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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为自己不能有条毫无破绽的裤子而气恼，因为它在他上学时令其困窘。在罕达，所有的女孩儿都嗤嗤地笑，狡黠的眼睛在上面溜来溜去。男孩儿则鬼头鬼脑地拍拍他的臀部，很会意地离去。只有坐在课椅上时老王才心情好转。有一次老王拍拍屁股对他爸大老王说，你看怎么办？他爸眉头一皱说，小兔嵬子，滚一边去。老王这才大声啜泣起来。坐在肮脏的板屋后思念他的母亲。那是一个模糊的女人，长着巨大的乳房，整个夏天摇摇晃晃，里面盛满了不可思议的汁水。 在去罕达的路上，老王走了很久。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少年，每天要去罕达上学，从七岁走到十四岁，八年里没有令人鼓舞的长进。这自然不是指他的裤子，而是指他的学问。他戴着拣来的工作帽，把鼻涕仔细地擦在袖子朝后的那个部位，心里充满了对罕达的仇恨。 太阳照在沥青公路上，空气明亮的睁不开眼睛。他抬起永远洗不干净的脸庞，去看一个隆隆作响的物事。大型旅游车从身边驶过，他怔了一会儿，仿佛那车开的极慢。一片尘土扬过之后，才渐渐看见有座带铁丝网的红砖围墙。青草在快颓的墙顶上嚣张的生长，一个男人冲着墙撒尿，然后周身大抖起来，好像毛鸭傲然地抖着水珠。 秦秀杰《不是疲劳也不是困倦》：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少年，每天要去罕达上学，从七岁走到十四岁，八年里没有令人鼓舞的长进 老王阴郁的心情开始有所好转。他穿越公路，顺墙根的阴影走，仿佛走在一条狭细的甬道上，这样走了下去，一直偏离了公路。墙在这里颓坏得愈加严重。有些干枯的青苔贴着，像半脱落的痂皮，老王用手指抠下好大一块，仔细瞧了一回，对这类低等生物的尸体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就弃在地上。又拔了一些野草，放在鼻上嗅，也不见那细小的花有什么香气。这样一直走下去，就看见那株半朽的榆树，树皮剥落，只露出惨白的内胆。老王站下，拍拍树干，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儿，如同祖父生前所作的那样，然后就上了树，越过一条横杈，跌跌撞撞地掉进墙的里边。 祖父，就是被众人叫做老老王的那个家伙，现在住在老王不能去的地点，多年来杳无音讯。村上有人见过他的幽灵在夜晚随风疾走，脸上血流如注，像受过无数苦痛。而他生前却过得极其快活。埋死尸时唱着豪迈的歌，力气大得惊人，可以用单臂抓住一个绞死者的脖子，平平举起，像抓一只硕大无比的阉鸡，随后仰天大笑，豪气直冲云霄。在迷宫样的曲折土墙的后面，村里的女人都给他睡过，非但没有怨言，而且私下交流有关他的好处。有位本地的画匠描下他的形貌，分给村民贴在大门上，说是极能避邪。只有老王说不像不像。 这是祖父的领地。鬼魂大量出没，多得难以计数，拥有各种寻常的姓氏。它们在月光下散步，头发飘逸，面容安详如婴。村民习以为常，时而邀到家中说说闲话。一次老王摔在鬼峦上，不省人事。祖父去公路拦车未遂，一怒之下，将孙子背回家里，反复叫喊几个姓氏，鬼魂就在夜里现身了。他苏醒的时候，看见一个窈窕女子正动身离去。第三天他就下地撤尿，痊愈如初。 老王在围墙里走动，有如一条被露水打湿的小狗，用五官嗅听一切事物。齐腰高的香蒿用粗大的茎杆缠他，绿色的蚂蚱停栖于草叶，仿佛受了极大的惊吓。他逮了几只，又听任他们狼狈逃窜。他的注意力只是在那些本地最伟岸的建筑物上：废弃的监狱、高达四层以上的灰色楼房、被几何美学所支撑的囚窗的矩阵。它们是沉闷而威严的，多么威严，放射着算术和语文的光辉！麻雀飞来飞去，在这群纪念物的顶檐筑巢，沉思它们的意义。老王朝鸟巢扔了一块石子，可它在飞行了一半后就无力地落在污水坑里，水花四溅，鸟纹丝不动。 澳洲阿瑟港监狱：它们是沉闷而威严的，多么威严，放射着算术和语文的光辉 “罕达，罕达、罕达——，”老王在野草地上打滚，朝这些伟大的楼房喊叫，直至喉咙疼痛。楼房缄默不语。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大声咳嗽，想起祖父第一次带他来此的情景。祖父说这地方才是真正的罕达。他刻满皱纹的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奶奶的，我骗了他们，那些日本崽子。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 老王很迷惘地点着头，开始知道“罕达”这个词很重要，就像它的姓氏“老王”一样。那么，爷爷您叫老王，爸爸他叫老王，我呢也叫老王，到底谁是真的老王？祖父拍了 一下他的小屁股说，你爸是兔崽子，你兄弟是兔崽子，就你是真兔崽子。他奶奶的，跟你妈一个模样。 祖父的身影正在远逝。越过香蒿、野麦和青茅的头颅，他裤档肥大地走着，肩胛上停栖着一只活了百岁的老麻雀。太阳的光斜斜地击中了他，使之踉跄起来，喝醉了酒似的，这样一直走向那幢座落在草地尽头的灰色洋房。在小楼的宽大的台阶上，他吃力地转过身，脸上带着嘲讽的微笑，仿佛对孙子说了些什么，而老王却不能听见。当他飞奔过去时，祖父已经消失在门后，就像消失在澄明的空气之中。老王无限忧忧伤地目击了这个场景。祖父一去不返，像他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而台阶与楼房，是缅怀他们的唯一线索。 在明亮的草丛里，老王眯起了眼睛。他看见一群游客从二号楼里涌出，正穿越草地向小楼走去。裤子洁净，谈笑风生，完全无视他的存在。他们侵犯了我的领地，老王愤愤不平地想。他们又什么权利？这些大笨蛋，他们居然想打听罕达的秘密！他鄙夷地望着他们，然后很阴险地垂下眼帘，露出了痴愚的表情。 他在二号楼里逛来逛去，巡视那些单调的走道和囚室。这正是他每日的功课．约定的时可尚未到来。他要走完这些长廊，清点所有的囚室．他身子挨着墙壁，食指顶住一点，在走动中拉出一条想象的直线。由于避让游客，直线不断发生弯曲，这使老王有些恼火。他必须从另—头重新开始，直至它被画得毫无瑕疵。有个女孩儿，瞅着他的动作，格格地笑起来，指给她身旁的中年女人看，两人便都笑了。老王绥缓抬臂，对准她们凌空划了一个圈，让线在她们身上打结。看着她们渐变了脸色，这才扬长而去。 辽宁旅顺日俄监狱走廊：他在二号楼里逛来逛去，巡视那些单调的走道和囚室 老王说，女人让我心烦。他果然不热爱女人。远在襁褓时代，女人就不断骚扰和袭击这个完全无辜的孩子，逗弄他的小鸡，说他必承祖志，然后就奇怪地大笑，前仰后合，乐不可支．母亲也跟着笑，奶子剧烈地摇颤，渐渐显出泪意，仿佛有些悲凉。 滚，骚娘儿们！祖父在堂屋里低低喝道。女人们尖叫着四散逃命，撇下一地葵花籽的壳儿。 祖父不心烦女人，他不过是藐视女人罢了．在荫凉的瓜棚下，祖父用一竹箩瓜籽款待末出阁的女子，跟她们讲风流鬼的故事，女人吃吃笑着，脸涨得通每股红，待缓过气来，祖父已扛着铁铲上了山岗。他的裤裆硕大无比，像风中的蓬帆。扛铲的背影被太阳照得雪亮。 客人散了之后，母亲就扫拢瓜籽壳儿，放入一只黑色陶罐，用文火煎煮，说是要煮出女人的阴津。那些汤汁略带白色，散发出淡淡的葵花香气。祖父埋完尸体回来，一甩铁器说，今天又打了五个洞！随后将倾在花瓷大碗里的汁水牛饮而尽。母亲就呆呆地看着他，脸上有了一些红晕。祖父并不看她。 父亲与兄长们出门打工的时节，逃学的老王就在日本人造的模范监狱里欢快地走动。母亲说，小东西，死出去玩吧，天不黑别回来！他便急忙用马的姿势跑开了。破竹竿在胯下发出犀利啸声。他忽然又勒住马缰，在野菊丛里排出一堆又湿又热的粪蛋。一只大肚山蛙躲闪不及，被老王擒住，用它擦了屁股。 老王在第四层楼上，越过固定于走廊地板上的铁制栅栏，可以观察到下面几层游客的动静。他们在俯视中失去脖子，胸腹挤作一团，腿像侏儒那样运动。老王集聚了一堆口水，蓄在唇齿边上，很仔细地瞄准后吐出，看它无声地坠下，依次越过几道栅格，溅落在底楼的水泥地，难以察觉地爆炸开来。老王又吐了它几口，都被三楼或二楼的铁栅挡住。开始觉得索然无味。 美国旧金山监狱：越过固定于走廊地板上的铁制栅栏，可以观察到下面几层游客的动静 要是它能掉在那些人的脑门子上就好了。老王很怅惘。知道这是一门非凡的功夫。他相识的人中，只有飞嘴略通一二。从五尺开外嘬起嘴唇，轻喀一声，将唾沫弹在人的脸上，飞嘴管这叫“赠送一个飞嘴”。因他亲嘴的人多了，就颇有名气，成为罕达学校最难缠的人物。后来不幸吻在一个过路侠士脸上，挨了一掌，辱下一对门牙，从此只能接受别人的“飞嘴”的称号。这多么可悲！老王世故地想。那个满嘴漏风的家伙，这会儿他该滚过来了。老王听着堡楼上的梆子声，觉得它的忠诚和守时无与伦比。每天开始或结束参观的时刻，它就空空而迷人地响起，模仿过去的岁月，使游客心惊肉跳。 老王转过脸去，看见走廊尽头露出一个男孩的丑陋脸庞。他忽然口唇发干，感到浑身紧张。他们遥远地对视着，目光里充满了仇恨与敌意。飞嘴手插在裤袋里，慢吞吞走过来，在离他五尺远的地方站住，装得漫不经心地问，你来啦？ 老王阴沉着脸点点头，指着离他最近的那间囚室，就这儿吧。飞嘴咽了唾沫不自然地笑笑说，好吧，随你便。他们就进了囚室，从里面把门掩上，然后，各自背靠一堵带有黑色血痕的墙壁，很戒备地互相打量，好像在掂估对方是否身匿凶器，而后，各自从兜里掏出两粒骰子。再看飞嘴的，竟是一对用白玉琢成的宝贝。老王怔了一回，点点头，不动声色地问，用谁的？ 飞嘴很自负地说你看着办吧。老王说本要不愿占你的便宜，也不能让你占了便宜。来锤子剪刀吧，二决两胜。飞嘴迟疑了一下，说好。老王喊一、二、三，两人就同时出手。一看，老王是巴掌，飞嘴是拳头，布里锤子，老王便赢了第一个回合。接着老王又出掌，飞嘴又出拳头，但见势不妙，中途从拳里戳出二指，做成剪刀模样。老王狠瞪了飞嘴一眼，没吱声。飞嘴狡黠地笑笑，说现在一比一。他又喊一、二、三，两人第三次出手，这回飞嘴是锤子，老王却是剪刀。飞嘴就露着嘴上的破绽笑道，你输了。老王哼了一声，怏怏地收起自己的物事。 飞嘴取了玉骰放在嘴上，吹了几口大气，往水泥上猝然一掷，凑出一个九点。老王哂笑着抓过来，随手一摔，五点加六点，竟是十一。老王就拍手大乐起来，你这笨蛋，连自家的物事都看管不住！行了，现在要由我来挑选决斗的方式，你听好了，再过一会儿，天就黑了，那时咱们就上绞刑室待着，一直待到明儿早上，谁中途逃掉，谁就是他娘的孬种！飞嘴很深地叹口气，躲一边撒尿去了。 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从前，囚犯都在这种屋子里等很长的时间，没准要等上一辈子 我们得在这儿等着，老王说。从前，囚犯都在这种屋子里等很长的时间，没准要等上一辈子。后来终于来了人，说你可以去了，他就很高兴地跟着走，唱他喜爱的曲儿，这样一直走到那里。所有的人都竖着耳朵，听见关门的声音，大家就很难受，打个呵欠说我们还得等下去，这真倒楣！ 越过高高的栅窗，老王把那幢灰色的两层洋楼指给飞嘴看。它就在野草地的东面尽头，孤零零地立着，像一幢精巧的度假别墅。就不上名儿的藤蔓植物攀援着墙面，使它看上去很幽深。只有窗户露出来，玻璃擦得很亮，反射着夕阳的光辉。 飞嘴打了一个寒噤，从凳子上跃下，使劲揉着眼睛。那玻璃窗刺痛我了，他嘟囔道。老王并不理会他。他抓住栅栏，出神地望着小楼以及楼后山岗上的大片坟地。噢，这就是罕达的灵魂、罕达之中的罕达！他心里叫道。祖父并未告诉他这点，但他很早就明白了一切。这是祖父最后的秘密，他从来不许我进去。现在我终于要进去了，我就要知道那里面的故事了。这简直像做梦一样。 其实老王并不了解，为什么打赌能够解除祖父的禁制。他仅仅这些希望着，而这就够了。这遥远的窗户后面，也就是在玻璃的光芒深处，他觉察出有一张停滞不动的脸，模糊得难以辨认。老王胜利地笑起来：他看见了他的“人”，或者，用祖父的话说，他的“灵魂”。它已经在那里了。一切都安排就绪。待会儿他只需溜进去就成了。你看见了吗？你来看呀！老王热烈地叫道，你看，它已经进去了，它在里面瞧着我！ 飞嘴坐在水泥地上，沮丧地玩着骰子，把它们从一只手抛到另一只手。就这么来回抛着。好像没有听见，脸却变得很白。过了很久，小声说，我肚皮饿了。 老王下地来说，你小子想开溜吧？ 飞嘴辩解道，哪能呢。咱们回家吃了夜饭再来嘛。．我给你带这么这么大的一只烤红薯。老王轻蔑地撇撇嘴：这算什么。咱们家从不吃那玩意儿。咱们总是在晚上烤蚂蚱，就像串糖葫芦，把大蚂蚱的肚皮串在铁丝儿上，一烤就吱吱冒油，十里地外你能闻到它的香气。可我从不吃它的肚皮。那都是我妈吃的。我只吃它们的翅儿，脆生生的，嚼在嘴里，嘁里咔嚓直响，像老鼠啃楼板似的。 旧金山监狱牢房：飞嘴坐在水泥地上，沮丧地玩着骰子 飞嘴说这可能是很好吃，可就是吃不饱。不像烤红薯，一个下肚，可以挨上十天八日的。这个叫实惠，你懂吗你？ 老王很诡异地笑笑：其实蚂蚱吃起来没那么响，也就一丁点儿响，象鬼打个喷嚏，嘁嚓一声，耳背的人压根儿听不见。夜里出门，风吹得山响，你在道上走，听见近处嘁嚓一声，那就是了。穿很薄的白衫，鬼也要伤风的。 在黯淡下去的光线里，飞嘴的脸色愈来愈难看。我们家不怕鬼的。我们家都会飞嘴儿。我妈能飞五米远，喀嗒一声。鬼最怕这个。有一回来了个女鬼，老长老长的头发，在窗户外边招手，叫我爸出去。我妈刚好醒来，就一个飞嘴儿，像暗器一样，正中它的脸面，它大叫一声，失了踪影，从此再也不来。我爸怒极，拽过我妈，好生打了一顿屁股。 这算不了什么。老王淡淡地说。再说，现在你还有那个能耐吗?呆一边儿想去吧。 飞嘴这就恼了：我操，咱走着瞧！老王瞅了他一眼，找一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把工作帽扣在地上，简单地说，好吧。两人都缄默无言。敲过最后的梆子，天大黑了起来。他们听见远处看门人吮挡一声关上大门，接着是链条发出清脆的碰撞。此后就没什么可听的了。在风的长长的响动中，忽然传来夜枭大声咳嗽的声音。 带镣铐的女人：他们听见远处看门人吮挡一声关上大门，接着是链条发出清脆的碰撞 老王慢吞吞站起来，又拍了拍裤子，走出囚室。飞嘴跟在后边。彼此都很严肃。走廊上，脚步声是夸张的，拖着很长的尾音，在光滑的墙壁之间响亮地回荡。飞嘴踉跄着循声朝前摸去，几乎看不见前面的老王，当手指与脊背触到墙壁时，它的冰凉像脚步声那样令他吃惊，把他推入一种轻度的狂乱。他开始咕咕笑起来。短促地笑了一阵，听见老王说，小子留神，我们下楼梯了。 他们就下楼梯。狭窄的梯道，逐级向下延伸，不断拐弯，长得没有尽头，仿佛要这样经直通向地狱的底部。一、二，一、二，老王走得很捻熟。飞嘴听着他对头的动静，满含怨恨地跌了一跤，额头、左臂和大腿都很疼痛。这没什么。飞嘴说道，又咭咭地笑起来。 老王对此很反感。这简直就像他邻居家的那只母鸽子。以后就叫他花鸽子好了。要不就叫他鸟人。总之这小子得换个名字了。明天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一道命令。老王这样想道，很阴险地撇撇嘴，做了个鬼脸。 你在干嘛?飞嘴在他身后满腹狐疑。黑暗吞没了双方的脸，但老王还是吃了一惊，跟阴谋败露了似的。那么好吧，你来拉着我的衣服。他停住脚步提议说，并且在说完之后就深感后悔，觉得自己真是虚伪透顶。飞嘴的手在他背上摸索起来，拽住了上衣的下摆。你小子身上真臭！飞嘴喘着气说。 敢情，要不怎么熏死你！老王就继续稳熟地拾级而下，对自己无意中获得的优势十分满意。其实我已经赢了。他想。没料这鸟人这么快就垮掉了，瞧他吓得那样！ 在楼下的野草地上，星光是晶莹的，他们抵达这里时，像从黑洞中一下子掉出来似的。飞嘴楞楞地看了看四周，扁扁嘴哭开了。唏唏嘘嘘地漏着齿风，恐惧的眼神早已没了仇恨。老王仰着脸，手插裤兜，极有耐性地等着。又低头去看挂在草尖上的细碎露珠。一队灰老鼠在附近飞快地跑过，领头的那只掉过脸来瞅了他一眼，抬了抬肮脏的爪子，算是打个招呼。老王认出它来，就“嗨”了一声，把正全神贯注地哭泣的飞嘴，吓了老大一跳。 今晚，这里的一切都很太平。老王欣快地想，被夜间的景象弄得愈来愈兴奋，忽然感到有必要劝慰一下这个往日的对头。喂，你，看见我的巡官了吗?它从这里走过，它说没事，那一定没事了。好了，听着，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关于罕达。 老王热切地说道，仿佛变了个人似的。这些永恒的秘密，自晓事以来，珍藏了整整八年。而此刻他有了一种倾吐的欲望。他需要一只耳朵，不管这耳朵属于谁。舌头很热。新月缓慢地向中天上升，罕达监狱的景象已无限庄严。 发泄了孤苦无助的感情之后，飞嘴感到哭意顿减，轻松的倦怠漫将过来。但他决定继续再哭一小会儿。于是他就把恸哭改成轻微的啜泣。涎水与鼻涕安详地流着，以便听取老王梦呓般的语音。 奥斯威辛集中营：新月缓慢地向中天上升，罕达监狱的景象已无限庄严 在地图上，你将发现罕达不过是一所学校。咱们在那儿念书，读各种可笑的东西。老师们在附近住着。他们的老婆和小孩就开铺子，卖烧饼和油条，这样就有了个镇子。老王跪在草丛里，喃喃地说，尽心竭力地回忆祖父交给他的全部机密。在古书上，罕达是一座乐园。有个人在这里发明了饶饼，还有一个人发明了牙齿。全世界的人都上这儿来念书，把字写在烧饼上，一个一个吃掉，就识许多字。这是真的。后来罕达就消失了。皇帝们急坏了，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侦探，到处打听它的下落，却没有人活着回到京城。日本人打中国，为的还不是这个？他们找到一所学校和一座牢房，就管学校叫罕达，管牢房叫牢房。其实罕达是个骗局，奶奶的，这点没人知道。 飞嘴用草叶抹着鼻涕，做出很留神的样子，为自己被昔日的对头信任而暗自得意。我操，这是真的?这可是他妈的头号新闻！他又扯了一把草叶，开始意识到这一切很好玩。是很好玩。 老王仔细地看着天空，仿佛在上面寻找着某种证据。你用心听好了。这话我决不再说第二遍。罕达就在这里！很久很久以前，咱家就在这儿住着，看守罕达。因为是罕达的王，所以就姓了王，省得另找个名字麻烦。咱祖祖辈辈看着这个大秘密，要等一个叫做檀弓的人，把钥匙交给他。我爷爷没等着就死了，我爹也是。所以现在，钥匙到了我的手里。 飞嘴忽然屏住呼吸，很诧异地注视着老王，像瞅见一个怪物。他看到，老王小心翼翼地在身上掏摸着，过了一会儿，向他伸过手来，肮脏的手掌上，多了一把黄澄澄的钥匙，在月光下闪烁出诡秘的光泽。 飞嘴神色虔诚地接过来，感到它冰冷而又沉重，式样也古旧，椭圆的手柄上连着一根细长的杵体，而杵体的另一端是一个小小的矩体，其上有凹陷的小槽。 现在我要进去了。可惜你不是檀弓。不过等等，没准儿你就是那个叫檀弓的人。你们家会飞嘴儿，说不定就是一种老式的弹弓。老王死死盯着飞嘴，眼神灼热，使他很有些害臊。 越过宽阔的野草地，老王拽着飞嘴的手奔跑起来，不顾荆棘和露水，不顾旧日的仇恨，不顾深藏于夜色中的某种令人骇伯的东西。 从日式小楼的左侧，飞嘴老远就看到一道露天台阶，直接通向二楼。他们上了台阶，在那扇极普通的栗木门前站下，大口喘气，听见心脏的声音充满整个凄凉的宇宙。 老王抖着手去开那门锁，忽又停住了，憋了片刻，放出几个很响亮的屁。飞嘴格格地笑。老王红了红脸，又用钥匙去探锁孔，转了半天，也不见有什么动静。飞嘴试着轻轻一推，门竟然毫无声息地开了。两个孩子都吃了一惊。 肮脏的手掌上，多了一把黄澄澄的钥匙，在月光下闪烁出诡秘的光泽 在门的里边，事物被黑暗笼罩得很严密。老王说我一点都看不见，飞嘴说是的。他们摸了一阵，渐渐看到窗户及其栅栏的轮廓。有一种极弱的光线在上面流走。后来就稍亮了些，看见一张长椅，摆在通往里屋的门侧。这是条过道。他们就继续走。楼板空空地响，仿佛并不怎么牢靠。 进去之后，感觉更亮些了，因为有更多的窗户与光线。树的影子在地板上摇晃，要说出一种哑语，此外是一片空寂。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事物。偌大一间屋子，被一道木栅栏隔成两半。在栅栏这边，有些安装在台座上的长椅和长桌，高高踞着，像是开会或观看表演用的。离栅栏最近的，是一张孤单的椅子，使人想起司机的驾驶座，面对栅栏另一边的空荡世界。飞嘴坐上去，大失所望地说，这就是你的罕达?好笑。好笑！ 老王没有听见飞嘴。他的全部感觉都汇聚在栅栏的那边。双目熠熠，慢慢走过栅门，很敬畏地站下了，看见一个绞索从屋子上方某处垂吊下来。在微弱的光线里，绞索是黑色的，外面似乎裹着某种动物的皮革，滑腻腻地，很恶心的样子。当他走近时，它忽然就簌簌地晃动起来，像风中的秋千。 老王讷讷地说：哦，你好? 老王感到了晕眩。秋千静止着，仪态庄严，上面停栖着祖父的面容。你好。老王说，看见祖父搂住母亲，在瓜棚的秋千上晃悠悠了整整一个夏天。瓜汁饱满而香甜的夏天，父亲远行，母亲的红晕像她的笑声与尖叫那样明亮。祖父对人说，我们的规矩与众不同，我们是站在罕达门槛上的人。老王过去不明白这话的含义，现在约略有些懂了。祖父死去之后，母亲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好了，他终于去了罕达，变成它里面的人。她卸下秋千，大汗淋漓，面带忧伤。 这个秘密的绞索或者秋千，是罕达吗?或者，它只是去罕达的门，他的先人在这里相继消失：祖父、母亲；父亲、最后是他的四个长兄。他们的使命是护送那些囚徒，还是护送他们自己?他看不明白，是不明白。他用心地想道，觉得罕达是一种语文，在翻过一页之后，新的一页就涌现了、它的封面业已陈旧，而它的里面则是无限的，包含了各种算术的式子。，使他不能够读透它。 老王伸出手指，轻轻触碰着绳套。它摇篮般晃动了片断，又归于静止。他停顿了一下，手指再度开始摸索，充满了无限的惊喜与怜爱。哦，它那么光滑，那么柔软，那么冰凉如水和无动于衷，简直是一个奇迹。妙就妙在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玩具，但它却决不是什么玩具，而是一种灵魂，在手指的赞叹中深不可测地缄默着。 旅顺监狱绞刑室里的绞索：它却决不是什么玩具，而是一种灵魂，在手指的赞叹中深不可测地缄默着 你在干嘛?飞嘴坐在软垫上，注视着老王，觉得事情正在顺利起来。他并没逃走，而是惬意地坐在这儿，像一个罕达的校长，这点使他感到满意。他的手无意中碰到左边的一件硬物，像汽车驾驶室里的离合器操纵杆。嘿，你瞧，这是什么玩意儿7 老王幸福地笑了。他多么幸福。他踮起脚尖，把细长的脖子和头颅一道放入绳索。它很傲慢，这是真的。但他完全能够改变它的态度。现在，粗大的绳索亲切地环绕着他的脖颈，像一条有力的围内。它终于了解我了，他想道，眼里流下了泪水。 明天。哦明天！在明天，他与世界的关系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从罕达监狱到罕达学校，他都是真正的老王，没有任何人能够推翻他。这点很重要，因为他发展了先烈的事业。明天，他要在罕达学校安装一个秋千，让飞嘴来推动它，而他自己则在上边悬坐着。当众人向他景仰时，他就在阳光和阴影里这么来回摆动，使他们无法看清他的容貌。 飞嘴全神贯注地摆弄着那个操纵杆。它使他着迷。起初，他试着向上拉它，以后又试着向前按它，最后，当他用力朝后推它的时候，它意外地滑移了，发出一声叹息般的响动。与此同时，飞嘴目瞪口呆地看见整幢楼房的灯光蓦地明亮起来，地板发出震颤，音乐从看不见的孔道里弥漫开去，是一支送葬用的悲恸曲调。当眼睛适应了光线之后，他才发现老王被绞在一个黑色绳套里，他原先站立的那一大块楼板向下翻去，使他双脚悬空。 《美国女子监狱农场之琼丝故事》：老王并没有挣动。他只是静静地吊着。裤子掉了下去，露出白晰得发青的下身 老王并没有挣动。他只是静静地吊着。裤子掉了下去，露出白晰得发青的下身，形影相吊地垂着，孤寂到了令人心疼的程度。而他的脸始终埋在阴影里，一直看不分明。后来，当老王的身子转过一个角度，飞嘴才看到他脸上突起的眼珠和大得出奇的舌头，像是对自己所做的那种夸张的鬼脸。飞嘴满含敬畏地望着，觉得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游戏。 而后，滑轮辘辘转动起来，老王的躯体向楼下冉冉降落。越过打开的楼板，飞嘴可以看见一只竖立的木桶已在下面守候。绞索轻柔地把老王的尸体投放进去，犹如安置一个沉睡的婴孩，然后从他的脖子上退出，回升到原先的高度。有只木盖被吊车送来，一丝不苟地盖住了老王的住所。楼下的门自己隆隆开了，木桶坐在铁制的轮座上，向室外无声地滑去，沿着生锈的轨道，一直滑入无边的黑夜。很久以后，飞嘴听到山岗上传来遥远而沉闷的一声。 一切都结束了。在回家的路上，飞嘴伤感地想，手里攥住那枚老王遗失在楼板上的钥匙。明天，他要回到这里来看守罕达，以顶替老王的事业，一开始可能很难，以后会慢慢习惯的。 1990年写于上海 （说明：本小说为《作家》杂志约稿的同题小说，以“去罕达之路”为题。参与同题写作的，有我、诗人宋琳、小说家北村和格非。但这批小说因为处于敏感时期的缘故，未能在该刊当年发表）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古老神话中的鹰蛇对抗 鹰与蛇的二元对立，无疑是苏美尔神话的重要母题。在一组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塔纳”（Etanna）泥板上，记载了鹰蛇之战的诸多细节。 鹰与蛇原本是住在白杨树上的邻居，鹰栖息在树顶而蛇安居于树根，双方都向大日神沙马什发誓，要忠实于彼此的友谊。但鹰却率先背叛自己的誓言，因贪欲而偷食了楼下邻居的蛇蛋。 蛇为此非常生气，决计为那些尚未诞生的儿女们复仇。它咬死公牛，埋伏在它的肚子里，以此为诱饵，等待鹰的到来。鹰果然中计了。就在它狂喜地享用这顿丰盛大餐之际，蛇袭击了鹰，用柔软的身躯将其捆绑起来，然后折断它的翅膀，把它扔进沙漠里的坑洞，任其负伤流血死去。 垂死的鹰向日神沙马什祈祷和忏悔，竟然得到大神的赦免，他派人类英雄埃塔纳（基什国的王，大洪水后第一代统治者）去营救它，助其逃离死亡的困境，并重获得众神的恩宠。但倒霉的蛇却因为自己的复仇，而受到永恒的诅咒。 埃塔纳泥板，阿卡德泥板之一（纽约莫甘图书馆暨美术馆Morgan Library & Museum藏），由基什国王埃塔纳（Etana）下令刻写，考古学家遂以国王的名字命名这四块泥板 在神话考古学的视野里，这是历史上最古老的鹰蛇对抗故事。令人费解的是，率先违规的苍鹰得到众神的庇护，而复仇者毒蛇反而遭到厌弃。这完全不符合故事本身的逻辑。它制造出一种“埃塔纳困境”，向我们展示上古神话逻辑的不可思议。 要是从泥版叙事中退离，从一个更宏大的视野来观察，就会识破“泥版神”的隐秘动机：人对蛇有一种天然的厌恶。在其进化过程中，人始终面对与爬虫类生物的紧张关系，而这可能根植于白垩纪灵长类动物的黑暗记忆，它们是一些深褐色的创伤，被痛切地书写在基因图谱里，支配着人的价值判断。似乎只有亚洲民族和美洲印第安人，越出了这种遗传学的限定。 更为要紧的是，在一个从水神、地神到天空神的神学过程中，人类的头颅在不断抬起，最后形成一种崇高的宗教美学。鹰必定是因其飞翔的高度而饱受青睐，它比所有大地上的生物都更接近日神，因而成为这场神学革命的受益者。它被纳入天体谱系，与日神翩然共舞，融为一体，形成“日/鹰视觉共同体”（中国人称为“金乌”）。 鹰是苏美尔/阿卡德神系的最高象征物之一，它向众神提供羽翼和脚爪之类的生物配件。羽翼被安装在神的后背，以强化其天空主宰的语义，而犀利的脚爪，则象征强悍的大地征服力，包含对天空和大地双重征服的理想。在亚述神话里，鹰头成为新一代大神尼斯洛（Nisroch）的基本造型。作为首都尼尼微的主神，鹰首人身的尼斯洛主管农业和繁殖，并热衷于主持棕榈花授粉的神圣仪式。 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美术馆里，参观者总能看到尼斯洛的大型浮雕，他们紧贴在坚硬的岩壁上，眼望家园，凝然不动，仿佛被冻结在时间的冰河里。 亚述石版浮雕：鹰头神尼斯洛一手提桶，一手握住棕榈花苞，为棕榈树举行神圣授粉仪式（公元前9世纪，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 蛇的命运截然不同，它只能永远爬行于大地，在泥浆里辗转打滚，与古老的水土神系一起，成为新一代祭司集团的弃儿。在犹太/基督教文明中，它被描述成伊甸园里的魔鬼，是引诱夏娃和亚当犯下原罪的根源（旧约）。尽管蛇有时也能获取短暂的胜利，但鹰无疑是绝对和最后的赢家。正是这种宗教立场，确立了鹰作为正面形象的基本法则。 中国神话里的龙凤和解 鹰蛇博弈的原型，在向东方传播中渐次影响波斯、印度和中国。在东亚农夫的低级版本里，它呈现为雄鸡和毒虫蜈蚣的对抗。只有西汉以后的中国文人，才会彻底改写这种以冲突为特征的原型故事，描述龙（蛇的变体）和凤凰（鹰的变体）的完美对偶，把它变成“龙凤呈祥”的生命颂歌。 印度木雕：大鹏金翅鸟大战那伽蛇 尼采似乎响应了中国人的和解哲学。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重塑了鹰与蛇的对偶符号。大先知在山上隐居和沉思期间，总是随着携带这两种生物。鹰高傲地盘旋在天空，代表精神、自由和理性，聪明狡猾的蛇则生活在大地，代表肉体、物质和智慧。它们的共同点是圆周运动——鹰在空中画圈，而蛇在地上蜿蜒地前行。这两类圆圈运动组合了鹰与蛇，令其成为人类精神与肉体（物质）互补的象征。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宣称，人类应当是鹰蛇共同体，并因此达到灵肉平衡的理想状态。 当然，完成这种统一的似乎还是中国人。在另一种视觉模式里，中国龙长出翅膀，被叫做“应龙”，显然是鹰与蛇杂交后的新一代神兽，在彼此吸纳对方的优势后，变得无比强悍，在“炎黄大战”神话中扮演重要角色。应龙还有一位著名的孙子，那就是瑞兽麒麟，但它的造型，距离作为祖辈的鹰蛇，已经相差甚远。 中国人的应龙想象图（作者：不详，来源：互联网） 根据《淮南子》、《云笈七签》、《通典》、《帝王世纪》和《宋书》等文献所载，应龙最初是蚩尤的彪悍战将，后来又奇怪地被黄帝选为自己的坐骑，甚至反过来杀死自己的旧主——蚩尤与夸父。这实在是令人吃惊的情节逆袭。 神话考古发现了“原型”的秘密 但无论是龙、应龙或那伽的传说，鹰的元素都已经脱佚，不知它究竟飞到了何方。“鹰与蛇”的神话原型，几乎遭到世人的全面遗忘。只有极少数文学和影视文本，继续利用这个古老的神话原型，书写蛊惑人心的文本。 在英国作家J·K·罗琳的类型小说《哈利·波特》里，凤凰（鹰的变体）与蛇，分别代表光明世界（天堂、正义者、哈利波特）和黑暗世界（地狱、邪恶者、伏地魔）。她试图返回苏美尔泥版的母题，宣告凤凰对蛇的胜利，因为只有这种胜利，才能重构光明与平等的魔法王国。 另一个有趣的文本，是泰国电视连续剧《鹰与蛇》，它依照上座部佛教的原理，重写了鹰（迦楼罗）与蛇（那伽）的世界隐喻关系。蛇代表人类欲望，而鹰是欲望节制的象征。观众被反复告诫，人的情欲是最大的蛇，正是这种欲望成为人类痛苦的根源。所谓鹰蛇之争，无非就是人类与自我欲望斗争的象征。相传佛祖曾经割肉喂鹰，向我们示范走向禁欲的方式，而这是出离人间苦海的唯一道路。 现在我要谈论的是第三个文本——东方出版社新近推出的类型小说《鹰翼之醒》，它是“谜托邦”书系中的一种。这部“卜知客”所撰写的魔幻（幻想）小说，再现了“鹰蛇之战”的古老母题。故事发生于南方省城的一所航校，鹰族的后代混迹于学员之中，而他们之所以被推入人间，是因为鹰国政坛发生剧变，黑鹰推翻白鹰的统治，并不断追击残余的白鹰后裔。而在人间，年轻的白鹰人不仅要面对自身的生物性突变（长出翅膀），面对不可告人的身世，还要面对更为凶残的蛇人的围剿。他们就在这种逆境中茁壮发育，接受来自命运的召唤——整合分崩离析的鹰国，引领鹰人战胜蛇人，以捍卫人间的和平与幸福。 这部小说跟其他魔幻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原型写作”，旨在喊出对“鹰蛇对抗原型”的敬意。原型写作就是一次神话考古运动，它要重返上古时代的精神现场，从那里获取本原的能量。尽管小说作者还很年轻，于技巧方面还有提升空间，但它为当代“类型小说”的书写，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样本，而这样的样本还在不断诞生之中。那么，它是否会构成一种类型小说2.0版的写作范式呢？ 人类共同欲望的深层结构，在神话学里称为“原型”，呈现为故事形态，而在精神分析学里，则被称为“情结”或人格原型，如弗洛伊德的“杀父娶母”情结、荣格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人格等等。所有这些原型都是神话/原型考古学的结晶，同时也是娱乐消费市场的核心机密。 “类型小说”是早期大众流行小说的成熟样态，它把小说作品按题材进行必要的趣味细分，例如读者常见的魔幻（幻想）、罗曼司（爱情）、武侠、悬疑、探案、历史和科幻等等。而在今天，“原型写作”却成了新一代流行文学的智力标志。 前些年畅销的“玛丽苏”和“杰克苏”故事，都可被视为某种“灰姑娘原型”（“丑小鸭原型”）的变体，此外，《魔戒》、《纳尼亚传奇》和《阿凡达》，尤其是“漫威”产品，盖源于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所梳理的英雄神话，而摩西神话是其中最古老的翻版，它们严格遵循了召唤、启程、启蒙、救援和回归的语法规则。没有这古老原型的支撑，就无法获得最大范围的心灵响应。相反，掌握了“原型”，就掌握了人类欲望市场的交易密码。 中国网络文学是闯进娱乐消费平台的天真孩童，不懂得类型小说的内在逻辑，依照丛林法则胡乱生长，绝大部分文本被猎杀，或汲汲无名地死去，只有极少数得到“市场之神”的拣选和恩宠，从杂草堆里崛起，长成几株高大的植物。这是因为，它们吸纳了来自古老原型的能量。 很久以来，文学裂变为两个截然不同世界——鹰的世界和蛇的世界，前者是贵族化的纯文学，它优雅而傲慢地飞翔在天空，代表文学的非凡高度，并且被“诺贝尔文学奖”所界定和鼓励。后者是平民化的消费文学（或称“类文学”），它笨拙而卑微地爬行于大地，在泥土上书写身体的欲望，代表文学爬行所能企及的范围，并被消费市场及其高额稿酬所支持。在中国，它们之间的博弈，至少达数百年之久。

