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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腾讯冬季思享会现场演讲 [摘要] 国学里有大量的精华，也有很多的垃圾。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二十四孝，就是古代心理学变态样本，拿这个来作为我们道德弘扬的范本，这不是出了严重的问题吗？ 朱大可说：二十四孝是心理变态 2015年11月24日，腾讯思享会年终团拜在京举行，来自各行业的十余位学者、文人共聚一堂。著名学者、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就国学进行了一场演讲，提出了他判断国学优劣的四项基本原则。以下为朱大可先生的演讲全文： 很高兴受邀在这样一个场合谈一下我对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话题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新文化运动整整100周年。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了，后来改名成《新青年》，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有两个口号（德先生、赛先生）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放弃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古老的、专制的帝国去投身到这个世界的行列，这是一个伟大的努力。经过全体中国人100年的努力，我们向伟大的历史迈出了非常可喜的一步，没有人能否认这一步的重大意义。 说到中国今天流行的国学，我有一些看法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今天国学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常被邀请去参加企业总裁国学班讲课，我每一次都是去砸场子的，砸了他们的场子他们不太高兴，因为我所讲的话跟他们期待听到的不是完全一样的。国学现在已经沦为心灵鸡汤，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状态。 我觉得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国学：一种国学是顺从的、奴性的、自我封闭的，拒绝反思，拒绝自我批判，惟我独尊的一种国学；另一种国学是批判地、反思的、自由的、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毫无疑问，我自己更喜欢后一种国学。 我二十多年前写过一本书，就是想搞清楚，中国的国学到底从哪里来的？我想问一下老子的老子究竟是谁？此前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我当时写作这个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 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判断两种国学的四个标准，我称之为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个，我刚才说了，国学是多元的，不是独尊某术的。 我特别害怕汉朝的独尊儒术的状态，形成所谓的儒家专制，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学一定会走向它的绝路。国学它首先是丰富的思想宝库，当然现在大家一般来讲，我们本能上认识的所谓国学主要是以儒家为核心的，加上道家，有的时候加一点兵法，加一点易学，如此等等。但实际上这个都是过去讲的汉学的部分，我们有没有想过国学和汉学为什么是划等号的呢？ 到今天为止我们有谁去研究过藏学、研究过彝学、蒙学，这种有文字根基的少数民族的学问吗？没有。没有一个国学家在跟我讨论这个事情，这难道不是我们国学的一部分吗？我们到今天为止，所有的所谓国学都是汉字共同体的衍生物，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国学是祛魅的，而不是用来造魅的。 国学不是完美的，国学的继承要进行有效地过滤。现在很多大学逐渐成立了国学院，国学院的领导人——我们称之为领导人——那真是穿着对襟大褂，留着胡子，行磕头拜师之礼。这是干什么呢？这就是造昧。中国学说的现代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种每一个字都是经典，需要膜拜和赞美，但是绝对不可以质疑的态度，不是国学本身应有的态度。 因为国学，尤其是儒学，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清洗。随便举个例子，古文《尚书》，就是儒学家自己提出来质疑的，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晚清，最后被证实就是伪书。国学里有大量的精华，也有很多的垃圾。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二十四孝，就是古代心理学变态样本，拿这个来作为我们道德弘扬的范本，这不是出了严重的问题吗？还有兵法三十六计，我们在机场看到的全是“鬼谷子下山与商战”、“三十六计的谋略”诸如此类的书，这些谋略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还有，所有的媒体都在支持说我们要孝顺，央视做了个洗脚广告，从此全中国掀起一片洗脚浪潮，成千上万的人集体洗脚，想干什么？这种我们讲的孝，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东西？