称，这是他获得快感的来源，而这些年，兴趣被神话取代。他用二十年系统地研究了神话，又开始创作神话小说。“谜托邦”，是他为这样的类型系列起的名字。
他把自己进入文学圈称为“逃回”：1986年，29岁的他公然批评谢晋的电影，引起上海电影界的震动，这让他名声大噪，也让他害怕，他为此逃回了文学界。现在，神话小说又让他重新进入文学圈，甚至，他还计划试图进入电影领域，把自己的文字变成影像。
谜托邦
《长生弈》是个实验，朱大可第一次尝试历史魔幻小说。
起初，这是一个6万字的中篇。朋友一看，觉得没写完，他又改成10万字。最后，延长到16万字。背景是春秋时期，他重新塑造了彭祖的形象，谈论永生欲望的痛苦，指向生与死的终极问题。
神话的表达是安全的，他也终于为多年来自语的想象找到了输出渠道。从虚构的魔幻人物中，窥见自己的真实影像，朱大可觉得这是意义所在。
在广州的分享会上，一位读者告诉他，自己对他从公知形象到小说创作者的转变感到诧异。
朱大可
80年代以来，他脱离了“被塑造”的年纪，开始展现自己广泛的兴趣，电影、文学、音乐等等，都留下他的批评文章。如今年近花甲，他温和地谈到，自己似乎多年走错了路，“本应该写小说的”。
这二十多年，朱大可的精力投入神话起源研究，成果放在三册《华夏上古神系》里，他在其中重构了上古时代的神谱。研究缘起于他忽然发现全世界上古神祗名字有相似之处。比如，水神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N，地神都是G开头等等，一切从非洲而来。故事就是从研究里衍生的。
“超越时空，表达了民众最隐秘的欲望。”他受到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的启发。
史景迁写过清朝初年山东农民的贫苦。故事里，与人私奔的农妇是鲜活的主角，最终惨死于丈夫之手。客观的社会背景依据地方志，却也参考了虚构小说《聊斋异志》。这本《王氏之死》的短篇使朱大可意识到，历史可以写得这样好看，跟人性勾连。
他坦承无法喜欢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写法太循规蹈矩”;也不喜欢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实在太无趣了”;甚至读不进钱钟书的《管锥篇》，“考据太琐碎”。
在他的文化创意工作室，朱大可开始了“谜托邦”计划。这是三年前决定的转型，他筹集了资金，挑中几位来自复旦、同济等高校的青年作家来把神话研究变成有趣的故事文本。
剧情大纲是集体讨论出来的，都在万字左右，这个阶段甚至可以花上一年时间。确定下来，再由一个人执笔写出三五万字的故事。无论是谁，都署名“卜知客”，意为真相的索引者。他们先制造了“谜”的乌托邦。再来解感。这个工作室的创作项目仍在进行之中，作品尚未正式出版。
“既尊重歷史书写，又竭力要突破史官叙事的框架，向神话和魔幻主义致敬。”朱大可陷入这样自我主动分裂的写作格局。他想尝试出中国神话和魔幻类型小说，形成此类文学新局面。
这两年，他认同“文学已死”，却仍感受到自己高涨的创作状态。他在上海的住宅里，保持着规律的写作，早起锻炼之后开工，晚上11点睡觉。状态好时，一天上万字洋洋洒洒。新书《古事记》系列三篇——《麒麟》《字造》和《神镜》，来自他最熟悉的神话，被率先选择出来。接下来，还有6篇已经完成，正在等待出版。
他又觉得这是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因为自己的写作是“高度个人化的自言自语”，不熟悉他语言风格的人难以接受“为什么主语和谓语之间要加状语和定语”。他始终公然表示愿意处于小众定位。
“成为畅销书作家就是自杀式的写作，我不希望。畅销等于速死。”8月中旬，他坐在广州分享会的台上，双腿在椅子前分开，依旧像朋友孤云形容的“挺着大肚腩”，以干部式的姿势，把右手端在胸前比划，跟读者强调这个“文学史上的规律”。
可他也举出了反例。他赞赏狄更斯，当说到有上千人在会堂现场朗读狄更斯的作品时，他露出欣喜的表情。他强调着，“底下全坐着中产阶级太太”。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率承认，“现实题材，很多作家写得比我好，难以超越现实主义大师。最主要的是，我的现实生活不太有经历。我是有在书斋里想象中的经验。”
孤独
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号，旧法租界的中心，一栋西班牙式花园住宅，朱大可最初的想象和经验都来自这里。
爬山虎堆满了狭小的窗户和结实的水泥墙，长着夹竹桃、法国梧桐的后花园曾经给他带来幼年读书的宁静。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是必不可少的，还有《西游记》。他曾沉迷历史，因为受到身为中学历史老师的父亲影响。而因为母亲在中学教音乐和语文，他也弹着钢琴做过音乐梦，尤其是在读到《约翰·克里斯朵夫》之后。
他的心性被塑造在破碎的70年代，灾难和幸福同时留在记忆里。
青春期里，他渴望爱情，钢琴是他追求女生的工具。因为失恋，他陷入过抑郁，又从文字中把自己治愈。那个年代，没有人在意偏科的问题，朱大可按照自己的兴趣读书，把父母所在的两个中学图书馆里的书都翻了个遍。