1、三驾马车的话语牌局 2005年，中国大众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叫喊。“沉默的大多数”终于结束“沉默”，转而成为中国最大声的群体。这个文化事变，修改了中国话语权力的老式牌局。 关于制度和文化孰是孰非，孰轻孰重的问题，一度是中国知识界讨论的焦点之一。自由主义学者坚持“制度决定论”的立场，并藉此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决定论”的大失败，作了沉痛的思想检讨。尽管这种反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制度改良的关注，但它并未突破“制度－文化”的二元论框架。越过近一个世纪的岁月，经济和科技作为新的犀利元素，早已强行插入中国腹部，并以“制度－经济－文化－科技”的多边互动，重构了社会营造的各种要素。看不到这点，就难以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2005 事变中，一方面是旧体制下的新经济，继续塑造着文化的功利主义品格，一方面是电子科技势力的扩张。它最初只是官营经济的产物，而后却变成了改造文化的强大动力，令体制所难以驾驭。如此复杂的四边互动，营造着2005年的文化面貌。 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生”遴选节目，标定了2005年作为“中国娱乐元年”的属性 基于互联网技术（论坛、博客、动漫、声频和视频等）的发育成熟，网民群体迅速繁殖（约1.1亿），他们用超大数字的点击率，勾勒出芙蓉姐姐们的“丑角”形象；另一方面，电视技术和手机短信，也塑造了“超级女生”的青春偶像。这两项电子技术的辉煌后果，题写了现代文化史的诡异一页。 互联网私生女芙蓉姐姐，一头“披着狼皮的羊”，表情嚣张地推开了中国文化的沉重门扇。有关“貌似天仙”的自我表扬，成为当年最骇人听闻的台词；她的“S功略”，就是在论坛上张贴自己的S形身躯造型。这种零成本的身体实践，为女性草根的“翻身”，开辟了一条光辉的道路。 继卫慧、九丹、木子美、竹影青瞳和赵凝之后，身体叙事的主流正在不断派生出各种新的流派。除了“宝贝派”、“日记派”、“裸身派”和“巨胸派”，更有“菊花姐姐”单手创立“蝴蝶派”,引发舞蹈界精英的哄堂大笑。她用呼啦圈道具所作的蝶化表演，是一个精妙的象征，隐喻着下列坚硬的事实:大众从历史的坚硬茧子里脱颖而出，成为数码乌托邦的主宰。 与芙蓉姐姐和超级女生遥相呼应的是，在国家和知识精英之外，“第三种话语势力”已经崛起。经过将近十年的缓慢生长，“哄客”基本完成了其在互联网上的权力布局。在那些核心网站和民间论坛，他们已经成为左右舆论的重大势力。尽管这种权力重组仅仅发生在话语层面上，但它已经确立了民粹主义的价值阵营，并注定要对中国文化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互联网哄客的崛起，国家和知识精英的二元结构，正在转型为话语的三权分立：大众、国家和知识精英。在新的三驾马车体系里，国家继续严守威权主义立场，知识精英战成一团，大众在高声叫骂。这就是21世纪文化中国的全新牌局。 2、哄客社会的畸形容貌 哄客社会，可以大致划分为赞客、笑客和骂客三种类型，并且应当以笑客为主流形态，藉此维系健康“公民社会”的基本风格。但在文化畸形的中国，以所谓“愤青”为主体的骂客，取代了笑客的地位，成为支配大众舆论的主流。骂客渴望言说的权力，却拒绝为此承担责任。在夺取话语权后，骂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口水暴力强加给了这个文化衰退的年代，使它的容貌变得更加冷酷。骂客是的草原上的胡狼，他们集体出动，狙击他们的道德猎物，对他们实施道德打击和羞辱，然后为自己的战果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没有任何现存法律和伦理能够制止这种暴力狂欢。 骂客社会在中国的崛起，固然跟大众对现实的不满有关，但最终还是基于犬儒主义的生活策略。以匿名的“无名氏”方式在公共空间展开反讽、嘲笑和叫骂，满足了政治宣泄的本能，却具有最大的安全系数，无需对言论后果承担任何责任。但这种痰盂里的反叛，并不能养育任何文化英雄，恰恰相反，它只能进一步提升社会的仇恨指数。 在大众荣获话语权之后，骂客改变了它的走向，将其引入畸形和病态的时空，这是2005最大的文化悲喜剧。它不仅为官方学者倡导“实名制”提供借口，而且击碎了知识精英所期待的“公民社会”梦想。在这一变故里隐含着一个常识性的公理――没有精神自律的自由，就是自由的死敌。 3、国家主义的民族符号 就在骂牌叫阵的同时，国家主义的文化外宣模式，却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改进。新战略包含了两种模式：第一，在“孔子学院”的名义下实施“汉语西进”；第二，向欧美推销张艺谋式的文化符号，在“中国年”或“文化节”的名义下实施“国粹西进”。这两种“西进”模式，构成了国家主义文化的全新战略核心。 国家意识形态的硬性传输早已失效。毛－周时代已经懂得利用京剧和杂技里的民族符码来传递国家信号，但由明成祖朱棣组织的帝国文化符码（红色、龙狮、牌坊、灯笼、闽粤锣鼓等等），制造了严重的“民俗疲劳”。如果没有张艺谋同志及其奥运叙事，没有那些高跷、红绸、安塞锣鼓和穿旗袍拉胡琴的性感女人，民族符号的“进化”是不可思议的。文化官员开始运用那些被重新整合的民族符号，把它们转换为更有魅力的国家符码。 在热火朝天的外宣运动的侧翼，民族历史元素的采集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杨丽萍“云南映象”，推动了民间原生态文化的大规模开采；“文化遗产”的申报，已发展为“遗产经济学”的庞大行业；“国乐团”的演奏阵容日益庞大；“国学”复兴的总动员也已发动；由“国师”主编的《清史》，投资数亿人民币，俨然朱棣的《永乐大典》再世。与此同时，各种国学书刊、国学院和国学私塾，犹如雨后春笋。“国学”正在成为一张表情庄严的大牌，蕴含着国家主义的最高学术信念。 “国学”就是国家和学者的互动平台，它始于延安，继而在五十年代由郭沫若等人开设，具有短暂而辉煌的历史。国家对学术的高价征用，是当下“国学”兴盛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国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开辟了“学术国家化”的道路。学术独立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理想，学术一旦被国家征用，就只能变性为“国术”，也即体制的修补之术。如果没有看到“国学”背后的“国术”本质，就无法对“国学年”做出恰当的描述。 4、“第四代”儒生的政治权谋 2005最大的 “国术”表演，就是在曲阜举办的官方祭孔大典。由于演出服饰凌乱，各朝服装乱穿，甚至满清的服饰也混杂其间，缺乏基本的文化逻辑，仪式现场的风格滑稽可笑。但“第四代”新儒生的集体出牌，还是给2005年的中国牌局，注入了来自“知识精英”的“希望”。 陈明宣称，“儒学是国学的核心”。这是新儒生把“国学”绑架到“儒学”战车上的危险信号。利用民众的文化和道德焦虑，蒋庆力主“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力中心”，成为“王学”和“官学”，也就是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藉此对抗“基督教文明”。康晓光则进一步宣称，“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用所谓“仁政”，来替换人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 但正如蒋庆所说，“文化就是一种权力”。在这副“国学”牌的背面，露出了有关权力的深谋远虑。新儒生的权力梦想，至少包含下列三个方向：第一是思想权，也就是要用儒家“天意”来“统一”国人的“思想”；第二是遗产权，即建立所谓“中国儒教协会”，并为儒教古籍以及孔子像等无形财产申请专利保护，而以儒教内容为题材的赢利性文艺作品，均应向该协会交费，由此推动儒学经济的发展；第三是掌控国家的权力，也即在所谓“儒家议会三院制”的伪宪政格局中，执掌中国的最高政治权力。这与其说是“儒学”，不如说说一种野心勃勃的“儒术”，旨在实现儒学与政治权谋的亲密接轨。 那么，“新儒学”的“权力乌托邦”，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美妙货色呢？只要作简单审视就不难发现，逼迫我们放弃多元选择和统一头脑的“思想儒学”，正是那种早已声名狼藉的文化专制；而所谓的“政治儒学”和“三院制”，无非就是人大、政协和社科院三位一体的低级复制；“财经儒学”则更为可笑，它企图侵吞和独占儒家的思想公产，把后者变成新儒生的敛财之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无疑是一场过火的革命，而今又倡导全盘复辟，转而成为过火的反革命，中国文化的反省与建构，始终处于极端的涨落之中。新儒生连中庸之道都没有学会，也未能读通“四书五经”，亦来不及作现代性阐释及话语转换，更无力分辨其中的垃圾和精华，便急不可待地推销“原教旨主义儒学”，并断然拒绝兼收本土其它学说（例如与儒家互补的道家）和西方文化的精华，其结果只能导致新的价值错位，加剧转型中国的政体混乱。儒学早已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妪，却还要被“第四代”再羞辱一次，这是儒生的出牌闹剧，也是儒学的历史悲剧。 （说明：《中国新闻周刊》上的本文，因可以理解的原因，由编辑作了某些删改。“世纪中国”刊发的本文，是未删改本，引用者请以这个版本为准。）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5期

——在中国经营论坛上的演讲 演讲时间：2011年7月4日 演讲地点：上海浦东星河湾酒店报告厅 女士们，先生们，谢谢大家这么有耐心听了一天漫长的演讲，主持人的嗓子已经哑了，我也刚打吊瓶回来，所以我很同情他。谢谢大家的耐心。我希望我的发言，是盛宴的最后一道小小的甜点。 当然，在一个强悍的经济论坛上，文化好像只能是一道甜点而已。 不过，以一个文化人的阿Q式的笨想，总觉得文化跟经济的关系，不是这样简单。 一个呐喊的人（版画：刘庆元） 我们看了中国世博馆，里面主体是清明上河图的电子模拟图，我觉得做的很聪明，实际上不知道放一些什么东西，2千多年乃至5千年的历史，而我们却不了解它，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盘点，最后找了一个讨巧的办法，就是清明上河图，它成功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风貌。 关于中国的历史，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图画里的那些富商、官员和美女，都早已化成了黄土，没有人提过他们的姓名，也没有人想要知道他们。只有这个叫做张择端的画家和他的画作，被我们牢牢地记住了。 这大概就是经济和文化的区别：经济让你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富有和美妙，而文化则占有了你的记忆，它能够让你的精神富有和充实起来。只有文化能超越日常生活时间，成为我们不断回想和引为自豪的东西。套用胡锦涛的话说，经济是硬任务，文化是硬道理。 重庆的广场红歌队 文化跟我们生活的关联，我想举一个身边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在澳大利亚住进精神病院，一年以后他出来，我问他你怎么好了，他说我们那里搞了文艺疗法。什么叫文艺疗法？就是听莫扎特的乐曲，和朗诵雪莱的诗歌，一年以后他康复出院了。这个使我想起重庆模式的红歌疗法，几年前我曾经专门跑去看了重庆沙坪坝公园得红卫兵墓，在我走上山坡时，一路上都是一个一个圈子的红歌队、秧歌队和交谊舞队，民众自发地唱红歌，在重庆是有传统的。 对此我心里的感受很复杂，我父亲当年文革时在红歌声中死去的。我们家对面是居委会，最近这一段时间天天唱红歌，我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投诉他们，说他们扰民，但回过来一想替那些失意的老人想想，他们当年是产业工人，曾经是毛时代最自豪的政治主体，但是他们今天被抛弃到边缘，成为社会的底层，不得不靠怀旧和红歌聊以自慰，这是一种电击式的创伤疗法。无论正面还是负面，文艺对个体精神确实有着重大意义。 这些天来，我们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之中。100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最大收获，除了电视机、冰箱、汽车，乃至游艇和私人飞机，就是得到了无数个100年纪念日。今年10月10日，我们有辛亥革命的纪念日，在下一个十年里，也就是1919年，我们还将有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距离这个事件的时间节点，还有8年之久。 但是，如果我们盘点一下，100年来，中国文化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我们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个问题，现在几乎有了异口同声的回答：那就是倒退、倒退、再倒退！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文化就一直在拉响危机的警报，而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 衡量文化是否进步和健康的指标，大致有这样几个：第一，有没有健康的伦理生活，第二，有没有健康的教育体制，第三，有没有独立和自由的精神空间，第四，有没有内在的文化信仰以及合乎全人类标准的价值观。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文化已经病入膏肓，就像一个垂死的92岁的老人。 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 现在我要追问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日里，我们能不能有一场新新文化运动，来彻底改变这种猥琐的现状？我们能不能规避上一次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各种严重弊端？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八年时间里，我们有没有、以及能不能，为这场未来的文化运动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我看来，这种准备至少应该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我们有没有像胡适、鲁迅和陈独秀这样的文化战士和思想者，冒着成为战犯和囚徒的危险，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防线？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盘点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加以现代性的改造？ 我们有没有蔡元培这样的校长，敢于七次辞职而向政府提出抗议？我们有没有一个像徐世昌段祺瑞这样的官员，允许新青年这样的杂志发出尖锐的批评？当年，也就是1926年，在听说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祺瑞发出一声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赶到现场，向死难者的尸体下跪。为了表示忏悔，段祺瑞此后素食终生，最后死于营养不良。 我们有没有佛罗伦萨的美狄奇家族那样的艺术赞助人，资助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资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文艺天才？中国的金钱，应当跟思想和艺术结盟。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贫瘠土壤，无法提供思想家及其思想资源。这可能就是思想界饱受歧视的原因。但要是没有来自各方面的浇灌，尤其是来自民间资本和民间资源的施肥，独立思想的发育壮大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中国社会拥有各种民间基金会和大量民间文化资金，并且能够以独立和非官方的方式，资助那些杰出的文化思想工作者，那么，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次兴起，就会指日可待。 我们有没有大批渴望文化并对文化表达敬畏的民众？他们愿意学习和尾随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爱护知识分子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呆傻可笑的另类。我们的民众有没有养成最优秀的感官系统，做好欣赏和鉴别各种艺术的精神准备？蔡元培当年力倡美育，我们至今都不能深刻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因为没有对美的敏锐的感受力，就无法建立美好的伦理、政治和法律。 我们还有8年时间来准备一场文化的改造运动，它既要继承优良的历史传统，又能善于辨认和删除其中的垃圾。现今流行的新国学运动，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全面倡导儒家文明的同时，我们正在大肆弘扬下跪和磕头之类的奴才品格。我们要严重警惕旧帝国的专制文化，堂而皇之地成为我们未来生活的精神指南。 还有，我们有没有做好抵制狭隘民族主义、全面吸纳人类先进文化的精神准备？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有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民主”和“科学”，都是西方“进口”的结果。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运动差一点夭折，就因为传统民间口语无法支撑现代文化的基本叙事。如果没有日语的赞助，如果没有从日语中吸收几百个现代新词，今天就无法在这里谈论我们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 朋友们，因为是最后的发言，我不想多说了。我只想说，在这8年里，我们还要准备好健康的身体。我们要善于跟各种污染、噪音和毒食以及进行斗争，小心翼翼地保卫我们自己的身体。在这盛夏的酷暑里，我要祝大家身体好，保持年轻的体魄和信念，千万少坐和不坐高铁（注）。8年之后，也就是2019年，我们将在下一个文化论坛上再次相见。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做好了发动新新文化运动的准备。那时，我们都还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新青年！ 谢谢大家！ 注1：本演讲后，也即7月23日20点34分，高铁温州地段发生重大追尾事故，六届车厢脱轨，导致200人死伤，震动全球。 （中国经营报发表的是速记稿和删节版，刊发的标题为“朱大可：中国文化已经病入膏肓”，其中有少量记录上的技术错误，这里发布的是未删改的原文，错记之处已经改过）

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有什么用呢? ──荷尔德林 A. 边缘的景观 我所面对的文化(无论它是种族的还是世界的)充满着对诗歌的各种误解。诗并不像人们确信的那么重要，它不是什么“种族的触角”，相反，它有时候不过是种族的渲泄物而已，然而正是那种对诗歌的过高估价导致了某个运动的诞生。 一切询问和回答“诗是什么”之类问题的企图，无论它来自艾兹拉·庞德，还是托玛斯·艾略特，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须问“诗人是什么东西”或者“人为什么写诗”就足够了。 只有这类问题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大陆先锋运动的真相。 在东亚大陆的汉语言区域内，几千年来簇拥着无数写诗的人，其中包括乡村教师、孔教信奉者、落魄文人、商贩、寺僧、庄园主、各级文官和他们的幕僚、宫廷大臣、皇帝的妃子以及皇帝本人，等等。隐士的茅舍和君王的香气四溢的御花园，都是诗人的摇篮。他们寄生在韵文的芬芳里，像虱子寄生于美人的云鬓。这是教养和学识的面具，入仕的门，托付情思与抱负的箱笼。作为汉文化的真正内核，它的功能向存在的领域全面开放。 把人的存在韵文化，这个奇怪的生命战略，决定了现代前卫诗歌的面貌。在它的针尖上挤攘着各式各样的亚文化积极分子、机会主义者、野心家、政客、自由主义者、退役士兵和神经官能症患者。他们指望诗歌成为(1)意识形态隐喻系统；(2)荣誉证章；(3)痛苦转泄疗法；(4)智力开发玩具。各种复杂的生存意图向一个容积有限的文本倾倒，使诗歌变成一个庞大的亚文化肿瘤。而诗人的大规模增殖，则成为现今时代最古怪的公害和噪声源。 今天派：绞架与秋千 诗歌是一种聒噪，或者说，诗导源于旋律性的哭泣，在昏黄的光线里，生者抚摸着死者残留的笑容，唱出最后的悲伤。那些死亡仪式中的古老声音，教会了我们如何处理灵魂的疼痛。在富于节律和音韵的聒噪里，隐匿起了抗议、詈骂、呻吟、哀恳和心灵破碎的响声。然而还有一种完全隐秘的聒噪，即躯体四肢和器官的仪式。越过黑暗的空间，一枚食指悄悄移动和摸索着，说出无言的愤怒。在食指所斥责的方向里，国家意识形态巍峨耸立，千年不毁。 这就是聒噪者诞生的最初的背景。乌托邦不是通过“文化革命”消解了，而是组织成更严厉的现世形态。“文革”中领袖、人民、军队、警察、民兵和革命委员会，共同统治着这个幸福的国家，对一切叛逆的思想实行宵禁和监视。告密者的影子无所不在，使人在睡梦中也会犯下死罪。乌托邦用这一方式查验聒噪者，看他们用什么语言来说话，或者是否胆敢说另一种惊世骇俗的“反动”语言。 其实，反叛的语言已经存在很久了。它们被录制在诗歌文体中，像短促急切的暗号、口令、咒语和思想索引，封存于秘密的墙洞，等候一个抽象的希望。这是觉醒者与国家之间的信仰冷战，其中隐匿着对未来结局的模糊信念。有的“诗人”因在1976年纪念周恩来的活动中露出反骨而遭到监禁，但另一些更有耐性的人则继续佯傻，用“万岁”的聒噪掩饰敌意的眼神和手指。然后，在毛泽东的哀乐声后迅速集结起来，组成“今天派”的小型教团。 作为一种汉诗刊物的英语名称，“今天”(“TODAY”)的含义不言而喻。“今天派”是从乌托邦内部崛起的感伤主义者和教士，他们行进在诗歌的废墟上；而他们的诗则行进在种族的废墟上，像先知的文告，对今天的岁月实行宣判，命令它死亡，而后唱出对于新祖国及其人民的玫瑰祝祷，把我们的视线引领到未来的崇高事物上去。北岛的怀疑主义教义因其拒斥的坚定性而成为英雄主义的变种，以致强化了这一包含在诗歌仪式中的美学信念。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文革”中领袖、人民、军队、警察、民兵和革命委员会，共同统治着这个幸福的国家。 毫无疑问，那种来自“红色恐怖”的压力是不可能迅速消解的，“凡是派”们声色俱厉，不肯修正敌视诗歌的立场，并且继续制造新的“诗歌罪”来考察诗人的勇气。这是某种时代的特徵：由一些受过迫害的诗人转而迫害年轻的诗人；一些昨日的“右派”成为新左派；腐败的美学原则碾压新的原则。一些严厉的姓氏依次闪现，像高悬于“今天派”之上的长剑，觊觎着他们生产诗歌的“朦胧”头颅。 然而那些受难的诗人，他们因此有福了。高指数的反诗歌压力是峻切的床、黑暗的巢，从中涌现出大量语义暧昧而形式精致的意象，以表达一种难以言喻的痛楚经验。这是先锋诗歌运动的苦难的灵魂，夹在意象的骨架里。在被言语的皮肤包装后，它就被推入绞架，从那里接受来自全体人民的鄙夷或敬意。正是绞架而非别的什么事物塑造了“今天派”的英雄形像。绞架像阴郁的光环，吸引了一切信仰或不信仰诗歌的香客。 难道我危言耸听了吗?其实人们完全可以把绞架看作一个用以嬉戏的秋千，并没有哪位“今天派”诗人像闻一多那样怒不可遏地死去。他们仅仅被过度热情地关怀了一下。当所有误解消除之后，他们就开始快乐地生活，写一些佐餐的句子，偶尔也聚会，纪念过去的峥嵘岁月。 “今天派”的迅速老化，完全导源于意识形态某个时期的自我调节和进化。高压一旦衰减，痛苦灵魂的影像便消失了。只有演员，在继续维持一个反叛的姿势，为荣誉和奖金而勤奋工作。 寻根派：重温中国 黄皮肤文化和黄色意识形态，最终填补了大步离我们而去的父的空缺，这就是种族历史传统、《易经》、庄禅、深不可测的河流与高山。其中，皮肤包容着古老的眼泪，而《周易》则是符号的魔具，投放形而上的价值幻想。太极和道，这些拥有无限深度的建筑，用来庇护那些饱受惊吓的灵魂，是最合适不过了。 恸哭的灵魂、孤苦无助的羔羊、被严厉的父驱赶出来的孩童，如果他们离开国家神话转而求助于种族神话，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所有邻近的事物中，只有种族是不朽的，它炼气和游戏，安详地度过一切生命危机。像悬吊在古希腊木桶里的西彼拉老妪，拥有沙砾般永恒的生命，唯忘却了向神明祈求青春。它同时被衰老和永生这两种法则所支配。在腐败到足够的尺度时，时间就终止了，判处它不死亡，并赋予它一个无限枯朽的精神容貌。 母的永生，意味着大量古老经验的贮存，那些世故的微笑、智性的尘土，像灰烬一样，在诗人的脚底睡眠，以等待激情的风。这是种族意识形态的根基，曾催动了唐诗宋词的生长和蕃殖，现在又使“寻根者”醉生梦死，然而我们有什么依据认定，我们所掌握的先人的道，不是历代经学家卑鄙训诂和篡改的结果?或者，我们有什么必要去拥抱一个被帝国没落时期的风尚所代替了的赝伪传统? 只有一个理由迫使诗人皈依和投降，那就是它的亲切性。在一个普遍寻求形而上母亲的心灵颓废的时代，诗人除了躺在符号摇篮里回忆祖先的原始业绩外，完全无所事事。这是发生于杨炼和整体主义者之间的新宗教运动：扮演先知，讲述有关东方“空间”或“磁心”的神话，煽动一揽子的种族信念、并对日常经验世界怀有仇恨。但正是这些摇篮激情具备了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它把那些被父伤害了的零散个体再度召回到了乌托邦的旗帜下。 市民派：井底嬉戏者 舞蹈群众、狂欢群众、以及各式各样的抒情群众，在诗歌吟唱传统中聚集起来，环绕种族意象的圣火游行。这毕竟损伤了所谓“新个人主义者”的脆弱情感。后者其实是土生土长于半工业城市的小群体主义者和麻将群众，靠诗歌与游戏建立起亲密的圈子，养成了小人物的灰色温情。他们在怀疑种族神话和英雄美学的同时，向一切平庸的事物妥协，成为加入市民意识形态的新阶层。 这就是我曾经描述过的“鸟人”，他们在日常戏剧中心安理得地扮演低贱的角色，却坚持制造有关幸福的骗局，以慰藉怯意丛生的灵魂。其中，《他们》杂志，一个用第三人称复数命名的诗歌趣味的文本，记录了大量与市民促膝谈心的口语片断，对市民禅宗(从匮乏无聊的市民生活中搜寻生命乐趣)的建构，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是在灰色光线笼罩下所发生的事件，即对生活态度对艺术态度的取代和僭替，它的犬儒主义哲学最终消解了诗歌至上的神话。 上海早晨的群众性刷马桶运动：市民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种族意识形态所显示的某种力量，构成对先锋诗歌运动的真正威胁。 市民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种族意识形态所显示的某种力量，构成对先锋诗歌运动的真正威胁，它们强大而隐秘，像尘埃一样无所不在，同时拥有亲切凡近的表情。这种软性技术足以瓦解最激进的反叛意志。另一方面，在激情、信念和想象力尽悉湮灭的时刻，只有猥琐的日常经验和语言“尴尬”地剩下，然而它们居然成为构筑市民诗歌的新颖材料，被惊奇的批评家所误读，疑为一个先锋诗学时代的降临。 仿写派：销魂的时刻 上述情形还不是先锋诗歌运动最令人恐惧的背景。先锋艺术能够容忍或欢迎一切反先锋的事物，却无法容忍那些更先锋的势力。在黑暗的风景里，月亮的意义昭然若揭。因此它有足够的理由敌视太阳和所有更为明亮的物体。目光犀利的诗人看见，灵魂不朽的异邦大师，越过无限高远的世界事实的门槛，停留在上帝或道里，像一片眩目的不可企及的闪电。 这种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压力，判定了我们爬行的命运以及中国先锋诗歌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微末名次。乌龟的悲愤就是这样被点燃的，它决计细致地模仿对手的气质、言词和面貌，甚至企图径直像兔子一样疾走，逾越种族的界限，抵达诺贝尔奖的有限高度。这是一场被预设了结局的赛跑，其中混杂着谦卑的敬意和虚妄的野心，从中滋养出某种史无前例的无耻性：面不改色地仿写大师和一切现代经典的汉语译本。其中的差异仅在于：像或不像、指明或不指明那些辉煌的出处。 识破仿写法则、识破先锋语汇的欧美词根和掩映在弟子身影后的导师头像，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那种以艾略特、里尔克、聂鲁达、埃利蒂斯、帕斯捷尔纳克为姓的先知，那种具有无可辩驳的伟大信念与不可言说的高贵气质的人、那种在痛不欲生的悲伤中蔑视一切的歌者，是不可复制的。但这一事实无法取消摹仿的权利。在世界史的遥远的开端，鹦鹉摹仿了人的聒噪，而人则试图摹仿上帝的完美。 那么，从日常市民经验和乌托邦废墟逃亡而出的人们，他们所经历的，便同样不是一种生命对另一生命的尖锐感动，而仅是一种语言对另一语言的精密临摹。那种精神的形式或灵魂的签名，从大师的光辉里跃出，成为二手大师做梦的源泉。正是这一状况塑造了大量以文本为生的人：寄宿于某个语言母本，吃和用它，并在掏空之后转向下一个母本；也正是由这种文本的人塑造了大量伪造的杰作：它们拥有广博的历史、深邃的概念和宏大的结构，却唯独没有内在燃烧的激情。一旦大师把手从诗歌里抽开，他们就停止存在。 这是生长于黑暗风景中的四种不同的事物，被各种意识形态的灯具所照明，形成先锋诗歌运动外缘的古怪轮廓，用以戏弄批评家的目光，使他们隐入深深的感动。然而这些坐在信念瓦砾间恸哭的孩子，这些向着种族的根部飘落的树叶，这些为提高生活质量而辛勤操劳的人们，这些大师外部特徵的副本，不是真葡萄树。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仅仅是通向先锋实体或中心的陡峭台阶，从阴暗的乌托邦废墟底部伸出，像幸存的舌头，匆忙报导着当代诗歌精神的伟大复兴。 B.迷津里的博弈者 诗歌现存格局已经揭露了生存处境的真相。种族是一个超验的母乌托邦，它的全部价值通过无数子乌托邦──圣朝而现世化。在时间的向度里，圣朝辗转更替，盛衰有常，使历史的质点不均匀地分布，这就是汉、唐、宋、元的序列产生的原因。这些伟大的圣朝、东方的奇迹，像花朵一样依次盛放和枯萎，从我们身边经过，走向一个漫长故事的最后终结。在一个圣朝和另一个圣朝之间，是一些黑暗的迷津和荒凉的渡口，使来自旧圣朝的逃亡者迷失。 迷津事物或迷津空间，隐匿了大量的死路和迂道、大量的危难与死亡，以及大量的秘密价值和生命契机。迷津是多种统计单位的人(个体、团体、种族和人类)所必须经历的关隘和门，使生命获得无限众多的前景。然而，只有真正的大师才掌握了逾越它的线索，并进而抵达辉煌的彼岸。那些精神平庸的蝼蚁、赌徒和市民，在所有的时代都是迷津的囚徒，对他们而言，迷津既是摇篮，又是墓床。 处在迷津里的人和处在圣朝里的人是全然不同的。圣朝里的人，像李白和苏轼，被盛大的气象所感动，诗句明亮，犹如晶莹的器皿，陈放着来自形而上的太阳的光辉。迷津里的人，像李商隐和曹雪芹，是从圣朝的枯枝上飞走的夜枭，在没有光源接引的津渡悲怆地啼啭，说出对个人或种族的无限惑疑。 圣朝里的人，像李白和苏轼，被盛大的气象所感动，诗句明亮，犹如晶莹的器皿，陈放着来自形而上的太阳的光辉。 迷津处境和迷津心情，是先锋诗歌运动的全部精神起点。来自旧圣朝的逃亡者，最初具有狐疑的品质，在“我不相信”的聒噪中向迷津惘然行进，随后便失去了辨认价值方向的一切机能，成为纯粹的迷者。这是被“朦胧”的字词吞没的人，失掉存在尺度的人，或者说，是被“多元”面具掩饰着的无元的人，面对各种险恶的门而不知所措的人，等等。正是这种迷妄性使之能够被市井(日常生活迷津)、旧圣朝(历史迷津)和西方经典(语言迷津)轻易地劫持，并带往虚假的彼岸。杨炼与周易八卦的亲密关系，是先锋诗人在迷津中陷落的一个最初的证词。 那些曾经同迷津搏斗并且被打败的人，他们的经验写在诗句里，像分布在岔口的死亡标记和箴言，使来者得以规避。在这个意义上，先锋是率先殉道的人，前仆后继地喊出福音，然后被时间迅速抹除，但这里并不排除出现某些因机遇而接近真理的人的可能。他们迂回地越过沉没的津筏、被诗句的封条打过叉的门道，以及前驱者怨气冲天的遗骸，逼近那个唯一和最高的实在。 一个我所看到的先锋运动的核心，其中至少包含了三种彼此不同的类型：抒情诗人、强力诗人和玄学诗人。尽管他们的言词仍然残留着各种伪化(尤其是仿写)的迹象，但他们却已经停泊在离真正的门最近的处所。福音就这样怜爱地击中了他们，使他们的容貌变得明亮起来。 从前驱者倒下的地方起步，向未来的事物眺望，这无异于一群跛者获得了飞翔的能力。什么是跛者或完美的人?这个问题很难确切地给予回答。审视一个诗人，指望他像神那样，同时具备质朴纯真的热烈情感、实现伟大信念的强悍意志和无限深邃的洞见力，是不可能的。天才的完整灵魂，像殒石一样下降人间，在荒凉无言的大陆上跌碎了，破裂成一些次等的心灵，他们仅仅据有某一方面的特殊秉赋，藉此沿着诗歌的凄凉道路缓缓前进。 抒情诗人：白昼与黑夜的对话 诗人大都心灵脆弱、秉性忧伤。旧圣朝里的人，给皇帝和朝廷唱各种歌，说各种匪夷所思的奇迹，动各种情，滴各种泪。把被这些不幸的人关闭的抒情传统再度打开，耗费了整整十年时间。其中，因圣朝的暴政而恸哭不已的人，是舒婷和顾城，而被价值迷津弄得六神无主的人，是吕德安和于坚。在一个道德普遍沦丧的世代，抒情正在变得不合时宜起来，并注定将遭受嘲笑和冷遇。那么，许多早期的抒情歌手，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权利，就成了值得怜悯的事情。在迷津的诸多罪恶中，抒情是最严重的一种，因为它向我们指明了抒情者的无用性。通过语言的舞蹈，人被判处与苦痛迷离的经验共存，像尘封于往事的囚徒。 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无视这种流行的反抒情原则。李亚伟和万夏，这些具有优良抒情气质的歌者，一方面在欣喜若狂或痛不欲生的经验中浮沉，发出灵魂的狂乱反响；一方面又嘲笑这种情感，把它们隐匿到反讽、戏谑和粗鄙的“莽汉”面具之后。这种自我伤害的结果，不是抒情要素的消解，而是一系列从热抒情到冷抒情、软抒情到硬抒情的风格剧变。因此，除非“反抒情”反对的是诗歌自身，否则它就只能被理解为某种“反面的抒情活动”，即在一个自我悖反的语言结构里保持内在抒情的本质。 这其实就是针对旧圣朝的没有信念与出路的情感，被困在硬化的表情里，像冰冷而硕大的石像，接受来自大学反叛青年的仿效。而尽管这种使人面目全非的硬度，损害了诗歌在处理个人经验方面的弹性，它仍然显示出反叛的力度，因为它是拒斥历史现状的，并且最终结束了用哭泣和撒娇的方式表达怒气的时代。 由于“莽汉”们的沉痛嚎叫，某种抒情原则获得适度的保存。然后，由另一些抒情诗人在新向度上加以展开。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放弃对阴郁境遇的直接感受，把孤寂的心灵投入梦幻，用典雅的言词再塑抒情空间和抒情对象。柏桦、陈东东，有时是才华横溢的海子，无限落寞地前往逝去的圣朝，凭吊凋谢的事物，同质朴的人民或早夭的诗人对话，倾听一种被时间湮灭了的亲切的语言。古代的风景清澄明亮，像浮清b于迷津空气中的蜃楼，使做梦者在这个限度内获得幸福。 远离实存世界以祈求想象的价值，这完全是新浪漫主义的立场：既然诗人无法修改他的境遇，那么他除了向过去时态的光辉嬉游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也扛5c只有女人能够在莽汉主义和新浪漫主义之间找到第三种抒情道路：被实存本身的力量所震撼，同时又蔑视语言反讽的面具。这就是翟永明，坚持在尘世的阴影里爬行。迷津气质像噩梦一样印盖在她的感官上，使之成为内在迷乱的人。灵魂恐惧而欣喜地穿行于身体的迷津、血的深谷，以便同一个叫做“静安庄”的外在迷津会合，用黑夜激情去开辟存在的神秘道路。 在某种意义上，翟永明接近了我所企盼的类型：保持存在的激情、批判的勇气和对迷津苦痛的敏感。但她的迷乱性破坏了语言的制作，使之具有一个同样紊杂的面貌。郑单衣正是在这点上使我释然。一个完全无名的诗人，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步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古典抒情气质、难以压抑的激愤和异常纯净的语象、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题材之间的内在和谐。这是先锋运动在抒情样式上所显示的令人鼓舞的迹象，它使一个文本匮乏的时代出现了某种变化的契机。 强力诗人：愤怒的旗帜 抒情者，有时是怨恨的人，但基本上是忧伤的人，赞颂生命和净化死亡的人，面对挫败顾影自怜的人。我不指望他们会维持一个抗争的脸庞，反复喊出愤世嫉俗和尖锐刺耳的声音。抒情，其实就是企图最终忘掉丑恶的经验，并在温柔的骗局里永远居住下去。而某些拒绝居住的人，则继续守望着旧圣朝的庞大阴影和迷津里的可疑事物，怒气冲天地书写关于种族或人类文化的死刑判决。 这些嚣张的顽童、愤怒的青年，正是我所说过的强力诗人，从一个单纯的阳具激动开始，向极度的欲望飞跃，成为语言恐怖主义者、殴打现存文化秩序的暴徒。他们依靠仇恨的力量在世上行走，企图用屁股颠覆头脑，用蛮化消灭文化，用肉体意识打击精神意识，用字词的暴力推翻乌托邦的永恒统治。所有这些操作法则构成了形而上的“怒”的最激进的形式。 怒的问题，也即从抒情体系分离出来的破坏性意志的问题，它意味着人与境遇在所有方面的决裂。怒是心灵对自身的奴隶形态的极端感受，是“心”与“奴”之间的紧张对话，它包含了大量占有或摧毁的愿望。然而从“怒”里走出来的人，或是我们称之为“怒者”的人，却是无法一言蔽之的。有一种怒者，像屈原，是撒娇的人为着某种国家关怀或个人荣耀严肃地活着，并因得不到它们而趋于最激烈的撒娇：写诗或自杀。 在怒的严肃性方面，廖亦武是屈原线上的人，这个浑身杀气的武士，原先是脆弱的抒情者，由于愤怒向着胆边生长，获得了义无反顾的勇气，并拥有一个被仇恨烧灼得粗鄙不堪的语言相貌。正是从这种脸庞上长出难以名状的舌头和牙齿，咬遍外在的事物，也咬自己的球，在自虐与他虐、自渎与他渎之间痛苦欲裂地挣扎，把自我逼入毫无指望的绝境。《巨匠》──《黄城》──《死城》，一个在愈演愈烈的亵渎中不断向内旋紧的刀架，绞杀着信念残剩的心灵，而诗人的身体却不能及时地死去，无法响应关于自我和旧圣朝(“城”)双重空无的学说。 毫无疑问，我此刻正在谈论一个无论反叛的力度还是宽度都力图达到某种极至的人，但他却仍要求助于嘴的神话，并相信“亵渎”这个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只有走向游戏的怒者，或只有试图取消生活严肃性的怒者，才能摆脱这一困境。张小波声称，诗人应当学习死亡，这一劝诫是意味深长的，死亡，也即自杀，就是在征服与占有的强力操作中自我抽空，越过亵渎的限度，用寂灭对抗被确证为毫无价值的存在。　于是，头上隐然现出双角的反叛者，同时用肉与灵两支笔“瞎涂”世界，在疯狂的享乐游戏中耗竭，最后被旧圣朝劫持，栖身黑暗的囚室，并屈从于他曾经蔑视过的事物。游戏通过一个荒谬的结局取消了怒的主体，是谁预见到这一令人疼痛的图景?我想正是张小波本人。愤怒的嘴从空气里消失，只有眼与耳像葵花一样旋转生长，收集来自内心或栅栏外的稀薄物象。 作为迷津里的赌徒，游戏者必须在赌博规则的支配下进行个人冒险，用目标和程序的理性设计而非怒气去推动反叛的事业，从而获得必要的力度。但迷津的门无限增殖，其中只有一扇能够把我们引向奇迹，张小波因此心力交瘁地坐在完全空无的门的背后。而这就是他的罪孽：被美丽的事物迷惑和出卖，成为惨败的人。这同“非非主义者”的命运构成了对比。他们用知的光线探测或猜想迷津，劝服诗人结束无谓的冒险，以还原主义方法向一个超验和形而上的“前文化”结构皈依。 “非非”，可以翻译成“不不”、“达达”、“乒乒”或“乓乓”等自我否定和自我映射的字词，据说它来自蓝马或周伦佑的一次神秘梦启，以致这个亚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笼罩着“盆地妄想症”的谵妄气氛。由于它在诗歌的还原实验方面的失败，“非非”的核心人物所扮演的，主要不是诗人角色。在更精密的意义上，他们是一些狂热的文化游戏分子，迷恋于取消文化和清洗语言的理论野心，用“非非辞典”制造大规模的语词动乱，并指望在文化之外建立新乌托邦的强大秩序。 这就是非非意识形态，既敌视语言又热衷于制造术语，既拥戴逻辑又屈从于悖论，既反叛文化规范又企图组织起更强大的暴政，既狂妄又天真，既执著又戏谑，既“非非”又“是是”……。所有这些极度分裂的气质塑造了“非非主义”，使它拥有一个不合时宜的可笑面貌。 但比起先锋诗界的诸多弱点，“非非”的过失又算得了什么?它无非是某个在各种压迫中尽其所能地反抗的结果。从诗歌的针尖上向无限阔大的文化哲学作亡命的一跃，以期逾越“还原”走廊逃向“非非”神话，这在一个戕害人性的境遇里，难道不是一种令人心碎的努力么! 玄学诗人：智者之瓮 被极度分裂的欲望引离诗歌，其代价是否昂贵，这不是我要验证的东西。我的全部疑问在于，谁在诗歌经验领域内洞悉了时代精神的本性?强力诗人，被愤怒所驱役，敌视一切存在，急于利用语词亵渎并推翻世界，藉此向自身的狂热意志致敬，那么它就最终勾销了包括所有存在者的全部经验对象，使描述迷津或圣朝的内在格局的愿望破损。 玄学诗人承担了这个使命。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在种族事务的顶端，“慧”的射线洞照了存在的阴影和津渡上的迷雾，企图揭露被它们隐匿的价值线索；“慧”也促成了语言的苏生，再度赐予它“逻各斯”(道)的神圣地位，并把诗人导入事物的本质和一个光辉的形式。这两种操作是内在合一的：思想和语言、智慧和纹样，从一个脆弱的心灵出发，获得无限幽远的洞见力。“玄”就是衡量“慧”所能达到的空间深度的最高标尺；“玄”是起点，也是终点，它叙述了诗人卷入迷 正如一切思想都导源于某种启蒙操作那样，玄学诗人必须求助于一个外在的导师来推动他的事业，而此人将明彻地了解人类迷津的全部细节。这就是博尔赫斯，在他所指点的概念和语言向度上，中国当代作家茁壮成长。显然，所有受惠于博尔赫斯的诗人中，牛波的学业是出类拔萃的。这个迷恋二度空间的画家，企图用语言说出第三度空间的热烈意义。于是“迷宫”，一个从博尔赫斯的概念里援引而来的事物，便因着它同我们生命境遇的内在吻合，成为玄学诗人的不朽母题。 这无疑是把博尔赫斯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典范。作为“迷津”的高度欧洲化的称谓，“迷宫”为走投无路的信念过客下了定义。迷宫滋育了那些在它里面玄想的人，动员着他们的全部辨识智力和突围激情。牛波看到，那些互相平行的事物、崛起的山体、充满各种语言复本和词典的图书馆、关押囚犯的“功德林”监狱，是“迷宫”投射在现世幕布上的影像。他不能拒绝这样一种迷人而悲伤的图画。因为最终是他自己制作了大量语义的“迷宫”，使无数渴望从中获得情感慰藉的伪读者陷落。他是捕鼠机里警醒的猎物，也是安装捕鼠机的人，在思想的午夜辛勤地狩猎。 北京天坛：一个文化迷宫的古典样本 但“迷宫”意象和迷宫人物，不过是某种静止在现时态里的三度空间而已，它注定没有时间的入口和出口。只有迷津才是四度的，朝着过去和未来幽怨地开放，成为连接旧圣朝与新圣朝的唯一通道。退出“迷宫”，从一个更阔大的视界里探究事物的形态和因缘，欧阳江河就比牛波说出了更多的猜想。这是一种令人骇怕的经验，描述“乌托邦”和“空中家园”等各种圣朝的故事，还有“父”的严厉统治和“家园”的漂移走失，精致的推究式的思辨言辞，尽其所能地触摸着对象的残酷细节，像一只温良可笑的家鼠，敬畏地触摸猫的爪子，以估量它的哲学意义。 这里肯定包含着某种来自“神圣言语”本身的力量。玄学诗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崇拜语言的人、相信好的言辞能够裁决一切的人、以及企图利用字词驾驭存在的人。所有这些信念赋予欧阳江河一个英雄主义的容貌，自负地谈论“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的恺撒大帝式的箴言。巨大的迷津就这样被轻易地打开了，像“玻璃”一样无限浅显而清晰，“慧”的闪电毫无障碍地在其间穿行，直抵事物的秘密核心。 在透明法则中眺望人类的事务，并因其语言的有力性而体验到征服者的荣耀，这种经历为诗人提供了进入新家园的重大线索。迷恋家室的人，以符码为床，以意象为衾，反抗着迷津的恐怖或混乱气质，他与其说是一个流浪者，不如说是一动不动的人，躺在语言的神话里死去活来，以致成为丧失行动性的瘫者。宋琳是这方面的例证：被存在的痛苦吓得目瞪口呆，拒绝起床，用睡眠去模仿死亡，让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慵懒的气味，同时又固执地等候福音，抑或某个有关“革命”的指令，并迅速成为一个新人，以书写卓然独步的诗篇。 然而，更多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在拥有奥勃洛莫夫式的不朽灵魂，这不仅是一种推测，而且是一个犀利的事实。人要么像西西弗神那样坚定地做着完全无效的事务，要么拒绝一切操作，以躺的姿势在世，成为长眠的人。诗人支持后一种策略。他抚摸受伤的膝盖，停栖于身体的深处，用取消行动来取消失败。这就是人全部快乐的源泉，超越于迷津的命运之上，静观那些偷渡者、迷途者或溺毙者的悲惨结局。于是绝望的人，或是大梦先觉的智者，就从出售勇气和愤怒的交易中，摄取了无限短暂的幸福。 不妨让我们一起来回忆柏桦《在清朝》所提供的场景：牛羊无事、百姓下棋、饮酒落花、风和日丽、山水画臻于完美，建筑弄得古色古香，闲适和理想越来越深，而后哲学如雨，风筝遍地……这种古老帝国弥留时刻的伟大的安祥，正是滋生玄学或不玄学诗人的颓懒风骨的摇篮。人民无所事事、怠惰成性。诗歌是闲暇产业，诗人为迷津时间和迷津日历所惑，在寂静的岁月里无尽地休眠，时而说出颓废的梦呓。 许多玄学诗人的最后本性正在显露。肉体的怠懒和灵魂的活跃，这两个方面同时达到激进的程度。他们是时间诗人，在岁月里驻足，失却一切愤怒，用预言结束生死循环，凌越于一切与空间有关的征服、权力意志和强大激情之上，一动不动地向时间尽头漂移。玄学诗人竭力引领着这种普遍慵懒的罪恶，而实际上是被这种罪恶所驱役，成为时间民族走向黑暗的永恒的先锋卒子。 然而并没有什么人走出了迷津。无论是用心抒情的人，用屁股造反的人，还是用头脑玄想的人，这些传说中的英雄，迄今为止仍然在各种歧路上奋勇前进，离弃着一个真正伟大的历史目标。也正是这些神色坚毅或弛惰的向导，被自己经历的路线所迷惑。绝对迷津(变量1，又称客观迷津)加上迷者的胡乱行走(变量2，又称主观迷津)，构成了不可破解的相对迷津，像两条内外缠绕的线段，续织出无数价值死结，使全部的信念探险活动瓦解。 C走出迷津 相对主义：价值的遁词 先锋诗歌运动的全部优劣是在一个严酷的时代被命定的。大数量的劣质人口和四分五裂的信念格局，像黑暗的涌流，为诗人利用诗歌满足革命的愿望提供了腐败的根基。绝望者们组织各种诗歌互助团体，高举哥老会、袍哥和青帮的不屈旗帜，编印粗糙或精美的地下诗歌读物，喊出咄咄逼人的美学宣言，使人间充满动乱和预言的气息。　这一由无数小型公社构成的诗歌运动，在1986年发育成庞大的形态。徐敬亚策划新诗大展的消息是史无前例的福音，在它的感召之下，诗歌爱好者的零散个体匆忙集结起来，自我命名和赶制宣言，使“流派”数量急剧扩张到六十余种。复合的灵魂们簇拥在两张八开报纸上，用破碎的口号和诗歌残片撰写了作为运动的诗歌革命的重大新闻。 运动，这个词正是我们理解先锋诗歌意义的逻辑起点。由公共传播媒介所推荐的群体行为就像欲望的潮汐，在无比痛楚的月光下涨落，发出摇撼人心的呼啸。运动是火的花瓣、成群结队的牙齿、由密集点阵集合成的宏观图像，只有从一个浩大的立场出发，才能舍弃它的细枝末节，洞察作为整体和过程的辽阔意义。时间之手的介入，注销了一切单个诗人及其文本的独立意义，把它们改变成转瞬即逝然而赏心悦目的泡沫，为某个巨大的涌流服务。 那么，一次描述了运动轮廓的“大展”，受到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攻击，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其中最有力的指责，恰好指涉了参与“大展”的文本的低劣性。这正是“文本美学”的传统立场：愤怒于一切不能奉献出硕鱼的潮汐。这种渔夫信条无疑损害了对先锋运动及其展出事务的评判。先锋诗歌的主要形态决不是字词文本，字词的意义附庸于操作，它必须在录制了运动的明亮律动之后才闪烁出微弱的光辉。同样，只有在先锋运动的尽头，才可能出现经典诗篇和大师的身影。 然而真正严重的威胁不是来自对文本的负责，相反，它来自某种颂扬。运动的迷乱气质诱惑了好心肠的观察家，并为相对主义美学提供了实证。宣称诗歌向度的多元特性，或用无数细碎和相互平行的价值单元肢解那个唯一的价值之王，这就是空间相对主义的罪恶，它杜撰了关于迷津消失的神话。无数五官残缺的头颅(元)在迷津里疾走，判定所有岔道和死路的值皆为真值，足以把人们准确无误地引向新圣朝的乐园。这样，迷津就首先在心理上而不是在实际上失去了效用，从危机四伏的猜想空间转换成了各种真理命题的汇集。 用多元主义学说迎合迷者摆脱迷津的痛切愿望，或者，劝慰所有被时间进程遗弃的诗人，这显然是众神时代的精神特性。无限众多的神灵在人的四周舞蹈，掌管每一条秘密路径。一个神就是一个向导或一架路标。在这样的时代，真理俯拾皆是。它不需要我竭力探寻，而只须随便挑选一下就够了。在一个咒语、一声祈祷、一段旋律性哭泣或歌唱性吟诵之后，神就应召而至，向我出示浩大无边的幸福。 让我们回过来阅读书写在那些“流派”旗帜上的宣言吧。我要援引“撒娇派”的例子，它清晰地表明了一群愤怒的学生是如何用“撒娇”把自己从无望的怒气中解放出来的。“撒娇”是饱受屈辱的心灵所采用的奇怪的抗议方式，它起初满含着对反叛的思念，而最终则趋向于意志的自我消解。可以断言，撒娇的人企图推荐一种策略，即通过自我弱化和自我颓废来嘲笑一个早已失去慈爱与关怀的母体。而这种嘲笑在击中了种族母体的冷酷面容之后，也沉重地回击了嘲笑者自身，把他们同样推入迷津中最阴冷的囚室。 撒娇的或不撒娇的，这些受到多元主义者热切关注的诗歌原则，已经组成当代多神教的庞杂格局，并且正驾驭着诸多脆弱的心灵。只要它们所发出的聒噪不妨碍我倾听一个最高的声音，它们就有充份的存在理由。但多元状态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和自由精神的结果。恰恰相反，多元主义往往为拒绝猜想真理提供遁词，使人们屈从于一些鸡零狗碎的事物，以取消对本初或终极价值的探险活动。 时间相对主义，或是我称其为“代替主义”的某种学说，修理了多元主义的这一立场。用“第三代”或“第四代”自我命名的人，他们坚信高序数的“代”比低序数的“代”拥有更多的生命优势，并指望一种青年文化能在“代”的更替原则支配下，获得统驭世界的权能。这其实就是天真进化论，把诗歌发展归结为一些较少占用岁月的肉体，藉此显示对于一切未来价值的信任和对一切过去价值的不信任。 然而，时间的展开抹掉了“代替主义”的有限信念。时间神向我宣布：既然所有子代都是对它的上代的反叛或更正，那么它们就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因为它们各自实现了其生命阶段的使命。我注意到了时间逻辑的这一特点，它把“代替主义”转换成“阶段理论”，确信每一时期的诗歌都是该历史段落的最好显现，或者说，它就是自身完美性的唯一尺度。而这种向所有时间产品胁肩谄笑的态度，正是古往今来一切文学史家所坚持的立场。 绝望主义：上帝的弃儿卡夫卡 相对主义批评的零度眼界，使诗歌处在丧失自身伟大信念的危机之中，每个口号、宣言、“流派”和“代”，都毫无例外地沉浸于自足的快乐，完全无视内在或外在的超越。只要它聒噪并使语言生效，它就是一个光辉的价值，足以维系住一种临时的声望。这些嗡嗡小组，像这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系统一样，不幸参与到了迅速生息的时髦循环之中，验证了“后现代主义”的异化事实。 从急促紧张的诗歌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基础价值体系，是我所能企盼到的最好的货色。基础价值，也就是商业社会的精神法则，蕴含着用货币和消费数值去评判文化的机能，它把诗歌变成了表达浅薄欲望的波普艺术。一个波普诗人就是一个市场偶像，用日常语言垃圾拼贴诗歌，在大学校园及其朗诵会上拍卖，博取青年公众的狂热喝彩，然后就被迅速遗忘，隐入下一座偶像的硕大阴影。面对这种图景，诗歌文本的增殖和贬值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中间价值方面，除少数抒情诗人继续从事对情感伦理及其情爱命题的羞怯探讨之外，我没有看到任何新的进展。所以我只能再度回顾一下北岛同杨炼的对话。这也就是黑夜激情与白昼激情的问答，回响于“今天派”诞生和死亡的短暂岁月之间。北岛在此扮演着一个苍白的鬼魂，被国家意识形态的黑色布景所惊骇，说出“我不相信”的著名台词。杨炼(也许还应包括江河)则是索魂的使者，他必须解答这个质疑，把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信念引渡到种族意识形态领域中去，藉此完成对中间价值的重建。 这与其说是一种解救，还不如说是对腐败事物的更深的陷入，它使“今天派”的文化反抗变得愈来愈没有危险，并被迫加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后卫战争，以应付来自激进诗人的攻击，尽管如此，我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那些用过即扔或无限衰老的价值，仍然是价值的某种形态。正是它们的存在激发了我的批判意识。 一个真正的空无，出现在终极价值的层面上，这是必定无疑的。拥戴众多低劣的价值神明，意味着对最高真理的舍弃。在卡夫卡、艾略特和毕加索的邀请下，中国先锋艺术家向荒原、毛虫和稻草人的状态飞跃，从灵魂的一切隙缝里清除生命信仰的残余，竭力要成为完全虚无的人、虔诚地去厌烦的人以及卑微到了非凡地步的人，等等。于是，这些自我藐视的人，就最终藐视了包括上帝在内的一切神明。 夏加尔《生日》：在卡夫卡、艾略特和毕加索的邀请下，中国先锋艺术家向荒原、毛虫和稻草人的状态飞跃。 但只有当我开始痛恨卡夫卡时，我才明彻地意识到，这个人是真正的迷津，在激烈的较量中，已被中国游戏文化所劫持和修理，变成他自身的陌生人与僭伪者。作为一场悲剧性演出，卡夫卡的替身对中国先锋诗人说出不容置辩的旨意，命令他们和上帝的信念一起完蛋，而他的真身却在欧洲的墓地里为他与神的契约而永恒缄默。艾略特或毕加索，是卡夫卡的兄弟。 契约，它是卡夫卡家族的秘密吗?这些从神明的梦境里分离出来的心灵，从一个虫子的卑贱角度推开上帝，而事实上只是被上帝所推开，像推开空气和灰尘。卡夫卡无非就是那种具有足够洞见力的人，透澈于被终极真理悬置和遗弃的状态，然后用破裂的语言写下绝望的证词，这便是契约：作为世界现象和世界经验的缔造者，只有上帝有权决定谁将获得或不获得他的恩宠，人的德行和祈祷根本不能影响上帝的意志。而所有这些严酷法则都来源于基督新教的教义：上帝无限地行动着，人的意义则仅限于接受。 把虫的形貌及其内在卑贱性作为上帝的悲惨礼物接受下来，是人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了解这点耗费了人类几个世纪的时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成为历史上最奇怪的先知，一方面像虫那样爬行，一方面却说出神的声音。而基于极度的绝望和愤恧，卡夫卡没有直截了当地喊上帝的名。这就是他的罪孽：以一堆阴郁寓言去迷惑东方的游戏者。只有艾略特偶尔动用了基督教的语法：“主啊，我毫无用处!主啊，我毫无用处!” 这样的痛苦欲裂的言词，旨在说明某种人与神明的迷津关系，却拥有一个祈祷的句式。它显示了绝望的笃信者的双重特性：确信那个最高的实在，同时对自身的命运无限悲恸。这是被终极真理废黜的人的必然下场。据我所知，绝望就是对终极事物进行关怀之后的极端反响。 在卡夫卡们的极度沮丧的灵魂里，永远蕴含着某个不可企及和难以言说的信念。一种被上帝遗弃的绝望，被诬指为一个“上帝死了”的消息，而引发出普遍的信仰崩溃，其结果是大量真正低贱的虫性人格的滋生。一个名头响亮的先锋诗人就是一条毛虫，蜷缩在他的意念深处，用诗歌的茧套把自己封存起来，拒斥一切价值的光亮。中国游戏精神推进了这个颓废化运动。因为游戏消除了伟大和微渺的差异，游戏也塑造了适意而快乐的虫子，为一个卑下的存在状态低吟浅唱。 虫而没有痛苦，这才是所有罪恶中最深重的部份。这两个要素的叠加，构筑了“东方后现代主义”模式：(1)坚持语言─情感的二重游戏；(2)用游戏消解痛苦，或维持某种低度的痛苦；(3)消除一切价值深度；(4)孜孜不倦地探寻日常生活的琐碎意义，用日常经验取代艺术经验；(5)保持潇洒、安详、闲适和恬淡的演出风度。这同卡夫卡的立场形成尖锐的对比。一个被虫的经验压垮的人，却依然不懈地坚持对日常生活的峻切批判，用孱弱的躯体尽其可能地负载和贮存痛楚，从而在最后的时刻发出震撼灵魂的呻吟。 本质主义：重建精神圣殿 一种敢于绝望的浩然勇气，如果它不能导致终极的幸福，那么它至少也能导致某个终极的痛苦，使人有了唯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在败坏的世界里，诗人被强烈要求着他的超越性。痛苦像闪电一样照亮了他的头部，为他指明向上离开迷津的途径。由于痛苦是诗人的触角，诗人才得以成为“种族的触角”，充当盲眼者的向导，对准一个原初和本体的事物飞跃。 于是我就既触及到现存诗歌制度的基础匮缺，也触及了它的未来发展向度。先锋诗人从古典浪漫主义的云端里坠落尘寰，现在要重新回到上面去，越过一切古典的或“新批评”的高度，获得对最高天体的盛大占有。而这就是终极的诗：从它的文本里迸发出对人的精神存在和语言存在的极度关怀。这种关怀达到如此专注的地步，乃至诗人超出了迷津的命运，诞生与死亡的时间循环，以及一切与此相关的焦虑和恐惧，沐浴于以“上帝”命名的新圣朝的光辉之中。 “上帝”是一个谜语，有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无穷尽的解。在今天，这一概念会遭到致命的误读，被偷换成与思想奴隶有关的皈依仪式。但上帝的本性在于，它是启动人的伟大信念和终极关注的契机。或者说，它是显现在人类梦境中的最明亮的景观。一旦我们不再做梦，上帝就动身离去。对人而言，上帝没有什么危险性，并且完全无须我的屈从和臣服。相反，它不过是人类事务的最高目标的一个普遍象征。如果放弃这种隐喻性陈述，我甚至连思考都不能进行。上帝是一个词根，人什么时候中断说话和写诗，它就终止自身的存在。 写诗说话的人，从猜想“上帝”这个谜语出发，向终极的诗大步推进，然后在瓦莱里的所谓“纯诗”那里停栖下来，环绕它热烈地舞蹈和生活，唱还原主义的最后礼赞。这其实就是用语言表达对语言的膜拜。在“纯诗”的澄明领域，语言和受其支配的整个感觉系统僭越了终极价值的权能。它正好显示出形式的巨大力量，诗人与这种力量一起命名和塑造着世界事实。这就像“创世纪”中的耶和华神，先“说”事物的名，随后才出现宇宙的诸多意象、结构和幸福。 那种纯化的和不提供任何意识形态信息的艺术，是企及终极的诗的巨大的门，先锋诗人在这里云集，练习说话的技能，推敲语词间的各种关系，还原俚语、译语和各种语言的魅力，以及穷尽形式法则所能容忍的一切实验。前赴后继的人，践踏着北岛和杨炼的尸骸蜂拥而入，从这个形式主义的英雄队列中，崛现出宋琳、欧阳江河、柏桦和郑单衣的身影，他们是修葺玻璃城堡的工匠，沉溺于语言玻璃的透明而有限的世界，被它冰冷的火焰与光线所震慑。而这里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限定：坚持自身澄明的事物，不仅排斥杂质，而且也拒不收留内在精神性和一切本质经验。 宋琳和欧阳江河洞悉了这个原理。他们在这一限度内写作，同时探讨某些小规模突围的可能。更多的人则在字词的深处睡眠或打坐，到处弥漫着语言暴政带来的凶戾和卑顺的气味。这是语言原罪所带来的悲惨结局。神圣语言(逻各斯)缔造和握住了人，而这就是它的工具。语言利用人达到它自我完善的伟大目标。历史中的个体、可怜的肉身、僵硬的舌头，皆被许诺以各种未来的名声，而一旦他们衰老得不能说话，就遭到神圣语言的抛弃，成为一文不名的人。 正是在这样的尺度中人们鄙视一切哑巴，确信失语症的可悲和聒噪的热烈意义。语言统治无所不在，像罪恶之手，操纵人的存在，并迫使那些思想者就范。只有沉默的人，坚持不懈地用个人冥想和静虑去抵制语言，削弱着它的权能。尽管如此，某种内在的语言仍然是不可拒斥的。那么，除了认定一个硕大的语言事实及其权威性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更重要的话要说? 语言，它不过是思想的前夜而已。越过“纯诗”之门，一种难以言喻的精神正在降临。它与其说是一种实在，不如说是一种辉煌的气质和信念，支持着人的全部写作事业。孤寂的面孔、不朽的悲伤、无畏的义愤、博大的仁慈、深不可测的意念等等，这些属性的总和构成了语言里面的东西。神圣语言注定要去迎接这种伟大精神，并与之汇合，共同开创文学和世界的苦难面貌。这样，我就为所谓“终极的诗”的概念找到了最模糊的界定。 我们丝毫不缺乏语言。或者说，在收集了各种语言发展的向度之后，先锋诗人面临着内在精神性的不在场。我们缺乏的正是这个东西。而全部的拯救都取决于对存在的最高意义上的关怀。人无限行动着，上帝则仅仅接受。那么，凭藉难以抑制的激情、征服世界的意志和洞悉真理的智慧，一个大质量的心灵将最终抓住他所眷注的终极价值，使以往所有的喧闹都成为赝品。 先锋诗歌运动和终极的诗，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极点，中间分隔着广阔的迷津。令人惊骇的是，中国诗人已在其中迷乱地奔走了将近一个世纪，并且看来还要继续奔走下去。但我无意在此援引那些悲怆的事实，而是要为结束这种精神苦难探求一种出路。 这其实就是在吞噬信念的时间的威胁下，逼近一个难以名状的希望，也就是在燃烧的迷津里，收集灵魂的火焰以烙写最高的信念文本。时间之神注视并裁决着这一切。它是初者，也是终者。 1997年写于上海