中国的所谓国学的孝，它的伦理精神是把“孝”这个子女对父母的平等的爱，引向顺从。所以我们阐释的传统的国学在孝上面真正的意义不仅是“孝”，也是背后那个“顺”字。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谈孝爱呢？我们为什么不把孝当中的“爱”当成孝的主题性精神，而恰恰把“顺”作为它的主体呢？这一方面是孝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现代性阐释当中出现的严重的偏差。与其让你的孩子跪在你面前像奴才一样磕头，还不如让他挺起脊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主体性的独立和健康人格的中国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这种洗脚式的表演，难道我们今天不应该把它抛弃吗？ 第三个，国学是开放的，充满吸纳性，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 就先秦而言，先秦的这些思想很多都具有明显的外部原型。在我的书里面，我提到老子的学说有明显的印度吠陀教的影响，孟子的思想也受到外部明显的影响，这个有待考量，我提出了大量的证据。 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秦始皇的智囊。学者都认为秦之所以能够战胜六国，是商鞅变法的结果，但其实不是。现代的考古学家已经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证明，连那时大量的器物制造工艺都是来自西亚。最近西北大学的学报发表了考古学家的论文，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从考古学的立场、角度，重新审视秦帝国的文化和文明制度的来源。 如果我们拒绝去探索这种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个西方是指亚洲西部——作为亚洲共同体的内部的交流，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在春秋战国时期突然出现了中国的文化大爆炸。一个封闭的体系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不合逻辑。 我个人认为开放和吸纳就是国学的生命力的源泉。 第四个，国学是独特的，但它不是用来跟世界对抗的。 因为它有自己的全新的再创造，这一点毫无疑问。老子的学说跟印度原先的吠陀教并不尽相同，如果你不做细致的辨析，你是无法找到它们之间的外部关系的。 但是，它不是用来跟世界对抗的，我经常听到那些国学家在讨论的问题，就是国学是用来跟世界全球化对抗的一个盾牌，是我们用来抵制他们的，把中国跟世界区分开来。如果它变成了这样一个防御性的武器，我觉得它是有问题的。中学和西学不是对抗的，它们是互补的。像以前在谈论中医和西医的话题一样，青蒿素这一次获得诺贝尔奖，再一次引爆了所谓的中西医的论争：青蒿素属于哪种医学？其实两个都是，它中医的原点是出自道教，但是它的提炼方式是西医的。所以一个伟大的东西一定是互补的结果，我们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而是简单地放置到一个简单的状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现在的这种分裂，把国学和西学作为两种互相对立的元素，这样一种立场我认为是一种伪国学。 我想跟大家最后讲一个卡夫卡的小说里面写到的故事。他写了一种洞叫地洞，讲一个无名的动物在地洞里面不断地感觉到有一个外部的威胁在逼近，它不断地改变它的坑道，改变它居住的洞穴，不断地填掉这个再开挖一个新洞，他不知道无名的方向是来自什么方向。 这是卡夫卡的恐惧，也是很多中国人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办法摆脱的一种恐惧。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我们拒绝走入卡夫卡的地洞模式，我们不是21世纪的东亚文化鼹鼠。 谢谢大家！ 腾讯原文链接： 朱大可：国学应从孝顺进化到孝爱

——在2018世界华文创意写作高峰论坛的演讲 很高兴参加这样的大会，其实我不想再说我如何如何后悔，要是再说，应该是后悔的几次方了。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无悔，无怨无悔！（掌声）。 首先是祝贺创意写作学科走向了成熟，祝贺葛红兵教授。我跟葛教授在一个楼里，我在楼下，他在楼上，一直在我头顶上作威作福（笑）。但我们就创意写作这个话题没有太多交流。今天我看到了创意写作大会的盛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一次重大的学科进步。 关于创意写作其实是有争议的：到底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不管是北大还是其他大学，到底是培养作家，还是培养一个写手，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异。我想这不应该成为矛盾。虽然说，这是一个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问题。说不定培养好了，冷不防冒出几个好作家来，但是，也不要寄望太高。我现在带的有学术型研究生，也有MFA，也就是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但是我没有给他们讲课，我逃避这件事情，不敢讲，怕误人子弟。刚才阿来举的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你有可能教出一个好作家，也有可能把一个好作家的苗子给教坏了，我怕担这个责任。