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屹立在国家博物馆北门的孔夫子雕像
孔夫子的幽灵，在天安门广场徘徊达一个世纪之久，而今悄然停栖在它的旁侧——国家博物馆北门，凝结为一尊身高达近8米的青铜雕像，以卑微的身量和喜悦的表情，仰望34米（一说37.5米）高的红色天安门城楼，说出浩大无声的颂辞。这种广场的东部边缘和外围的空间位置，以及造像的姿体语言，都包含着明晰的身份信号——他与其说是来自2500年前的道德尊者，不如说是拱卫现代国家的文化侍者。
从汉代开始，孔子就扮演了这种侍者的尴尬角色，几乎没有更改的余地。仅有的一次变更，发生于20世纪。就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吴虞和胡适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呼吁，鲁迅则进一步指证了孔教的“吃人”本性。50年后，毛泽东发动文革，再次喊出“打倒孔老二”的革命口号。天安门广场无疑是孔子的最大伤心之地。在他背后，越过博物馆的水泥墙体，孔夫子的对手躺卧在水晶棺里，接纳着人民的朝圣。他们之间的物理距离，不会超过700米；时间的距离，也仅有两个千禧年之多；而灵魂的距离，却远到以光年计算的地步。
孔子的脸上露出了侍妾般的微笑
天安门广场的符号布局，是一个类似国家领导人出场先后秩序的重大命题。在2008年进行的广场改造工程中，各符号（建筑物）之间的亮度比例关系首次被严格设定：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亮度指数为2，天安门城楼的亮度指数为1，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的亮度为0.8，毛泽东纪念堂的亮度指数为0.6。这个指数体系暗示了广场符号的等级秩序。孔子造像的亮度指数，应当在0.4以下。它是最黯淡的星辰，谦卑地点缀着这个庞大而华丽的符号家族。
孔子造像的安放地点，虽然未经专门部门审核，更没有得到“人民”的批准，却显然经过某种慎密的考虑。基于它不能改变广场的固有主题——红色中国的革命意识形态中心，所以只能被投放于广场的外缘。。但若把天安门广场视为一个“大”字（东西向的长安街为“大”上之一横），那么孔子像就只是“大”上的一点（“犬”）而已（梁煜璋语）。这种空间图式的汉字比附，生动揭示了孔子生前和当下的真实地位。在中国广场政治方面，孔夫子始终是一个卑微的角色。
唐代吴道子《先师孔子行教像》
然而，尽管孔夫子只拥有某种“犬式地位”，且没有举办任何隆重仪式，并因此呈现为半秘密状态，仿佛是一次历史人物对天安门的微服访问，但他的出现，事后还是触发了互联网民众的激辩，声讨和赞美的声音响彻云霄。就连浅薄的日本媒体都对此大肆赞美，以为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许多人已经发现，两种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并未获得真正解决。这是一个具有讽谕意味的场景：在革命终结之后，对抗的双方终于被重新放置在同一个空间。尽管孔子的地位比较谦卑，无法跟高大的主体性建筑对峙，但这种同一时空的文化并置，已经构成精神分裂的重大象征。
为了解决价值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焦虑，央视“百家讲坛”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笨拙努力，不仅为了一种文化接轨的“预热”，更是为了展开汉儒式的阐释，令孔夫子价值跟国家信念之间，产生良好的互补和互动的效应。一个名叫“于忠贞”的女人，再度扮演了“文化夜莺”的角色，以流畅、华丽而空洞的“心得”，把孔子塑造成服从性秩序（服从性伦理）、“软实力”和华夏文化的国际表征。
与此同时，这场新的文化造魅运动，正在呈现为一种可触摸的偶像形态。孔夫子雕像，近年来在中国各地大规模涌现，犹如唐代掀起的佛陀造像运动。除了天安门和山东曲阜，在清华大学、中国人大等京师学府和许多地方文化书院，以及文化部在海外设立的孔子学院里，各种孔子造像层出不穷。其面容千变万化，俨然是华夏老年男性脸型的全面展览。他的历史性复活，为中国雕塑家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但我们还从未看到过任何一尊夫子像，像天安门的那样，拱手而立，露出恭顺的谄笑，仿佛在接受最高领袖的城楼检阅，并喃喃地说出“万岁”的低语。
这无疑是一次极其成功的视觉改造。绥靖式的文化策略，比“打倒”和“砸烂”手法更为先进。读经运动和造像运动彼此呼应，仿佛是一场语言和视像的双重狂欢。但是要盘点一下漫长的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无论被打击还是赞美，孔夫子都只是帝国的文化二奶而已。他关于人的伟大信念，从未得到真正的理解与推行。
孔子夫妻木雕，现藏曲阜孔庙
孔子的文化孤独，主要来自下列三个方面：他的人本主义思想从未受到世人的正确理解；由于汉王朝及其御用儒学家的全面改造（误导性阐释），他被成功地用于捍卫政治专制秩序；他的先秦哲学同仁，总是遭到统治者的剿杀，令其丧失对话契机，而沉陷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西汉的先秦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由徒孙们掌控的文化复辟，它旨在把包括山海经和周易在内的所有重要典籍，全部纳入儒学的阐释权范围，最终结出了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硕大果实。被专宠的儒学，从此在文化领域形成强大的专制体系，跟法家在政治领域的专制体系，形成严密的结构性呼应，彼此成为对方的精密镜像。这种长达两千年的儒家文化专制，令其他所有重要学派，都只能成为它的附庸，甚至遭到无情的贬斥与打击。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症结在于，它没有试图瓦解这种儒学文化专制，让儒学降格到跟其他学派的同等地位，而是以“打倒”的粗暴方式来“营救”其他学派。但以儒家的方式来终结儒家，只能导致人们对儒家的更大同情，并为儒家在21世纪的卷土重来而埋下伏笔。孔子像单身进驻天安门，正是这种文化专制的回光返照。第四代儒学家们像捡了皮夹子那样奔走相告，以为“独尊儒术”的时代已经复活。
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主要阵地，其编辑部于1917年由上海迁往北平箭杆胡同6号，距离国家博物馆北门仅有4.6公里
如何在天安门广场正确树立孔夫子像，以完善广场政治的符号布局，这是个十分有趣的话题。孔夫子造像所站立的位置，应当在国家博物馆的西门，也即天安门广场的正东侧，而非现今的“犬式”地位；其次，天安门孔子应当跟老子和墨子并肩站立，而只有以三元并置的形态，才能真正完成文化多元观的表述，并制止武帝以来文化专制悲剧的重演。第三，孔夫子的笑容应当收敛，他的焦虑、哭泣和眼泪，以及他所承载的历史苦痛，比谄笑更有力量。
毛泽东跟孔子是文化仇敌，他毕生都致力于批判儒家，但他的纪念堂却跟国家博物馆成了近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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