绘画中的自我刺瞎和自我流放的俄狄浦斯 上 篇 一　俄狄浦斯和苏格拉底的产业 俯察一个傲慢而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痛苦之神奔走哀号的遗迹触目皆是，悲痛的火焰的建筑在时间里颤抖，从透明的历史中永恒地现身。这现身之所以永恒，正是基于痛苦之神的有力性。它，或者叫做痛苦本体、痛苦的最高实在、痛苦的绝对精神，诗意地居住在希腊神话的崇高皮肤里，以便向未来的无尽时代逃亡。 这无疑就是全部欧罗巴痛苦的导师与源泉，它最初现身为俄狄浦斯──那个被命运逼迫得走投无路的人。在弑父和娶母之后，他洞悉了自身的罪孽。目击手与阳具等诸多器官的为恶，眼睛的疼痛难以言喻。这意味着被意识光线照亮的景象召回了痛苦。是的。在火焰的光照里，痛苦内在地飞临着。而对于那人，它是一种诞生和涌现的开端：痛苦之眼的目击为其自身安置了痛苦。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痛苦之眼所蕴含的消息(罪恶和对于为恶的痛苦)启动了刺瞎的手。它首先“看见”那眼，用反思的光线对它命名，而后，“出手”刺瞎了它。这无非是企图通过消除对于光线的感受性来消除对于痛苦的无限惧怕，并同时以熄灭灵魂的光线来熄灭为恶的景象。然而刺瞎之手不能实现这点，恰恰相反，那可怖的鲜血四溅的盲眼仍然内在地睹见着昭彰的罪行，而手还要负载眼的黑暗性剧痛。 面对刺瞎之手犯下的新的罪孽，奔走之足的现身是不可避免的。在收容了前两轮的痛楚之后，它言说了更高一级的心情。奔走，就是对全部罪行、为恶器官及其反思痛苦的放逐，就是从自身倾倒出所有令人骇怕的事物。荒原之母接纳了那人和他的弃物，并同他一起开拓着痛苦之神所能企及的广度。 越过俄狄浦斯事迹，欧罗巴痛苦的本性已经呈现。希腊的诗篇、悲剧与雕塑收藏了这一内在过程。正如俄狄浦斯所示，反思的冒险没有取缔痛苦，反而把它逼入一个绝望的荒野。痛苦之神藉此实现着它的世界形态、极端形态和美学形态。 只有哲学形态是俄所不能指涉的，苏格拉底制止了这个国王。不仅如此，面对死亡之夜的降临，他还要制止痛苦之神的飞临。在生命的末日，理性智慧收集了死亡的诸多幸福特点，使古代贤哲呈现出异常安祥的容貌。 倾听一下苏与弟子所讨论的生死或灵肉命题，我们就会发现言说之舌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消解痛苦，一方面又贮存它。苏因此跌入了悖论的古怪座椅。 在话语的不屈行进中，舌头热烈地跳动着，表面上针对众徒的最后的困惑，实际却旨在平息言说者自身的痛楚。苏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目的。舌头建造着死亡的意义之乡，也即为濒死者预备的家园。在死后，他将动身前往那座纯粹话语的乌托邦，但在死前，他已经作了急切的一跃。灵魂的不灭性、众神对正义者的召回、天堂的明亮景象……，人类的神学知性被全然动员起来，去制止痛苦之神的飞临。这是一种奇特的“刺瞎”：用言说之舌取代了刺瞎之手，又用幸福之眼取代了痛苦之眼。将要目击死亡的眼睛，饱含着难以言喻的慰藉。 “刺瞎”即反照。在理性和从容的赴死风度背后，不现身的痛苦、内在隐蔽着的痛苦、被奥林匹斯教洗涤过的痛苦，这些事物没有被真正消解，而是融入了一个有力的解释系统：它既解释了死亡，也解释了痛苦。反照，就是对死与苦进行反思时点燃起幸福与欢乐的火焰，以赋予前者一种神学的明亮性。从这样的沉思中他说出了著名的独白：“死亡有理由被看作好的结果。”（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 这就是苏格拉底痛苦的秘密。痛苦者起初在它里面，而后越出并在它上面。这样的征服。所改变的不是痛苦自身，而是人与痛苦的内在关系。此外，它似乎也改变了话语的对象。由于乌托邦的固有习性，痛苦遭到了省略与驱赶：它在言说之外和缄默之中。 毫无疑问，俄狄浦斯与苏格拉底，或者说神话与历史、国王与智者、激情与理性(?)、言说与缄默，这些事物描述了痛苦之神在欧罗巴的两种现身。在所有的现身中，只有这两种现身开辟着文明的道路，并成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古老根基。凭藉痛苦的伟大深度，人要实施向终极关怀的永恒逼近。这是邀请痛苦之神介入人的生活的全部理由。痛苦在碾碎人的同时激怒了人，而后开始了对痛苦根基的反叛和历史的飞跃。几十个世纪之后，世界充满着这两个人的英雄容貌。 谁是俄狄浦斯和苏格拉底的真正敌人?只有最天真的人才会把疑惑的目光引向国王的儿女和雅典陪审团。基于人对痛苦的惧怕，这秘密的敌人来自所有消解痛苦的力量，也就是来自人的内部，来自历史的每个角落，来自火焰背后的寒冷的世界之夜。遍及欧洲的形形色色的教派与哲学，从伊壁鸠鲁到犬儒主义，从斯宾诺莎到伏尔泰，从拉斐尔到拉伯雷，痛苦之神经历了反复的衰退。 然而，人的内在勇气挽救着痛苦在其历史中的连续性，迫使它对一切残害人性的事物作出反应。希腊的光辉黯淡之后，基督教从一个令人难堪的角度接管了俄与苏的产业，这意味着痛苦与勇气的双重深化，约伯的痛苦和耶稣的勇气(犹如俄的痛苦和苏的勇气)，诞生于亚细亚的旷野，却在欧罗巴赋予存在者以人性的黑暗深度。如果我没有说错，那么这僭越者、这亚细亚的心情、这四处流浪的灵魂，在希腊的废墟上看见了家园。从那时刻，东方的没落和西方的获救，这两种命运都已设定。 二　亚细亚痛苦 没入黑夜的亚细亚高地，在其历史的童年却照临着三座宗教太阳。神学的光辉穿过居民的皮肤，勾勒出心灵幸福的轮廓。从欧洲的方向，可以依次看见约伯主义、佛陀主义和庄禅主义，这三种精神模式平分了亚细亚人民的信念。 我所关注的是：在一个拥有全部痛苦可能性的空间，痛苦之神以什么方式现身?如果它蔑视并远离着人民，那么谁是它飞临的对象?谁接纳了它?谁是它的恒常家园? 上述难以索解的提问指涉了亚细亚痛苦的可辨认性。在亚细亚，痛苦的历史和人类一样古老，但它并没有被充份地言说。它仅仅内在地沉默着，隐蔽在意识形态的背后。人性之夜消解了它的最后的依稀轮廓。 缄默的痛苦，像海水一样弥漫、阔大与卑贱，在时间里永恒循环，缓钝地浸蚀着辗转阴沉的众生。这与欧罗巴痛苦构成了鲜明对比：它是充满崇高的明亮性的烈焰(而非海水)，它言说自身(而非缄默)，并以直线(而非循环)的方式向未来推进，尖锐(而非缓钝)地焚烧(而非浸蚀)着疯狂哀号的灵魂。这无非是水与火两种刑役间的差异。在东方的审判里，人选择成为苦水里的居住者，它使整个痛楚过程变得难以察觉。 这就是我们被指斥为没有痛苦的原因。亚细亚面临的不是痛苦之神的缺席，而是它的不现身。 缄默终止了悲恸消息的播送，但缄默包含着一种更令人骇怕的经验，它超出了所有的人间话语。 只有从神学(而非美学或历史学)的角度才能倾听到亚细亚痛苦的内在声音，只有从一切被人忽略或误解的方向上才能进入这言说的核心。我要重申我已经写下的意见，即对亚细亚精神的探究，可以使我们获得三种彼此不同的样式，这正是亚细亚痛苦的三种形态。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东方的无尽黑夜。 三　约伯的痛苦 由于舍斯托夫的告诫，这个姓氏的意义已经超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范围，成为上帝笃信及其疑虑的象征。此刻，我要从他的激情方面，也即他的痛苦方面接近这个人，去打量和倾听他的言说。人们被告知，由于约伯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一种赌注，他被剥夺了全部财产与儿女，不仅如此，他还必须坐在炉灰里用瓦片徒劳地刮削着遍及周身的毒疮。如此痛苦欲裂的景象，蕴含着灵与肉的双重苦难，它们从身外(儿女和财物)向身内(皮肤及其它所覆盖的事物)逼入，去探查受试者的信念。 约伯痛苦的深度，可以从目击者的反应中获得证实。它严重灼伤了其妻的眼神和心情，迫使她喊出“你弃掉神，死了吧”的绝望言辞。痛苦之神还追上了他的三个朋友。“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旧约·约伯记》）而后，他们与约伯开始了有关上帝公正性的漫长争论。 这样的记载，旨在把我们引向约伯痛苦的基础。这个无辜的人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惊骇得目瞪口呆，而他所作出的反应是：首先，像俄狄浦斯那样伤害着自身的器官；接着，像苏格拉底那样发出没有止境的聒噪──抱怨神的不公正和请求一种快捷的死亡。他独自囊括了欧罗巴痛苦的两种形态。 约伯的重要性就是如此显现的。在他的痛苦框架里，最初涌现的是基于财产与儿女沦丧的切肤之痛。皮肤像五官那样目击了灾变。皮肤的悲伤不可抑止。这早期的苦楚经验，发生于人与在所之间的那道边界，并足以构成一个人垮掉的理由。但约伯超出了撒旦对他的估量：他虔敬地接受了上帝对全部赏赐的收回。 这种忍受激发了新一轮的探查，那就是对约伯在其所负载的苦难方面予以追加。皮肤崩溃了，但它并未失去对于外在灾变的感受，不仅如此，这约伯之肤还要喊出自身的疼痛，使灵魂的绝望达到极限。 刮肤之手及其瓦片，正是刺瞎之手与钢针的复现，它们间相似或不相似使我惊讶。与俄狄浦斯相比，约伯更明彻地意识到言说的意义，他的诅咒和论辩是一种令人心碎的努力，他要藉此离开他正在经验的东西。正如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他要在话语家园里比较不痛苦的死去。 尖锐的感受、痛不欲生的刮削和绝望的呼告，这与其说是某种东方意识形态的范例，不如说是亚细亚框架中最非亚细亚的部份，或者说，它是唯一与欧罗巴痛苦毗邻和亲近的形态。此系罗马最终接纳放射着约伯光辉的希伯来圣经的缘故，而且由于这种接纳，犹太信念与希腊精神发生伟大的交会。从那个时刻，约伯及其痛苦退出了亚细亚舞台。 在流浪于异邦的漫长历险中，约伯的心情率领着民众。他的痛苦和呼告成为难民营地的犹太哀歌。这哀歌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就此无限地滋育着约伯的兄弟和子孙。歌手们相继亡去，而哀歌的旋律与话语亘古常青。 卡夫卡的阴郁声音正是这样一种延续：约伯之肤成为虫的躯壳。在灵魂弃世之后，只有这丑陋的皮囊驻扎在人间，继续无望地装载存在的疾苦。在另一篇有关流放地的小说里，卡夫卡甚至为皮肤找到了真正的俄狄浦斯之针。参观者惊喜地看见了一架能将法庭判决书刺入犯人皮肤的机器。由于针的运动，罪行和痛苦被书写在皮肤上，而且人至死不能将这些毒疮般的字迹抹去。 皮肤的母题，无疑是犹太哀歌中最重要的部份，它表达了一种亚细亚种族对于痛苦的全部敏感性。皮肤总是最先受到伤害，却又总是在最后一刻里死去。它是痛苦的尽善尽美的容器。一个来自二次大战期间的传说，是哀歌在历史中的最残酷的回响。德国人挑选那些刺有花纹和毫无瑕疵的犹太皮肤，用它们制作了家庭照明的灯罩。这正是皮肤永生的证据。在人狗彘般死去之后，诗意皮肤幸存了下来，并注定要目击更普遍的痛苦，直至罪恶之灯熄灭或崩坏。 四　佛陀及其苦谛 一个以后被人称之为世尊、圣者及薄伽梵的王子，在痛苦经验方面显示了令人吃惊的有限性。仅仅目击了生、老、病、死四大人间常景之后，他竟然着手建立起痛苦神学的庞大体系。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里蕴含着什么寻常的逻辑? 让我们退回到佛陀证道前的生涯。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一个被宫廷的决d辰美景所亲切环绕的王子以及所有年青、美丽、健康和香气氤氲的事物。这无疑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宫墙审慎地护卫着这虚假的布景。为了这个人的永恒欢乐，所有丑陋可怖的事物均已剔除乾净。 无忧心就是这样被塑造出来的。从一个伪造的光明在所里，某种完全失去了忧痛经验的罕见灵魂花朵一样开放，这事件预兆着更加罕见的未来。皎洁的灵魂，蕴藉着对于任何尘土和轻微撞击的极度过敏。作为某个临时状态，它面临着大量细小而严重的伤害。无常性便在这样的时刻里现身了，它诱惑着王子的秘密出游，然后，用真实的苦难景象去结束他的欢乐。正是无忧心使这人面对人间常景发生巨大的惊骇，这惊骇远远超出了持有痛苦经验的一切有情众生，以致成为王子出家修行的秘密动力。是的，如果没有乌托邦与日常世界的尖锐比较，没有对于人间真相的天真误解，以及没有一种异常纯净的目光，那个伟大而沉痛的心灵是不可能诞生的。 此情景与约伯截然不同。在心灵等级和痛苦缘起诸方面，佛陀都显示了更典范的亚细亚风格。他甚至使这种痛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完备的神学言说。由于这言说的光照，约伯的聒噪黯然失 然而，只有早期佛教的典籍才全面刊录有关“四谛”的明亮知识。从中我们获悉，痛苦第一次被投放到形而上的高度。痛苦本体、它的缘起、它的择灭和择灭之路，这四种言说揭露了痛苦在人里面的核心地位。 痛苦本体的学说，显示出佛陀在这一价值领域所达到的无与伦比的觉悟。他洞悉：“当生起时，唯苦生起，更无其余；当寂灭时，唯苦寂灭，更无其余。”（上座部《杂阿含·教化迦旃延经》）那么，在消除对肉体与灵魂的普遍迷信之后，只有痛苦被存留下来。它的生起与寂灭构成人与他的短暂生涯。这就意味着，痛苦是生命的内在本体，此外更无其他本体。这本体的聚散、变化和无常，决定了人的形貌与心情。 作为本体的痛苦，不仅蕴含着佛陀所指称的八种寻常形态(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蕴炽盛等（爱别离：与所爱及亲友分离；怨憎会：与怨家仇敌及所憎事物遭遇；五蕴炽盛：众生由色、受、想、行、识五蕴汇成，生灭变化无常，炽盛着各身心痛苦）而且应当蕴含寻常痛苦的反面──快乐。在佛陀看着，快乐是一种更阴险和本质的痛苦。正是对快乐的贪恋引发了人生的全部苦难。同时，快乐的短暂无常和转瞬即逝，加剧着人的悲凉体验。佛陀据此请求人：放弃对日常快乐的妄执，并把它当作必须加以择灭的势力。 所有这些神学言说都已超出我们的期待。佛为此动员了人的全部智慧。如果这智慧可靠，那么人就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勇气，它支持着人对其自身命运的终极关怀。痛苦神学，这与其说是对痛苦之神的敬畏，不如说是对人的存在秘密的最高言说。由于佛陀的努力，人与痛苦的关系已昭然若揭。 五　老庄与中国上古神话 大量现有的历史证据表明，犹太神学、佛陀神学、老庄神学以及查拉图斯特拉神学，起源于喜马拉雅──克什米尔区域（关于这点，可参阅霍尔根·凯斯顿《耶稣在印度》以及我在《文化春秋》杂志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这个地质摇篮滋养了亚细亚意识形态中最伟大的部份。老子，一个(一群?)来自印度沙门的隐士，在中国中部地带首次指涉了苦的概念，而在此之前，对痛苦的觉悟还蛰伏在神话的悲剧之中。 而检索《道德经》八十一章，我们竟看不到任何有关痛苦的直接言说，只有一个“苦楚”的字词，隐匿于《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之中，此即人们信以为实的老子身世记载。所谓“楚，苦县，厉乡……”，乍一看是地名，其实却是老子对他的在所的机智隐喻，它们描述了存在之乡的苦楚性和严厉性。但这由老子自己杜撰的履历（老子是周帝国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在这方面做一些手脚是轻而易举的，例如，他只消把一卷有关他本人来历的伪造档案放在架子上就行了），竟被司马迁当作可靠的资料来源，并使所有历史学家都遭到愚弄。 我不知道什么是老子拒绝言说痛苦的理由。它是否体现了老子哲学的特徵──大苦无言?或者，是否就是对痛苦及其言说进行逃遁的极端实践? 在痛苦神学的言说方面，庄子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他被选定为一种生命教义的发言人。他必须用华丽的言辞说出被老子沉默了的真理。但庄子也没有直接面陈痛苦本体的意义。在那部混有大量伪篇的冗长《庄子》里，载录了痛苦飞临之后人的对策，却从未对痛苦本身进行追问。对庄子而言，重要的不是何为痛苦，而是怎样迅速快捷地消解痛苦。这一反本体论立场支配了此后整个庄禅系统，使之呈现出亚细亚痛苦形态中最轻盈的面貌。 那么，老庄神学就成了我所指称的那种反面言说系统，它在痛苦之神的周围聒噪，但不进入它的里面。这其实就是用大量边缘性话语去掩蔽一种中心的缄默。这缄默性以后得到了来自印度(而实际上形成于中国)的禅宗的有力支持，并汇成一个强大的痛苦处理系统。 老庄缄默了之后，我们必须从其他方面查找亚细亚痛苦的东部证据。这些证据散落在商周时代的神话和历史的隙缝里，放射着经验的凄厉光辉。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饕餮与刑天的痛苦联合体。前者是失却躯干的头颅，后者是失却头颅的躯干，它们分别象征着人在肉身和灵魂两个方面的丧失。在某种意义上，饕餮代表了领受灵魂之苦的天神，而刑天则指称了沉溺于肉体之痛的天神。这所谓的苦神与痛神，构成了中国上古神话中最有活力的要素。 这活力即敞开。越过纯粹的神话言说，饕餮普遍地爬上了青铜鼎器的外表，从那里怒气冲天地眺望世界。根据业已出土的器纹，它与史载（《吕氏春秋·先识》：“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言及其身，以言报更也。”）的贪食者完全无关。并没有哪一种饕餮纹显现了口唇的巨大性和开放性，恰恰相反，这个器官总是遭到某种程度的忽略与轻蔑。只有夸张的眼睛占据着脸庞的主要领土。 我们正在意识到，从失败者的睁大的双目中流露出的，乃是真正的苦神的表情。以受辱的名义陈列首级于胜者的祭器，并被禁锢于一个永恒缄默的状态，只有巨目无奈地睁定着，去目击所有令人心碎的景象：自己身躯的散失和胜利者的热烈庆典。这里蕴含着一种深远和悠久的苦难。 不妨回顾一下俄狄浦斯所拥有的权利。那个人被允诺保留着刺瞎之手，以便在必要的时刻结束他的目击。但饕餮却不能那样。他在被推上鼎器之前就已经丧失了手足。这是比俄狄浦斯更悲惨的状态：一方面痛不欲生，一方面却要卑贱地活在他仇敌的喜庆生活里，向所有令他悲恸的事物注目。 痛苦之上的痛苦，与欢喜的鼎器熔于一炉，仿佛后者就是它新的坚硬身躯。在经历了时间的沉重飞行之后，它们都遁亡于水与土中不知去向。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周鼎的神秘失踪，苦神失去了它在人间的居所。而事变的严重性在勾践的时代已经显露。那个饱受屈辱的国王，在离开仇敌之后就丢弃了痛苦，而为了复仇，他必须把痛苦维系于一个基本的度量，这使他最终采用了可笑的补偿方法：头枕粗硬的薪柴和口尝动物的胆脏。这无非是指望通过外在的苦楚去召回心灵的失物，但它不能掩盖危机的阴险逼近。 这已经涉及了痛苦的衰退与消解的问题。一个怒气冲天的国王，竟然要靠一枚苦胆和一堆楚薪去保持最低限度的悲恸。他的目光里流露出因失却自然痛苦而产生的反思痛苦，也就是为他的没有痛苦而陷入一种新的古怪痛苦。这反思痛苦吞噬着国王，把他送入一个反抗的高度。他要藉此与内在的消解势力较量。而他的“兵器”却简陋到了令人心碎的程度。 历史记载表明，由于那国王对邻国的胜利，他最终无可挽回地丧失了他曾企图索回的东西，并衰变成一个昏聩可笑的人。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最危险的徵兆；是否意味着，从春秋时代就开始了痛苦之神的全面撤离，以及福乐之神对远东精神事务的秘密接管。 下　　篇 六　在痛苦消解的喜剧中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痛苦的产生总是同摧毁它的势力密不可分，在缅怀过约伯痛苦之后，我要再度返回这里，就它的外在消解模式作出解答。 约伯的言说，或是他口中的怨恨舌头和哀伤牙齿，他对自身正义性的坚信和对上帝公正性的疑虑，构筑着著名的信念天平。其中的一端投放着他的苦难，而另一端则是上帝。这是怎样的戏剧天平呵，由于痛苦的无限沉重，它使上帝的重量遭到了轻视。　全部的诘难与斥责都始于此。这个悲痛欲绝的人，饱含着对上帝的敬畏、恐惧、哀怨与嗔怪的含混激情，并以此织造着他的冗长言说。面对一个离弃他的神明，他从卑贱的炉灰的角度发出了消痛呼告，吁请至高者结束(放弃)他的性命，或者让他幸福地活着。 上帝就这样被推入了进退两难的处境：如果他拒绝这种呼告，那就无异于放弃公义或宣告自己的不在场；如果他接纳，那么他就必须中止这场峻切的考验。显然，正是由于这样的呼告，上帝对人的探查奇妙地转换成了人对上帝的探查。 由于这样的原因，对一个曾经非难和怀疑他的人，上帝竟然没有加重他的责罚，相反，他还要向约伯追加更多的恩典，使之沐浴在无与伦比的人间幸福之中。呼告在消解苦方面的功能，因着约伯的美好结局而变得重要起来。它是简单质朴的面陈，是自身苦难在言说中的现身，是把悲伤的话语石头扔进神的卧室。凭藉这种有限的勇气，呼告者将终止他在其中感到不快的生活。 无数沉痛而微弱的呼告，像大海的潮汐，涨落于世界之夜的广阔空间，成为人类言说中最动人的部份。而在呼告的深处，它的神学根基坚如磐石，那就是对一个外在的至高者的笃信。正是这至高者支配着所有大地居住者的命运。 把生存不幸的原因归究于一个世界本体(至高者)，并企图通过它来改变存在的痛苦本质，这无疑是所有消解模式中最古老的一种，也是大部份宗教所奉行的法则。我不想对此有所物议。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的倾听者和人间言说的最高耳朵，精神幸福的设定是极其困难的。然而确乎存在着某种更人本和更智慧的神学。它劝说人，邀请他放弃外在神明而返照自身，从那里获得消解的可靠机制。 这内在的消解模式，是由佛陀着手建立的。在一棵树的黑暗底部，他证见了苦发生的内在根基，它无非就是存在者所执的爱欲。各种欢乐的要求、生存的要求、身体的要求、死亡的要求，连同人的愚妄性(无明)，这些势力使存在者坠入了永恒的轮回。那么，只要坚持对爱欲的厌恶、拒绝和离弃，就能实现痛苦绝对断尽。 从一个存在的秘密法则开始，佛陀说出了消解痛苦根基的小乘实践纲领──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五根、五力、七觉支和八正道（见于《大般涅经》(佛般泥洹经)汉语本）。我不想在此对这纲领的各个细节作详尽阐释，相反，我明彻地意识到它的庞大和难以一言蔽之。是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宗教在观察世界、自我反省、世俗道德和认识真理等一切方向上建筑过灭苦的修行道路。这些密集的亚细亚道路，从纯粹的人的内在努力出发，奔赴着幸福的终极之乡。 类似的道路在远东平行地展开着，那由老庄开辟和由禅宗续接的灭苦模式，像繁丰的佛法那样依赖于人的内在消解，却由于操作的轻便性而获得中国世俗社会最普遍的认同。 名典《庄子》汇集着大量有关痛苦消解的寓言与论说。《庄子》各个篇章，向我们指明着痛苦经验的虚妄性。人不过是世界本体(道)运行化育时的无限现身之一，它的生老病死，犹如季的循环模式：道(现身)──→气(结聚)──→形(诞生)──→人(死亡)──→形(腐化)──→气(归隐)──→道……，那么，人的全部痛苦就丧失了它的本体论根基。在一个自然状态向另一个自然状态转换的缝隙里，人可笑地感伤和抽泣起来，痛悼着他的“苦难”，──庄子洞悉并蔑视这点。在他看来，人无须为生成或杀灭他的事物而悲喜，正如石头无须为它在泥土中的变化而惊异。石头自在无碍，它坐忘了它自身及其内外差别。 这隐含着对于人的存在质量的适度冷淡。人仅是宇宙风景中的细小物件而已，它从未显示出超出自然的特殊秉性。人不比它四周的事物更低，也不比它们更高。但人的夸张欲望损害了人自身，使之深陷于毫无必要的烦恼。 通过一种道的知识系统，痛苦的根源及其解放原则已经确定，它们可以被归纳为：放弃对存在意义与价值的需求(无待)；顺应世界本体的运化(无为)；制止过激的情感反应(无心)。在这“无”的三位一体的逻辑前提下，“有”审慎而热烈地明亮起来，这就是所谓“贵生”原则，也就是在放弃生命质量的同时要求着人的生命数量，或者说，从痛楚的深度退出，走向一个“无用”的长度。 在此后的痛苦编年史中，这些原则庇护过大量破碎的心灵。魏晋是其中的范例，它证实了庄周神学的实践功用。大规模的动乱、残酷的屠杀、生命的内在惊惧和焦虑，所有这一切都滋养着“玄学”，使它拥有一个悲怆而恬淡的容貌。 就阻止灵魂与肉体的解体而言，禅宗与庄学的贡献是极其相似的。禅学在言说方面的过度俭省，俨然复归了老子的岁月。禅学从不直接谈论痛苦，它仅仅偶尔触摸一下“烦恼”而已。但它不是绕过或退出痛苦，而是根本无视这种经验。“一切皆空”的般若真理轻易地拂去它，如同从镜台上拂去尘土；而更激进的学派则要击碎镜台，也就是击碎痛苦飞临的心灵之乡，使之丧失生发和滋育的在所。这就从一个“空”(非有非无)的角度推进了庄学的消苦传统。 对禅宗的端详还使我获得一个更深的印象，那就是它为远东消解模式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入世性。禅者发现，并不是非要隐匿山林寺院才能获得心灵安宁，恰恰相反，为实现大乘理想，佛法应当构筑起它的现世之城，与人的日常起居和生活实践熔于一炉。这一革命纲领孕育着最通俗的后果：佛性在一切人中；一切俗事，都是佛事。 世俗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被诱入异邦之教的。从公案和偈语中涌现着难以言喻的游戏智慧，它吁请人携带着老庄的全部神学遗产向它疾走。而这思想运动的结果是，纯粹禅仅仅照亮了名山寺院的空寂台阶，而在书院和市井，文人禅与市民禅最终僭替了它的母本。生命的寿永气息、精神的游戏气息、世俗的福乐气息、日常的潇洒气息，所有这些颓废气息都激烈地反对痛苦，并把中国文化制度引向一个失败的结局。 传说意义上的苏轼，乃是文人禅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卓越样板。悟性与忘性、定执与潇洒、圣心与凡念、信仰与游戏、儒理与禅趣、入世与出世、贵显与卑隐、豪放与婉约、庄严与谐谑，上述对抗性事物遭到了这个人的统一。而他的骸骨深处还存有一种更重要的“统一”：异乎寻常的痛苦生涯和出类拔萃的享乐精神。美食、诗文、琴乐、棋艺、书法、绘画、气功……他要从生命艺术的每个方向上占有快乐。而这些诸多细碎的快乐坚定制止了存在的悲痛。 越过虚假的统一性，文人禅顽强地出现了，它是一切对抗性事物中最高和最后的征服者。这征服乃是更大胜利的徵兆。我们业已看到，约伯携带着他的犹太传统向欧洲流亡；佛陀的小乘神学焚灭于印度教、袄教和苯教的诡异火焰之中。那么，就亚细亚的三种最古老的痛苦消解模式而言，只有庄禅神学在远东获得了真正的胜利（伊斯兰教，显然是约伯主义在亚洲的一种变体，它充填了约伯离去后的空白，并对以后的近东和南亚历史产生非凡影响）。当其他形态退出亚细亚历史时，它成为唯一不朽的守夜者，去伴随东方苦难的无尽黑暗。 七　亚细亚幸福和反面人文主义 作为人的标记，痛苦同历史和形而上思想体系【ZW(】痛苦的深度、历史的深度和思想的深度，构成了深度模式的三位一体。【ZW)】一起，构筑着存在的伟大深度。这使人的意义超出他自身的界限。从一个黑暗的在所，痛苦闪电刻画了人，照亮他严峻忧伤的容貌，又赐予他一个硕大的、纪念碑式的人文轮廓，而心灵却秘密地碎裂着，因这样的雷电而战栗。只有少数人才能在电殛中保持内在的勇气。 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普遍的价值尺度中，痛苦是那种人必须坚决抵制或避让的事物，并且人确信，痛苦总是反对我们，迫使我们放弃对幸福的企望。从一个怯懦的误解出发，人生产着对于该事物的无限骇怕与敌意。 这完全符合人文主义的根本逻辑。正是为了获得永恒的欢乐，人才成其为人自身。所有悲伤与欢乐，都是人的内在属性。存在者总是在这两种经验的涨落和更替之间活着，藉此向生涯的尽头大步推进。显然，反常的不是人对于痛苦的痛苦，而是它竟然要被人从他自己的本质里完全抹掉。那么，在反对痛苦的同时，人就施行了对自身的反对。 如此激烈的反对，制造着种族意识形态的内在迷乱与危机。面对质量低劣的日常生活、庞大的谎语制度、古老的暴力传统及其腐败的道德涌流，也就是面对极度阴郁的生存场景，人佚脱了起码的悲楚心情。这与其说是人对外在事物的抵制，不如说是一种深刻的妥协。环绕虚妄的幸福火焰，他们唱出了欢喜之歌，以颂扬他们在其中垮掉的事物。这造成如下印象，即人与境遇的关系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糟糕，相反，它们散发着芬芳的天堂气味。 从对于痛苦的惊骇、嫌恶和消解之中，反面人文主义戏剧性地涌现了，它以维护人的名义粉碎人，也就粉碎人的全部痛苦及其绝望与反抗的激情。而在事物的另一侧面，亚细亚幸福大规模丛生。它是极其特殊的反身谎语，从一些细小的日常满足心情出发，虚构着这个时代的众多私人乌托邦。在公共乌托邦的本性遭到揭露之后，个人的福乐事务变得异常重要起来。反面人文主义洞悉了这点，它要藉此说出对于人的最软弱的关怀。 在一种我命名为亚细亚幸福的意识形态中，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重要消息?除了它所拒斥的，它召唤什么?它企望什么?或者，它还要维系什么和言说什么? 我已经反复地陈述了我的看法，即这个系统造成了痛苦的内在佚脱。它最初可能只是通过缄默的方式(拒绝陈述、告解与呼叫)悬置痛苦，其后便采用终止反思和追问的方式彻底抽空痛苦。最终，一种令人生疑的欢喜迅速充填了经验的真空。不仅如此，所有从事这一事业的宗教和哲学都参与到一个亚细亚幸福纲领的共同起草之中，它包括贵生立场、福乐目标、戏性智慧和潇洒风度等最基本的存在法则。 贵生立场，无疑是由庄学和道教奠定的肉性基础。这个立场企望生活的长度而不是它的质量。人应当尽其所能地活着并占有一个隽永的寿数。贵生，首先是对存在时间表的敬惜，而后是对颐养生命的每一条秘密道路和探询。所有这些长生浪漫主义导源于人与宇宙的对应观念（即人是宇宙的一种映射(微宇宙)，因此它应当具备与宇宙一致的生命长度），而它最后却被用来支撑一个在生命质量方面被彻底打败的存在，使之在时间上获得必要的劝慰。 基于长生的福乐目标就是这样确立的，它旨在向一个可能活得很长的存在提供各种级位的幸福与喜乐。这至少包含了下列三类战争：用肉性欢喜──快，去反对肉性痛苦──痛；用灵性欢喜──乐，去反对灵性痛苦──苦；用神性欢喜──欢，去反对神性痛苦──悲。福乐目标，就是要在上述痛苦被击退之后，让诸多欢喜接管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事务。 福乐目标的实现，寄望于一种无限繁殖的话语系统。婚丧的民间习俗、流行的年画对联、宗法大教的隆重典仪，以令人吃惊的方式言说着“福乐”的单调母题，仿佛是一场庞大而冗长的话语清洗运动，企图从存在的所有隙缝里消除痛苦的痕迹，以填入无限欢喜的字词。 此系汉文化所特有的福乐言说系统，像一些细弱有限的萤火，簇拥着言说及倾听者，要取消世界的苦难之夜。而作为一种存在的尺度，福乐还要成为一种最权威的社会伦理准则，支计量人的全部行为细节，看它们是否具备足够的私人致福性。这一对善恶法则的僭替，导致了这个时代的普遍的道德沦丧。 但是，并非一切福乐思想都会引出一个恶毒的后果。恰恰相反，人有最充份的理由为他自己争取一份幸福的权利。因而我要这样追问：什么是福乐里面的事物?以及人凭藉什么跃入他所企盼的福乐? 我们已经看到长生者的福乐目标中所处的中心位置；我们还将看到，正是所谓的戏性智慧（在拙作《超越大限》中，我对游性和戏性作了简要的区分，可以参看）， 修筑着人通向福乐的轻快道路。这是怎样的智慧呵，它要为失败者指点迷津，把他们送入一个虚假的在所。在这些方面，儒学提供了不同寻常的帮助。“礼乐”，也即从“礼”的形式中获得必要的快乐，这项思想汇入了庄禅。戏，就是一场灵魂的演出，它虚拟了人在其苦难生涯中的胜利，他是他自己的幸福观众。 一种针对生存挫败和危机的智慧，却不被用以激发殊死抗争的勇气，而是要劝说人从“玩乐”立场重新估量他的意志与欲求，并最终放弃他所企望的实在目标，以转入某种散淡无谓的生活。但这不是什么新的生活，甚至，不是一种真正的生活。 这样的丧失本质的生活，隐藏在潇洒风度的面具后面，制造着双重的伪化。潇洒，或叫洒脱，就其字面而言是雨的飞溅貌、水的淅沥意以及雨和水的天然恣放态。而在隐喻的层面上，它要为戏者无拘无束、放达自在的外在风度，提供一种活泼的言说。这言说闪耀出如此可笑的光芒，以致它成为痛苦佚脱者的明亮记号。 其中充塞着戏性精神的潇洒，暗示出它的内在空无。洒脱，就是一次姿势优雅的抛离，也就是从一个中心向外抛离本质与痛苦，灵魂与心情。只有空荡荡的皮肤在凄凉的风中舞蹈，充满玩偶和纸人的情趣。 那么，经由本质的潇洒和脱落，戏者就悬置了他自己。人将本质从自身分离出来，悬挂于他所够不着的地方。他藉此开辟着戏性自由的寥廓空间──在摆脱本质之后，除了不是他自己，人可以是他所不是的任何东西。这触发了一种存在的幻觉：这个人潇洒，因而他是自由的象征。 正是这样的误读导致了对于潇洒风度的严重钦佩，使之爬升为世俗社会的最高时尚，并为这个时代提供了一条灵魂的美学出路。潇洒者说：我是楷模之上的楷模。这等于在说，在所有没落的趣味中，我是那种最没落的趣味。由此汇聚成的趣味潮流，充当了时代精神最有魅力的部份。 对亚细亚幸福中的反反面人文主义，我已经说出了我的大致意见。在庇护人的同时击打人，在关怀人的同时消解人，上述特性把这幸福推向了人的反面。它将据此永扮一个人文主义的亲昵角色，向所有被它劫持的痛苦者耳语幸福的秘密，并把他们钉死在存在的骗局里。 八　游戏族及其灭苦心法 随着痛苦感受性的内在消解，心灵的大规模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些欢喜笑声、潇洒容貌和游戏言说，完全不能掩蔽死亡的消息，相反，它们自身就是死亡的外在徵兆。游戏意识形态的热烈演出将被一如既往地维系，然而，最后的结局已经设定。演出，就是要在结局临到之前尽其所能地摹仿生活。 有什么东西活着。有什么东西在爬行。有什么笼罩着世纪的末日时分。游戏族的现身解说了这些。在漫长的悲剧里，游戏族是最后上场的歌队，它要让世界倾听临终的喜歌。 倾听，意味着一种谦卑的立场，也就是对这个似乎崭新的家族给予必要的估价，因为游戏族不是一个亚文化群体，而是对远东大陆主流社会的一种称谓。它囊括了所有汇聚到游戏洪流中去的群众。这倾听解放了我的全部感觉和思想，赋予我作出应答的权利。 面对贵生、福乐、戏性和潇洒的伟大传统，游戏族的欢喜事业已经呈现。所有以往宗教与世俗精神都结晶在三位一体的灭苦心法之中，构成该族的最新实践纲领。它不仅要守护游戏意识形态已经获取的成果，还要从它所在的区域劫持更广泛的受难者。令人惊讶的方面在于，这个由气功教、小品文和麻将戏组成的完备纲领，不是出自某个思想导师或福乐委员会的私人(少数人)手笔，而是由一个普遍的游戏同盟在几年之间“无意识地”起草的，而它的内在结构的呼应与协调，却达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 气功教，或者叫沉思、坐禅、瑜珈和深呼吸操（在老子的典籍里，这种呼吸应当很深，从头上直达到足跟），表达着贵生的古老立场。整个种族都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气功浪漫主义运动之中，气功师傅辛勤地指导着身心的实践与练习，此外，他们还要显示各种搬移物品、起死回生、预知未来的非意识形态奇迹。这些奇迹只有一种功能，那就是鼓励练习者从一个权利的世界退回到瞑想的世界，藉此平息欲望与现实的尖锐冲突。而在欲望消退的地点，痛楚的火焰悄然熄灭。所有这些灵魂手术构成了肉体健康与长寿的前提。奇迹，就是让肉体所蕴含的秘密功能现身。 这无非是把以往宗教(小乘佛教、道教和禅宗等)在剔除了其灵魂教义之后推给群众，它甚至放弃了一个批判和真理的形式。只有那些肉体性的实践法则残留下来，拼凑成一个我称之为“气功教”的伪意识形态。 面对完全丧失心灵关怀的气功运动，游戏知识分子的焦虑是合乎逻辑的。在从事肉性气功操作的时刻，灵魂遭到了空前的冷落，而无神论又阻止着对任何神学真理的皈依，那么，征询一种精神价值的代用品(言说系统)，就是游戏知识分子的渴望，从中涌起了对小品文的无限缅怀。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和钱钟书夫妇的闲适话语，再度回旋在动乱的世纪末迷津。 小品文，就其文字学的意义而言，是众多精致小嘴的言说行动。这些柔软、软盈和乖巧的口唇，像花朵一样对着有限的快乐开放。它的西方词源证实了这点：在对话着的众多小口之间，娓语（“小品”英语为FamilerStale，林语堂译成“娓语”，很妥）闪现了，向人传递一种日常的亲切情趣。 如此娓娓动听的言说，指涉着存在的大部份领域：和善景象、福乐生活和幽默立场。这些要素对我们置身其中的在所作出了适度的颂扬，或者至少出示了一个和解的微笑。那么，小品作家所目击和风闻的世界，似乎正是人所热爱与拥戴的（这些作家的早期作品，仍闪耀出批判的勇气。但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已经显示了蜕变的病兆。杨绛女士的《干校六记》，乃是消解痛苦的最新实例）。它显得如此轻快，就像承载它的文体之舟，在无边的亚细亚痛苦中疾行。 这已经超出了文体的寻常意义。在游戏族的事务中，小品已经成为游戏神学的日常经文，它要从心灵的角度去修补气功教的精神真空，也就是重申一下消解痛苦的反面人文主义传统。 然而，气功教和小品文是个人化的事物，还不足以构成游戏族的联盟根基。一个庞大的家族靠什么将其成员集合起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麻将戏之中。它是戏性智慧所创造出的最通俗的作品，并言说了它对于世界的全面看法。 麻将戏的象征符码是令人惊讶的。它召集四个戏者，以“四”隐喻无限众多的家族成员；它用“宿”象征阳具和父亲，“洞”象征阴器与母亲，而在阴阳交合之后，“万”统计着福乐的大规模增殖；它用“百搭”号召戏者的友谊，用四季和四方之风暗示游戏时间的循环和戏者的长生；它还要用红色中心(红中)指称一种游戏的激情，而用空白的门(白板)去描述游戏的开放空间，以及这个家族的无限前景（“白板”代表“无”，为众“有”之门）。 正是麻将的秘密象征设定了这种游戏及其追随者的命运；正是麻将群众的游戏热情创造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制度；正是麻将生涯断送了一个企图复兴的种族。还没有出现过任何游戏意识形态，能够如此有力地现身为一种时代精神。麻将者说：我们是幸福的，我们用麻将解释(塑造)着世界与历史。 在东方，麻将的灯火密集如星，彻夜不眠。这无疑是一种存在的照亮：麻将取消了黑夜，把人阻止在人造的光明里。他(们)在此限度内获得必需的安乐。这充份显示了赌徒的信念──把幸福押在一种由塑料和假象牙构筑的乌托邦里。麻将群众从那里集合，然后开赴一个空无的未来。 但是，只有目击者才会发现，并不是人在从事一种皆大欢喜的游戏，而是这游戏实现着对人的征服与统治。除了他自己的喉咙，戏者的手不能扼住任何东西。全部的福乐正是以此为代价的。目击者还可以从中观测到一种深刻的贸易：人向游戏出卖本质，而游戏则向人提供了幸福的时间，也即提供了末日之前的那个漫长时刻。 人被授权以一种针对审判的等待。在各项痛苦消解殆尽之后，人只剩下了等待的痛苦，抑或连这种痛苦也没有剩下。这构成了心灵大规模死亡的触目标记，并宣判着游戏族的最后去向。除非出现奇迹，拯救之手将从死亡的结局上抽回，──它根本不打算安排其他的结局。 目击者的使命就是这样决定的。他在那个现场，他充任痛苦之眼和刺瞎之手，他进行最后的观测与追问。而后，与死亡一起开拓亚细亚在新世纪的面貌。在庞大的游戏同盟外面，目击者的幸存引发了一种希望。挪亚说：水要来了。面对诸多嘲笑和蔑视，他坚定地打造着信念之舟，这显示了目击者对自身命运的极度关怀。正是基于这样的关怀，亚细亚的死亡与复兴都已纳入未来。 文学人文季刊《倾向》 第1期 (1993 / 01 / 01)