实际上我们今天面对的创意写作，是极有挑战性的，这个挑战来自几个方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的一个挑战是，现实经验的惊悚性，和文学经验的虚弱性之间，出现了很大差异。我们每天打开手机，就能看到不断涌现的各种惊悚的现实经验，如前几天爆了朋友圈的重庆公交车事件，其实每天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学所描述的经验，跟这样的现实经验相比，望尘莫及。这个差距我们如何去弥补呢？这当然是作家自身的问题，但也给创意写作的老师和学生带来了困惑。 文学在中国的衰退。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红利，其实我们已经用完了。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我们已经消耗完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后发劣势，文学也是如此，从内容到形式都越来越虚弱。世界文坛也是如此。诺贝尔奖最近面临伦理性危机，这不是偶然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和作品越来越弱，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文学不再是人们觊觎世界的唯一媒介。很多的新的媒介已经诞生，并且蓬勃生长，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写作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不太赞成把西方的创意写作教学经验直接搬过来。我们要做一些修正和改造。这是因为，我们对于写作的期许和西方人不一样。 比如说我认识很多西方朋友，他们一生可以读几个博士，甚至有读十几个博士的。他们读博士的动机跟饭碗没有关系，完全是为了打开自己的生命空间。但我们的学习写作一定是跟饭碗有关的，是不是？这是最大的问题。一旦跟饭碗有关，你就对它抱有极大的希望，你要通过它来解决生存问题，通过它改变你的命运，提高你的知名度。你所有的赌注全在下在创意写作上。那么通常你一定会失望的。我们的老师千万不要给学生制造这样的错觉。所以我觉得北大中文系的第一课主题非常好，“我们不培养作家”，这句话直接就把他的念头给打消了。因为你必然要面对各种职业挑战，这种挑战和你写作获得的经验其实差别很大的。我的很多学生，毕业以后根本找不到跟他写作相关的工作，被迫转行。比如王宏图老师的学生到我工作室来，是很优秀的学生，最后还是去银行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写作不能给他带来他所期待的收入，所期待的那种成功。他所面临的职业挑战非常严重。 大家经常在说，机器人作家对我们的未来挑战。微软小冰诗歌写作的能力，不断地在进化，写出来的东西可以跟许多诗人的作品媲美。我一个学生在参加携程的诗歌软件的编制。携程搞什么呢？游客到一个景点，通常要写诗歌抒怀一下，所有就弄一个古体诗的机器人软件，把地点、季节、景色和情绪特征，也就是某些关键词输进去，它就会自动生成一首古诗，写得还挺好。他们对此很有信心，说机器人写得比现在那些中学语文老师好很多。这样的挑战会不停地延续下去。那对于一般写手来讲，很多的文案是可以通过机器人来完成的。在这种背景下，创意写作就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竞争？ 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中小学语文课的弊端，我们必须面对。六年级的人教版语文课本，其中有一篇叫《月光曲》，讲的是贝多芬同志，在欧洲巡回演出时到莱茵河畔散步，突然听见茅屋里传来了钢琴声，然后他进去一看，是一个盲女在胡乱地弹贝多芬自己创作过的一首曲子。这个盲女弹得乱七八糟，因为她不会看谱。她听别人弹，然后自己在那儿乱学。贝多芬非常感动，就坐到琴旁把这首曲子弹了一遍。这个盲女仿佛看见了月光在大地上照耀等等，这个课文描述了一大堆。弹完之后贝多芬非常高兴，站起来跑回家，把这个谱子记下来，名字就叫《月光曲》。你们听，这故事，逻辑混乱到什么程度。第一，这个曲子早就有了，而且很多人在弹，那个盲女听的是别人弹的，她只是没有谱子而已。贝多芬再弹一遍，只不过是教她正确的弹法，怎么变成他回去把谱子记下来呢？再说，大家都知道《月光奏鸣曲》有三个乐章，其中只有第一乐章，和月光有关，第二第三尤其是第三乐章，和月光没有任何关系。作者逻辑混乱，加上是个外行，把课文弄得一塌糊涂。但就是这篇课文，最初出现在沪教版的小学语文课本里，现在又在六年级课本里加以复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荒谬的现象？ 第二个问题是语文学习时的标准答案问题。理工科是可以有标准答案的，文科哪里需要标准答案？我在海外侨居时也做过高中三年级的汉语老师。我们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个标准答案害人害到什么程度，我曾经反复举过这样的例子。一个上海重点小学的一年级语文考试，问熊猫、兔子、蜜蜂、鸟四个动物哪一个是最独特的。其实这个题目很好，每个动物都是独特的，对不对？如果你把每个动物的独特性都描述出来，那这是个好题目。结果，他们却给出了一个具有唯一性的标准答案，那就是熊猫，原因可想而知，因为它是国宝。就这么一个好题目，通过这个标准答案，被活生生地变成了一道坏题。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比如，春天到了，老师在课堂上讲语文课：请同学们看窗外，请问你们看到了什么？小朋友有的说看到了树枝发出了绿芽，有的说看到了阳光，有的看到了高楼大厦，还有的看到了蓝天白云。你们说，他们的回答对吗？当然是对的，因为这种他们看到的真实景象。但老师说出了自己的标准答案：“我看见了春天”。这就是所谓的创意写作吧？如果这样去教你创意写作，你就彻底完了。