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铸镜和光学的世纪
黄帝与印度首领西王母，当年在王屋山一带举行双边会谈，成了被许多典籍所记载的著名外交事件。尽管其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据《黄帝内传》透露，在会议结束之后，黄帝就铸造了十二面大镜，按月份依次使用。第一镜直径为一尺五寸，以后每月递减一寸。依此类推，第十二镜应只有三寸，已经到了玲珑可爱的程度[1]。黄帝还时常亲自在湖边磨镜，此后数千年里，那块磨镜石都光滑可鉴，不长野草[2]。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镜子，它的工艺可能来自西域，与天文学、历法、权力和国家管理有密切关系，但我们至今无法知道其原初的技术与功能细节。
出现在古代仕女画中的镜子
宝镜的材质与功能就这样在传说中逐渐完善起来。它最初可能由坚硬的玉石或铁矿石磨制而成，而后扩展到黄金、玻璃或铜铁合质，但考虑到镜面反射率、打磨工艺和制造成本的因素，绝大多数镜子必须用掺入锡的青铜铸造，因为这种材质更为柔软和易于打磨。它是光线的源泉之一，却要急切地超越光学反射的物理限定。它忠实地反射外部的物理空间，却在其内部制造了一个虚幻空间。整个世界都蜷缩在铜镜里，向黄帝及其臣民们发出永恒的微笑。
华夏历史上只出土过少许铁质镜子，像流星一样出现在历史典籍和墓冢里，俄顷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的材质过于坚硬，只是铜荒时期的代用品，用以缓解铜矿石匮乏的危机而已 1。
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叶法善拥有一面铁镜，病人可从中看见自己脏腑里的垃圾2。 另据《太平广记》载，前蜀的嘉王担任亲王镇使，在整理官署时得到一面铁镜，下边写着十三个篆字没有人能认识。让工人磨擦干净后，光亮得可以照见东西，把它挂在高台上，百里之内都能照见。他在铁镜里看见集市有人正在舞弄刀枪卖药，便把此人叫来盘问，此人辨称他只是卖药，并未玩弄刀枪。嘉王说：“我有铁镜子，照见你了。”卖药人于是不再隐瞒。他向嘉王要镜子看，镜子递过去之后，他竟然用手掌劈开自己的肚子，把镜子放进肚里，脚不着地地冉冉升起，飘然飞走，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何方神圣1。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能拥有神奇性的铁镜。它被肚子所吞噬，并且跟仙人一起飞翔，消失于历史的浓重阴影。
铁镜的坚硬性成全了铜镜的伟业。它不仅打开了无限广阔的魔法空间，而且拥有跟青铜器一样久远的时间链索。青铜铸成的镜子，散发出青铜时代的古老气息，据此滋养着怀旧主义的贵族趣味。这种时空属性就是铜镜的最高魅力，它据此反射着上古历史的模糊面容，并且要为走投无路的时间寻找出口。
尽管黄帝铜镜此后销声匿迹，但其中的第八面镜，却在隋代突现于御史王度手里，仿佛是一次历史性的回旋。《太平广记》引《异闻集》记载说，隋炀帝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五月，王度从御史任上辞官，从一位故友那里得到了黄帝古镜。镜宽有八寸，镜鼻是一只蹲伏的麒麟。环绕镜鼻划分出龟、龙、凤、虎等四个方位，四方之外又布有八卦，八卦之外更有十二时辰，其外又有二十四字，绕镜一周。字体酷似隶书，代表二十四个节气。这些层层叠加的同心圆，就是宝镜语义体系的全面展示。它涵盖了中国时空体系的主要尺度，正是东方式宇宙的细小模型[3]。
关于黄帝宝镜的非凡功能，在下列故事中可以初见端倪。王度的朋友薛侠拥有一把宝剑，左边的纹理如火焰，右边的纹理似水波，光彩闪耀，咄咄逼人。薛侠要求用这把宝剑跟王度的宝镜进行比试。王度欣然答应。他们进入一间密不透光的房间，王度拿出宝镜，镜面上吐出光华，将全屋照亮，两人彼此都能看见对方，犹如置身于白昼，而宝剑则黯然无光，只有在王度将宝镜装进镜匣后，古剑才吐出光华，但也仅仅是一、二尺的光景。薛侠抚摸着宝剑长叹道：“天下神奇宝物，也有相克相伏的理论啊。”此后每到月圆之夜，王度都将宝镜置于暗室，它发出的华光，可以照亮四周数丈远之处，但要是让月影照入暗室，宝镜就变得黯然无光。这是因为阳光和月光是宇宙的第一光线，任何宝物都无法与之匹敌[4]。
中国宝镜的神学威力
