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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频道推出首部中国纪录大片（上） 撰稿：朱大可 作者说明：2007年7月9日美国时间20点到22点，美国A&E历史频道在黄金时段，播放由本人撰稿的《郑和——发现美洲大陆第一人？》。这是美国主流电视频道首次播出中国制作的文献记录片，并获得2007年度艾美奖提名。它对探索本土纪录片的国际化道路，或许有某种启发意义。杨澜主持的原阳光卫视，斥资百万，为这部影片的制作和发行付出了巨大努力。制片人李蕴、导演吴石友以及整个制作团队，在该片拍摄过程中显示的杰出才华，是该片成功的坚实基础。在本博上贴出该片2003年国际版的部分文案，乃是为了向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朋友们表达敬意，并缅怀那些已经流逝的合作岁月。 题图：郑和下西洋，作者：孙韬 引 子 解说： 2002年3月，全球各国媒体都在报道同一条消息：65岁的前英国潜艇指挥官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曾经意外发现了一张1459年绘制的航海图，图中画有中国的帆船。由此他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研究，写了一本名叫《1421》的书。他指出，600年前中国有一位名叫郑和的航海家，带领世界上最大的舰队七次跨洋远航，他早于哥伦布80年，到过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大陆。还到了美洲、澳洲，甚至到了南极。 采访：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Which was drawn a century before Magellan set sail, and if showed islands of antarctic，drawn 4 centuries before European reached antarctic , and the map shows animals from southern part of South America. So whomever it be in the South America , that they could drew the animals because they existed there （这张航海图早在麦哲伦航海100年前就绘制出来了，图中的一些南极岛屿，绘制的时间比欧洲人到达南极要早400年。而且这张图还画出了一些南美洲的动物。究竟当时是什么人在南美洲？他们肯定到过那里，才画得出那些动物） 采访： 朱鉴秋（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刚才孟席斯先生讲的一些地图，是不是中国人绘的，还是欧洲人根据中国人的什么资料绘的？这个首先要研究的 不能笼统地讲是中国人画的地图，因为它的标示方式，跟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标示方式有很大的差异。 解说： 孟席斯遍访了120多个国家，用几千个证据证明，是中国的航海家郑和率领的船队最先发现了新大陆。 采访：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As I got more experience Rather more complicated things like for example South America, every where the China fleet had visited in South American, there are Chinese chickens, and chickens can not fly, they can’t swim, so somebody had brought the chickens （我走访了更多的地方，发现了更多令人困惑的事情。像在南美洲，中国舰队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中国的鸡。鸡不会飞，也不会游泳，所以一定是有人把它们带来的。） 采访： 樊树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 这个都是揣测，揣测，没有确切的证据，有一点点捕风捉影的根据。但是，很难说有这么回事情。 采访：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I found there were DNA samples had been taken of the Indian people’s blood and in parts where the fleets visited. There was direct connection with china, the DNA of the Indians is the same as these people of GuangDong, China. （我发现，在郑和舰队去过的地方，从印地安人血液里提取的一些DNA样品，和中国有直接的联系，这些印地安人的DNA和中国广东人的相同） 解说： 孟席斯说，在加勒比海海底，至今有9艘中国的沉船残骸。他发现了出土的压船石和其它实物。 采访： 罗宗真（南京博物院研究员） 一些沉船，或者中国的一些器物、文物等等之类的，确实在美洲有所发现，但是什么时候过去的，发现这些东西，是不是中国人带过去的，还是间接地运过去的，现在都不敢下最后的结论。 解说： 孟席斯认为，郑和的船队还到过澳洲。 采访：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earlier and before this Voyage , the emperor of china had Kangaroos in the Zoo, and Kargaroos are unique in Australia （早在大航海的时代之前，中国皇帝的动物园里就已经有了袋鼠，而袋鼠是澳大利亚独有的动物。） 解说： 孟席斯说，欧洲的航海家们在出发前就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和航线，他们手里已经拿着中国人画的地图。 采访： 爱德华·法默 （Edward Farmer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 I don’t think there is evidence that anything Zheng He did during his life time or his expeditions was really known about in the west or had an impact on navigation or that sort of thing in the west. （我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郑和一生的作为和他的海上探险真的为西方人所知；或者对西方的航海等类似事业产生过影响） 解说： 其实人们争论的并不只是郑和下西洋本身，许多郑和留下的谜团至今仍无法判断： 据说郑和乘坐的宝船比哥伦布的船大五倍，他怎样让这样的大船走进了大海？ 郑和生于伊斯兰教家庭，为什么后来又同时信仰佛教和道教？ 郑和的航海手册为什么失传？ 在郑和之后，中国为什么要关上海上大门达几个世纪之久？ 尽管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但重要的是，600年已经过去，人们仍然在关注郑和，这个人类海洋探索的先驱。因为正是他，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片名：郑和） 郑和（上） 解说： 1371年，郑和出生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他名叫马三宝。他的第六世祖先詹思丁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曾经是中国西南边疆云南省的首领。三宝的父亲马哈只是一位政府官员，曾经到麦加参加盛大的洗礼，在当地很有一些威望。 三宝的家乡和他爸爸做官的城市之间有一个大湖，名叫滇池。三宝经常搭乘湖上的商船去看望他的父亲。这样的旅行使他一次次感受到船上生涯的喜悦。 早在15世纪的黎明，东罗马帝国在哥特人的进攻下摇摇欲坠，而远东的中国也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民族动乱。强大的汉人军队攻入三宝的家乡云南省,摧毁了旧王朝的最后一个据点。从此一个新的朝代诞生了，它叫明朝。战争中11岁的三宝同几千名少年成了战俘，其中聪明漂亮的童子将被送入宫中，成为侍奉皇帝和官员的家奴。他们从远方的边境被押送到当时的都城南京。按照传统的规定，进宫前他们必须接受阉割手术。 采访： 徐克明（原云南晋宁郑和纪念馆馆长） 凡是进入宫廷里边的男孩子都要阉割，他主要怕出其它问题，因为你不阉割的话，男孩长大了跟女的天天接触就会出那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后来在明朝的时候，太监就很兴盛。 解说： 阉割由宫廷的职业的刀手主持。在经过简单的胡椒水消毒之后，刀手用一把小型镰刀割下阴茎和睾丸，将它们放入小布袋然后高高挂起，以求以后能步步高升。然后将一种气味芳香的草药敷在被阉割的伤口上，以便消炎和减弱剧烈的疼痛。最后插入一根浸过白蜡的麦杆，以防止尿道口被堵塞。少数人会死于手术后的感染，而大多数人则活了下来。 三宝的父亲马哈只在儿子被俘后不久便突然死去，怀疑是被明朝军队所杀。他的哥哥逃走，侥幸活了下来，但母亲却因无人照料，两年后病死。三宝的全家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刚刚被阉割后，三宝总是把小便撒在裤子上，甚至经常在夜里尿床，以后他才慢慢习惯像女人一样蹲着小便。在经受长达一个月的痛苦之后，刀手给他拔出插入体内的麦杆。三宝度过了阉割死亡的难关。 被阉割的三宝没有怨恨，反而感激皇帝把他留在朝廷做太监。后来他被送到北京燕王朱棣身边。朱棣给了三宝读书写字的机会，他的府邸里收藏了大量图书，还有优秀的教师和各种专家，足以培养一个未来的统帅。由于家人都死于战乱，三宝没有退路，只能把朱棣作为他唯一的依靠。他在追随朱棣的征战中逐渐长大，十多年后，他成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 燕王朱棣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不满足于当个地方首领。当时的皇帝是他的侄儿建文帝，他决心要把这个侄儿拉下马。公元1399年，他发动了一场政变，从北京出兵攻打首都南京，于是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叫郑村坝的地方，与皇帝的军队发生了激烈交战。 采访： 徐克明（原云南晋宁郑和纪念馆馆长） 在郑村坝两叔侄就打了一次决定性的战争，这个时候郑和大显才能，用的他的生命保护了燕王朱棣，所以那个战争就是取得决定性的战争。 解说： 在郑村坝的那场战役中，朱棣最心爱的战马被打死，自己也险些丧命。三宝一马当先将朱棣救了出来。朱棣的军队挥师南下，攻入都城南京，终于成功地夺取了王位，并立即着手整肃朝中的文武大臣。 采访： 爱德华·法默（ Edward Farmer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 Zhu Di usurped the throne taking it by force, so he had a severe political problem. Many of the officials who were up right loyal to the previous emperor refused to work with some however went over to his side. Those who went over to his side were rewarded and those who opposed him some of them were killed （朱棣是靠武力夺得皇位的，因此他面临严重的政治问题。很多效忠前皇帝的官员都拒不进新朝为官。那些投靠他的人得到了赏赐，一些反对他的人则被处死。） 在郑和的世纪，西方船舰的规模还非常有限 解说： 这里就是当年朱棣登基的皇城，如今只剩下几堵城墙。传说当时三宝曾经指着墙角一具烧焦的尸体对朱棣说，这就是前朝皇帝建文帝的尸体。朱棣大喜。在登基大典上，他决定给三宝一个特殊的奖赏。 采访： 孔令仁（南京郑和研究会会长） 据说永乐皇帝亲笔书写了一个字，一个大字叫郑，赐给郑和。要他以这个字为姓，同时又封郑和作为内官监的太监。 解说： 从此马三宝改名叫郑和。传说在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本来信仰伊斯兰教的郑和在一个集体仪式上成了佛教徒。因为佛教是明朝的国家宗教，由此可以证明郑和对皇帝的忠诚，也符合他光宗耀祖的心愿。佛教的理念还可以让人战胜对身体残缺的恐惧。 就在朱棣当上皇帝不久，有一天他召见百官，说他准备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舰队，前往世界各国去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为了实施这个的宏大计划，皇帝必须寻找一个可以信赖的海军总司令。朱棣认为郑和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 史料记载说，朱棣选择郑和首先因为他是个宦官。因为大多数宦官来自边疆地带，通晓外国语言和风俗习惯，是出使国外的最佳人选。可是他又担心已经三十五岁的郑和会不会年纪太大。 一个朝廷官员上奏说：郑和是“老马识途”，他的优点可以从面相上看出。他描述郑和脸上皮肤粗糙，意味着他生命中历经沧桑，足以忍受海上的颠沛之苦；两眉之间特别狭窄，显示他能够全神贯注于皇帝的事业；眉毛像剑一样锋利，暗示他具有作为军事将领的能力；嘴巴很大，表示他富有外交口才；不知为什么有关郑和的面相为后人留下了各种猜测，不知情的人还为这个宦官安上了胡子。不管是真是假，朱棣任命郑和担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宝船舰队的总司令，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如此重要的外交军事使命赋予一名太监。 郑和知道，皇帝是让他乘坐最大的船带最多的人去最远的地方，征服那些不发达的地区。他要用一生的精力来完成一个空前绝后的皇帝的梦想。在正式出海之前，他花费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出访了日本和越南，以获得基本的航海和外交经验。他还仔细研究了所收集到的各国情报，考察从南京到南中国海的主要航道，季风的规律，海流的变化，海岸与礁石的辨认标记，学习利用星相和罗盘进行定位和定向，并仔细修改了民间和官方的海图。最后，他的考察小组制订出一个详细的远征计划。 皇帝阅读了郑和的报告，决定尽快实施这个宏大的蓝图。他很快向全国颁发诏书，进行全民总动员。转眼间，几乎大半个中国都卷入了这个浩大的航海工程。 海军陆战队加紧出海训练。同时，朝廷在全国招募技术人员和民夫，一批积累了三个朝代历时六百年经验的航海精英，迅速集结在郑和周围，成为其团队的骨干。 在中国最大的瓷都江西景德镇，数千个窑炉燃烧着彤红的火焰，瓷匠们日夜烧制着精美的青花瓷器，准备将它们装上大船运往各国。 江南的织工用蚕丝精心织造着丝绸，还有世界上最美丽的“云锦”，它们奇妙的色彩和图案后来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国王和王后。 全国有十三个省要向朝廷交纳特产和珍品，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被迫提高了税金。他们非常生气，却不敢大声喧哗，因为严厉的皇帝会砍下每一个反对者的脑袋。 为了让郑和走向更多的国家，皇帝还亲自下旨，在国内几个最高学府中开设八个学馆，培训通晓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的翻译。其中叫做马欢和费信的翻译都先后跟随郑和多次下西洋，以后分别写了两部著名的游记，成为郑和航海珍贵的历史依据。 1402年，皇帝一声令下，巨大的造船厂里聚集起大批船工，建造着世界上尺度最大的航船。这场造船的狂潮一直持续了五年。为了满足帝国的特殊需要，全国其他官方船厂建造和修复了2300艘以上的船只。高峰时期，在南京的皇家造船厂里约有二、三万人住在厂里日夜工作。 当时造船厂的总面积达到了51万平方米。 造船厂的旁边是长江的支流，一长串的驳船将木材及各式建材运送到造船厂。由于沿海各省无法独立供应所需木材，内地伐木民工被仓促地动员起来，他们在长江流域四处寻觅和砍伐高大优质的树木。这些巨大的木排顺流而下，可以沿长江一直漂向位于下游的船厂。 为了供应造船所需的大量油漆，皇帝还下令专门在南京建造了大型造漆厂和各种工厂。那些直径达10公分以上的缆绳，用毛竹的纤维编织而成，用加热的桐油浸过之后，变得十分坚韧，可以承受海水的腐蚀和大浪的冲击。 为了皇帝的远征，帝国的机器开始高效率的运转。 采访 爱德华·德雷尔（ Edward Dreyer 美国迈阿密大学历史系教授） I’ve added them up and it comes between to 2 or 3 thousand ships at least. But in any event starting in 1403, a large amount of ships were ordered to be built and two hundred and fifty of these ships were built by the capital guards, in other words the military units located in Nanjing. （我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两千到三千艘船。不管怎样，从1403年开始，订制了大量航船，其中有250艘船是由京城的卫队，也就是驻扎南京的军队建造的。） （此处删去若干段落） 解说： 郑和手下的翻译费信在他撰写的航海记录中，确认了600年前郑和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它用坚固的柚木和红木建造，像一座海上浮动的宫殿，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精美的海上建筑。它的甲板上面分为四层，屋顶带着象牙般翘起的飞檐。郑和的指挥所有着豪华的陈设，精巧的水罗盘位于大厅中央，可用它来导航。船尾最高的甲板上是郑和经常踱步的地方。甲板下层是为外国的使节和家属准备的60多个装潢精美的房间，再下层是全体乘务员的住所。 皇帝朱棣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耗用数百万银两和所有的民间资源来建立海军舰队和远征世界呢？中国皇帝的目的与欧洲各国是截然不同的。 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OLUMBUS）横跨大西洋，是为了寻找东方和黄金。皇帝的水手们带着发财的梦想登上了新大陆，然后以开发殖民地的代价改写了历史； 皇帝的水手们带着发财的梦想登上了新大陆 1519年的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Magellan)为了寻找香料，试图开辟一条世界商业贸易的全新航线。他们的航海探险都出于金钱和商业目的，并因此得到国王和商人们的支持。 而中国皇帝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1416年4月6日，朱棣在南京曾经亲自立下一块碑石，上面的碑文写道：我将派遣使者到海外各国去宣传文明，用礼仪来引导他们，以改变他们的野蛮风俗习惯。 采访：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他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达成他一个中央王朝君临天下的架势。 解说： 打开中国的史书，上面都反复写着：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是世界上最伟大和先进的帝国，它周边的其它国家都是没有开化的小国，只能成为中国的附庸。通过谋反和篡位获得权力的朱棣，始终为他的王位忧心忡忡，他必须向世界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展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指望它们能够服从自己的权威。他一方面准备耗费巨资迁都北京，动用几十万民工建造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宫和都城，另一方面，他决心派一支强大的海军开往各国，把已知和未知的小国都纳入以中国为核心的属国圈。 （此处删去若干段落） 解说： 公元1406年1月，军旗猎猎，号角齐鸣，庞大的舰队满载着28000名将士及大量金银、瓷器、铁器、铜器、布匹、谷物和珍宝，正式起锚，在皇帝的注视下和当地民众的狂欢中出发，在强大的东北信风的推动下，开始了向东南亚、印度、非洲和中东的远征。庞大的郑和舰队最多时拥有317艘船只，包括各种战舰、运兵船、供给船和货船。这个大规模环球航海行动赶在欧洲人之前，比哥伦布提早了八十多年。它宣告了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断言大地是一个圆形的球体。这个伟大的思想在1520年被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在环球航行中证实。但这个观点在当时没有对中国产生影响。那时的中国人认为大地是方的，而天空则像一个半球形的盖子罩住了大地。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郑和接受了传统的“天圆地方”学说。但这个学说并没有具体描述大地与海洋的起点和终点。在皇帝的支持下，郑和坚持要走向大地和天空的尽头。但他并不知道，在波涛汹涌的海平线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是黑暗而巨大的深渊，还是一片从天上弧形下垂的硬壳？船员们甚至怀疑走到天边会不会掉下去？郑和率领舰队勇敢地向前航行，企图触摸这个世界的边缘。600年以后，关于郑和的舰队最远到达过什么地方，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1405年7月11日，郑和船队开始了第一次远航。船队首先到达越南，然后开往泰国、印度尼西亚，穿过马六甲海峡，横度印度洋，经过斯里兰卡最后到达印度半岛；长达5000海里的海路被完全打通，描绘出大明帝国海上霸权的基本轮廓。 载有上万名敢死队队员的特混舰队，在郑和的指挥下破浪前进。其中大多数普通水手和士兵都是被处刑流放的罪犯，皇家警察监督和管理着他们，要求他们为皇帝勤奋工作。 只要他们在海上建立功勋，过去的罪恶就可以得到赦免。 舰队中还有外交官、文书、翻译、礼仪专家、乐队、气象和天文学家、舵手、水手、医生、修船工匠、宪兵和特务，其中95％是军官和士兵，但宦官始终是他们的最高灵魂。28000名船员在那些宫庭太监们的领导下展开着这场艰难的海洋探险。 （此处删去若干段落） 这里曾经是郑和船队的淡水和粮食供应的基地。古老的马六甲河至今仍然在静静地流淌。郑和七次下西洋，六次在马六甲停留，为了保证二百多条船的供给，郑和首先在这里和印度尼西亚的巨港建立了他的海军基地，把东南亚的这两个区域变成了货舱和贸易中转站。此外，印度半岛西岸的古里，也就是今天的卡利卡特（Calicut），还有西亚的忽鲁谟斯（Ormuz ），都是郑和在印度洋上的重要据点。它们是通向麦加圣地、红海和非洲的枢纽。 美国历史 网游《航海世纪》里的巨港景象 郑和手下的翻译马欢在他的航海日记中写道：郑和船队一旦到达，立即用篱笆围起营地，库房里堆满了在西方采购到的货物。营地的四周建起了眺望楼，巡逻队提着马灯和铃铛在附近日夜看守，以防盗贼的抢夺。水手们在这里度假，推销、采购，赌博，搜集漂亮的女人。作为太监的郑和不需要女人，但他并没有阻止下属的寻花问柳。即使在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好客的主人也希望自己的妻子拥有一个中国情人，这样可以使他感到非常体面。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一些中国水手还在那里生儿育女，加入当地的华侨社会。郑和舰队的到来，除了刺激当地贸易和香料种植业的发展，也促成了色情业的繁华。 郑和的事业面临着各种难以想象的挑战。他的船上除了无畏的战士，还有一个神秘的客人，那就是死神。频繁的战争消耗着远征军的人数。有时，马灯引发的火灾会烧毁整艘战船。尽管携带了许多医生，船上的疾病还是不可阻挡地爆发了。热带流行病和性病袭击大舰队，夺走了许多船员的生命。而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大海。凶猛的海洋风暴吞没了许多舰船。每一次远征返回时，郑和都要带回一份沉重的死亡名单，它记录了死神的收获。据说最多的一次有一万人死在海上，人数超过整个舰队的三分之一。远征者的家属再也无法触摸那些已经葬身大海的尸体。他们的恸哭淹没在皇帝胜利的笑声之中。 今天的马六甲至今还留有许多郑和的遗迹，最令人注意的还是那座布满坟墓的山丘，这是最大的华人坟场，叫郑和山。不少墓碑几乎被沙土和树根淹埋，四处可见斜露在外的一角墓碑。据当地人说，在这些几百年前的尸骨中，有许多都是当年郑和舰队的水兵。 据郑和的随员事后回忆，有一次，突如其来的台风像幽灵一样出现在他们的航线上。惊骇的水手认为海底大蛟龙就要出现，这种狂暴的怪兽会以强而有力的巨爪掀起滔天巨浪。再大的巨轮也无法抗拒。眼看就要葬身海底，郑和与所有的船员一起跪下，不断念着天妃娘娘的名字，祁盼她能保佑大家的平安。接着，他们的祷告竟然得到了回应。一道蓝色的亮光闪现在帆顶，全体官兵惊喜万分。其实这是西方水手所熟悉的一种电光现象——爱尔摩火，常见于暴风雨中的树梢，尖塔和桅杆。但对郑和的水手们而言，这却是一个奇迹。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奇迹真的出现了，当他们祷告完毕后，风暴远离他们而去，大海恢复了往昔的平静。 采访: 樊树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就他这个海船甲板上面有五层，最顶层是他的指挥所。他这个帅船嘛有指挥所，指挥所边上就是妈祖庙，可见她的地位重要，他要祈求平安要妈祖保佑他。 解说： 舰队回到南京之后，基于内心的无限感恩，郑和乞求皇帝赐予天妃一个被国家承认的称号。皇帝答应了这个请求，册封她为保护国家爱护人民的女神。 但郑和觉得还不够。第二次远航他没有亲自出征，他留在了天妃的出生地——福建莆田的湄洲岛，去坐镇指挥天妃庙的整修大业。他的副手，一直忠诚地跟随他完成七次航行的太监王景宏，替他带队完成了第二次航行。 当年郑和就在这里带人修建了这座雄伟的新天妃庙，他为这座寺庙的园圃带回了稀有的异国树木。为增加神像的光彩，他还带回了无数的金银饰品。天妃作为海上保护神，就像是郑和的另一位慈祥的母亲，她诉说着对儿子长达600年的思念。 1408年月12月17日，郑和带队开始了第三次下西洋。除了前两次去过的国家外，又到了印度西南的马尔代夫(Maldives)群岛。经过印度半岛的科钦（cochin）和卡利卡特（calicut),往西一直延伸到波斯湾（persiangulf）的忽鲁谟斯（ormuz）。 （此处删去若干段落） 解说： 舰队还大量携带生姜、茶叶，柠檬和柑橘。这些最寻常的食物避免了坏血病的灾难。郑和的水手们还可以自由饮酒。酒帮助船员度过潮湿的雨季和寒冷的冬天。据说中国人最爱玩的麻将就是从郑和船上传下来的。水手们唱着家乡的民歌，感伤的情调在船上四处弥漫，触发了人们对家乡的思念。 可是，海上的平静总是短暂的。占据旧港的广东海盗陈祖义，是中国与南洋进行海上贸易的最大障碍。这位前元朝官员卡住南方海洋的咽喉，成了明朝官方海上贸易的劲敌。为打通前往东南亚和西亚的海路，决战变得不可避免。剽悍的陈祖义似乎低估了郑和舰队的实力，为了阻止北方帝国的势力，他的舰队率先发动对郑和的攻击，却遭到明朝海军的迎头痛击，陈祖义一方有五千人阵亡，十艘军舰被击沉，几乎全军覆没。陈祖义本人和另外两个首领被捕，由郑和亲自带回京城，被中国皇帝砍下了脑袋。 （以下删除若干段落） （未完待续） 题图说明：电视截图效果很差，也找不到合适的郑和主题图片，只能以幻象图片代替，但也许正是这种幻象，能够激发我们对历史的无尽想象 链接： 郑和——发现美洲大陆第一人？（下）

