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的主旨发言
非常高兴在这里又跟大家见面，作为一个半吊子的闽派批评家，其实我在这里是非常忐忑的，因为虽然父母是福建人，我却出生在上海。我父亲是武平人，母亲是莆田人，那都算是福建人，但是我又被人算做海派，所以，我身上体现了一种多元的样态。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根在武平客家，我的性格里，好像有明显的客家人特点，但我的思想和我的想法可能会跟福建老乡不太一样。
我非常赞同谢冕老师关于“少年中国”的说法。 谢冕老师仍然保持着他的青春活力，这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八十几岁，我们到这个年龄，能做到这样吗？真的非常难，我们都提前衰老了。而且，我也非常赞同晓明刚才对于中国文学的高度评价，但是我要稍微做一些调整，我觉得它不是一条笔直向上的直线，不是一个持续的牛市，而是曲线的过程，是牛市和熊市交叉出现。我是这样来分析文学经验的——或者说文学本身的一种继承。
第一个时期我称之为“乳头期”，我把中国文学想象成一个哭泣的孩子，他一直在寻找形而上的母亲。从朦胧诗，从舒婷的诗歌里，可以大量看到这种意象，对吧？寻找祖国，寻找形而上的母亲。在小说《伤痕》里，我们看到女主人公失去母亲，又寻找母亲，最后没有找到，因为她已经死掉了，然后女主角走向华灯初上的南京路，看到了新的光明，看到一个形而上的母亲的出现。这是文学第一个时期给我们的重要信号。它疗愈了很多中国人的创伤。当然这疗愈期是漫长的，我觉得是顾城之死，给伤痕文学时代画上了令人惊悚的句号。
第二个时期是“粉刺期”，我脑子里的形象是一个长满粉刺的叛逆青年，这就是85、86年的中国先锋诗歌和先锋小说的崛起。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有一个非常宽松的政治环境。有一次开会时我跟朱厚泽先生说，我们当年之所以能够走上文坛，都是因为他的功劳，他很谦虚地说，不是他，而是耀邦同志的功劳。无论如何，我们拥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让我们这些叛逆青年没有被扼杀掉，并且得以茁壮成长。
第三个时期是“肌肉期”，不用说，中国文学走向了成熟，开始秀肌肉了，正如刚才晓明所描述的状态。这点是无可厚非的，这个我不想多讲了。
第四个时期我强调一下，其实谢冕老师刚才讲了一点点，欲言又止。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养老期，也就是“拐杖期”了，文学正在迅速老去。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的第一个原因，是作为疗愈工具，它已经被影视、游戏这些其他媒介所代替；第二，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优势没有被充分利用，文学跟这个遗产基本上是断裂的；第三，从全球化的范围看，文学都在发生普遍的衰退，就连诺贝尔奖的评选机构，都出现了严重的伦理危机；第四，文学的后发优势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某种后发劣势。
这里我要讲一下杨小凯的理论，作为唯一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经济学家，他非常重要的理论叫后发劣势理论，正好跟今天我们讲的后发优势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他的著作。我借用他的概念来谈，什么叫后发劣势呢？我一直在强调，华夏农业文明已经死亡，它所依赖的所有文明要素都不复存在。它的精英——地主已经消亡，它的宗族制度也已经瓦解，甚至它的农民都已经离散，他们进城打工后，土地被大规模抛荒。就以黄山脚下的美丽、和土地肥沃的休宁县为例，今天的抛荒率达到93%，这是非常惊人的数据。农村和农业虽然已经衰退，但它仍然还在，而农业文明却已经死亡。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一种什么类型的文明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扇大门，让西方文明的影子，投射到中国华夏文明的废墟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明，我称之为“投影文明”。投影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学习、克隆和山寨。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基本现实。
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学所扮演的角色。刚才晓明提到的非常好，我们的乡土文学获得最大的成就，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记忆来表达已经死亡的农业文明的经验，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文化记忆库存。但另一个方面，走到今天以后，我们也看到后发劣势，所谓后发劣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投影的过程当中，文学始终处在模仿的状态。我记得我们的这些作家包括我本人，都是在模仿西方文学的路上走过来的，包括我周围的那些的先锋作家，我们不就是模仿着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等，一步步走过来的吗？投影文明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模仿，它决定了中国工业1.0版的基本特色，也决定了中国文学的早期的基本特征，它们是同一个逻辑的产物。
但我们随后就慢慢从纯粹的模仿当中走出来，走进2.0版，我们开始学会把自己的个人经验、民族共同经验，现实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等等，融入模仿的进程，当代文学由此走向了成熟。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发现，某种投影文明的后发劣势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不是特别乐观，今天这个状态，文学的模仿，包括我们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其实并没有带来实质性改变——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边缘化地位。我不太同意刚才晓明讲的5000部长篇小说的概念——虽然我也贡献了其中的一部——数量论和GDP论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它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种强调数量的做法，反而助长了文坛的机会主义。大家忙于出书和评奖，忙于评定职称、提高工资，忙于推动作协机构的行政扩张。各种腐化也在涌现，跑奖和买奖的新闻时有耳闻。但真正的独立作者，其实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他要么向商业投降，变成纯粹的商业作家，以大量的市场份额，加入到作家富豪榜的评选行列。在纯文学作家的路上，他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
除了少数杂志像收获，已经号称“千字千元”，但也只是个别作者的狂欢，大多数省级文学刊物的稿费，到今天为止还如此之低，作家又如何能养活自己？他不得不去跟作协换取职称和工资，来解决自己的身份和日常生活开销。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社会总体财富已经上升到如此程度，我们甚至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纯文学作家无法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好像最近有个新的规定，要提高一点稿酬，但我仔细一看，这个提高的幅度非常可笑，跟通胀的速度和比率没法对应。这是我的一个忧虑。我希望这种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应该也是有的），两者最后能够达成平衡，甚至后发优势最终能够战胜后发劣势，这是我的小小的希望，但说了等于没说。
最后，我想讲的是，所有的文学经验本质上——就像刚刚所讲的——就是幻觉。拉康更悲观，他认为没有所谓的所指，所有的文学写作，你们制造的人物、形象、小说文本，统统都是幻象，用后一幻象取代前一幻象，于是文学史就变成一个幻象的链条或网络。而且我们现在还看不到那个终极幻象的出现。它屹立在那个我们无法看见的未来。
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已经看到了上一个时代的终结。今年很有意思，是四十一周年，但如果按照78年算，应该是40周年，如果按77年来算，那就是四十一周年。无论如何，它都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明年2019年，而9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循环奇数。明年也许会有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为什么？无论是中国的现实经验，还是中国文学经验，都到了转换的节点。我们站在了过去和未来的门槛上，我们眺望着难以预测而又令人不安的未来。
谢谢大家。
2018年10 月13日
（本文为发言录音的文字记录，发表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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