黄帝跟镜子的密切关系，昭示了国家对反射性器具的倚重。那是自我反省的工具，从政治组织、身体组织到心灵组织，所有这些事物的健康成长，都取决与镜子的探测与疗救功能。这是镜子神话的精神起源。从诞生伊始，它就注定要去守望和捍卫权力的核心，以及与各级组织相关的事物。镜子的魔法打开了中国人自我凝视的历史。
周灵王23年，一座名叫“昆阳台”的豪华宫殿被打造起来，专门用来安放包括铜镜在内的各类国宝。一个叫做“渠胥国”的国家派使者来周朝，赠送了贵重的礼物，除了高达五尺的玉骆驼和高达六尺的琥珀凤凰外，还有一枚“火齐镜”，高约三尺，用它在黑暗里看东西，犹如白昼，而对着镜子说话，里面竟然可以做出应答，周朝人把它奉为神物。但到了周灵王末年，这枚神奇的宝镜却不翼而飞[5]。奇怪的是，在宝镜失踪之后，西周的末日也随之降临。在宝镜出没与国家权力的盛衰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因应关系。
这种宝镜跟权力的逻辑关系，大约起源于古罗马帝国。《太平广记》称，当年罗马的波罗尼斯国王得到两枚宝镜，镜光所能照亮的地方，大的达到30里之外，小的也有10里，很可能是罗马宫廷普遍使用的雕花银镜。天火焚烧宫廷时，宝镜放射的光明，居然还能抵御火灾，使房屋无法化为灰烬。但被火烧过之后，镜子的光彩变得昧暗起来，却还能用来克制各种毒物（这是银质镜子的另一证据），被人卖到民间，换得黄金两千多斤。此后随着朝政兴衰，这两枚宝镜反复出入宫廷与商贾之间，犹如走马灯一般。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公元476年）的30年之后，也即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公元502—519），这两枚宝镜从地中海长途跋涉，流落到了汉地，俨然是传递帝国覆灭消息的白银讣告。
尽管西方镜子在历史上扮演过重大角色，但从秦朝开始，中国本土工匠已经发明了铸造透光镜的技术，而镜子的功能也急剧升华，由日常照明转向透视，其魔法性与日俱增。攻入秦都咸阳之后，刘邦接管了前朝留下的巨大财宝。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咸阳宫，得意洋洋地走遍所有府库，去巡视他从前朝帝王那里夺取的财物。
《太平广记》记载了整个过程。最让刘邦惊异的，是秦始皇留下的那面方镜，宽四尺，高五尺九寸，里外通明，人在镜中的影像是颠倒的；用手捂着心来照，能够清晰地看见五脏六腑。体内有病的人，可以由此洞察疾病的部位[6]，其功能远在现今的X光机之上。这是宝镜光线的秘密，它能够穿越一切物理障碍，展现物体内部的隐秘结构，并把整个汉民族带入这光线的最深处。越过流氓皇帝刘邦之手，宝镜修正了汉人对黑暗的悲剧性感受。
宝镜的这种透视功能被延续了很久，直到唐代还放射着不朽的光芒。据《松窗录》记载，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有个渔民在秦淮河上下网，打捞起古铜镜一枚，直径一尺多，其光泽与水波一起涌动。渔人拿来观看，自己体内的五脏六腑历历在目，甚至可以看见血液在血脉里流淌的景象，渔人感到无比惊骇，手腕发抖，以致宝镜再度坠落水中，后来千方百计打捞了一年左右，始终无法重拾那件宝物[7]。渔人似乎构成了一种世俗社会的象征，它拒斥切入肌肤的内省。只有智者才能抵制这巨大的惊骇。他们越过诡异的镜像，静观着自己的诞生和死亡。
在生物学的视域里，人就是那种能够自省的灵长类动物，并因这种这种技能而强大，成为本星球最有权势的物种。镜子不仅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器具，还成为这种伟大心灵运动的象征。但在中华文明的体系里，铜镜并未转换为内省哲学的摇篮，却与宝剑、玉器和铜鼎一起，成为道士驱邪体系里的法器。
极权主义管制下的照妖镜
在道士的全力推动下，秦始皇方镜超越光学的限定性，向着“照魂”的巫术领域大步飞跃。据说女子一旦有淫邪之心，被这枚宝镜一照，就会胆张心跳，露出道德败坏的形迹。性情暴戾的皇帝，用它来来照射宫中的美女，凡是发生胆张心跳现象的，一律予以处死[8]。它是实施道德极权的最高利器。直到1960年代，乔治奥威尔的寓言体小说《1984》，才指涉了“真理部”在居民家里安装的那种“电幕”，但后者只是一种超距离摄像仪，并不具备心灵探查的功能。由于透视镜的稀缺，在极权主义管理方面，西方可能比中国落后了两千余年。