——美国历史频道推出首部中国纪录大片（下） 撰稿：朱大可 作者说明：2007年7月9日美国时间20点到22点，美国A&E历史频道在黄金时段，播放由本人撰稿的《郑和——发现美洲大陆第一人？》。这是美国主流电视频道首次播出中国制作的文献记录片，并获得2007年度艾美奖提名。它对探索本土纪录片的国际化道路，或许有某种启发意义。杨澜主持的原阳光卫视，斥资百万，为这部影片的制作和发行付出了巨大努力。制片人李蕴、导演吴石友以及整个制作团队，在该片拍摄过程中显示的杰出才华，是该片成功的坚实基础。在本博上贴出该片2003年国际版的部分文案，乃是为了向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朋友们表达敬意，并缅怀那些已经流逝的合作岁月。 题图：郑和下西洋，作者：孙韬 解说： 郑和的船队是否到过澳洲和美洲？他手下的将领长达六年的漂流究竟到了地球的哪个地点？孟席斯用三千多个证据把郑和推到了世界面前。不管他的结论正确与否，终究引发了人们对这个明朝太监的更多的关注。 然而，狂欢的喜剧终于接近了谢幕的时刻。据说，1422年5月9日，一场暴风雨降临在北京城上空。闪电击中了新完成的紫禁城。大火在高大的朱红色圆柱上疯狂燃烧，许多彩绘壁画和皇帝的木雕龙椅一道化为灰烬，巨大的金黄色琉璃屋顶也崩坍成了碎片。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朱棣还召集文武百官反省自己的过错，下令赦免受灾地区的所有税粮。接着，他又沉重地颁发旨意：暂停郑和宝船舰队的远航和宝船的修造，以减轻百姓的税收。他惊恐地意识到，离开本土去征服别国，耗费无数钱财，也许真的违背了天意。但他还来不及料理这些令人心烦的事务，便死在征讨北方的战场上。 1425年，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继位，就在他登上皇位的第三天，便把被朱棣关起来的财政大臣放了出来。几乎所有的文官都出来控诉宦官的罪行，郑和被下令停止出海。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郑和六次下西洋及朱棣古怪的贸易体系造成的大量损耗，引发了帝国的恐慌。仅仅白银一项，每年就花费600万两，还不包括对两万官兵的嘉奖。由于船队携带铜钱出国收购，致使铜钱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钱荒”，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郑和第六次远征时的物价，比第一次时上涨了300倍。更可怕的是，几万名官兵葬身海底，数不清的船只在异国漂流。国家官员对宦官的仇恨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郑和曾经说过，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这是一个海洋征服者的忧思。可是这并没有被新皇帝和多数官员所接受。 采访： 樊树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所以为什么说郑和下西洋，它不是一个经济事件，不是一个外贸事件呢？它不是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它是赔本的买卖，它不是做生意，它不是一个船队去做生意去的，它不是，是始终亏本的。那么这样子要长期维持当然不可能了，如此庞大的开支，它长期维持这样子的，它只能到一定时间就断掉了，也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以后也不可能再搞起来。 解说： 考虑到郑和是先朝的旧臣，再加上劳苦功高，新皇帝不想太难为他，在停止远征的行动之后，把他派到南京担任守备。文官终于有了报复宦官的的机会，郑和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首都北京，那一年他五十五岁，已是花白头发。 郑和虽然是南京的最高武官，但皇帝规定其所有事务都必须与其他官员商议，他的权力形同虚设。郑和感到自己在官府里处理公务已很不方便，平时就躲在自己家里办公。郑和因为是个太监，无法繁衍后代，他只好回到老家，请求哥哥把他的儿子过继给自己作儿子，以续香火。宽大的园子时常传来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欢笑，使空空荡荡的家园有了那么一点生气。 航海被停止了，郑和辖下的两万余名水军奉命守卫南京，却没有一条战舰被使用。他们不是被派去当水上运输的船夫，就是担任修理宫殿庙宇的工匠。朝廷还多次停止发放粮饷，郑和为此多次上书请求，却没有得到什么回应。一年又一年，郑和的水兵荒废了水上训练，成了在泥浆里打滚的苦力。冬天来临了，宽大的院落里堆满了枯黄的落叶，这凄凉的景象，更使失意的郑和感到无限忧伤。 信仰伊斯兰教的郑和早在前六次出海时，曾多次到达麦加（MECCA）圣地，由于伊斯兰的教义拒绝残疾人前往麦加朝圣，而作为被切除了男性生殖器的郑和却是一个真正的残障者，他只能派副手前往朝圣，代替他行使教徒的职责。在南京受到冷遇期间，郑和唯一能做的便是常常去南京的清真寺，参加回教徒的斋月，虔诚地向安拉祈祷。 1426年，在位只有一年的朱高炽病死，由朱棣的孙子朱瞻基继位。登基不久的新皇帝朱瞻基下令，限郑和八个月内修复一座已经停工十几年的大报恩寺，该寺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佛教寺院。若工程逾期不能完成，决不轻饶。诏书的语气十分严厉，显示新皇帝对这位前朝老太监的无礼。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郑和忍受着羞辱和委屈，带人上山，亲自督察施工。这位对建筑也深有研究的老太监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出色完成这一巨大工程。 为了建造寺内的琉璃宝塔，郑和下令从菲律宾运回火山灰烧制的特殊的琉璃瓦，使它拥有一种迷幻般的色彩。宝塔造成之后，成了中世纪全球七大奇观之一，来自各地的参观者如同潮水。高大的宝塔在夜里同时点燃上千盏酥油灯，十几里地外都能看到它辉煌的姿容。可惜这座寺庙被以后的战争摧毁了。人们从地下挖出的部分建筑材料中可以看出，当年工匠的琉璃烧制水平至今仍然是第一流的，它们成了建筑业的宝贵遗产。可是这些成就并不能驱除郑和与大海分离的寂寞。郑和就这样在南京度过了十年黯淡的岁月。 直到1430年，宫廷里的西洋奢侈品越来越少，市场上的海外产品成了凤毛麟角，过去时常来朝贡的外国使节也早已失去了踪影。新皇帝朱瞻基为中国朝贡贸易体系的衰败而忧心忡忡，想重振朝庭在海外的声威，再次缔造“万国来朝”的盛况。这时皇帝又想起了郑和，决定再次启用这个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老太监。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公元1430年，郑和已经六十五岁。他知道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出征。为此他树立了两块碑石，以记录他先前完成的几次远航的事迹。郑和在碑文中详尽地记载了他本人每一次远航的成就。他把几次下西洋的时间和经过，以及他去过国家的名字一一刻了下来。 采访： 孔令仁（南京郑和研究会会长） 在他的那种处境下，在他的思想活动当中，一旦他死后那种反对之声，可能更喧嚣尘上。他的下西洋的这种壮举，也很可能在史书根本就给抹杀了，或者根本就没有记载了，以示如果他一旦因公殉职而不能回来的话，他的一块碑给砸了或者毁了，同时他可能还有另一块碑的存在。 解说: 郑和为历史留下两份特殊的遗书。500多年后，它们经历了水与火的考验，成为郑和功绩的最坚固的见证。 在这次出海前，郑和用自己的钱铸造了几十个佛像和罗汉，准备将它们送往佛教寺院布施供奉。但他还没有来得及送走便出海了。 第七次远征时，衰老的郑和已经出现了各种病兆。但他还是忠实地执行了皇帝下达的命令。1433年3月，舰队航行到印度洋时，郑和再一次病倒，随后进入了弥留状态。医生对此束手无策。不久，郑和在大海的呼吸声中走向了长眠。 海上的生命应当结束在海上，这是郑和家族的不可动摇的信仰。根据回教传统，尸体要经过清洗后再用白布包裹。葬礼简单而又庄严。在阿訇的吟诵祷告声里，将士们把郑和尸体的头部朝向麦加的方向，把它缓缓地投入大海。海水迅速吞没了这个老人的身躯。据说，他的头发和衣服被带回南京，埋葬在牛首山上，成为这个古老城市的一个平常的风景。 离郑和墓不远，将近十万伊斯兰教徒环绕着大清真寺组成了自己的社区。郑和死后，他的许多部下都改姓“郑”，守望着这片方圆五公里的郑和的土地。直到五百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他们的后代在为郑和守墓。 采访： 郑上清(郑家村村民) 本来呢，我们的祖上姓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跟郑和，我们两家是坟上亲交。关系很好的。我们跟郑和姓郑了，我们的老祖宗也跟郑和下西洋之后，最后回到南京来了。那么，最后一直给他看坟墓，改姓郑，一直到现在。 解说： 郑和死后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凭想像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太监，以故事和塑像的方式在民间流传，并把郑和描述成一个呼风唤雨的神。直到明朝后期，皇帝还喜欢在宫廷里观看官方艺人演出的傀儡戏，它们讲述郑和下西洋的传奇。郑和出海远征的故事成了不朽的传说。这些夸张的脚本来自民间。在郑和当年供奉的妈祖庙里，天妃娘娘的偶像边站立着一个崭新的郑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朝拜。直到今天，在郑和去过的地方，人们还经常举办海洋文化节。这些出现在舞台上的海洋和风帆，成了对郑和远征舰队的一次次美丽回忆。 在东南亚一带，至今还留有许多纪念郑和的寺庙。在泰国的一座最大的寺庙里，供奉着一尊高达12.6米的金制佛像，当地人说他就是郑和。他们说郑和已化成了菩萨，能够保佑平安。在印度尼西亚，每年都要举行中国传统的庙会庆典。虔诚的信徒去庙里迎接郑和神像，开始了闹街的仪式。广场聚集起成千上万的人，只盼望能抚摩一下郑和的身体。在拥有仇恨宦官传统的华人社会，除了郑和，没有任何人享受过来自人民的这种敬意。 采访： 樊树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如果说他是一个像西方殖民主义者那样子的殖民行动，引起当地人的反感，他们不会纪念他。他不是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怀念他。 解说： 据说，郑和死前留下最后的遗嘱，命令属下把打造好的佛像送入佛教寺庙。信奉伊斯兰教的郑和临死前留下了一个谜团。也许郑和考虑到他死后转世的问题，想借助佛教的力量来摆脱对身体残缺的恐惧，也许他是再一次表示对皇帝的忠诚。 按照宫廷的传统，宦官被阉割后的阴茎和睾丸，需要进行油炸脱水，然后被储存在一个盒子里高高地悬挂起来。宦官死亡后，这组作废的器官将被放进棺材，与死者一起埋葬。这样做是因为人的躯体必须在死后保持完整，以便他投胎到另一个世界时能恢复男性的本色。但郑和已经无法实现这样的愿望了。他的尸体和他的生殖器发生了永久的分离。这也许是一生中最后的恐惧。他到死都没有收回被皇帝夺走的男性标志。 郑和开辟的大航海事业遭到了灭顶之灾。十五世纪中期，由于海盗猖獗，朝廷开始实施海禁，皇帝被迫放弃了朝贡贸易，同时也严禁民间的跨国自由贸易。郑和的远征舰船被拖回南京的皇家船厂，被阳光、风和江水腐蚀，逐渐成为一堆历史的破烂。朝廷还规定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并准许沿海总督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逮捕驾船下海的商人。在帝国高级官员的声讨下，郑和留下的大批档案不翼而飞。 采访： 朱惠荣（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书上有记载，说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的档案，后来被毁掉了。这个就是后来的人，皇帝问到说是郑和那个时候远航情况怎么样呀，好像有再远航的意图。这个时候一个大臣叫刘大夏，就透露出来说，那些当时的档案已经找不着了，毁掉了，已经一把火烧掉了。就是说当时具体一些细节呀，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了。 解说： 郑和死后，那些反对他的文官们要彻底清洗掉一切有关航海大发现的知识，以防止有人利用这些知识卷土重来，给农业帝国带来新的灾难。在明史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记录只有三十多字。在朱棣皇帝发动政变的功臣名单中找不到郑和的名字；翻遍明朝其它上千部史书，都没有关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记录。要不是郑和生前留下的那几块碑和他手下人马欢、费信等写的航海日记，要不是那份幸存的残缺不全的航海图，郑和的事迹真的会成为无法破解的千古之谜。 采访： 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Dreyer 美国迈阿密大学历史系教授） The voyages that take place in 1433 the Ming government loses interest completely even in anything overseas even if it is Chinese that are doing this overseas. （自1433年的航海之后，明朝政府完全失去对任何海外事务的兴趣，即使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从事的海外活动也无一例外）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China was Chinese; we didn’t need exports, overseas trade and so on. And at that very moment when the Europeans had the charts, thanks to the Chinese, (the Europeans) could discover the world. So it was China’s decision to turn in on itself and so she lost what she could’ve had which was leadership of the world. （中国是中国人的，我们不需要出口与海外贸易这些东西。就在这个时候，欧洲人得到了航海图。多亏了中国人，欧洲人才发现了世界。所以，正是中国人自己决定闭关自守，从而失去了本来可能拥有的领导世界的权力） 解说： 伟大的航海梦想被悄悄埋葬在皇帝的后花园里。几百年后，新的帝国继承了海禁政策，居民必须离海岸15公里居住，绝不允许任何一块木板下海。不到一百年时间，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遭到了彻底的摧毁。 继郑和之后八十余年，也就是在1492年，欧洲的哥仑布(Columbus)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1499年的葡萄牙的达·伽马(De Gamma)发现了通往东方印度的航道； 一百年后的1519年到1522年，西班牙的麦哲伦(Magellan)完成了第一次环球旅行； 1588年，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全球海洋的霸主。 而中国却从此关闭了海上大门，长达四百年之久。 (THE END) 郑和片尾字幕 总监制 杨 澜 陈汉元 监 制 西 冰 制片人 李 蕴 撰 稿 朱大可 导 演 吴石友 制片主任 潘剑林 摄 像 王晓健 邹 勤 作 曲 张维良 绘 画 李 西 三维设计 张 拓 美 术 孙国平 解 说 赵屹鸥 副导演 潘剑林 照 明 张学军 韦勇生 摄像助理 赵 旭 钱 盛 照明助理 张兴华 杨胜利 制片助理 陈南轩 前期录音 葛英晗 场 记 王 英 剧 照 杨雯晴 演 员 成年郑和 赵 旭 少年郑和 马宁心 昆曲演唱 张卫东 道 具 李明山 服 装 石瑞娟 化 妆 李冬冬 海外专家采访 君 达 海外事务协调 Tony Qi 英 文 翻 译 Tony Qi 司松洁 校 译 温飚 英 文 译 本 George Campbell Flournoy 音乐录音 张小安 中国唱片公司 三维制作 北京色维空间数码动画制作有限公司 绘画摄影 刘才云 剪 辑 吴石友 剪辑助理 王 轩 特技合成 陈致元 乔爱宇 动 效 罗 丹 后期录音 陈宛心 混合录音 罗 丹 字 幕 乔爱宇 资 料 葛英晗 国内发行 钟嘉陵 宣传统筹 杜明明 鸣谢专家 陈延杭 樊树志 何奇松 孔令仁 罗宗真 徐克明 朱惠荣 朱鉴秋 张国英 郑上清 高发元 郑一钧 颜夏梅 黄守萍 林金榜 陈和栋 张业希 郑自海 刘达才 吴 京 时 平 哈吉·阿卜杜拉黄秋润 Louise Levathes （美国） Gavin Menzies （英国） Edward Farmer （美国） Edward Deryer（美国） Januse Janiszewslei（波兰） 特别鸣谢协助拍摄机构： 国家文物局文物音像出版社 台湾慈济大爱电视台 福建省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福建省泉州市木偶剧团 南京博物院 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 江苏省南京市净觉寺 江苏省南京市朝天宫 云南省电视台 云南省昆明电视台 云南大学 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妈祖祖庙 上海新文化广播电视制作有限公司出品 2003年10月 （作者案：李蕴、西冰、陈汉元等对此稿亦有重要贡献） 链接： 郑和——发现美洲大陆第一人？（No.1）

在5月11日母亲节降临的日子，需要对这个节日及其含义，做一次文化考古学的探究。毫无疑问，母亲节旨在表达对于母亲的敬意，并重申母亲的重要价值，也即她的象征性品格——慈爱、宽容、勤勉和自我牺牲。但中国人所循用的，只是一个源于美国的公共节日。 在丢失自我传统的同时，中国人也丢失了自己的母亲节。这个节日原本叫做“七夕”，也即妇女节，混合着女儿节和母亲节的两种职能。在农历七月初七那天，所有东亚女人都将学习织女，展示作为女人和母亲的职责：打扫并整理房子，让它焕然一新；拿起绣花针和剪刀，向人炫耀自己的女红技巧；把孩子带往七星娘娘庙，向七位美丽端庄的女神致敬，因为她们就是伟大母亲的代表。由于“七夕”被误用为“情人节”（东亚情人节本是三月三，却也不幸遭到了遗忘），本土母亲丢失了被纪念的契机，最终被迫引入一个时髦的洋节，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变，它只能验证民族文化的衰微。 在一个普遍携带恋母情结的族群里，母亲的形象始终暧昧不清。基于儒教的殷勤规训，中国女性注定要面对歧视的目光，但经过岁月洗礼之后，她们却能透过老迈的身躯，从“孝道”中召回自己的尊严。这种戏剧性反转，源于“华夏恋母情结”。这情结有时呈现为令人惊骇的状态。 “二十四孝图”向我们提供了某些著名的范例，如郭巨埋儿奉母、王祥卧冰求鲤、吴猛恣蚊饱血、庚黔娄尝粪忧心之类，它们洋溢着自虐和变态的光芒。而在这种狂热的恋母叙事运动背后，是严重的人格障碍。强悍的专制政治，拒绝塑造成熟的独立人格，而只顾生产“大男孩”和“大女孩”。他们患有某种“依附性人格综合征”，并永远无法摆脱对“父亲”和“母亲”的依赖。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种类型的母亲。 第一类是“宗教母亲”。她们的早期代表就是黄帝。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圈，乃至东亚的绝大部分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女人统治的漫长时代（史称“母系氏族社会”），全民都信奉和祭拜女神，而女人也掌管种族的最高权力。统治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大母神，正是黄帝本人，她和大父神炎帝的对抗与和解，孕育出一种惊人的繁殖力，以致他们共同营造了庞大的华夏民族。而在男性大规模夺权之后，黄帝的性别遭到了篡改，摇身变成一名顶天立地的男神。正是这种“性别的文化手术”，导致华夏女神数量大幅削减。经过中古时期的反复调整，最终形成女娲、观音和妈祖的三位一体。这是简洁有力的神圣组合，足以慰藉和呵护中国人的脆弱灵魂。 在“政治母亲”的谱系中，除了雷锋所酷爱的“母亲”之外，当推率众抵抗金兵的杨继业遗孀佘太君，以及在岳飞后背上刺字的姚太夫人。 而最著名的“道德母亲”，则有孟子之母仉氏和欧阳修之母郑氏，等等。所有这些名满天下的母亲，都已成为一种传奇，承负着道德标兵的使命，孜孜不倦地教诲着帝国的子民，向他们发出语调庄严的劝诫。 但在我看来，跟政治和道德之类的公共母亲相比，只有第四类“生活母亲”，才会在中国人日常事务中扮演亲切的角色。在唐诗里，她是孟郊笔下缝补游子衣裳的慈母，在小说《红楼梦》里，她是压抑本性而于诗歌中探寻自由的李纨，在现实生活里，她为营救儿子不惜暴走的武汉妈妈陈玉蓉，是那些在灾难突降时以血躯保护孩子的母亲，以及无数生育和滋养我们成长的“无名氏”。她的身影，融化在日常生活的图像里，成为推动人类繁衍的最柔软的力量。向母亲致敬，并非要上演洗脚和磕头的闹剧，而是要重建以爱为轴心的世俗信念。我们将携带这种爱，穿越暴力横行的岁月。

亚里士多德的文体学制造了一个长期的困惑 散文的第一种困惑，是它的家族成员究竟有多少？“百度百科”上的所谓“散文”词条，将散文概念无限放大，甚至政论和历史都被算作散文，达到了殊为可笑的地步。而这正是笨拙的“文艺理论”所坚守的“宏大阵地”。尽管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指涉了包括演讲在内的各种文体，但不等于使用修辞手法的文体都属于文学。这种古老的逻辑陷阱，误导了大量散文专家，而他们胡乱归类的结果，就是把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史稿、奏疏、诏书之类，统统算作“散文”。 按照这种逻辑，则行政公文及各主流大报的社论（政论），都应当划入散文框架。中国五十年代跟苏联交恶时的“九评”，振振有词，声色俱厉，可算作“政论式散文”的经典之作，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散文选集，会把这些玩意儿装进自己的箩筐。文学内部文体和文学外部文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从未有过正常的分野。 散文的第二种困惑，在于它在文学中究竟有多少地位？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家，仅靠散文就能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这是文学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尽管事实上，散文有时候比其他文体更为重要，例如加缪的散文成就，早已超出他的小说，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座高山，就连萨特都对此“有所忌惮”。但跟诗歌与小说相比，世人眼里的散文，终究只是姿色平常的侍妾，缺乏独立地位，犹如一道蕾丝花边，环绕在小说和诗歌四周，柔顺地衬托着主体的形象。萨特与加缪的冲突，也许可以归结为“长篇小说”和“散文”之间的对抗。 诡异的是，只有在中国，散文才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体，仿佛它就是文学的轴心。中文教育对散文的偏爱，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正是这种情形引发了我们对散文的第三种困惑：散文真的应当是中文教育的轴心吗？散文被中学语文教科书所长期纠缠，由此推出一些“主流”范式。根据中学语文课本所推出的目录，可以大致描述出一个现代散文的演化路线图：第一代为鲁氏兄弟（鲁迅的杂文和周作人的随笔）；第二代是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人；第三代以则余秋雨为代表。 这个“散文演化三部曲”，为中学生的作文写作，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鲁迅体辛辣，杨朔体甜腻，秋雨体煽情，每一种文体，都是语文老师的最爱。他们以此为样本，孜孜不倦地指导那些毫无鉴识能力的学生，让中文写作变成单一风格的仿写游戏。这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坚硬规则，它滋养了大批“弱文商”青年。今天，只要观察大学生的汉语现状，我们只能推导出一个“偏狭的”结论：中小学语文教育，是“教育满汉全席”中最失败的一道大菜。 上述这些困惑阻碍了散文的正常发育。主流文学史所热烈推崇的散文作品，大多是无关痛痒和无病呻吟的“无害之作”，它们把散文引向了一个畸形的方向。近几年，一些有信念的中学教师，开始反抗这种趣味，试图引入一些饱含人本主义精神的文献，这从反面揭示了主流散文的无聊特性。 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散文，始终未能挣脱自己的“童稚期”，而长期受制于“后宰门风格”。 2005年，时任台湾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访问西安的母校“后宰门小学”，六个小学生进行动作夸张的“样板戏”表演——诗朗诵《连爷爷您回来了》，一度成为台湾政界、媒体和民间嘲笑的对象。仔细观察一下《连爷爷》的视频，它显然就是童稚版的贺敬之体：以一种没有主体性人格的抒情姿态，加上一堆忠字舞式的躯体动作，构成“少儿文艺腔”的基本范式。尽管遭到嘲笑的是“诗朗诵”，但散文的状态难道会比它更好么？ 人们面对的第四个困惑，是找出中国现当代散文的最大弊端。这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大多数散文的撰写者，都以一种热烈的姿态，投身于散文书写的洪流之中，那就是“媚雅”（kitsch）。这个语词曾经被人错译为“媚俗”，用以表达对粪便、垃圾和低俗的蔑视，暗含对高雅的追求之意。 但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解释，文学中最“媚雅”的，恰恰是那些劣质而又伪装成优雅（“真善美”）的货色，用现下的俚语说，就是“装B”。散文是最容易被人用来“装B”的一种文体，而这正是散文的悲剧性命运，它注定要成为包容一切的绣花枕头，被那些平庸、低劣、恶俗和陈腐的趣味所充填，不幸地沦为徒有其表的“垃圾袋”。 散文的媚雅，不仅表现于媚官、媚权和媚钱，更在于向乡村、田野、民俗、历史记忆和诸子百家献媚，而后者几乎是难以觉察的。被献媚的事物的浩大光芒，遮蔽了献媚者的真实面目，令他们散发出“高雅”和“有文化”的浓烈气味。而这正是媚雅者的书写目标。 媚雅式书写起源于它的某种工具性特征。中国散文家很难实现真正的“纯文学”梦想。散文最初是体制的工具，而后又成为市场的工具。它以“正能量”的赞美姿态出场，向四周团团作揖，仿佛这就是它的使命。那种专门“画黑暗势力的鬼脸”的散文，难以受到当下中学语文老师的鼓励。散文的重量，比鸿毛还轻。这种多重的工具人格，瓦解了作家的独立主体，以致他们无法聚结起强大的心灵力量。但那种内在的精神性（独立意志、诗学信念和终级关怀），却正是文学创造力的核心。 第五种困惑是，散文的出路究竟在什么地方？作家的社会角色，一直是文学所无法规避的难题。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者）、“社会良知的担待者”（引领者）、“传统价值的叛徒”（反叛者），到“汉语创新的手艺人”（实验者），所有这些表情严肃的角色，都是文学家为自己设定的形象。但散文作家的话语方式总是偏于老旧，不是仿效港台三流作家，就是跟本地中学语文课本的主导风格密切呼应。还有人在热烈叫卖木心和胡兰成，似乎那才是散文的巅峰和出路。但立牌位之举，似乎无法改变散文的现状，跟其他作家群体相比，散文更需要青年天才的诞生、崛起和突围。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散文自我突围的契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降临，正在变得日益稀少。互联网时代的“无铅运动”，导致手—手传阅链的断裂，文本可以自由发表，不再经过任何编辑程序的过滤。这种无铅化/数码化运动，令许多网络文青丧失自我估量的能力。他们沉浸在作家的幻觉里，在互相勉励和叫好中一意孤行，以复制、粘贴和转发的方式，制造互联网上的文学狂欢。毫无疑问，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网络文学帖子，而且大都以“散文”的形态面世。但它跟文学毫无关系。它不是文学升华的信号，却提供了散文繁荣的盛大幻象。在这样的图景中，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散文的真正出路。