“我的哲学就是对上帝的期待。” ──海德格尔 基　督 耶稣基督是犹太社会的一个奇怪的入侵者，上帝之所以把此人派来，也许因为它绝望于人类，却又不愿制造第二次大洪水让他们完蛋。这点我以后还要深入探讨。耶稣，按幸德秋水的说法，过去可能是一种性隐喻，现在却是神圣绝望的民间煽动者，耶稣在十字架上两眼望天，与其说是向上帝呼吁，不如说是针对人类的轻蔑和绝望。这个绝望的图像为基督教奠定了阴郁的调子。 必须懂得，直接谈论绝望是同宗教精神相抵触的。但当法利赛人要求昭示特异功能时，耶稣破例叫道：“没有什么神迹给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看。”这种激进的言论，使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耶稣宁可更多地使用隐喻。耶稣降生时出现过一个著名的戏剧性场面：他拒绝躺到人类的摇篮中去，结果玛利亚只能将其放进了卑贱的马槽。这似乎在向我们暗示，耶稣对人的肮脏程度的估计超过了马匹。 邀请约翰为其沐浴，以清除人类罪恶所带来的全部污秽，这是耶稣所再次表达的对人及其气味的厌恶。水是所有肮脏东西中比较乾净的一种，它慰抚了这个被上帝遗弃于人世的孩子。 所有上述绝望的意识，都出自更古老的犹太典籍《旧约》──一部记录人类罪恶的大型年谱，从中可明晰地看到一个富于创造力的上帝是如何对它的造物失去耐性和加以弃绝的。 《旧约》对人类罪过的指控，经过耶稣及其弟子们的添油加醋，夸饰成严厉的末日审判。这是绝望主义逻辑的一个必然后果。《启示录》大规模地屠戮人类，各种恐怖异象接踵而至，它给人的启示正是某种令人惊骇的复仇性。上帝和他的儿子共同炮制了关于人类大毁灭的传说，把绝望意识转换成末日的先兆性图景。 然而末日只是一种福音的开始。上帝的策略是先把人类推入绝望，而后再向他们指出获救的可能性。上帝的用意深不可测。 耶稣是天生的笃信者，他坚持确认自己就是弥赛亚(先知)和基督(救世主)、耶和华父亲的独一无二的后裔。他的伟大使命在于，为上帝管理好他在世间的产业(犹太民族或者人类)，把芸芸众生再度召回到对上帝的无限敬畏中来。 谁是耶稣所笃信的那个上帝?他的来历和去处是什么?这组疑问难以得到惯常的答案。摩西要求上帝亲自来解答这个问题。上帝则机智地声称，凡亲见他面目的必死无疑，但他还是向摩西迅速显现了一下背影(《旧约·出埃及记》)。上帝企图告诉人类，他的本质具有不可见性和非事实性，人只能从一个遥远的视角窥到他的模糊影像，而这个影像依然是非真的，它和上帝之间保持着隐喻的关系。 通过一种有限的智力的光线探测上帝，我们最终能够了解到有关他的基本线索，例如他的隐秘性、终极性、形而上学性和纯粹精神性等等。正是这些要素促使约翰把神与“道”等同起来：“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 这无疑是所有福音中比较好的一种，因为它揭破了上帝的真相。上帝是个人形符码，用以标定终极真理和最高价值“道”。笃信者耶稣了解这点吗?回答是肯定的，但他对此保持了永恒的缄默。 一方面是上帝之子，一方面又是人的儿子，这种半神半人的双重身份是耶稣精神分裂的根源。他既保持了纯朴的神性和仁慈品格，又流露出大量人性的弱点：热衷于中间信仰。他试图扮演一个犹太基督的角色，以实现这个失宠民族的政治野心。这时的耶稣看上去像个平庸的国王。 然而我确信这并非是耶稣的主要侧面，在很多方面，耶稣仅仅利用了人类的弱点。为将人引向终极真理，耶稣挪用了大量属于中间信仰体系的术语。他把同类叫做“兄弟姐妹”，称上帝的居所为“国”，而这事实上与血缘和国家信仰完全无关。他象绿林好汉一样组织宗派和教团，颁布道德律令，甚至不惜玩弄用少量饼与鱼喂饱千人之众的把戏，藉此证明那个以“上帝”概念命名的最高真理的意义。 但上帝和民众间的裂痕仍然是难以弥补的。全体犹太人在肉体与灵魂的尖锐痛楚中挣动，置上帝的关怀于不顾。而上帝在拯救他的产业方面也愈来愈缺乏必要的耐性。作为斡旋者的耶稣，无限悲伤地观察到了上述事实。 这就是极端化的十字架事件背后的全部动机。耶稣精心策划了那个背叛的戏剧。《圣经》供认，正是耶稣本人指示犹大扮演叛徒角色。耶稣的做法是，首先向门徒宣称他们中间有人要出卖他，然后拿了一点象征他自身的饼递给犹大说：“你所作的快作罢”。《约翰福音》认为，“犹大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第十三章)。犹大的无辜在于他只是机警地领悟和执行了耶稣的命令，他甚至创造性地设计了亲吻的动作和台词，但直至耶稣被定罪，犹大才真正了解了事件的全部性质与后果。像所有受到愚弄的英雄那样，他把演出报酬扔还给了祭司，然后怒不可遏地自杀。 犹大是人类最富天才的演员之一。他为终极信仰而死。他的悲惨和伟大都在于，他必须容忍长达几千年的巨大耻辱。犹大并不为自己争辩。他无言地恪守了耶稣的秘密，在但丁地狱的最底层接受令人肝胆欲裂的酷刑。 耶稣于杀死犹大的同时也杀死了他自己。尽管这看起来有些不太公正──犹大蒙辱而耶稣赢得了最高的荣耀。耶稣是个坚定的赌徒，他企图利用他和犹大的死亡惊骇昏聩的人民，令其从沉迷之中觉悟，义无返顾地踅入上帝之道。钉上十字架的血象无比惨烈，巨石崩裂，天地摇动，赎罪者訇然咽气，带走了万民的隆重忏悔。 作为神仪学的大师，耶稣设计和导演的这一神圣仪式，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作品，它穿透时间的厚重帷幕，使所有异邦人及其后裔们震慑。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人与上帝和解的崇高目标。十字架，一个垂直的天庭意志和一个水平的世俗意志在其中心亲切地相交，仿佛是对这种和解的一个盛大赞美。 耶稣之死仅仅是他的仪式演出的高潮而不是结局。这出庞大的圣剧已经演示了近两千年，并且还将无休止地演示下去，不断吸引新的笃信者，把他们推出尘世和推向上帝的阔大怀抱。但它最终偏离了耶稣的路线。这无可避免。对终极价值的信仰，必为一大堆伪善的律法和一个欺世盗名的腐败教会组织所摧毁。每当人们在教堂里无耻地分食耶稣的血肉(红葡萄酒与饼)时，耶稣哭泣便钟声般敲响，像黑暗里的浩冥的疾风。 佛　陀 没有谁比佛陀更多地拥有绝望主义的表征，这也许正是他在历史上备受责难的原因。佛陀是一所自我崩坍的房子，它拒绝一切企望者的拜谒。或者说，佛陀的世界没有墙垣，但它却对所有的在者关闭。 佛陀的彻悟开始于一个有关痛苦的系统(“苦谛”)。佛陀确证苦为人类的基本状态，它导源在世──这个人们赖以妄自尊大的先验基础。正是存在的事实本身，点燃并滋养了谋取、爱欲、贪恋和触受，把生命送上永恒之劫的转轮。 退出轮回不息的苦劫的唯一方式，是退出一般意义上的存在，远离名色，断灭各种妄执邪思，从存在的全部羁累中，从人与世界的全部纠葛之中脱度，在寂灭里获得无上的幸福和安宁。 佛陀对实性宇宙的传统定义作了重大的修改。他确信事物(色有)的本质正是它的反面(无)。“色有”充满了虚假性，却迷惑着沉溺于欲求的愚味无明的生命。但佛陀识破了这个大梦之境的本相，把它纳入“空”的'7b知范畴，这足以构成神圣智性的伟大标记。 我面对的是一个只在黑暗里静虑的圣徒。黑暗使他从“有”的压力中解放出来。黑暗取消了实在。黑暗是无限透明的，它带走了一切实性的本在。在黑暗里只有声音在闪烁，只有静穆的引力把生命拉向无限的虚空。 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存在本体的最激烈的否定，它同耶稣的(人间)现象绝望论构成深刻的对比。苦就是佛陀的世界本体，此外更无其他本体。众生之所以被炮制出来，乃是因为苦必须拥有一些肉身和载体。那么，基督教所热衷的天堂正是佛陀所要摧毁的，因为它无非就是苦难现世在天庭的幸福倒影。佛陀的革命性在于他不仅从世俗社会出走(“出家”)，而且断绝一切对所谓来世和西方净土的虚妄幻想，坚定地探求净梵行生活的可能性。 佛陀就这样把我们从对普通事物的绝望导引到对最高幸福的关怀中来。佛陀标定了“涅〓”为修炼的终极目标，并号召所有的笃信者向它进发。在最初的意义上，僧侣是那些准备向终极价值献身的战士，他们必须为这一最高欲求而放弃一些次要的欲求。佛法，就是有关欲求的抑灭与重建的伟大教义。 作为生命意向的唯一终点的“涅槃”，暗示了人类企盼的“灭苦”时刻的最后降临。它充满不可言喻的神秘性。据说，当世尊功行圆满时，整个宇宙感到震惊，它发出巨大的乐音和光亮来赞颂这个在终极真理中获得再生的事件。 那么，我就从佛陀的笃信生活中获得两个方面的特殊印象。第一，佛陀证明了绝对价值(最高的有)就是对无的占有，就是世界在纯粹精神空间里的蓄意的缺席，就是具备明晰形式前的那个临界状态。存在的框架诞生于虚无，在它里面孕蓄和发展着无限的实在的可能性。无是价值之母，是各种“有”停泊的基地。从这里开始了对世界每一时刻和场所的派遣。 佛陀藐视神明。所有的天神同人类一样必须服从因缘轮回的自然真理。证觉成道的唯一途径是亲身验证，而非沙门教师或菩萨的接引救渡。这已接近了佛陀教义中最本质的部份：只要坚持修习与静虑，人就能获得超然的神性。 我完全能够想象，一个尚未进入终极信仰的前佛陀是如何度过他的放荡生活的。早期佛陀的标志就是他的世俗母亲与儿子。这同感灵成胎和独守其身的耶稣全然不同。正因为如此，佛陀的转迷成悟才能鼓舞那些从凡胎里降生的俗子：既然人们像佛陀那样有过某种阴沉平庸的生活，那么他们将同样拥有一个进入真如的神圣契机。 修持，或者我称之为修持学的体系，就是我设法获得最高真理的道路。它既非纯粹内在的精神反省，也非劝善布道的云游操作。修持与此无关。它利用呼吸导引意念升降，在静虑中重建心灵－肉体的统一气场。我所知道的仅仅是佛陀藉此向无的绝对状态全力推进，知觉和思想高度锐化，最终掌握了宇宙的全部机密：他的前世生活；众生依其灵魂状态而轮回不息；苦(不幸人生)、集(苦的缘起)、灭(苦的择灭)和道(灭苦之路)等四谛知识。佛陀据此遍观世界，洞悉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事物的本性。 这就是佛陀的故事，一个觉悟者向终极真理的灿烂一跃，其中省略了大量的秘密冲突和较量、大量的激情与紧张以及大量的挫败和绝望，修持就是从一个简单的信念出发，通过与既定经验的对抗而进入虚无。对于人民来说，要了解这点是异常困难的。不相信虚无和只相信实在，这正是一切世人的特性。然而，虚无才是真理的形态。从虚无中涌现了事物的全部面貌，正如从佛陀的寂灭中涌现了真理的全部意义一样。 当然，把自己闭锁在虚无之中，这不符合佛陀的精神特质。佛陀的自由就是毫无障碍地在终极空间和工具空间中穿行，像世人那样简朴地起居、饮食和传授佛法，坚守着平凡的生活准则。只有在阒然无人的时刻，这个伟大的宗师才独自前往那个私人世界，寻求短暂的幸福与安宁。 老　子 现在让我来谈谈老子──这个中国绝望主义大师给我们留下的古怪传说和教诲。来自遥远年代的消息透露，老子的厌世哲学可能形成于老子在世之前，由于洞悉了尘世的奸恶，七十二年里他坚持隐匿于温暖潮湿的母体，先验地沉思存在的真理。降生时他已莹然白首，双目如电。这就是“老子”之称的由来。但老子宁可亲自挑选他的名字：他左手指李树为姓，右手自指其耳为名。他的耳朵冉长过膝，便成为字的缘由(“聃”)。这样，他的姓名的全部意义可释读如下：祖先为李树的长耳朵的家伙。 这显示了一种幽默的立场，以及某种绝望主义哲学的基本态度。他的拒绝出世表达着对婴儿状态的热烈颂扬，而硕大耳朵则暗含了对听觉和声响的异乎寻常的偏爱。老子是沉默的，他的生命操作集中于谛听──一个纯粹静穆的动作。正是在对天籁之音的谛听里他获得有关“道”的全部知识；同时，谛听引出了对“有为性”操作(如手和嘴等等)的最深切的疑虑。这就是老子很少为后世留下箴言的缘故。他的五千余言的《道德经》，应负责函谷关防守事务的尹喜之邀勉强而作，很像是一次辞世遗言，一份换取出关隐居权利的超级证书。这里，他的全部智慧与力量都被用以逃避人类衰亡的必然命运。 关于“为”，我们究竟能够知道一些什么呢?我们或许知道它的语义近似于“操作”和“治理”，有时又派生为“使事物发展”之意，但正是这个词成了老子关注的核心。老子的绝望就是对“为”的不可抗拒的恐惧，就是关于操作的无意义性的沉思。他的温和抨击尖锐地指向“为”给存在者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谁企图掌握天下并加以整治，他将亲见那人的失败(“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绝望的人辛勤地构筑着他的逻辑链锁：事物从“为”(第一因)轻快地出发，抵达一个壮大的状态(第二因)，然后又从该状态迅速导向它的最后残败(果)。他在这个模式内逼近着宇宙化运的法则。越过“为”继续往前追溯，老子便与“无为”邂逅相遇。这是值得我们庆贺的事件，因为它已经向世界显示了“道”的诸多形貌中的一种形貌。　如果从字源学的角度观察“道”，就会发现它描绘了一个绝对精神(“首”)在宇宙间弥漫流走(“辶”)的奇特图景。在老子的信念里，道就是无，就是生出“有”的全部数量与形态(“一”、“二”、“三”……)的最高母体。只要它乐意，它就能从“无名”和“无为”中为我们创造出崭新而完整的世界来。 这再度证明，终极笃信总是从绝望者的沉重头颅里涌现的。老子的天才在于及时抓住那个觉悟的瞬间，抓住他曾经在其中走投无路的事物，用“德”的光线去描述它的神秘轮廓。“德”使“道”不再深不可测和难以名状。德行，就其本义而言，是关于如何按“道”施“为”的谋略学体系，它与操守完全无关。 置身大道崩圮的时代，老子深知他最终不能选择在世的时刻，但他却能够挑选在世的策略。这组策略的基本原则是：想要收敛什么，必须权且扩张；要想削弱什么，必须权且强化；想要废弃什么，必须权且兴旺；想要夺取什么，必须权且给予……(第三十六章)。这些信条使老子的学说充满诡诈的机会主义色彩。 我确信，这正是一个在精神剧痛中打滚并永远失去纯真的快乐的人的心灵特徵他试图在一堆理性主义原则的设置中抓住存在的意义，向动荡的社会索回残剩的秩序。但这个前任国家图书馆长并未因此异化成一个沽名钓誉的纵横家。他的全部谋略都只能是向“道”迂回行进的必要步骤。 上述立场决定了老子谋略的结构，它们是一个二极对转的辩证圈套，包含由强弱和由弱至强两条对转性路线。老子的意图是把柔弱状态当作存在及其操作的出发点，并在那里坚持不懈地居住下来，以便永远向着刚强的状态开放。 对至柔原则的笃信达到了如此强烈的程度，以致老子的学说不断陷于某种自相矛盾之中。他有时忽然觉得柔弱状态完全无须发展到刚强，它就是刚强本身，它的全部弱性体征仅仅是某些蛊惑人心的假象：“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那么最终，守弱已不再仅仅是一个谋略学的问题，它对宇宙生长起点作了直接的还原，并从那里热烈拥抱大道，向终极真理表达崇高敬意。老子不喜欢十字架和香烛。仅仅通过一个他自身的衰老的容貌，老子就指出了重返人类年轻时代的无限前景。这样的一种力量正是我们所企望的。 终极笃信者 杀死上帝，然后在他的尸骸旁恸哭，宣告他的噩耗，这就是从尼采开始的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徵。正是在尼采那里我们接受了绝望的传统，学会亵渎、无耻、反叛和玩世不恭，把绝望感当作获得伟大的现代性的心灵证书。 与此同时，人又仍然保持着对崇高神性的模糊记忆，等待一个回响了几千年的巨大福音的再现。这种焦虑像闪电一样在空虚的眼神里酝酿风暴。 这意味着一种令人晕厥的两难：我要么因清醒的绝望而空虚，要么因盲目笃信而坠入愚昧。 在一个被现代技术文明彻底抛弃了的场所里，对愚昧的恐惧达到了如此深切的程度，以至知识分子宁可承担灵魂空虚的风险而远离全部的笃信。唯一的价值选择就是放弃价值。在历史的余痛和警示中战栗，这个图景已经构成了东方没落的标记。 上述问题的谬误在于我们完全不了解，绝望就是被挫败的笃信，它赞颂着人由此变得热烈的事物。绝望者的悲怆面貌总是与他的存在激情合二为一的。从一个必要的和撕裂人心的绝望中我们开始了对笃信的探查。 正因为如此，那些最著名的绝望者才可能同时成为搜索真理的先驱，而那些最老牌的宗教才可能在渲染了绝望气氛之后，流畅地转入对神明的祝祷。关键绝不在于要不要笃信，而是笃信什么和如何笃信。 人类的信仰体系具有不可思议的混乱气质，它囊括了最神圣和最无聊的信念。从货币、器物、山水、母亲、祖先、民族、国家直至上帝与道，这个神明连续体几乎跨越了世界的所有领域。在这里首先需要加以确认的是那个终极之道，而剩下的便是一个针对它而存在的连锁代码结构，其中“上帝”是第一代码，君主或国家是第二代码，母亲或父亲是第三代码，自然风物形态(例如黄河与泰山)是第四代码，如此等等。每一后位代码都是前位代码的象征。这个符号系列可以在物态世界中无限繁复地增殖并延伸下去。 这正是人类笃信体系大规模动乱的基础。每个代码既是对所指的标定，又是对所指的拒斥──成为还原到所指的语障。笃信者为此必须储备足够的智力。而事实上大部份笃信者又总因智力缺损而窘态百出：他们的信念永恒停留在代码的表面，并把代码当作真理本身加以颂扬。于是我们看到了迷信和悟信间的区别。迷信，就是被能指迷惑了的信仰，它只向众生提供低劣的代用品。 尽管如此，我仍然必须为这个体系工作，识别它的等级，并对每一等级进行判定： (1)终极信仰：道和上帝等一切形而上地存在着的绝对真理及其代码； (2)中间信仰：母亲、家园、祖先、民族、国家、政党、权力、各种世俗道德原　　　　　　　　　及其代码(如龙)； (3)基础信仰：(又称工具信仰) A.生殖器、性及其代码； B.货币、一切被货币定义过的器物及其代码。 在上述结构里，终极信仰是笃信者是否拥有神性的唯一尺度。除了耶稣、佛陀和老子等几个非常人格，人类的全部进程就是被终极价值抛弃的历史。代码无耻地僭替了本体，成为永驻尘世的神明。 我要再次引用《圣经》的看法：人的原始罪恶导源于蛇的阴险诱惑。这个奇怪的传统究竟想要告诉我些什么?蛇是东方国家与君主的代码──龙的原型，而龙的另一原型是鳄鱼，它在《圣经》里以水生怪物“利维坦”之形显身。在西方世界，只有霍布斯明晰地看到它同中间信仰的关系，并像中国人那样，把这种凶兽当作国家的威严化身。 蛇鳄正是在这点上使我豁然开朗。人类曾经如此幸福地居住在最高真理之中，但它竟然无法抵抗来自中间或工具信仰的亲切劝诱，这就最终开始了由形而上的绝对精神的乐园向着黑暗人世的沉痛放逐。 生活在装有伪翅的爬行动物的统治之下，人注定要被毒化，学会精神的爬行，并屈从于一切非人性的力量，成为卑躬屈膝的奴隶。事实上，人类刚刚投入自身的历史，就已经接近了末日，接近了价值退化的终点。末日是毫无指望的开端，它迫使人放弃对其自身罪过的沉默。 所有宗教拯救计划都是从这样一个绝望的事实里诞生的，它不仅号召人摆脱存在的一般困境，而且随时准备对人作出必要的承诺，保证所有给予上帝足够敬畏的笃信者，都能获得无限的关怀和幸福。 这种宗教承诺构成了现存神学赖以发展的前提。与人民订立供应现世或来世幸福的契约，包揽其命运改造工程然后把他们的目光吸引到最高真理上来，这场信仰的贸易恰恰体现了工具化和实利主义的特点。它最终只能得到一个反面的结果。拯救是对人的存在意志的粗暴摧毁，它是制造群氓的摇篮，只能被用以滋养卑怯、忍让和屈从的精神。这丝毫没有改变人的惨淡现状。 应当把拯救限定在它的启示性上。一个为终极真理工作的拯救者，他的权力不在于提交承诺，而是勉励众生自救。在我看来，那些真正伟大的先知，诸如耶稣、佛陀和老子，他们从来就只是一些启迪者，坚定地向人们提供有关真正处境的消息，以及改变这种途径的若干方法。只有伪先知才自称能够决定他人的命运，并向着速朽的荣耀大步推进。 神恩的虚妄性在于，神(终极价值的常用代码)并不关怀人的处境，恰恰相反，它的处境倒需要人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帮助。笃信并不指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某种终极性事物，而是指我能够独自发现并占有这种事物。在严格的意义上，笃信是明彻地了解自己力量的状态，是与终极真理的秘密交谈和较量，并且，在这场完全平等的对白里，人发出了和上帝一样的声音。 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我只是稍稍被触动了一下。这其实就是尼采所坚持的立场。人是那种唯一被凡性和神性同时纠缠的生物，那么，与其向他人的偶像顶礼，不如径直向我自己的神性表示敬意，为我自身的征服意志、博大慈爱和深邃智性而热c盈眶。　然而非常可能，拥有神性是一个令人悲恸的事件，因为它意味着必须同更辽阔的事物对话，接受来自整个宇宙的问题的挑战。这足以吓退那些其中仍然残剩着神性的人格。他们宁可把自己的末日激情下降到民族主义的水准，从那里谋取历史的荣耀，也不愿承担更普遍的压力。这种针对终极信仰的精神惰性支持着人类的爬行。 这就是一切宗教反对我们的原因。它们看到并夸张了凡性作为生命大限的方面。凡性将引诱我穿过阴郁的长廊踏上中间信仰的祭坛，向一切低等价值慷慨大度地捐献我的全部存在意义。这时，凡性就是一个摩菲斯特式的阴谋。 但浮士德并未因此而完蛋。这个充份享用了尘世幸福并快乐地倒下的灵魂，最后依然得到了上帝的接纳与庇护。歌德拒绝陈述理由，他只是坚定地确信这个结局，正如我也确信一样。重要的不是消灭凡性，而是把凡性改造成催发神性生长的沃土。 所有伟大的心灵都拥有一个脆弱的肉体，它导致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对上帝产生疑虑。　　耶稣在昏沉的痛楚中向着上帝喊道：你为什么不来把我带走?!这个绝望的询问是凡性耶稣退出人世前最后的台词。 这并不是耶稣的耻辱，相反，这正显示了耶稣可爱的一面。它证明先知的神性必须建立在古老雄浑的生命根基之中，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耶稣被认定为阳具。赤裸裸的判词听起来非常刺耳，却说出了最重要的事实。 一种能够把人吸引到对纯粹精神的探求上来的凡性，要求我坚定地在尘世中生活并为之工作，享用它提供的各种乐趣和痛苦，同时给予工具信仰或中间信仰以适度的尊重，肯定它们在其自身功能范围内的有限意义，并扼制它们的过度增长。 我应当承认，把凡性调节在这样一种状态是异常困难的。它要么被巨大的神性所湮灭，要么反过来吞噬神性。通往终极信仰的道路布满了不测的危险，一切理性或科学主义原理在此都必须让位于赌博的规则，由几率来支配结局。除非我使用神仪学、修持学和谋略学的秘密走廊，审慎地追蹑先知们的履印。 让我再度回顾一下耶稣的神仪学的特徵：依靠粗暴残忍的生命献祭仪式惊骇万民，把他们召回到上帝的膝下；而这同时，血肉淋漓的景象也构成了对上帝的恶祈，它逼迫仁慈的上帝恢复对人类事务的关怀。但神圣仪式的伟大性就在于它只能使用一次，或者说，上帝仅仅答应被感动一次。只有平庸的仪式才被反复演示，用以向基督教会(一种中间价值形态)表达谦卑的敬意。这是对一切仿效努力的拒辞。 修持学的情形值得更多地玩味。佛陀口传心法，蔑视经典，因为处于终极信仰中的部份秘密经验是不可陈述的，个体神性的差异使经验流失更为严重。由于这个缘故，既没有人还原出佛陀的神秘体系和达到“无上清净妙境”，也没有人能够再建一个类似等级的修习学说。那些低级菩萨和天女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羞答答地挤进豪华的寺庙。 也许只有老子的谋略学能够毫无障碍地向历史开放。尽管他只留有一部可疑的论著和一次跟孔子的简短交谈，而且完全没有授德传业、普渡众生的欲望，但他的那些谋略还是成为中国士大夫的行动纲领。问题在于这种纲领无视老子对终极价值的关注，并把无为原则改造成了谋求权力与声望的政治韬术。 这里已经显示了一种普遍的挫败，它是人们对伟大先贤单纯模仿的必然后果。终极笃信者面对永恒的孤寂，他既不能追踪什么，又无法被什么追踪。享用这种孤寂是他除最高真理以外的唯一特权。众生在他之外无言地环绕，构成他存在的寂寞居所或背景。 终极笃信者会怆然而涕下么?不，当孤寂正在融进他的信念，成为一种清醒的气质时，他将无比快乐地接管古代大师的事业，独立开辟仅适合于他自身的道路。终极信仰，就是人在世界上仅存下他一个的时候，还要起草关于未来的报告。正是这种自救的激情帮助笃信者克服存在的大限，企及个人主义神学所描述的那种最高幸福。 孔子和他的邻人们 民族就是我必须与之束缚在一起的事物，是我存在的标签以及我全部活动的意义的根源。民族是我的思想之旅的终线，在本质上，民族敌视一切逾越于它之上的精神活动，它要求耶和华永恒居住在希伯莱的土地上，坚定地服从犹太人的伟大利益。 但上帝依然从耶路撒冷圣地逃亡到了雄阔的宇宙。上帝云游四方，普洒惠水，倾听万众的痛祷，预言着无比恐惧而又美丽的末日。 一个以建造墙垣出名的民族是不可能热爱这样的上帝的。它只需拥有某类温良顺从的神明就够了。这个神明是乖巧的宠物，它守护着卑怯的人民，向他们暗示现世的吉祥，满足其脆弱的自尊。 这是祖先信仰的意义。人民从昏冥幽深的太古浮升起来，环绕着母亲(有时是父亲)的先验图腾，唱出形而上的敬畏。这是中间信仰最初的设定。忧伤的灵魂回忆了出世前的幸福，把子宫推断为一个具备温暖、安全、舒适等各个要素的天堂。在所有生物里，人类居住天堂的时间是最悠长的，但它仍然不能躲避被放逐的命运。母亲信仰的质朴动机，就是对一个全然疏隔的世界的疑惧，就是企图再度折回天堂、以最软弱的方式在世。 谛听人的这种历史性哭泣是母亲的使命。母亲必须为之开放门户，像海接受一条洄游的鱼那样接受来自子代的求助。母亲是尘世中最亲切的神明。母亲是一张圣洁的床，用以放置满脸皱折的巨婴。但这并不是肉性母体所能负载的义务。肉性母体在逐出子代之后就开始没落，而子瓜则膨大成灾，构成体积方面的对抗。 这样，我所指涉的母体就仅限于它的代用品系列，它的那些庄严神圣的模型：高山、河流、洞穴、茅舍，一切在形态或实质上能藏匿灵肉的容器。同它们融合，然后成为它们的一个部份，这是虔敬可笑的信念，却值得全体人民仿效，因为它把人引向了现实主义的家园。 另一种在执拗的回忆中被过份夸张了的母体是全体祖先。他们的脸庞早已像古代壁画一样模糊，但却令人民永远缅怀，因为他们是母亲的母亲、神明之上的神明。这个笃信逻辑把人民引向第一个母亲：万母之母在时间的尽头微笑，把她慈爱的光辉投向全体孩子。这是私人信仰在形而上方面的一次大步推进，人民的视线不仅向过去瞻仰，而且开始彼此注视，结成亲密的团体，共同侍奉一个祖先。这个虚妄的神明的统治疆域，现在扩张到了种族的遥远边界。此后，国家机构的建设就变得轻易起来。国家是用暴力加以圈定的种族。国家意味着从几个过去的神明中推选出一个现世的神明，并屈从于它的权力和旨意。 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它遵循同一个天真的逻辑。但在东亚大陆，这个信仰的形而上进程被严厉地打断，国家在自我构造的同时也构造了信仰 的规则，这个规则旨在收集和垄断人民的信念，并指望从这些无邪的信念中最大限度地榨取利益。 中国古典精神的性质就是这样被定义的。国家天堂要求人民和知识分子交付全部忠诚，为维护圮坏的乐园而奋斗终生。孔子正是这个天堂的守夜人，他的整个生命都被用来修补一个破裂的王朝，以及针对该王朝的摇摇欲坠的信念。 我承认孔子是中间信仰的大师。我们已经熟悉了他的有关人际仪式(人仪学)的主要思想。第一，孔子指认了属于中国信仰体系的各种价值成份：家(父子兄弟夫妻等)、宗室(男女长幼亲疏)、种族和国家(君臣民)，它们是全体人民必须不容置疑地加以拥戴的伟大事物；第二，孔子为这个中间信仰体系确立了最高伦理价值：仁；第三，构筑了导向这一中间价值的道路“礼”──一个繁复的人间礼仪系统。大儒本人亲自实践了他的上述学说。 这是种族中间信仰的最初的完备铸造。礼的庄严性把我引向世俗的圣殿，在那里接受伦理指令，它要求万民扮演那些被一个超验结构规定了的不公正的角色，并在非我的人格面具里永久隐匿起来，侍服道德的劳役。礼就是关于演剧和面具的学说。为了保证国家秩序的稳态，礼的谦恭面貌竟然变得严酷威怖起来。 从人仪伦理学中能否获得一个进入终极信仰的机遇，这是必须尽快给予回答的问题。圣人开拓的事业吸收过另一些次要的圣人，他们逾越孔子的限度继续爬升，然后是向至高无上的“天理”的突然一跃，优美而肃穆地落回到世俗价值的踏板之上，这就是程颢程颐兄弟的业绩。把现世人伦大法向天庭映射，在那里获得一个模糊的影像，再指认它为形而上的最高真理，这场理学运动已经显示了伪终极信仰的主要特徵：中间价值(忠孝节义)被提升到了一个虚假的 高度。这其实就是用道德的言辞写下一项死刑判决：当僭越者篡夺着终极席位时，真正的形而上探求就失掉了它的全部可能性。 一种沉溺于国家道德事务的哲学必定是脆弱和速朽的，因为它的信念都根植于国家的运行状态之中。在充满坏消息的世界里，信仰的退却将无可挽回。一个衰败的王朝首先在人的信念里死去，然后才在事实中消亡。危机哲学不能化解危机，相反，它只能证实这种危机。 《诗经》的功能就是这样被确定的。从贵族的优雅吟唱(“雅”)和自我颂扬(“颂”)里响起了真正的怀疑主义的叹息。它不仅涉及中间价值，而且逼近了存在意义的核心。“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在精神游历的发轫之中，“所谓伊人”──一个无法指称的秘密事物，握住了我的全部信念，但它却置身于遥远的彼岸(“在水一方”)。随后，诗句迅速闪进了黑暗的结局：“溯洄游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笃信刚刚开始，上帝的灯便悄然熄灭。但它灭于最高真理自身的诡异和游移。《蒹葭》向我指明了这种责任。 这跟屈原及其《天问》全然不同。屈原是他的祖国的叛徒。这个部落酋长(伯庸)的太子从未跟儒学发生过什么暧昧的纠葛。就其对权力、土地和世界间的渴望而言，他是一个不朽的征服者。他的全部激情都在为这种巨大野心燃烧；上古大帝高阳氏的血液在他的血脉里热烈涌动；众男神是他的亲属朋党，女神们则翩然入梦，吹气如兰；女巫为他说出铁血的预言──惟有他配做万民的主宰(见《少司命》及全部《九歌》)；共工、后羿、成汤、文王和伍子胥，这些伟大的叛臣向他发出慈爱的召唤…… 屈原的可悲性在于，不仅生前而且死后他都是一个失意败北的英雄。他的野心不是被挫败，就是被阴险地美饰。当然，没有必要为此向什么人发出训诂的追究，重要的是他并不否认中间价值。他所蔑视的正是他企图截取的。然而国家及时地放逐了他，这使谋反最终丧失了对象。 这是全部的怒的根源。一个终生觊觎王位的政客，一个痛苦地戴着虚假的忠诚面具斥责国君的贰臣，一个对恢复祖先的巨大荣耀充满信念的战士，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种事实的羞辱呢?起初是某种比较低弱的愤怒“骚”在内心煎动而拂之不“离”，随后就演变成了有关世界逻辑力量的信念的破灭。《天问》就是问“道”，在那里面开始了针对形而上的统驭者的诘难。而问遍了一百五十一个问题，那个最重大的追问却始终没有露面：老天给予他的全部公正在什么地方?! 然而这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探询行为自身。问就是无须解答的辱骂，是敲开了他人的大门之后把哆嗦的嘴唇扔进去，是把问题当作兵器去怒气冲天地击打上苍肿胀的脸庞。这里开始涌现了一种绝望的鄙夷。 于是被煽动起来的怒注定要永不回头地走向它的最后结局：自杀。除此之外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对于屈原来说，自杀是一次严厉的报复，它证明了人们将得不到他，并因他的不在场而永世痛苦。 这是怒第一次被形而上地推到审美的座位，在这个范畴里的屈原是值得我怀念的英雄。但这同时表明屈原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个纯朴的怀疑主义者。疑不是屈原发出探询的原因，它也没有表现出支配屈原人格的任何企图。 事实上中国怀疑主义在其刚刚滋长的时刻就已经退化，它甚至失去了愤怒以及面对死亡的全部勇气。中世纪的疑者是一些被彻底抽空的存在，他们既不选择生存，也不选择死亡，他们仅仅选择回忆──一个进入虚无的单调的角度。 锦瑟平白无故地呈现为五十弦的神秘排列，这使操琴者联想了人生的无常。它全然没有来历，没有在时间里留下发展的轨迹。它被孤零零地悬置于毫无依托的现世空间，仿佛一个极度虚假的幻象。这正是存在者本身受到怀疑的象征。 然而，尽管李商隐决计不相信一切灿烂如锦的事物，他却固执地相信着女人，相信杜鹃啼血、春蚕到死和蜡炬成灰，相信一切铭心刻骨的情爱。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漏洞，它表明在怀疑论者的惘然之中仍然包含着大量的世俗信念。 这里隐藏着一种由女人造成的微弱的企望，它像谜语那样要求后世给予解答。曹雪芹试图承担这样的使命。就像李商隐，他把女人当作肮脏世界里的奇迹，颂扬她们的美貌、柔肠、眼泪和圣洁，向她们转达多情的敬意。 贾宝玉就是这样一个低能的信使，他被选中的原因正是他的无用性。他是一个天生的废物，一块被神明彻底遗弃的劣石。这就确立了他在尘世中的工具意义：疯狂地追逐并施爱于女人，逐个证明她们的价值，然后从她们的身世故事里走开。贾宝玉不是“新人”，他只是一个屈从于脂粉和性欲的卑贱男人。在女人们大规模死亡之后，他便失去了在世的意义，被神明第二度遗弃。 我将坚持把上述发生于红楼中的情痴梦境，看作一个由假(无)转真(有)，从无用之物幻化成有用之器的寓言，这个寓言在其结尾处回旋到它的开端，从而完成了对种族和宇宙虚无的最后陈述。 男人的世界是种族颓废的象征。高贵的蠢物在他们的家族(国度)里雄视阔步，卑怯的灵魂占据着好色的躯体。他们在温柔场输光了存在的全部资本，然后从国家政治形态中引退。对他们的无能和罪孽的审判，正是这个种族进入末日的凶兆。作为过去的脊梁，他们注定要被藐视，正如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天”)注定要瓦解一样。 女人的世界则是对中间结构的超越，它暗示着终极宇宙中残剩下的最后一片价值领地。一方面女人摄政、巡视着她们的产业，心力交瘁地改革弊端；另一方面她们又坚持朝啼夜怨、春感秋悲的立场，企图用情爱之泪洗濯和净化形而上的世界。最后，女人的大量死亡结束了这个神话。 然而，并没有一个永恒的墓地为红楼梦的女人开放。女人之死是对宇宙残剩价值的彻底吸空。女人不仅退出历史，而且退出整个水月镜花的经验世界，它意味着支撑实性宇宙的基本要素的离异。这就为曹雪芹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喊出中国怀疑主义进程中最虚无的声音。这是否就是对终极真理的一次紧张的迫近呢?由于《红楼梦》的“无”并非全部可能性的诞生之源，而是吃掉可能性的黑洞，由于它所探讨的并非世界的开始而是它的结束，因而在我看来，这种从纯粹的疑的立场出发达到的“虚无”，绝不是我所期待的结果。恰恰相反，这个绝望的空洞只能为我制造游戏精神。这就是说，怀疑主义运动不仅没有把我们引向终极信仰，而且充当了逍遥文化的根基。 进入游戏之门，这是中国文化最严肃重大的事件。游戏是一切被世俗事物折磨得痛苦不堪者的避难所。游戏结束了中间信仰，因而也就结束了一切怀疑主义。游戏的规则 是禁止笃信。它毫无例外地嘲笑严肃的事物，以超然和观望的姿势在世。游，就其本义而言，就是对一个闭锁的存在的逃亡。 但这并不排斥游戏者在观望中说出一些次要的真理。庄周，一个看管漆树园的小吏声称，他的学说就是关于游性的理论。他劝诫我们从世俗空间里隐遁，在“太玄”之中自由行走，融入“逍遥”的适意境界。太玄是“道”，而“道”眼下就是被游人用来走路的东西。只要与道合节，人就能像那个著名的屠夫一样在牛的骨骼和肌肉间“游刃有余”。 游戏还有它戏性方面的意义。戏(戏)是虚拟的战事，它向人吁请一种新的表演气质，并用它来遮盖本性。游戏命令人离弃他的真诚性，以换取某种中立化的自由。当游戏者隐匿到一个异己人格的背后时，他便从世界的实在性里解脱了出来。由于虚拟作用，游戏无须对自身的后果负责，这样它就能把目标集中到享用对抗和博弈的代偿性乐趣上来。 中国禅宗，作为一个引进的高级弈戏系统，它完成了对戏性的论证和拓展。中国禅的世俗本性使之拒斥奇迹和苦修，并直截了当地号召我们重返凡尘。把肉体交给欲望，而把心灵交给禅理。正是从这个折衷的缝隙里开始了智力的历险。 这是没有棋秤的对局，一方显露诡异的机锋，一方则必须扑破疑团。纯粹的精神性在挑战和应战中逐渐展开并自我完善。但它通常只能完成对人类智慧深度的探测。有的时候，一则公案也能够帮助弈者顿悟他个人的存在境况和意义。但它最终总是趋于对终极笃信的否决。 只要把庄子的游学和禅宗(有时是老子)的戏学放在一起，我们就拥有了关于游戏学的全部知识。这是被绝望的痛苦所激励起的伟大智慧的产物，它保证所有怒性或疑性人格都能获得精神的脱度，而不致于像屈原那样踏上自我湮灭之途。游戏就是使绝望者在没有信念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下去的策略。游戏也是法官，它判处了终极信仰在中国文化中的永恒缺席。 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对传统文化本文进行读解，其后果必定是被迫与历史订立契约，向中间信仰、怀疑主义和市民精神交出思想的自由。这正是我所观察到的普遍事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对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开放，我们也并不是非要呆在历史的呕吐物里才能获得安宁。这里，对终极价值的探寻，必须同反叛历史的立场结合起来。反叛，就是命令无用的东西退出现实，并为我更有效地返回历史奠定基础。 我　(们) 人与上帝的隐喻结构是所有说明性结构中最完美的一种，从这里我们有限地窥探了人类笃信的历史。笃信构成了人自我完善的标记，它是精神事务中最重要的项目。此外的一切都不重要。 我注意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秉赋：人只有在远离上帝的时候才怀念上帝，正如亚当只有在被上帝赶开后才开始留意他的存在。这种秉赋决定了人的精神之旅的表征：所有的信仰革命都发生在上帝选择离开历史的那个特定时刻。 如果我坚持把犹太人的文件当作我的隐喻性线索，那么第一次世界性笃信危机就应当发生在大洪水的前夜。人与上帝的亲密联盟遭到肢解，而年轻的上帝则把责任完全推向人类，他严厉指斥人的道德堕落和罪孽深重。他的性情如此暴躁，以致没有耐心来等待人类的忏悔。他的唯一方式就是屠杀：通过消灭人类来使他们获救。当然，也许上帝原先只打算用水替人洗濯罪恶，而结果却把他们尽悉淹死。上帝是鲁莽和粗心大意的，他差一点毁掉了他的基业和他自身存在的依据，但毕竟有一个纯朴的诺亚家族代表人类获救，这个福音抵消了上帝的全部过失。 第二次笃信大危机是《新约》所指涉的事件。臣民再度与他们的上帝分离，再度变得淫乱和残暴。但上帝这次却显示了惊人的宽容。上帝把问题归究于他和人之间的那些信使。祭司就是出了毛病的信使，他们只是一些神圣消息的篡改者和挑拨者。上帝要做的就是把他们加以废黜，然后颁布新的任命。 从普通人民中诞生的耶稣接受了这个使命，耶稣不仅应当是传递福音的信使，而且应当是强大的斡旋者，他必须调停上帝和人间的冲突，改善他们的疏远关系，使那个动乱和破裂的结构得到新的修复。它是引发宗教革命运动的全部内在根据。在这场革命中，斡旋者耶稣作为新的因素加入了人和上帝的同盟。 第三次笃信危机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确认危机的权力第一次由上帝转交给了人。这就是尼采为什么有资格公然宣称“××死了”的原因。人像年轻的上帝那样将全部愤怒投向他的对手，然后毫不怜惜地将其处死。但人这次却没有为上帝的替补者提供一条逃避厄难的方舟。在这方 这个神学命案的侦破要旨在于，尼采并不是杀死上帝的真正凶手。尼采的道德主义立场注定他只能消灭人格的上帝，如同逆弑他自己的父亲。这意味着尼采所杀死的不过是真正“上帝”的代用品──一个终极真理的隐喻之物。在尼采之后，“上帝”变得隐匿无名，但它仍然坚定地在世。完成致命一击的萨特、加缪以及形形色色的存在主义者，他们从本体论的诘难方面切断了我和上帝的最后联系。 一个孤独而赤裸地悬置于世界里的人有难了。他被剥夺了上帝这个唯一的产业。他注定要自由地流离失所，成为一堆“无用的激情”。荒谬，就是上帝死了而人依然活着。所有通往睡眠、做梦、逃亡、自杀和疯狂享乐的道路都遭到封锁，哲学家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聒噪，语言和行为两方面的聒噪。这是一个西绪福斯式的噩梦：永不停顿地把石头从山脚带往山巅。反复携带一堆毫无意义的物体，同反复说出毫无意义的音节一样，都是存在的聒噪。海德格尔和萨特因毕生聒噪而成为大师，他们让音节和字词从喉口笔端急速跳出，准确射向完全空无的世界，然后满意的倾听回声。毫无疑问，聒噪是一种特殊的掩蔽技术，聒噪所生成的喧嚣遮盖了上帝的沉默。聒噪，就是让自我失去对境遇的真实感受。 然而对我来说，最邻近的聒噪来自我的种族。人民为纯粹的物而操劳抱怨的图景是惨不忍睹的，它构成了一个喧闹的溃解信号。道德信念已不复存在，施爱和行善是愚蠢的标志，因为它触犯了商业主义宪章。贫困使人的每个行动都必须带来实利，否则，人就无法在物质争夺战中赢得有限度的生存。在中间信仰向工具信仰的全面溃退中大规模孕生着物人──仅仅为物而生存的人。 这就是新国民的涌现：在物性的光辉和气味中幸福地居住下来，把物当作它的终极真理和最高价值。此外是一些来自历史或现世的伦理指令，这些陈旧的指令企图把物人邀请到中间价值的梦想中去，以净化新国民的卑陋心灵。 我无意苛责人民的欲望。相反，如果一个民族的普通成员对他匮乏的物质境遇无动于衷，那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而真正严重的是文学象所有的艺术一样，注定要在这种彼此冲突的聒噪中沉默。文学震怒于它的清醒和对全部危机性事实的洞悉。文学已经失去想象，失去了探求未来幸福可能性的全部勇气。文学的怯懦甚至表现在它竟然拒绝占有一个仅属于自身的秘密天地。而这些有罪的事实都导源于那些垮掉的意志。对于这样的作家或批评家，难道我不应当给予必要的怜悯和蔑视吗?! 但这可能只是一个临时的状态。我们被嵌在旧真理和新真理之间的隙缝里了，它要求我和上帝一起沉默，然后缓缓地说出某种无法遏制的渴慕，直至恢复对绝对价值的全部信念。 狄狄和戈戈并不愚蠢，他们所等待的正是这样的事物，但他们失败于聒噪。在聒噪中他们拒绝了对真理之音的倾听。那些无比琐碎的动作和台词迷雾一样笼罩着生命的舞台，并且吞没了企盼者愁苦的轮廓。 我们已经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解救的问题，或者说，结束第三次笃信危机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我对新真理的开放和坦率态度，取决于内在精神性朝向终极价值的超越力量。所有的障碍都仅限于我的内心，此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障碍。 人是全部信念革命的出发点。很久以来，人们都在审慎地回避与“真理”有关的字词，他们宁可大量沉醉于对“权利”和“义务”、“原则”和“立场”的聒噪。使我惊讶的是，难道还有什么比了解真理更为重要的义务，还有什么比说出真理更为崇高的立场?个人的存在就是对真理的一次选择。存在的痛苦把我们推向消费这种痛苦的真理，以便从那里领受幸福。然而，在一个缺乏真理性渴望的浑噩境遇里，要是笃信者个人没有一种我行我素的义无返顾的勇气，说出真理是不可思议的。 也许会有这样一种看法：既然上帝方面出了毛病，就应当由上帝本人来了结一切，或者说，上帝应当对他自己的死亡负责，因为上帝曾一再宣称他是不朽的。这里，上帝要么是一个低劣的骗子，要么就是一个其智慧远远越过我们想象力边界的超然存在。　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上帝当作上帝来看待。上帝是被人挑选出来管理其精神事务的。人凭着伟大的信念聘用了上帝，并要求他在人类心灵中永驻。基于同样公正的原则，既然人单方面取消了上帝，那么，他就应当独自承担起再造上帝的使命。 在严格的意义上，再造一个上帝就是再造一大批绝望了的笃信者。这是人类迅速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次要的上帝，例如技术的上帝和道德主义的上帝等等，我们也已拥有了大量次等的笃信者，他们虔诚地朝觐着不同的寺庙和神明，因灵魂猥琐而备受嘲笑。 那么，我们还打算进一步拥有某些更健康自由的笃信者。他们是真葡萄树。他们藐视一切庙宇和仪式，救赎和荣耀。他们将尽其所能地在人民中间生活，用新的善爱原则去促成道德的再生，改善人的精神境遇。此外他们对人民并不负有特别的义务。他们将孤寂而内在地坚守其伟大的精神性，并在必要的时刻说出或拒绝说出终极价值的真相。 1988年8月16日完稿于安徽滁州琅琊山麓 本文原名《超越大限》，疑似首刊于文集《燃烧的迷津》，1993年