耐人寻味的是，在本朝历史上，只有秦帝国没有出现过引人注目的宫廷绯闻，究其原委，大约是那些问题女人都在魔镜的查验下曝光，被翦除得干干净净，剩下的只有苟延残喘的份儿，哪里还敢跟男人调情，打各种心怀叵测的主意。幸而这枚魔镜在项羽手里丢失，后世的皇帝们无法继承这一神器，否则，皇帝的宫廷生涯会变得无比乏味，而整个专制社会的历史，也将因此被大规模改写。
“照魂”的最高状态就是“照妖”，也就是能够籍此分辨妖精与魔鬼的真相，而这才是统治者的最高事务之一。《洞冥记》的记载宣称，汉武帝修建的望蝉阁，高达十二丈，上面安放一面青金镜，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4年)由印度波祗国使者进献，直径约为四尺，虽然无法辨认好人坏人，却可以分辨人与鬼怪。寻常的鬼怪经它一照，就会露出原形，根本无处隐匿[9]。
《搜神记》则记载说，三国时期，吴国的国王孙策，忌惮道士于吉的个人魅力，悍然将其杀害，但于吉的尸体却在事后神秘失踪。孙策照镜子时，看见于吉就在自己身后，回头去看，又杳无踪迹，如此再三，骇怕得扑在镜子上失声大叫，身上毒疮崩裂发作，很快就魂归黄泉。一枚寻常的世俗镜子，仅仅因其跟无辜道士的生命相关，竟然呈现出某种诡异的力量。
这其实就是关于照妖镜的某种质朴报导。而直到唐代，李商隐才在其诗“我闻照妖镜，及与神
剑锋”中，完成对“照妖镜”的命名程序。而“照妖”方面的叙事，最完备的还是王度的《古镜记》。公元611年6月，王度返回长安，途中借宿在朋友程雄家里。他家有个婢女名叫鹦鹉，容颜美丽，楚楚动人。到了晚上，王度打算脱衣歇息，拿起古镜随意照照，远处的鹦鹉看见了，急忙下跪叩头哀求，自诉是一头千年老狸，能变化成人形迷惑人，犯了死罪。被神仙追捕，逃亡和流落在这里，不料遭遇天镜，使她再也无法隐形和永生。
怜香惜玉的王度，想放鹦鹉一条生路，但她却因已经被天镜照过，死期即将到来。鹦鹉请求用最后的时光来享受人生欢乐，王度将镜放回匣中，亲自为鹦鹉敬酒，并将程雄的家人及邻里都招来，大家一起纵酒狂欢。鹦鹉不一会儿就酩酊大醉，扬起衣袖边舞边唱道：“宝镜宝镜，悲哀啊我的生命，自从我脱去老狸的原形，已经侍奉了好几个男人。活着虽是欢乐的事情，死亡也就不必悲鸣。有什么值得眷恋的呢？只要享有这一时的快乐就行！”鹦鹉歌毕再拜，化作一只老狸死去。满座的客人无不为之震惊叹息[10]。
《古镜记》深切地质疑了照妖镜的驱邪功能。鹦鹉是一头狐狸，却以人的形貌在世，并且拥有一个鸟类的名字，这其间隐含着某种多形态存在的复杂欲望。鹦鹉渴望藉此同时占有三种生物的属性，也就是占有狐狸的灵异、人类的情欲和鸟类的自由。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意愿，它要超越神所制造的诸多限定。但魔镜阻止了这种欲望的升华，把变形记演绎成一场可笑的命案。但鹦鹉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尽管她（他、它）最终落入了死亡的圈套，但由于《古镜记》的谱写，她从死亡中获得了美学的永生。镜子巫术最终让位于生命自由的信念。
在抵抗疾病的前线
宝镜的功能像涟漪一样不断向外扩展，越出它原初的边界，从照明和透视之类的光学用途，上升为穰除灾难的至尊宝器。据明朝陆粲《庚已集》记载，吴县一位姓陈的人士，拥有一枚祖传的辟疟镜，八九寸大小，凡是身患疟疾者，拿着镜子自照，就能看见自己身后附着一个怪物，蓬头垢面，身形模糊，一旦被照，怪物犹如受惊一般迅速消失，而疟疾则立即痊愈[11]。据说是因为疟鬼害怕看见自己形貌的缘故。这里隐含着一种深刻的神学判定，即一切妖魔都畏惧和拒斥反省。这种叙事企图从反面验证人的伟大性。
王度所持的黄帝宝镜，显然也具备相似的法力，当年，他以御史兼芮城令的身价，带着印信到河北去开仓放粮，救济陕东的饥民。由于发生特大饥荒，百姓饥饿、病痛缠身；蒲州和陕西一带则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可以说是祸不单行。
王度属下有个小吏叫张龙驹的，家中老少几十口人，都染上了瘟疫。王度非常同情这个属员，将宝镜暂借给他，让他拿回去为家人驱除瘟疫。张龙驹回到河北，连夜用魔镜映照身染瘟疫的家人，被照者都感到异常惊恐，说张龙驹拿着一轮月亮来照他们，而月光所照之处，冷若冰霜，寒彻五脏，随即又发热起来，犹如火炙。到了第二天晚上，染病者竟都不治而愈。此后他又籍此治好了大批病人[12]。宝镜的救世主身份，已经昭然若揭。
