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竹简
在中国成都的旷野，一个人骑着青色的牛踽踽独行，手里握着驭牛的杖竿。有个农人看见他，很惊异。他问：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那人答道：我从那里来。他用竿指了西方。我到那里去。他用竿又指了指西方。农人看见那人衰老的面庞上有一种圣者的表情，就肃然起敬，问道：你是谁?那人说：我是使徒和运送消息的人，而现在我要回去了。他说。我是最后的人。路要阻断，天与地要隔绝，话语要变乱。我是最后的，你也是最后的。说完，他动身离去。
这个人名叫李耳。
李耳，或者老聃、李聃和老子，他的西归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包含着人类列邦、诸国和万民之间的全部亲密性。我们注意到，在他身后，关隘的门被沉重地闭合了，而后，是秦始皇的宏大墙垣的崛起，东方城堡童话般显现，放射着不可思议的阴郁光辉。这是火焰焚烧竹简和字词所发出的光亮，而在这光亮之后，历史永恒地缄默着，消失在用灰烬和尸体构筑成的黑暗里。字词、语言、帛片、竹简，这些事物的大规模死亡，导致了全部的无知时代的开始。
这是人类地理消息的最沉痛的逃逝。在古代埃及法老的纯金权杖下，在尼布甲尼撒的典雅花园里，在摩亨佐达罗祭司的阔大庙宇中，征服者倾听着信使和学者的报告，发出惊异的笑声。他们从消息里抓住了世界，这就是全部快乐的喷泉。然而征服者的愿望不止于此。他还要垄断它们，也就是像垄断全部珠宝和信念那样，垄断关于世界的消息。这些消息曾经那么丰盛，远远超出了技术和我们的估计。
今人为《山海经》所绘的神兽图
《山海经》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它表明，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已经掌握了关于世界地理和文明格局的基本知识。从这部典籍里，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袋鼠“夔”的模糊轮廓，看到非洲大陆上由黑皮肤居民构成的“劳民国”和“枭阳国”，看到“积冰”的北极，被“烛阴”效应所笼罩，沉入永恒的白昼与黑夜；也可以看到美洲大陆上“扶桑国”的灿烂景象，看到“日出之地”的神明、国王及其百姓的幢幢身影。然而，使我们惊异的还在于这部古老图书的破碎性：它被肢解成一大堆地理碎片，充满了大量的残损和空缺，看起来就好像是从好几部帛书上撕下的碎片，一些富于耐心的汉代学者仔细加以拼缀的结果。毫无疑问，它们是从独裁者及其仆役的手指缝里侥幸遗落的花瓣，零散地报导了来自世界各地文明的香气。
这是古地理学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对它的研究迄今为止还停留在原始的训诂阶段。甚至没有人注意到它的被残害性。一方面，它被君王的独裁意志所残害，而另一方面，它又被拼缀者——汉代儒学家所残害，后者在拼图游戏中补缀了汉朝的意识形态，结果使这些前朝碎片的意义变得更加难以识读。还原过程中的这种篡改扩大了已有的灾难。
西方世界能够避免这样一种损失么?古代希腊尽管没有像《山海经》那样完整宏大的地理知识，但它发展出了荷马的史诗传统，以及希帕库斯(Hipparchus)和托勒密(Ptolemaeus)的数学传统。荷马描述了奥德赛在北极所看到的长昼和长夜的非凡景象，而后，阿克那西曼首次用比例尺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希腊处于它的中心，四周是欧洲和西亚，而海洋环绕着这些大陆。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则详尽地描述了地图以外的事物：新的海岸线的标定，冲积平原的成因，温度与风产生的关系，地理格局的对称性，等等。与此同时，柏拉图成了第一个发表地球是圆的论断的大师，他声称这一圆的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许多天体环绕它进行圆周运动。这显示了一种令人难忘的神学姿态，它使我们看到了理念世界的高度完美与和谐。