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当然，还不包括对于怀疑和批判精神的这种扼杀，这些基础教育的弊端，其实是给大学的创意写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你必须从头去把那个死结给打开。你们现在广外本科生好一点，本科生的心智结构闭合了一半，还有一半还是开放的。到了研究生，百分之九十闭合了，他的心智结构已经定型，根本无法改变。我现在教MFA，基本上是带着一种沮丧的心理教的，因为他们那些关于文学的观念都已经被固化，在大学本科阶段，被他们的大学老师教坏了。这就是我现在拒绝给他们上写作课的主要原因。 基于上面的这些挑战，我倾向于重建创意写作的三个目标，也就是说，我想在这里做出回答，创意写作究竟是什么东西？ 首先，它就是一门手艺而已，也就是在文化创意产业里的谋生手段。你学得足够好的话，可以找到一个职业，你可以当编辑、游戏策划、故事策划，也可以做展览策划，可以做文案写手，可以做书评，可以做旅游攻略，当然也可以去学习小说创作，剧本创作和电影、电视剧本创作。 第二，创意写作是一种教养。我觉得我们过去中国古代，写一手好字，是有教养的非常重要的标记。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弱化了，但在中小学里面，一个学生在班级里字写得好，还是颇受尊重的。这个跟一个人的风度、他优雅的谈吐是很相似的。我们知道，在英语世界里，曾经流行过这样一种趣味，如果你发音是牛津口音，你就非常有份儿。在澳大利亚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朋友是澳大利亚ABC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说一口标准的BBC英语。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旁边那张桌子有个老头说话发出了牛津口音，我的朋友顿时肃然起敬，站起身来跑过去向他致敬，后来知道，那是牛津大学毕业的悉尼大学数学教授。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我们能够写出一手好文字，它就很自然地成了你的风度，成了你优雅素养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学习你就大获成功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创意写作是一种疗愈。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中，疗愈非常非常重要。写作可以进行自我治疗，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原来忧郁症非常厉害，后来靠一种好的写作习惯，我基本摆脱了这种心理困境。除了我的个人经验之外，我的徒弟，我的学生，有的也有严重的忧郁症或焦虑症，也是通过写作治好了。 当然，写作是慢性疗法，需要有马拉松式的耐性。我工作室的一个作者，执笔了一部长篇，在这之前，他有非常严重的焦虑症，每天下午起床，早上七八点钟才能睡觉，完全黑白颠倒，还每天四五包烟，一有压力就会情绪失控，根本无法正常上班和跟别人交流。但是经过一个长篇小说的长达两年的写作，所有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 此外，疗愈的作用，还取决于写作的题材和主题的性质。他打电话跟我说，朱老师我告诉你，我要去参加一个电影公司的应聘。我说那太好了，我祝福你。结果他当上了创意总监，那是一家非常有影响的影视公司，他终于可以适应上下班打卡的状态，回归到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状态。我为他感到高兴，因为我看到了写作的疗愈价值。我想，从一门手艺到一种教养，再到一种疗愈，这三点，应该就是创意写作的最低纲领。只要守住这条底线，我们的写作课，必将前途无量(掌声）。

2016年10月04日 信息时报记者：陈川 成长的秘密摇篮 记者：在《记忆的红皮书》中，你说自己“精神的摇篮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而不是“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70年代的阅读经历给你奠定了怎样的知识结构？ 朱大可：这是对文革早期抄家残余物资的重新占有和传播。那些书籍都是抄家时经过选择，冒着风险精心保存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诗歌就包括雪莱、拜伦、歌德、席勒、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当然，还有古希腊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名著，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狄德罗和伏尔泰等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政论。而渗透在其间的人本主义精神，就是我成长的秘密摇篮。 记者：在“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你曾说过，当时经常逃课去公共图书馆看书，从早上看到晚上，当时主要看了哪些书？有怎样的阅读趣味？ 朱大可：我那时是走读生，逃课后大多数时间在家里。那时家对面是一家区级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许多学术书，是针对教学和考试的，很功利的，对这类阅读物的感受，远不如文革后期。 