黄帝魔镜的其它神通，展露于隋朝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当时王度的弟弟王勣离家出行，遍游名山大川，随身就携带着这面宝镜。他从扬州登船渡长江时，忽然云暗水涨，风浪大作，摆渡的船工大惊失色，王勣手持宝镜登上渡船，向江中照去，顿时风息云收，波平涛静，江水变得清澈见底。后来他又乘船沿钱塘江口出海，当时正值涨潮之时，波涛轰鸣吼叫，几十里地外都能听到，王勣取出魔镜去照，潮水竟然如城墙般凝固屹立，不再向前，四周的江水闪出一道裂口，宽约五十多步，很像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时遭遇的情形。
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江水渐渐变得清浅，水中的鱼、鳖、虾、蟹纷纷逃匿，犹如看见了神明[13]。如果《宝镜记》的记载没有虚言，那么黄帝之镜就是一种特殊的灵物，它制造了大量奇迹，并籍此完成对尘世的拯救。它超越了铸镜者所赋予的坚硬命运。
宝镜之死和破镜重圆
尽管剑与镜是最亲密的兄弟，但与铸剑的情形截然不同，唐代以前的典籍里几乎没有关于铸镜的记录。宝镜的生成过程显得异常神秘，似乎在刻意拒绝世人的观察。只有《太平广记》中有过一则孤立的陈述，叙写扬州镜匠铸造“水心镜”时的奇异经历。
公元744年仲春，扬州城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神秘访客，声称可以指导铸镜。他们在铸镜工场里呆了三天三夜，而后神秘消失，只留下了一封书信，用早已废弃的小篆写成，上面是指导铸镜的条文，其中包括镜身的尺寸和镜鼻的形状，还附有一首偈语式的诗歌，赞美这枚尚未诞生的神镜的非凡魔力。5月5日正午，镜匠吕晖在江船上开炉铸镜，四周江水忽然高涨30多尺，如一座雪山浮在江面上，又有龙吟之声，犹如笙簧吹鸣，一直传到几十里以外，气象阔大，令人叹为观止。
这样的情形是非常罕见的，如果不是进献宝镜的地方官员——扬州参军李守泰故弄玄虚，那么它就是铜镜铸造过程的唯一实录。除此之外，宝镜的行踪、下落和归宿，也都罕有记载，难以测度。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几乎所有的宝镜都会从现身地点不翼而飞。有关它们失踪的记载，充斥着各种历史文献，由此引发了世人的深切疑虑。
古代观察家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解释，他们宣称宝镜不会久留人间，而是要自动远离尘嚣，隐匿到世人所无法企及的地方。《异闻记》用隐喻的方式，描述了镜精与主人的对白，他以托梦的方式感谢人类的厚待，宣称要弃世远去。数十天后，宝镜在匣中发出悲鸣，声音起初纤弱渺远，而后渐渐渐嘹亮起来，犹如龙吟虎啸。过了很长时间才平息下去。王度打开镜匣一看，发现宝镜已经不翼而飞 [14]。这是宝镜对抗时间的奇异方式。它飞快地掠过人间，仅仅在那里留下一些脆弱的记忆。
黄帝宝镜的结局，向我们解释了铜镜大规模失踪的原委。但这也可能只是宝镜主人的一种托辞。鉴于宝镜的珍贵性，它在济世助人之后，被永久收藏了起来，最后成为主人的殉葬品，与他们的尸骸一起长眠，在地下岁月的腐蚀中发锈，直至在盗墓者的手里重现天日为止。它是所有墓葬品种最常见的事物，大量残留在诸侯的墓室里，跟铜钱混杂在一起，。在那里些暗无天日的墓穴里，铜镜失去了光线的滋养，变得黯淡昏昧起来，却拥有着某种自我闭塞的不朽性。
但宝镜失踪的更大原委，却是由于它遭到了世俗生活的劫持，转而成为日常消费的俗物。从魔镜到寻常的镜子，从金属镜到玻璃镜，材料革命在逐步解决镜面反射率和镜像还原性的难题，但宝镜的神性也在逐步丧失，由方士的除妖宝器，转而成为道学家修饰仪表的器物、贵妇涂脂抹粉的妆具，进而成为平民女子的随身用品。
但在我看来，它们并未真正失踪，而只是在世俗化的历史中丧失神性，成为一堆平庸乏味的铜坯，用以凝视世人沾满尘土的面孔。为了防止给国家权力带来灾变，镜子被风水师逐出宫廷主殿，甚至还被逐出百姓的卧房。正是这种神学性退场，制造了宝镜失踪的严重错觉。
唐代孟棨所著《本事诗》记载，南朝乐昌公主与陈国官员徐德言，在国家危亡之际剖镜为约，说是一旦离散，每年正月十五到京城集市叫卖破镜，籍此互相搜寻对方，最后几经波折，果然如愿以偿，两人得以白头偕老[15]。在这个著名的典故里，镜子的语义发生了剧变。在国家动乱的岁月里，它脱离传统魔法，以“破镜重圆”的方式，艰难地维系着家族团圆的古老信念。
《太平御览》引《神异经》称，从前有对夫妻将要告别，破开镜子，各执一半作为爱情坚贞的信物。此后妻子与人私通，她手边的半镜竟然化为喜鹊，飞到丈夫面前报信，令丈夫知晓了妻子的背叛。后人在铜镜背面铸上喜鹊纹饰，其风俗就源自这里[16]。在上述故事里，铜镜依然保留着守望、辨察和鉴证的语义。它能够变形和飞翔，向受害者发出警告。但它所服务的主人，却从宫廷和官吏转向了平民。这是唯一的变化，却把铜镜带往了更加广阔而幽暗的世界。
