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知道沙叶新这个名字，是因为话剧《骗子》。它取材于发生在上海的一个真实案例。1979年8月，《骗子》首次内部上演，受到大导演黄佐临先生的高度赞扬，又在他的建议下，改名为《假如我是真的》。
沙叶新遗照
当年，我刚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就学。77级政教系学生，根据《假如我是真的》剧情，在丽娃河畔的“思群堂”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模拟审判。现场座无虚席，就连过道上都挤满了听众。经过律师的有力辩护，法官当庭宣判“骗子”无罪。两千多名“旁听”学生，为这一结局给出了热烈的欢呼和掌声。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行为艺术”，它比话剧本身更具象征意义。
这部六场大戏，初步展示出沙叶新的戏剧才华。故事讲述一个诈骗犯，原为农场知识青年，受果戈里戏剧《钦差大臣》的启迪，冒充领导之子，利用权力游戏规则，说服地方官员，让自己成功调离农场并返回城市，找回差一点丢失的爱情。
《假如我是真的》剧本其后在台湾被改拍成电影，更夺得1981年金马奖数个奖项
很多年以后，我向沙先生讲述这段校园往事，就连他都为此动容。在中国戏剧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校园非话剧拓展行动，它改变了舞台剧跟学生之间的链接方式。
沙叶新的重要作品，包括《幸遇先生蔡》和《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
《幸遇先生蔡》（2008），剧名源于学者吴梅为北大校庆二十周年所写的校歌，意在演绎大教育家蔡元培的动人史迹。蔡投身激越动荡的新文化运动，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育理想，将北大改造成文化启蒙运动的营垒。剧本缅怀教育先驱的道德思想，字里行间散发着他的人格魅力，风格也由喜剧转为凝重。在香港演出时，据说场面催人泪下。沙叶新说，他希望这部戏能成为教育变革的火种。
《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1988），可以视为沙叶新的巅峰之作，这部后现代荒诞剧，跟他本人以往的现实主义风格大相径庭，亦跟当时流行的主流话剧也迥然有别，试图以戏拟《启示录》的修辞方式，反讽和解构现实，洋溢着浓烈的“黑色幽默”气息。
《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演出招贴
全剧描述耶稣、孔子和列侬作为上帝的考察团成员，分别代表基督教、儒教和摇滚教，从天界走向大地，游历世间，考查了两个代表性国家——拜金主义的金人国和强权主义的紫人国，寓意深刻。在这部杰出的剧作里，沙叶新揭示了人类面临的价值困境。
沙叶新说：“我是剧作家，以前剧作家叫‘作剧’，但我不是恶作剧，我是善作剧。”而作为一个称职和有尊严的作家，“敢哭敢笑，敢于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
本世纪初，我从澳大利亚回国定居，跟沙叶新老师相识，结下了忘年之交。由于他当时住在莘庄，彼此相隔仅几条街的距离，于是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密切交往。我们时常一起聚餐，在席间纵论政治、文学和艺术，他在美国时，我们偶尔也会通过电话长聊。他的正直、激情、犀利、智慧和幽默，总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曾挪用《幸遇先生蔡》之辞，戏言“幸遇先生沙”，沙先生听罢，大笑而去。
在私下的谈论中我获知，沙先生出身南京。他总是很自豪地谈论父母的小商人职业，历数他们从事过的行当。他们勤俭持家的美德，是他茁壮成长的温暖摇篮。
我们还会共同回忆母校的那些闲人杂事。1957，也即我出生的那年，他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22年后，我以数学两分的惊人成绩，混进了这所学校，因此有了一些共同的师尊、学长或校友，其中，女作家戴厚英，是我们反复议论的对象。她是沙叶新的同学，亦是我的忘年知己。作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她敢于忏悔，并为此写下《人啊，人》和《诗人之死》等反思之作。沙叶新嘲笑青年戴厚英“小钢炮”式的乖张性格，又盛赞她敢于自我批判的非凡勇气。他告诉我，在一次母校的聚会上，作为见证者，他亲眼目击了戴厚英为曾经批判人道主义而公开忏悔，并向昔日的批判对象——钱谷融老师当面致歉。沙叶新说，“我对一切在清算历史罪恶时，不仅挥拳控诉，也能扪心自责的人，非常敬重。”
沙叶新撰写剧本的音乐剧《邓丽君》在港台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巡演，引发轰动
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元旦，在程巢父老先生的祝寿餐会上。那时他已非常消瘦，声音明显中气不足。我当时就有不祥的预感。但他仍然表现出坚强而达观的意志，在席间指点江山，谈笑风生。途中我因有事而提前告退，不料那竟是一次永诀。而就在那次聚会半年之后，他住进了中山医院，从此再也没有返归家园。
2018年7月26日黎明，透过以“沙叶新和他的朋友们”命名的朋友圈，我获知了先生在医院谢幕辞世的噩耗，不禁泪流满面。他的一生，本来就是一出跌宕起伏的好戏，并拥有一个高风亮节的结局。他对心灵自由的捍卫，令他成为我和许多朋友的楷模。早在学生年代，我就是他的粉丝，后来有幸成为他的朋友，但仍然是他坚定不移的粉丝。毫无疑问，沙叶新不仅贡献了杰出的戏剧作品，还贡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就我而言，重要的不是表达人生无常的哀痛，而是要用心守护他的精神遗产。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2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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