记者：上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常被认为是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而80年代则是繁荣狂欢的时代，可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却与之相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从事批评所需要的观察角度和品格形成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生活圈子，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养分，因为这种违禁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偷窥，它让我们尝试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正是这种独立的阅读经验，帮助我形成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 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记者：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纷纷推出纪念专题，社会也有各种形式的全面纪念，从这些纪念中能够窥见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思想文化特征？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朱大可：缅怀那些思想遗产，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庆功会上的展览成果，而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思，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为什么在30年来的每个历史拐点，我们总是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这也许是最值得深问的话题。 记者：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也是你所定义的当代文学“狂飙期”的第一年，当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伤痕文学作品时的感受吗？ 朱大可：第一次看伤痕派的小说，是卢新华1978年发在《文汇报》上的《伤痕》，但它只是幼稚的学生习作而已。我看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伤痕小说，是曹冠龙的三部曲《火》、《锁》和《猫》，它以小字报的形式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张贴，充满怪诞的色彩和批判的激情。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记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现在你对伤痕文艺思潮有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曹冠龙的伤痕小说没有成为主流。他的小说保持着对荒谬现实的阴郁立场，这不符合新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伤痕文学最终被引向了工具文学的歧途，发展为新时期的感恩文学，它的特征就是啼哭、恋母（父）、撒娇，并且沉湎于一种受虐哲学，也就是要在饱受迫害的状态下寻找幸福的感受。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伤痕文学并没退出文学舞台，因为支撑伤痕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即通俗的人性论还在隐蔽地影响今天的文学创作。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伤痕文学的问题在于，它表达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人性”——儿童化人格。它的主要模式就是精神弃儿找回自己的母亲（父亲）的故事。而在回归母体的时刻，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将烟消云散。张贤亮的《牧马人》是一个范例。它证明只要获得“母爱”，一切反思都可以放弃。这是依附型作家的逻辑。正是依赖于这种逻辑，官方作家的队伍才会日益庞大。 记者：你怎么看由伤痕文学引起的贯穿80年代前半期的人道主义讨论？这些讨论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人道主义讨论跟伤痕文学有关，但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道德边界。人道主义者在讨论中试图解决三个问题：1、承认超越阶级性的“普遍的人性”，2、确认人的精神主体性，3、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寻找人道主义的合法性。人道主义倡导者试图就此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逼近的信仰和伦理危机。它对人的独立、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诉求。但是，这场讨论遭到了反复的打压，并且在80年代末被彻底终结，成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 记者：朦胧诗是新时期继伤痕文学后又一重大文学现象，现在回看，你对它们有何评价？ 