我们已经痛切地看到，人间的团聚喜剧和守贞誓言，是以对镜子的分解为前提的。镜子被无情地剖成两瓣，分别被不同的人所掌握，只有这样，才能最后导向“重圆”的结局。但镜子是独立的生命体，在被剖开的瞬间，它的灵魂就已悄然死亡，并且无法在人事的聚散中复活。
在华夏文化体系里，破镜是一种罕见的隐喻，在器物的解体和重组上，寄寓着家园捍卫的语义。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宝镜在丧失神性语义的同时，意外地进入了日常生活的语境。这是铜镜神学的终结。宝镜死了，而镜子仍然在着，它屈从于曾经藐视过的事物，去映射寻常世界里的平淡容貌。
注释：
[1] 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五六》引《稗史类编》：《黄帝内传》曰：（帝）既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之用。又见唐王度《古镜记》：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出《太平广记》）。这两则记载可以互相参详。
[2] 《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二九三》引《述异记》：俗传轩辕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生蔓草。
1 据《金史·食货三》载，世宗大定元年，……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此即因铜钱荒缺而禁铸铜镜的例证。《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六·志八》亦称皇帝下诏“禁一切铜器，其铜镜今后官铸造，于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收买，于诸处兴贩去。” 此为铸镜权被宫廷垄断的证据，而究其原委，皆因铜钱匮缺。民间以铁代铜而铸镜，势所必然。但铁镜反射率更低，又难以打磨，实用性不大，故始终不能在民间推广。
2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照病镜》：叶法善有一铁镜，鉴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镜照之，尽见脏腑中所滞之物。后以药疗之，竟至痊瘥。
1 《太平广记·第八十五·异人五》引《玉溪编事》：前蜀嘉王顷为亲王（明抄本亲王作亲藩）镇使，理廨署（署原作置，据明抄本改）得一铁镜，下有篆书十二（按篆文列十三字，二字当是三字）字，人莫能识。命工磨拭，光可鉴物，挂于台上。百里之内并见。复照见市内有一人弄刀枪卖药，遂唤问此人。云：“只卖药，不弄刀枪。”嘉王曰：“吾有铁镜，照见尔。”卖药者遂不讳，仍请镜看。以手臂破肚，内镜于肚中，足不著地，冉冉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其篆列之如左（篆字略）。
[3] 《太平广记·第四百三·宝四·王度》：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
[4] 《太平广记·第四百三·宝四·王度》：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爱古，如饥如渴，愿与君今夕一试。”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无复脱隙，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度从其言。然后剑刀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
[5]《太平广记·卷二二九》引《王子年拾遗记》：周灵王二十三年起昆阳台。渠胥国来献玉骆驼高五尺，琥珀凤凰高六尺，火齐镜高三尺，暗中视物如昼，向镜则影应声。周人见之如神。灵王末，不知所之。《类说卷一》引《拾遗记》（今本无）亦记此事，但其细节有所出入：周穆王时，渠国贡火齐镜，大二尺六寸，暗中视之，如白昼。人向镜语，则镜中响应之。
