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留园：江南园林的经典之作
中轴线的挫败
江南园林的咫尺山水，引发了一场伦理—美学的变革。这是明清以来士大夫的最激烈的叛乱。它的造反从中轴线开始，终止在幽秘花园的深处。
中轴线，最初只是某种宇宙线，用以标示子午（N极到S极）两极间磁力圈的中心位置。它是天人合一的地理学基础，被皇家天文学家所揭示，而后逐渐演变为极权线，成为帝国都城格局的权力基线。朱棣营造的紫禁城，在中轴线上堆放了所有的重要政治建筑，犹如木匠沿着自己划定的墨线行走一样。皇家建筑师们洞悉中轴线和权力的逻辑关系。毫无疑问，中轴线就是拉长的皇帝意志，划出皇权的逻辑起点。它是威严的父亲，以及父亲身上的宝石腰带，维系着帝国的政治理性。
北京城地理轴线的痕迹四处可见
权力线的这种坚硬属性，在帝国中后期被逐渐柔化，转而成为一种美学线，用以表达更为单纯的对称信念。城市和陵墓，帝国之父投射在大地上的影子，像其躯体一样完美无瑕，左右两侧分列着钟楼和鼓楼、东门和西门、东单和西单、左阙与右阙等等，犹如大殿上分列两班的朝臣。所有这些节点对称地分布在中轴线两侧，成为向外延伸的肢体或器官。中轴线维系着某种二值逻辑，也就是阴阳术框架里的平衡。这是一种关于秩序的国家主义趣味，它成双成对地自我繁殖，从两边密切拱卫着轴心。
从宇宙线、权力线到美学线，中轴线的进化历程。是北方城市规划及其四合院建筑的灵魂。它是国家主义的最高原则，并且要摧毁一切解构的企图。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江南园林实施了这种隐秘的解构，并且令整个文明出现严重的非对称景象。
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地理灵魂
江南园林要拒绝父性权力的指令，放弃生硬的几何理性，转而接受自然的感性指导，沿循地貌的天然形态，去构筑全新的家园面貌。这是一次文人与自然的和解，同时也是对国家建筑信念的失贞。极权主义的轴心被抽空了，建筑被还原到文人画的散点状态。像宋元兴起的水墨山水画那样，在同一座园林里，戏剧性地涌现多个中心，彼此独立、连接、呼应、疏离。甚至连主体建筑（居室、亭堂和书房）都退向了边缘。大多数园林的中部是水体，但它不是父权的中心，而仅仅是那种被居住者亲偎的母体。它是自然母亲的隐喻。一座木桥从上面曲折地越过，仿佛是通往子宫的小道。
二元生活和分裂的智慧
遍查古代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江南园林都是由高中级文官（现职或退休）所营造，这个事实旨在向我们透露它的建造动机。在朝廷或地方衙门的权力中心，话语围绕专制国家主义理念展开，而在园林式家居里，话语却鲜明地转向道家自由主义。这正是双重话语的标志。中国文官体系，至今还保留着这种人格分裂的遗传特征。尽管政务肮脏、宦途黑暗，但大多数文官的分裂，却不是人格的疾病，也不是为了蓄意制造对抗，而只是维系一种互补的格局。人藉此得以二元地生活。这种寻求自我分裂的智慧，就是维系东方社会运转的心灵秘密。
在中古晚期，文官集团的二元化策略奏效了。朝堂政治和家园生活被彻底分解，推入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区域。跟所谓“大济苍生”互补的“独善”信念，是阳明心学、老庄道学和大乘禅学三者交媾的产物。在“独善自由主义”指导下营造起来的家园，不再是简单的家庭容器，而是一座人工打造的隐逸山林、一个被模拟和缩微的自然界、以及用各种文化符号堆砌起来的象征体系，它们要收藏所有非国家主义化信念及其器物形态。
（明）仇英 《春夜宴桃李园图》