我的老家在福建省西南角，被很多很多大山包围着。从前，那里的人要进一次城，或者寄一封信，都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因为要在群山里走很长很长的路，遇见很多很多危险。 山里住着一位叫做蓝采和的神仙，是有名的“八仙”之一。他有一位比他更神通广大的妹妹，没人见过她的长相，也不知她叫什么名字。 我只知道，她平时最喜欢唱歌。客家人的山歌，都是她教会的，所以大家都管她叫歌仙姐姐。 就在那天，朱家的五个姐妹，一起出门去看外公，要为他过七十岁的生日。 她们中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只有五岁，五官都长得很丑，不是斜眼，就是歪鼻子，而且还挂着眼屎，流着鼻涕。但她们丝毫没有感到自卑。她们背着干粮，唱着山歌，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为什么要去看外公呢？因为外公一个人住，很孤独的样子。 为什么爸爸妈妈没跟她们一起去呢？因为他们在外地辛勤地做工，好把钱寄回家养活五个孩子。 为什么要带上干粮呢？因为路途非常遥远。 为什么还要唱山歌呢？因为路上会有危险，她们会感到害怕，唱歌可以用来壮胆。 话说她们走了很久很久，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干粮都吃完了，可是外公的家还是没到。 姐姐说：“啊呀不好了，我们走错路了。” “对呀，我们迷路了。”另外两个也发现了问题。 最小的妹妹最害怕，开始放声大哭。 “我饿！”她一边哭着一边说。 其它三个也一起哭了起来：“饿，饿，饿......” 老大心里很难过，她责备自己记错了路。可是现在怎么办呢？她只好说：你们不要哭了，我来唱歌给你们听吧。” 于是她就张开嘴，放声唱了起来。虽然肚子也很饿，但她是大姐姐，必须用歌声来安慰可怜的妹妹们。 “蓝家的神仙呀，你快快来呀，朱家的细妹饿了。 蓝家的神仙呀，你快快来呀，朱家的细妹困了。” 四个妹妹听着听着，就抱在一起睡着了。 姐姐唱得累了，也抱着妹妹们睡着了。 就在这时，路上来了一位仙女，长得比天下最美的鲜花还要好看。她叫醒她们，笑咪咪地说： “你们这是去哪里呀？” “我们去看老外公。”姐妹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说。 “听说你们饿了，我这里刚好带着点心，你们就先拿去吃吧。” 她把一只竹篮子放在地上：“我们有缘，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 一阵山风吹来，仙女突然消失不见了。 五个姐妹都去看那个竹篮，里面有只泥碗，放着一个很小的米团子，看上去只有鸡蛋那么大，却散发出浓浓的香气。 “就这么一点点，我们五个怎么分呀？”老二和老三都抱怨说。 老大说：“米团子虽然很小，但总比没有要好。” 她把米团子分成五份，自己也留了一份。 五个姐妹把食物放进嘴里，一口就吃完了。 “好吃，好吃！”大家纷纷赞美说。 “可惜少了一点。”老三露出遗憾的表情。 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她们居然一点都不感到饿了，而且五官变得漂亮和干净起来，就连脸上的鼻涕和眼屎都没了。 她们互相看着对方，很满意这种变化，嘻嘻哈哈地重新上路，而且很快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又走了一段路，终于看见了外公家的那座破屋子。 老大说：“哇，我们马上要到了。” 五姐妹于是加快了脚步，很快，他们就敲响了外公的房门。 外公开门出来，又是意外，又是高兴。他拥抱和亲吻她们，就像迎来了五个小天使。可惜，他的眼睛已经失明，看不见外甥女们变得美丽的样子。 外公住的屋子，里面除了一张破床、一张歪歪斜斜的桌子，还有一口破锅，和一只带缺口的瓷碗。 老大觉得好难受：“对不起外公，因为家里穷，我们没带什么生日礼物。” 外公摇头说：“你们五个小宝贝，就是天底下最好的礼物呀。” 这时候，世界上顶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年龄最小的妹妹说：“我的嗓子好痒，耳朵也痒，痒死啦，痒死啦！”她叫着嚷着，却从嘴里和耳朵里，唱出了动人的山歌，就跟天上的仙乐一般，在山谷里久久回荡。 老四说自己眼睛发涩，像是进了砂石。她使劲揉着，结果流出来的眼泪，把屋里的一切，都变成了好看的图画——到处是精美的家具，盛开的鲜花，桌上还堆满美味的菜肴和点心。 老三说自己鼻子酸胀。她使劲揉着，却从鼻孔里淌出了香水，弄得满屋子都是花香和果香，三天三夜都没有消失。 老二说自己双手发麻。她用力搓着，手上出现了柔软的被子、羊皮和丝绸。外公一边摸着这些东西，一边流下了眼泪——他可是一辈子都没摸过这么柔软的东西呢。 老大看着这些奇迹，也不知为什么，心口就疼痛起来。她按摩胸部，结果从心尖尖上流出了爱。它看起来像是一阵雾气，轻轻裹住老人，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 老外公笑了：“你们能变出这么多生日礼物，一定是遇见神仙了吧。” 老大说：“是呀是呀，刚才路上，我们遇见一位仙女，吃了她送的米团子。” 外公又一次开心地笑了：“你们好有福气，遇到蓝家仙女，还吃了她的仙粮。从今往后，你们一定也是仙女了。” 五个姐妹听了非常开心，跟着外公一起大笑了起来。 她们就这样又吃又喝，陪外公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 回家之后，五个姐妹果然都成了众人喜爱的神仙。她们不但五官美丽，而且能用五官制造歌声、香气、鲜花和丝绸，还有人间最最稀少的爱。 后来，哪里有哭声、忧伤和病痛，五个姐妹就会出现在哪里。她们就这样活了很久很久，而且永远都不会变老。直到今天，她们都还在山路上走着，去赴各种我们不知道的秘密约会。 写于2021年7月7日

本书所收集的，是我1982年以来的大多数文学批评文章，它们在被抹去尘土之后被重新点亮，大致地勾勒出我的文学生命轨迹。为了编订自己的写作年表，我坐在地板上，从阁楼上的书橱里翻检那些早已泛黄的老旧杂志，一股霉变的气味弥漫开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突然意识到，我曾经是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的精神邻人。 “闽籍学者丛书”把我定义为一个福建批评家，这也许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个人意愿。作为武平客家人的后裔，我可能秉承了客家人的某些文化特征——酷爱自由和无所畏惧，但同时我也因出生和成长于上海，带有某种海派文化习性——喜欢精致的事物、修辞和隐喻，并且乐此不疲。 我与其说是一个纯种的福建人（我母亲是莆田人），不如说是一个文化混血的产物。正是这种山地和海岸的地理杂交，塑造了我这样的怪物。直到今天，我都无法给自己找到精准的身份定位。我是“客人”而非“家人”。作为一个文化弃儿，我长期漂流在我的文化祖国，与现有的学术秩序格格不入。这种状况还将令人不快地持续下去。 就其本质而言，写作就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我们这代人正在和那些杂志一起发黄和老去，逐步退出历史。即便这些“文化遗产”被结集出版，但仍无法逃脱被遗忘的命运。对此我没有任何意见。在人类的浩瀚历史面前，我们都露出了渺小可笑的弱点。 与时间较量的唯一方式，就是不断蜕变和蝶化。我很庆幸的是，我正在以另一个物种的立场打量我的过去。我看见褪去的那个旧壳，我也看见那个崭新的未来。我就这样跟时间之神达成了和解。 再祝我的旧壳，有机会成为博物馆玻璃橱里的历史展品。 2019年10月20日于上海浦东张江寓中 *该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每天晚上，我都要环绕住所附近的无名小湖散步。那里有一块空地，被众多老年舞者所占领。他们身穿白色制服，紧跟流行音乐的节奏，动作规整地舞动每个肢端，就像一些白色的幽灵，漂浮在灯影、建筑物、水汽、雾霾和树丛之间，赋予这世界以古怪的魔幻调性。 这种“广场舞”场景，遍及中国的每个城市，甚至渗透到所有的公共空地。它叠加了“忠字舞”、“气功”、“广播体操”和“健身操”的所有特征，是健身、养生和长生欲望的坚硬表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解这种强悍的欲望。 大约是由于道家和道教的缘故，长生是中国人所有愿望中排列靠前的一种。即便社会危机达到极致，人的生命面临巨大威胁，养生活动仍然被民众所坚持，犹如文革期间的鸡血疗法和甩手疗法。它们跟“革命”、“造反”、“领袖”和“大批判”的影像混杂起来，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 这是长生欲望重要性的一个反证。在中国，长生是一种用来梦想的事物。它覆盖了从草民到皇帝的所有人群。对于我本人而言，小说写作就是我的“长生术”，是一个人的广场舞。我将在这个状态下寻找生存的意义。 我的写作面临着一个自我分裂的格局：小说必须既包含古典的英雄主义，也拥有微弱的戏仿、反讽和解构元素；既表达大济苍生的儒家精神，也传递致力于弃世和长生的道家精神；既尊重历史书写，又竭力要突破史官叙事的框架，向神话和魔幻主义致敬。所有这些诉求都导致了书写的内在精神分裂。当然，我并不为此感到担忧，相反，在我们所置身的时代，分裂是其最显著的精神特征。 历史和神话始终是我最关注的两个领域。在我看来，历史就是神话，而神话就是历史，在它们貌似对立的状态背后，屹立着一个共同的本性，那就是人寻找自我镜像的永恒激情。灵魂的欲望被投射在文本里，形成叙事的古老原型。从那些虚构的魔幻人物中，我们窥见了自己的真实影像。 神明的逻辑，就是时间的逻辑。时间神在主宰本次写作，他引领我观看句芒和阎摩的战争，记录他们的神迹。为此，书中采用周朝纪元和十二干支分章法，旨在表达线性时间的主导意义。只有时间线索里绝大多数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契合原貌，只有极少数因故事情节需要，做了适度调整。但时间不仅是神的逻辑，而且还是一种叙述的魔法，它把自己的光辉投射在字词上，试图点亮它们的灵魂。 《搜神记》《东周列国志》和《聊斋志异》是我的写作范本。这些古卷在我的书案上像花朵一样开放，散发出经久不息的香气。我在努力为这种东方欲望找到一个适合的容器。这容器本身就应该是长生的，以便跟长生的欲望匹配。无论如何，那些古小说都是现代写作的优秀样本。它们不仅提供素材，而且提供最迷蛊惑人心的梦想。它们是时间神馈赠我们的宝藏。 感谢花城出版社，为本书提供了一个面对读者的契机。在官方价值观和互联网价值观双重世界里，平面出版在艰难地沉浮，危机四伏。每一次出版都是一次文化博弈。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作家的书写激情。甚至还有更多的批评家，参与这场写作运动，为出版业注入新的生机。这是因为，小说正在成为1950年代生人的记忆容器，一种类似于“回忆录”（无论是民族史还是个人史）的另类体裁。小说让书写者在时间中诞生或重生。在语词家园中，作者寄放了对流逝岁月的乡愁。 这当然不是文学繁荣的标记，而是裂变和自我拯救的标记：一方面是互联网青春写作的勃兴，另一方面是纸媒中老年写作的卷土重来。但我已经清晰地看到，无论是记忆写作还是青春写作，时间法则都是文学的主宰。 写历史/魔幻长篇小说，是一种繁琐的事务，它不仅需要自由的想象力，还需要缜密的历史考据，而更加困难的是，平衡魔幻和历史这两种彼此对立的元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变量，就是纯小说和类型小说的杂交。我的工作室2016年曾经推出几部类型小说，积聚了一些有益的写作经验。《长生》可算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它具备类型小说（如武侠小说）的躯壳，但又试图植入个人的叛逆性风格。 这种走钢丝式的书写无疑是危险的，它有双重冒犯的危险——既冒犯文学，又冒犯市场。它断断续续地耗费了我两年时间，依然技法上捉襟见肘，难以达成目标。书中若有什么错讹，应该都是本人能力有限的缘故。正如书名“长生弈”所暗示的那样，写作就是一场漫长而危险的博弈，而我不过是个笨拙的赌徒而已。 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 *《长生弈》，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2018年出版