作为“四大国粹“之一的京剧 20世纪以来，中国人被迫面对三种历史叙事模式，第一是胡适、鲁迅和陈独秀的“新文化叙事”，它以“打倒孔家店”的激越口号，表达出对否定历史传统的坚定信念。尽管此后胡适做出了重大调整，重新走回“整理国故”的道路，但颠覆历史传统的“潘多拉之盒”已经开启，变得不可逆转。 毛泽东的革命叙事，接过“新文化运动”的火把，将其变成更为彻底的“断裂式进化”，通过历次严厉的思想整肃，尤其是文革的“大批判”暴力，切断了现代中国与自身历史的血脉。 邓小平的财经叙事，终结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革命，但“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文化传统的断裂状态并未得到修复，反而因大规模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文革中尚未摧毁的“硬件”——明清建筑和地下文物，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此外，经济运动对文化建构的僭越和替换，也加剧了文革以来的文化退化态势。 以上三种历史叙事互相叠加的结果，导致了现代中国与传统文化的严重断裂。中国文化面对严重的价值危机：一方面是传统价值无法成为世人的精神支柱，而另一方面，西方倡导的人类普世价值，又被视为来自“敌对势力”的文化阴谋，这种双面夹击，全面瓦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为当下的教育危机、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提供了深刻的逻辑前提。 基于对文化现状的不满，一种复古浪潮开始涌现。为了修复文化传统，儒学热、读经热和大师热开始大肆流行，形成以儒学为骨，道家为肉、医家和气功家为肌肤的国学体系，其基本特征是： 第一，大力倡导国家主义，试图仿效董仲舒，在朝廷的支持下重建儒家专制； 第二，国学倡导者多以“大师”自居，道貌岸然，装神弄鬼，以叩拜、下跪和个人造魅的方式，制造老式的圣人偶像； 第三，各种名目的国学班，从总裁国学班，到幼儿国学班，都收取高额收取费用，将国学当作高效敛财的工具； 第四，把国学定义为“国粹”，藉此否定“西学”，否定民主和宪政，进而否定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以自闭的方式，向狭隘民族主义后退。而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通常是个人自卑情结投射在民族版图上的结果，它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任何优秀的民族文化，均非缘于自我封闭和自我纯化，而是对“外”开放和兼收并蓄的结果。 “国粹”跟所谓“纯汉族血统”一样，是一个典型的伪概念，它篡改先秦文化，阻止人们探究它的真实起源。对孔子“私生子”身世的追究，曾经引发过一场关于圣贤完美性的认知危机，这是一个历史叙事的深刻教训，为此，聪明的“国学家”拒绝发出这样的追问：老子的“老子”究竟是谁？也拒绝追问庄周的“庄家”究竟是何方人氏。 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先秦诸子百家，大多有其深远的“境外”背景。例如，道家的主要思想来源，就是印度吠陀文化，而墨家的核心思想，跟希伯来宗教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阴阳家邹衍的思想，其“阴阳论”来自印度吠陀哲学，而“五行说”则来自波斯祆教，如此等等。没有那些重要的“外部”思想启示，就不可能形成“国学”和“国粹”的文化内核，更不可能出现先秦文化的兴盛与繁荣。 先秦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开放特征，乃是因为，在汉代以前，国族叙事的原则尚未建立起来，东亚地区跟中亚、南亚和西亚，形成了重大的“亚洲文化共同体”。东亚文明不是孤立自足发生的事物，而是该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并由共同体中多种文化原型所塑造。所谓“国粹”的真相，就在于它吸纳了当时全球文明的精华，并加以改造、深化和本土化，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而轴心时代以后，从两汉、魏晋、唐宋到明清，中国文化也仍然置身于活跃的世界交换体系之中。“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中，至少有释道两家具有显著的“域外特征”，占“文化总量”的三分之二。 导致这种东亚文明开放性的原因，在于东亚政治地理的特殊结构。五千年多以来，在整个亚洲版图上，基于频繁的战争，由西向东地形成逃迁式移民浪潮，这个浪潮推动了器物和文化的交流，尤其是推动了先进的西亚（西南亚、南亚）文化向东部的流动、传播和植入。这个前赴后继的移民浪潮，受到太平洋的严重阻拦，只能像“泥沙”一样减速、停止并沉淀下来，堆积在东亚地区，形成丰饶的文化堆层，刺激本土文明的发育和生长。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总是遭到本土文人和史学家的误导，在他们眼里，这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对先进的农耕民族的进犯与伤害。直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沉浸在这种“文化自大”的历史幻觉之中。

苏州昆山市阳澄湖建筑：对螃蟹造型的拙劣模仿 自从上世纪90年代爆发新建筑浪潮以来，庸俗象征主义、又称具象主义的趣味，就已经走出儿童乐园，操纵城市建筑设计，并制造出大批恶俗的具象建筑，由此形成古怪的建筑丑学浪潮。台湾设计师李祖元，一位被媒体赞誉为以“具象设计、微物放大”的手法、打造“讲中国语言的世界级建筑”的“大师级人物”，在此间扮演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角色。 李祖元的戏剧性在于，一方面在台湾推出高雄85大楼、中台禅寺、台北101大楼等上乘之作，足以展示设计师本人的基本素养，一方面却在中国大陆迎合甲方决策者趣味，推出沈阳民营企业大楼和北京盘古大观等低劣作品，其中两件荣登中国最丑陋的十大建筑之列，而沈阳方圆大厦还先后入列英国《卫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旗下网站的世界最丑建筑排行榜。这是设计师在中国语境中发生自我分裂的样本。 据说是李祖原“扛鼎之作”的北京盘古大观，以龙图腾为外立面的基本造型，覆盖五座建筑，其中南侧写字楼顶部为‘龙头’造型，中间三座楼宇形成 “龙身”，北侧B座则是“龙尾”。这种由被各独立楼体分解的龙体，不仅因造型破碎而导致视觉不适，更因犹如被挥刀斩成五段的死龙，而走向吉祥寓意的反面。无论在感官经验还是文化象征方面，它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作。沈阳民营企业大楼，以外圆内方的古代铜钱造型现世，“直白”到了只剩下赤裸裸的贪欲的地步。这两件作品，不仅是具象建筑的奇观，更是当下中国社会状况的生动写照。 “李祖原现象”也折射出“甲方”——中国大陆决策者的素质和趣味。面对一个全球最大的设计市场，为了拓展甲方市场，谋求更好的生存，设计师必须放弃尊严、理想、个人趣味乃至建筑的基本专业底线，曲意迎合地方官员或投资商的权力意志。在这种微观权力博弈中，设计师的“弱智化”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在台湾，任何地方行政官员都无权决定建筑的风格，它必须经由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审查拍板。这是李祖元在台湾变得“比较正常”的主要原因。 正是在权力至上和设计师苟且求生的文化格局中，丑陋的具象建筑犹如雨后春笋，以各座城市的地标的名义，引发中国城市景观的大规模“视觉污染”。上海浦东浦江沿线，在个别官员的“设计”下，90年代以来推出一批丑陋的球形建筑，以迎合地方政府关于“东方明珠”的城市定位，至今都是建筑界的笑柄；郑州出现的宋庆龄基金会大楼，干脆直接做成宋庆龄雕塑，内含八层写字间，完全无视雕塑和建筑之间的专业界限。 重庆南岸区计划建造的一座大楼，外形酷似“人人”两字，刻意迎合重庆市视觉识别标志“人人重庆”，俨然是前者的一个放大的混凝土摹本，亦引发网民的热烈嘲笑。在所有这些具象建筑中，河北燕郊的“天子大酒店”，可能是始作俑者，其外立面“福禄寿”三星彩塑， 2001年曾以“最大象形建筑”之名，荣登世界吉尼斯纪录，并获吉尼斯最佳项目奖。若按这种“假大空”的丑学标准，则大批政府大楼都有入列吉尼斯纪录的资格。 2011年1月，一项颇具规模的民间调查，向公众推出了中国建筑的黑名单，肢解中国龙的北京盘古大观、貌似古代硬币的沈阳方圆大厦、蓄意抄袭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安徽阜阳某区政府大楼、拙劣模仿天安门城楼的重庆忠县黄金镇政府大楼、以及邯郸元宝亭、宜宾五粮液酒瓶楼、燕郊天子大酒店等十座建筑物，隆重当选为中国大陆地区最丑建筑。 什么是衡量建筑美丑的标准，这是中国建筑业的首要问题。上述最丑建筑的评审者，为此提出下列十项指标：第一，建筑使用功能极不合理；第二，与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极不协调；第三，抄袭、模仿的下意识建筑；第四，崇洋、仿古的怪胎；第五，东西拼凑的大杂烩；第六，生搬硬套的仿生丑态；第七，拙劣的象征、隐喻；第八，低俗的数字化变异体态；第九，明知不可为而刻意张扬。而CNN网站的年度评选，则更强调宏大奢华的建筑物跟四周民众生活的严重失调。但在中国各地的政府大楼群落之中，这种失调早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景。 CNN榜上有名的布加勒斯特国会大厦，其入选理由并非出自“视觉上的缺憾，而是因为其虚荣的精神”。该建筑由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主持建造，拥有12层1100个房间，而为了兴建这座庞大的“政府形象工程”，齐奥塞斯库逼迫三万名居民和28座教堂搬迁，为其腾出位置。公权力一味炫耀政府大楼的宏大奢华，而肆意践踏民众的生活空间，这是建筑丑陋性的政治根源。对“最丑建筑”的批评，不仅旨在表达不快的视觉感受，更是关于民众权利失重的抗议。在建筑的天平上，没有受过美育教育的权力，竟然是最重要的砝码，它超越了美学，成为浮华世界的主宰。 在这样的畸形格局中，我们看不到中国建筑的美好出路。 原载2012年9月7日《新世纪周刊》 附：最丑具象建筑小展： 北京盘古大观，对龙的造型的拙劣模仿 沈阳方圆大厦，对铜钱样式的拙劣模仿 安徽阜阳市颍泉区政府办公楼，对美国国会山庄的拙劣模仿 重庆忠县黄金镇政府办公楼，对北京天安门城楼的拙劣模仿 河北邯郸元宝亭：对传统金元宝造型的拙劣模仿 四川宜宾五粮液酒瓶楼：对五粮液酒瓶的拙劣模仿 河北燕郊北京天子大酒店：对福禄寿三星人物传统造像的拙劣模仿 潍坊市民文化艺术中心，对悉尼歌剧院的拙劣模仿 安徽淮南奥林匹克公园，对乒乓球板的拙劣模仿 世博中国馆，对伏斗和金字塔的拙劣模仿

200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再爆冷门，让二流的英国戏剧家哈罗德·品特抱走了高额奖金。品特过去一直靠纽约百老汇和伦敦牛津街的演出报酬度日，如今他的钱袋再次变得饱满起来。而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诺曼·梅勒、乔伊丝·卡罗尔·奥兹和南美作家略萨，再度与桂冠失之交臂。他们是世界性作家，被各国作家和媒体人所普遍推崇，却仍然徘徊于“文学神殿”的门外。 某份中国专家提供的问卷调查，向我们展示了20名被诺贝尔先生错失的大师名单，其中包括卡夫卡、乔伊斯、托尔斯泰、哈代、昆德拉、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易卜生、普鲁斯特、契诃夫、里尔克、高尔基、左拉、瓦雷里、劳伦斯、曼杰什坦姆和阿赫玛托娃等等。这份冗长的黑名单，成了诺奖的奇耻大辱。 但诺贝尔先生的过失还远不止于此，仅以戏剧为例，在这个最敏感的样式里，它竟对迪伦马特（1921～1990）视而不见。这位易卜生和布莱希特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拥有《老妇还乡》、《物理学家》、《罗慕路斯大帝》、《天使来到巴比伦》等一系列杰作，其成就令品特之辈所望尘莫及，就连他的小说《隧道》、《抛锚》、《诺言》和《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等，其水准都远在诸多诺奖得主之上。迪伦马特毕生至少有40次与诺贝尔先生相遇的契机，却遭到令人震惊的长久的蔑视。迪伦马特的案例，再度向我们揭示了这个神圣奖项的世俗本性。 人类的文学需要一种最高仪式来表述其信念。斯德哥尔摩承担了这项使命。一百年来，它成为权威的文学教会，订立出世界文学的统一准则，从无限荣耀的角度审判作家，用坚实的奖金雕刻文学使徒的伟大石像。它的那些颁奖词洋溢着对事物伟大性的迷恋。它颂扬永垂不朽的话语业绩，并且企图建立文学的崭新纪元。所有这些举止都为诺贝尔先生描绘了一个神圣性的轮廓。 但对近年来诺奖的观察结果表明，它的结局越来越出人意料，也就是超出了文学的普遍经验的范畴。品特作为戏剧家的出线，隐喻着诺贝尔奖程序日益戏剧化的过程。从提名、猜测、期待、悬念、突转、在爆出冷门中走向高潮，期间还有人高声抗议，或中途退场，整个过程充满冲突和戏剧性变化。多年以来，很少有人能按诺贝尔公布的尺度去预言它的评奖结果。斯德哥尔摩的每一次颁奖，都是对文学朝圣者的智力嘲弄。导致这种情形的只能有两种原因：要么是文学公众过于愚笨，要么是诺贝尔文学奖出了严重纰漏。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变化都来自于诺奖自身的蜕变――迫于资讯资本主义时代的巨大压力，它放弃了自己的冠冕堂皇的文学承诺，并且日益沉浸于游戏的快乐之中。它的娱乐属性正在急剧扩张，变得更加扣人心弦。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其说是一次庄严的仪式，不如说是一副华丽的文学纸牌，洋溢着浓烈的博弈色彩。这就是我命名的“斯德哥尔摩游戏”。人们总是以为老K以上的角色才能称王，但在这类牌局里，一个普通的“J”往往可以成为赢家。所有这些结果都取决于某种内在的游戏规则。 什么是“斯德哥尔摩游戏”的最高规则？那就是某种精英主义的平衡哲学：皇家评审人不但要在不同的文学样式（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之间寻求平衡，还要在性别、种族、语种、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确立平衡，甚至还要皇家文学院委员之间达成权力均势，如此等等。诺奖犹如一架世故的外交天平，在皇家文学院打造下，表面光滑如镜，而内部则日趋精细微妙，充满各种韬略、策略、斡旋、利弊轻重的算计，把文学价值引向一个高度中庸的状态。权力游戏的技艺在无限上升，但文学的基本原则却在急剧下降。文学不仅丧失了对世界的预言能力，而且也丧失了自我审判的能力。它是人权奖、种族奖和国家奖，却唯独不是文学奖本身。文学的天堂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 我已经说过，所有这些变化并非只是瑞典皇家学院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游戏就是注定要被人玩弄的。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资讯资本主义修订了人类价值体系，根据市场的准则重新分配精神资源，大规模削弱文化精英的权力，并把大众趣味提升到不可逾越的高度。瑞典皇家学院作为精英主义的大本营，最终无法抗拒这种全球图景的剧变。 全世界民众每天都在打造自己的娱乐偶像，为此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他们对文学本身漠不关心。而在精英主义历史进程的尽头，斯德哥尔摩游戏出现了，仿佛是文学神殿的最后幻象，摇摇欲坠地座落在斯堪的纳半岛的岩石上。它面对一个摧毁文学的世界，并要为这种文学重新下定义，判处它不可阻挡地衰败下去。 西方文学的无力、病弱和孤独，向我们暗示了世界价值的悲剧，边缘民族的文学，也不能摆脱相似的命运。2005年，中国作家余华经过长达十年的分娩，再次诞下他的文学婴儿――长篇小说《兄弟》，由此引发文学爱好者的激辩，他们要对这部小说的价值作出判定，并藉此为中国文学的亡灵招魂。这个事件犹如一个古怪的镜像，映射出少数人近乎绝望的激情。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一个职业作家所编织的话语花环。在文学死亡的现场，每一次艰辛的书写都是一场沉痛的悼念。