但抄家开始了。各种躲过抄家的书，被大家藏起来，又在晚上8点开始相互借阅。书是被人送到家中的，第二天早上8点要被取回去。大部头如《战争与和平》，要以一个晚上的速度读完。四卷《约翰·克里斯朵夫》也一样。电力不足的灯投出昏暗的光，他和父亲在灯光下轮着看。
邻里都是名流，大资本家、高级医生、电影导演、大学教授等等“牛鬼蛇神”，让这里成了风暴中心。其中，一年级的班主任陶老师变成了朱大可见过的第一具死尸，悬挂在他上课的教室里。
在这之后，家里的窗帘在早上不敢被拉开，朱大可常躲在窗户后面看着灰色的殡仪馆车子来去。被抬出来的不知道是谁，有时白布下鼓着大肚子，抬送的人在周围出出进进，悄无声息。
父亲被关押了一年多，最后没有熬过1975年。11月的寒冷冬夜，中山医院里，父亲在朱大可面前断气。那时，亲戚不敢往来，他感到完全无助的孤独。而父亲临走前忽然的咒骂，把他从曾经的信仰里唤醒。
他是带着叛逆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鲁迅一直被他当做精神上的父亲。他无感于教科书，自己开始写小说，收到的却是高年级同学的批评。他转而研究电影。毕业之后，他以文学批评进入公共视野，一次研讨会结束，他写下的《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被发表在《文汇报》，他直指谢晋的“好人蒙冤”“善必胜恶”等模式是“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
他的得志，他的轻狂，让他收获了上海电影界对他的愤怒，相关支持者也受到牵连。后来，他形容当时的自己是“一只笨熊闯进了瓷器店，砸了一件最精美的瓷器”。
1994年，由于家庭变故，他去了澳大利亚，读书、做华文媒体，度过了自认为“被耽误”的八年。
他离开的那一年，朋友胡河清，一位被他评价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文学批评家，在上海公寓自杀。朱大可感到文学和精英阶层在时代飞速转型下一并式微，于是中断了写作，消失在文学圈。五年之后，他又重拾了批评的锐气，用两万字的《甜蜜的行旅——论余秋雨现象》谈论流行的文化快消品。
近年，他反思过这篇文章，意识到自己曾经的不知分寸，警醒自己要对事不对人。“不要把批评变成个人意气用事的工具，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伤害。”
身份转变
朱大可不避讳自己有过虚荣，也不否认自己的优越感。“年轻时候是虚的荣誉感。虚就是靠那些炒作。现在倾向于更实一点，就是真写一点什么东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一直觉得我是能写出好东西。”
他认为找到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向——神话，他意识到国内没有作家走过这条路。
神话给了他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在神话上找到了延续电影梦想的可能性。
他承认，自己的兴趣是广泛的，不在意别人说他没有深耕一个领域。他还是不能忘怀自己曾在华东师大当过《电影新作》杂志的体制外编辑，看了百余部剧本。记忆里，在《小街》拍摄现场看见的演员张瑜，是刻在他心里的女王。
对电影的敬畏感仍然在。“谜托邦”集体创作出的故事，他是计划卖给电影公司的。他的目标是，创作出具有传统底蕴、现代逻辑和好莱坞影视特质的类型小说。或者说，“谜托邦”计划，是他为自己电影梦想所做的准备。“从文学开始改变中国电影的现状。”他会常常提到这个“梦想”。
他在脑海里搜索了一下已知的导演，并没有能够找出一位价值观相同的来。“有可能我自己来做导演。”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字造》改编成电影的镜头：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一开始就鬼神哭泣，仓颉从雨中掉下来。
新书分享会的现场，他收到了一个提问，仍旧关于身份的转变。广州作家魏微问他，昨日的自己会怎么思考今日的自己。朱大可一时没有答案，他希望现场有读者能帮他回答。
一个微胖的男子举着朱大可2010年出版的《孤独的大多数》，猛地站了起来。他找到朱大可曾有过的答案：“在下一个十年，我会看见我本人的历史性衰退。我将义无反顾地从参与书写的前线撤离……于阳光下缅怀往事，眼望巨变的中国，而在这久远的岁月之后，逐渐进入失语和沉默的状态。”
他说文学是自己的精神梦想，但他没有想过到老也笔耕不辍。至少，八年前他就想过“退休”。
“时间有点儿短了，可能要再过十年。”他笑起来，只是没想到未来被大大延迟，反而变得更加年轻。
即便现在每天都处于燃烧的状态，但他覺得之前写下的预期仍会到来。他看到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在退化，而且退化得非常厉害，“完全不能写作，或者写出来奇烂无比。我感觉这是一个规律。”在他的想象中，只希望自己八十多岁时，能弹弹钢琴，在自己高兴的时候。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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