那些高耸的墙垣，抑或环绕在四周的外围民居，遮蔽了窥探者的视线。有的园林体量和容积很大，却故意把门庭弄得狭小而寒伧，仿佛一张细小的嘴，说出卑微的声音，藉此制造政治骗局，以避过监察御史的犀利目光。而在表情低调的园门背后，遍布着物质和精神的财富。越过园林的窄门，一种宽大的生活已经降临。苏州留园就是一个范例，但它却被后人阐释成“先抑后扬”的美学骗局，也就是利用前庭的狭小来反衬全园的阔大气象。这种美学阐释根本无法触及园林的本质，反而制造了可笑的文化错觉。
园林生活的诗意场景
长期以来，“家”一直在向“园”的方向缓慢爬行，走过近一千五百年的漫长时间，而在明代突然飞奔起来。鉴于某种日常修辞的需要，民居建筑期待着符号化革命，家园将籍此向它的最高形态——园林大步飞跃。而在革命之前，一场器物大爆炸已然爆发。
基于工商业和中层市民生活的繁荣，器物复兴的年代降临了，各种从未有过的物体闪现在明清两代的市井。建筑、家具、漆器和丝绸愈发精致，市民口味变得日益挑剔、餐馆厨艺技术突飞猛进，性感受及其做爱技巧纤细入微，一种享乐主义的风潮，席卷整个江南，令一向被视为文明标本的唐朝都望尘莫及（参见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中川忠英编著，方克、孙玄龄译《清俗纪闻》，中华书局2006年版）。
郑和舰队和传教士携带的奇异器物，也汇入了本土器物增殖的洪流。各种异国香料、珠宝和小型器皿从宫廷里流散出来，成为民间收藏的焦点。自鸣钟分割了时间，而地图则分割了空间；玻璃家族的事物（近视眼镜、望远镜和玻璃妆镜等）改善了华夏民族的视力；那些南洋传来的香料，融入了色泽淡雅的丝绸，令女人们变得更加性感。整个江南都弥漫着欲望的香气。
另一方面，士大夫的感官机能，也日益敏感和精细起来。他们是一些过敏、好色和富有艺术趣味的文官，渴望在峻切的朝政之外，另辟一种享乐主义的生活。但政治身份阻止了官员在市民社会的公开放荡。他们向往自由，却拒绝退隐乡村和山林，而是图谋在家园内部盘桓，探求一种象征主义的道路。家园和外部世界的界线被抹除了，形成家园一体论的奇怪格局。这种经过禅宗洗礼的游戏哲学，彻底修改了园林空间的本质（参见赵柏田《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中华书局2007年版）。
苏州明清园林：士大夫的游戏生活空间
江南园林不是种植花树的寻常园地，而是精心构筑的多重文化布景，是家园、书斋、市井和自然的四重奏。这其实是一种折衷主义的策略，也就是指望在同一个时空里占有四种生活。其中卧房属于家园，戏台属于市井，而棋阁、水榭和书舫更接近书斋，假山、池塘和林木则象征着自然。它们分布于不同的院落，被曲折的回廊所隔断与连接，形成一个彼此呼应的混合舞台。宾主们越过山峦、河流和曲径，诗意地跋涉在自己的家园，选择操琴、弈棋、赋诗、书画、演戏、歌舞、宴饮和狂热地做爱，在自由放浪的状态下，展开关于存在的诸多游戏。
根据曹雪芹的描述，园林生活通常从食色、题写和游戏入手，这是园林生活的三个核心主题。其中，题写最初是皇帝宣喻权力的方式，以后却受到士大夫的热烈效仿。题写也是存在的证明。字词从岩石或居室中大规模涌现，刻录着文人在历史书页里的踪迹。题写表达了个体生命对时间的反抗意志。由于这个缘故，题写成为文人超越存在限定的基本方式。
在江南园林里，到处分布各种主题的书斋，其中陈设着名贵的笔、墨、砚、纸，以及各种辐器——墨匣、笔洗、水盂、笔架、镇纸和裁刀和书灯，等等。这些精巧的工具，被手所拨动，书写各种匾额、楹联、勒石、诗词和书画。那些字词分布在园林的角落里，像那些火焰摇曳的灯笼，依稀照亮了士大夫在历史中的位置。不仅如此，励志和劝勉的格言，暗藏隐语的抒情诗句，标语式的大字，都是对存在的隐喻式描述。题写为园林的符号化生活，标定了一种趣味的高度。
