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八十年代那样，光华四射和令人缅怀。这是一场被突然打断的半吊子启蒙运动，而它的高潮点位于85/86两年。先锋文学、先锋电影、先锋美术和先锋音乐全面崛起。20年后，在悉尼科技大学某个学术研讨会上，我向曾任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先生言及这个时代，并就此向他表达谢意，他却谦逊地说，这是耀邦同志的功劳。
诗人宋琳
对此我并未感到意外。在这20世纪下半叶仅存的狂飙岁月里，所有文化青年都在茁壮成长。就我个人而言，八十年代是被高度压缩的十年，基于“新时期”体制提供的有限自由空间，我的生命在高速推进，由学习、成长向成熟的阶段飞奔，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这种自我生长的节奏。
1986年5月，因林兴宅先生的邀请，我以“黑马”面目出席厦大主办的文学批评新方法研讨会，由此踏上文学批评的道路，而这也是我跟福建文坛发生关联的重要契机。就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当代文艺探索》编辑王欣和当时还是厦大中文系学生的康洪。这种机缘巧合，为日后的“福州沙龙”奠定了人事基础。
1987年到1989年期间的每个夏天，我都会乘船前往福州，有时则绕道厦门，转乘长途汽车到达福州，住进文联大院，跟康洪、王欣，有时还加上宋琳，展开热烈的沙龙讨论，话题指涉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
先锋作家北村
王欣留着稀疏发黄的髭须，俨然是一位演说家，其思辨力和口才均为一流，他的诨号叫王散胡。康洪蓄着络腮胡子，言辞犀利，铿锵有力，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的诨号是康爽声；宋琳性情温存，总以深情的目光凝视对手，语调柔软地表述不同的看法，他的诨号是宋深光。正是在这种激越的头脑风暴中，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在悄然成熟。我最重要的文论，包括《超越大限》、《燃烧的迷津》和《亚细亚痛苦及其消解模式》等等，都受益于这个微小的沙龙。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来自福州的秘密印记。
恰逢盛夏时节，被称为“火炉”的福州，气温竟然高达四十二度。当时空调器尚未进入民众家庭，电扇吹出的风滚烫似火，每做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大汗淋漓，隔半小时必须冲水降温，否则便有昏厥而死的感觉。唯独思想没有受到阻止，反而以更流畅的方式，在狭隘的小室里生长和回旋。每天夜里，我睡在王欣家阳台上，鼾声如雷，靠电扇熬过漫长的酷热之夜。
1989年夏天，福建省文联电视家协会出资，邀请我们四人上鼓岭开会，探讨中国电视艺术的现状与未来。这是福州一带最重要的避暑胜地，郁达夫曾在此居住，倪柝声和我外公李鹏程，也曾在此传道和开办同工训练班。我们都懂得，鼓岭是中国东南部的精神高地。
鼓岭老照片：民国时期外国传教士与当地信众的聚会，1904年
我们住在山顶上一家陈设简陋的招待所里，它由昔日的传教士别墅改造而成。这是福州沙龙的最后一轮聚会，但方式由讨论转向了写作。四人挤在同一个房间，各自坐在床上，靠着桌子写作，不时把自己得意的句子大声诵读出来，逼迫他人卷入一场短小的讨论。这是我们在山上的唯一经验。我们甚至没有在那里探山寻幽的任何欲望。
我已无法确切地回忆每个人的写作内容，我甚至记不住究竟自己写过什么。只记得宋琳在写诗，王欣在拼命抽烟，而康洪一改他自我缠绕的先锋小说语法，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流畅地书写爱情故事，那种青春叙事的奇特和诡异，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福州城街景
鼓岭气候凉爽，改善了我们此前在山下的境遇，唯一的障碍，是我们必须面对小镇高音喇叭的骚扰。播音员字正腔圆和声色俱厉的声音，在山谷里经久不息地回荡，成为白昼里最令人惊骇的声音事件。而到了夜晚，狗总在对着杳无人迹的道路不安地狂吠，仿佛看见了来自地狱的事物。我们有时也讨论面相和手相，彼此关注一下对方的未来命运。宋琳在山下曾经占过一卦，说是“南行大吉”。他的神经松弛起来，写下一堆关于宿命的诗歌。
这样过了一个月，我们结束写作集体下山，重返福州市区。我们握手道别，仿佛是一次不祥的长诀。这是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意味着福州沙龙和1980年代的永久终结。我乘船返回上海。几天之后，有人敲开宋家大门，说要带宋琳去远方旅行。从此他变得杳无音讯（注）。
注：宋琳下山后即被逮捕，押送到上海，关押于虹桥机场附近的监狱，约10个月左右。
原载《福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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