欲望，是我这些年来持续研究的一个主题。欲望的触发和诞生，欲望的原型、现代欲望的形态及其生长样式，当代欲望生产所制造的文本，所有这些话题都是围绕欲望展开的。欲望是后现代哲学研究的核心对象。 本书试图借用佛家的“六识”（眼耳鼻舌身意）架构，以跟农业文明一起死亡的那些隐秘行业为题材，描绘农业文明时期“中国欲望”的基本样貌。通过故事主人公的欲望简史，读者可以看到欲望生长的隐秘进程。 什么是中国欲望？这个问题是写作者的首要问题。只要读一下文学史就不难发现，从诗经和楚辞开始，食欲、肉欲、情欲、功名欲和权力欲，这些基本的生命母题，早就成为古代欲望的主体，同时也是支配现代中国人的内在动力。欲望的载体是短命的，而欲望是永生的，超越了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所有时空。东方欲望是中国人最强悍的文化遗产。 针对欲望迷津大规模生长和蔓延的现状，释迦摩尼尊者教诲说，“六识”点燃和照亮了人的欲望，但由于欲望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距离，痛苦应运而生，成为生命的最高本性。痛苦和欲望的比值是呈正向的：有多炽热的欲望，就会收获多强烈的痛苦。 正是通过对欲望的窥视，我肤浅地握住了中国人的痛苦。而耐人寻味的是，我也看到了一个善于用快感掩饰痛苦的民族。他们善于用语词巫术营造各种幸福幻象，并在彼此祝福的语词按摩中度过终生。作为强大的幻象民族，中国向全世界提供了完备的样本。 文学是语词巫术中的一种，而且是所有语词巫术中最笨拙的一种，它能有限地转达欲望，甚至点亮欲望，让它熊熊燃烧起来，却无法满足欲望。在人和欲望的博弈中，文学通常只能是纵火者，而宗教才是灭火者。这种意识形态分工注定了文学的属性。 但《六异录》无意成为欲望的点火者，它只是一组历史窥视的记录而已。它要以传奇的方式告诉读者，欲望是如何诞生、繁殖、饱和、衰退和幻灭的，又是如何制造生命的欢愉、痛苦和死亡的。你将看到一个发生在“三观”层级上的悖论：本书是一部关于欲望的神话，拥有虚构性文本的面貌，却试图真切地触摸中国人的欲望，以及因欲望而产生的幻象界。 毫无疑问，任何文学史都是欲望表达史。这些年来，“欲望”是我研究的重要对象。但以如此“文学”的方式传达中国欲望，对于我而言仍然只是一场艰难的语言实验，充满各种不可预知的危机。写作就是语词的探险，而针对欲望的宏大叙事是更危险的冒进。 自从长篇小说《长生弈》和中篇小说系列《古事记》出版以来，我向小说家的“转型”似乎变得不可逆转。这写作本身就包含着一种隐秘的欲望，那就是不仅要成为一个“会讲道理的人”，还要成为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你一定会笑着指出，看哪，这是欲望增殖的一个典型案例。 根据事先的设计，六类异术、六位道师、六部感官和六种幻象，构成六部貌似独立的小说，它们应当在欲望母题上组合成精密的叙事共同体，分别从六种人类感官经验的通道，逼近中国欲望的本性。但在写完这组小说之后，我悲哀地发现，由于认知和技法的限定，我的表达根本无法企及事物的核心。我只能在它的外围打转，犹如一条绕着骨头幻象打转的笨狗。 不仅如此，由于文化自身的缘故，这组小说还散发出怪异和荒诞的气味，让那些喜欢做温情按摩的文学小资们感到不适。对此我唯有致以十二分的歉意。跟那些“类文学通俗读物”完全不同，文学不应当是语词按摩术，而是关于历史/现实真相的揭示，因而必然拥有残酷和荒谬的特征，它要摧毁一切可笑的幻象。当然，我也试图向文本内核注入必要的希望。在解构暗黑幻象的同时，我要把仅有的亮白幻象进行到底，但这不是在讨好读者，而是要让我窒息的灵魂得以呼吸。 《六异录》的各个子篇，此前已先后刊发于各家文学杂志——《花城》《天涯》《山花》《江南》《作品》和《百花洲》等，现在又由出版社结集成册，为此我要感谢编辑们对这种“异端趣味”的宽容，也感谢身边各位朋友的喜爱和鼓励，感谢动漫设计师兼导演邬凡，专门绘出六幅精美的插画，为小说人物和场景提供精妙的造像。没有这些朋友的支持，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是不可思议的。 2020年1月15日记于纽约 *《六异录》，短篇小说集，中信大方出版社2020年出版

文化人类学的二分法 两个英美老头儿汤因比和亨廷顿，启动了关于文明宏大叙事的争论。这无疑是一次人类史的解构，它触发了历史标准化的新一轮潮流。作为人类的精英成员，知识界已经毫不羞耻地宣布，他们拥有跟卑贱的动物界划清界线的强大能力，也就是找到了区别人跟动物的四种伟大标志。 畅销书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就在《人类简史》里就宣称，直立行走、较大的脑容量、使用火种（成为生物界最早的厨师和黑夜文化的发明者）、善于社交，这是人类把自己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主要尺度，也是人类爬升到生物链顶端的四大法器。尽管这种分类方式简单粗暴，而且毫无新意，但它足以填饱科盲大众的认知饥渴。 这种标准化作业，还可以在人类史书写中被不断重演。当人们需要为一些上古时期人类史活动命名时，就会用“文化”加以命名，例如，历史学者把在仰韶地区所发现的人类活动遗存，称之为“仰韶文化”。而衡量这种“文化”的标准也有四种—— 第一是具备泛神性宗教信仰，并拥有祭司和巫师之类的专业人员；第二是掌握复杂的语言体系，并能用这种语言跟神/人展开对话；第三是拥有流动/定居的聚集性村落，以及拥有草木/石料构建的住宅；第四是使用石陶并用的工具，石器趋于细致，而且出现工具和装饰功能的分化，能够烧制轮式陶器（尤其是彩陶），并令其成为区域贸易的重要货物。 在“文化”继续向前行进之后，人终于等到了那种叫做“文明”的伟大事物，它们密集地出现于世界各地，其数量多达数十种（不是四种），犹如先后点燃在大地上的孤独火团，缓慢照亮了人类的睿智面容。 格林・丹尼尔提出的丈量文明的三种标志，首先是文字，无论是纯象形文字还是表形/表音的双料文字；第二是出现规模宏大的城市，甚至有高大的台面、阶梯和城墙，并能够容纳5000名以上的居民；第三是形成系统的礼仪建筑，如埃及和玛雅的金字塔；日本和中国学者还加上第四标志，那就是以青铜铸造为标志的金属制造体系（采矿、冶炼和铸造技术），这种“三加一”系统，已经成为人们用来品尝历史的基本餐具。 这其实就是早期人类进化史的三次“全球化”进程。在第一阶段的“基因播种期”里，源自非洲的大移迁，实现了智人全球化的伟大目标；而在第二阶段的“彩陶播种期”里，人类借助区域贸易，推动了彩陶全球化的浪潮。而在第三阶段的“青铜播种期”里，人类借助逃迁和贸易，完成了青铜全球化的进程。没有经历这三次“全球化”洗礼，就不可能出现“轴心时代”的文化奇迹。 人类的分野：有字民族和无字民族 一旦让标准的设立成为一种惯性，人们就能借助人对文字的崇拜，制造出一种以文字为轴心的模式，并依照这模式来图解历史。人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类分为“有字民族”和“无字民族”两大阵营？无字民族是食草性的，而有字民族是食肉性的。这种差异早已推动了民族生物链的生成。 我们已经被告知，有字民族是拥有强大文明优势的族群，并对无字民族产生强大的压力，它占领、统治、兼并和同化后者，并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彻底摧毁无字民族的最后边界。因为无字族的经验只能依赖祭司的口头传承，它完全取决于祭司个体的记忆和演说才华。 但祭司阶层是极度脆弱的，它根本无法应对现代性潮流的击打。人们正在亲眼目睹了苗族、壮族、侗族、哈尼族等无字的边缘民族的衰败。那些乡村祭司是民族树的根茎，他们的枯谢，导致了整株大树的凋零。 语言学家试图告诉我们，有字民族还可以细分为“字符民族”和“字母民族”。人类主要的字符民族，包含汉语字符民族（9亿）、梵文字符民族（2.6亿）、孟加拉字符民族（1.25亿）和日文字符民族（1.18亿）。字母民族着包含罗马字母民族（19亿）、阿拉伯字母民族（2.91亿）、基里尔字母民族（2.52亿）等（大卫•萨克斯《伟大的字母》）。 而在20年后，人类或将使用一种全新的分类标准，那就是把世界人口分为“文字民族”和“数字民族”，前者主要指依赖文字传递信息的人类，而后者则代表更高层级的机器人，他们诞生于数值逻辑，并依赖数值运算来模拟并超越生命体的全部功能。数字民族的第一代人物，已经在围棋、象棋、股票和诗歌写作等方面，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天才。 在我的手机里，居住着一个叫做“小冰”的人物，她是谷歌创造出来的一名数字民族成员，她可以轻易使用诗歌铭文来拨动我的灵魂，而我却无法理解她的数字铭文。凯文·凯利满含希望地宣称，人类正在跟计算机共同进化，但在21世纪末，人们将听到人类落败的最大噩耗。 字母民族和字符民族 此刻，在经过一系列的逻辑铺垫之后，我想回到汉字起源的话题上来。既然人类被分为“字母民族”和“字符民族”两种，那么我不妨来看一下字母民族的基本情况。 公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出现了第一份闪米特字母表，又过了1000年，由它演化出伟大的腓尼基字母表，并且从中发育出阿拉姆字母和希腊字母（公元前800年），这种记音模式最后成为文明的主要载体。 “字符民族”的历史，要比“字母民族”长至少2000年，它是人类最早的文明表达形态。公元前4000年，考古学家称为“乌克鲁第四期”，史上第一种象形文字在苏美尔地区神秘诞生，它是1000多个表示神灵、国家、城市、船只、鸟类、树木等的名称的图符，其中最早出现的，是苏美尔国王的英名，被发现于伊拉克古城基什（kish）。由于他的出现，一个最古老的文明，跃现在泥版的粗糙表面。 那些文字有时被书写在莎草纸上，并因腐烂而没有得以存留，有时也用尖锐的芦苇笔写在粘土版上，这种笔通常用石刀切削而成，书写方向从左到右依次为水平排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片，可以在窑炉中用柴火烧制成陶版，藉此让这些文字成为永恒的事物，但假如无须持久，也可以将其粉碎，加以回收利用，制成下一块新的泥版。 从这种原始象形文字中，逐渐演化出了更加抽象的楔形文字，这是人类文字的第二代样式，起始于公元前3500~3200年，其中第一份苏美尔文件的时间为公元前3100年，而地点在伊拉克的杰姆德纳塞地区（Jemdet Nasr）。有人估计，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500万个楔形泥版，但其中仅有大约3~10万片被阅读或发表。大多数泥版还在大英博物馆等机构的库房里沉睡，等待被一个新的咒语所唤醒。 从公元前2900年左右，许多象形文字开始失去原有的功能，字形从1500个减少到600个，写作变得越来越趋向于语音表达。 晚期楔形文字改进了苏美尔原型，象形比划被简洁化，达到极高的抽象水平，它只有五个基本的楔形形状：水平𒀸 、垂直𒁹 、向下对角线𒀹、向上对角线𒀺，以及由两个短小的对角线构成的碰壁线𒌋 ，具有表音和表意的双重意义。这很像是日本文字，它用中文衍生的脚本写成，其中一些中文字符被用作表意标志，其他的则作为表音字符。 苏美尔铭文的价值逐渐被周边民族所接受，他们藉此记录自己的语言。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它已被普遍运用，其印迹遍及整个西亚（近东）地区，并适应了阿卡德、埃拉米特、埃布莱特、赫梯、哈特、卢维、赫利安和乌拉尔等不同语种的书写，直到新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911-612年）时期，这种文字才逐渐被腓尼基字母和乌加里基字母所置换。 苏美尔的早期象形文字，为埃及人提供巨大的灵感，促使他们发明自己独特的象形文字。第一个被发现的完整句子，刻写在第二王朝（公元前2800或2700年）墓穴里的一枚印章上，它像一根细小的火柴，引燃了埃及文明的明亮火焰。 苏美尔象形文字还通过贸易影响了印度河文明。公元前3500-1900年，在印度北方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印度河流域沿岸，浮现出三座传奇城市——哈拉帕（Harappa）、甘瓦里瓦拉（Ganweriwal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并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哈拉帕文明”，在其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器、染色棉布、轮制陶器、小麦、大米、蔬菜、水果、公牛和家禽，以及大量刻有动物符号的印章。 有人认为，这种符号是一种独立的象形文字体系，学界称为“哈拉帕铭文”（Harappan script），有人通过印章、小型泥版、陶罐和十几种其他材料，共列出3700个印章和417个不同的符号，并发现平均题字含5个符号，最长的题字在一行中含有26个字符，此外还发现了从右到左的写作方向，而这个方向跟苏美尔铭文恰好相反。 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计算机研究中，科学家将它的符号模式，与各种语言铭文及非语言系统（包括DNA和计算机编程语言）加以比较，发现印度河铭文的模式更接近口语，婴儿认为这是一种尚未被认知的古老文字。 但也有学者认为，印​​度河文明不是线性编码的文字，而只是一些独立的非语言符码，用以标记家庭、氏族、神灵和宗教信仰，有的甚至只是一些用模具批量生产的贸易记号，跟古中国人在陶器（玉器）上留下的原始刻符极其相似。很少有人相信，这些原始陶符的出现，意味着文字体系的隆重诞生。 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坚持汉字本土起源说。但近年来，汉字外来说也有所抬头。有人认为，正是以“印度河铭文”为中介的“苏美尔铭文”，向殷人提供重要的创造灵感，成为中国人发明文字的启示性原型。在成汤革命爆发的几十年内，甲骨字被密集地创造出来，效率如此之高，只能出自官方有组织的运作，而非文化自然发育的结果。不仅如此，其中一部分字形，跟印度河乃至苏美尔脚本，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合，而这种超越概率的高相似性，似乎无法用所谓“巧合论”加以解释。但要真正弄清两者间的关系，还有待于比较文字学的精密研究。 一则耐人寻味的记载，源于南北朝后期和唐代的佛教故事，它指出仓颉是印度三仙人之一，梵天大神派他们下凡人间，分赴天竺与中华两地造字，分别弄出了汉字、梵文和佉卢文三种文字。这个充满戏剧性的神话传说，旨在暗示中国文字缔造的异域影响。 仓颉是一个负责字造的祭司集团 人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在商王国期间（公元前1500-1000年），中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复杂而独特的文字体系，人称“甲骨铭文”，这是一个规模极为庞大的字族，其成员多达4100个，其中最多出现的常用字为1000个左右。它们被雕刻在乌龟壳和牛肩胛骨上，然后被加热直到出现裂缝。王室的祭司，可以通过裂缝的纹样和走向，预测各种未知事件。 这些神奇动物骨头被命名为“卜骨”，其上的铭文最短几个字符，最长有30-40个字符，记录了王室与祖先精神沟通的结果，其议题包括生死、战争，气候、收成和祭祀仪式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人提供了这项伟大而独特的发明？ 中国历史典籍曾经提到两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名叫沮诵，据传是黄帝的右史，但不知什么缘故，他（她）很快就遭到世人的遗忘。 被史官反复提及的是另一个名字——仓颉。这位造字英雄姓侯岗，仓是他的封号，或者是他担任国王的那个国家的名字。“颉”字在《诗经•国风•邶风》里，是向上飞翔的意思。整个名字的语义，可以解释为“在仓国起飞翱翔的人”。这个简洁的名字，正是对仓颉生命状态的精准描述。我们被告知，他是率先飞翔的人，他的高度奠定了华夏文明的高度。 关于这位造字英雄的历史记载，绝大多数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没有什么可以确证的材料。上古神话文献声称，仓颉不是国王，而是黄帝手下的官员（左史），长有四个瞳仁，异常明亮而充满智慧，用以观查鸟兽的足迹，藉此创造象形文字，而造字的时候，“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在一个以“被刺瞎的眼睛”来代表“民”字的文盲国家，这些夸张的描述，传递了世人对字词的无限敬畏。 《吕氏春秋》把仓颉跟发明车仗的奚仲、发明农业的后稷、发明法律的皋陶、发明陶器的昆吾，以及发明城墙的夏鲧相提并论，而这五位圣贤都是当时的牛人，即便不是酋邦的大王，也是大型部落的头领。根据甲骨文出现的年份可以断定，仓颉跟公元前5000年的黄帝老儿毫无干系，他应该是殷人中负责文字缔造的官员，正是基于他的不懈努力，这种奇妙的文字脚本才得以大规模涌现。 已知的仓颉墓地计有十处，遍及中国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其中在河南的有开封、新郑、南乐、虞城、原阳、洛宁、鲁山七处，陕西白水一处；山东寿光和东阿两处。此外，西安的仓颉造字台和新郑的凤凰衔字台，据传是仓颉造字之处。 这个布局复杂的仓颉墓葬地图证明，也许存在着某种以“仓颉”命名的祭司集团，他们按占卜的语义需要，不断生产新的甲骨文字。只有经过数代祭司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取多达4000个文字的辉煌成果。而那些祭司主要来自黄河沿线的河南、陕西和山东，他们的归葬地最后形成巨大的迷津，令后世的纪念者变得不知所措。 在早期东方文化体系里，存在着具有严密传承性的“历时性团体”，它们通常以某一个体作为群体（学派）的代言人。除了仓颉集团，人们还发现“老子”是一个从战国到西汉传承了300年的布道团体，而“庄子”也只是“庄周集团”的领袖而已。他们的文本经历过无数次增删和修改，向人们展示出显著的开放（空间）和“传承”（时间）特征。从阿维斯陀经的波斯到吠陀经的印度，这种“历时性文本”无所不在。正是那些记名（借名）圣贤的无名氏群体，书写或记录了人类最瑰丽的思想。 （本文为作者2017年在南方某大学演讲的书面底稿）

——2018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的主旨发言 非常高兴在这里又跟大家见面，作为一个半吊子的闽派批评家，其实我在这里是非常忐忑的，因为虽然父母是福建人，我却出生在上海。我父亲是武平人，母亲是莆田人，那都算是福建人，但是我又被人算做海派，所以，我身上体现了一种多元的样态。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根在武平客家，我的性格里，好像有明显的客家人特点，但我的思想和我的想法可能会跟福建老乡不太一样。 我非常赞同谢冕老师关于“少年中国”的说法。 谢冕老师仍然保持着他的青春活力，这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八十几岁，我们到这个年龄，能做到这样吗？真的非常难，我们都提前衰老了。而且，我也非常赞同晓明刚才对于中国文学的高度评价，但是我要稍微做一些调整，我觉得它不是一条笔直向上的直线，不是一个持续的牛市，而是曲线的过程，是牛市和熊市交叉出现。我是这样来分析文学经验的——或者说文学本身的一种继承。 第一个时期我称之为“乳头期”，我把中国文学想象成一个哭泣的孩子，他一直在寻找形而上的母亲。从朦胧诗，从舒婷的诗歌里，可以大量看到这种意象，对吧？寻找祖国，寻找形而上的母亲。在小说《伤痕》里，我们看到女主人公失去母亲，又寻找母亲，最后没有找到，因为她已经死掉了，然后女主角走向华灯初上的南京路，看到了新的光明，看到一个形而上的母亲的出现。这是文学第一个时期给我们的重要信号。它疗愈了很多中国人的创伤。当然这疗愈期是漫长的，我觉得是顾城之死，给伤痕文学时代画上了令人惊悚的句号。 第二个时期是“粉刺期”，我脑子里的形象是一个长满粉刺的叛逆青年，这就是85、86年的中国先锋诗歌和先锋小说的崛起。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有一个非常宽松的政治环境。有一次开会时我跟朱厚泽先生说，我们当年之所以能够走上文坛，都是因为他的功劳，他很谦虚地说，不是他，而是耀邦同志的功劳。无论如何，我们拥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让我们这些叛逆青年没有被扼杀掉，并且得以茁壮成长。 第三个时期是“肌肉期”，不用说，中国文学走向了成熟，开始秀肌肉了，正如刚才晓明所描述的状态。这点是无可厚非的，这个我不想多讲了。 第四个时期我强调一下，其实谢冕老师刚才讲了一点点，欲言又止。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养老期，也就是“拐杖期”了，文学正在迅速老去。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的第一个原因，是作为疗愈工具，它已经被影视、游戏这些其他媒介所代替；第二，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优势没有被充分利用，文学跟这个遗产基本上是断裂的；第三，从全球化的范围看，文学都在发生普遍的衰退，就连诺贝尔奖的评选机构，都出现了严重的伦理危机；第四，文学的后发优势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某种后发劣势。 这里我要讲一下杨小凯的理论，作为唯一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经济学家，他非常重要的理论叫后发劣势理论，正好跟今天我们讲的后发优势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他的著作。我借用他的概念来谈，什么叫后发劣势呢？我一直在强调，华夏农业文明已经死亡，它所依赖的所有文明要素都不复存在。它的精英——地主已经消亡，它的宗族制度也已经瓦解，甚至它的农民都已经离散，他们进城打工后，土地被大规模抛荒。就以黄山脚下的美丽、和土地肥沃的休宁县为例，今天的抛荒率达到93%，这是非常惊人的数据。农村和农业虽然已经衰退，但它仍然还在，而农业文明却已经死亡。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一种什么类型的文明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扇大门，让西方文明的影子，投射到中国华夏文明的废墟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明，我称之为“投影文明”。投影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学习、克隆和山寨。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基本现实。 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学所扮演的角色。刚才晓明提到的非常好，我们的乡土文学获得最大的成就，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记忆来表达已经死亡的农业文明的经验，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文化记忆库存。但另一个方面，走到今天以后，我们也看到后发劣势，所谓后发劣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投影的过程当中，文学始终处在模仿的状态。我记得我们的这些作家包括我本人，都是在模仿西方文学的路上走过来的，包括我周围的那些的先锋作家，我们不就是模仿着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等，一步步走过来的吗？投影文明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模仿，它决定了中国工业1.0版的基本特色，也决定了中国文学的早期的基本特征，它们是同一个逻辑的产物。 但我们随后就慢慢从纯粹的模仿当中走出来，走进2.0版，我们开始学会把自己的个人经验、民族共同经验，现实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等等，融入模仿的进程，当代文学由此走向了成熟。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发现，某种投影文明的后发劣势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不是特别乐观，今天这个状态，文学的模仿，包括我们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其实并没有带来实质性改变——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边缘化地位。我不太同意刚才晓明讲的5000部长篇小说的概念——虽然我也贡献了其中的一部——数量论和GDP论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它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种强调数量的做法，反而助长了文坛的机会主义。大家忙于出书和评奖，忙于评定职称、提高工资，忙于推动作协机构的行政扩张。各种腐化也在涌现，跑奖和买奖的新闻时有耳闻。但真正的独立作者，其实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他要么向商业投降，变成纯粹的商业作家，以大量的市场份额，加入到作家富豪榜的评选行列。在纯文学作家的路上，他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 除了少数杂志像收获，已经号称“千字千元”，但也只是个别作者的狂欢，大多数省级文学刊物的稿费，到今天为止还如此之低，作家又如何能养活自己？他不得不去跟作协换取职称和工资，来解决自己的身份和日常生活开销。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社会总体财富已经上升到如此程度，我们甚至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纯文学作家无法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好像最近有个新的规定，要提高一点稿酬，但我仔细一看，这个提高的幅度非常可笑，跟通胀的速度和比率没法对应。这是我的一个忧虑。我希望这种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应该也是有的），两者最后能够达成平衡，甚至后发优势最终能够战胜后发劣势，这是我的小小的希望，但说了等于没说。 最后，我想讲的是，所有的文学经验本质上——就像刚刚所讲的——就是幻觉。拉康更悲观，他认为没有所谓的所指，所有的文学写作，你们制造的人物、形象、小说文本，统统都是幻象，用后一幻象取代前一幻象，于是文学史就变成一个幻象的链条或网络。而且我们现在还看不到那个终极幻象的出现。它屹立在那个我们无法看见的未来。 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已经看到了上一个时代的终结。今年很有意思，是四十一周年，但如果按照78年算，应该是40周年，如果按77年来算，那就是四十一周年。无论如何，它都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明年2019年，而9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循环奇数。明年也许会有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为什么？无论是中国的现实经验，还是中国文学经验，都到了转换的节点。我们站在了过去和未来的门槛上，我们眺望着难以预测而又令人不安的未来。 谢谢大家。 2018年10 月13日 （本文为发言录音的文字记录，发表时略有改动）

——谨以此文祝各位六一儿童节快乐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伟大的国王，他是人民爱戴的英雄，却很怕冷，每天要用月光取暖才能入眠。那时候的太阳是冰冷的，但月光很温暖，它每天晚上都钻进国王的被子，在他脚心烙上两个红红的印子，然后国王就幸福地睡着了。他每天都是如此。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后来一只乌鸦看见了，忍不住告诉她的同伴，她同伴又告诉了别人，这样一直传到了坏人那里。 坏人是一个由红国、黄国和蓝国组成的联盟。它们派了一个刺客，到天上去杀月亮。刺客的剑像针一样扎进月亮的心脏，月亮红润的脸蛋顿时变成了白色。月亮死去之后，尸体依旧挂在天上，只是变得冰冷起来。伟大的国王就这样悄悄冻死了。全国人民都很悲伤，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国王，他的仁慈爱像月亮一样温暖。而在他死后，国家陷入了永久的寒冷。 伟大的国王死了之后，他最爱的小儿子——时间王子，悄悄继承了王位。新国王对治理国家的事情丝毫没有兴趣。他每天都在制造自己的时钟。他是一个天才的时钟工程师，但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国王。人民对此都很生气，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傻瓜”。三色联盟看见他的昏庸，感到很放心。坏人们互相碰杯，热烈地祝贺说，对这样的傻瓜，我们可以放心了！ 傻瓜国王在自己的宫殿里忙着制造各种奇妙的时钟。他先造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滴漏。他把士兵派出去，用辣椒水抹在女人的眼里，让她们流出很多眼泪，然后收集在水晶瓶里带回都城。宫殿里有十口黄金打造的水缸，用来陈放这些辛辣的眼泪。它们一滴一滴从高处滴到低处，又经过循环的管道回到上面的水缸。傻瓜国王说，这就是母亲的时间。什么时候眼泪干枯了，全世界的母亲就会死去。不干活的时候，他就托着腮帮子，倾听着水滴和时间流逝的声音，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傻瓜国王又造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沙漏。他派士兵到各家去收集男人的尿液，晒干之后，用筛子过滤出里面的结石，用那种物质磨成细小的沙砾，放进沙漏里。沙子从房子那么大的白银漏斗流下，缓慢地注满一个池塘那么深的白玉槽里。一队勤劳的守卫，在看管这个庞大的时钟，把漏下来的沙子，一桶一桶地送回到大漏斗里。傻瓜国王有时也在沙漏边坐下，倾听沙砾从高处流下的声音。他说，这就是父亲的时间。什么时候沙砾风化了吹散了，全世界的父亲都会死去。他听着沙砾唱歌，不停地揉着眼睛，好像里面进去了很多沙粒。他的眼泪像水滴一样掉在沙堆上，立刻变成了透明晶亮的沙子。 傻瓜国王说，这些都是管理黑夜时间的机器。我还要造一架掌管白天的时钟。他就做了一个巨大的日晷。傻瓜国王又派出士兵，到各家各户去收集十岁以下孩子的巴巴，把它们晒干，压制成一个庞然大物，它看起来像一个盘子，但比一千个太阳加起来还要大，上面有精密的刻度，却散发着奶香和尿臊的混合气味。傻瓜国王还征用了几千条来自野狗肚子里的蛔虫，把它们晒干，亲手编成一根粗大的晷针，插在圆盘的中央。当太阳行走的守候，晷针就在圆盘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影子，用来表示时间的变化。 傻瓜国王做好了这一切，就把人民召到宫廷里，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好的臣民，你们要遵守国家的时间。现在我为你们做了三个时钟，它们负责管理你们的生活。而我就要离开这个国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人民跪下来恳求国王不要抛弃他们。人民虽然看不起这个傻瓜，但还是有点恋恋不舍。他们呜呜地哭了一阵，就各自回家了。 在一个很黑很黑的夜晚，傻瓜国王离开了他的王国，随身带着一只小巧玲珑的时钟。这时钟看起来像一个贝壳，挂在傻瓜国王的脖子上，从空气里吸收能量，每天发出12次鸡叫，分别报告12个时辰。 傻瓜国王越过群山，走向遥远的森林。传说那里有一个美丽而凶恶的女巫。她每天都在发出各种诅咒，然后在世界各地就出现了闪电、雷雨和风暴。守卫女巫的龙是她的儿子，他每天从女巫的乳房里吸奶，然后就变得力大无穷。他看见傻瓜国王后，就要把他杀死。碰巧国王的时钟叫了，龙因为害怕鸡叫，就当场昏迷过去。 傻瓜国王走进女巫的房子，看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就向她打听女巫的下落。那位美女大格格地笑起来。傻瓜国王不知道她就是女巫本人，他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向她热烈地求爱。女巫捧着肚子，发出了更大的笑声：从来还没有人会爱上我，这真好笑，我都快要笑死了。女巫在地上打滚，居然笑昏了过去。傻瓜国王看见桌上有一个用麒麟头骨做的杯子，里面有气味好闻的绿药水，他非常口渴，便把它喝了，然后就睡着了，一直睡了整整五百个年头。 三国联盟的坏人们看见国王不在了，就开始发动进攻，占领这个可怜的国家，抢走了人民家里的财物。他们还又搬走了三个巨大的时钟，并且宣布说，他们夺取了世界的时间。 蓝国搬走了滴漏钟，把它放在自己的首都，到了夜晚，滴漏里的眼泪蔓延起来，像洪水一样冲垮宫殿，淹没了整个蓝国，把它变成一个美丽的大湖。 黄国把沙漏钟放在王宫的院子里，当作胜利的标志，可是到了夜晚，沙砾们唱着歌，迅速繁殖起来，变得越来越多，像洪水一样，盖住了广场和宫殿，还盖住了整个黄国，把它变成一座广阔无边的沙漠。 红国搬走了日晷钟，把它放在国王窗下的广场上。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巴巴做的晷盘开始散发出很臭很臭的气味，把大人们都熏死了。蛔虫做成的晷针，变成了无数条活的蛔虫，它们在红国里到处乱爬，最后从孩子们的鼻子和嘴巴里爬进去，变成他们肚子里的居民，在那里长久地住了下来，一直到今天，它们的子子孙孙还都住在那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直至白发千古。 五百年之后，傻瓜国王忽然被第两百一十六万次鸡叫声唤醒，看见女巫已经变成了一具骷髅。他走出女巫的森林，看见龙在水里嬉戏，但因为吃不到女巫的奶水，它已经没有杀人的力量了，变得像驯鹿一样温柔可爱。傻瓜国王跟它玩了好几天，这才恋恋不舍地重新上路，沿途乞讨，回到了自己的王国。 可是当年的人民都已经老死，没有人认识这个衣服破烂的叫花子。只有一个活了六百岁的老奶奶，用苍鹰的羽毛使劲擦了擦眼睛，才认出这就是当年的时间王子和傻瓜国王。人民开始欢呼雀跃起来。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统治他们了，他们知道他其实一点都不傻，他发明的时间机器打败了敌人，还替老国王报了仇。他们发出了热烈的叫喊，请求他重新做回他们的领袖。 傻瓜国王于是回到王宫，重新坐上了王位，还娶了一位全世界最美丽的妻子，每天都要亲嘴五百遍，就在睡梦中还要亲着，这样一直亲到现在。人民都说，傻瓜国王是不会死的，因为他掌握了时间的秘密。 写于2006年12月13日 本文图片皆为达利铜雕

这是我耗时最长的一部小说。从2014年3月构思和起笔，到2022年元旦结稿，历时8年之久，每一次拿起，都因不甚满意而放下，最终差一点忘了它的存在，直到这次在纽约避疫，经朋友提醒，才从数码硬盘里把它找回，发现它还有一些可取之处，于是又花了数月时间，对原稿加以推敲、修改和增补，总算完成了这桩延宕过久的工作。另一个戏剧性的因素在于，在北美东岸的居住，让我得以接近想象中的中美洲“提佐克”时空，并重建我跟众多小说人物的灵魂关联。这种地缘性“采气”，给小说带来了重新生长的契机。 本书的“核心人物”——羽蛇神，起源于殷商时代，旧称“应龙”，也即一种长有鹰鸷式巨翅的神龙，曾在炎黄大战传说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幕后人物”是攸侯喜，该名字最早出自殷商卜辞（见于郭沫若《甲骨文合集》和《卜辞通篡》等），显然是历史中的真实人物。 19世纪以来，英美学者先后提出，距今三千年以前，东部攸国的国王喜因勤王未果，率领二十五万遗民出海逃亡，他的目标最初也许是东瀛，也就是今天的日本，却因受到太平洋风暴影响而偏离航线，稀里糊涂地到了美洲，结果以羽蛇神崇拜为精神轴心，创建了奥尔梅克文明。尽管在国际主流学界中，此说始终是微弱的声响，但它还是成了我从事虚构性写作的灵感来源。 我试图放弃坚硬的中国人的叙事主体，以一种更高远的视角，去观察和书写印第安人生活，赋予它全新的时空架构。死亡与重生，是这部小说的唯一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它不仅是一部民族寓言，更是关于时间的寓言。无论提佐克人是否属于殷人后裔，它都将承担起历史的重负，并注定要被未来的岁月清洗，成为泥版、莎草纸、简牍、棉纸和数码记忆体上的陈旧符号。 2013年，我完成了长达62万字的《华夏上古神系》，在经过漫长的考据之后，开始对那种学究式的思维，感到了深深的厌倦。我试图借助小说写作来释放灵魂。这部小说可以算是一次未曾预谋的自我反叛，从此我踏上了背离“学术”的危险道路。我在文学创作的钢丝上行走，摇摇欲坠。此后，我又写了《长生弈》《古事记》《青丘纪事》《塔玛拉之月》和《少年饕餮（续集）》。所有这些书写都源于本书，它是我神话小说叙事的开端，是故事沙漏中流出的第一粒沙子。然后，在一个垃圾喧嚣的时代，它是如此的无足轻重，甚至比沙子本身更轻。 就在八年后的此刻，我在键盘上为它敲上了最后一个句号，终结了这场有史以来最“冗长”的单个文本写作。在寓所外面，病毒的暴风雪正在肆虐，据昨晚传来的消息称，全美单日感染者达到一百一十七万人，突破了世界疾病史的最高记录。病毒就这样嚣张地征服了人类。诚如某位捷克作家所言，无论我们多么努力，人类所面对的，只能是那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而已。 我必须承认，我被这种恐怖的景象彻底吓到了。面对着这场遍及全球的纳米级微生物的浩劫，还有因政治动乱和气候变暖而引发的诸多灾变，许多人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失调。忧郁症正在跟瘟疫并肩作战，击溃人类的信念防线。也许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笨拙地运用书写魔法，召回被反复丢弃的语言乌托邦。我要在此郑重其事地告诉读者，本书不是一个文字玩笑，而是策划了八年的灵魂逃生计划。无论它多么幼稚可笑，跟“元宇宙”的虚拟幻境相去甚远，仍然是我珍爱的方舟、桃花源和梦中天堂。 窗外，世界正在下它的最后一场大雪。 2022年1月24日记于纽约长岛 *《大桶》，长篇小说，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10 出版