与题写相比，饮服则是一种更接近实存的园林活动。酒、茶和草药所形成的三位一体，魏晋时代就已光芒四射，而在明清两代变得更加完备。尽管道家秘方已大量失传，但酿酒和制茶的工艺却已完善。这三种饮品的互动，构筑着文官及其家眷的水意生活。它们是融解在水里的生命元素，也是一种内在的沐浴，秘密清洗着脏器，调整它们的机能。酒的感性、茶的理性以及药的斡旋性（调解、修复和治疗，多用于提高性力和寿命），这三种事物分别影响了存在的方式。这是隐士的自我塑造，他从饮品中获得旷达放浪的风度。园林是他表演的舞台，而饮品则是他的道具、激素和镇静剂。他是那种在饮服中自我观看的戏子。
游戏是园林生活的高潮。古琴、象棋、绘画和题写，士大夫精神游戏谱系的主要元素，它们是信仰的代偿品，甚至就是信仰本身，制造着恬淡而超然的哲学。以超越所有那些存在的焦虑。禅宗和道家思想渗透了进来，对文官的灵魂进行清洗。在露台、琴房和棋舫，游戏像风一样吹过，一切本质性的事物都将烟消云散。熏香和琴声在四周缭绕，无底的棋盘上，符号之间的博弈在悄然进行。这是文官们的最高趣味，也是他们无法超越的大限。越过黑白分明的棋子，他们触摸着世界的笑意。
细小美学和符号化栖居
明清江南园林的规模，因受国家礼制及其个人财力的限定，转而向“细小美学”转型，叫做勺园、壶园、芥子园和残粒园的小型园林遍地皆是，诉说着“小是美好的”的信念，跟皇家园林的盛大气象，形成鲜明的对照。芭蕉和雨声制造了自然的音阶，而那就是天籁。宇宙落入院落，停留在花园深处，在那里隐藏、呼吸和长眠。宇宙的这种细小化，被盆景和微雕的话语说出。宇宙是一个亲切的过客，蜷缩在每一个盆景、每一朵鲜花或每一个米粒上，从那里向世人微笑。跟那些细小的盆景相比，园林不过是那种以人为尺度的大型盆景而已。
位于江苏吴江震泽镇的锄经园，占地只有240平方米，园内建有四面厅，在其中一个锐角部位，还建了二层楼阁“藜光阁”，阁内仅能容纳一桌。此外还有游廊和假山，山上甚至建有半座亭子，成为现有盆景化园林的样板。它的存在，向我们昭示了“细小美学”所能企及的高度。
这无非是一种盆景化生存的策略。但“小”正是我们切入江南园林的逻辑起点。这种奇怪的花园，响应着 “天人合一”的哲学，却是一个反向的文化黑洞。它没有融入广阔的自然，而是恰恰相反，它要把花木、山峦和池沼等自然形态收纳到花园内部。这种看似错乱的逻辑，正是我们要探究的真相。“反向合一”蕴含着花园的危机。园林设计师将面临这样的追问：究竟要多大的人造空间才能容纳整个宇宙体系？
象征山峦的假山，与人工亭子浑然一体
江南园林机智地解答了这个难题。反向的“天人合一”，要在一个微小的时空里填入宏大的宇宙，就必须把宇宙（自然）元素转换成一堆符号，其中，山体符号由湖石堆叠的假山来表达，水体符号则是那些精心挖掘的池沼，住宅符号主要由亭台承担载，而山林符号就是那些精心布局的树木。这些被缩微的符号，构成了园林营造的基本语词。正是这种符号重新定义花园空间，制止了它对土地广度的渴望（参见陈从周《梓翁说园》，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但江南园林符号是发育不完全的半阶符号，它介于符号和实体、能指和所指之间，仿佛是一堆进化过程中半途而废的产品。这正是设计师所预期的后果：江南园林既完成了文化象征，又捍卫了建筑实体的功能，也即居住和游走的权力。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文化发明，符号化进程没有瓦解实存，却把花园变成了最具诗意的居所。
时空的折叠
符号化手术修改了传统花园的属性。那些被压缩的空间是畸形的。咫尺间距的世界、从漏窗借入的景致、自我交叉的回廊，阻拦视线的围屏、院墙和树木，所有这些造园手法，都旨在把大量事物（亭阁和山水）挤压在一起，制造出空间的变形，弯曲、交叠和自我缠绕。与此同时，时间也遭到了压缩，在行走的过程中，景色在不断置换，四季悄然涌现，这是人在围绕时间旋转，而在另一方案里，四个方向开窗的厅轩四周，被栽种了四季植物，这是时间在围绕人进行旋转。这两种旋转方式都制造了时间的折叠。