亚里士多德推进了柏拉图的教导，企图用科学主义精神与之和解，并更热衷于谈论世界构成的基质(四大元素)及其观察事实。通过他的范式，他逻辑地推测了赤道的高热和一个南温带的存在。这些知识及其构成知识的神学科学范式，被亚历山大大帝的庞大东征军队携带到了东方，经过巴比伦和波斯波利斯、横穿波斯帝国和阿富汗，一直送抵印度河口。在那个地点，大帝的军队背叛了他，拒绝继续向东方的世界边缘行进。而后，这个马其顿国王黯然神伤地返回了西方(前324年)，而他的世界地理图册却永恒地留了下来，这些古怪的羊皮，成为赢政所焚烧的诸多旁说邪道之书中最不可思议的部分。
由于亚历山大远征计划的中止，东方与西方彼此认识的又一个机会被置弃了。此后，我们看到的是同时发生于世界两边的历史地理学的无可挽回的衰败。伟大的、曾经照耀着上古英雄行进道路的光焰持久地黯淡下去，人类回到了黑暗的摸索时代，靠着虚妄的种族自我中心概念和幻象图式去支撑种族的存在的信念。只有少数寺院的阴暗贮藏室里收留了上古智力生活的残剩碎片。
粉饰的史书
这种黑夜景象曾经使汉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度的惊慌、骇怕和痛楚。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样的追问显然没有被记录在简帛上，却回响于汉代和魏晋人的全部精神生涯之中。而后，在一个民族复兴的新背景里，他们开始了识读由盗墓者提供的先秦文本的文化复兴运动。卷入这场运动的知识分子，既包括以郑玄为代表的儒生集团，也包括像司马迁这样的世袭官吏，既有机智的经院哲学家，也有谨严的语言学家，他们企图通过“注释”来还原先秦典籍的意义。并由此作为跳板，向种族的源头和开端飞跃。
源自汉代画像石造型的黄帝造像
我们看到的无疑是一种被痛苦的信念所支撑的书写活动。它是枯燥、单调、漫长、细致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就像一种儿童猜谜游戏，你可能耗费全部宝贵的生命，却一无所获；你也可能在困窘贫苦的劳作中发现镶嵌于竹简和帛书之中的真理。这又像是一场字词的博弈：从无序的断简残编中找到线索，重新编订它们，补缀脱讹的字词，揭发它们的语义，并最终重建它们的秩序。
皇帝审视着这些。他的家族及其大臣起初有些狐疑，最后则趋向于支持它，因为一种关于祖先世系的有力描述不仅能满足他的好奇心，而且有助于确立他对于人民的永恒的统治地位。这样，西汉的文化复兴运动很快就由一场民间运动转换成了官方运动。董仲舒与汉武帝刘彻的和解是这种转换的标志。从表面上看它不过是儒学在中国的终极胜利，而它实际上却意味着一个由皇帝和知识分子共同设立的文化识读模式的确立：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先秦和先秦以前历史的识读被钦定了，它们必须依照(遵守)下列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把黄帝作为种族和世界的唯一起源；
第二，坚持把中国中部作为世界的中心；
第三，坚持把神灵当做帝王世系中的真实的历史人物；
第四，坚持用阴阳五行学说来描述古代帝王的政治地理格局。
这些法则由于战国时期帝王族谱《帝系》和《五帝德》的发掘与整理而得到最后的申明。司马迁，一个因言语闪失而被汉武帝去势的男子，成了第一个运用这些法则写作历史著作的人，而他的《史记》的第一部分《帝王世纪》，则是法则指导下的第一卷纪传体史典。越过仇恨、恐惧与颤抖，他谈去势了的肉体和灵魂，在帝王的辉煌历史中得到了安宁。另一个去势者蔡伦，东汉王朝的宫廷太监，聚精会神地用一堆植物纤维制成了纸张，它们可以用来书写法则和法则化的历史。
今人张步天所绘山海经地图
在这方面，去势者的功绩是令人嗟叹的。对肉体的手术强化了人在皈依性和赞美性方面的特征。汉朝的皇帝和欧洲教会的红衣主教们都洞悉了这点。红衣主教为唱诗班的歌手们去势，结果不仅保留了他们甜美的歌喉与音色，也强化了他们的赞美愿望和皈依心情。从此，由于书写者和书写技术的双重进步，古代历史的景象重新变得明朗而无可置疑起来。
官方历史学家、灵便的书写工具，加上后来出现的印刷术，这个三位一体的结构是避免上古历史地理湮灭的基础。一部符合法则并包含全部上古世界消息的典籍被修纂出来，然后就刻成木版，印刷成大量的拷贝，然后分贮于各地方政府、寺庙或官吏文士的私人图书馆里，这样它们就获得了统计学上的优势：在历经焰焚、水患、蠹蛀或时间的腐蚀之后，总有其中的一部残留下来，成为未来君主和人民标定其在历史地理坐标系中的位置的指南。