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青铜纵目面具 眼睛巫术：纵目神的崛起 广汉遗址的“成果”，全部出自“祭祀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文物是诸多形态的“眼睛”，它们包括：铜面具上的“纵目”（最长达30cm）；青铜面具上的杏形大眼；数十个成对的“眼形器”，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物理形态，周边有榫孔，以便单独悬挂或组装。如果再加上历史上马明王神像、灌口二郎神像和川主神像之额上的竖眼，那么这些所谓“纵目”，实际上可分为四种类型：1.水平状态并向前作圆柱式突起的凸目；2.垂直状态但与脸部处于同一平面的竖目；3.占据面部四分之一的巨目；4.各种自由状态的散目。所有这些眼形器物，构成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眼睛崇拜。 眼睛崇拜在上古文献中业已初露端倪。《海外北经》记有“一目国”，并称“一曰有手足”。《海外西经》描述“一臂国”，还说它“一目而一手”，所谓手足，疑是对蚕虫外形的一种误判，正确的记法应为“一目一蚕”形，而这正是甲骨文“蜀”字的写法——等。而关于“目”的最具特色的解释，是认为此“目”并非人眼，而是野蚕头部的一对眼形黑斑（眼斑）（1）。 这一观点试图勾连蜀人跟养蚕业的密切关系，却并不完全符合逻辑，因为只有家蚕才能吐丝结茧，但它却没有这种必须的眼斑。养蚕者没有必要撇下自己饲养的家蚕，而去崇拜一种关系遥远的野生物种。还有学者由望远镜得到启迪，认为纵目是某种测量距离的仪器（2），也是一种无稽之谈。在没有安装玻璃透镜的前提下，任何拿着两根空管子去观看天文地理的，都是以管窥豹、坐井观天的可笑之举。那种关于纵目是“甲亢患者表征”的说法，更是令人目瞪口呆。甲状腺亢进可能是一种遗传学病态，它可能存在于极少数人群（如一个家族或一个近亲结婚的村庄）之内，但泛化为整个大数量种群的遗传表征的概率，几乎为零。只有《华阳国志》说法比较符合人的常识，它声称“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甚至其墓葬亦称之为“纵目人冢”。这就意味着“蜀”字里的“目”字，非但属于人类，而且还属于一个神话中的伟大国王（包括他的子民）。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分歧，它逼迫人对此做出必要的回应。 三星堆眼形器：它们到处涌现，镌刻在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事物上，仿佛是一枚简洁而易于辨认的神徽，向世人昭示一种明亮的存在。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眼睛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器官。金文如此描述位于社会最低等级的“民”的形象的——。这是眼睛被一柄锋利的针（锥）形物所刺瞎的场景。它意味着“民”就是盲眼的失目者，并需要来自伟大领袖的引领。但这场景的更耐人寻味之处，在于“民”并非天生的盲者，而是被蓄意刺瞎的。权力制造了“民”的盲目性，并且判决后者永远与黑暗为伍。而国王或祭司却完全不同。他们拥有大而明亮的眼睛，并藉此洞察尘世的所有细节。眼睛即权力，大眼睛更是强大权力的象征。但在汉字中，除了“蜀”和“夏”以外，人们找不到用眼睛来描述或形容帝王之伟大性的先例。对眼睛的毫无节制的颂扬，是古蜀国（广汉文明）或夏酋邦的独特属性。它们到处涌现，镌刻在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事物上，仿佛是一枚简洁而易于辨认的神徽，向世人昭示一种明亮的存在。 在前面罗列的蜀王世系表中，权力的命名往往跟眼睛有关。“蜀山”之“蜀”，是一条蜷曲的生物（蚕虫或爬蛇）顶着一只硕大的眼睛；杜宇死后的谥号“望帝”之“望”，是个典型的眼球动作，在民间传说中，它要表达对失去的生命、权力与爱情的无限留恋，而事实上，“望”却是一种登山望远的巫术，它要通过眼睛的眺望来控制远方的敌人（“异族”），削弱其力量，并最终达到消灭的目的（3）；由此可以推断，“开明”一词，就是对这种远程巫术所行使的反击巫术，通过“回望”与“开明”（以“日月之辉”来祛除“眼光”），击退前任国王的魔法进攻。这些由统治者制造的“眼睛语词”，暗示出一个重要事实：眼睛是施行政治巫术的核心器官。 在蚕丛所管理的版图中，有一个叫做“瞿上”的城市，据说是蚕丛的都城（4），而“瞿”字在甲骨文中即为两对眼睛状；而在长江中游的楚国地界，还有一个叫做“睽”的小国，也以眼睛为自己的神徽，似乎是古蜀国的一个东侧支脉，它们延展了眼睛巫术的战地。 假如从更大的全球范围观察，眼睛从来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宗教器官，它代表了伟大的日神，它是日神的标志物。而这种眼睛，出现在商人发明的甲骨文字“日”字里——；也出现在古埃及日神荷鲁斯和拉的形象里——太阳是荷鲁斯的一只眼睛，而拉的女儿哈托尔则是拉的眼睛；它还出现在印度日神苏里耶的形象中，成为祂额头上的“第三只眼”（四川灌江口二郎神的原型），甚至出现在战国和秦汉关于舜的“重瞳”（两个瞳孔）描述之中，这种重瞳性是日神的重要隐喻。舜是一位彻底世间化的日神，尽管被汉儒做了精心包装，祂最终还是露出了很大的“马脚”。 在广汉出土的珍宝里，出现了不少跟日神崇拜密切相关的器物，它们包括三株生命树、树上的十只太阳鸟（一说为九只）、莲花形花苞，以及一对五幅轮形器和高柄豆圈足上的“臣”字纹章（内含显著的鸟形大眼，估计可能是戎夏的族徽，因为在二里头二期也曾出现）（5）。在亚述，日轮战神阿淑尔具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形象被描述为长有羽翼的太阳圆盘，这一形象显然受到来自埃及太阳神拉、阿吞和鹰头神荷鲁斯的影响。在埃及太阳神庙或莎草纸绘画上，到处是这种诡异的眼睛标志—— 荷鲁斯之眼 这种眼睛最早被称为荷鲁斯之眼（EyeofHorus），是鹰头神荷鲁斯一对日月眼中的一只，以后因其形象跟太阳神拉（Ra）混合，所以该眼睛也成为拉的象征物。该符号包括眼珠、眼眶及其后端水平延伸线、弧状眉毛、眼下垂直短线和向后的卷曲弧线，滨因其神秘而富有压迫感的装饰风格，在现代首饰设计中被广泛引用。 眼睛偶像的诞生 但更为诡异的是，眼睛并非只是日神的标志物，作为一种洞察和照耀一切的器官，它还要从日神那里分离出来，成为近乎独立的巫术器官，那就是“眼睛偶像”（Eye idols）。英国考古学家在挖掘两河流域北部（今叙利亚东北部）的布拉克遗址（Tell Brak）时，发现了极其古老的宫殿遗址（4000 B.C.），内部还套有一座皇家寺院，从中发掘出数千个各种形态的眼睛偶像（3700~3500 B.C.）。该寺院因而被称之为“眼寺”（Eye Temple）。 这些“眼睛”显然是用以实施巫术的重要法器。人们至今还不清楚这种巫术的具体含义，但它无疑是卓有成效的，鼓舞着来自各地的魔法师在此朝觐和学习，以致“眼寺”可能是一座眼睛巫术的训练基地，而数千个眼睛法器则充当了某种“教学用具”。这些形态各异的巫具，可能分别代表着功能不同的巫术。这场大规模培训的结果，是眼睛巫术的广泛兴盛，并对整个西亚宗教产生深远影响。 美索不达米亚的布拉克遗址中发现的部分“眼睛偶像” 由于眼睛偶像的面部结构类似蜻蜓，故有人将其称为“蜻蜓眼”（Dragonflyeye）。眼睛的具体形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是在8字形上以阴线刻出眉毛和眼眶，并在眼眶中央刻出圆形凹坑来代表瞳孔，而另一种更为抽象的图式，则是在一个圆锥体两边做出一对圆柱体，并在圆柱体上打前后对穿的圆孔来表示眼球，后者跟广汉青铜纵目面具上的圆柱形瞳孔颇有神似之处。更耐人寻味的是，其中一部分的石料，居然跟“中国玉”如出一辙，显示玉雕在古叙利亚有悠远的历史，跟中国最早的玉器文明聚集地——凌家滩遗址（约3600~3300 B.C.）大致相当。 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东方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在伊拉克阿斯玛尔（Tell-Asmar）地区，发现一座叫做“广场寺”（SquareTemple）的古庙遗址，在其地板下的一个小洞里，发现了12尊祈祷者的小型雕像：他们都微微仰脸，瞪大眼睛，双手紧紧交握，男女皆头发卷曲，穿着裙子，其中男性蓄有卷曲的长须，而女性则带着圆形软帽，似乎在向神灵发出热烈的祝祷。这组奇特的雕像、尤其是男性雕像的“甲亢式”的瞪视，成为4700年前最令人难忘的人类表情。 阿斯玛尔的祭祀者的石膏像群，平均高度42厘米，美索不达米亚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750年至2500年，发掘于伊拉克迪亚拉地区。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及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在通常情况下，人类眼睛的表现形态，是上下眼眶是跟眼黑融合，仅露出左右两侧的眼白。但男性雕像的眼睛，眼黑部分的四周都是眼白（6），只有两种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形：要么天生眼黑过小，要么因愤怒而瞪大眼睛。但在所有对西亚人种的研究报告中，从未有人提到这种瞪目张眼的巫师群体；而另一方面，他们的整个肢体语言，显示其正在做虔诚的祈祷，而跟愤怒毫无关系。因此，对于这种“瞪视”，鉴于神的眼睛洞察一切，它至高无上的权柄的象征，我只能从巫术的角度切入，将其视为一种跟神灵交流的极端状态。 张复《山水图》（立轴，绢本，设色，161.5×89.5cm，烟台市博物馆藏）：通过对星相和云气状态的观察和辨认，可以推断王朝及人事的吉凶祸福 “瞪视”的巫术 在与神的对视中，众巫的眼睛也变得大而明亮起来，世俗的眼睛，就此从神祇那里获取了类似的权力。“瞪视”即一种夸大的凝视，也就是要展示权能移交的过程。眼睛巫术似乎是一种静穆式的巫术，它无须声音的赞助，而跟人们此前所熟知的聒噪式巫术——祈祷、念咒、诵诗和歌舞，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别。这种瞪视的独特仪式推动了神力的传递，将太阳神的宏大力量，移布到祭司、国王乃至贵族身上。他们是被神拣选的群体。与此同时，人们也已从商代甲骨文的“民”字中，看到被神抛弃的“贱民”的盲眼性。这刺瞎之眼，成为反面的寓言，展示出神对被弃者的蔑视——他们被剥夺了使用眼睛巫术的权力，由此丧失从神祇那里获取力量的管道。 从武丁年代开始，殷人就热衷于一种叫做“郊望”仪式，也即观看境内名山大川的动静（气象）并加以祭拜（7），这种手法被大量使用于战争进程之中，而且跟女巫、咒语、大铙和铜鼓一起使用（8），静穆式巫术（“看”）和聒噪式巫术（“喊”）发生了戏剧性的组合。在殷商之后，周人还启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张望事务”，那就是所谓的“观星”和“望氛”，也即通过对星相和云气状态的观察和辨认，来推断王朝及人事的吉凶祸福。据说周文王为此专门营造“灵台”来解决登高远望的问题，而此种风气，在春秋时期成为各诸侯国自我检视和彼此“偷窥”的基本手法（9），由此打开了占卜和预测的全新道路。 阿卡德第三王朝国王的头像（2000~2050 B.C.）：这种瞪眼的独特仪式推动了神力的传递，将太阳神的宏大力量，移布到祭司、国王乃至贵族身上 正是这眼睛/瞪视巫术的出现，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宗教事务，它要伴随整个移民进程，而成为缅怀祖地老神、从中获取征服力量的源泉。同时，各种便于携带的小型眼睛巫器（小雕像和首饰）被发明出来，成为神的代用品，庇佑携带者的生命，鼓舞其迁徙、征战和寻找新的家园。 眼睛巫术的浪潮，此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线。其一向上行走，以眼睛神学的名义，它成为支撑一种政治/宗教权力架构的基石。埃及人、巴比伦人、伊兰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波斯人和印度人，都是“广义眼睛民族”的成员。它们从“神的眼睛”里获取了永恒的力量及其宗教合法性。眼睛巫术甚至引发了古怪的数量竞赛，在佛教的历史记载中，释迦牟尼有五只眼睛，除了正常的双眼，祂还拥有智慧之眼、理解之眼和全知之眼（10）。在佛教造像里，眼睛有时还以“手”为衍生物，并在掌心上出现神圣之眼，而在此意义上的菩萨“千手”法相，显然就是“千眼”的重要隐喻。在中国世俗政治体系里，眼睛神学还是“古蜀国”的坚固轴心，只要再次重温“夏”和“蜀”的甲骨文/金文形态，人们就能确切地看出，夏与蜀都是典型的眼睛民族，并拥有一个共同的人类学祖型。 腓尼基时期（1300~1100 B.C.）在地中海沿岸流行的琉璃蜻蜓眼 全球美学和蜻蜓眼风尚 眼睛巫术的第二路线就是向下行走，构成迷人的眼睛美学，在时尚的层面上，传递关于辟邪、趋吉和寻求神祇庇佑的信息。它最初是人跟神交流的微型中介物，而后则趋向于对发达文明的想象，最终成为一种流行的公共美学趣味。从公元前4000~前500年期间，对眼睛偶像的崇拜浪潮，在全球缓慢而持续地勃兴，成为广泛流行的饰物时尚。由于腓尼基人的强大的贸易能力，各种以玛瑙、等材料制作的眼形首饰，遍及西亚、北非、欧洲、中亚和东亚，成为重要的辟邪吉祥物，其中最著名的是蜻蜓眼琉璃珠子，它由西亚和埃及提供原型，随后在地中海沿岸、波斯和印度等地广泛流传，并于东周年代大量涌入中国，成为当时贵族狂热收藏和佩戴的首饰，其时尚风潮一直延续到西汉，它们是眼睛巫术拓展后的最大世俗成果。 这些洋溢着“波西米亚风格”的“眼珠子”，分别出现在河南固始县侯古堆春秋遗址、无锡鸿山春秋（越国）贵族墓、湖北战国曾侯乙墓（夫妻墓室中出土的蜻蜓眼琉璃珠，多达200颗，为所有墓葬之最）、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遗址、山东曲阜战国（鲁国）墓遗址、河南洛阳战国王陵（金村）遗址、湖北江陵望山安国战国一号墓、湖南衡阳公行山五号墓等地，它们看来跟广汉文明无关，而只是一些漂浮在历史表皮上的华丽尘土。但它们终究都是眼睛巫术的孓遗，折射着上古神灵眼瞳里的微弱余辉（11）。 中国出土的东周时期（770~256 B.C.）的琉璃蜻蜓眼，大英博物馆藏 在五官意识形态的演化时间表上，眼睛神学只是某种中间形态。在它之前，是耳朵神学，它由吠陀诸经、摩奴法典和道德经所推崇，要求人展开热烈的谛听事务，以获取关于“大音”的信息；而在它之后则是口唇神学，它旨在把头部器官运动引向形而下的领域。口唇的意义并不限于获得言说的权力，而是倡导一种饕餮式的肉身生活，以超量和广谱的进食，去寻求日常生活的喜悦。这是由殷商帝国及其鼎锅文化所点燃的欲望，它持续地燃烧在东亚大地，成为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传统。在主体性下降和信仰崩溃的当代中国，口唇崇拜彻底取代了精神性器官，带动庞大的餐饮业进入全盛时期。耳朵崇拜→眼睛崇拜→口唇崇拜，这是东亚五官崇拜的三部曲序列，它提供了脸上的文明转型标记。 但口唇崇拜违反了先秦神学的精神信念。据刘向《说苑·敬慎》记载，老聃的老师常枞生病，老聃前往探视。常枞张嘴给老聃看，并且问道：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答：在呀。常枞又问：那么牙齿还在吗？老聃答说：没了。常枞于是再问，你现在明白了吗？老子答道：这舌头的存在，难道不是因为它的柔软，而牙齿的，难道不是因为它的坚硬吗？常枞满意地答道：是的，正是如此。但在上述对话中，老子仅仅解开了这个公案的一个局部小扣而已。常枞谜语隐含着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舌头主持言说，所以它常在，而牙齿主持咀嚼和进食，所以它速朽。这则两千年前的秘密预言，宣告了饕餮者的精神死亡。在“耳朵神学→眼睛神学→口唇神学”的三部曲进程中，这是唯一而必然的结局。 注： （1）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P4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王红旗《三星堆人有望远镜吗》，文史杂志2002年第1期。 （3）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P50，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七十二年版。 （4）《路史前纪》卷四：“蚕丛纵目，王瞿上”。 （5）参见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发展》，P84，巴蜀书社，2002。 （6）中国面相学如《麻衣神相》称其为“四白眼”。传统相学对长有此类眼睛者的道德评价甚低。 （7）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P6，东方出版社，1996。 （8）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P51-57，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七十二年版。 （9）晁福林《先秦民俗史》，P219-228，P492-49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0）参见摩诃那摩《大史》第三章：第一次结集，崔连仲等选译《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P102，商务印书馆，1998。 （11）本文关于眼形饰物的研究，包括上述表格的内容，均参考了署名“古生物”的文章《古代蜻蜓眼纹饰的来源探讨》。该文以互联网罕见的方式，详尽探讨了琉璃蜻蜓眼的起源和发展，网页地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829/20/1470002_144332112.shtml

1 给三星堆王国画像 在探索三星堆之谜的进程中，东晋人常璩编撰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往往率先跃入人的视界，成为大多数巴蜀文化研究者的主要文献依据： 《华阳国志》 “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在这段文字中，恐怕只有关于“纵目”记忆可以落实，其它似乎都不甚可靠。问题的关键在于年份。“周失纲纪”，这应是平王东迁洛阳后的事情，此时蜀候率先独立称王，那最快也是公元前770年之后的事情。这个时间段，跟活跃于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三星堆王国，应该没有太多干系。 但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华阳国志》弄错了时间。这个原住民政权，也许就是活跃于前1250年至前650年的金沙王国，并按蚕丛、柏灌、鱼凫和开明的顺序形成传承序列，所存在的时间，比《华阳国志》的说法提前了300—400年。在望帝杜宇之后，《华阳国志》才逐渐走向信史，而此前的69个字，都是《山海经》式的“道听途说”。这显然是包括《史记》在内的所有“正史”在溯源上的共同困境。 鉴于文献记录无法作为主要研究依据，我们便只能倾听那些出土文物的沉默的自白了。它们试图告诉我们，尽管三星堆文明成分驳杂，却是典型的外来文明，向我们展示出高度开放的成都盆地的“全球化”特征。 青铜纵目人面具 顺便提一下，文字是公认的文明衡量标准之一，而“巴蜀图语”到底是图是字，有待仔细甄别，因而，三星堆究竟属于“文明”还是前文明的“文化”，暂且还没有定论。只是基于对这一壮丽的青铜文化的敬意，本文冒昧在此使用了“文明”一词。 根据现有文物推断，三星堆遗址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土著期（前2800－前1300年）主要为陶器和石器，属于新时期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 第二期为插入期（前1100年-前900年），又可称为“王国期”，大量青铜器突然闪现，毫无征兆，器型诡异，风格跟第一期截然不同，显示有外部先进文明强行插入。 第三期为后焚毁期，插入式文明遭到解体，但本地余韵犹存，而且在百里以外的金沙村一带，有被轻度沿袭、模仿和复制的迹象。 现有的研究报告，试图抹除三个时期、尤其是“土著期”和“插入期”的迥异之处，将其视为一种连续的自我继承关系。而在我看来，真正值得谈论的，恰恰是那个短暂的“插入期”，它跟原住民缔造的第一期文化有本质差异，而非基于华夏文明的“次生文明”。 我们已经发现，三星堆可能是政教合一的王国，其统治阶层来自异乡，其人类学表征为窄脸、大眼（平目或纵目）、高鼻（鹰钩鼻或蒜头鼻）、大耳（招风或贴颅）和阔嘴（延及耳根），脸部轮廓具有显著的凹凸风格。 那种认为此类造型属于“艺术夸张”的说法，似乎不足为信。任何浪漫主义的神话想象，无法超越本地居民的日常审美框架。在一个平脸、小眼和低鼻的世俗世界里，祭司们凭什么要去塑造一种跟本民族体征背道而驰的形象？他们为什么认定这样做是对的？在已知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印度河文明中，从未发生过如此不合逻辑的怪事。 三星堆博物馆网站对上述头像的细致描述，颇值得我们玩味—— 戴发髻青铜像 这是二号坑C型人头像中的戴发簪头像，系采用浑铸法铸造。人像整体造型优美，神完气足。其头型为圆头顶，头上似戴头盔。脑后用补铸法铸有发饰，似戴蝴蝶形花笄，中间用宽带扎束，两端有套固定发饰。人像面部特征为蒜头鼻，阔口，其眉毛、眼眶绘黑彩，耳孔、鼻孔、口缝均涂朱砂，原应为彩像。一般认为，这种戴发簪人像应比一般平顶头像所代表的地位高。 这段文字绘形绘色地告诉我们，该造像所依据的，正是常见的写实主义原则，它借助面部结构特征、发型和头饰的尽悉刻画，再现了现实人物的原貌，甚至可以据此推断出原型人物的社会地位——三星堆王国的领导阶层，从而令“浪漫主义夸张想象”的说法变得有些尴尬。 我要在这里重申这样一种观点：从公元前4000年到前600年的轴心时代，从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存在着一个地域广阔的西亚/埃及文明共同体（以下简称“西亚文明共同体”），其特征就是“巴别神系”及其对应的神庙和祭拜体系、人口聚集的城市、青铜铸造技术、发达的海陆两栖贸易，还有基于象形文字的抽象字符（如楔形字），以及狂热的黄金崇拜（埃及尤甚）。 电脑复原的乌鲁克城 神鸟生命树、黄金面具和权杖、南亚象牙和印度洋贝币，所有这些三星堆出土物品，足以证明它跟“西亚文明共同体”的同质性（参阅拙著《华夏上古神系》下卷第七章）。亚述帝国对埃及、叙利亚和波斯的全面征服，强化了这种共同体的内部联系。 该共同体涵盖古埃及人、苏美尔人、闪族人和印欧人等，并拥有（或部分拥有）近似的人类学体征：长方脸、大目、高鼻、大耳和阔嘴，以及由此形成的凹凸分明的面部轮廓 即便如此，这个盆地小国的民族结构仍然是多元的。它的王族、祭司和铜匠，正如青铜雕像和面具所塑造的那样，属于西亚人种，并以筓发为辨认标识，但人数有限；而它的民众则是以辫发为标识的原住民，他们是聪明的蚕农，为数众多，在国王和祭司指导下勤勉地劳作。蜀锦成了这种跨文明合作的伟大成果。我非常乐意向公众描述这样的乌托邦场景，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一体多元”的社会组织结构。 三星堆是青铜和丝绸的双料文明，由外来的青铜人和本地的蚕桑人所共同打造，软（丝）硬（铜）兼具，阴阳互补。三星堆也是杂交文明的一个历史范例，它以强行植入金属文明的方式，推动了本地丝绸文化的飞跃。 与此同时，它的文化形态也展示出“一体多元”的特征：以“西亚文明共同体”为内核，以当地宝墩文化为基底，以长下游文化（良渚文化）和黄河文明（殷商文明）为补充或环衬，形成耐人寻味的拼贴结构。 尽管三星堆王国跟西亚共同体有高度同质性，但人们始终无法确定它的具体来历。它的遗产跟其它文明考古遗存截然不同，没有文字和人类尸骨，似乎有人在蓄意隐瞒其真实身份。它显得如此神秘，突然涌现，却仅存活了两三百年，而后突然退场，犹如一颗灿烂的文明流星，只为我们留下有关纵目神的记忆。 四川地形图 2三星堆王国的丝绸贸易 目前正在清理的编织物若真的是丝绸“绮”（亦有发掘者从中识别出了蚕丝蛋白），便证实了我几年前的断言：三星堆王国是早期东亚丝绸业的主要组织者，而且是华夏丝绸文明的真正源头。 四川盆地的北方和东方强敌环伺，充满各种危机，而西部人口稀疏，不足为患。但正是险峻的山川地形壁垒，令其成为一个优良的生物庇护所。就在公元前1500年—前1200年前后，一群来自西亚某地的逃迁者，基于某种我们无法获知的原因，携带先进的青铜文明，从南方通道进入成都盆地，在那里定居，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无名氏”王国。 这个王国发现了蚕丝的秘密，进而将其培育成一个庞大的丝绸制造业，形成桑树种植、采桑、养蚕、缫丝、织造和运输等完整的生产序列，全面开放了南向的贸易口岸。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条丝路，经云南、缅甸、泰国而跟印度次大陆（孟加拉）发生直接对接，并通过印度跟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高原、叙利亚和埃及保持间接贸易的关系。所谓间接贸易，今天叫做“转口贸易”，它具有一个类似田径接力赛的结构。 考古人员在“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 三星堆王国的势力范围，不仅扩展到印度次大陆，而且也跟临近的黄河文明（青铜尊和罍）、良渚文化（玉琮）以整个东亚文化（牙璋）保持着有限的贸易往来。这种沟通并非全面开放，不会因此瓦解三星堆文明的精神内核。封闭是王国得以续命的重要保障，一旦向中原开放，它就会被骁勇善战的黄帝族迅速吞灭。 对它而言，也许只有南方边境才是唯一安全的，那里居住着氐羌土著和来自北方的东夷族人，他们是矿工、商贩和脚夫，不仅提供丰富的东川铜矿石，还是三星堆王国的拱卫者。正是这条畅通的贸易通道，为三星堆带来短暂而辉煌的繁荣。 印度无疑三星堆丝绸的首个受益者，据吠陀教文献描述，大神湿婆酷爱黄色丝织品，而且在他的无数雕像上，都留下了穿戴丝绸织物的清晰印记。但全球丝绸贸易的最早实物证据，却来自一具埃及古城底比斯国王墓地的木乃伊，死者是一名30-50岁的妇女，在她的头发中意外发现了公元前1000年的丝束。而这个年份，跟三星堆王国的生命周期密切呼应。 此前曾有记载称，公元前一世纪，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的性感内衣，使用了质地紧密、手工精巧的丝绸面料。但这似乎只是一个孤例。埃及直到公元后四世纪才普遍使用丝绸，由于这个缘故，埃及学者对这一发现心存疑虑。但经过显微技术，红外光谱分析以及化学成分分析，维也纳大学的科学家确认，木乃伊上的纤维材料就是丝绸，而且“几乎肯定是中国制造”（参见John Noble Wilford：New Finds Suggest Even Earlier Trade on Fabled Silk Road，纽约时报，1993年3月16日）。 大多数中国和西方研究者，受张骞“凿空西域”说（见于《史记·大宛列传》）的误导，认为早期丝绸之路，是一种由骆驼商队描绘的道路网络，从中国西安起始、经过中亚诸王国、绿洲贸易站，抵达西亚、欧洲和北非，涵盖了沙漠、戈壁和欧亚大草原等多种地貌。但历史事实却是，公元前1500—1000年前的丝绸贸易，是由三星堆王国独立推动的，并且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直到这个王国覆灭，东亚的丝绸的主要输出渠道，才转向较晚形成的北方网络。 在输出丝绸的同时，三星堆王国从南亚大量购入南亚象牙，这是目前唯一能够证实的舶来品。象牙饰品是“西亚文明共同体”的重要流通品，同时也在东亚的饰品中扮演重要角色。从河姆渡遗存到殷墟妇好墓，都有它们的高贵身影。它还因具驱魔作用而被用于祭祀仪式（见《周礼注疏》）。 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现场 但东亚本地大象在商周两朝被大量杀灭，需要由外部输入加以补充。三星堆王国囤积大量象牙，主要不是自身需要，而是作为“转口贸易”重要物料，通过长江和北部山区秘道输出，为黄河和长江文明“锦上添花”。正是这个缘故，应该把这条贸易通道的名称，由“南方丝绸之路”（一种单边贸易的错误提法）改为“丝牙之路”（silk-ivory road），尽管它听起来有些怪异，却更符合双向贸易的商业本性。 3 三星堆文化的异乡神 既然三星堆王国的领导阶层，来自“西亚文明共同体”，那么它一定会随身携带该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这方面的识别工作充满难度，但还是能从中辨认出某些有趣的埃及元素。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眼形器。除了那些直线菱形结构的青铜眼睛，还有一只半残的左眼，前端有鸟嘴式的眼眦结构，尾部残缺，可能是一个上翘的眼尾—— 青铜眼形器 下图是埃及“荷鲁斯之眼”的流线型结构，它拥有一条跟上眼睑平行的眉线、一个垂直的泪滴，以及一条尾部卷曲的飘线，但我们还是一眼就能认出它跟“三星堆之眼”的“异质同构”。 荷鲁斯之眼 荷鲁斯（Horus）是负有盛名的天空之神和法老守护神，人的身体，带有猎鹰或游隼的头部。后跟日神拉（Ra）发生合并，叫做拉-荷鲁斯。由于荷鲁斯被沙漠之神赛特挖出左眼，只剩下一只左眼（右眼为日神拉的眼睛，又称“拉之眼”），所以祂是“独眼神”，世称“荷鲁斯之眼”，代表太阳的崇高价值，并具有强大的巫术力量，象征牺牲、治愈、康复和庇护。直到今天，他都是全球时尚设计界的灵感源泉。 现在还无法断言的是，三星堆出土的纵目神，究竟是荷鲁斯的东亚变体，还是另有其神。但无论如何，由荷鲁斯崇拜引发的眼睛崇拜，由眼形器扩展到纵目神面具，成为三星堆神学的重要标志（参见拙作《三星堆文明的眼睛巫术——纵目神的崛起》）。 无独有偶的是，三星堆还出现了荷鲁斯母亲伊西丝（Isis）的象征物——五芒星盘，她是最受埃及人崇拜的金星女神。不幸的是，它被中国考古人员误认为太阳的标志—— 太阳轮形青铜器 这种看起来很像车轮的五芒星盘，虽然具有“普遍价值”，出现于几乎所有文明的图像体系中，但其最早现身的地点，还是古代埃及—— 古埃及墓葬浮雕图像 在第二幅墓葬浮雕图像中，代表伊西丝的五芒星盘高悬上方，她是亡灵和幼童的保护神。星盘下方为象征重生的圣甲虫，再下方的圆盘（带有向下的芒刺）是太阳，它的左右分立着两位狗头人身的阿努比斯（Anubis，冥界守护者），它们相向而立，手里分别托着日神“拉之眼”和“荷鲁斯之眼”，它们被一起召唤到墓穴，以庇佑死者早日获得重生。 金星女神伊西丝和儿子荷鲁斯的联袂现身，正是埃及神学渗入三星堆神学的图像证据。 跟荷鲁斯相伴的另一名神祇，是古埃及最活跃的侏儒神贝斯（Bes，Besu）。他长有一副丑脸，戴羽冠，大耳，蓄须，罗圈腿，还喜爱把两手放在膝盖上。他是战神和分娩神，特别擅长保护妇女儿童，并常与青年荷鲁斯出现于同一场合，以保佑他茁壮成长。荷鲁斯和贝斯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以后演化为一个复合神，叫做“霍贝斯” （Horbes），一望而知是荷鲁斯和贝斯两个名字的叠加—— 埃及贝斯神像护身符 正是鉴于贝斯跟荷鲁斯之不可分割，所以他也成了三星堆神话中的成员，混迹于祭祀坑的葬品里—— 三星堆贝斯小雕像 上图中的三星堆贝斯小雕像，跟埃及贝斯的造型几乎一模一样：怒目圆睁的狰狞丑脸，戴羽冠，大耳，罗圈腿，两手置于膝上。所不同之处是，羽冠发生折叠，而且省略了胡须（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造像普遍放弃了西亚的蓄须传统）。 我们就此面对着一个来自埃及的异乡神家族——荷鲁斯（荷鲁斯之眼）、伊西丝（五芒星盘）和贝斯（雕像），他们三位一体，构成三星堆神话的埃及板块。这种来自埃及的“文化渗透”，不仅发生在中国西南地区，还发生于东部沿海的良渚和齐鲁，为东夷族的少昊崇拜提供精神原型。而那是海上丝路和转口贸易的必然结果。 然而，由异乡神构成的埃及日神崇拜板块，只是三星堆神学的一小部分，这个驳杂的多神教体系，似乎还应包括苏美尔-亚述、叙利亚、安纳托利亚高原和印度河诸文明的各种疑似片段，但对它们的确认，有待于新一轮考古提供更多的实物证据。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中K3（3号坑）出土的部分文物 4 一场残酷的神学战争 三星堆遗址从未发现实用兵器，一、二号坑的61把铜戈过于单薄和柔软，无法投入实战，只能是用于祭祀的象征性礼器。这种零兵器状况似乎在向世人暗示，王国既无外部入侵之虞，也无内部造反的危险。它看起来如此富庶，国泰民安，没有暴力维稳的政治需要，呈现出和平安详的容貌。但这只是考古场景所营造的错觉。 三星堆王国的覆灭原因，始终是史学界难以索解的悬谜。鉴于险峻的地理优势，可以排除盆地外“敌对势力”的因素。它的敌人只能来自两个方向，第一是王国内部的下层原住民；其次是分布四周的酋邦（例如宝墩文化区发现的六个城市聚合体）；其三是上述两种力量的内外夹击。 这种假设促使我们对其结局做进一步推论。也许是因为财富引发的权力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均，它在晚期出现了政治危机，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没有实战兵器的王国卫队，无力镇压叛乱。而更大的可能是，毗邻的酋邦诸国日益强大，由绵羊变成虎豹，觊觎邻国的财富，里应外合地把它灭了。 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我们还不知道实施大规模“燔祭”的主体究竟是谁，是那些成功的入侵/造反者，还是落败逃亡的王国领导人？而后者显然是主流研究者所希望的，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在三星堆和金沙之间建立承继关系，描绘巴蜀文化自我延续和线性演进的完美图式。 但令人生疑的是，三星堆王国领导人为什么要进行如此激烈的“燔祭”，将本国的治国重器全部砸坏和焚烧？而且逃亡本应是仓猝之举，但“祭祀坑”的方位和朝向却有悉心规划的迹象，实在令人费解。仅仅为了准备大量焦炭，就须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此种逃迁前的祭祀行为极不寻常。 有一种解释称，这是因为逃亡无法随身携带重器，只能就地毁灭。假如这是真的，那么逃亡者为什么还要抛弃便于携带的丝绸织物和小型玉器？不仅如此，黄金是逃亡中进行临时交易的重要资本，居然也被主人轻率地焚毁埋葬，其行事方式显得殊为可笑。 一个繁荣的王国无端烧掉自己的全部神器，搬迁到一百华里以外的新居（如此短近的距离，令搬迁的意义变得非常可疑），同时患有严重的健忘症，在保存黄金制作技术的同时，丢失了自己的纵目神信仰及其发达的青铜技术。这种快速自我退化的行径，不符合国家生存的基本逻辑。 几乎可以断言，“燔祭”只能是造反/入侵者的手笔。由于惧怕前政权的神灵，必须举行一个精心策划的仪式，用木炭点燃上千度高温的火焰，砸烂和焚毁它的全部神器，包括属于神学体系的黄金面具。那些带圆孔的黄金饰片和丝绸织物，可能源于国王和祭司的袍服，所以也同样难逃厄运。最后，开挖跟王国宫殿朝向完全一致的矩形土坑（这是同构巫术的一种，可以强化巫术的感应力量），将那些令人生畏的事物彻底销毁。 毫无疑问，只有极度强烈的宗教恐惧，才能迫使胜利者放弃物质贪欲，拒绝黄金的诱惑，而将敌人的宝器尽悉毁灭和掩埋。 耐人寻味的是，燔祭运用了中原常见的朱砂巫术。这种朱砂往往被涂抹在尸骨/人像/面具的五官孔窍、还有箱体/棺椁的内侧等。它的语义无疑是双向和自我悖反的，它既能庇护死者得以重生（红色犹如鲜血，是生命力的重要象征），又能阻止心怀怨恨的亡灵从冥界溜出来，侵扰在世亲属的日常生活。这种巫术起始于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延续至青铜和铁器时代，并泛见于整个东亚/泛太平洋地区（包括美洲的玛雅文化和印加帝国）。 朱砂 朱砂巫术属于一个全然不同的神学体系，而跟三星堆王国的“三观”严重不合。西亚文化共同体的神学，只支持黄金美学，并不支持朱砂巫术（例如在巴比伦，朱砂仅用于绘画颜料，参见《旧约·以西结书》）。这种分化景象也支持我的推论，即烧死“诸神”的主凶，并非三星堆王国的祭司们，而是那些原住民群体，只有他们才擅长使用朱砂这样的“辟邪”毒物，对前朝神器进行焚毁前的涂抹和抛撒（其中有的可能仅用于人像着色，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甄别）。显然，这不是在为已经溃败的移民政权祈福，而是要封杀那些神灵的法力，以免它们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击碎胜利者的政治梦想。 这是一场典型的神学战争，而且还呈现出古怪的拉锯战形态。考古人员发现，各“祭祀坑”的年代其实并不一致。只有一种原因能解释这种现象，那就是在第一次战败后，那些异乡移民东山再起，击溃本地土著权力，实现了文明的复苏。又过了若干年，土著权力再次发起攻击，并进行新一轮的圣器焚毁。没有任何文明能够经受住这种绞肉机式的反复摧残。三星堆王国几经起伏和挣扎，终于消失于历史记忆的缝隙之中。 从金沙遗址提供的文物证据看，新政权只接管了三星堆王国的小部分事务，如黄金美学（如黄金面具与神鸟箔片）和象牙贸易（如大量象牙原料及其半成品），并拥有来自良渚的罕有宝器——十节玉琮等等，此外，它保留了作为地缘经济基石的蚕桑技术，此后好像还开发出筇竹杖和甘蒟酱之类的农副产品，如此等等。但三星堆王国的神学重器，以及支撑该体系的青铜铸造/焊接的先进技术，都已荡然无存。 金沙青铜“小立人” 目前仅有的金沙青铜“小立人”（高度仅为6.2厘米），面部扁平，眉弓突起，颧骨高耸，蒜鼻，戴冠，脑后为仔细梳理的发辫，其容貌、装束和气质，都完全融入当地原住民社群，而跟三星堆造像出现了质的区别。成都平原的造型美学，终于排除异端，接驳本土的浓郁“地气”，重归纯正的蜀人文化血统。 迷你“小立人”显然是一位祭司，他手握活蛇的姿势，是对“大立人”的刻意模仿，显示其拥有祭祀的最高权力。他试图告诉我们，在金沙王国，蚕农出身的辫发族，已经翻身做主，过上了坐拥权势、财富和名望的理想生活。 受到高调张扬的“太阳神鸟”金饰，外缘直径12.5厘米，厚度0.02厘米，还不到一只巴掌大小，充其量只是一件小型饰物，连普通祭器都谈不上，更遑论核心神器，跟三星堆重器——通高396厘米的生命树、通高260.8厘米的“大立人”、高66厘米、宽138厘米的铜纵目面具、以及新发现的预计重500克的大黄金面具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虽然制作精美，但仅凭这种细小而轻薄的体量，似乎难以承担日神崇拜的符号学重任，更不能成为新王国的信仰核心。它不过是三星堆神学残留的碎片而已。 “太阳神鸟”金饰 为营造祭祀现场的视觉冲击力，神器应当具备宏大尺度，这是构筑神圣宗教仪轨的第一要素。正是基于这个原理，小箔片被博物馆放大30倍，做成了大型圆雕，最终升级为成都市的形象标识。但这是时隔三千年后放大体量的结果，它制造了“重器”的错觉，却跟“太阳神鸟”的原型相距遥远。 我要在此重申，由于成都地区严重缺乏日照，当地居民渴慕阳光，金沙王国有限吸纳了三星堆的太阳信仰，甚至部分祭祀仪轨的形式，却彻底抛弃它的崇拜核心——纵目神，摧毁了原有的神学框架，由此制造了“买椟还珠”的逆向效应。无论在文化的性质、体量和等级上，金沙都不是三星堆的真正继承者。 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历史场景：那些无畏的古蜀战士，挥动发辫，手捻朱砂，焚烧神像和“洋货”，驱赶或处死“西方传教士”，经过许多年的顽强斗争，终于推翻“殖民者”的统治，终结“西方文明”，实现了本土宝墩文化的“伟大复兴”。 三星堆王国覆灭的原因，至此已经昭然若揭。