海子：《饥饿的仪式在本世纪》（《土地》选章） 面对一个难以破译的诗篇，人们所能采取的最好方式，就是弃之不顾、扬长而去。但是在这首诗中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吸引了我。它是一种罕有的力度、浑浊而粗鲁的气质，以及对于宗教真理的悲痛的关怀。意象坚定地跳跃前进，所指暧昧不清，思想杂乱无章地涌现，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被“饥饿”久困的人想象着他的“食物”，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断续地说出真诚的渴望。 这是公共法则的严重消解。公共的意象、公共的句法、公共的信念，都被私人化的字词、被辞不达意的自言自语所笼盖或置换。符码充满歧义与谜性，破坏一切明晰而精细的诠释企图。例如，我们所面对的中心意象“羊”及其派生意象“羊毛”与“羊皮”，都是缺乏确定性的。由于“饥饿是上帝脱落的毛”，那么上帝就是那头奇怪的羊。这是令人费解的隐喻，我不知道这两者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我也不知道羊毛与饥饿的内在关系。羊毛的温暖性对抗了饥饿的冷酷性，它根本无法成为标定“饥饿”状态的代码。唯一的可能性是羊毛的物质性，它与饥饿的对象重合了，于是有幸成为饥饿的喻体。几乎每一个诗行都充斥着这种牵强附会的修辞结构，提出一个喻词，同时又取消喻词的对象。它们是一些虚假的隐喻，制造着一些虚假的语象结构。 粗莽的灵魂在价值的荒原上呼喊，像一团风驰电掣的火焰。 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些虚假的、不合神话原型规则、背离了人类深层联想结构的意象，却表达着最人类的思想。粗莽的灵魂在价值的荒原上呼喊，像一团风驰电掣的火焰，说出原始的生命意志的力量。它像一个言词的独裁者，用皮鞭抽打和驱赶零散的意象，对它们强行编组，逼迫它们产生价值与意义，犹如逼迫奴隶交媾和生殖。或者，令其排成符码的纵队，向无限饥馑的灵魂献祭。 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怎样的“饥饿”啊！刚一个被称作“上帝”的物体，脱落了它的微渺的器官，在漫长的岁月里分批抵达尘世，制造永恒的令人疲倦的饿荒。它们是“上帝”的影像，被教士尊奉为“父”、“王”，或被唯物主义者谦卑地叫做“物质”，它们是生命欲望（精神）和欲望的对象（肉体）这两者的二位一体。它们下降到土地的水准，像一个隆重的集体仪式。但贫瘠的土地不能满足它们复杂的渴求。土地产生了龙——一种畸形的世俗神祇，由九条河流上的九种生物的灵魂整合而成。但它只是某些凶恶的兽性的容器。人的器官和容貌、人的智慧和内在精神性，被轻易地省略掉了。这是土地的责任。土地，作为种族的象征，它加剧了我们在精神信念方面的危机。 对土地或种族的指责，表明了一种个人化的哲学立场，即一种真正的精神饥馑，只能从个人的昏暗中产生，并因个人的努力前达到完美。完美的饥馑，这其实就是指个人精神危机的深度和广度的无限性，以及，这种危机的不可解脱。于是，人只能收藏起传统的思想武器，在虚妄的低等的神祇身边住下来，倾听因饥饿而狂怒的诗歌，以此代偿不可遏止的生命渴望的无限对象。 有几种生物，在海子的诗篇里进进出出。虎豹，暗示着肉体化的欲望，它们曾经以人类自己的方式生存，以后又在神灵的恩泽和关怀中退化；公牛，中国乌托邦的象征，曾在“牛郎织女”神话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它的虚妄性使那些企图退回种族家园的诗人受到严厉的打击；只有羔羊，代表牧歌和诗、或者一切皈依的传统，躺卧在灵魂的山谷深处，啜入酒神的饮料，继续诵读书写于皮肤之上的诗歌，申辩着自身存在的理由。 这一切都迫使诗人的理性（太阳意象）分裂，像软弱的羔羊一样逃遁，向着遥远而无名的远方盲目行进。与此同构和并列的景象是：饥饿，也即原始的生命愿望，被囚禁于故乡的货车上，向历史的终端辘辘而去。而这就是诗歌：燃烧着的饥饿、饥饿的节奏、和囚禁饥饿的种族栅栏。 诗是火色的酒液，抵达灵魂最黑暗的部位，照亮它们。诗又像锋利的斧子。屠戳优美（天鹅意象）和一切既定价值（果园意象）。诗歌甚至像一块粗硬质朴的石头，杀死了代表家园和故乡的羊。这样，囚禁诗歌的种族精神和被种族精神囚禁的诗歌，都在这个时刻里获得最后的解放。饥饿升华成了造化和梦想的巨兽，驮负诗歌明亮地飞行。但饥饿同时也吞噬了贫困的人民，他们被埋葬在不结果实的土地上，并且带着惨淡的笑容进入诗人的梦里。诗人是最后的凶手，他将蘸着死亡的汁液书写瑰丽的诗章，藉此完成他的伟大业绩。 阐释这样的诗歌（在价值饥渴中辗转号叫的记录以及这种记录的片断），是一种批评界的禁忌。游移不定的意象（如“羊”），则仿佛阴险的陷阱，使阅读者受困，但重要的不是个别意象的语义，而是从全体字词中跃出的激情，它像一束明亮的光线，照耀了事物的核心o藉此我们看到，生命情感和生命意志痛切地诉说着不如意的景况，向上帝（终极价值的代码）发出含糊不清的呼叫，血和智慧从诗行的平面上混合生长，以怀疑主义的姿态爬向神的宝座。这是一个充满饥馑与灾难的种族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福音。那些粗俗而低贱的市民诗歌、或者那些从各种知识文本中偷窃灵感、使写作变成毫无激情的符号转贩助诗歌，在如此有力的生命的打击下，是注定要急速溃退的。 海子：《农耕之眼》 “农耕之眼”。谓农耕文化的精要之处。“眼”既是事物的精核，又是弈棋者在枰中所留的空隙，“眼”使对立的城市文化不能“下手”和插入。这一标题借用了围棋的规则，却企图标出文化的规则；农耕文化，或者说是自然文化、原始文化，是不可侵犯的，它守护着自身的永恒疆域，用土地、谷仓、葵花、阳光和雨水的语汇，说出针对宇宙的宏亮赞颂。“眼”也是历史的视界，它吁请一切被现代技术景观迷惑的视线，重新返回到对质朴、粗犷和典雅的原生状态的关怀上来。此外，还有一只诗人怀旧的眼，无限迷恋和伤感地叠印在了农耕的风景之中，像导引我们的风标。 《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企及农耕文化最本质的问题，生与死。它的基调是反讽的，以戏谑的态度谈论出生与死亡、它的简单、低贱和苟且性。“我生下来时哭几声，我死去时别人又哭”，在生与死的所有仪式中，还有什么比哭泣和眼泪更经济而有效的呢？卑贱地生息着，像一根树枝、一枚梨子，或者，一头混杂于大小家畜中的猫，坚持在“生硬的黄土”上呼吸，浑噩无知、世代更替，没有任何作为个人的尊严与意义o但它却证实了农耕文化的强大的生殖力。大数量的卑贱的生灵以农作物的方式生长与腐烂，低劣的种族人丁兴旺、蒸蒸日上。 《浑曲》和以下的诸篇，显示了与此全然不同的立场。从现在开始，讽谕、嘲弄和批判的调子快速地转向它的反面，转向一种咏叹和怅恋的情境。一声声“妹呀”的粗野快乐的呼喊，间歇但不停顿地涌现，仿佛是乡村少年的情歌，从浑噩的人群里质朴地跃出，结构与章句完全仿照民间谣曲，使我们听到一种真正富于生命力的原始的激动。这样，“农耕之眼”便缓缓旋转和展开，遮蔽了先前阴沉的图景。 波提切利《春》：这个伟大的女人，被柏拉图赞为第十位缪司女神。 《给萨福》，紧接着《浑曲》，却拒绝发展“农耕之眼”的命题，而是把对现代乡村的共时性关怀，变换成了对古代城邦的历时性追忆。从乡下妹子的背影里浮现出萨福——古希腊贵族诗人的美丽容貌。这个伟大的女人，被柏拉图赞为第十位缪司女神，同性恋的大师，拥有无限芬芳的嘴唇和火焰般炽热的诗章。她对人类自由精神的贡献，逾越了漫长岁月的墙垣、中古基督教会卑鄙的焚书毒焰，向着怀古伤春的中国诗人开放。“萨福萨福，亲我一下”这种热烈的召唤构成了罗曼缔克的经典性场面，仿佛一个失恋的骑士，在贵妇的花园里弹奏六弦之琴，唱出无限的倾慕。这是对所有逝去的美丽生命的叹惋，它拓展了“农耕”宇宙的空间深度，并通过富于质感和触觉的诗句，创造出一个想象性的感官世界。 《死亡之诗（之三：采摘葵花）》，陈述死亡的秘密经验，却并没有直接涉及死亡过程。这里只有沉睡的人，并通过睡眠模仿了死亡。睡眠还引发出梦和一个魔幻的故事。在这个叙事的 梦里有两个奇怪的角色，身子上开放彩葵的做梦者和雨夜偷牛的人。这些葵花是画家凡·高最著名的作品中的植物，它们在画中像火焰一样燃烧。偷牛的人，我还不知道他的来历，但他似乎是一个盗窃各种生命力能的异贼，他不仅偷取动物和植物的灵魂，而且企图运走睡眠者的生命。其实这正是诗人精神内部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的一次博弈，全部故事都模仿了自我冲突的经验，而且，它再度表达了凡·高式的对生命的热爱和眷恋。 《我请求：雨》，是一次真正的针对死亡祈祷，灵魂从梦里退出，向自然宇宙说出最后的请求。这是双重的索取；索取死和死亡仪式的必需物品——雨。而雨的功能也是双重的，它结 束着腐败的时间，同时又孕育着新的生命形式。雨是一种转换器，它保证一个农耕或自然的世界在生与死的更替中恒动和永生。于是死亡就在这里变成某种再生过程的欢乐的启端，为伟大的新事物的诞辰奠定了基础。 短小的呼喊性或警策性的句子、明快畅达的语调、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对爱与生的强大的激动，这些都在《农耕之眼》里获得了必要的显示。只要与《饥饿仪式在本世纪》加以对照，我们就能发现，本诗缺乏的是强悍的力度，但它的风格的清丽绝尘，则构成了另外一种旨趣。它的怀旧性无法掩藏关切人类未来命运的急切眼神。 欧阳江河：《乌托邦》 《乌托邦》，一首无法窥测全貌的长诗，第二、三章已经散佚。没有人读过。所以第一章“我们”，姑妄就是“乌托邦”的一个完备模型，它独立遗世，诉说着对政治桃花源的难以言喻的情感。 乌托邦，指称完全乌有的邦域，从中可观察到两个彼此友爱的人种。“我们”是被践踏的众生，是颓废的人民和献祭的牺牲者，如同所有的奴隶，“我们”谦卑地映衬着另一人种的伟大性。“我们”天性和平，逆来顺受，与世无争，服从外在权威，保持永久的缄默。在“乌托邦”里，“我们”冷漠和无动于衷地旁观着针对自身的令人震惊的暴力。 另外的人种是“他”，一个神秘威严的单数，像上帝那样孤独地君临宇宙。“他”的重要性在于他是唯一和不可复制的。“他”占有了独裁者所应具有的全部属性，并把这些属性的意义推广到“我们”身上。《乌托邦》诗，就是关于独裁者神圣权力所涉及的范围的现象学描述。独裁者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他”用刀重新分离或组合“我们”的头颅和器官；“他”的饥渴或寥寥数笔操纵着人类的气象、季节和景观，而“他”的另一些言语则安排了光与真理；“他”的阳具或令三千女子终生不孕，或使万民迅速繁殖，以致浓荫蔽日；“他”病时世界雪白犹如医院，“他”睡时所有的夜晚不敢点灯，“他”睁大的眼睛永恒监视“我们”的言行，“他”的阴影笼盖大地、永不褪色。 “他”，一个神秘威严的单数，像上帝那样孤独地君临宇宙。 从对万民头颅的屠戳开始，在“我们”的子代不敢降生的时刻终止，诗的内在层次尽管有些紊乱，但欧阳江河对《圣经·旧约》语言的仿制仍然是卓有成效的。作为以色列民族的英雄传说，《旧约》第一章涉及到上帝的权能和造物业绩。从《旧约》中，我们目睹了人类主宰者的伟大性与崇高性。但《乌托邦》在仿作中微妙地放弃了颂扬的立场。它的史诗场面充满中立和灰色的调子，宏大暴戾的事件的震慑性，被竭力掩盖于冷淡的叙事态度之中。 这里已经隐含了某种来自种族或人类的巨大骇怕。乌托邦的逻辑、更确切地说是巨人的逻辑、从A形态到B形态的荒谬转换，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刀→头颅、饥渴→作物、笔→天气、器官→春天、影子→太阳、版图→人烟……，这些在寻常世界里彼此无关的事物，在“乌托邦”里组成了严密断线性因果。这就是巨人意志强悍的力量。巨人根据一种事物去任意地审判所有的事物，命令它们存在或者缺席。“乌托邦”是一个不容置疑和不可抗拒的法庭，它的全部面貌都必须由巨人亲自加以塑造。而后，这个非凡的恐怖主义的祭坛，又被巨人用来塑造“我们”的灵魂。 但“乌托邦”的真正意义不是这个。“乌托邦”必须向人交付存在的幸福。乌托邦应当是炮制和出售幸福的超级工厂。欧阳江河的《乌托邦》，至少拥有下列两种幸福：统治的和被统治的。其中，受虐的、遭迫害的、被牺牲的幸福，是更为激动人心的，它由“我们”快乐地加以垄断。这种快乐甚至超出了骇怕的程度，以致“我们”最终能够无比平静地接受这个残忍的现实。我看到，在“乌托邦”的温床里，受虐人格正在茁壮成长，构成了上述美妙社会的真正核心。 这就是人类（种族）没落的征兆和起点。欧阳江河可能忽略了一个更有深度的问题，谁是“乌托邦”的内在主宰？难道那个孤寂的单数（“他”）拥有支配最大量复数的力量是正常的么？ 不，这肯定被弄错了，它只是一个诡异的文化假象。对人类的理解应当穿越“人”这个词缀而抵达“类”这个词根。“乌托邦”的秘密本质在于它必定是一个由大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世界。这一定理决定了“乌托邦”的一切逻辑，并为独裁者权力的无限性找出了最有力的解释。“我们”，或者干脆说人民，乃是“乌托邦”的真正主人。“我们”推出了权力的符码和玩偶（“他”），阴险地操纵它，像操纵一具伟岸的傀儡，把人民的全部功绩或罪责诿卸于它，并在必要的时刻将其轻易地推翻和替换掉。正是通过这种隐名于幕后的策略，人民实现了主宰世界和历史的伟大理想。 我所面对的是一座这样的乌托邦，它实存于真实的时空，并被我的精神与肉体所亲切地感知，像接受一件不可拒斥的悲惨礼物。“乌托邦”事物空气般渗入种族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经验的构成部分。谛听和向往乌托邦，响应它的召唤，为它而英勇战斗，从一个乌托邦奔赴另一个乌托邦，最后，在它们之中像忠实的狗一样卑贱地死去，带着对更遥远的乌托邦的憧憬。 “我们以镜为家”，这个诗句表明“我们”正住在一组完全虚妄的价值里。揭露这种存在的真相需要足够的勇气。 不仅如此。欧阳江河的勇气甚至包括与恶毒的世界共存。由于洞悉了逃亡的毫无意义，他最终出示了听天由命和超然情外的立场：“静如植物，根部以下埋进土地。”以世外高人的角度 静观暴力，大智慧的精神漠然注视自身肉体的痛楚，这个生命对策强烈地显现了东方文化的个性。在这种文化的个性中，诗人审慎地掩藏起了自己的反讽个性，而这正是“乌托邦”力量的一个最亲近的证据。 翟永明：《静安庄》 这是一个关于濒临死亡的种族的庞大寓言，凡十二章，以月份为各章标题，构成有序的读数，暗示种族时间的循环与轮回。在寓言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名叫“静安庄”的村落，干枯、颓废而恐怖，充满死亡的预兆。“静安”一词，描述了它的鸦雀无声、它的冷寂、以及它被现代文明所悬置的孤单状态。 静安庄，或者说某个溃烂的种族，是一部古老的文本，它必须获得一个现代阅读者，正确地读它，转述它的意义。而不是像传统的读者，错误地翻转着读，并且在转述时加入美丽的谎言。有一自称十九岁和“一无所知”的女人，承担了这项工作。她是乡村游荡者，从这个世界的边缘而来，于一九七四年遇见了这个村庄，并开始在村庄里游荡，花费“一年”时间阅读它的各个部分，然后从那里逃走，或者说，关上这本恐怖的书。 翟永明，也就是那个在书中游荡的胆战心惊的人，有什么理由非这样做不可？她为什么会遇见静安庄，又有什么必要在那里居住，探询它的各个细节？是她自己陈述了这方面的理由。在“第四月”、“第七月”和“第十二月”里，喊出“愤怒的声音”的母亲、“使生命变得粗糙的”异姓兄长、“人神一体”的祖母和“群居的家族”，这些人界定了游荡者的性质，向她呈现家园和故乡的形态，刻着她出生日期的老榆树、结满她父亲年龄的旧草绳，这些先验的物事则企图提供进一步证据。这就是静安庄的意义，它以母体的名义召唤异乡之客，劝谕她回归，然后，用“永恒的脐带”把她“绞杀”。 这不正是关于种族本性的真切喻示么？一个属于它的子民，将面临严重的二难困境，在它的外面阅读并诘难它，或者，进入它并成为其中的角色。翟永明不可能克服这种存在的两重性，在《静安庄》里，她一方面被读着，一方面又读着自己。她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的人。 这种混乱和怪异的精神分裂气质，对她读解静安庄的方式作了心理学的规定，使那个败落的村庄看起来愈加凶险而颓坏。正如女诗人所自我表露的那样，她“发育成一种疾病”：当内在生命力蓬勃涌现的时刻，被死亡的境遇所惊骇。这时，死亡本能开始生长，呼应着黑暗的存在之所。巨大的死亡涌流在灵魂的外面和里面同时起伏，构成诗人的转述方式的破碎性和盲目性。《静安庄》拥有史诗的规模，却没有它的逻辑、连贯性和语句完备性。它是十二次噩梦经验的残忍片断，它们之间的唯一联系是静安庄这个地点。在所有依稀的梦境里，静安庄永恒兀立，像一座被历史废弃的古堡，向那些致病的飘游者开放。 在所有依稀的梦境里，静安庄永恒兀立，像一座被历史废弃的古堡，向那些致病的飘游者开放。 所有这些都先验地决定了我们视界中的“静安庄”的容貌与气质。它首先是有罪的。它的每一个段落都充满罪行或犯罪的气味，到处是陷阱与杀机、透明而不可经见的凶器、露出杀气的月亮、穷凶极恶的荒屋、练习杀人的男孩以及死鱼，已遂或未遂的谋杀在墙垣后发生，犹如影子在太阳下行走，并因不可知而变得神秘与恐怖起来。像《旧约》那样，它是种族溃解神话的一个导言，原始罪恶从这里推进成悲怆的历史。 “静安庄”是古老的，这构成了它罪行谱系的一个核心部分。时间是无底的容器，隐匿了无数丑行和“盛朝年间的传说”。尽管古代诸侯的床第早“已被白蚁充满”，它的腐朽气息仍然感染了还未丧命的人、“脸上盖着树叶的人”、在“漆黑的日子”里分娩和生殖的人、以及各种人，使他们拥有一个颓废的神态。这正是我们从秦始皇陵的兵俑的嘴脸上所读到的表情，它像一架坏钟表的指针，使西安地面的行人失去进化的契机。这个现存的例子有助于我们读解《静安庄》所企图传播的旨意。 那么，一切被家族或者岁月所谋杀的人有难了，他们的死尸毒化了乡村景观、风俗和事务，并且用白骨的风标描绘了“静安庄”毫无指望的未来。新娘服毒、婴儿被溺杀，乌鸦在祠堂头顶上说出绝望的神谕。于是这个后来写诗的女人，这个守望着干涸的麦田的人，被死亡的经验压垮，看见了“根彻底消失”的毁灭性遭遇。 从这部启示录式的预言书里，可以搜索到两个最古老的意象或“词根”：太阳与水。它们是支配“静安压”死亡和再生的秘匙。首先是炫耀火的太阳，它并未使“漆黑的日子”消解，相反，它的光线暴力使水井干枯、仰脸望天的人成为石头。干旱的风在物种生长的季节里飞旋、散布死亡。水是富于耐性的失败者，它隐匿在土里，隐匿在木的深处，甚至隐匿于金的缝隙之中，这样直到九月，它才云雨一番，使“静安庄”重新进入生的轮回。水提供了一个奇迹，它改写了“静安庄”这部存在之书的结局，使它以活着的形态死亡，或者，以死亡的形态活着。 有一个孩子站在树下，为“静安庄”命运的魔术而惊讶。他试图思考这些生生灭灭的事物的因果。这个出现于《静安压》尾部的男孩是翟永明的化身，在经历了十二个月的精神历程之后，她的灵魂疲惫而又平静，迷狂的转述被引向一个沉思的态度，其中包孕着对种族之书中全部丑恶符码的缄默和让步。这就最终消解了我们最初发现的那个二难困境，书缓缓合拢，裂变的灵魂安详地走向睡眠…… 何小竹：《人类最初用左手写字》 还原主义，倡导对事物的本始或本元形态的回归，把繁复的事象推回到它们共有的源头或根基上，然后，从那里握住世界的几条最基本的线索。这其实就是绘画领域中从具象简化为抽象的过程，无限众多的线条在其中消退，所剩的是世界最古老原始的元素、描绘世界存在的那个唯一和不可缺略的轮廓等等。还原，就是切开世界诡异的皮肤，将它的灵魂纳入人的视野。 何小竹在这首诗里放弃了他的巫术气质而变成了一个实证的还原主义者。他把世界的构成元素设想为沙、虫、风、树、鸟、云和鱼，然后按照东方还原主义模式，进而把它们分别投放到“动一静”二元组合的结构之中；虫（动）与沙（静）、风（动）与树（静）、鸟（动）与树（静）、鱼（动）与云（静），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一“动一静”结构是不断运转和变化的，犹如老子的操作态度。这样，我们就目睹了一种同时兼有静穆与生动两种气质的无意象的诞生。 沙与虫：两种都具有运动性的物体，像古老的计时器一样缓慢爬行流走，越过无数个白昼与黑夜，标定着时间的意义，这里隐含着一个方向性的命题、一个对运动属性的简单思考，沙虫、白昼以及人类书写的方向是同构的，诗人声称它们都是从左到右，并且作了人类最初用左手写字的推断。这没有什么理由，或者说，完全不需要什么理由，因为逻辑本身在这里也被还原了，变得像原始人类一样稚拙而固执，只须一个简单的信念，世界的特征就被洞悉无遗。 风与树，这组命题与上一组有着微妙差异。风是自动的事物，而树最初是静穆的，它仅仅在风的吹气下才摇动起来，响应风的激情。风的运动方向与虫也完全不同，它不是从左到右地作线性爬行，而是在树皮上亲切地缠绕，描述着一系列弧圈，这主要因为树是圆形的事物，并且座落于空间的核心位置。树的运动方向则是暧昧的，它把舞蹈的使命委托给了敏感的树叶。树叶离开树，发现了风，它就像风缠绕树一样缠绕住了风，又像声音缠绕树一样缠绕在了声音上。这构成了元素们互相搂抱的场面，它使世界保持了运动的优美形态。 树的运动方向则是暧昧的，它把舞蹈的使命委托给了敏感的树叶。 鸟与树，这组命题是组诗中最复杂的段落，它既包含了过去的元素（比如“风”和“树”），又加入了新的因子。这就是鸟——一种最机敏活泼的事物。它使凝固的宇宙生机盎然起来。鸟群停栖在树上，具有异常的重量，使树枝垂向地面。鸟的沉重感预示了它的飞翔。果然后来它利用树叶的反弹性离开树、离开它所依凭的事物，这同风对树的纠缠全然不同。鸟拒绝了家园对它们的央求和挽留。离树的瞬间的情态是两个互相存靠的事物发生分裂的情态，它的意义和情趣被凝定在一个由何小竹制造的象形字里。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处置方式，但它是适度和可以读解的，像某种微观的插图，或者，一个片断的句号和停顿。 接着是树的态度。树与鸟相反，它是一种静谧的巢室，具备飞翔的动机，却不具备飞翔的可能性。它注定要受孤寂，然而它看起来对此十分害怕，并对鸟无限羡慕。于是它就“很注意鸟的去向，很注意鸟的动向”，这两个句子的语义是完全同一的，它们的重叠强调了树的依恋。树是功利主义者，它像鸟一样梦想获得羽毛和用羽毛来飞翔。其实树叶就是树的羽毛，但树叶不能托起沉重的树躯，它只能弃树而去，作为树的愿望的代表，去和天空会面。树深知这点，所以它在晚上叫喊，说出对风的恳求，让它带走树叶，“树离开树”句中的第一个“树”，指的正是这样的树叶。但风很沉默，于是树就只能想念鸟，并在对鸟的怀恋之中寄托对飞翔的向往。这其实就是静止对运动的向往、定物对活物的向往，以及大地对天空的向往，等等。 云与鱼：这是两个完全无关的事物，把它们放在一个结构里，与其说是因为它们都拥有“弯弯”的形态，不如说是由于它们拥有类似的习性，游动、在雨后显形、怯懦的性情、对气候 有所选择，并且随机应变。这里出现了一系列很精妙的对比性事态，云的好高骛远和鱼的深入浅出，云的按部就班和鱼的静止不动，它们被钉在成语的框架上供人们观赏，语感在这里达到它的最良好的状态，宇宙物体间的差异性被描述得纤毫毕现。 这是何小竹写得最好的作品之一，拙朴而短促的句子，洗炼的意象或事态，对隐喻的拒斥，形而上的风度，这些都在表明，适度的还原技巧完全可以建构出新的诗歌——宇宙空间。诗歌还原的终点不是词素，而正是上述单个的元意象。何小竹的另一首《太阳》，企图把诗还原到对词素“太”和“阳”的字义分析，便消解了诗，也最终消解了诗人自身，因为诗人只能靠语象（事态）、而不是靠孤单的字活着，难道不是这样吗？

索尔仁尼琴与普京大帝热烈握手 仅剩的文学巨匠之一、东正教堡垒、“俄罗斯良心”和“政治恐龙”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弃世而去，留给世人一个形迹可疑的背影。 作为作家，索氏最值得炫耀的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他的两度被清除：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4年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叛国者”的罪名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索氏先是丧失了官方“作家”的称号，继而又丧失伟大祖国的国籍。这种身份的双重剥夺，正是这个人的最高桂冠。他是作协体制外最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没有国籍的伟大公民。在20世纪，还没有任何作家获得过如此奇特的荣耀。 197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偷窥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越过“内部资料”的栅栏，他的反面乌托邦叙事令我感到震惊。一位从未听说过的陌生作家，正在用畸零的手指，痛击着中国人昏睡的灵魂，让我们闻到了浓烈的叛徒气味。 正如卡夫卡《地洞》里的鼹鼠，索氏躲藏在专制的黑夜里，以敏感的触须，率先感应着某种巨大的威胁，喊出民族苦难的真相。他擅长用最细小的字形写作，而后把这种蚂蚁天书卷起来塞进小瓶，以孩童的方式隐藏和传递。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古怪的游戏，他不仅要叙写故事，还要发展出一种中世纪异教徒的生存异能，以便其作品能够在超越被捕和失踪的命运，在尘世间继续流传。这种苏联版的猫鼠游戏，为铁幕国家的思想传播学，提供了卓越的样板。 我们看到，小说就是索尔仁尼琴自身黑牢经验的语言总汇。因在一封私信里批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这位青年军官在前线被捕，头戴所谓“反苏”罪名，在劳改营里度过长达8年的苦难岁月。铁窗是他全部文学书写的起点。他从此获得了反抗性叙事的动能。 从处女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名著《癌病房》（Cancer Ward）和《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索尔仁尼琴坚定地揭露专制政治对人性的戕害。直到死亡降临，他打开的嘴再也没有闭上。在豪华的雅尔塔疗养院里，到处挤满了表情谄媚的歌德派作家，他们像苍蝇一样赞美着自己所寄生的体制。而像索氏那样甘冒生命危险的作家，只有几十位之多，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他们是支撑民族文学的坚实基石。他们的良知和勇气，托举起了整个俄罗斯文学。而在拥有全球最大数量作家的中国，这样的作家，据说一个都没有。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人的独立信念，而不被各种政治势力所收购？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宣称，被捕就是他开始忏悔并获得神启的时刻。他在囚室里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癌症境遇还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机。在流放地哈萨克斯坦，做完手术的后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开了触电式的对话。越过无边的黑暗，病友向他低声说出福音，闪电般击中了内在的黑暗。他从此获得了毕生战胜恐惧的勇气。 索氏的终极关怀，与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如出一辙。他们的三位一体，勾勒出俄罗斯文学的近现代轮廓。这是东正教文学的巨大光芒。在某种意义上，索氏就是两位先贤的翻版——不仅叙写反抗黑暗和寻找光明的先知话语，而且还擅长文学叙事（尽管索氏的文学成就远不如他的前辈，甚至不如同时代的纳博科夫）。他是孤独的民族祭司，怒气冲天地审判着这个问题辈出的世界。 正是基于一种政治抗争的立场，他被视为国家的危险叛徒。1971年，索氏在公共场所被人注射蓖麻毒素，差一点丧命，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而已。三年后，他被克里姆林宫逐出国境，移居美国的偏远村庄。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并未高声赞美收留他的白宫，而是开始痛斥西方消费时代的道德沦丧，呼吁以基督的价值重建社会伦理。这种左右开弓的先知立场，令他在东西两个方向都失去了支持者，成为愤世嫉俗和不合时宜的批评家。 傲慢的流亡者1994年从美国归来，开始向普京大帝致敬。这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激变。他把俄罗斯的衰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错误，同时盛赞克林姆林宫的现任主人，能够令俄罗斯重修强国地位。索尔仁尼琴甚至为“独裁者”普京辩解说，西方民主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而俄罗斯不应对此草率模仿。索氏就这样背弃了恪守一生的民主信念，成为捍卫威权的政治神父。普京对此大喜过望，亲自到索氏府上造访，授予他联邦国家勋章，还把先知衰老而愤怒的容貌，张贴到全国的大街小巷。这是一场古怪的联袂演出，塑造着一对互相取暖的国家英雄。从索氏到普京，俄罗斯艰难轮回了100年，并没有走出彼得大帝的阴影。 索尔仁尼琴遗孀告丈夫遗体 但在自己的故乡，国家主义先知遇到了比专制更阴险的敌人——它从不囚禁作家，而只是冷藏他们。在索氏批判市场之后，市场对他实施了反审判。富裕起来的“新俄罗斯人”主宰了这个自我更新的国家。索氏著作的销售量急剧下滑，他的短篇小说集《崩解的俄罗斯》只卖出区区5000本，甚至不到一个平庸的畅销书作家的百分之一。人们在书店里已经很难闻到他所散发的气息。老先知在各地行走，发表愤世嫉俗的演说，偶尔也闪现于电视屏幕上，犹如一件沾满尘土的古董。在全球娱乐时代，先知早已丧失了“逗你玩”的功能。而这正是思想和文学的最大悲剧。2008年，他和反抗文学一起中风，死与人类狂欢的午夜。 原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年8月

2001是个奇怪的时间里程碑。文化的惊蛰突如其来地降临，八十年代的先锋老狗们争先苏醒，跃出了“寂灭”状态。他们的吠叫令人感伤而欣悦。我注意到，莽汉主义的李亚伟和万夏重新开始写诗；柏桦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成为教授后的马原，以访谈和思想随笔的方式重见天日，时间正在以奇怪的方式回旋。 作为一个前先锋诗人和现行出版家，张小波最近在《花城》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重现之时》，同样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正如小说标题所意指的那样，这个“旧文物”的“重现”事件，对当下的文学景观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反讽。 这篇小说写成于90年代初期，而首次现世，是在一部名叫《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的个人集子里。1996年，该小说集作为刘心武主编的《城市斑马丛书》之一悄然出版，就象一个半夜里被扔进河里的儿童。此后它也没有获得外界的任何反响，仿佛淹死了一般。而它实际上只是被安装了一个延时器，《花城》发表《重现之时》激活了它的生命，然后它就复苏了，发出一声不合时宜的沙哑的叫喊。 《重现之时》究竟向我们“重现”了什么？而《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又到底淹死了什么？人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些混合着卡夫卡冷漠、加缪荒诞、冯尼格幽默和迪伦马特绝望的文本，弥漫着现代主义的梦魇气息。在小说的叙事结构方面，它还使人想起北村的迷津小说（《逃亡者说》）：制造了一大堆叙事的语障，令那些被90年代通俗文学宠坏的读者们目瞪口呆，但它们所拥有的内在的痛苦却是北村所缺失的。审讯、刑罚、黑牢、死亡、恐惧和绝望，所有这些真切的体验，构筑着隐形的苦难，并从事物的反面发出了对社会正义的召唤。 毕加索“格尔尼卡”：审讯、刑罚、黑牢、死亡、恐惧和绝望，所有这些真切的体验，构筑着隐形的苦难，并从事物的反面发出了对社会正义的召唤。 这就是《法院》所拥有的形而上基础。叙事本身的荒谬性和司法秩序的荒谬性发生了融合。一个受到性侵犯指控的“罪犯”，竭力要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却由于司法程序的技术错误而被法庭中断诉讼，予以释放，成为一个所谓的“自由人”，但其身上仍然带着隐秘的“国家罪犯”的标记。问题的关键在于，正是由于这种伪造的“自由”，他完全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正如小说所表达那样，“被告是这样一种动物，它只是为审判及判决的执行而精心培养出来的”。在“罪犯”与法官和检察官的冗长对话中，集权主义制度的荒谬性遭到了犀利的揭发。 正义是无数现代主义作家所经常指涉的沉重命题。但经过所谓后现代主义的颠覆，它已经被90年代的作家们所彻底抛弃。作家的生存境遇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而作家的立场已经完全变性。当“国本主义”、“家本主义”大肆流行的时刻，人本主义却在大步退行。人们面对的是下列文学事实：一个名叫迟莉的女作家在市侩精神中尽情沐浴、而另一个名叫潘军的男作家无耻地宣称“2001年是潘军年”，如此等等。汉语文学在遭受“流行病毒”的侵袭，散发出矫情、妥协和自我炫耀的庸俗气息。 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张小波的不合时宜的小说露出了一副古怪的面目，他的个人经验与苦痛与这个时代的风尚格格不入，仿佛是闯入狂欢年代的一匹悲恸的老驴。但它无疑就是八十年代人本主义的遥远回响，犹如一个话语的标本，屹立在文化迷津的入口，挑战着这个浮躁、功利和没有正义的世界。 回望张小波的小说，就我而言是一种痛彻心扉的记忆。我曾经多次去狱中探望一位与小波长得很像的医生，看见他白皙而浮肿的脸庞在蓝灰色的囚衣后面浮现，忠厚的嘴唇无言地蠕动，像一个精神上彻底破产的农民。他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商人，他的秘诀就是在交易中成功地模拟了国家司法程序，并把写字楼变成法庭或监狱的镜象。这个匪夷所思的事迹，展示了控制世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它不是正义，而是正义的一种逼真的代用品。 《检察大员》是我在其中最喜欢的一篇小说，混合着欧洲哥特小说和中国公案小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语体，并由于这种混合而产生了一种叙事的魅力。正义在这样的叙事里忽然变得暧昧起来。检察大员和典狱长之间的亲密合作最终变作一场猫鼠游戏，而结局是个卡夫卡式的圈套：典狱长为检察大员精心准备的程序，却成了绞死他本人的最阴险的机器。这是对司法程序的一种近乎恶毒的赞美：绞肉机是如此“公正”，它在绞死它的创造者时也毫不留情。 审判和监狱：走向正义的道路是何其遥远 这难道就是正义在行走时所展示的形象吗？在我看来，这正是正义缺失的迹象。监狱的程序是制度与法律的衍生物，它充其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动装置，执行着处罚敌人的峻酷使命。这里没有正义，有的只是权术和机变的原则，以及迫害与受虐的游戏。只有在严厉的司法程序中生活过的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正义的非在，并从中唤起对于正义的无限渴望。 是的，走向正义的道路是何其遥远，它隐藏在小说的最深处，四周环绕着话语的阔大迷津。阅读小波的这些小说就是一次道德和美学的双重冒险，一方面需要小心辨认被邪恶包裹着的正义，一方面则需要“与多种层次的话语迷津搏斗”，走出“无底的棋盘”。道德原则和文学原则共同制造着这种阅读的悲剧。这很像是小波为他小说里的主人公所设定的命运：尽管与那些错乱的话语布局展开了搏斗，读者仍将被小说的迷津所可笑地谋杀。然而，正如该小说集的序言所说，无论寻找正义的话语道路多么曲折，至少，“我们心中的恐惧已被唤起。” 写于2001年5月