朱大可：朦胧诗没有太多的创造，但却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从诗学的方向看，它修复了被贺敬之、臧克家和艾青等人弄坏的意象，修复文学的抒情主语“我”，还修复了诗句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这是“人道主义”在诗歌王国的一次成功的复辟。 记者：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整体而言，先锋已死 记者：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记者：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记者：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记者：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记者：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记者：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记者：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公知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记者：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记者：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记者：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屈指可数 记者：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记者：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会让我感到不安 记者：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记者：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记者：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记者：“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本文图片皆为唐志冈作品《中国童话》

1、关于奥运开幕式击缶而歌的公案，最近点燃了舆论的神经，闹得沸沸扬扬，争议很大。你说它是一种丧器，究竟有什么学术根据？ 中国历史上的缶，大约分为四种功能：一为盛器，《说文解字》说它可装酒水之类，《鲁语》则说是放米的。第二种用途为汲器，也即打水用具，如郑玄注《易·比》“有孚盈缶”时就说缶是“汲器”。第三种用途是量器，《小尔雅》描述说：“襏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註云：缶，四斛也。” 水墨画《庄周梦蝶》，作者不详 缶的第四种用途，就是我要谈论的乐器。乐器又分两类，一种是贱器，《说文》称“秦人鼔之以节歌”，据说这还是从西戎那里学来的。《楚辞·卜居》说：“黄钟毁弃，瓦缶雷鸣”。《淮南子》记载说：“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说明“击缶”不仅是民间低级娱乐样式，而且是低贱之物的文化象征。《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逼秦王击缶，就是意在用这种低级乐器羞辱对方。 其二是丧器。《周易·离》九三爻辞说：《周易·离》九三爻辞载：“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耄之嗟，凶。”意思是说，在太阳西沉的余辉下，要是不击缶而歌，垂暮老人是会发出叹息的，而这是一个凶兆。《庄子·至乐》中还记载说：“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说庄子在妻子死了后鼓盆而歌，这个“盆”，学界一致认为就是缶。这足以证明“鼓缶”与丧礼之间的逻辑关联。 2、既然同时存在着丧乐之器和作为贱器的民间低级娱乐工具这两种用法，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缶是一种丧器的观点呢？ 朱大可：这要从中国历史沿革的角度来看。先秦之际，是贱器和丧器两种用法并存。但汉以后，秦音散失，丧器的用法就逐渐占了上风。唐宋以后更是如此。唐人李建勋在诗歌《田家》里形容当时的丧礼民俗说：“木船擎社酒，瓦鼓送神钱。”这已是明确的祭奠仪式了。 宋代开始出现“鼓盆之戚”的说法。元明杂剧《蝴蝶梦》，戏说庄周鼓盆故事，明代冯梦龙的传奇小说《庄子休鼓盆而成大道》，就庄子鼓盆和死亡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了通俗化的叙述。 冯的话本小说对缶作为丧器的文化传统，起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因主要受其影响，“鼓盆歌”和“鼓盆悲”最终成了民间丧礼的主流，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晰的演变路线图：击缶与鼓盆，由先秦大到中古的贱器和丧器的双义用途，逐渐归流到丧器这个单一主题上来。 奥运开幕式上2000名士兵在“击缶而歌” 奥运开幕式是一个全球狂欢的庄严仪典，一边高举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一边却反常地使用这种具有丧器意义的符号，无异于在自扇耳光。好莱坞当然可以这样玩，中国人则应有起码的历史常识。但假如导演是用它来追禳数万汶川大地震的遇难亡灵，倒是件值得赞美的大功德。