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利用互联网获得了话语权，这是一个值得欢呼的伟大事件。上亿网民的加入，为中国公共言论平台的建构，奠定了强大的算术基础。但点击率基数不仅是一种数字游戏，而且意味着这种广阔的哄客意志，正在成为影响转型社会的微妙力量。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双刃剑效应，也已逐渐浮出水面。网络哄客以道德正义的名义，无情地围剿各类大小人物。从章子怡式的电影明星、“精神变态”的虐猫者、到铜须式的“第三者”，都已成为广大哄客的“公敌”，而那些更为重大的社会话题，却遭到了严重忽略。互联网洋溢着浓烈的后文革意识形态气氛，而其特征就是毛语叙事（一个中心），外加泛道德主义和泛民族主义（两个基本点）。
婚外恋是情感（生活）的再选择问题，其中包含大量外人难以分辨的暧昧是非，只能由相关各方依据良知和法律自行协调解决，任何来自外部的民兵式的粗暴干预，包括简单生硬的“道德罪”定性，都可能构成对平民个人权利、名誉和自由的侵害。只有那些克林顿式的政客，才需要承担特殊的伦理义务并接受公民监督。这是先进社会的伦理公约，也是衡量各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而“受害人”公布“疑犯”的个人隐私并煽动社会仇恨，更是对现代民法的直接触犯。
据说“罪犯”铜须的“恶劣态度”，是点燃网民怒火的最大根源，而只要回溯历史就不难发现，以态度入罪，曾是中国司法的一大特色。文革期间到处张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以后延伸为审讯室的主要标识。基于所谓“态度罪”的违宪和违法，随着法制理念的更新，这种审案方式已被公安司法系统所置弃，但它却在某些哄客身上得到了传承。毫无疑问，哄客并未掌握最新的法理工具，而是握住了一件生锈的专制主义兵器。
把铜须事件当作网络民主的正义表达，更是一种常识性的谬误。民主必须以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为逻辑前提，而每个人的自由，又必须建立在不侵害他人自由的基础上，这种连锁逻辑，才是建构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石。任何剥夺个人自由的民主，都是非正义的民主，并且必然会制造出民主的敌人。文革就是“大民主”的反面例证，它向我们发出了沉痛的历史告诫：没有自由和宪政的民主，只能戕害人权，引发大规模的专制主义灾难。
少数中国哄客也激烈反对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批评。这种对国际舆论的畏惧，正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情感反应。有哄客宣称，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道德标准，这跟在人权问题上强调“民族特点”，其逻辑如出一辙。既然我们坚信人性和人权是普世的，那么衡量人性的伦理标准，就应当是全人类和全球化的。在我看来，建立这种普世的价值理念，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前提。
匿名注册和匿名上网，以“无名氏”（假名氏）的名义发言，有加剧话语权滥用及其道德失控的嫌疑，有网友据此再度提出废除匿名制的动议。但这却是一个矫枉过正的危险信号。匿名制是维系网络民主的命脉，解决网络话语暴力问题，绝不能拿匿名制开刀，而是应当从网站管理入手，因为那些大型商业网站，才是大多数网络起哄事件的幕后操手。
为了提高点击率和广告收入，一些商业网站组织炒作团，精心制造事端，煽动网民投入，哄炒（批判或赞美）被选中的互联网个体，甚至在网页点击数字上进行技术造假，这是许多重大互联网事件的主要成因。正如电视业流行“唯收视率”那样，商业网站面对强大的市场挑战，把“点击率”当作考核员工业绩的尺度，迫使许多从业人员放弃基本的管理规范。在我看来，只有放弃这种点击率至上的运营策略，网管才敢于向违规网民说“不”，并制止网络话语暴力的滋生，保障互联网的健康生长。毫无疑问，解决互联网弊端的关键大牌，就握在商业网站CEO大鳄手里。
我们既要坚定地捍卫匿名制和网络言路自由，又必须指明互联网言论的偏差，以确保这种自由不会被人以“恶弊”的名义收回。是的，愤怒、宣泄、力必多的转移、以及在道德崩溃状态下对维系道德的无限渴望，这些都已成为附加于互联网的美妙功能。对于这种临时的、过渡的、转型期的哄客心态，理应给予必要的理解。我甚至认为，互联网作为超级诊疗室的功能，必须长期保留下去。但我还是满含着这样一种企望：哄客的社会关注焦点，应从小人物的道德事端上移开，投向更为重要的领域，对民权、宪政和社会改革，理性地喊出自己的宏大声音。而这才是举起未来中国的正确支点。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6月29日
插图原作者：方力钧
Opmerkin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