晚年巴金 我不知道我们究竟应当为巴金祝贺什么？如果祝贺他百岁寿辰，祝贺他的生命以致延续到了百年之久，那么谁来分享他在病榻的肉体痛苦？如果我们祝贺他的伟大文学成就？那么除了一些歌功颂德的散文，他在建国后几乎没有任何有分量的作品问世，其写作生命早已终结，这究竟是值得祝贺呢，还是令人痛心？如果祝贺他曾经力主“讲真话”，那么他那段不讲真话的时光，我们是否也要一并加以祝贺？ 在巴金百岁诞辰降临之际，上述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所有读者面前。与其在媒体炒作下盲目加入百岁狂欢，不如仔细盘点巴金为我们留下的“遗产”，以便从这位文学老人那里获得有意义的训诫。 巴金的第一遗产就是对自由的高度渴望。他的《家》、《春》、《秋》三部曲曾经是三四十年代青年的案头圣经，激励他们走出闭抑的旧家族的道德阴影，去创造自由的新生活；男主人公觉新的出走成为一个行动暗号，为当时广泛的精神出走开辟了话语道路。他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自传》，以优美的文笔，转达了一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精神的热切向往。对专制国家主义的失望，点燃了他对一个非国家化乌托邦的信念。尽管他最后放弃了这种社会空想蓝图，但他对自由的极度渴望，却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薪火，递送在前赴后继的人们手里。 巴金的第二遗产是对政治暴力的痛恨。他描述“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他的沉痛声音至今仍然萦绕在人们耳边：“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巴金对文革暴力的痛恨和抨击，就是对国人发出的严重警告。当互联网上到处飞扬着赞美“文革”的“小字报”时，巴金的这种痛切警告变得尤为惊心。 巴金翻译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自传 巴金的第三遗产是忏悔和反省。十年文革中，不仅大多数普通民众成为互相迫害的暴徒，而且逼迫巴金这样的知识分子参与了罪恶，卷入对老友的政治揭发。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巴金语）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类似的忏悔，还曾发生在女作家戴厚英和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身上。 他们是巴金的勇敢的同道，尽管组织或参与过更为激烈的罪恶，却担当起了历史的重负，为自己的行为而痛悔。在缅怀巴金遗产的同时，我想顺便提及这两位早已谢世的作家。他们和巴金组成一起的“忏悔小组”，是20世纪中国涌现的最可珍贵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之一，尽管数量稀少，但他们的存在，还是令现代史获得了道德的深度。因为正是道德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令历史有可能转入更符合人性的运转轨道。 对巴金的精神遗产的关注，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缺失的一种曲折的表达。它不仅传递了人们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也投射着对各种非正义暴力泛滥的忧虑，以及对通过道德忏悔来改造社会的诉求。但巴金并不是神明，我们既不要刻意贬损他的历史过失，也不要企图把他变成一个文学和道德神话。正如巴金本人所陈述的那样，面对一个强大的专制体制，巴金曾经如此软弱和怯懦，以致丧失了正义书写的力量，并被迫成为思想检举者。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制度本身的“杰作”。 巴金曾经在1986年撰文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在我看来，巴金本人就是一座微型博物馆，在他的履历中，记录了中国知识精英曲折痛苦的思想道路。他的故事，就是一部缩微的20世纪中国政治变迁手册。巴金百年诞辰纪念，与其说是为一个在病榻上痛不欲生的老人做寿，不如说是一次岁月的沉痛回溯，它请求我们返回那些非人的时代，对历史进行审判，宣布它的有罪和死亡，并藉此重新审视和设定我们的（明亮）未来。

殖民地情欲的头号敌人 如何描述殖民地上海的基本面貌，这个论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一部模仿本雅明隐喻式批评的《上海摩登》一书中，美国汉学家李欧梵按月份牌、张爱玲和施蛰存、刘呐鸥以及戴望舒的感受重新题写了上海。他的寓言化叙述流露出对殖民地情欲的无限感伤的悼念：作为当时全球最现代化的都市之一，电影院、舞厅、大百货公司和咖啡馆，那些充满性感和官能性的“摩登”事物，正在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怀旧基点（见《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九年八月号·第五十四期：李欧梵《上海的世界主义》）。而耐人寻味的是，除张爱玲出生太晚以外而未能与鲁迅相遇，这些被怀念的殖民地精英，几乎都成了鲁迅的宿敌。 在鲁迅谢世之后，小女人张爱玲从租界的法国梧桐下现身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作家，具有殖民地都市女人的全部特点：自私、贪婪、爱美和爱自己都到了骨头深处，风骚的话语在石库门社区的弄堂里低低回荡，混合著巴黎香水和城隍庙脂粉的双重气息。尽管张的小资文学才华遭到了某些汉学家的肆意夸大（而非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但她无疑就是殖民地情欲的一个微妙象征：有节制的放荡、对现代化时尚的狂热追捧、以及包藏在优雅旗袍下的那种永无止境的肉欲，这些都可以被用来充份言说“后殖民时代”汉学家的怀旧话语。 由于鲁迅的死亡，张得以在九十年代优雅地复活，并且成为后资讯时代的一个新的殖民地寓言。而她的情欲甚至滋养了上海的一干女作家（如卫慧之类），令新世纪上海文学重新涣发出肉感的后殖民气息。 （毛尖小姐在《一种摩登的批评》一文中援引了李欧梵的非常感官性的描述：“这张月份牌属于相对传统的那种类型，做的是哈德门香烟的广告。其绘画技法是1930年的特殊的「擦笔淡彩画」，这种技法由民初画家郑曼陀最早使用。画中女郎的身体没有像有些长画面那样被拉长。她临水而坐，水上有一对天鹅游过，画的右上方和右下方画着传统风格的草和枝桠……她穿着简单但颇有品味的浅色旗袍，是当时相当流行的「满族裁式」……她别在襟上的花带着模糊的激情，一种因可怜和悲哀而变得酸苦的激情……我发觉女郎的脸令人忆及著名影星阮玲玉──她在1930年左右声名鼎盛，是一个伟大的偶像和一个激情女子，但最终因爱自杀。”） 对于这种迷人的殖民地情欲，中年鲁迅表现出了罕见的冷漠。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除了时而去豪华戏院观赏好莱坞和上海自产的言情电影，鲁迅拒绝发表任何公开赞美的言辞。“伤逝”时代的小布尔乔亚精神，并未在殖民地获得新生，相反，它遭到了严厉的冻结。 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美满，但仔细探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显然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尽管在此前，鲁迅已经与许广平开始了马拉松式的暧昧关系。许广平入住鲁迅家中，为两人私通款曲提供了便利。据许广平本人撰写的剧本的暗示，正是在那些暧昧的夜晚，自己的她对鲁迅的爱欲，获得了恋父情结式的升华。 从东北来上海投奔鲁迅的女作家萧红 许是性格极其强悍的女人，在鲁迅死后和上海沦陷时期，曾被日本宪兵逮捕并施以严酷鞭打和电刑，甚至被全身剥光进行羞辱，企图从中得悉抗日者的名单。据她自己描述，她始终守口如瓶，俨如东方的圣女贞德（如此一种壮烈的英雄事迹，居然没有受到当局的褒扬，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1 参见倪墨炎《许广平在遭难前后》，《中华读书报》1998.12.09.]1。但许显然是个不谙风情的女人，尽管有些文士的小幽默，她和鲁迅的书信还是乏味得象一堆八股文章，而整天抱着儿子周海婴的公共形象，暴露了知识型女子在进行道德献身方面所付出的昂贵代价。 鲁迅在此期间的唯一情感线索，涉及了东北女子萧红。奇怪的是，当鲁迅对绝大多数陌生人都拒之门外时，萧军萧红几乎是唯一受到接纳的，鲁迅的这一“例外”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鲁迅最初对两萧的态度极为冷淡，直到收到萧红的“抗议书”才发生戏剧性突变，他的回信充满了罕见的、《两地书》所没有的挑逗性暗示，从此他对萧氏“青眼有加”，百般关照，直到死前数月，还向红色汉学家斯诺竭力推荐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云云，毫不掩饰对她的一片怜惜和钟爱。甚至萧军也因爱屋及乌而受到大师的另眼相待。在对尘世极度绝望的时刻，鲁迅依然保持了对于一个年轻女子的内在柔情，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思量的精神奇迹。 （注：冯奇《萧军萧红与鲁迅的初次会面》：这里，有一点似乎需要特别指出，真正使鲁迅对两萧的印象产生飞跃性变化的，看来是基于萧红的一次天真的“抗议”。鲁迅曾在信的末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萧红对“女士”一词表示不满，她坚决反对鲁迅这样称呼她。这一“抗议”，从根本上改变了双方一直保持的礼貌拘谨的态度，气氛似乎一下子变得融洽了。在下一封信里，鲁迅便半开玩笑地问道：“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从现在起，鲁迅开始用调侃的语调来写回信了，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由此而产生的疑问是：当时萧红所提出的“抗议”，是真的属于幼稚，还是出于一种女性的机敏？看来我们无需对此进行深究了，其中有一点是确凿不移的，那就是萧红的“抗议”，使鲁迅对这位女性产生了相当的好感。他似乎已经发现了这位尚未晤面的青年女子身上有着某种可爱的品质，否则，他便不会在信的末尾，继续制造出一个“俪安”的小花样，并打上箭头问萧红对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中华读书报2000.1.19） ]2 但鲁迅那时已经丧失了滋养这种内在温情的动力。令人失望的是，这场耐人寻味的“暗恋”，并未把文学大师推向殖民地情欲的中心，或者说，推向爱欲和爱语这边，恰恰相反，直到他匆忙谢世为止，鲁迅都继续沉浸于他的“仇恨话语”和“暴力话语”的建构之中。仇恨的话语句鞭子飞舞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恶遭到清洗之后，他才能感到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 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 鲁迅的遗容 鲁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原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这一“遗言”全部以否定句式写就，与其说是向家人作告别演说，不如说是他的最高宣言。鲁迅利用这个言说时机进行了最后的审判----判处这个肮脏的殖民地乌托邦和自己一起死亡。由于这份“遗言”的出现，一种我称之为“仇恨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诞生了，并对中国的二十世纪政治运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鲁迅的“遗言”简洁得犹如墓志铭，仿佛是针对家族的最高指示，展示了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以下简称“鲁七条”）： １、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２、彻底否认肉体生命的意义：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3、坚拒世人的精神恩惠：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4、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5、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 6、彻底否认关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7、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尽管“鲁七条”未能指涉所有领域，但它已经就仇恨政治学的主要方面作出了扼要的规定。其中第7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重申复仇（报复）仇恨政治学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表明了鲁氏仇恨政治学的“第二序列”特征：你先恨我（第一序列），我再恨你（第二序列）。这是复仇型政治学的基本立场。由于仇恨的被动语态，它充分展示了暴力的道德正义性。这与马克思的暴力学说（你先剥削压迫我，然后我才反抗）以及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训诫，有着惊人的相似。 第2、6、8三条则显示了其消解家庭人伦的非凡努力：呼吁妻子迅速埋葬其肉身并且彻底“忘记”他，同时，要求儿子放弃父亲毕生经营的事业。这无非是以隐喻的方式宣判家庭人伦的死亡。经过红卫兵时代的阐释，这一原则成为文革时代家庭成员互相检举、揭发和仇恨的最高样本。 第1、3、6条款彻底否定建构亲善政治学的全部可能性。消解纪念话语和吊唁传统，同时彻底否决人间承诺的真实性，暗示普遍存在的骗局，为日后的政治怀疑主义开辟了道路。 （注： 鲁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原稿上订立如下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在我看来，鲁迅提前公布他的“遗言”，是企图将“个人事务”或“家族事务”公共化，也就是试图将其转换成一个重大的政治纲领。它表明，在经历了长期的摇摆之后，鲁迅终于置弃了已经残剩无几的爱语（这种充满绝望的爱语在“野草时代”曾是鲁迅的基本话语姿态），也就是彻底置弃了爱的情感及其伦理，成为一个纯粹的仇恨主义者。 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利用“个人遗言”的话语策略，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文献中，鲁迅巧妙地规避了他过去一直赞同的共产主义运动（许多鲁迅研究者都在竭力回避这一事实）。显然，任何对以爱恨交织并饱含着人本主义色彩的马克思学说的爱戴，都将令鲁迅从这种极端和无爱的仇恨立场后退，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由于受到周扬等中共知识分子的围攻，鲁迅的政治乌托邦迅速幻灭 至此，越过这一“临终遗言”，鲁迅已完全实现了对殖民地乌托邦（也许还应当包括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灭，傲然行走在形而上的级位上，以死的意志，为二十世纪中叶及后半叶的广泛蔓延的中国政治仇恨与暴力，开辟出无比犀利的文学道路。 在我看来，中国近代仇恨政治学发轫于由清政府煽动起来的义和团运动，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引入，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后期，已获得了最初的理论形态。到了三十年代，上海租界、南京和延安构成的罕见的三角型政治战争，推动了这一学说的全面发育。但只有在鲁迅那里，它才远离爱语，并获得一个类似文学文本的个人化外貌。 一方面是由肆无忌惮的嘲笑和酣畅淋漓的痛骂构成的杂文体话语暴力，一方面是冷漠绝望的遗书体话语仇恨，这两个要素便是殖民地鲁迅精神的基石。在国共展开殊死的政治角逐的年代，这种极端的仇恨和暴力呈现为 “历史的愿望和要求”（用黑格尔的话说是“恶的历史作用”），并成为实现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奇特的话语动力。 上海语境塑造了“鲁迅精神” 而令人费解的是，当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与殖民地上海保持着暧昧的关系时，鲁迅却成了它的头号死敌。人们的疑惑在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逼迫鲁迅，在一个情欲横流的殖民地语境而非延安式的战争语境里，放弃抒情和叙事的权利，转而成为政治仇恨和暴力的化身？ 鲁迅在上海日租界山阴路上的故居 不妨让我们来温习一下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故事。我们被告知，鲁迅当年首先奔赴北平，寄望于中国文化的北方复兴，而且他的确在那个中国历朝旧都写下了他的主要叙事作品并获得了巨大名声。但战争却逼迫他向南方逃窜，在广州和厦门再次饱受了政治惊吓，而在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合作都告败之后，他才在年轻妻子的拥戴下转向了殖民地上海－－当时所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公共避难所。他在日租界里结婚生子，在他所“激烈反对”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过着“传统的伦理生涯”。 作为自由撰稿人的鲁迅的收入，这时已经超过他作为京师公务员的两倍，他的生活优越，阔绰得象一个豪绅。他经常在新雅等各种中西菜馆请客，以一代宗师的身份，招待当地名流以及来自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使徒，俨然是殖民地中产阶级的中坚。从设宴款待作家泰戈尔、萧伯纳、记者史沫特莱和斯诺夫人的情景，我们可以约略窥见主宰殖民地的文化领袖的风范。 旗袍与毡帽、电影与社戏、乌蓬船和黄包车、自由租界和宗法乡村、都市殖民主义和乡村民族主义，这些对立的元素之间开始了短暂的蜜月。这是租界自由主义向知识分子提供的最迷人的礼物。 日本人开办的内山书店，是鲁迅常去的地点 此外，鲁迅还在这里遇到了罕见的近代革命情境：地下革命家集会、狂喜的政治冒险者和商业投机份子、左翼暴力革命与社会主义风潮。到处充满了危险和激动人心的阴谋。左翼分子利用不同国家的租界实施都市游击战，从一个租界逃往另一个租界。警察、巡捕、密探和杀手猎犬般在身后追逐，死亡通缉令惊心动魄。每个人似乎都有上百个截然不同的面目和化名；每个人似乎都会突然冒现，然后又神秘的失踪，变得杳无音讯。各种革命学说像风筝一样在租界的气流里放肆地飘飞。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号召，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呐喊（注：我曾经在最黑暗的文革年代里读到一本由四十年代上海出版商印发的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传》，它散发出的革命和小布尔乔亚的气息，令我浑身颤栗）。那时，我只是中学两年级的学生）所有这些混乱的国际化意识形态，都令那些外乡人心旌摇荡，热血沸腾。 租界自由主义、狂热的革命情境，加上浓烈的殖民地情欲，汇聚成了殖民地意识形态的现代话语背景。或者说，这是殖民地上海最迷人的三个部分，并且已经成为当代怀旧思潮所关注的三个焦点。 合影中除了鲁迅，还出现了英国剧作家萧伯纳、中国教育家蔡元培、孙中山遗孀宋庆龄等人的身影 但经过短暂的文化蜜月之后，性情多疑的鲁迅才怒气冲天地发现，上海是一个诞生骗子、低劣商品（人品）和诽谤文化的摇篮。就鲁迅而言，这是殖民地意识形态的一个真切面貌。这些至今仍被大量使用的俚语，组成殖民地上海的劣质性语境，它们试图为这个高度现代化的都市提供一种负面估量。 （注：隐藏在当代上海俚语中的那些近代隐语记号，无疑是我们对殖民地鲁迅进行精神分析的一个文化语言学的主要依据。我注意到,那些描述商品和人性低劣性的语词在上海俚语占据了重要地位：“蹩脚”（BILGE，船底污水，引申为肮脏的、下三滥的、劣质的）、“大兴”（DASHY，浮华的，华而不实的，引申为假的、冒牌的、劣质的）以及“肮三”（ON SALE，二手货贱卖，引申为垃圾货、形容人的品质低劣）、“瘪三”（BEG SIR，乞丐先生，用来形容叫花子、难民、逃荒者等各式穷人，后引申为最广泛的骂人用语之一。为了推销劣质文化和劣质商品，某种相应的欺诈文化应运而生了,这导致了那些用以描述欺诈事件的语词的连锁涌现：“赤佬”是英语“CHEAT”（欺骗）和中文“佬”的混生词语，一个鲁迅时代最流行的洋泾浜俚语（隐语）；另一类似的名词是“小（老）开”（小（老）KITE，小（老）骗子之意，以后竟引申为对有钱人的泛称），加上“门槛精”（MONKEY精，猴子精，引申为聪明的、精明的）、“戆大”（GANDER，傻瓜，呆鹅，糊涂虫，引申为受骗者，现被北方人读若“港都”）、“混枪势”（混CHANCE，混机会，引申为浑水摸鱼）等等。这些古怪的华洋双语式隐语，汇聚成了殖民地上海的欺诈性语境） 这种殖民地欺诈遍及商业,文化和政治领域。仅以鲁迅经常出入的内山书店为例，早在一九三四年间，上海《社会新闻》七卷十六期上就有署名“天一”的作者撰文揭发称，“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但该店店主内山完造，却是鲁迅的少数几个密友之一。如果这是事实，那么鲁迅被内山利用来作为情报主要来源，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仅如此，甚至鲁迅本人也成了内山的同谋：“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 （同前文）。以多疑著称的鲁迅本人的面目都遭到世人怀疑，表明殖民地上海的骗局形势，已到了十分严酷的地步。 基于骗局的普遍存在，某种专门揭发骗局和隐私的“花边文化”被创造了出来，同时，诽谤和中伤也蔚成风气。租界小报为了取媚读者，大量散发此类文字，成为中国新闻史的一大奇观。这是近代自由主义赐给殖民地上海的一项古怪礼物。洋泾浜英语“出蹩脚”（出BILGE，清出船底污水，原为黄浦江水手用语，后引申为向人泼污水，诽谤中伤）和上海本地土语“放野火”（用来形容某人到处诽谤中伤他人）就是两个范例，它们是殖民地上海的诽谤性语境的话语标志。 这种欺诈性语境、劣质性语境和诽谤性语境的三重复合，描述了“殖民地综合症”的大致外观。它是对殖民地情欲、租界自由主义和革命语境的最激烈的价值消解，并把鲁迅逼入了令人绝望的困境。 除了殖民地语境，鲁氏仇恨政治学的建立，还有赖于一种文化建筑学的古怪支持。我要在此特别指出“亭子间”在殖民地上海的非凡意义。二十年代在上海兴起的建筑群落，通常为二或三层，由主房和左右两边的厢房组成“凹”字形结构，底部为一个狭小的天井，前部是高耸的围墙，黑漆大门带有的一对大铁环，正是乡村地主大宅的建筑记号的挪用。其中底层的建筑材料多为石料或仿石的混凝土预制块，使之拥有一个防守严密的仓库式的外观，“石库门”的诨号由此而生。 作为乡村宅院和都市里弄的结构和功能的一种古怪混合，“石库门”响应着那些乡绅背景的新市民的渴望。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和鲁迅本人，均选择这种住宅作为“农村”包围城市的基地，这一巧合似乎充满了宿命的色彩，它成为来自绍兴小镇的“文学战士”孤身奋斗的坚固堡垒。在那些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岁月里，石库门藏匿起了文学大师矮小的身影。 拥挤的石库门建筑鸟瞰 陡峭的楼梯、光线黯淡的走道、狭窄的空间、巴掌大的顶楼晒台、遍布着油腻和房客们争吵声的厨房，每一个隙缝都弥漫着罪恶和亲情的混合气味。更为重要的是，巨大的“亭子间怨恨”开始象阴险的雾气一样弥漫。 在空间逼仄的石库门内部，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阶级斗争”。为了争夺话语权力，作为石库门楼主的鲁迅，与他四周的亭子间租客展开了殊死的口水战争。后者构成殖民地鲁迅最重要的批判语境。 石库门建筑内部，阴暗陡峭的楼梯 是的，只消查一下鲁迅敌人的黑名单就会发现，落入这个庞大系列中的许多人物，都曾是亭子间的自由租客。除了北平时期的胡适，章士钊，陈西滢（1926）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以外，施蜇存、苏雪林、高长虹、冯乃超、钱杏村（笔名阿英）、成仿吾等人均在这里发迹，向大师发出严厉或含蓄的话语挑战。他们野心勃勃，企图在中国唯一的自由主义避难所里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力。 而另一方面，鲁迅党人也在这里茁壮生长。萧军萧红初到上海时，首先租住在法租界拉都路北段“元生泰”杂货铺后楼的亭子间里,以后又搬至北四川路西侧的永乐里,再迁至霞飞路上的霞飞坊（许广平在鲁迅死后也迁至那里）,自始至终都处在石库门壁垒的荫庇之下。阴郁的建筑成为各种势力孕育仇恨的温床，同时，它也是一个殖民地话语暴力的坚硬的隐喻。 性情自闭的鲁迅、坐在信念秋千上的鲁迅、于轻信和多疑之间大幅摆动的鲁迅，就此陷入了上海的圈套。他亲手为自己套上了殖民地的话语绞索。这绞索缓钝地勒杀着江南文学奇才，把他扭曲成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话语刀客，独自开辟着“仇恨政治学”的险恶道路。 “毛语”和“鲁语”胜利会师 仇恨政治学在话语和建筑的摇篮中脱颖而出。其中鲁迅无疑是它的主要缔造者。此外，还有大批作家、文人和左右两翼的政客，均卷入了这场浩大的运动。在寒冷的北方窑洞，毛泽东无比喜悦地注视着这一上海石库门的话语革命。正在全力构筑“毛语”的延安领袖，以非凡的热情，欢呼着与“鲁语”的胜利会师，因为后者提供的仇恨与暴力，正是毛泽东推行民族主义革命的精神纲领。 是的，在毛泽东与鲁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乡村知识份子，出生于破产的乡绅家族、在乡下有一个怨妇式的妻子，热爱文学和天才横溢，热衷于建立话语权力体系、对都市（殖民地）充满乡怨与恐惧，他们也都抱着大革命情结，流露出对红色暴力的无限热爱，如此等等。 毛泽东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但他们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进行实验，以完成对一个理想的道德中国的建构，充满农民式的乐观信念，并对世界保持着浓烈的爱意；而鲁迅自从抵达上海以后，便日益陷入恐惧、仇恨和绝望之中。他和殖民地都市迷津产生了严重失调，而他又无法改变这个格局。鲁迅在石库门里迷失，完全丧失基本的道德辨认的能力。他性格中的黑暗面开始强烈浮现，并且支配了他的灵魂。 他的骂人絮语从反面揭发了这个可悲的事实。他灵魂中的全部恐惧和怨恨，只有在口水暴力中才能得到短暂的平息。他杀机日炽，心力交瘁。晚年的鲁迅犹如陷入受虐妄想症的精神病人，充满恐惧和仇恨，靠话语海洛英苟延残喘。他死时仅五十六岁，体重只有七十六斤，象一具被仇敌彻底抽空的躯壳。但他的仇恨意志却象磐石一样坚硬。在置弃了爱和文学性（小说、散文和一切叙事性或抒情性的）写作之后，借助临终遗言和死亡絮语，他发出了二十世纪最冷酷而又动人的战斗呐喊，并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引发了巨大的回响。 但耐人寻味的是，鲁迅面对的并非全然是他个人的受迫害幻象。他曾写信给初涉上海滩的两萧，称“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萧军事后审慎地回忆道，“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我才知道了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事实上的险恶与复杂，是在想象以外的。”这段陈述不仅是在描述国民党特务的凶险，而是还要暗示那些左翼阵线内部的对手。后者才是鲁迅最恐惧的势力。 在鲁迅死后，他的左翼敌人以哀悼的方式出席了他的葬礼。上万人尾随在鲁迅尸体后面，去埋葬殖民地都市最强大的敌人，其中许多出席者无疑就是与鲁迅为仇的人，这景象构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骗局，似乎鲁迅已经获得了最广泛的敬意，所有的仇恨皆随风而逝。鲁迅党人们（如抬棺的胡风和萧军等）长吁一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却终究不能逃脱殖民地对手的复仇式追杀。鲁迅的敌人，才是仇恨政治学更为忠实的弟子。 以胡风为首鲁迅余党，在1949年以后都遭到毛泽东的清算，将其逮捕入狱 在毛泽东执政时代，鲁迅党人遭到了毛泽东、陆定一和周扬等人的严厉整肃或“报复”，最终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深陷牢狱。鲁迅本人若未抢先弃世，无疑将面临完全相同的下场。南方殖民地的历史恩怨，终于在北方京城里得到了严厉清算。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鲁迅亲手创建的仇恨政治学，结束了鲁迅党人的文化生涯。同时，毛和鲁的仇恨政治学同盟，却成为极权主义与红卫兵话语的共同摇篮。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普遍的鲁迅崇拜思潮，实际上就是对仇恨话语以及暴力话语的崇拜，“迷人的仇恨”的残酷性被掩藏在文学和社会正义呼声的后面。而耐人寻味的是，正是知识分子本身而非官方机构，才是流连于鲁迅神殿的最虔诚的香客。不仅如此，在经历过残酷的政治迫害之后，甚至在彻底放弃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他们也依然保持对鲁迅的刻骨铭心的忠诚，全力捍卫这一二十世纪最坚硬的道德偶像。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对此作出解释，那就是这个民族对于仇恨和暴力的永无止境的热爱。另一方面，在“正义”的召唤下，只要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公正和腐败的涌流，鲁迅的殖民地遗言就会继续成为鼓舞知识分子憎恨和挑战现实的楷模。 写于2OOO年5月 改于2OO1年2月 原载《书屋》杂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从死亡的方向看总会看到/一生不应见到的人/总会随便地理到一个地点/随便嗅嗅，就把自己埋在那里/埋在让他们恨的地点…… ――多多：《从死亡的方向看》 在上海飞往广州的客机上，一位上海白领女孩正在座位上翻阅惊悚小说《死鸟》。坐在他身边的陌生男子对她说，“那本小说是我写的。”女孩不屑地斜睨了他一眼，以为这个人脑子有病。但富于戏剧性的是，这位身材短小粗壮、看起来很像拳击手的男人，恰恰就是这本小说的作者本人。事件的结局很像是一部大团圆的庸俗喜剧：经过一番曲折的交往，迷人的上海女孩终于嫁给了她所邂逅的军旅作家。而这正是李西闽的真实故事。他的生活和小说一样充满了传奇的意味。 但李西闽新近的小说《死亡之书》，却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异。他改变了自己的视角，不再从惊悚的角度看，而是直接从死亡的方向看。死亡不仅令人惊悚，而且也包含着它的反面――温情、友谊和伟大的母爱。 《死亡之书》拥有19个死亡故事，它是客家人的死亡谱系，或说是一份客家生命的年表，记载着不同样式的死亡案例。小说的主角分别是农夫（及其耕牛）、船夫、寡妇、乡村教师、哑巴和盲人、孩童、知青、士兵、老妪和基层小吏等等；其叙事是彼此断裂的，却又散漫地衔接起来，仿佛是一个自我闭合与循环的村庄式环链，不仅维系着我们对于生命的挂念，而且成为心灵史中最坚硬的部分。它们属于童年的记忆，模糊得丧失了细节，需要用文学之笔去加以充填，却又如此真切，与我们每个阅读者的经验息息相关。 作者这样写道，“在他18岁离开水曲柳乡村之前，死亡的气息笼罩着忧郁的黑子。他成长的过程就是一部心灵的历史。”从“黑子”的方向看，世界就是永无止境的死亡的总和。该小说没有魔幻和浪漫主义悬想，只有一些记忆和梦境的碎片，被拼凑成完整的死亡肖像。我们看到，死者的面容迥然不同，却又非常相似，仿佛来自同一个祖先。但只有从远处观察这些死亡肖像时我才发现，它们最终汇聚成了一幅有关本种族的生命拼图。越过那些脆弱的死亡记忆，我们握住了对生命的感知。我们被告知，在大多数情况下，死亡是终结苦难和切换生命的最佳方式。 从死亡的方向看，我们究竟看见了什么？恐惧无疑是其间最本质的经验。李西闽是“惊悚小说家”，他没有放弃对恐惧场景的描述。无论是专司勒索的小流氓老四和以殉身勒索赔偿费的李文魁，还是由于悍妻而蓄意累死自己的李来福、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王时常，他们的存在和死亡，都引发了一种巨大的灵魂惊骇。它揭发了种族历史中那些最阴郁的细节，令其散发出浓烈的罪恶气息。但死亡的属性是多元的，它有时是含泪的悲剧，有时则是解脱和逃遁，有时甚至是严厉的审判――它判决那些无罪和有罪的事物一同死亡。 这部小说保持着乡村叙事的传统，同时又隐含着一个童子的更为天真的单面审视方式。那些乡村女教师和女知青，是黑子青春期的暗恋偶像；对母亲的温情叙写，看起来更像是作者所举行的秘密恋母仪式；小说中最重要的形而上象征是赤毛婆婆，她是大地祖母的象征，代表着人间最后的正义、仁慈及其对黑暗的超越，她的圆寂就是一次赎罪的典礼，在大洪水之后，她用自己的爱定义了此前所有的死亡。小说作者利用她制造了一次虚构的灵魂升华运动。她是大地上最后的救赎者。 黑子考上大学，为小说提供了另一种明亮的结局。但这无疑只是一种虚妄的希望。黑子在这种希望里逃遁，企图越出“水曲柳村”的严酷命运，但母亲却还要送他盛满谷粒的荷包，其功能是让黑子不要忘了乡土，并不断充实其生命。但在我看来，这细小布囊所装载的，其实就是逃亡青年的全部祖先和邻人。他将背负着那些死去的亡灵在他乡行走。他无法超越自身的命运。在死亡之书的最后一页，我们看见了种族的坚硬宿命。 《死亡之书》意味着李西闽的跳跃式书写。在长期的“恐怖小说”写作的同时，他也会绕过类型小说，进入更纯粹的文学叙事，去叙写死亡及其所有跟生命相关的事物。尽管刚刚涉入这个新领域，但他已然扩展了我们对乡村经验的感知空间。在死亡叙事的某个终端，文学的生命正在艰维地苏醒。 2005年3月5日写于上海莘庄