这就是汉以后历史消息具有良好的传承性的原因。汉武帝及其他的儒士臣僚，使他们的继承者懂得，放弃秦始皇的粗暴做法，把处理历史的方法从湮灭转向阐释，这是一种更明智和有效的做法。阐释可以消解字词的固有意义，而赋予它我希望它那样的意义。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机智的湮灭和焚烧么——用君王的历史法则的阴险火焰，去涂抹(修改、编撰和取消)历史本文中的事实与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汉朝正是普遍发生阐释学革命的时代，阐释大师们秉命而生，说出上古世界的秘密消息。而他们的姿态、声音和语句，成为他们之后两千年中所有临摹者的范本。
沿着刘彻和汉儒所设定的训诂方向，历史学家们坚定地爬行着，用多种细节去充填古老传说的粗疏框架。例如，使炎帝参与到种族创生的历史中来，并以此来解释种族的南方支派的涌现；而在近代和现代，“中国中心”法则也得到了修正，但人们仍然坚持中国曾经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一条新的法则被普遍运用，这就是关于中国文明的纯粹土著性的原则，它要反驳一切中国文明起源或受惠于外部世界的学说，特别是在它的起源问题上，伦理学和自尊意识顽强地支配着那些饱受伤害的心情，它们要为捍卫刘彻法则和虚构的姓氏而战斗。
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疑古学派”在20世纪的崛起，顾颉刚、卫聚贤和谭介甫的著述，代表了背离法则的反叛倾向，他们对由汉儒确认的上古典籍的可靠性的质疑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钦定历史图式的怀疑，充满了非凡的勇气。面对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人们想要说出外部文明对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大作用，无异于哥白尼或布鲁诺想要向教会说出“太阳中心”的伟大事实。而他们说出了这个，然后在嘲笑和失意中弃世而去。
顾颉刚是这方面的例证，而使我们诧异的是，甚至像鲁迅这样的反叛者都参与到对顾的讥诮运动中去。在一篇有关禹治水的小说中，他甚至被描绘成一个“鸟头先生”，并带有“口吃”的猥琐毛病。但顾颉刚所受的攻击却使我们获得这样一个印象：这个人口吃，但他却试图说出真理。
从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的凶险图景中，可以明显看到意识形态对于历史考辨学的僭替，它切断了我们与上古历史事实的联系，并且坚持把一种由古代帝王及其仆役合作伪造的历史强加给我们，此外，它还要消灭一切企图说出真相的个体。正是这样的压力塑造了“口吃者”，他们必须克服内在的惧怕和忧伤，断续、难以连贯和不可阻挡地挤出灵魂的声音。
口吃就是话语讲述的困难性，就是语句产生过程的间断性，它一方面导源于存在的紧张、境遇的逼迫和灵魂的颤抖，一方面导源于话语本身的内在障碍，这是发生于话语主体级位上的事故，它与意识形态有关，但不能简单归结为意识形态。话语不仅是一件舌边的用具，而且有它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方式。它是一个活物。
和解的背面
一个普通的人总是生活于现世话语的国度里，这就是当下使用的语言系统及其意义识读规则，它构成了我们生活的边界。然而我们总是谈各种心情(怀旧心情、好奇心情或学术心情)和制度(教育制度、情感制度与道德制度)，推出这个边界。它们有力地推出我们，把我们放逐到古世话语的领地。这是与当下生活无关的世界，也就是与我们的生存苦痛无关的世界，由那些完全不能识读的话语风景所构成，它们——在历史中存有过并已退出历史的价值单位(字词、句子和语法规则)——有力地包围着我们，观察和审视我们，而最终则敌意地缄默着，拒绝向我们出示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一切进入古世话语世界的人们，都是异乡客和流浪者，过着他所陌生的话语生涯以及注定要从这个价值荒原里找出隐匿的意义。