经过适度的折叠之后，被挤压的时空就能被用以栖居和旅行。居者与游者在其间同时诞生，他将一方面静居和坐卧，一方面涉过高山流水。他是居民和游民的合二为一。园林主人足不出门，却已完成了规模浩大的出游。江南园林抚平了居与游的冲突，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内在地统一在围墙里。生命的感受性被全部打开了，人得以尽其可能地生活。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建筑体，能够像它那样，以符号化的方式，解决存在的两难困境。
时空的符号化压缩，导致了精神的不可名状的弯曲。一种自我回旋的哲学涌现了，灵魂被折叠起来，蜷缩在一个抽象的空间里。精神旅行的路线被涂改了。对于园林而言，家居就是驿站，假山就是浩然宇宙，精神旅行的起点与终点是同一的，江南园林的本性，就是要制造出各种时空的循环。这种循环不是希腊式悲剧，而是一种超然的东方喜剧，它容忍了人的多重分裂，并且制造出一个终极之圆，被游戏的弧线所描绘。人是这圆的造物主，也是它性情温和的囚徒。
苏州退思园：被折叠并卷曲起来的房屋
在文官们留下的历史笔记里，园林总是被描述成最蛊惑人心的存在游戏。它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乌托邦，超越人类以往所有的花园经验。几乎所有的园主都沉陷于这个神话，被虚构的自然、市井、书斋和家居所蛊惑。这正是符号迷宫的特点，却没有像米诺斯迷宫那样产生焦虑。它用意象替代了怪兽，不倦地制造着文人诗情的狂欢。它不仅阻止了入侵者，也阻止了主体逃逸的狂乱脚步。迷宫描绘出文化安全的假象。
被折叠的时空具有精神弹性，足以防御来自外部的痛击。在晚明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已经逼近，旧的民族国家发生破裂，入侵者以反面的激烈方式，探查着士大夫的忠诚度。死亡还是生存，这个问题变得异常尖锐，刺伤了文官的良知。如果园林没有被焚毁，那么它的游戏法则就会庇护园主，使本质化的实存变得轻盈起来。
钱谦益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在背叛了汉室之后，他携手妓女柳如是，躲入园林深处，以摆脱士大夫群体的责难。根据历史记载，他的避难所里到处是名瓷、奇石、法帖和古版图书，那些经过题写的女人和古董就是最有效的吗啡，令政治失贞者产生文化童贞的幻觉。他就此跃入精神的自我循环。他是迷失在园林意象里的最孤独的符号。
有关江南园林的最重要文献，当推曹雪芹的《红楼梦》，它的另一名字叫《石头记》，直接指向造园的基本材料。那个叫做贾宝玉的少年，无疑就是作者本人的镜像，但他也是那座园林的精神核心。无数女人环伺于四周，仿佛是种植在花园里的美丽植物，满含露珠和尖刺，向他的领地发出热烈召唤（参见曹雪芹《红楼梦》（原刊程甲本），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影印版）。
但曹家花园无法被彻底乌托邦化，相反，由于父亲贾政的个人风格，政治伦理仍然是支配人际关系的隐秘逻辑。第一代园主无法完成人格分裂。他把冷酷的朝纲带入园林，击碎了第二代的青春乌托邦。这正是当时大多数园林所共有的病症，尽管大观园的第二代主人曾经诗意地栖居，在其间赋诗、宴饮、游戏和恋爱，但小说的悲剧性结局，标示出这种生活的限度。正如小说标题所要喻指的那样，那座完美的石头花园，只是我们梦想里的天堂。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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