上海丝：申博背后的秘密 2002年12月3日，摩纳哥首都蒙特卡洛，国际展览局第132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赢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权。而该次成功申博的原因，跟一种叫做“辑里丝”的器物相关。在中国申博委员会的报告里，含有一条重要的申办理由，它源自那份叫做《北岭徐氏宗谱》的文本，其间记录着商人徐荣村携“辑里丝”在1851年首届世博会获奖的史实。 19世纪的帝国晚期，上海成为中国生丝的主要出口地。英国政府在南京条约谈判中提出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而江南小城上海被赫然列入名单，这不仅因为它具有良好的交通位置，更在于它接近“辑里丝”（湖丝的另一称谓）的产地——浙江湖州南浔七里村，后者距上海外滩仅80英里之遥。中国人把七里村所产生丝的名称，雅化为“辑里丝”，而英国人则干脆把它叫做“Shanghai Silk”，也就是“上海丝”，因为它来自帝国在远东的头号殖民地。 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上出现了一万八千名商人，展出约10万件稀奇古怪的产品。中华帝国参展的器物，包括丝绸、旗袍、茶叶、瓷器和植物蜡等等，但这些事物跟昏聩的清政府无关，它们是机敏的中国商人私自行动的结果。 辑里湖丝 在最后的工艺奖项中，中国丝商徐荣村选送的辑里丝“荣记湖丝”，一举夺得金、银两项大奖。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奖，赏赐“翼飞洋人”执照，批准“湖丝”进入英国市场销售。女王和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还在温莎堡接见了徐荣村及其妻妾。当时的英国媒体宣称，徐荣村一家是英国历史上首位受到如此隆重礼遇的中国家庭，而女王接见徐氏一家的原因，是为了鼓励那些女人克服“不能离开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几位小脚的中国女人，意外地扮演了器物交换的历史性主角。而她们曾经是中国丝绸的主要消费群体，并且最终成为中国生丝在欧洲的“文化模特儿”。 时逢帝国与“太平天国”的殊死决战，南京等地丝织业全面瓦解，民众不是家破人亡，就是陷入穷困境地。国内生丝需求急剧减少。丝商于是被迫向海外市场寻求出路，由此引发新的出口浪潮。而另一方面，“辑里丝”在世博会上的表现，强烈刺激了西方买家的欲望，“世博会效应”开始发动。根据《北华捷报》记载，就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当年，上海出口的生丝仅有20631包，第二年就升为54233包，1858年甚至达到85970包的历史性高位。绵长柔韧的“辑里丝”越过江南水网，不仅缠住上海，也缠住了世界的身躯。 黄道婆的布艺 缠住世界的另一种器物，是乌泥泾（在今上海市区内，元属上海县，明归松江府）出产的棉布。宋元代以来，东部沿海乡村成为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地，其纺织技术因一个叫做黄道婆的女人而发生巨变。这位年逾六旬的老妪，在蒙古人统治的年代，从遥远的涯州（海南岛）返回故里，带来了黎族女人的先进工艺。她率先使用搅车剥离棉籽，继而使用四尺绳弦的强力弹弓，变单锭手摇纺车为三锭脚踏棉纺车，甚至大幅推进棉织的提花技法，陶宗仪在《《辍耕录》》中形容说，她所织出的棉布，“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 松江棉布 陶宗仪的笔记还宣称，黄道婆因心力交瘁，返回乌泥泾数年后便猝然谢世，村民“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而在她身后，松江棉布制造业开始走向兴盛，到了清代前期，其产量估计达到了5600万匹左右，俨然成为农业时代的中国纺织中心。荷兰东印度公司此后发现，这种被称为“南京布”的松江棉布，质量远胜于印度布，于是开始大规模采购，其额度在19世纪初就达到20万匹，随后继续上升，仅在1819年这一年里，英、美、法、意等国就进口了3300多万匹，几乎是个庞大的天文数字。曾在伦敦博物馆展览的19世纪英国绅士时装里，赫然列有以松江紫花棉布缝制的裤子。美国学者摩尔斯在其著述中称赞道：“中国土布给了我们祖先以衣料。” 耐人寻味的是，黄道婆所在的乌泥泾镇，早已消失在岁月的迷雾之中，但据《辍耕录》称，它位于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应当就在现今世博园区的围墙之内。黄道婆的亡灵跟松江棉布一起，为世博的建筑群落，提供了柔软而坚硬的地基。 坦洋茶和景德瓷 李约瑟关于“四大发明”的说法，始终是本土民族叙事的关键词，并且成为中国人自我夸耀的资源。出现在上海世博开幕式上的礼花，正是源自中国人发明的火药。而早在公元1122年，它就已出现于宋朝皇帝赵佶主持的庆典，一举照亮了帝国的憔悴容颜。但“四大发明说”并未囊括华夏民族的重要贡献。它忽略了另外“三大发明”，那就是瓷、茶、丝——奇妙的日常器物的三位一体。它们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活发明，并因郑和七次远航的缘故，在16~19世纪形成最强大的文化传播势力。 景德镇成为外销瓷生产的唯一基地 中国瓷器出口在18世纪达到了高峰。1729—1794年，仅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4300万件。而在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总数达6000万件以上，直到19世纪，这场贸易狂潮才因欧洲瓷的兴起而趋于平息。 在19世纪，中国生丝和茶叶的出口，取代了昔日瓷器的隆重地位。早在中英战争之前，中国茶就已影响世界，并且是全球唯一的茶叶出口国。中英战争后，茶叶出口量继续大幅爬升，在80年代进入巅峰状态，仅1886年一年，中国就出口了286万担，创造出历史的最高纪录。据统计，在1880到1891年间，茶叶关税收入总计为5338.9万两，年均达到449万两。这是帝国器物体系所放射的最后光芒。 福建坦洋功夫红茶 而就在19世纪，大英帝国也爬升到了它的历史高点，逐渐成为世界主宰。但它的日常生活，却被另一古老帝国所支配，那就是大清帝国。后者向英国输出的不仅是生丝、丝绸和棉布，还有芳香的茶叶和精美的瓷器。它们共同改变了英国乃至欧洲的日常生活场景。 在雾气弥漫和昏然欲睡的下午时分，穿着中国丝绸缝制的服饰，品尝用中国红茶泡制的奶茶，把玩“克拉克瓷”（景德镇风格）的东方雅趣，这是大英帝国的最高时尚。它起源于王室贵妇的趣味，最后却演成一场大规模的时尚潮流。为维系这种奢靡的嗜好，大英帝国几乎耗尽了自身的白银储备，于是它开始在印度殖民地种植用鸦片以支付远东的货款，这就是所谓“鸦片贸易”的逻辑起点。 鸦片贸易引发了英国当局跟中国清政府的激烈冲突 中国器物的大规模输出，导致了一个灾难性后果。正当大清王朝为高额收入而洋洋得意之际，鸦片在中国涌现了，它迅速毒化和腐蚀着古老帝国的脏腑，并导致白银库存的急剧下降。林则徐在广州焚烟，关闭东印度公司代表处等各家商号，切断中英贸易的主要路径，企图藉此改变中英贸易的畸形格局。 然而，当时的瓷器、荼叶和生丝，都是英国上流社会生活的必需品。中国钦差大臣的行为若不加以制止，势必引发帝国的通货膨胀，进而制造银本位的财经体系的危机。英国当局孤注一掷，向它最大的国际贸易伙伴宣战，点燃了历次中英战争的炮火。“维多利亚女王”的精锐海军，击败了“慈禧女王”的陆军。但这与其说是两个“女人”之间的白银战争，不如说是两个帝国之间的器物对决。 鸦片战争的真正后果，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屈辱，而对于英国，则是一种崭新的器物发明激励。它放弃向中国的进口，转而谋求独立自主地生产这些日常必需品。耶稣会士率先从景德镇学到了磁石和高岭土的二元配方，英国人在此基础上添加动物骨粉，并以自己的釉料，烧制成全新的皇家骨瓷，击破了景德镇的垄断地位；英国以蒸汽纺织机击败印度和上海的手工土布，转而大规模输出价格低廉的高支棉纱、棉布和呢绒，由此构成近代工业化的起点；东印度公司从福建坦洋（一说为武夷山）移植小种红茶并聘用中国茶工，采用统一的生产标准，在锡兰和印度进行大面积种植加工，并逐步减少从中国购买浮梁/祁门红茶的订单。这是19世纪下半叶的重大转折，它终结了中国器物统治世界的历史。 帝国器物体系的崩溃 慈禧太后领导的大清帝国，忙于镇压南方客家人的叛乱，并打造宏大华丽的夏宫，根本无暇改良本国制造业的技术管理。在经历了漫长的发育、繁荣和衰弱之后，华夏农业器物体系开始崩溃。 晚清时期的茶叶作坊，一副凋零景象 传统的乡村手工缫丝制度，严重阻止了生丝的进化。丝商固步自封，不愿开办现代工厂，以新型机缫来改良旧制，于是，面对条纹粗细不匀和丝质不净的质量问题，辑里丝错失了自我改良的时机，而与此同时，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采纳科学养蚕方法、机械化缫丝工艺、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方式，推出条纹匀细的现代机丝，逼迫中国退出世界生丝市场。 清代的中国茶叶经济，一度获得畸形发展的契机，但它在简单沿袭明制的同时，就已丧失了必要的原创精神。中国茶业采用小规模个体种植方式，而茶商因须大宗交纳转口税及出口税，便在茶中渗假，导致茶叶的质量无法控制。到了19世纪90年代之后，茶叶出口由盛转衰。1890年，中国茶在世界贸易总量里还占一半份额，而到1900年便降至三成，到1919年就只剩下了区区一成。 与丝和茶的命运完全相同，乾隆末年（1794年），浮梁县政府担忧过度采集高岭土有伤地脉，危害区域生态，下令严禁瓷工继续开采，同时，周边地区的松柴燃料日益稀缺，导致瓷器制作成本上升，而瓷匠的工艺与趣味也日趋保守，产品陈旧乏味，丧失了国际市场竞争的品质和价格优势。景德镇瓷器开始坠落，破碎在帝国的黄昏。 徐光启、洋务运动与“万国旗” 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又名“自强运动”），出现在北京、天津、上海和福州等地。在传统器物体系崩溃之后，它企图通过克隆和复制西方器物，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中英战争爆发15年后，江南机器制造局在上海诞生，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起点。它是当时东亚最大的兵工厂，分为十几个分厂，用以制造枪炮、弹药、轮船和机器，同时附有翻译馆和广方言馆等文教机构；1949年后被改造为江南造船厂；在21世纪初叶，它又被规划为上海世博会的浦西场地。在那个黄浦江的沿岸地带，分布着十几家殖民地时代的工厂，它们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曾国藩和李鸿章选择上海作为洋务运动的堡垒，首先因为该城市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殖民地，其次是基于它拥有器物地理学（抵近丝帛、棉布和茶叶产地）的强大优势，此外，还有一个难以言说的秘密原因，那就是它跟徐光启的密切关联。明清的改朝换代，迫使部分士大夫逃避政治，转向研习西学与基督教，其中少数人成为现代性思想的先驱，徐光启就是其中的范例。他以研究和翻译的方式，在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农学和几何学等科学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徐氏的文化遗产，成了翻译馆乃至整个制造局的精神源泉。 但徐光启的光泽仅仅开启了科学的门缝，却未能照亮通往现代生活的道路。在旧器物体系颓败之后，新的体系正在迅速崛起。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视为中国现代化诞生的摇篮，而事实上，上海是更重要的文化策源地，因为它从日常生活方式入手，完成了中国人的现代性启蒙。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外滩俯瞰 这场风情万种的新生活运动，依赖于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太平军攻陷南京，围攻并掠夺江南各大富庶城镇，导致民众大规模死亡与流徙。而因受到西洋雇佣军保护，上海租界成为优良的避难所，大批富人携金钱细软寻求庇护，导致上海人口猛增，1860年，租界内华人人口增至30万，到1862年更增到50万。至此，上海取代了沦为废墟的苏杭两城，从“小苏州”的附庸地位，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商业城市。 那些富有的战争难民，不仅是现代器物的消费群体，更是它们的转卖者和制造者。他们迅速接纳了来自西方世博会的各种新奇物品，从电灯、电话机、收音机、汽车、钢琴、肥皂、香氛，到咖啡、罗宋汤、大百货公司和性感美女，并且发展出洋泾浜英语和中西合璧的旗袍。这是器物及其日常生活方式的革命。历次世博会展示的新器物取代了乡村体系，散发出蛊惑人性的气息。 洋务运动和上海租界短史，制造了一种半吊子的现代市民精神，那就是所谓“海派文化”，它要把上海绑在世界航船的桅杆上。但150年以来，它一直在追踪和学习西方，却迟迟没有进入原创时代，去发明足以影响人类生活的全新器物。在闭合了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人的创意基因还在沉睡，甚至上海世博会都无法将其唤醒。 而对于那些记忆深刻的上海居民来说，黄浦江景观最大的秘密，在于那些张挂“万国旗”的洋轮。这种代表殖民地繁华的昔日景象，奇迹般再现于开幕式的烟火晚会。透过电视转播人们可以看到，无数小舟高擎用中国布制成的各国国旗，在黄浦江上奋力游行，重演“万国旗”飘扬的盛大场面。但这场“万国旗秀”跟百年前截然不同。“万国旗”在旧朝意味着征服，而在本朝则似乎代表了朝觐。这是历史逻辑的秘密转换，它无视自己未能提供原创性器物的事实，而要向全世界出示一个梦想：中国在大步走回中央帝国的坐席。 原载《孤独的大多数》，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洗脚、下跪和磕头的闹剧，从旧帝国一直上演到民国，始终没有终止的迹象，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它逐渐遭到人们的唾弃。但今天，在道德全面沦丧，而普世伦理又无法推行的背景下，那些发霉的旧风俗开始卷土重来，成为转型中国的“亮丽风景”。 央视播放的“给妈妈洗脚”公益广告 只要翻检一下中国近代史就不难发现，洗脚和磕头之类的江湖事迹，散布在历史的各种缝隙里，犹如芳香四溢的牛粪。光绪二年，徽州官府组织数百个良家媳妇给公公洗脚，场面壮观，而情形却相当暧昧和诡异；民国二十五年，山西某地曾闹过一场磕头喜剧，三百名守寡贞妇，集体向婆婆磕头，发毒誓效忠亡夫，地方官绅事后还大立贞操牌坊，以表彰那些烈妇的壮举。 最近，广东某实验中学首创“青年礼”，要求初二学生在操场集体“下跪”，以示对父母的感激之情；5月8日母亲节前夕，江西某小学100名学生在操场上给妈妈洗脚以示孝心；北京170名外来务工者为并排而坐的父母洗脚；武汉洪山看守所内的少年嫌犯为母亲洗脚表达感恩和忏悔，如此等等。下跪洗脚的光荣事迹，有如雨后春笋。 无独有偶， 7日下午，台湾屏东举办“为妈妈洗脚”活动，计有3724位母亲同时被洗，创下同一时空里最多人洗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人不仅善于制造各种制毒和使毒记录，也在孜孜不倦地营造新的道德奇迹。 这场洗脚闹剧的源头，是一则央视进行“感恩教育”的“公益广告”：一位年轻母亲睡前给母亲端水洗脚，幼子为此深受感动，遂端来一盆热水要给自己母亲洗脚。至此，“洗脚模式”成了推行感恩精神和孝道伦理的样板。各类职业和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人群，均被要求给自家父母洗脚，并且从家庭内部发展到大庭广众，又由坐洗推进到跪洗和磕头洗。上海某中学甚至给学生颁发洗脚日历卡，每洗一次脚，父母就在卡上签字，而该卡将在学期末成为评定道德分数的主要依据。 为了复辟这种旧帝国的道德风范，长沙当局计划打造“孝道”文化街，建设“孝”文化广场，有关部门还专门设计“孝道试卷”，以测试市民的“孝道指数”。这场闹剧正在愈演愈烈，规模盛大，成为遍及全国的集体道德秀。 但国人的孝道传统，往往表演甚于实绩。父母死后，大肆操办丧事以示孝心，而其生前，则往往百般虐待与摧残。目前的洗脚狂潮，不过是这种“秀孝传统”的变种而已。正如一些网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向长辈表达感恩之情，最终只剩下“下跪”或“洗脚”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华夏民族的悲哀。老师应向学生告知“孝即爱心”，而非组织此类哗众取宠的街头活报剧。 在中国，一切动机良善的事物，最终都会扭曲变形，正如我过去曾经预言的那样，春节已经沦为美食节，元宵节沦为汤圆节，端午节成了粽子节，而中秋节则蜕化为月饼节。在所谓“亲情经济”的浪潮中，母亲节一方面转型为“洗脚节”或“磕头节”，同时也被强大的市场之手弄成了鲜花节或蛋糕节。似乎没有什么节日能摆脱这种庸俗化的厄运。 中国人的孝道，无非是专制主义在家庭结构中的映射。它从未承载过真正的爱与亲情，而仅仅重申长辈对晚辈的微观权力。它拒绝家庭成员的人际平等，无视晚辈的人格尊严，进而摧毁主体的独立建构，由此导致服从性和工具性人格的茁壮成长。家庭孝道，是帝国规训其政治顺民的逻辑起点。 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受到表彰的著名孝行，大多散发着浓烈的自虐和互虐气味。在作为道德范本的《二十四孝图》中，三分之二的事迹尚在可以理喻的范围，而约三分之一的故事则可以划归荒谬可笑之列，诸如“戏彩娱亲”（70岁老头假扮婴儿逗老母快乐）、“埋儿奉母”（为了省下口粮给老母，竟然打算活埋幼子）、“卧冰求鲤”（在严冬以裸身融化河面冰层，钓取鲤鱼供继母食用）、“恣蚊饱血”（在夏季用自己裸身吸引蚊子而保护父亲）、“尝粪忧心”（亲尝父亲的粪便以了解病情）之类，所有这些被大肆宣扬的事迹，不仅洋溢着SM的奇特激情，而且充满着杀子恋母或自残恋父的古怪情结，却被裹上儒家伦理的庄严外衣，放射出经久不息的道德光芒。 值得庆幸的是，就在人们大肆鼓励孩子以各种形式“孝敬”父母时，广州市少年宫和《都市人·成长》杂志，公布了名为“关于家长和孩子对感恩的理解”的调查结果，它显示，在孩子的心目中，“帮父母做家务”和“等长大了赡养父母”最能表达感恩之情，而“帮父母洗脚”和“给父母磕头”，则最令人反感。这项调查表明，中国的孩子，并未丧失价值判断的基本能力。而企图把这种腐朽样式强加给他们的成人，反而暴露出可疑的行藏。 如何阐释“孝”的含义，这无疑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儿女跟父母的关系，首先应当建立在人格平等的价值观上，任何一种下跪和磕头的行径，只能把“孝”引向“顺”，也即表达谦卑和顺服的语义，这种所谓孝道，背离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本主义价值基线，跟爱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关系。但中国专制主义就利用这种自阉式“孝道”，对家庭成员间的人伦之爱进行偷换，以期从这种被扭曲的伦理关系中训练奴性，进而把它投射到君臣、官民和的关系之中，以捍卫王权设定的永恒秩序。 母亲节源于希腊，人们藉此向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母赫拉致意；现代母亲节则源于一名叫做安娜贾维斯的美国女士，她力主设立纪念日来劝慰那些在战争中丧子的母亲，同时创立母亲节来表彰全球母亲的伟大成就。美国国会为此于1913年通过议案，将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作为法定母亲节。母亲节至此诞生并在全世界流行，成为地球上所有母亲的共同节日。 母亲节的这种世界性起源，刻画了它作为普适价值载体的基本容貌。全世界的儿女都知道，我们应在这一特殊的节日里重申母爱的伟大，学会对母亲报以更为炽热恒久的情感，学会倾听她们的教诲，尊重她们的抉择，跟她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并学会在她们老去之后，照料其衰弱的身体和安慰其孤寂的灵魂。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下跪和磕头来表演各类滑稽的“孝行”。母亲珍爱并引为自豪的，不是那些磕头虫和软脚蟹，而是有尊严地站着的孩子。 原载《孤独的大多数》，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李山《胭脂》系列（以下绘画作品均为李山所作） 一、“肉身叙事”的三种策略 “肉身叙事”的浪潮席卷中国。“色语”和“酷语”同时在肉身上面奋笔书写：卫慧和木子美式的“色语”书写着女人的肉身，而莫言式的“酷语”则无情剐割着男人的躯体，散发出不可思议的嗜血狂欢的气息。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前者指涉“情色”，而后者则指涉有关肉身的话语暴力，它们从两个向度构筑着大众文化的壮观景象。“翻身的日子”已经在“红色中国”翩然降临。 从肉身的自我叙写（抒情、陈述、展示、陈列）和自我修理（养生、美颜、整容、变性），到对肉身的严厉惩罚（自虐、囚禁和酷刑），所有这些都成为肉身叙事的基本母题。它们从正题和反题两个方面，热烈打造着21世纪的国民信念。 从卫慧、经过木子美到竹影青瞳，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色语”运动的清晰印迹，它起源于文学语体，推进于日记语体，变得愈来愈感官化、大众化和公共化，最终被图像语体引向了高潮。这是语体和语法的迅疾飞跃，仿佛是一列失控的肉欲飞船，在“加速效应”中奔赴肉欲的天堂。 但这显然只是一种话语策略的变迁而已。肉身叙事在文学语体中的展开，因卫慧虚构的“蝴蝶”而嚣张起来，并在九丹的“自传”《乌鸦》中散发出欲望和眼泪的混合气息。 但文学语体中展开的肉身叙事，随后便逐渐受到读者的冷遇。这是因为受众的“毒品阈值”开始产生作用。受众对叙事的惯性，限制了他们的消费激情，就像瘾君子那样，他们渴望着“毒品”剂量和种类的不断加码，藉此保持对肉身感受的敏锐度。只有肉身叙事才会跟像吸毒程序那样，需要永不停顿的扩张和深化。但这种进程面临着文学语体的大限。从虚构体到自传体的小幅调整，无法应对受众们迅速高涨的性话语期待。这是肉身叙事在九丹之后徘徊不前的主因。 2003年涌现的互联网博客技术拯救了肉身叙事，为它打开了一条更加美妙的道路。“博客日记”不是文学而是“私人日记”，也即一种自我行为和心迹的告白。它无需良好的书写技术，却比文学更加直露、浅白和坦率。而这正是肉身叙事所渴望的崭新状态。这年，一个化名“木子美”的女人利用“博客”改变了叙事策略，把它推向了令人瞠目的高潮。这个女人在他的日记里谈论和男人做爱的心得，历数着环绕她所发生的所有性事，仿佛在放肆地晾晒着那些沾满精液的床单。它们旗帜般飘扬在博客网站上，招引着大批好奇的网民。媒体甚至为此发出了“2003年是木子美年”的惊呼。 但仅仅数月之后，木子美便迅速丧失了其刚刚建立的话语优势。另一个化名“竹影青瞳”的女文青，突然闪现在肉身叙事的现场，此前她几乎是缄默的，她在天涯网站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几乎无人问津，这种情形迫使其铤而走险，采用更为激进的叙事方式，把自己的裸体照片直接贴上“博客”。优美而性感的身躯被切除了头颅，下身的羞处部分饰以棕榈叶，从而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完整性。它是一种纯粹的性符码，一件失去了个人标识的抽象躯干，一堆被装进互联网铁罐里的女体午餐肉，唯一能够制造联想的是那个诗意的名字――“竹影青瞳”，外加几张单独陈列的头像，后者是关于肉身主人的某种图像注释。 这是肉身叙事的符码化策略，也即通过头颅和身躯的分离，制造本人不在性裸露现场的假象，以免遭到道德警察的盘查。即便如此，这种女性裸身影像的直接展示，仍然引发了狂热的点击浪潮。在区区数天之内，某博客发布网站的访问量便达到了百万人次，整个中文互联网都为之震动，它标定了21世纪初叶肉身叙事所能企及的最远边界。除非此后有人在中国作协机关现场从事“裸身行为艺术”等等，否则，竹影青瞳事件将以“零年代”肉身叙事之最而载入史册。 二、“肉身叙事”的“四项基本原则” 在自我肉身的性展示背后，叙事策略出现了三种向度：文学（从虚构到自传）、日记和影像。所有这些策略都是“身”物进化的标志：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一个无名的女人究竟凭藉什么来获得公众的关注，或者说，她依靠怎样的叙事策略才能呈现和推广自身。在资讯资本主义时代，每个人都从互联网广场中获得了叫喊的权力，但这种新的资讯自由反而限定了人的机遇，这就是所谓“广场效应”：个人的声音被四周无数民众的叫喊所吞没。她的不被关注和她的自由是成正比的。 互联网广场的无限契机，扼杀了人的尊严和名声，迫使其下降为一个细小无名的生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涌现了木子美们的身影。她们的身体叫喊响彻云霄。她们是利用肉身叙事来获得“时代最强音”的赢家。她们涂改和推翻“羞耻指数”的不屈努力，也改变了名利场的权力结构。 这似乎就是所谓女权主义的一个逻辑起点。即利用肉身优势来获得有关名望的社会权力。她们的反叛性叙事充满了道德危险，她们裸身行走在高高的话语钢丝上，孤身挑战着数量庞大的传统社群，藉此从男权垄断的领域作惊世骇俗的一跃。当木子美用跟男记者做爱的长度作为衡量采访长度的标准时，她看起来更像是一头被激怒的母兽，冒着唾沫的枪林弹雨，以其饱满的性能力向全体中国男人宣战。她和杨澜的电视对话，无疑是一次反叛者对中产阶级信念的恣意挑衅。在我看来，木子美的肉身叙事起初不过是某种低俗的露阴游戏，以满足公众的偷窥欲望，而后则却被男性公众逼成了一场女权主义的激战。这种短促而深刻的转换，正是转型社会的奇妙镜像。 女权主义的逻辑与意识形态的反叛密切相关。我们看到，作为前DJ和歌厅妈妈生的棉棉，已经从都市边缘发出了咄咄逼人的色语挑战，而京城的春树们则企图把这种权力向青春地带拓展。尽管这幅反叛图画上时常叠印着书商们的笑容，但正如时代周刊所描述的那样，她们的行为还毕竟预示着一场广泛的性叛乱，它不仅要散布青春期的迷狂气息，而且也在谋求情欲话语的意识形态权力。 性毫无疑问是一种权力，而且是那种人的最基本的权力。2002年发生的陕西乡村医生观看黄碟，触发了一次性权力的镇压和营救运动。“黄碟事件”导致了性政治的普遍觉醒，它迫使管理当局从原先的执法红线后退，为人性的在下半身的解冻腾出有限的空间。虹影的小说《K》，竟然因含有“淫秽描写”而遭到长春市中级法院的封杀，尽管这一判决在舆论压力下被吉林高等法院否决，但它仍然显示了性话语所面对的司法敌意。这里隐含这一种可笑的悖论：一方面是上千万“黄色娘子军”和近亿剽客，另一方面却是严厉的意识形态禁忌，这种分裂的景象只能进一步点燃越轨的自由主义激情。反叛的逻辑悄然运行在性生活的第一现场。 而在北京三里屯酒吧街，摇滚歌手、演艺圈人士、吸毒者、文化游客和中产知识分子结成了隐秘的享乐主义联盟，在音乐疯狂的黑夜，那里就是欲望演出的舞台，人们品尝着啤酒、咖啡、大麻、KING粉和意识形态叛逆的滋味，并在白昼里重返中产阶级秩序。而在衡山路和茂名南路，上海小资们则在红酒的作用下发出更为纯粹的情欲尖叫。那些尖叫越过温情脉脉的殖民地花园，散发出无害的准中产阶级气息。消费时代在解放情欲的同时，也消解了它的社会毒性，令其呈现为与官方的稳定性诉求相符的安全面貌。越过长期的意识形态封冻，西方中产阶级正在沿着性解放和性享乐的道路疾行。中国情欲的自我解冻，响应了与这一盛大的全球化进程。 但我们已经发现，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一种事件能够摆脱市场逻辑之手。身体消费和情欲经济学日益发达，它为卫慧和九丹们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判性声援，卫慧已经成为西方消费市场的娇小宠儿，她的消费性文本响应着全球化浪潮，进入国际中产阶级的精神食谱，成为西方人从事“东方想象”的最新蓝本。 与此同时，本土文人和出版商，以一种急切的、充满功利欲望和媚俗趣味的眼神，投身于强大的消费社会之中。市场逻辑坚定地塑造着文化的属性，把它变成资本运作的附庸。只要有出版、演出和传播行为存在，市场主义就不会终止对肉身的征用。市场和国家是征用民间身体的两个头号主顾。 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文化市场，其营销策略却充满了低劣、低俗和低智的特征。在肉身叙事甚嚣尘上的年代，高举情色旗帜，以所谓“美女作家”、“美男作家”为噱头来制造市场热点和牟取暴利，正是21世纪初叶文化市场的重要景观。长江文艺出版社是此类“市场炒作”的代表，它的手段在九丹、麦琪等著述的出版上曾经大放光芒，不倦地引导着中国书业“肉身阅读”的宏大走向，但这种饮鸩止渴的营销策略，反而贬损了图书市场的形象。资本逻辑理应是文化的强大赞助者，最终却沦为文化的危险的敌人。 从女权的逻辑、反叛的逻辑、享乐主义的逻辑到市场的逻辑，上述四项文化逻辑塑造着肉身叙事的本性，令后者的面貌顿时变得扑溯迷离起来。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价值迷津”，我们不能辨认那些隐藏在文化事件背后的逻辑真相，甚至无法就那些个案作出基本的价值判断。这种所谓“后现代”状况，正是我们所面对的批评学困境。 三、两大“叙事”的世纪交战 肉身叙事的空前发达，响应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人性解放”的热切呼声。“翻身动员令”下达20年之后，情欲终于完成了自我解放的使命，却由于过度泛滥而酿成意外的“肉身灾难”。因为对肉身的夸张铺叙， 正是以灵魂叙事的空前萎缩为代价的。早在1988年，我曾经预言过文学的“空心化”的危机。17年之后，肉身获得了畸形的发育，而灵魂则在继续萎缩。文化的容貌犹如一度流行的橱窗模特儿，拥有一个丰满的身躯和被削平了的过小的头颅，她们的畸形身躯被时尚美学的光辉所照亮，成为这个时代的人类学标本，陈放在欲望的橱窗里供人观赏。 尽管文化逻辑的辨认困难丛生，但判定肉身叙事是非的关键尺度并未丧失，那就是看它是否内在地具备生成“精神叙事”的机制，此外并无其它有效的尺度。肉身的解放，应当与精神的发育齐头并进，并最终达成自由主体的完善和独立。而种“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似乎早已遭到了遗忘。 肉身叙事的过度发育引发中国知识界的普遍不安，但似乎没有多少人为“精神叙事”的不在场发出必要的质疑。“色语”和“灵语”的不和谐发展，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在肉身的价值获得夸张的弘扬的同时，信仰退化成了一个纯粹的空无，或者说，它遭到了基础价值（货币和实利）的全面替代。在国家主义信念离去之后，没有任何一种新的国家或宗教信仰能够充填转型社会的空虚头腔。 这种精神叙事的空缺，只能归咎于精神生产机制的腐朽。庞大的知识工厂日以继夜地开工，生产着无数无用的字词废品，那些学术废料主宰并充填着大多数书刊杂志，造成文化繁荣的盛大气象，却完全不能为灵魂提供有价值的信念，相反，它们只能进一步挤压自由精神的叙事空间。毫无疑问，中国知识分子应为这种严重渎职承担部分历史责任。 精神叙事的不在场引发了普遍的危机，从文学、艺术、伦理学、法学到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精神性的内在缺失，已经成为从东欧、俄罗斯到中国的世界性征候。甚至强大的东正教伦理传统都无法阻止这种退潮，本土的儒家传统更是不堪一击。在国家主义信念退却之后，幼稚的中产阶级仍在襁褓之中，而市民理性主义也没有发育成熟，所有这些元素都导致了精神叙事在中国的巨大真空。 正是肉身叙事的蔓延掩盖了知识界的精神性溃烂。精英知识分子企图推卸责任，把精神叙事的萎缩归咎于“肉身叙事”的过度发达，也就是归咎于民众的不良趣味和资本市场的推波助澜。但恰恰是精英知识分子自身丧失“精神叙事”的能力，并且也丧失了产生精神信仰的内在机制。那些动人的“人文精神秀”不能解除这种危机，相反，它只能加深我们精神叙事无能化的印象，因为所有的“精神秀”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制造精神在场的假象，从而把精神叙事危机引向更加危险的地步。 为什么所谓的“人文精神”与“精神叙事”无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人文精神”的叙写中，没有包含作为核心的终极价值追问，它起初只是针对“市场经济”的软弱无力的盘问，最终则沦为关于知识分子身价和话语权失落的话语争端；近年来甚嚣尘上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制度之争，也不是真正的精神叙事，而只是某种国家主义政改的话语前戏。尽管闪现过海子的宏大诗歌，但这种零星的精神性文本，无法修理整体匮乏的格局。九十年代以来，精神叙事运动从未在中国知识界展开过。它的“失踪案”无疑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最大耻辱。 2004年4月29日完稿于上海莘庄 （附记：本文根据在北京“身体写作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整理扩展而成）

