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青砖构筑起来的上海“新天地”，是“想象的东方”的一个杰作
与“旧天地”截然不同，用青砖构筑起来的上海“新天地”，是“想象的东方”的一个杰作。作为蓄意构筑的殖民地符号体系，它响应着游客的异国地理趣味。尽管建筑外部构型和内部功能产生了惊人的冲突，但这似乎并不妨碍西方游客的流连与穿越。他们既从视觉上消费了一个东方文化图景，也获得了西方式的舒适服务，这是发生在一个被圈定的怀旧孤岛上的双重享乐。东方符码和西方符码在这里被加以鸡尾酒式的混合，然后散发出后殖民主义的虚假而自相矛盾的气味。
东方符码和西方符码在这里被加以鸡尾酒式的混合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古怪的事实：青砖高墙构成了“新天地”大面积的视觉主体。紧闭的百叶窗强化了这种自闭主义倾向。那些青灰色的砖块言说了拒绝。它的语义就是阻挡、推却和隐藏，就是要把游客制止在它的面前。迫使他们屏住视觉的呼吸。高墙终结了前进和深入的欲望。而镶嵌其中的玻璃门（它们被用来替换传统的木质黑漆大门）却是吸纳、接受和公开的，它吁请着路人的进入。这无疑是精神分裂的语义。它的双重性构成了针对游客的诡计，一方面利用夸张的墙体制造神秘和矜持，点燃他们的消费欲望，一方面又透过玻璃门向游客开放，向他们审慎地提供观察和进入的通道。这种状态就是对“新天地”双重人格的含蓄揭露。
不妨让我们先仔细阅读一下石库门青砖的本文。这是一种江南民居的基本构材，它是乡村化的物理表征，和缓慢生长的青苔融合在一起，标定着久远的年代、岁月和模糊的记忆。迄今为止在民间流传的最古老青砖来自秦代，距今2000多年；它同时也是明成祖修葺长城的基本材料，其上叠加着各种暧昧的历史语义，坚硬、凝重、冷漠、收敛、含蓄、闭抑和静止。它的工艺加深了其感知上的特征。在烧制过程中，那些在火焰中一烧到底的成了红砖，而那些被淋过水的则转换成了青砖。这种青灰色成了东方主义的标志色。
青砖的数字化复述构成了墙体
青砖是火与水密切合作的产物。它是一种水性的耳语和泥土的轻微呼吸，悠久地座落在东方的水畔居所里，继而又构筑着早期现代都市的民居风景。它吸收着雨水、露水和人体的血气，变得更加温润寒湿起来。青苔是它的生命化的表情。在青砖的表意体系里，蕴含着土、火、水和金（决定砖色的铁质）四大元素的隐秘联盟。
“石库门”的语法就是东方的自我复述，即从一块青砖转向另一块青砖的简单书写。这种复述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矩形物体在一个立面上的增殖和扩展。它的数字化复述构成了墙体，再由不同的墙体构成了石窟门建筑的主体。这种三层结构的语法有时是相当精密的，仿佛是一个数量增长的序列游戏，构筑着一种单调而冷漠的立面。它甚至没有爬山虎或常春藤之类的藤蔓植物加以修饰，以便它的风格能够更加柔和。这是东方主义范畴下的集权秩序的隐喻。从墙体的表面浮现出了封闭的威严。
新天地也是“二度书写”的产物，或说是一次语义的历史还原，也就是用跨国资本把石库门建筑从贫民窟的语境中拯救出来，把它推向其原初的状态，复原它在二、三十年代作为富有者家园的语义。共产主义革命把富人驱赶到了历史的尽头，这个二十世纪早期的“富有”象征一度遭到肢解和零碎化，变得分崩离析，日益趋向于自身的反面，成为阶级贫困的标志。而现在，它又在香港富豪的资助下卷土重来，变得更加庄严凝重，卓然大方，并且要从中穷尽资本意识形态的神话书写。
针对旧语义的上述复兴，一个居住在新天地附近的居民如是说：每天他从窗口眺望着被霓虹灯照亮的“新天地”，心中就充满着难以言喻的仇恨。他面对着彼此交织的本文和影像，被那些陌生的身体、面孔和语言所周期性地激怒。这是遭受金钱剥夺了消费权力的痛切感受。但仇富者的叫喊，被吞没在流行歌舞的尖锐乐音之中。
青砖主义的建筑语法制造了旅行者的一种消费错觉，即他正置身于一个东方化本文的核心。然而，“新天地”不过保留了石库门的外观而已。在其内部，那种四合院式的标定尊卑、主次、上下、长幼的伦理结构遭到了彻底颠覆。取代它的是舞台、楼梯、平台、包厢和观众席，它们聚集起一个庞大的歌舞演出和红酒消费的情欲空间。石库门只是一个抽空了词语外壳，而被重新填写以现代享乐的浓烈语义。它有一个新的权力支点，那就是金钱。它在金钱的鼓舞下变得生气勃勃。所有的游客都从这里获得了一种消费的虚假尊严。它由权力转化而来，却比权力更加蛊惑人心。
位于新天地的豪华KTV歌厅，美女如云，豪客踊跃
越过那些向灰色倾斜的青砖外墙，都市的光线戏剧性地照亮了石库门访客的面容。他们不仅是西方或港台的旅游者，而且还包括本土中产阶级和寻常市民。但奇怪的是，后者对这片风景的感受是截然相反的。他们没有接受青砖的历史语义，却把“新天地”当作了“西方想象”的产物。他们的消费意图来自于对石库门的另类文化记忆。在殖民地时代，它曾经是摩登主义的广泛符码，与徐志摩、张爱玲、施蛰存等的小布尔乔亚叙事密切相关，隐喻着西方现代性的登陆与扩张。
这种“西方想象”的样板在新天地四处可见。陈逸飞的店铺（逸飞之家）就是强行插入青砖体系的另一种西方碎片。有限的光线、明亮的玻璃、精致的器皿和空间的秩序，组成了一个后现代布景，它的玻璃化的简洁气质和它内在的人文空洞性融合起来。它是一个伪文化的精美样本，代言着“新天地”乌托邦的资本神话。
画家兼商人陈逸飞投资的店铺“逸飞之家”，在他去世之后，依然在新天地亮着灯火。
但它却是自闭和审慎的。跟陈逸飞商业绘画中的江南轻灵女子截然不同，表情僵硬的玻璃化女职员，小心分辨着西方消费游客和中国观光者的差别（后者意味着消费的不可能性），并据此对进入者采用相应的对策。和玻璃的气质彼此呼应，冰冷、漠视、阻止，或是出示一种职业化的微笑。它的矜持性和势利性暴露了上海经营方式的资本主义特点。而这正是西方主义中最真切的部分之一。
“新天地”的青砖意象和玻璃意象的这种交织性书写，竟然同时产生了两种事物：中产阶级的西方神话和海外游客的东方神话。它们在那个地点被双重地书写。这就是它受到消费者广泛欢迎的原因。它是上海的一个缩影和代码，像当年的孟买那样，代言着上海所拥有的政治语义，向人们说出“上海是西方的上海”的意识形态法则。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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