我所说的正是一种话语识读的过程。它显示了现世话语与古世话语的和解，识读者(我们)充当了这种和解的斡旋人和中介。然而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我更喜欢这样的表述，即话语识读恰恰是我们与历史和解的基本形态。识读，有时也被称作阐释、翻译或转换，它企图找出两个时间段落(过去与现在)的同构和对应的方面，识读者辛勤地构筑着这样的时间隧道，指望着一个联结两种话语世界的奇迹、逃亡的奇迹和离弃现世皈入古世的奇迹。
不错，与其说和解是一次对我们的在所的扩张，不如说是一次令人忧伤的逃亡，它要求我们查询和找回一切现世生活所匮乏的事物。因此，识读的最初操作对象是文字，它是话语的皮肤和逃亡的门扇。死亡的文字从打开了的墓道深处窥伺我们，并且总是保持着傲慢的沉默。
这是针对逃亡者的最初的拒斥。从这个难点中跃出了那些著名的智力探险者，对他们的事业的缅怀，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奢侈，而且与我们面临的生存苦难毫无干系。例如，甲骨文的发现和识读的功绩应当归之于几个清代王室成员或贵族(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正是他们从被农民和药商称为“龙骨”的商周兽骨上发现了这种死亡文字，并通过识读辨认出它们的意义。他们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向古世话语的逃亡，他们的灵魂必须栖息在过去的话语制度中才能得到安息。然而他们却无法处理肉身，也就是无法使肉身追随灵魂的步伐。
这时，我们看到了这两个悲痛的人的分歧。罗振玉激烈要求着肉身的在所的退归，即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把现世话语变回到古世话语上去。他在日本和中国东北坚定地营造着由被废黜的皇帝主持的小型帝国，这种帝国使他实现了灵魂与肉身的双重逃亡。然而王国维拒绝这样的方式。这个人拥有比罗振玉更痛切的悲伤，因为他了解事物的真相，了解肉身话语和灵魂话语的永恒分裂，了解他的灵魂可以离弃他所痛恨的现世，而他的肉身却必须长久地耽留下去。他的解决方法是死亡，也就是从昆明湖的湖岸向水的深处奋然一跃。
这样的结局已经超出了话语的技术领域，它是话语意识形态所出示的一种令人惊骇的景象。毫无疑问，古世话语并不是识读过程的终端，而是一个类似于打开中国套盒的漫长序列。越过古世话语的纹饰、图案、文字、语词、句子和规则的盒子，一个更内在和意识形态的盒子浮现了，以消逝于时间之河中的全部历史的名义，恳求、引诱和命令我们把它打开。
潘多拉打开盒子的瞬间
全部的疑虑和苦闷都在这个临界点上积聚着。这也就是关于潘多拉之盒的巨大疑惑：在我打开它之后，它将伤害我么?从希腊神话中可以获知，由于普罗米修斯把火焰交给了人类，宙斯企图假借潘多拉之手去惩戒人类。这个纯真的女人并不了解真相。她把自己嫁给了普罗米修斯家族的一个成员，并且快乐地打开了那只来自宙斯的阴险的盒子，如同普罗米修斯打开天庭的火焰。然而，潘多拉没有看到任何明亮的事物，恰恰相反，从这个美丽的盒子深处涌现出了人类的全部罪恶、疾病和苦难。
对话语(文本)的潘多拉之盒的恐惧，隐匿在人类的庞大记忆深处，但它总要借助某些富于表现力的个体涌现出来。赢政可能是这方面的突出例证：极度的古世话语恐惧症和对历史价值的夸张的仇恨。这促使他采用了一个独裁者的惯常方式：通过销毁那些盒子(书籍)和制盒工匠(知识分子)来销毁盒子里可能存在的威胁和灾难。
耐人寻味的是，许多历史上的反叛者都沿用了赢政的立场，也就是沿用这个人处理古世话语的方式：践踏或丢弃这个盒子，并通过丢弃它而丢弃全部传统价值，借此保持现世话语及其意识形态的进步性和纯粹性。我们可以列举一长串这类毁盒者的名单，其中包括乌托邦作家、造反手册的散发者和左翼恐怖运动的领袖。他们是用怒气点燃愤世嫉俗的火焰。这种伟大的火焰必须靠焚烧一切旧话语系统才能燃烧和明亮起来。一旦旧话语的盒子化成灰烬，火焰就黯然熄灭。更不幸的是，在这之后是还要漫长的黑暗。