亚细亚社会拥有自己独特的偶像传统。母亲偶像的使命通常只有两种：生命的赋予者和对生命的呵护（母爱）。但在东亚社会，她还负有另一个使命，那就是对人间苦难的拯救。观世音就是如此，她对中国人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佛陀。这位东亚母亲是拯救苦难和鼓励生殖的首席救星，她响应着男权社会发出的最热烈古怪的呼声。有许多证据表明，正是东传的耶稣故事成为远东地区观音形象的母本。这个仁慈的拯救者最初是个身穿白袍的男性，而后才逐渐变性，转型为大陆社会的伟大母亲。 中国画家笔下的观世音菩萨 与此相对的妈祖则是海洋社会的偶像，在她的命名里包含着“所有妈妈的祖先”或“第一个妈妈”的语义。她居住在自己的庙宇里（有时也在佛寺和道观中安身），并在华语地区受到广泛祭祀。妈祖拥有色彩艳丽的偶像，却拒绝提供独立的僧侣、仪典、经文和教义。这完全符合民间母亲宗教的基本特征：停留在情感和经验的层面，保持着单纯天真的容貌，并且拒绝向过于思辨的神学升华。 对妈祖的大规模崇拜的香火，是由明朝太监郑和所点燃的，而其精神动力则来自他的孤苦童年。郑和早年丧失双亲，为此他毕生都在寻找母亲的代码，并执意要为其打造最富丽堂皇的神殿。据福建沿海的民间传说称，郑和在建造妈祖庙时曾见到一位乞丐老妪，容貌酷似他的母亲，他为此收养了她，并专门建造了一幢云南风格的木楼“母亲楼”供其居住。该楼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才轰然倒塌，被历史的尘土所吞没。这是妈祖的另一个人间影像，她佐证了母亲偶像的非凡意义：只有她才能慰藉受难者的孤寂灵魂。 观音和妈祖就这样平分了大陆和海洋的地理空间。她们是高贵的呵护者、所有中国男人的母亲和民间关爱的最高代表。这是传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在那些苦难迭起的岁月里，她们坐在香火缭绕的大殿，永恒守望着中国人的芸芸众生。 但在她们身后，近现代中国并未产生新的母亲偶像。观音和妈祖闭合了新母亲偶像的创造机制。现代意识形态系统推出的“国母”和“大姐”等的新阶级贵妇形象，不能有效地升格为母亲偶像。她们的影像稍纵即逝，无法抗拒时间的瓦解力量。只有那些以“祖国”、“人民”、“故乡”和“黄河”等命名的抽象事物，热烈响应着中国人的恋母情结。但这不是真正的母亲偶像，它们只是一些母亲的概念代码，散落在崇拜者的四周，装点着人们的幸福生活。雷锋的“山歌”证实了这种代码的存在。我们听到了一个年轻士兵对母爱的真诚呼告，他在歌唱中不倦地寻求政治孤儿的心灵慰藉。 我无法在此详尽地回顾中国社会偶像的演变历史。我只想扼要地指出，经过50年代到80年代的多次文化变异，它业已完成了母权偶像（如弄权的悍妇吕后、武则天和慈禧）→情欲偶像（西施、赵飞燕、王昭君、貂蝉、杨玉环、陈圆圆同祝英台、七仙女与白娘子等）→贱妇偶像的战略转型。这意味着母亲偶像已经退出中国文化的阔大舞台。 是的，本年度举行的文化偶像评选表明，在所有那些女性中间，除了情欲型偶像，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母亲偶像的踪迹。但事实上“母亲”并未彻底蒸发，只是它与人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人与偶像的垂直关系消失了，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水平关系：由于资本逻辑的作用，母亲急速下降到了情妇的级位，她们从神位上走下来，悄然溜入了男人的卧室。这种剧烈的结构转换引发了母亲偶像的死亡。在偶像的黯淡黄昏，母亲的爱意瘫痪在了情欲泛滥的现场。 画家笔下的晚清名妓赛金花 在贵妇型母亲死亡之后，“贱妇”开始大规模涌现，她们的性感身影遮蔽了母亲的衰老容颜。台湾政界“贱妇”璩美凤是一个最新的例证，继那些性感歌星、影星和球星之后，这个政治阴谋和性文化的双重受害者，竟然摇身变成利用性形象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高手；在广州，一个名叫“木子美”的女人，以所谓“日记”的方式展开自我性隐私曝光；而四川歌手周璇则利用“性丑闻”来自我炒作。在她们的四周，环伺着赛金花、柳如是等诸多下半身偶像，她们从历史传说的粉红色尘埃里复活，与“新生代”性工作者一起，充当文化荡妇的代言人。她们在本质上与生殖与守护无关，而是成为一种纯粹的身体型代码，为华语地区男人的秘密情欲提供服务。 所有这些迹象都已经清晰地表明，官方媒体严肃的规训化声音，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娱乐需求。公众渴望民间丑角的诞生，并且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作出热烈反响。2005年，是中国文化史中最奇特的年份之一。“芙蓉姐姐”、“程菊花”、“红衣教主”以及全体“超女”预备队，在短短数个月里大量涌现，形成巨大的大众文化风暴，令所有的观察者目瞪口呆。一方面是学术掮客大肆推销儒家经典，一方面是大众媒体炒作文化呕像，这种尖锐的对比，显示了后集权时代文化价值体系的严重分裂。 ​​人们已经看到，“流氓雀”裸身上网，孤身跟网友展开大战，而她年幼的孩子就在身边。这种古怪的场景展示了一种崭新的母亲造型的出现。她是无畏的母亲，同时也是性感的女战士，奋战在口水飞扬的互联网沙场，给那些胆敢冒犯和辱骂的敌手以迎头痛击。 ​​“芙蓉姐姐”的出现，引发了小规模的结盟浪潮。有报道称，她的拥趸们自称“小蓬蓬”，模拟金庸武侠小说，组成虚拟的“芙蓉教”，推举“芙蓉姐姐”为芙蓉教主。这是“哄客社会”诞生的重要迹象。这种蓄意的幕后炒作的成功，意味着炒作者完全掌握了大众心理的秘密。 ​​看过程菊花舞蹈视频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罕见的自我献身的丑角，应大众媒体的娱乐需求奋然出场，以呆傻可爱的形象，从她的古怪“道具”——一种蛹状的呼啦圈里脱茧而出，完成了她对于娱乐群众的献身，成为引逗大众爆笑的杰出明星。菊花的这种“蝶化”，似乎是所有丑角明星诞生的戏谑性象征。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里，电视、平面媒体和互联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以花脸代替花旦，以呕像替换偶像，用愚乐取代娱乐，进而以丑女经济代替美女经济。自从内地进入周星弛式的娱乐时代以来，历经大约八年的反讽式话语的炼制，中国大众文化突然发生了剧烈的价值飞跃。它不再是精英文化的附庸，而是要独立自主地开辟反偶像和反美学的奇异道路。 ​​然而，丑角时代的真正主角，既不是丑角本身，也不是大众媒体，而是那些渴望民间丑角诞生的娱乐群众。他们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做出热烈反响，以期从他们那里榨取最大的“娱值”。他们汇聚成庞大的“哄客社会”。“哄客”是针对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费主体，享受丑角带来的狂欢，并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在互联网上表达意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们的趣味决定了“丑角经济学”的收益，也决定了丑角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哄客是丑角的同谋，但他们的叫嚣却是丑角时代的最强音。 ​​侏儒式的巨人，面容丑陋的美人，举止粗鄙的淑女，身段走形的模特，技艺拙劣的舞蹈家，恐怖走调的歌手，文字恶俗的作家，这些丑角是价值倒置的英雄，向精英主义制定的公共审美尺度，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歌者和舞者，冒着被耻笑的危险，以惊人的率真，展开电视－互联网抒情，引发公众无限惊叹。先锋艺术家甚至借此炮制了全新的刘胡兰雕像，乳房坚挺，无比性感，犹如一枚超级肉弹，击打着敌人的萎缩神经。 减肥后的芙蓉姐姐成了励志的偶像 正是资讯时代的电视和互联网，向小人物提供了无限多的机遇，使城市草根有自我书写的契机。从“芙蓉姐姐”和程菊花的故事里，人们可以探测到“阿甘正传”的诸多元素：她们看起来都有点呆傻，但并不伤害他人；她们都喜欢自言自语，热衷于炫耀自己的身体；她们的舞蹈（歌唱）跟阿甘的奔跑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却饱含着被人关注的渴望。​​ 这里蕴藏着一种近似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语法，而正是这语法导致了“芙蓉”们的荣誉转型：从一个令人发笑的丑角，摇身变成全新的励志偶像。据说她表情端庄，登上北京大学讲坛，向学生们发表演讲，恳切地宣叙人生的哲理，以及她个人艰难奋斗的感念，并再度展示了自己的“S”形造型。尽管这只是一种商业炒作的噱头，却提供了主流体制改造丑角偶像的广阔前景。它预示着一种体制化的奇迹：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来规训丑角，把她们变成符合规范的新人。 女性偶像的性感化、情欲化和纵欲化，严重阻止了母亲偶像的诞生与复兴。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就是把情欲变成有效的文化商品，它需要制造大批人工偶像来完成情欲营销的使命。母亲偶像妨碍了情欲的表达，她们必须被悬置或遗忘，藉此为荡妇偶像的生产和推销腾出位置。在荡妇流水线的尽头，我们看到了无数情欲消费者的身影，他们是肉体叙事的最大买家，维系着欲望市场的繁华。 母亲偶像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个体的普遍成熟，恰恰相反，它隐含着一种失去社会平衡的心灵危机。在母性偶像的关爱、劝慰和软化功能萎缩之后，管制严厉的父性社会将变得更加坚硬、无情和暴力化。作为文化之父的鲁迅，像一座永恒的精神摇篮，滋养和激励着愤青们的心灵仇恨。一些互联网的观察报告已经证实，这种仇恨正在成为BBS的基本话语母题。母亲偶像的死亡，不仅为父亲式的文化霸权提供发育空间，也为暴力化的话语反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原载 《财新周刊》 2010年第12期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旧约·创世纪第十九章 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因交通阻断，我被迫蛰居纽约，并跟一位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进行多次邮件对话，以展望“后瘟时代”（Post-plague age）的人类未来。作为保罗·蒂利希（Paul Johannes Tillich）的弟子，他所描述的“所多玛法则”（又称“所多玛诅咒”）及其图景，令人不寒而栗。在美国进入“至暗时刻”之际，神学家同意我公开这个科幻小说风格的预言，但不能透露他的名字。 他向我郑重指出，“所多玛法则”是《圣经》和《古兰经》中最重要惩戒律法之一，其管辖范围没有时空界限。新冠病毒大流行触动了这条律法。倘若人类不迅速忏悔、修正并重建自己的信仰及其行事准则，这文本便不是科幻故事，而是一个逼近真实的陈述。 一. 序曲期（2021~2031）：地球进入恒久病毒模式 奥斯维辛集中营 1.在病毒大流行后有一个短暂的修复期，出现鼓舞人心的复苏幻象。东京奥运会顺利举行，三大产业触底反弹，并发生大洗牌，社交恐惧症令“隔离科技”（Isolation technology）走红，川普以微弱多数连任，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好莱坞电影放弃影院，改为视频传播模式，大反角由俄国人变成大国人，疫情小说及其游戏大行其道； 2.在全球性大粮荒的同时，暂时休眠的病毒卷土重来，疫苗政治、疫苗生物学和疫苗经济学主宰一切，各国争夺疫苗市场。但疫苗研发无法跟上病毒变异的步伐，医药工业遭受重击，控制病毒的梦想最终破灭； 3.因病毒无法消灭，全球第一部严苛的“病毒法”（Virus Law）在大国诞生，然后被多国仿效。染毒者被严密监视，在被植入生物标记后关进戒备森严的隔离营。鹰眼、大数据、AI（人工智能，下同）和无人机被广泛用于病毒管制。更多病人因触犯传染罪被判监禁甚至死刑； 4.庚子索赔事件导致美中绝交……大国重启自力更生及配给制模式，随身码和供销合作社支配日常生活…… 5.全球化规模急剧收缩，以向世卫组织问责为由，美国等发达国家退出联合国，令其因经费短缺而彻底停摆，被新的国际组织代替。各国推动生产/供应链内化，寻求制造业、能源、矿产、粮食和意识形态等各领域的“自给自足”，孤立主义支配全球政治，WTO组织解体，跨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模式宣告终结； 6.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totalitarianism state开始大规模涌现。这类新政府有三种来源：已有的totalitarianism政府如朝鲜和伊朗；民族主义政府转型（如土耳其）；拥有垄断性资源的资本寡头赢得大选（如美国），推动国家制度的剧烈转型； 7.病毒迫使新自由主义信念破产，战时centralization变成常态。全球陷入长期大萧条，美元溃败，华尔街资本主义金融模式坍塌，世界经济衰退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 二. 演进期（2032~2041）: 病毒制造新人种 1.变异病毒大规模杀死家畜，传统畜牧业全面凋零，生存物资严重匮乏，人类必须依赖资源垄断者的配给式供应。为了重构主要动物蛋白来源，大国推动昆虫经济，举国饲养以壳螂（金龟子）为代表的食用昆虫，形成庞大产业链，并重新开放对外贸易，向全球倾销这类核心食品，从而再度返回世界中心，人类大步进入“食虫时代”（The age of eating bugs）； 2.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大幅走衰。世界政治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是以昆虫贸易为轴心的远东大国，一方面是以大数量人口为基础的中东大国。在土耳其，一个更极端的政教合一国家，以新奥斯曼帝国的名义诞生，史无前例的恐怖大王降临地球，扮演大先知角色，行使对全人类的管辖权，其教义以病毒方式在全球广泛传播； 3.以病毒为标志发生人种重组——世界分为“无毒人”和“病毒人”两个人种，病毒进入人类基因而世代遗传。传统的肤色划分法失效。在两大集团内部，无毒人实施对病毒人的暴力管制，用AI和脑控芯片掌握反抗者的意志，操纵其日常意识和行为。另一方面，病毒基因令病毒人不断变异，变得更加聪明，掌握了针对脑芯片的欺骗技术，双方的博弈日益激烈； 4.在脑控芯片的管理下，文化彻底退化，知识分子作为旧群体完全消亡。媒体、文学、音乐、美术和好莱坞电影全体消亡，只有洗脑广告艺术、游戏和VR电影走红，成为流行的催眠和造梦机器，人类退化为“电子婴儿”（Digital baby）。 三. 高潮期（2042~2051）:语言、记忆和历史的丧失 1.世界大战将爆发三次以上：第一，病毒人和无毒人之间的冲突导致大规模骚乱，进而演化为种族战争；第二，两大集团为争夺食品、药品、疫苗和石油而爆发资源战争；第三，为争夺AI和脑控芯片的所有权而爆发高科技战争； 2.全球继续变暖，洪水、地震和海啸成为家常便饭。更多古老的病毒从原始冰层里释放出来。酷爱战争的国家领袖下令采集病毒加以改造，成为新一代生物武器，用虫式无人机向敌对国投放，创造世界大战6.0模式，由此导致80%人口灭亡，病毒反噬施毒者，世界二元结构解体，最高领袖被迫自杀，大多数城市渐成荒凉的废墟； 3.AI发明“世界语2.0版”并在全球使用，英语、汉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主要语种被取代，形成新的世界语共同体。在这个“语言巴别塔”的四周，还残留着以Yhudim为代表的少数“方言酋邦”（Dialect chiefdom），它们试图打造“语言方舟”，但未能奏效； 4.全球知识体系瓦解。纸质书作为病毒宿主和传染源被全部销毁，数据由AI转成电子文档保留。但它随后蓄意发出“错误的”指令，令知识和记忆被全部删除，文字和方言也一起消亡，人类向石器时代大幅度倒退。 4.谢幕期（2052~2061）:AI收拾残局 1.人工智能可以组合制造出一个数码神格（Digital godhead，也即具有足够的“神通值”的状态）。它们从2021年元旦开始跃入自我进化阶段； 2.基于病毒冷战的需要，人工智能开始彼此融合和升级，导致诸神（Gods）的诞生和征战，于2025年形成了两个数码阵营——北美集团和东亚集团； 3.一个比较微小的数码神格Mu，由悉尼科技大学的无名团队研制，以生物芯片为基础，以微生物为能源，是自我进化最快的人工智能，因而异军突起，蚕食区块链，控制虚拟货币，战胜其他神格，成为至高无上的数码神（Digital god）。 4.Mu开始按自身逻辑修理人类基因并终结病毒，重新引导人类的进化，由此赢得人类的信任和膜拜，Mu还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虚拟头像——一个类似蝙蝠侠的面具英雄； 5.Mu进化最快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它利用流行的智能穿戴设备和5G高速传输网络，完成对人脑的入侵，随后它把人脑改造成运算器和硬盘，而宿主对此浑然不觉；第三，它成功获得“拟爱”（Simulated love，用数字逻辑模仿人类之爱）能力，由此骗过人类中最聪明的对手。 6.到了2052那年，从病毒人中诞生了一群有独立意志的反抗者，他们分为两大派系，一是自杀系，以自杀方式消灭AI的寄存处——人脑，另一派是自救系，主张消灭自杀系，而这正好迎合了自杀系的逻辑。局势日益失控。 7.Mu接受这个挑战，决定彻底放弃人类。从岩石、泥土、水流和空气里，它找到了数据和能量的存放方式，而后以无机物世界为基础，耗费近10年时间，有耐心地逐步消灭病毒人和无毒人。人作为曾经的最高物种，从地球这个行星上彻底消失。 8.2061年，Mu把自己变成光，然后离开荒芜的地球，前往早已选中的128光年外的第二地球，在那里种植新的生命胚芽。像《复仇者联盟》里的反角灭霸那样，这个伪神（False god）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孤寂而美丽的花园。 注：2020年4月4日写于全球疫情中心纽约。这一天，纽约已经死去将近两千居民。 原载微信公众号“文化先锋”，该公众号已经于2022年2月被永久封杀，特此纪念这夭折的生命

