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时间轴线上留下了一个鲜明的记号。这意味着现代化运动和城市改造浪潮的涌起。大批新式公共建筑和住宅群落在城市里诞生，并且在1997年至2003年间中。中国城市的灰暗容貌，突然变得年轻和生气勃勃起来。
这是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范例：地方政府以高度集权的方式，在短期内完成地方银行融资和民间集资，对大面积旧屋及其居民实施强行拆迁，雷霆般地推行城市改造规划，征调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民工，夜以继日地打造新建筑。整个中国成了超级工地，它所扬起的灰浆和尘土，在地球上空形成了巨大的烟云。在长达40年的等待之后，建筑大跃进浪潮涌现于新世纪的天际。
上海高楼组合图（作者不详），从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权力美学的空间意图
在这场城市现代化运动中，强大的、高度集中的、无可置疑的行政威权，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它省略了公民投票、专家评审、议院批准程序、民事诉讼和艰难募集资金的过程，以低廉的征地、材料和时间成本，粗暴地制造出城市变脸的奇迹。官员是诡异的魔法师，而权力则是“点石成金”的魔杖，它在陈旧的画布上作法，令城市迅速崛起，放射出现代化的迷人光芒。行政威权在现代化运动中的这种强大功能，使所有海外观察家都感到惊讶。2001年4月，时任台北文化局长龙应台访问上海时宣称，你们的确制造了奇迹，但在这种奇迹的背后，我看见的只是强大的权力。这是一个台湾文化官员对中国新建筑浪潮的直观印象。
在我看来，威权不仅是塑造城市的强大动力，也是决定城市风格样式的“看不见的手”。它以美学的名义支配着现代化的向度。这种权力美学继承了前朝政治领袖的信念，试图让中国民众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尺度、大体量和大景观，是衡量建筑的唯一美学尺度，也是评判官员政绩、经济发达、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的主要尺度。
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一座日晷式建筑，它是“时间开始”的权力标志。
在北京，作为最新权力象征的“中华世纪坛”被打造起来，它是朱棣式的日晷符码在水平面上的一次剧烈放大；在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成为新的权力地标，拥有类似艾菲尔铁塔的粗壮钢架。在古典权力美学和西式权力美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城际建筑竞赛，并且要为其它城市的现代化改造提供样本。就连最贫困的地县级城市，也卷入了这场权力美学的超级竞赛，企图在自己的领地上打造新的权力纪念碑。在短短几年之内，政府行政建筑成为每个城市里最豪华的景观。加上宽阔的主街、中心广场、及其标志性雕塑、用玻璃幕墙构筑起来的银行、电讯大楼和超级市场，它们的宏大性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地方政府行政大楼和中心广场，在新建筑浪潮中扮演了非凡的角色。它们对偶地组成了城市的宏大意象，以象征威权的广阔无边。浙江嘉兴市的政府大楼是这方面的范例。庞大的办公楼群前端，是占地辽阔的“亲民广场”，其面积可与上海人民广场媲美，尽管风格过于空寂清冷，却又执意要叙写着政府与民众的蜜月。
但在对它深究之后就会发现，它远离居民聚居区，却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抵达，也没有座椅和遮阳凉棚供人驻足休息，平民置身其间的唯一感受，只能是个人的渺小性和无力性。几乎没有市民从那里经过，更没有游客在那里流连忘返。这种情景无疑是对“亲民广场”命名的一个建筑学讽喻，宏大空间拉开了执政者与民众的距离，令豪华的官府变成一座权力孤岛，矗立在光裸的水泥地坪之间，从而完全丧失其“亲民性”。在权力的尺度被大肆炫耀之后，人的尺度遭到了蔑视，但权力美学演绎的结果却恰好相反――正是蔑视者本身遭到了民众的蔑视。在这方面，上海人民广场有着较好的口碑，这是因为设计者用绿地分割了原先过于庞大的空间，并且安置座椅，放养白鸽，鼓励民众喂食并在这里放飞风筝，籍此叙写城市休闲的母题。