这是针对反叛者的各种抱怨的根源，无疑也是人类信念受挫的原因。在飞逝的时间黑夜里，只有儒学的烛光永久地闪烁着，向所有昏昧的个体发出道德律令。而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所取得的地位，完全取决于汉代儒士的努力。他们洞悉了话语识读的最后秘密。我已经说过，汉儒拒绝推翻古世话语，他们的方式仅仅是阐释，也就是对古世话语的意义按儒学的立场加以描述，在这种描述中，新的和当世的意义大量涌入，并最终取代了那些被认为是其固有语义的事物。
只有完全不懂得话语释读本性的人才会指责汉儒对意义的偷窃和僭替。一切我们所面对的话语或本文都吁请我们对它开放，识读就是自我携带着全部生存(此在)气味和印记进入话语世界，对它进行清洗，然后在它里面居住下来，并且最终转换成它里面的一棵树、一个纹饰、一种记号和一片尘土。或者反过来说，识读要求我们打开话语指向的全部可能性空间，把它们引向主体的世界，也就是引向我的里面，成为我的一个肢体、语言的肢体或肋骨。
我要援引亚当与夏娃的关系来描述这点。夏娃是亚当的话语，她从亚当的里面出来，成为他的客体。识读不仅是亚当对夏娃的亲吻，而且是夏娃重新归回的过程，就在识读的瞬间，这个女人再度成为亚当的肋骨，也就是重新返回亚当的里面，同时，她仍然保持了一个亲吻前的女人的自在性。只有上帝看清了这点，只有上帝意识到亲吻(识读)使夏娃落回到亚当的里面，回到他的热烈的胸膛。
汉儒与他们面对的古世话语的关系就是如此，他们“亲吻”了先秦的话语或文体，使它们落到他们的意识形态格局之中。而在发生了上述变化后，这些话语或文本看起来比修复之前更加光洁、纯粹和没有瑕疵。正是这点使汉儒得到了最充分的信任。
这无疑是一种辉煌的技巧，尽管它被应用于一个令人遗憾的思想领域并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失败性后果，它依然是令人赞叹的，或者说，正是从它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中，我们了解到了汉儒的阐释学的有力性。它何等有力，把我们推到了人类的悬崖!在长达两千年的苦闷与挣扎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悬崖和深渊的边缘。这无疑是文化代价中最高昂的一种：在时间的回旋和延宕中，我们终于掌握了识读古世话语的正确方法，我们将凭借它从悬崖上安全地返回，打开种族文化的新的走廊。
隐喻的光辉
针对古世话语的立场的转换，是向话语体系深部推进的逻辑前提。而后，我们就可以着手描述古世话语识读的更内在的结构。事实上我们已经触摸过了这个问题：什么是古世话语背后的东西?如果我仍然把《山海经》作为例证，那么越过零乱破碎的句子，我们倾听到的就是某种神话话语的遥远钟声，它是闪烁不定的，同时又流露出奇异瑰丽的气质。在时间的旷野上，它永恒地敲响着，使万民的灵魂喜悦和舞蹈。
用隐喻原则构筑成的故事系统——这可能是有关神话话语的更严谨的设定。在这里，我们与神话话语的两个基本元素相遇了：隐喻原则和故事系统。隐喻原则，事实上已经潜伏在现世话语和古世话语之中，尤其已经潜伏在古世话语的象形文字层面上，也就是利用一些字素如“日”与“月”的组合来隐喻事物的“光明”属性。这种原则如此深刻有力，以至它一开始就成为主体的基本存在方式。如果我采用一种更激进的表述，那么人是神的一个隐喻，也就是说，人是在隐喻状态中被神话说出的最精致的话语。人的这种诞生机制，使他的灵魂和肉体都放射着隐喻的光辉。
楚辞，最古老的隐喻体系之一
在神话话语中，隐喻的光辉灿然四射，照亮了字词的晶体，那是一种无限向度的照亮，使晶体获得诸多的价值面。不妨探究一下从《楚辞》和《山海经》中选出的“共工”这个词，它是一个隐喻结核，一块小小的话语晶体，然而它却拥有对着不同方向的价值镜面，在其中的一个面上，它的“所指”呈现为某位怒气冲天的人首蛇身的精悟镜像；在另一个面上，它不过是对地震的轰隆声响的一种模拟；而在第三个面上，它是一条咆哮泛滥的古代大河(共工=洪江)……除非这个话语晶体被投放到完整有力的故事序列中，否则，它的“能指”或镜像将是无限的。
对神话话语的识读，是一次想像力的检阅，主体把生命投射到话语镜面，从上面激发出瑰丽的图像。那么，识读者的生命就支配了神话话语最终呈现。也就是说，识读者自身的灵魂光辉决定了神话意义的强弱。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识读，无非就是让话语这个隐喻体重新返回到它的“所指”——主体之中，或者说，在识读中，话语发生了对话语者(识读者)的复归。