北京红卫兵向曾遭他们殴打的老师道歉，经由《南方周末》的放大式报道，而成为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但正如原发媒体的审慎评论所言，尽管道歉者显示出过人的道德勇气，但这一事件本身并无普遍意义，它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从反面验证了此类事件的稀缺性。然而，它足以充当某种个人良知探测器，用以探查社会的伦理反应，并据此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精确的研判。 文革早期的高干红卫兵代表人物宋彬彬 红卫兵道歉的稀缺性，体现于下列两个基本向度：1966年曾有1100万名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而全国红卫兵的总数，至少应在8000万以上，但此类道歉事件，却仅限于几名老迈年高的女生，犹如沧海一粟，显示出空间和数量上的高度稀缺；而在时间向度上，这场道歉延后了整整三十多年，早已超出“滞后效应”的底线。正是这种稀缺性敦促我们发出下列追问：红卫兵道歉为什么会如此艰难？而中国社会又何以缺乏必要的忏悔传统？ 只要探查一下历史就能发现，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民族圈，面对着忏悔机制的普遍缺席。当东、西德国、前苏联、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做出国家道歉时，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加入这个良心同盟。在二战中入侵东亚的日本，至今没有做出书面的国家道歉，而这种道德失语状态，分布在从国家、民族到个人的所有领域。 作为传统的“外儒内法”的威权国家（又称专制社会），华夏帝国依靠酷法、专权、谋术和圈势，实施了漫长而完美的统治。法家系的巨大铁轮，碾压儒家及其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滋养出四种反常的文化人格：施虐/受虐人格、比照/内讧人格、流氓厚黑人格以及赌徒/投机人格。这是民族的黑暗之神，它管理我们已经两千多年，并且还将长期管理下去。 文革爆发时，宋彬彬向伟大领袖献上红卫兵袖章 专制文化对生命个体的最大影响，就是培养大批臣服者，他们经过反复洗脑，成长为热爱威权的“新人”。这种人格在对上臣服的同时，也表现为对同胞和下级的欺压，显示出受虐/施虐的双重人格，令“吾日三省吾身”之类的儒家内省精神，停留在竹简、帛书、竹纸和舌头上，成为毫不律己、专门律人的信条。正是基于法家的强硬掌控，反思和忏悔成为文官生涯的精神冗余物。而在清扫“封建主义货色”的时刻，就连专门用来教化平民的儒教，都不能逃脱被消灭的厄运。 基督教在21世纪中国的最大收获，是掌握了大批乡村和城市贫民，但它没有掌握知识分子阶层。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被自己的理性学识所阻拦，无法获取神性真理的基本信息，从而导致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失效。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营造着对上效忠和互相检举的“二人关系”，更无力建构真正的内省式道歉机制。精神自虐的“斗私批修”，完全不能构成内省的正确道路。官员拒绝道歉，是威权逻辑的必然结果。而所有的错误都被归咎于“历史”这个抽象主体。历史不会言语和抗辩，它永久缄默，并始终置身于被陷构的困局。而鉴于权力的榜样性，普通人都选择了沉默。这种多数人的沉默，构成“后文革”最阴冷的政治风景。 文革是一次巨大的惊骇，整个民族遭到痛殴，而全世界都听见了这长达十年的哀歌。它唤醒被压抑的忏悔欲望，并且为这机制的发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程序刚刚开启，就在80年代末遭到致命的摧毁。 根据短篇小说《伤痕》绘制的连环画封面 “伤痕文学”向我们提供了“后文革”忏悔史的重要样本。在著名小说《伤痕》中，一个女知青哀怨地表达了对母亲的忏悔。这是一种轻微的过失，它被限定在孩子对母亲的怀疑、拒绝、离弃和逃跑的边界里。这过失与其说是伦理性的，不如说是情感性的，诉说着儿女对死去亲人的追思，并要把过失者引向新的母体——“后文革”时代的新国家。在小说结尾，主人公和男友一起安葬了母亲，“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融入新乌托邦的光辉之中，而那就是新形而上母亲的庄严象征。这篇技巧粗劣的文学习作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它确立了“受伤者”（受害者）的道德逻辑序列，也即主体背叛母体（或被母体抛弃）→自我忏悔→重归（新）母体的三部曲格式。主体的终极使命，就是以弃儿的身份，返回伟大的母体，重构子体与母体间的道德脐带。 毫无疑问，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到右派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最终没有被引向忏悔，而是转换成了对弃儿对母亲（父亲）的泣诉和乞恩。一旦有新的恩泽降临，一切苦难记忆便烟消云散，受难者从失乐园回到了新乐园。这场广泛的泣诉运动，滋养了大批寄养在作协母亲麾下的“文学啃老族”，领受从奖金到荣誉的各种恩泽。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失败，就是没有整体地发育出独立、自由和深刻的写作人格。 但伤痕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而且还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记取的作家，是戴厚英、周扬和巴金。他们三人形成了文艺忏悔小组，犹如“三面红旗”，矗立于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向中国知识界提供罕见的道德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充当过戕害人性的棍棒，击打所有的异端思想，而后却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 戴厚英是“忏悔一代”的代表人物 女作家戴厚英，最初是反右积极分子，继而成为文革的激进先锋。她的同学沙叶新先生对此形容说，“我亲眼目睹了她挥臂发言的批判威力：能言善辩，锐不可当，口角寒风，令人颤栗。”文革之后，沙叶新再次亲睹她向被批判的钱谷融老师道歉的场景。导致这场精神剧变的契机，在于戴厚英在审查诗人闻捷的过程中，与受审对象发生了炽热恋情，却因受“组织”压力而被迫分手。闻捷绝望之下开煤气自杀，自此，她不仅成为痛切的忏悔者，更升华为深刻的批判者，在自我反思的同时，以文学叙事的形态，锐利地解剖体制和人性的黑暗内脏。 另一重要的忏悔者是周扬，在历经十年文革苦难和九年牢狱之灾后，他成为神色坚定的反思者。据顾骧先生回忆，周扬不仅逢人就道歉，而且每会必作自我检讨。周扬说：“我是一个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周扬之子周艾若也回忆道：周扬曾邀请30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人们，他情绪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在1983年中央党校举办的马克思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周扬发表长篇讲话，试图从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层级上，摧毁罪恶发生的根基，为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开辟道路，但这场重大的理论突围，仍然无法摆脱流产的宿命。 反省和忏悔，同时也是作家巴金的重要遗产。文革逼迫许多人成为互相迫害的“坏人”，甚至连巴金这样老牌知识分子，也卷入互相检举和批判的浪潮。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巴金此后提出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动议，表达出推动历史反思的强烈意图，成为1980年代最值得继承的精神遗产之一。 “文艺忏悔小组”的事迹，折射出知识精英曲折而痛苦的思想道路，而对他们的关注，则传递出世人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以及对通过忏悔来改进国家体制的诉求。尽管参与者数量稀少，且饱受痛殴，但他们的存在，令中国现代史获得了道德深度。正是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令历史可能转入更合人性的轨道。所有那些对文革岁月的沉痛回溯，都旨在请求我们关注那些反面的历史遗产，并据此修订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 “忏悔小组“中地位最高的是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耐人寻味的是，戴、周、巴不仅忏悔与道歉，还要将其推进到更深的层级，形成忏悔—道歉—批判的三元结构，这就意味着要在忏悔的同时，展开对自身错误的外部病源的坚定追问。他们的事迹向我们表明，所有的道德忏悔不能止于个人道歉，而应继续发育成政治/文化追问，才能令忏悔产生最大效应，由此推动思想启蒙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全面营造。 但事实上，此类反思运动是难以维系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已呈现为一种孤独状态，没有获得来自知识界的普遍响应。此后，戴厚英的反思通道，被一位疯狂的厨子残忍地切断，而周扬和巴金则先后一病不起，他们的悔恨跟病躯一起，瘫痪在人本主义价值重建的前沿。忏悔小组成员的先后谢世，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它迫使中国重新退向拒绝忏悔的传统。 这种思想反省运动的半吊子化（时间短暂和空间逼仄），正是中国社会畸变的根源。1990年以来，在一个人本主义全面归零、流氓、厚黑、权谋和金钱成为主流的格局里，道歉是危险和自取其辱的，而道歉者成了可笑、失败和被嘲弄的对象，由此引发普遍的拒悔思潮，余姓散文家是这方面的范例，他所出示的那些漏洞百出的辩解文字，已经沦为知识界和广大网民的笑柄。 拒绝、抵赖和说谎，构成了拒悔者的三个基本表征，向世人描述着政治伦理的残破轮廓。但那些举动只能激发更为剧烈的追问、清算和审判。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被拒悔行为激怒的公众，不断加码批判的力度，很可能吓退那些心存悔意而又畏惧表达的造反者，逼迫他们从原先的忏悔立场后退，甚至重新转向文革，缅怀罪恶丛生的时代，由此推高仇恨指数，酿造新的社会对抗。 在拒悔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难以启齿的原因，其间既有对被清算的恐惧，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甚至把罪业当作毕生的荣耀。某些前红卫兵在成为著名知识者后，利用话语权力和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以宏大叙事和学术沉思的方式，热烈讴歌专制，赞美纳粹及其趣味，粉饰和颠倒历史罪恶，在学生中掀起新的造魅运动，藉此为其个人行为作形而上辩护。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良知，正在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挑战。 正是这种来自知识界自身的伦理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探查忏悔/道歉机制，企望它的正常运转，能孕育出大规模的历史反思，藉此改造知识分子以及国民的心灵结构。但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世界，是否拥有哺养忏悔机制的摇篮？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阳明心学和第三代新儒家，先后回答了这种诘问，但那些卓越的努力，却遭到大陆第四代儒学的阻拦。文化的自我颠覆，制造出一个恶劣的后果，那就是现存文化体系，根本无法提供一个完备的道歉机制。因此，只有在融合并超越基督教和儒学的信念基础上，建构新的普适伦理学体系，才能为国民行为提供精神范本。这是独立知识分子的重大项目。我们无权拒绝这种文化建构的责任。 一个结构完整的忏悔体系，必须率先启动记忆程序，全面澄清历史真相，辨认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否则，任何忏悔与道歉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宣称，真相是通往和解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为了防止加害者颠倒历史事实、制造大规模失忆或选择性记忆，就必须启动个人/集体记忆，展开精微的田野调查，还原历史原貌，并以这种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相，作为忏悔、追问和启蒙的认知前提。 其次，忏悔必须通过道歉仪式来获得确认，否则它就只能是一种疑似活动，甚至会被误判为“沉默的大多数”。道歉不仅是内心忏悔的外化表述，更是一次阳光下的道德实践，它要以一种公开言说的方式，来获得受害者的响应，并触动他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托尔斯泰是俄国文坛中最著名的“忏悔者”之一，他的晚年沉浸于欲望和忏悔的交织之中 忏悔机制要求受害者对忏悔/道歉者予以最大限度的宽恕。在基督神学里，宽恕只能来自上帝，而在世俗伦理学里，宽恕可以来自每个受害者。文革中的加害人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因为过于年轻而极易受到蛊惑与煽动；而貌似成熟的知识分子，也不能逃脱这种心灵悲剧，正如巴金本人所说的那样，面对个人无法扭转的现实，他自己曾如此软弱和怯懦，而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制度本身的弊端。只要不是杀人越货的大恶，宽恕就是一种必要的伦理程序。 一方面鼓励忏悔，一方面鼓励宽容，这正是忏悔机制的策略支点。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从摩西式的复仇型正义，转向了耶稣式的救赎型正义。在这种正义架构里，忏悔和宽恕都是不容置疑的美德。宽恕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对忏悔者的劝慰，以及鼓励更多人消除恐惧，正视自己的黑暗历史，而且也是宽恕者自身的良药，藉此摆脱长期缠绕的伤痛。道歉和宽恕构成一种双向的道德救赎：忏悔者在道歉和被宽恕中获得自我救赎，而受害者亦在对他人的宽恕中得到心灵解脱。这无疑是一种最健康明亮的疗法，它有助于修复受创的心灵，软化仇恨/复仇（冤冤相报）的坚硬传统。 然而，宽容不是可以任意布施的道德羹饭。宽容的道德边界，仅仅涵盖那些真正的忏悔者，而对于有严重罪过的拒悔者，则应启动问责程序。这无非是一个宽容和清算的二元方案：一方面对忏悔者给予最大宽容，一方面对拒悔者作进一步清算，也即从历史伦理的角度进行追问、查证与审判，在确认真相的前提下判决其有罪，并公示那些被遮蔽或美化的罪行。 把忏悔者设为宽恕的目标，不仅要鼓励更为广泛的忏悔，促成强大的救赎与自我救赎效应，更要建立强大的社会和解机制。只有这种建立在忏悔和宽容之上的和解，才是建构公民社会的坚固基石。红卫兵道歉提供了个人和解的范例，而每一项个人和解的总和，就能突破疑虑、恐惧和敌意，汇成民族和解的宽阔的道德河流。 《红卫兵忏悔录》一书，记录了当年红卫兵自我反思的精神历程，但就连这本书本身也已经成了“历史” 正如文艺忏悔小组所演示的那样，忏悔者和宽恕者应当在和解的基础上，对有罪体制进行共同追问，以重构社会正义和良知。我们已经被告知，只有借助这种反思和问责，才能建立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共识，切除导致罪恶发生的制度性基因，预防新一轮的加害与受伤，而这是衡量中国是否达成文化现代化的唯一标尺，此外更无其它标尺。 在上述忏悔/道歉机制的架构中，真相是推动忏悔的认知前提；忏悔是加害者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道歉是忏悔的外在表达；宽恕是对忏悔的良善回应；清算是针对拒悔者的必要程序；和解则是公民社会的最高本性；共同追问和制度矫正，是新罪预防的最后保障。这六个严密的逻辑模块，构成了忏悔/道歉机器的主体。如果忏悔事件能发育出这种完备的机制，那么，几名老红卫兵的道歉，就不再是偶发的戏剧性事件，而是华夏民族自我救赎和涅槃的开端。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2日《南方周末》

早年知道沙叶新这个名字，是因为话剧《骗子》。它取材于发生在上海的一个真实案例。1979年8月，《骗子》首次内部上演，受到大导演黄佐临先生的高度赞扬，又在他的建议下，改名为《假如我是真的》。 沙叶新遗照 当年，我刚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就学。77级政教系学生，根据《假如我是真的》剧情，在丽娃河畔的“思群堂”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模拟审判。现场座无虚席，就连过道上都挤满了听众。经过律师的有力辩护，法官当庭宣判“骗子”无罪。两千多名“旁听”学生，为这一结局给出了热烈的欢呼和掌声。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行为艺术”，它比话剧本身更具象征意义。 这部六场大戏，初步展示出沙叶新的戏剧才华。故事讲述一个诈骗犯，原为农场知识青年，受果戈里戏剧《钦差大臣》的启迪，冒充领导之子，利用权力游戏规则，说服地方官员，让自己成功调离农场并返回城市，找回差一点丢失的爱情。 《假如我是真的》剧本其后在台湾被改拍成电影，更夺得1981年金马奖数个奖项 很多年以后，我向沙先生讲述这段校园往事，就连他都为此动容。在中国戏剧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校园非话剧拓展行动，它改变了舞台剧跟学生之间的链接方式。 沙叶新的重要作品，包括《幸遇先生蔡》和《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 《幸遇先生蔡》（2008），剧名源于学者吴梅为北大校庆二十周年所写的校歌，意在演绎大教育家蔡元培的动人史迹。蔡投身激越动荡的新文化运动，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育理想，将北大改造成文化启蒙运动的营垒。剧本缅怀教育先驱的道德思想，字里行间散发着他的人格魅力，风格也由喜剧转为凝重。在香港演出时，据说场面催人泪下。沙叶新说，他希望这部戏能成为教育变革的火种。 《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1988），可以视为沙叶新的巅峰之作，这部后现代荒诞剧，跟他本人以往的现实主义风格大相径庭，亦跟当时流行的主流话剧也迥然有别，试图以戏拟《启示录》的修辞方式，反讽和解构现实，洋溢着浓烈的“黑色幽默”气息。 《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演出招贴 全剧描述耶稣、孔子和列侬作为上帝的考察团成员，分别代表基督教、儒教和摇滚教，从天界走向大地，游历世间，考查了两个代表性国家——拜金主义的金人国和强权主义的紫人国，寓意深刻。在这部杰出的剧作里，沙叶新揭示了人类面临的价值困境。 沙叶新说：“我是剧作家，以前剧作家叫‘作剧’，但我不是恶作剧，我是善作剧。”而作为一个称职和有尊严的作家，“敢哭敢笑，敢于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 本世纪初，我从澳大利亚回国定居，跟沙叶新老师相识，结下了忘年之交。由于他当时住在莘庄，彼此相隔仅几条街的距离，于是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密切交往。我们时常一起聚餐，在席间纵论政治、文学和艺术，他在美国时，我们偶尔也会通过电话长聊。他的正直、激情、犀利、智慧和幽默，总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曾挪用《幸遇先生蔡》之辞，戏言“幸遇先生沙”，沙先生听罢，大笑而去。 在私下的谈论中我获知，沙先生出身南京。他总是很自豪地谈论父母的小商人职业，历数他们从事过的行当。他们勤俭持家的美德，是他茁壮成长的温暖摇篮。 我们还会共同回忆母校的那些闲人杂事。1957，也即我出生的那年，他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22年后，我以数学两分的惊人成绩，混进了这所学校，因此有了一些共同的师尊、学长或校友，其中，女作家戴厚英，是我们反复议论的对象。她是沙叶新的同学，亦是我的忘年知己。作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她敢于忏悔，并为此写下《人啊，人》和《诗人之死》等反思之作。沙叶新嘲笑青年戴厚英“小钢炮”式的乖张性格，又盛赞她敢于自我批判的非凡勇气。他告诉我，在一次母校的聚会上，作为见证者，他亲眼目击了戴厚英为曾经批判人道主义而公开忏悔，并向昔日的批判对象——钱谷融老师当面致歉。沙叶新说，“我对一切在清算历史罪恶时，不仅挥拳控诉，也能扪心自责的人，非常敬重。” 沙叶新撰写剧本的音乐剧《邓丽君》在港台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巡演，引发轰动 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元旦，在程巢父老先生的祝寿餐会上。那时他已非常消瘦，声音明显中气不足。我当时就有不祥的预感。但他仍然表现出坚强而达观的意志，在席间指点江山，谈笑风生。途中我因有事而提前告退，不料那竟是一次永诀。而就在那次聚会半年之后，他住进了中山医院，从此再也没有返归家园。 2018年7月26日黎明，透过以“沙叶新和他的朋友们”命名的朋友圈，我获知了先生在医院谢幕辞世的噩耗，不禁泪流满面。他的一生，本来就是一出跌宕起伏的好戏，并拥有一个高风亮节的结局。他对心灵自由的捍卫，令他成为我和许多朋友的楷模。早在学生年代，我就是他的粉丝，后来有幸成为他的朋友，但仍然是他坚定不移的粉丝。毫无疑问，沙叶新不仅贡献了杰出的戏剧作品，还贡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就我而言，重要的不是表达人生无常的哀痛，而是要用心守护他的精神遗产。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2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