工业化的权力美学，还显示出对泥土、树木等一切自然形态的敌意。在实施空间征服的同时，隆隆的混凝土战车碾过芬芳的土地，把它变成坚硬的板块。它大肆砍伐树木，在所有泥土上涂抹灰浆，把弯曲的河流变成僵直的水渠。早在圆明园水体铺设防渗薄膜之前，中国城市已经完成了铺设防渗混凝土的浩大工程。
尽管权力美学不断面临强烈的批评，但它并没有停终止和反省的迹象。它不仅要尽其可能征服广阔的空间，而且要全面推广那些由朱棣钦定的帝国符码。我们看到，权力意象在中国大地上繁殖扩散，一直渗透到那些民不聊生的村落和小镇。
重庆忠县黄金镇的仿天安门建筑
重庆忠县黄金镇所建造的办公楼群，翻开了中国建筑史的诡异一页。这栋耗资500万元的宫式建筑，大胆克隆了天安门城楼，俨然后者的一个缩微镜像。“天安门”两层主楼雄踞于山腰之上，，拥有红墙、黄色琉璃瓦和拱形大门，屋檐下挂着大型国徽（模仿人民大会堂），拱门黑色方形牌上写有镏金大字“大会堂。依山而筑的台阶，分为6层111阶，以拱门为中轴线，两旁分列着对称的6幢房子，作“王”字形排列，而“天安门”主楼，就是“主”字上的一“点”。按照字形学的传统解释，“主”字上部的一点，正是乌纱帽和王权的象征[ 参见《外形酷似天安门?!黄金镇政府举债建四百万办公楼》，重庆日报，2004年12月29日。《重庆黄金镇政府办公楼外形酷似天安门被调查》，南方周末，2005年1月27日。]。所有这些符码都来自朱棣的世界。在社会主义村镇叙事的尽头，出现了旧王朝的高大身影。
这种被帝国权力符码打造出的公共建筑，向我们炫示着权力和资本的存在，却大大超越了小镇本身的财政能力，与人民的幸福毫无关系，相反，它只能建立在对农民土地的侵占和利益的盘剥之上。黄金镇政府为了打造“形象工程”，不惜竭泽而渔，挤占公共道路，继而强征村民土地，拒付征地补偿费。至今还亏欠农民和建筑公司费用160万元。
这个小镇的民众年收入1000多元，只能依靠外出打工维系最低限度生活。他们居住在光线黯淡的陋室，每天行走于泥泞的道路，而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在简陋的屋棚里高声诵读着颂诗般的课文：“北京真美啊！我们爱北京，我们爱祖国的首都！”（引自《北京》，《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他们的生命像脆弱的烛火，闪烁在众官庆典的黄昏，成为权力美学的脆弱花边。
但黄金镇政府的“天安门”不过是一件无耻的仿作，它抄袭了朱棣的天才构思。第三代权力美学并不仅仅是朱棣精神的复制，它还要全面引入资本主义的美学信念。在纽约、伦敦、巴黎、悉尼、东京和汉城，资本主义已经推出了无数个现代化样本，它们是用钢铁和水泥打造的通天塔，显示着国际资本的巨大权能。这种发达资本主义的建筑样式刺激了第三世界官员，逼迫征服者把视野从原先的广度（水平扩张）转向了高度（垂直扩张）。
中国的城市现代化浪潮，从一开始就锁定了高度上的伟大语义。在这种建筑物的崇高顶部，隐藏着严重的第三世界焦虑。那些精心仿造西方建筑的高楼，是各地政府的政治名片，用以证明其在“现代性”和“全球化”方面的伟大成就。那些崇高的物体成了喻示政治崇高的代码。
北京最初要跟上海争夺第一高度，并在2003年公布了世界第一高楼的规划，但后来却理智地退出了角逐，因为它在广度上已经拥有无可辩驳的优势。此举令上海稳坐中国最高城市的宝座。上海在九十年代掀起超高层建筑狂潮，短短数年之内，市中心就打造起3000幢18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在浦东陆家嘴，除了现有的中国第一高楼金茂大厦之外，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业已破土。这个高度充其量只能是亚洲第一和全球第二，因为美国新的世贸大楼设计，将把其高度拉升到541米的高度，令所有现存的和计划中的高层建筑相形见绌，它旨在跟台北和马来西亚争夺世界第一高楼的称号。权力美学第一次卷入了国际性的高度竞赛。
官方媒体记者满含喜悦地报道说：“上海长高了！”这随后变成小学生的作文命题，由此掀起了一场儿童书写运动，用以赞美权力美学的伟大成果，那些张贴在互联网上的作文，散发出权力崇拜的天真气息。
建成后的上海中心大厦，成为中国最高建筑