然而，一个故事序列限定了隐喻的无限可能性。故事把个别隐喻晶体压进了互相缠绕的结构，借此湮灭大量剩余意义，而只留下少数几种(也许仅有一种)可供识读者挑选。故事越是完备，隐喻所能携带的“所指”就越稀少，最终，当故事像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样繁丰细琐时，“所指”就被完全湮灭，随后是整个神话话语的死亡。
故事的粗疏性可能是神话存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我们可以从《吉加美什》、《梨俱吠陀》、《恩努马—艾列希》和《古事记》中看到这点。泥版、纸草和羊皮的书写难度，有力地捍卫了这种粗疏性。然而，所有上述神话话语都拥有一个完备的史诗结构，也就是使叙述拥有极其清晰的时间逻辑线索：从世界和人类的诞生到英雄(神的隐喻)的苦难和最后胜利。
只有《山海经》是一个例外，它可能起源于好几部典籍的碎片，这些碎片绝大部分仅仅是对故事的背景和主体(地点，风景，神、人、兽的体征描述)的零散记录，而弃失了故事结构。目前还无法探明这是由于编纂者无法找回那些故事，还是进行了有意的剥离。我们仅仅看到这些话语碎片被重新拼缀起来，并且鉴于碎片来源的驳杂性和缺损程度的严重性，它们只能按各自所处的方向(东、西、南、北)进行最简陋的编码。
如果对故事结构的剥离是一个有目的的行动，那么我们就接触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话语篡改阴谋。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山海经》的成书年代至早不会超过西汉。这样，它就可能与甚嚣尘上的文化复兴运动有密切关系，或者它就是这场运动直接炮制出来的杰作。假如没有对于先秦话语的热烈景仰和识读碎片的巨大勇气，这种拼缀活动是不可能发生的。在西汉四百年前编订《诗经》的孔子，向他们提供了有力的默示。
话语的闪电
一个弃失了故事或史诗的话语碎片大全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史诗(故事的极端形态)是人与神的一种和解，而在和解的中心，浮现着英雄有力的身影，这是神话话语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
我此刻正在谈论英雄话语，谈论人为自己设定的最大尺度的可能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呈现着生命的全部属性：极度的悲痛与欢乐、极度的无畏和敬畏、极度的巨大与细小、极度的挑战与挫败，等等。从英雄话语那里，人探查着他与神之间的那道隐秘的和最后的界限，因为所有这些人类的极端经验都旨在描述或提供一个存在意义的终极轮廓。
可以肯定，对史诗的湮灭，就是对英雄话语的消解，也就是从他的可能空间的边界后退，并遗忘掉一切伟大的经验。正是这种遗忘导致了存在的猥琐性的普遍滋生。那么《山海经》就为汉种族开辟了一条符合儒家教义的道路：从英雄以及神的高度下降，越过人间和世俗的层面，向虫的乐园悠徐行进。而在那个乐园，我们将以受虐的心情领受一切平庸和专制的生活。所有弃失并拒绝英雄话语(史诗)的种族，最终都不能逾越这个命运。
今人的夸父想象图
我不想否认，在《山海经》中，仍然保留了少量的故事，它们是关于夸父、女娲(精卫)和黄帝的简短句子。这是两种尖锐对立的事迹：一方面，夸父与女娲显示了英雄的荒谬性、生命意志与它的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它们要向人提出一种顺世安命的劝谕；而另一方面，黄帝的威严面容从阴郁的生存背景中闪现了，在确立了人的渺小性之后，这个人将代表所有统治者来接管我们的信念和敬畏。
那么，《山海经》与其说是各种它以前的神话的碎片总集，不如说是对神话话语的最严厉的清算。它结束了汉族的神话话语生涯，并且开始了漫长的历史话语的时代。历史话语是取消了隐喻的故事，由古世话语直接陈述出来。它拒绝隐喻的原因在于它企图彻底消解隐喻所提供的多重识读的可能性。
历史话语是唯一的，它只有一个价值面，正是这种唯一性垄断了识读者的精神。它对于神话话语的取代，表明人在话语中的意义的急剧下降。识读者不再是一个英雄，相反，他仅仅是一个奴隶，在历史话语所给定的单调通道里亦步亦趋。从司马迁开始，历史话语的作者大规模繁殖，撰写着冗长详备的史典，而皇帝和他的家族惊喜地赞助着这样的事业。