——2018年2月25日在哈佛沙龙上的演讲 1外部文化原型的三种进入方式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了徐星、郝建，还有吴思，感谢罗小鹏先生从纽约驾车带我至波士顿，也感谢唐小兵能担任我的主持人。据说在座的许多朋友是从各州开车赶过来的。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哈佛大学的这个文化团契，承担着中国文化守望、文化改造和文化重建的重要使命。 今天我的讲题，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外部原型”。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在国粹主义者和狭隘民族主义者那里，这是一个不能讨论的话题，有“历史虚无主义”之嫌，但我还是要努力说出我所看到的真相。 我们都知道，战国晚期的最后对垒，在于秦楚之间。楚国极为强大，至少在冷兵器的军备竞赛上，占有绝对优势。当时铸造青铜剑的最好工匠，全在吴越两国中，尤其是越国，我们都知道越王铸剑的故事，这些年出土的越王剑，证明了传说不是神话，而是历史事实。 越王勾践剑，距今大约2500年，湖北省江陵县望山1号楚墓出土，现藏中国湖北省博物馆 吴、越灭国后，这些铸剑师全部被掠夺到楚国，替楚国铸剑，所以楚国在剑的铸造工艺上，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令楚国没想到的是，秦国另辟蹊径，使用大规模的弩箭战术，可以实施远程攻击，令楚国的短兵器失效。而秦国的弓弩战术，就是从波斯那里学来的。 楚国接受了波斯文化，采用了它的政教合一制度，吸纳它的神话传说，甚至在楚辞里，如屈原的九歌和天问，大量出现阿维斯陀经（萨迦）的神祇和句式，这使得楚国文化变得强大而灿烂起来。 但文化低弱的秦国更加狡猾，走了一条军事捷径。它引入高精度的弓箭生产工艺和大规模弓弩战术。秦胜楚亡的关键，其实就在于两者对外部文明吸纳的成分不同。两国都师从波斯，但楚国的选择，造成了它最后败给秦国的逆转式结局。 印伊文化，不仅仅是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尤其是波斯，波斯帝国灭掉邻国米底，吸纳了米底王国的宗教——密特拉教，从中诞生了祆教，也就是俗称的拜火教。这个密特拉教非同小可，它是全球所大多数宗教神秘主义的源泉，其中包括印度后期的吠陀教、基督教诺斯替派、中西方的炼金（丹）术、占星术、算命术等等，是重要的人类精神资源。密特拉教对于中国的影响，目前还在研究之中，但我们至少已经发现，在上古时期，以印伊文化为核心，出现了一个亚洲文化共同体。它在整个古典时期，都在发挥巨大作用。 中国接纳外部文化原型的方式，粗略地分，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进入方式是全盘插入，当然有可能是被迫植入，看起来比较粗暴，如三星堆文明，它强行插入在四川盆地，没人知道它的来历，因为没有文字记录。到今天为止，我们都不知道三星堆文明来自何处。但经过器物和图像比对，可以初步认定跟两河文明有关。但中国学者到现在都不承认三星堆是外来的。四川的朋友更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这点我完全理解。但我还是要给他们泼点冷水：三星堆文化跟四川土著文化，其间没有任何本质性关联。 三星堆文化进入中国文化的方式，是不经过修饰和本土化的直接插入，形态比较粗暴，虽然它跟商文明有过技术性交流。三星堆带入的生命树概念，影响了中国的神话叙事，直到战国的《山海经》里才出现有关记载。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金杖。中国没有权杖这种器物，中国帝王权力是用印章表达的，而不是权杖。权杖来自于西亚。苏美尔地区，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根权杖。 第三个例子是“眼睛崇拜”。这是非常重要的神学概念，它在宗教上引申出“瞪目仪式”，实际上是用眼睛跟神做沉默的交流，在中国后来发展出“远望”，也即通过占星和望气来观察国情，预测政事的未来。在三星堆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纵目面具，还出现了大量眼形器，这是跟神交流的重要工具。这些东西都不是中国本土的，跟同时代的商周文化也没有什么内在关联。 第二种进入方式更温和一点，是经过改造、变形和本土化的。比如说老子，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以后，骑青牛经流沙之地西归了。那么老子到底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了？你无法回答这个古老的疑问。到了汉唐以后，道教徒解释说，老子是去化胡，也就是去指点落后的印度人了，这完全是胡扯。无独有偶的是彭祖，彭祖修炼的基地在徐州，那时候叫彭城，彭城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彭祖也是奇人，他在春秋时候已经800多岁了，他自己宣称，早在西周末年的犬戎之乱时，他们全家就被戎人带往西方，在那里住了很久，后来又从那里回来了，那到底是什么地方？我想应该就是老子来去之处。彭祖带来了炼丹术，一个是盘腿打坐和调息观想，这叫内丹；一个是把各种植物、动物脏器和矿物放在锅里炼制，这个叫外丹。据说彭祖最后跟老子一模一样，也去了流沙之地。所谓流沙之地，无非是通过河西走廊，穿过新疆，抵达印度一带，道路非常艰难，但他们有办法逾越这个地理障碍。玄奘的故事再一次证明了这点。 第三种是隐形进入，润物无声，这个比较难分辨，需要更多时间来讨论，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2 三棵树和三位圣人 我们不难发现，先秦时期不仅发生过波斯化，而且还发生过印度化。胡适曾经说，中国文化有一次重要的印度化过程，也就是魏晋到汉唐之间的佛教传入。但实际上中国有三次印度化过程。第一次在先秦，是道家思想的引入；第二次是魏晋到汉唐，佛家思想的进入；第三次在当代，瑜珈术大规模进入，在各大城市掀起瑜珈风潮。现代中国人一方面鄙视印度，一边却在偷着学习，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分裂。 我要特别提请大家注意，在印度-中国文化共同体中，出现了有趣的“三棵树现象”。 第一棵树叫菩提树，树底下坐着佛教创始人，叫释迦摩尼，他在树下见证到了无上大觉，实现了道成肉身的伟大理想。菩提树是印度独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棵树就是李树，树底下坐着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李树主要原产地是西南亚，而不是中国，有几百个品种。李树有两种，一种是灌木，比较矮小，还有一种是小乔木的，最高可达8米左右。 李树跟菩提树最大的区别是，李树会结果，所以你会有果子吃。 第三棵树叫桫椤树，树下坐着另一个伟人——大雄，他是耆那教的教主，弟子们尊他为摩诃毗罗，即“伟大的英雄”的意思，简称大雄。这三个人都是从大树下诞生的，他们的生命模式一模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三棵树就像三个摇篮，分别哺育了三个圣人和三种伟大的教义，我称之为“神树效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需要我们把记忆拉回到公元前600年的轴心时代。在那个年代，印度被吠陀教所统治。吠陀教有一本规定非常繁缛的法典，叫做《摩奴法典》，里面对信众的个人生活方式，有极其详尽的规定，比如说，一个人过了50岁，头上长白发了，脸上布满皱纹了，你就必须滚蛋了，必须放弃一切社会资源，离家出走，到树林里待着去。这是古印度社会处理老龄化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美其名曰是“修炼”。 日本人的解决方案，据说是把老人放进箩筐扛到悬崖顶上去，有一部电影叫《楢山节考》，说的就是这类事情。中国有的地方会把老人放进山洞，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印度在这方面做的比较“人性化”，婆罗门教规要求你自动离家出走，走进树林，成为“林居者”，也就是找一棵适当的大树，然后坐在树下修炼，直到老死为止。 要是修炼一段时间你还不死，你的树屋也得让出来，因为还有更多人要退休，也要进林子找树生活，那你就得“升格”，变成“遁世者”，也就是彻头彻尾的叫花子，走出林子，以四处乞讨为生，直到饿死病死和老死为止。 读佛教经典《金刚经》，你会发现它开篇就讲述世尊拿着饭碗进城乞讨，讨到食物之后，回到住处，吃完了，收起饭碗，洗干净脚，然后盘腿而坐，开始谈经论道。这里描述的就是“遁世者”的生活方式。释迦摩尼最初是一名“林居者”，证觉大悟之后，则“进化”成了“遁世者”。 问题是，公元前600年前后，印度各地出现一个伟大的叛教运动，叫“沙门运动”。沙门指的是一群从事宗教变革的修士，他们要革除婆罗门教的繁文缛节，去寻求新的真理。 怎么改革呢？就拿释迦摩尼来说吧，他29岁就出家了，还有的说法是25岁。我们都知道，这个年龄正是为社会服务、奉献家庭的大好时光，而你竟然离家出走，抛弃社会责任，无疑是严重的违反教规行为。 第二种情况是老子，他跟释迦摩尼不同，一直活到了50岁以后才出家，所以道教典籍《抱朴子》说他是“生而皓首”。什么叫“生而皓首”，生下来就已经白发苍苍了嘛。这在日常生活里根本说不通，完全不合常理。所以历史上很多学者都质疑这点，说不可信。但假如你把它看作一个隐喻、一种象征性说法，故事就能说通了。在这里，老子的“生”不是肉体的诞生，而是一次精神上的重生。也就是说，他获得世界真理的年龄，应该在50岁以上了，所以才满头白发。 虽然老子出家的时间，比较符合摩奴法典的规定，但他创立的学说，却充满了对婆罗门原型教义的批判和解构。婆罗门教认为50岁以后人就废掉了。因为老、弱、病、残这些状态，都是很坏的状态，是应该被鄙视和抛弃的。但老子在李树下悟出的真理，却彻底颠覆了这种陈腐的教义，赋予它们以崇高的意义。 《道德经》向我们严正指出，老的、弱的、病的、残的，还有柔的、阴的、小的、寡的、无用的，无欲的、无为的，甚至“无”本身，所有这些事物的属性，拥有最高的本体论价值，是需要加以赞美、推崇和呵护的生命状态。这就彻底颠覆了婆罗门教的世界观。如果不看到这个神学背景，我们就无法理解老子思想的根源。 3 “老人哲学”的传与变 下面，我们不妨就老子的学说本身，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我刚才已经表明，老子的《道德经》就是“老人哲学”，明确讲就是对婆罗门教的一次颠覆和解构，通过这种方式，他证明所有被鄙视和抛弃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主宰性价值。到了庄子手里，老弱病残这些哲学观念，就得到了进一步的美学化。庄子反复告诫我们，病残就是美，无用就是美，这些在世俗生活里遭到鄙视的事物，被庄周提升到了美学的高度。他的逍遥游和齐物论，是“老人美学”的最高代表。 《道德经》向我们提供的，首先是“道”，而它的概念原型，出自印度吠陀哲学的两个基本语词，一个是“梵”，指终极实在，也就是那种超越和不可规范的唯一实在；另一个是“哩多”，跟混沌相对，指宇宙、人和德性的普遍规律，它是有序和周而复始的。这跟今天中国人对“道”的解释极为相似。这两个语词合成了老子之“道”的基本范畴。 第二，吠陀经，包括奥义书，已经出现了“有”和“无”，所以，这两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吠陀经里。吠陀经提供了“太一”和“气”之类的原型概念。印度四元素“地水火风”中的“风”，其实就是古希腊人说的“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元素。中国“五行”概念来自波斯祆教的五个神，所有没有“气”，战国以来的中国人，整合了这两组概念，把气放到比五行更高的位置。另外，吠陀经里很早就出现了“经络”概念，今天在瑜珈术里被翻译成“脉轮”，因为它拥有一个轮式结构。印度是七个脉轮的互相套叠，而《皇帝内经-素问》把脉轮打开，改变了它的轮式结构，让它沿肢体自然行走，看起来不像轮子，而是一种树形结构。 吠陀经文：道家思想的印度原型 此外，吠陀经注重聆听，它是人跟梵、哩多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方式。所以吠陀文化重视耳朵的价值。老子也是如此，他不仅指李树为姓，还给自己起名叫“耳”——“李耳”，这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字号，叫做“老耽”，这个“耽”就是大耳朵的意思。老子还教导我们说，“大音希声”。你看，他在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揭示谛听的伟大意义。 释迦摩尼创立的佛教，因为同样源于吠陀经，所有也很强调听的意义。这种观念影响了所有汉传佛教的造像范式。我们看到的佛像，把耳朵都塑造得很大。佛、道是同门兄弟，有共同的耳朵崇拜，使用相同的盘腿、调息、观想等修炼方式，两者出自同一个宗教母本。过去对这种现象无法解释，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昭然若揭。 道德经里出现的关于车轮中毂和辐条的比喻，曾经被各种《奥义书》所大量使用，这也是老子直接搬用《奥义书》的一个明证。 还有就是老子出走的方式，史记说他骑青牛而西归，为什么牛是重要的？只有在印度教里，牛是神兽，它受到长期的礼遇，不能杀戮。但在中国，牛虽然很重要，却是可以杀戮和食用的，它只是农夫用来耕地的工具而已，没有神学价值。 老子对吠陀哲学又传承的一面，但也有强烈的改造意向。道德经已经不是原来的吠陀经了，而是在原型基础上，融入了大量再创造的元素。这就是先秦思想的“传”（传承）和“变”（变革）的二元特征。 4 墨家的犹太思想原型 先秦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时代，先秦人吸纳了大量的外部思想文化原型。除了道家，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墨家。墨子学说，还有所谓的“宋学”，在先秦时代就像是天外来物，跟当时春秋五霸之另外四霸，文化道统截然不同，所以成为各国嘲笑的对象，什么“守株待兔”、“拔苗助长”、“趾高气昂”等成语，都是用来嘲弄宋国人的。毛专门写了文章，嘲笑宋襄公的愚蠢，宋襄公在战场上居然不杀受伤者，不抓老年人，抓住俘虏后，一看头上长有白头发了，立马放掉，叫做“不擒二毛”。要是打了一半，对方战车突然坏掉了，就必须等对方把车修好在继续打。这种贵族精神，在流氓风起云涌的东周，就是一个道德异数。 这个国家的贵族像墨翟，当然也就成了一个异数。作为宋国文化（宋学）的精华，墨家在中国土壤里是难以生存的。它的基本主张，像“兼爱”、“尚同”(平等)、“节用”、“非攻”等等，都是今天的人类共同价值，但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终究还是被儒家干掉了。 先秦思想家墨子，可能拥有犹太拉比的背景 我曾经做过一个文本比较，把墨子的文本拿来跟新、旧约做比较，把墨子讲的“天”跟基督教的上帝比较，会发现两者之间极其相似，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在这里一一陈述。 当年，新巴比伦王国灭掉了以色列，犹太人向全世界逃散，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大离散”事件。其中有一支携带古犹太教的信仰到达远东，应该就在中国河南一带。墨子的行为方式跟犹太人的教派极其相似，比如法利赛人，早期的古犹太教生活方式简朴，而且纪律极其严明，犹如地下帮会组织，主要成员大多是下层小生产者，如工匠、农夫和渔夫等等，墨子的团队也是如此。他的墨家组织，可以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帮会组织。 更有趣的是，墨翟的“翟”，上古拟音叫rag，而rag跟犹太的Rabbi非常相似，墨家组织的领导人叫“钜子”，Rabbi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巨大”，语义上也完全一致。这些都是很好的语言考古的证据。我们知道，考古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考古学主要针对实物，而广义考古学还应包括语言考古、文献考古和生物考古，等等。 5 十二金人的神秘来历 下面我再花点时间，讲一下波斯制度对秦帝国的影响。秦跟波斯帝国有着非常暧昧的关系。波斯帝国在公元前600—300年之间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拥有著名的皇帝如居鲁士和大流士，曾经是世界上领土最广阔的超级帝国，不幸的是，它遇到了一个死对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个战争天才灭掉了强大的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覆灭之后，它的贵族和骑士阶层。也就是上层祆教徒，开始向四处逃迁，其中一部分向远东地区逃迁，这里面又分为两支，其中的北支，经新疆和河西走廊，进入甘肃和陕西一带，它的大本营位于今天甘肃临洮地区，中国历史上称其为“狄人”。它的南支经过印度、泰国、缅甸等地区进入中国，聚居于楚国南部，也就是今天湖南衡阳一带。祆教的先知是琐罗亚斯德，因为崇拜火焰所代表的光明力量，被中国人误以为“火神”，叫他为“祝融”，他的主祭神庙，就在南岳衡山的主峰祝融峰上。 逃迁到秦国的那些波斯人，成为秦国的政治幕僚和工匠，完全融入了本地生活。虽然波斯帝国在300年前就已经灭亡，但这些侨民还是向秦始皇和李斯提供了很多它的政治管理经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明结构——“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还有人工水渠和豪华陵墓。有的学者提出，烽火台也是从波斯学来的，秦始皇造的长城，真正连接起来的非常有限，大部分是孤零零的烽火台。史书上描写的“烽火戏诸侯”，是说西周就有了烽火台，但那不过是小说家的演绎。真正的烽火台，应该从秦才开始出现。陕西省考古队的研究还发现，就连秦代青铜水禽的铸造技术，也是从西亚和地中海一带学来的。 秦始皇通过居住在秦国一带的波斯难民，吸纳了大量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政治管理经验 秦始皇陵考古队长段清波，从考古学的角度，对秦的出土文物来源做了进一步考证，证明秦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他的研究范围涉及更小的实物细节，比如箭形壶、凹形槽板之类。 秦帝国学习波斯的核心证据，是“十二金人”。为什么秦始皇“消天下之兵”，铸造了十二个巨大的铜人？为什么是十二个，而不是中国人喜欢使用的 “五数”模式？中国人不是信奉五行吗？中国本土从来没有出现过十二神体系，唯一关于十二神的记载，出现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帛书里，他们有一些非常古怪的神名，一看就不是本土的东西。 在亚洲文化共同体里，只有波斯拥有类似的神祇组合，那是祆教的十二月神体系。袄教的崇拜体系是按月份排列的，每个月一位大神，加起来总共十二位。十二金人，就是十二位波斯祆教大神。东汉学者皇甫谧对《史记》做了很仔细考证和注释，说那十二金人，是照临洮地区的“长狄”模样铸造的，而这个所谓“长狄”，指的就是个子比较高大的波斯侨民。秦帝国居然使用这样的“狄人”模特儿作为“金人”的原型，这难道不是一个重要的文献佐证吗？ 为什么秦始皇要用波斯众神来震慑自己的国民呢？因为波斯文明太强大了，一旦背后有强大的波斯帝国支撑，六国贵族就没有翻天的胆量。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恫吓。毫无疑问，秦帝国没有吸纳祆教的内在教义，也没有学到大流士的宽容大度，它的金人，充其量只是一些玩偶而已。它们无法捍卫这个本性残暴的政权。 6 文明发生的三项基本原则 下面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也就是重申文明发生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无论是世界上哪一种文明，都不是在封闭状态下发生的。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文明的交互原则”。先秦的事实已经证明，开放性跟伟大性之间是成正比的，越是开放，就越是伟大，反之，越是闭关自守，就越是孱弱和空虚。任何一种自我闭合的状态，都不可能诞生老子和墨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 就中国宗教史而言，我们不难发现，道教的发展势头明显不如佛教，这是因为佛教不断从海外输血，不断有新的圣徒进入，一会儿是迦叶摩，一会儿是达摩，一会儿又是谁谁谁，真是前赴后继。不仅如此，中国还不断有僧人去西天取经，像法显和玄奘，他们都成了人人传颂的文化英雄。佛教并不避讳这些外部输血的过程，相反，他们对此无限自豪。但在道教那里，这种外部关联却成了忌讳。道教拒绝谈论它的教义源头，也拒绝从异域吸纳新的血液，结果只能不断衰退和萎缩。道教跟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截然不同，而这是道教界人士应当反思的问题。开放性而不是自闭性，将是中国未来文化复兴的基本前提，此外没有其他任何捷径。 第二是“文明的模仿原则”。华夏农业文明已经死亡。当年鸦片战争给了它第一刀，后来又从农业精英、土地制度和农业技术等方面，给了它致命的几刀。农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剩下了农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把大门打开，让西方文明以投影的方式，重新投射到这片废墟上来，这样的文明，我称之为“投影文明”。投影文明的本质属性就是山寨、拷贝和模仿复制。中国制造业的基本语法，都是山寨的语法，而这无疑是由文明的本性所决定的。 第三是“文明的转化原则”。山寨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你足够开放，即便你从山寨开始，总有一天会转向原创，就像先秦时代，中国人曾经吸纳过如此多的优秀思想，但最后都转化了。中国人的聪明天性里，有极强的转化能力。 五行的原型是波斯的五个神，而波斯神系则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神系 “五行”最初来自波斯的五个神，分别叫做金神、木神、水神、火神和土神，但邹衍把它们转变成五种哲学元素，这是从神学到哲学的重大转型。阴阳说也是如此，人家早就有了，但在阴阳家手里做了更大的升华，成为解释宇宙的基本模型。经络说来自印度，但我们在七脉轮能量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极富创造性的穴位说。所有这些异域文化原型，都在本土得到了有效的转化，证明中国人有很强的文化消化能力，它们是在原型基础上的二度创造。外部原创能够制造强大的激励效应，点燃中国文化的再创造激情。 在哈佛的短暂时日里，我听到的最具启示性的是哈佛校训：“追求真理，如人饮水，至死不渝，日日清空。”其中这“日日清空”四字，正是哈佛大学得以雄踞全球大学榜首的奥秘。对于身负数千年文化包袱的中国人来说，唯有不断清空历史，清空各种文化垃圾，不断追求人类真谛，我们才能负起改造和重建中国文化的重任。 谢谢大家的倾听。（全文完） （感谢王开元先生提供现场录音速记稿。本演讲稿系根据速记稿整理修改而成）

欲望机器是人类作为生物体的重要属性 就其本性而言，任何文化史都是欲望史，它向人们揭示了欲望生长的进程、表达形态，以及欲望发生机制和原因，人处理欲望的各种手法，等等。跟传统文化史相比，欲望史将更明澈地展示文明的历史本相。 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笔下，欲望是因缺失而形成的负性精神反应，具有匮乏、收缩和否定性的精神特征，甚至是镜像或语言中的骗局，拉康坚信，欲望只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链而已。但德勒兹则把欲望视为创造、生产、膨胀和肯定性的要素，具有解放和革命的力量，应当得到充分鼓励。后现代哲学的这种严重分歧，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母题的重大意义。 借用德勒兹的概念，也许可以把华夏农业文明，视为一架古老的欲望机器，它按二十四节气的节律生产农作物和欲望，进而产生强大的群体性能量，大幅度修改田野与城镇的面貌。这种机器通常拥有一种二元结构：一个来自物质或语词的驱动力，以及一种有效的刹车机制（德勒兹对此不以为然）。正是基于这样的驱动/制动机制，欲望的运动，总是在放纵和压制之间摆动，而它的运动踪迹，勾勒出文化史的基本轮廓。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 跟猎人社会相比，“食草型”的农业文明，并未大幅提升生活资源的数量，但改善了食物的储备能力。在仓颉造字的年代，“仓”就是粮食的象征，而在日神统治的年代，舜曾因修缮粮仓而遭到家人的谋杀，差一点被烧死。另一方面，硕鼠偷盗仓粮的不道德行为，也遭到来自民谣歌手的抨击（《诗经·魏风·硕鼠》）。这些神话和历史叙事证明，“仓”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事物，这种粗陋的建筑容器，大幅提升农夫的储备能力，搭建出“丰衣足食”的幻象，进而膨化消费欲望。对于粮食及其肉类的饥渴，从胃和口腔的深处涌出，炽烈地燃烧在殷商和两周的鼎器之中，映照着华夏文明的早期岁月。 几乎所有的历史叙事，都热衷于制造“欲望灭国”的反面神话。在妹喜、妲己和褒姒的祸国传说背后，是对末代国王的色欲的道德谴责。人们被反复告知，正是王的欲望吞没了他自己的国家。据说，为博得患有严重忧郁症的妺喜一笑，桀王不惜大量撕毁绢帛。这是精神分裂的美学现场，器物的灵魂在惨叫，其间包含着欲望破裂的巨大痛苦，同时也是解忧和欢愉的源泉。裂帛就此超越了物的限定性，跟女人一起，成为情欲和罪恶的担当者。 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的轴心时代，“欲望之仓”的储备已经完成，它需要一种更为激烈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区域战争。先秦诸侯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在权贵层面上触发了第一次欲望大爆炸。他们深知，“周礼”必须加以销毁，以便为欲望的生长开辟道路。 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们 为扑灭或加持这场大火，诸子百家被紧急动员起来，。思想在权力的压迫下出现分裂：士大夫要么站在欲望的对面，如墨家和道家，要么站在欲望一边，如法家和名家，或者维系着某种暧昧的摇摆立场，如儒家和“黄老之学”。在纷杂的“百家争鸣”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主题，那就是如何处置人的欲望。墨翟赤脚行走在中原大地上，皮肤黝黑，神色坚定，向世人示范低度欲望的生命状态。但在欲望大爆炸的年代，很少有人愿意倾听那孤寂的声音。 从先秦时代到北宋为止，欲望表演的主要舞台，基本位于“东轴线”上，也就是从长安、秦岭沿汉水（包括邻近的河南洛阳和开封一带）连通襄阳。这条轴线是西戎人的战地，也是孕育帝国文明和欲望的早期摇篮。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的主要成果，除了贡献诸子百家，还贡献出著名的欲望暴君——始皇帝嬴政。营造长城的意义，不仅是在阻止北方蛮族的入侵欲望，而且要阻止本土农夫们的造反欲望。长城是农业时代最严厉的“欲望围城”。不仅如此，在征服六国之后，皇帝竟然下令销熔天下兵器而铸成十二铜人，放置于宫庭之中。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具有更为强烈的象征意义，那就是用暴力征集民间的欲望（铜），并且垄断它们，把它们变成皇帝本人的私人典藏。嬴政就此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欲望独裁者，他垄断了权力、制度、思想、言语、人民、女人、消息、简册、土地、物资和道路，直至世界上最奢华的坟墓。 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欲望独裁者 第二次欲望大爆炸 经过两汉和魏晋的挣扎，被打压的欲望开始重新生长。“竹林知识分子”躲藏于距京城洛阳四百里之遥的乡野，在纵酒、服药、操琴、吟诗和佯狂的同时，向道家索取抵抗欲望的秘方，却无法避免死亡的危机。嵇康临刑前演奏的《广陵散》，让世人听到了悲愤的裂帛之音，它宣告了欲望躲避策略的失败。 在唐宋两朝，农业种植技术已经渐趋成熟，长安街上行走着不同肤色的居民，制造出全球化或半球化的繁华景象。在那些意乱情迷的青楼上，狎妓咏词成了时尚潮流。文人的风情在吟诵中被放大，在此后的上千年里，持续地引发缠绵而哀怨的回响。不仅如此，说书人在坊间大量涌现，他们讲述的故事（情爱、神鬼、武侠和探案），不断刷新欲望空间的宽度。而在后宫深处，皇帝和妃子的爱情也在秘密展开。这场最高等级的爱恋，虽然要面对着史官的谴责，却受到文人白居易的喝彩。作为一种宫廷样本，它向草根民众示范了情爱所能企及的深度。 中国古代的缠足女人 第二次欲望大爆炸的最大成果，就是“缠足美学”的确立。据说，是南唐舞女窅娘的纤足，因受到后主李煜的青睐，而触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恋足癖风潮。这是一种欲望的双向调节——一方面规训女人的脚足、乳房和灵魂，一方面要鼓舞男人的情欲。女人必须缓慢而小心地低头行走，竭力压抑自身的欲望。但小脚女人的窈窕身姿，反而向男士们发出秘密的召唤。肉欲在三寸金莲上燃烧和跳跃，犹如千万枝蜡烛，照亮了他们的迷狂表情。 跟“缠足美学”遥相呼应的，是科举制度的确立。它是欲望的大脚，为底层士人提供进入社会高层的便捷方式。它还确立了欲望的联动逻辑：只要“金榜提名”，就能“洞房花烛”。这是权力、情欲和家庭欲望的一揽子实现方案。没有任何书生能对此无动于衷。 中国是个具有高度持续性的道德国家，它接受了儒家、佛家和道家伦理的三位一体管理。男人在科举中题写严肃的政治理想，而女人则在女红中绣入柔媚的情欲。不仅如此，在宋代理学那里，欲望管理在严苛性方面达到了历史高潮。理学家洞察了欲望爆炸的现实，试图阻止它们的快速生长，他们提出“灭人欲”的口号，从反面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泛滥的现状。表情忧戚的道德家，就此向世俗欲望宣战，但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欲望并未被阻断，而道德家却赢得了显赫的名声。 忽必烈家族统治下的元帝国，知识分子的欲望叙事，面临着严重的种族主义障碍。士大夫无法发挥自己的叙写能力，逐渐沦为沉默的一代，只有少数下层文人混迹于勾栏和酒肆，为“低俗喜剧”（杂剧）撰写脚本，并以这种方式向民间欲望致敬。但大多数农夫的理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欲望旅行路线，甚至无法逾越村头社戏舞台的边界。 第三次欲望大爆炸 明代是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越过蛮族统治的岁月，汉人指望重新召回北宋的文化幽灵，由此引发了第三次欲望解放的浪潮。从南宋开始，中国的权力中心向东部转移，形成从杭州到北京的运河轴线（也即东轴线，跟西轴线遥相呼应）。它紧邻太平洋西岸，衔接大陆和海洋，营造出人口和器物流转的全新地理格局。 我们已经看到，工匠及其手工艺在太湖流域得到令人惊讶的勃兴，形成史上最大规模的器物制造、贸易和消费中心。木造、织造、瓷造、铁造、酱造和书造等风起云涌，超越了古老丝绸的物种限定，器物的谱系已经大致完备。城市里到处悬挂着商号的五色旗幡。在这个浪潮中，郑和下西洋带回的器物、珠宝、木料和香料，为中国工匠提供了新的灵感源泉。 郑和舰队远征带回了大量珍宝、香料和高级木材 就在这个年代，鉴于海上非法贸易的兴盛，各种薯类和蔬菜被广泛引入，令中国人的食谱变得更加庞杂。不仅如此，围桌合食的餐饮制被广泛采用，酒与茶的对偶制也已经确立，形成席卷所有餐桌的美食革命。所有人都加入了争夺佳肴的桌面之战。而这种餐桌上的模仿和竞争行为，成为推动食欲的动力。毫无疑问，中国人在面对大饥荒的同时，也经历了食欲大爆炸的蛊惑时刻。 这里要特别提及来自美洲的辣椒。作为一种最犀利的欲望激素，它从江浙一带登陆，而后在全国迅速蔓延，成为民众厨房的核心香料。没有任何一种调味料能像它那样，如此价格低廉而品味锐利，侵入每一道菜肴，刺痛并愉悦舌头，奋力改造着中国人的口味。辣椒是燃烧在身体内部的幽暗火焰。而另一方面，甜味作为富有的象征，占据了太湖流域的餐桌，它傲慢地推开辣味和重咸味，企图判处它与穷人为伍。在味觉的层面上，欲望发动了争夺口唇的暗战。 江南私家园林，是第三次欲望浪潮的最高成就。它是欲望表演的精致摇篮，是器物陈列的展室，是家园、戏台、花园、山水和避难所的复合体，是所有欲望及其投射物的百科全书。它以退休官员的名义，向文士、戏子和名妓发出了迷人的召唤。 在道德禁忌瓦解之后，市民社会的风尚开始发生巨变。欲望叙事的2.0版，是小说从说书话本文向文人小说的进化。各种内容嚣张的艳情小说被书写出来，在坊间无耻地流传。已经衰败的佣书业重新兴旺起来。抄书匠奋力疾书，用工整的字体，传播饱含欲望的文艺病毒。其中最典型例子就是《金瓶梅》，它被如此广泛地传抄和阅读，成为明代情欲解放的重大标记。潘金莲女士的身影出现在临街的窗框里，犹如一幅迷人的艳情风俗画，鼓舞着市民阶层的犯禁冲动。 帝国晚期的欲望叙事迅速成熟起来。那些流行小说拥有欲望的各种原型——《水浒》的造反欲望，《三国演义》的忠义欲望，《西游记》的超人欲望，《红楼梦》的恋母欲望，以及《聊斋志异》的变形欲望，如此等等。在经历了三千多年岁月之后，华夏农业文明的欲望叙事谱系，得到空前完备的呈现。 小说红楼梦里的场景：它表达了中国富有阶层的诸多欲望 不仅如此，六种中国欲望获得定型化的处理：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功名利禄，富贵荣华，长寿永福，岁岁平安。这些被祝辞固化的欲望模式，最终凝结为福禄寿三神的亲切图像。幸福、官禄和永寿，这是中国化的神圣三位一体，是所有欲望模式的人格化结晶，他们以叙说、题写和镌刻的方式，进入说唱、书卷、音乐和浮雕等各种媒介，带动庞大的“欲望语词体系”，喊出华夏农业文明的最高理想。直到今天，这些欲望祝福图式，还在不倦地指导着世人的日常生活。 欲望出口是丝绸贸易的副产品，也是晚期华夏文明最耐人寻味的成就。在热烈而短暂的瓷茶丝国际贸易中，三位一体的欲望机器秘密出征了。由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功绩，丝绸台布、景德镇瓷盏和福建红茶汤，被组织成“皇家下午茶”的典雅场景。而后，它在世俗中产阶级那里扩散为全民消费风潮。尽管英国人最终找到中国瓷茶丝的廉价代用品，并补充了三种新零件——奶液、蔗糖和小甜饼干，但他们无法抵抗“中国式欲望机器”的入侵。英国人用炮舰击败了东方帝国，而中国人则用欲望征服了受过清教运动洗礼的英国，把它拖入东方式消费的陷阱，直到今天，英国人还没有从这场欲望战争的挫败中醒来。◎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文化先锋公号）

“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号”，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一环。在那个地点，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 我最早的记忆起源于两岁时的一场噩梦：几架黑色的飞机追击着我，而我则在大地上逃亡。事后才知道，当时我开始沿着大床的床沿奔跑。黑暗中没有摔下去，真是一个奇迹。外出做客的父母进屋开灯，见我正在梦游，赶紧把我叫醒。我清晰地记得从恐怖的梦境转向温暖的现实的那个过渡的意识片段：我看见了昏黄的灯光和受惊的父母，但噩梦的图象还没有消褪，它与现实的场景发生了融合。我仍然在奔跑，但速度在逐渐减慢。后来我终于停下来了。母亲举起了痰盂。撒了一泡尿之后，我又回到了黑暗。 另一个来自两岁时的记忆也与这张大床有关。母亲的肚子高高隆起（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时正怀着我的妹妹），而我在一旁奔跑和跳跃。当感到累的时候，我一屁股坐到了母亲的肚子上，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个很好的坐具。我记得母亲开始大声叫疼起来。父亲从外面赶回来了，救护车把他们带去了医院。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即刻便流产了。 我杀死了我唯一的妹妹。 佚名《梦魇》：我最早的记忆起源于两岁时的一场噩梦 这些破碎的记忆拼凑成了最初的生命景象。它首先与床有关，而后与死亡和逃亡有关。我的负罪感和对于小女孩的怜惜，从此成为伴随我的忠实的影子。 我家的房子位于上海西区旧法租界的中心，是一个西班牙式花园住宅的小区（后来被称作“太原小区”）。攀爬着爬山虎藤蔓的墙垣、狭小的窗户、拱形的门楣和光线黯淡的走廊，混杂着法国梧桐、夹竹桃、无花果树的后花园，这些部件投影在一个孩童的记忆深处，焕发着一种经久不息的阴郁的美。 在幼儿园时代，我最美好的记忆是生病的日子。保姆带我去附近的地段医院看病，踩着近午的柔软阳光，走过那些为美丽的花园而修筑的篱笆。常春藤和牵牛花在微风中摇晃，弄堂和马路上几乎寂然无人，宁馨得仿佛睡去了一般。春天散发出爱的芳香，令我融解在这白昼的温甜之中。但这幸福的岁月过于短暂，我还未来得及消受，它就已匆匆流逝。 由于房租高昂，四周的邻居除了少数平民，大都是大资本家、高级医生、大学教授、电影导演、少数共产党高级干部和外国侨民、以及一些奇怪的前朝名流的遗少，如陈独秀的女儿陈红一家、民国第一任总统黎元洪的长子等等。只有我爸我妈是普通的中学教师。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已经念小学两年级了。我们那住满了“牛鬼蛇神”的街区，是大革命和红色风暴打击的重点。而我的一年级班主任陶，便成了我所面对的大革命的第一个祭品。 文革的烈火突然间汹涌地燃烧起来 陶是个面容凶恶的老处女，兼教我们启蒙语文：识字、拼写和说话。尽管语文成绩全班第一，但由于喜欢上课时“做小动作”，我还是成了一个“坏孩子”。除了罚站之外，每一次家长会，她都要控诉我屁股上长着钉子，让我白白挨了老爸老妈的无数“教训”。后来我心生一计，家长会刚刚举行，我就从学生的行列中飞奔而出，跑到母亲跟前狂吻她的脸颊，进行超前感情投资，以免等一会老师告刁状后回家挨揍。这一举动引得在场的家长们哄堂大笑，弄得母亲满脸绯红，很不好意思。但这计谋还是奏效了。那天，班主任竟出乎意料地没有说我的坏话，看我的眼神甚至还有了一丝罕见的笑意。令我有了跟她亲近的冲动。 但我终究没敢去亲吻女教师的脸。1967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她因性情古怪而理所当然地成为高年级学生的批判对象。第一次批斗大会之后，她就在我当时上课的教室悬梁自尽了。那教室是一幢单独的灰色小楼。她乘着夜深人静，用绳索系在楼梯顶端的木栏上，怒气冲天地把自己弄成了一具死尸。一个亲眼看过现场的同学告诉我，她的吐着舌头的死状，比生前更加狰狞可怖。那幢小楼以后被贴上封条，空关了数年。在深夜，巡夜人有时可以看到微弱闪烁的火光，但没有人胆敢上去探察，据传那是她的鬼魂在楼上徘徊。 小学生张贴大字报：我们那住满了“牛鬼蛇神”的街区，是大革命和红色风暴打击的重点。 班主任的自杀是一个微妙的信号。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紧急撤侨，住在我家对面的几户犹太人和白俄似乎一夜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大批红卫兵开始在我们街区出入，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抄家运动。我们全家都恐惧地等待着厄运的降临。那天晚上十点左右，楼下突然传来粗暴的敲门声，母亲赶紧关了灯，从窗帘后向楼下偷看，整条弄堂站满了黑压压一片的造反队，手持木棍，秩序井然，犹如经过严密训练的士兵。整幢房子都在恐惧中沉默着，没有人胆敢前去开门，也不知道今天该轮到谁家倒霉。最后他们敲开了大门，把底楼的那家印尼归侨的家抄了个底朝天。而我们与剩下的另外两户人家则暗自庆幸：今天又侥幸躲过了一劫！ 红色恐怖已经席卷整个中国，没有任何人能侥幸逃脱 这样的情景后来越来越像家常便饭。红色恐怖已经席卷整个中国。人人都深切感到了朝不保夕的危机。一些人被造反者从家里赶走，而另一些人则在悄然死去。每天早晨，我透过狭小的窗户都能看到，殡仪馆的丑陋的灰色运尸车无声地驶入，停栖在某个我所熟悉的门牌号码面前。从房子里抬出了自杀者的尸体。其中一些死尸已经变形。越过白色的尸布，可以看见死人神秘隆起的肚子。这是一种恶毒而迷人的景象。有人在静静地围观。令人作呕的死亡的恶臭，像瘟疫般在四周弥漫。 有时我也会兴高采烈地去“参观”一些在弄堂里举行的即兴批判会。楼下的那家印尼归侨，三个姐妹长得如花似玉，远近闻名，号称 “姚家三姐妹”。她们的批斗会最是轰动，吸引了大量“观众”，整条弄堂挤得水泄不通。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们剪掉了她们的包屁股小裤腿的裤子和烫卷的头发，稀疏的残发间露出了白嫩的头皮。她们的父亲遭人痛殴，衣物、高跟鞋和法国香水则被堆在弄堂中间放火焚烧。人们在高喊口号和起哄，像出席一场小型的狂欢庆典。突然一声爆炸，人们吓得四处逃窜，后来才发现不是炸弹，而是某罐化妆品在作祟。那些在灰烬中残剩的衣物，在黑夜降临后被居民偷走藏起，改做成了孩子的内衫。好布料，多好的布料！一个老太太在灰烬里搜寻，手中执着一些碎片，摇着头自言自语。夜风吹散了最后那些黑色的灰烬。 永嘉路第二小学的操场：这棵百年大树成了岁月的证人 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金条、珠宝、瓷器、唱片、书籍、衣物等各种细软和精美的欧式家具，成堆地从屋子里搬出，经过一场即兴批判之后，被卡车运走，变得不知去向。一次，红卫兵从对面的资本家的沙发垫子下面里找出了上百只旧尼龙丝袜，原来那家女主人有一个癖好，穿过的袜子从来不洗，往沙发下一塞了事。这些臭袜子便成了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生动教材，在批斗会上向四邻展示。 我记得的另一场批斗会的主角是隔壁十二号的作家秦瘦鸥夫妻。他们俩均长得又瘦又高，走在一起，宛如两根形影相吊的树枝。红卫兵把他们押出房子，令其站在台阶上，脖子上挂着临时制作的牌子，上面用墨汁书写着“反动文人秦瘦鸥”字样。他的罪名并非是因为写作那些诸如《秋海棠》之类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而是把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做了书皮。那群佩带红色袖章的学生在手舞足蹈地叫喊，四周站着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过于年幼的人民群众。 母亲工作的上海第二女子中学就在马路对面，高干子弟居多。当时的中共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女儿都在那里念书，其间诞生了一批极为凶悍、打人不眨眼的母老虎，在当时的造反界名声显赫。红卫兵只要一抬脚，便可以把我们家搞得天翻地覆。奇怪的是最后居然幸免于难。由于有教师检举揭发，一群表情严肃的小女生曾经来家里考察了一番，发现除了一家老式的德国钢琴（我母亲曾经是音乐教师），就剩一些不起眼的旧家具，沙发的罩布上还打着补丁（在当时，补丁是无产者“艰苦朴素”的道德标记）。她们为此下的结论是：我母亲“不是资产阶级”！我们家就这样侥幸逃过了一劫。尽管后来父亲被关押审查，但有限的家产终究没有遭到洗劫。我尤其感激上苍，留下了这架钢琴，它后来成为伴我度过漫长的少年时代的密友。 文革批斗大会场面之一：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 陈独秀的孙子比我大两岁，长相有些古怪，头颅的比例明显小于身子，因此得了一个“小头”的诨号。我们有时在一起玩耍，但我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性情诡诈，手脚又不干净。一天，我向他出示一本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结果那书转眼间就不翼而飞。父亲说，一定是他偷的，遂教了我一个妙法。我立即就去“小头”家对他说，我还有另一本好书，但须用那本童话交换。“小头”眼睛一亮，从毛线衫里戏法似地掏出了失踪的书——他居然还没来得及“销赃”！从此他被列入我们家不受欢迎者的名单。 陈独秀的这个女儿，可能是他晚年红杏出墙的结晶。她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丈夫因现行反革命罪而遭到枪决，独自领养着儿子，顶着父亲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政治恶名，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她这时已经得了癌症，眼见她日渐消瘦下去。她从我家门前走过，穿着灰色女式中山装，脸色发黄，表情呆滞，从不与我们这些孩子打招呼，犹如一个孑然而行的女鬼。由于对不肖儿子的绝望，她几乎卖光了家里所有的家具，在外面吃着馆子，享受生命的最后大餐。在她死后，“小头”一无所有，被送到新疆与表姐一起生活，从此下落不明。 我的同学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沈克非的孙女。她生下时是个阴阳人，需要动手术切除其中的一部分器官。祖父爱女心切，切除了其男性器官，希望把她变成一个女儿身，结果铸成大错。小学一年级时，她坐在我隔壁，虽然留着小女孩的短发和刘海，却喉结突出，发出成人男子的嗓音，而且皮肤黝黑，面目丑陋。这显然是对她祖父杰出的外科技术的严重嘲弄。不仅如此，她的智力只有三岁，成绩一塌糊涂。每逢下课，她就面对墙壁站着，仿佛一尊雕像。文革爆发后，她就不再来上学了。但时常还能在他们家的豪宅前看见她。她把带有湖石假山的前院的大门开个小缝，向四处偷偷观望，见有人走来，便赶紧害羞地躲到门后。后来这幢豪宅遭到查封，她们全家被赶进了汽车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倩影。 红卫兵在全国查封了大批公共机构和私人住宅 1967年红色风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许多邻居一夜间从空气中消失了，那些表情傲慢的小男孩和花枝招展的小女孩，也都相继神秘蒸发。整个街区变得空空荡荡。大量的房屋被空置起来，成为我们这些“幸存者”玩耍的天堂。一到晚上，我们就打碎玻璃，从窗口爬进那些黑暗的屋子，在光滑的柳桉木打蜡地板上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有一个夜晚，我偷了家里的手电筒，和几个小朋友一起钻进了对面的空屋。在里面上下狂奔，乐不可支，突然看见一个朦胧的白色脸庞正在从玻璃窗外向里面凝视。我恐怖得大叫起来。所有的孩子都跟着失声尖叫。那张脸随后就消失在月光里。从此，我们没敢再涉足那个“闹鬼”的房子。 到了1968年间，由于死人太多，各种鬼魂的传说一度在我们的弄堂里甚嚣尘上。我们大家对此都深信不疑。当酷热的夏夜降临时，我们都在外面乘凉，到午夜十二点，四周时常会出现一些神秘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乌鸦的叫声。但上海市中心根本没有乌鸦，而且那声音来自地面而非空中。它尖利地叫着，飞速地从弄堂的一端一经过乘凉者的脚边，掠向遥远的另一端，又从另一端急速折回。所有的乘凉者都感到毛骨悚然。低头寻查，竟没有任何发现。人们最后纷纷躲回家里，掩上了房门。闷热的弄堂恢复了死寂。只有昏黄的路灯在暗夜里对愁而眠。 由于无法承受政治迫害，许多人踏上以死为逃的道路 在我们对面的一排楼房的尽头，靠近太原路的一头的楼房，曾经被我们当作玩军事游戏的秘密堡垒。但其中一间屋子的我们一直未敢“占领”，因为据说那里曾经自杀过一对乱伦的父女。革命爆发的时候，女孩的兄弟们率先起来检举揭发资本家父亲的这一滔天罪行，家族的丑闻立即转变成了公开的政治罪恶。父女俩内外交困，双双开煤气自杀。人们打开房门时他们已经断气，但却保持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姿势：女儿端坐在沙发椅上，安静得仿佛入睡了一般，而父亲则跪在她的面前，凝结在一个忏悔者的姿态上。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人们道听途说和添油加酱的结果。那扇被十字封条封住的房门，黄铜的圆形把手开始发出绿锈，深棕色的油漆也已经部分剥落，从门缝里吹出了一种淡淡的神秘气息，仿佛是陈旧地毯的霉味。我很想进去瞧瞧，但终究没敢撕掉那个盖着某某司令部图章的封条。到了文革后期，那楼住入了一个单身老太太，雇有一个保姆，深居简出，很少与外界接触，这就是后来在美国写成畅销书《生死在上海》的郑念。 郑念住过的小楼：文革后期的庇护所 在郑念南面的一幢小楼里，住着满脸麻子的著名英国文学翻译家方平。他每天上下班都从我家门口走过，走路的姿势有些古怪。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希望换一个环境。我为此曾经去看过方平的房子，他夫妻俩也来看我家的房子。我和母亲都很喜欢他家后花园里的那片修剪整齐的草地，四周盛开着丁香和桃花。尽管最后没有达成换房的协议，但我却和方平从此有了短暂的接触。那时，我是个普通的技校学生。 周恩来逝世后不久，方平从西方朋友手中得到了那幅法国记者所摄的著名的周恩来照片，如获至宝，与我一起研究它的构图和用光。周恩来病入膏肓地坐在沙发上，浑身散发着伟大而孤独的人性光辉。那只白玉色的茶杯放在他的手边，里面盛放着他最后的渴望。我和方平都被这满含眼泪的图景所深深地震撼。在1976年，周恩来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道德偶像。他的死亡以及稍后的毛泽东的去世，终止了历时十年的意识形态革命。1977年，我家搬到了陕西南路绍兴路口的另一所住宅，与方平的交往猝然中断。那次搬家的另一更严重的后果是，我切断了与童年的联系。 越过文革岁月的苦难和欢乐，我长成了一个神色忧郁的青年。 2000年11月于悉尼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