[6] 《西京杂记·卷三》：（咸阳宫）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
[7] 《太平广记·第二百二十九·器玩四》引《松窗录》：唐李德裕，长庆中，廉问浙右。会有渔人于秦淮垂机网下深处，忽觉力重，异于常时。及敛就水次，卒不获一鳞，但得古铜镜可尺余，光浮于波际。渔人取视之，历历尽见五脏六腑，血萦脉动，竦骇气魄。因腕战而坠。渔人偶话于旁舍，遂闻之于德裕。尽周岁，万计穷索水底，终不复得。
[8] 《太平广记·第四百三·宝四·秦宝》：……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帝常以（方镜）照宫人，胆张心动，则杀之也。高祖悉（将宝物）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
[9] 《初学记·卷二○》引郭子横《洞冥记》：望蟾阁上有青金镜，广四尺。元光中，波祗国献此青金镜，照见魑魅，百鬼不敢隐形。
[10] 《太平广记·第四百三·宝四·王度》
[11] 陆粲《庚已集·卷四》：吴县三都陈氏，祖传古镜一具，径八九寸，凡患疟者，执而自照，必见一物附于背，其状蓬头黧面，糊涂不可辨。一举镜而此物如惊，奄忽失去，病即时愈，盖疟鬼畏见其形而遁也。世以为宝。
[12] 《太平广记·第四百三·宝四·王度》：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赈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莆陕之间，疠疫尤甚。有河北人张龙驹，为度下小吏。其家良贱数十口，一时遇疾。度悯之，赉此入其家，使龙驹持镜夜照。诸病者见镜，皆惊起云：“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光阴所及，如冰著体，冷彻腑脏。”即时热定，至晚并愈。以为无害于镜，而所济于众。令密持此心镜，遍巡百姓。
[13] 《太平广记·第四百三·宝四·王度》：（王勣）游江南，将渡广陵扬子江，忽暗云覆水，黑风波涌，舟子失容，虑有覆没。勣携镜上舟，照江中数步，明朗彻底，风云四敛，波涛遂息。须臾之间，达济天堑。……是时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涛声振吼，数百里而闻。舟人曰：‘涛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回舟，吾辈必葬鱼腹。’勣出镜照，江波不进，屹如云立。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水渐清浅，鼋鼍散走。举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后却视，涛波洪涌，高数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
[14] 《太平广记·第四百三·宝四·王度》：（王勣）夜梦镜谓勣曰：我蒙卿兄厚礼，今当舍人间远去，欲得一别，卿请早归长安也。勣梦中许之。及晓，独居思之，恍恍发悸。即时西首秦路。……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良久乃定。（王度）开匣视之，即失镜矣。
[15] 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偿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设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仍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
[16] 《太平御览·卷七一七》引《神异经》（今本无）：昔有夫妇将别，破镜，人执半以为信。其妻与人通，其镜化鹊，飞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后人因铸镜为鹊安背上，自此始也。
原载《时光》，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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