这就是事实主义(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或新新写实主义)对于浪漫主义的胜利。
浪漫主义，在我的语汇里，是神话话语的一种情感标识，像印第安酋长帽冠上的羽毛，在安第斯山风的推动下发出柔和的语音，它要向我们指示这个人的意义。浪漫主义是特殊的话语，它被用来指明神话话语的存在。在神话话语的边缘，浪漫主义绚丽地生长着和死亡着，借此宣告前者的在与非在。正是浪漫主义的这种意指性为神话话语在汉族文化中的湮灭提供了旁证。
我要在这里对“湮灭”这个词加以解释。湮灭不是指某个古代文本(它拥有一切可以被辨明的物理量)在现代图书馆里的缺席，而是指它不能被识读。而识读是什么?识读就是使那个来自过去岁月的话语介入我的存在，并向我的存在给出影响。识读不仅是智力操作，而且是生命操作，它要求着我的全部聪慧、激情和信念。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可以观察到，所有那些尘封于图书馆的神话文本(《淮南子》、《搜神记》、《列仙传》等等)都是已经湮灭了的事物，标点与训诂不能改变这一结局，相反，它将继续制造有关神话话语活着的骗局。
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本（局部）
神话话语的大规模湮灭，导致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即我们不能通过对它的识读打开它里面的盒子，也就是不能打开神学话语的火焰，不能让它照亮灵魂的死荫之地，不能使我们从它的光线里接受到至大的关怀，以致我们被推入迄今为止最深邃的迷津。
神学话语的这种意义可能使许多人感到吃惊，他们根本不了解，它是对人的存在根基的最后陈述。在解答了所有对爱与恨、痛苦与欢乐、白昼与黑夜、过去与未来的追问之后，它要说出存在的最后真相。正是这点使我们恐惧得颤抖。
没有什么比“末日审判”这个词更能说明我们面对神学话语时的景象和气氛。末日，就是在经历了漫长的苦待和探询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可用来结束它们的时刻。审判则是在这一时刻中发生的话语事件，它要与我们的存在(信念与方式)相遇，把它拖入最后的和唯一的句子。审判不仅要审定真相，而且要判处它死亡或永生。
全部的恐惧与颤抖都基于此。电光、火雹、硫磺与刀剑，这些来自神话话语的字词协助着我们，切望我们的骇怕以及从骇怕中充满勇气的一跃，来面对隐蔽于神话话语背后的神学话语。怯懦的人指责我们。神学话语的识读难度大致就是这样。
越过灵魂的障碍，神学话语从神话景象中涌现着。这是大洪水漫过头颅时所施行的洗礼，是从昆仑天梯中流露出的与神和解的愿望，是天堂图式所描述的乌托邦信念，是通过一个人被钉死和复活的奇迹而展现的救赎主义教义，或者，是由羿射九日故事所给出的个神取代诸神的革命动机。所有这些话语的识读都在把我们引向神学，也就是引向一个对我们的存在根基给予终极关怀的状态。神学，与其说它是用来探讨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一种领域，不如说它在寻求人自身获得幸福的最高途径。它从一个崇高的立场向我们呼吁。
从现世话语出发，经过古世话语和神话话语而抵达神学话语，这是一个识读者了解个人和人类存在的全部消息的经典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扼要陈述，旨在表明现存识读制度的严重谬误。我已经说过，老子的出走隐喻着一个漫长的话语变乱时代的降临，它隔绝了我们与异邦世界和整个过去的联系，并迫使我们屈从于各种强加的虚假消息，而一种错误的识读加剧了我们的痛楚。汉儒的有力经验和阐释学革命提供了契机，使我们有可能回旋到事物的开端，回旋到我们的起源(时间)和根基(空间)，然后，从那里开始文明的新的识读，并向所有渴望着终极关怀的人们陈述我们倾听到的有限话语。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Yorum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