目前上海中心城区内环线以内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是东京的3倍，巴黎的1.74倍。但这种疯狂的高楼运动近年来得到了部分遏制，其原因在于北京和上海均发生严重的地面沉降，同时，大密度的聚居，在上海引发严重交通障碍和空气污染，在广州则形成严重的热岛效应。都市综合症已经深入膏肓。这些后果迫使地方政府开始放缓高楼建设的步伐。
权力美学的“空间算术”，要求计算权力的空间体量，并且尽可能在高度和广度上实施扩张；在另一方面，权力美学还拥有自己的“时间算术”，那就是追求城市发展的速度、变化和“日新月异”的惊奇效果。“大跃进”的时间模式，跟权贵资本主义的时间模式，有着惊人的同构性。在转型时期，这种“时间算术”仍然是各地官员的美学指南。
“时间算术”是一个含义复杂的算法体系，它导源于行政官员的职务轮换－退休制度。这种权力关系的短暂性，引发了严重的职务焦虑，也决定了建筑的时间算术的高速法则。与皇帝的日晷（代表永恒的轮回）不同，官员的时间表犹如倒计时的秒表。每一任官员的在任时间是如此短促，以致他想要在自己任期内实现所有“规划”，就必须再次动用“大跃进”的模式。高速的美学原则就这样被打造起来，成为描述城市特征的核心尺度。
这种“时间算术”至少包含三种内在的矢量：1、炽热的新国家主义信念：这曾经是那些廉洁而富有理想的官员的精神动力，但其中也隐含着对历史遗产的严重蔑视；2、作为政绩考核指标，日新月异的城市成了权力爬升的阶梯；3、权益分配：在职位所能笼罩的范围内，尽其可能地推进权力寻租，在规划设计、土地批租、工程招标等程序上完成权力与资本的利益交易。在所谓“美学”的称谓背后，叠加着政治哲学、官场登龙术和权力经济学的影子。
然而，无论使用怎样的“时间算术”，被高速法则推动的城市叙事，必然充满着残酷的颠覆和断裂。它一方面急切地修订着城市的旧貌，促使其获得现代性嘴脸，另一方面，它藐视建筑的传统价值，拒绝文化的堆积与传承。在大规模拆迁过程中，时间的暴力迸发出来，无情撕裂着历史的文脉，令城市改造沦为严重的文化自宫运动。在“长高”了的新城的脚下，践踏着旧城文明的尸体。主管官员的职位时间表，就是历史建筑的头号敌人。
在这样的“算法”支配下，大批珍贵的文物级老宅遭到灭顶之灾。在北京，中南海旁侧的南池子胡同，在专家和媒体的抗议声中化为废墟；在上海，无数石库门住宅和工人新村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在南京，中山陵附近（紫金山麓）的树林，面临大面积砍伐的厄运。这些众所周知的个案，描绘了权力美学在摧毁文化遗产时的冷酷表情。
颠覆式的权力美学，是空间解放的力量，奋力开创着世界的全新面貌，但它却无视居民和老建筑的情感联系，无视人的生活经验与记忆，无视旧建筑与历史文明之间的表意关系，也无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这种时间算术几千年来始终支配着中国人的灵魂。只有权力才会对另一种权力的遗产感到恐惧。正如项羽对秦朝宫阙的大肆焚毁那样，每一个新王朝的本质，总是建立在对前朝建筑的毁灭之上。正是这种“项羽逻辑”导致了中国历代建筑的彻底覆没。在某种意义上，被拆毁就是中国建筑的本质。而我们至今仍在接受这种叙事逻辑的统治。它阻止我们在都市里寻找记忆的踪迹，甚至毛时代的建筑都无法逃脱覆灭的命运。
浦东陆家嘴超高建筑群，它们既是空间胜利的标志，也是时间飞跃的标志（摄影L朱大可）
2004年的盛夏，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位于南京东路上的上海友谊商店遭到拆除。最后一座新国家主义单体建筑，崩溃在建筑大跃进的前沿。上海友谊商店建于1958年，又作为“不宜保留的建筑”，被拆除于2004年，其理由是与外滩天际轮廓线及外滩风貌保护区建筑整体风貌不协调。这是历史建筑保护中发生“美学歧视”的一个范例。崇拜殖民地建筑和歧视新国家主义建筑，已经成为官员、专家和民众的“共识”。但就历史保护的基本准则而言，“丑陋”和风格上的错位，根本不能成为颠覆的理由。文化遗产没有美丑之分，因为遗产的保留并不仅仅是为了美学鉴赏，更是为了留下历史的记忆。
这幢大楼曾经是上海民众眺望西方文明的唯一的橱窗。在风格呆板的建筑物背后，留下了关于物质匮乏年代的回忆。这是20世纪人民记忆中最微妙的部分，包含着整整一个时代的痛苦和欢愉。而在它终结的地点，权力叙事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新的长征。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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