如果我能从导演本人那里得到证实，我将为此公开道歉并向他表达敬意。 3、有网友称缶是小口器，盆是大口器，说你混淆了这两种器型，不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中国古代典籍里对缶的形态从来就有两种描述，一种与盆和盎相同，一种是与瓮相同。《康熙字典》引【急就篇註】称：“缶卽盎也，大腹而斂口。”根据甲骨文的形态判断，这可能是缶的最初样式。但《尔雅》却称“盎谓之缶。” 无锡鸿山遗址出土的缶 《说文》又进一步解释说：“盎,盆也”，可见后来把盆也纳入了缶的行列。2004年无锡鸿山出土的越国贵族墓葬中发现过三件盆状青瓷乐器，经功能分类和专家认定，这就是秦王渑池会上被迫一击的“缶”。它的器型是宽口窄底，跟盆完全一致。显然，缶就是盆和瓮的合称。 4、有民俗学家说湖北土家族的“跳丧”并非一定要用鼓盆？不知你指的湖北丧歌队，是那一个地方的民俗？ 朱大可：我从未说湖北丧歌队就是土家的跳丧舞。虽然土家族的丧礼延续的正是庄周的传统。 一个更为鲜活的例证，是湖北沙市的“鼓盆歌”。当地老人去世后遗体均存至三到七天，夜间守灵时，家属会请鼓盆歌班演唱古人事迹或故事传说。鼓盆歌使用的“鼓盆”，是“鼓”非“盆”，但却坚守着“盆”的名分，原因在于它要标明自己的来历。歌师们明确宣称，这个习俗源于庄周。 “鼓盆歌”的功能就是安慰亡灵和家眷，而内容大多则越出吊丧主题，有某种娱乐性，俨然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民间说书。这正是中国丧礼自身的精神分裂，它起源于庄周的道家哲学。在中国乡村，大多数丧事都具有喜事的特征，也就是所谓“白喜事”和“丧事喜办”。这是中国人超越死亡和悲情的独特方式。但你不能因此就认为丧事就是喜事，而“鼓盆”就不是丧器。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常识，否则就无法讨论问题。 湖北丧歌队正在演唱丧歌 5、湖北出土的冰鉴缶，是奥运缶的器型复制对象。它难道也是丧器吗？ 朱大可：奥运缶的问题还不止于“丧器喜用”。这个被叫做“缶”的东西，其实根本就不是缶，仅仅是一种方形鉴而已。湖北出土的冰鉴缶，是一种复合器，外部是鉴，内置一缶，但两者也可以各自分离和独立。而奥运缶恰恰去掉了作为内胆的缶，而仅仅复制了鉴的外形，并且还发出了“鼓”音。这才是典型的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之举。这种概念偷换加剧了民众对传统器物符号的认知混乱。 在我看来，奥运缶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提供了一个伪缶，其次是把丧器当做了喜器。这两个问题都值得拿出来讨论一下。（左图为曾侯乙墓的冰鉴缶，左为鉴，右为缶，显然是可以分离的两个独立器物） 湖北出土的“冰鉴缶”，是鉴和缶的复合器，用于贮藏冰块 6、这批奥运缶拍卖成绩十分骄人，引发了收藏热，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目前中国民间的多数藏品都是墓葬之器，多少都跟死亡有点关联。我自己就收过一对东晋的绿釉骨灰瓮，雕刻非常精美。我认为丧器和冥器都不妨碍收藏，当然也不妨碍有人出高价收藏。这是藏家的自由选择。但在收藏之前，最好先弄清它的文化含义。 7、为什么你在谈论中国文化危机时要援引奥运缶作为例证？缶的滥用跟文化危机有什么关系？难道它是一种文化象征。 我认为这场讨论不应当限于缶器本身，而是应引向文化断裂和历史启蒙这个大命题上来。正如《楚辞》所描述的，无论贱器还是丧器，作为两千年前屈原说出的著名警句，“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缶”一作“釜”），都已预设了奥运缶对于当下中国的象征意义。我谈论“缶”的出发点，就是要借用《楚辞·卜居》的隐喻来“小题大作”。在我看来，奥运缶的确是个重大的文化象征，它的价值就在于以“雷鸣”的方式，说出了文化贱化和濒死的现实。 —————————— 【作者附注】 “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一作“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古文中“缶”与“釜”是两种器皿，彼此不能互训，但在历史上却常被混用，而用“缶”更能彰显其低贱、暗哑之义，时而用以暗喻”小人之道”。此处瑰集部分“缶”的出典如下—— 战国·楚·屈原《卜居》：“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缶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在楚辞的各种版本里，“缶”与“釜”往往交替出现） 唐·范摅《云溪友议》：“虞韶九奏，非瑞马之至音;荆玉三投，伫良工之必鉴。且鸿钟运击，瓦缶雷鸣；荣辱纠绳，复何定分？” 宋·释智愚《次踏碛韵》：“宜有明珠酬白璧，空惭瓦缶间黄钟。” 宋·释智愚《送鄱阳复道者》：“当今祖道薄如纸，瓦缶雷鸣闹人耳。” 宋·王谠《唐语林》卷三·品藻：“《虞韶》九奏，非瑞马之至音；荆玉三投，伫良工之必鉴。且洪钟《韶》击，瓦缶雷鸣；荣辱扎绳，复何定分！” 明·王阳明《秋声》：“洗心真已空千谷？倾耳谁能辨九成？徒使清风传吕律，人间瓦缶正雷鸣。”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试诵我诗一篇或一联，以见黄钟瓦缶，声调同异，则工拙两存乎心，所论公平，靡不服矣。” 明·澹归《遍行堂》续集卷十三《酬陆旷庵》：“老僧欲行殊未行。每念当潮格外情。彼此须偿文字债。坐令瓦缶如雷鸣。” 清·百一居士《壶天录》：“噫！鼠辈邸张，其若是哉！黄钟毁弃，瓦缶雷鸣，蠢兹幺么，毒害乃尔。” 清·李渔《闲情偶寄》演习部之选剧第一：“吾谓《春秋》之法，责备贤者，当今瓦缶雷鸣，金石绝响，非歌者投胎之误，优师指路之迷，皆顾曲周郎之过也。” 清·汤鹏《浮邱子》卷八：“黄钟毁弃而瓦缶雷鸣乎，闻者其有忧乎？” 清·弘仁《偈外诗》：“瓦缶雷鸣可唱酬，不如归去任扁舟。驱毫吮墨披襟坐，梦裏名山笔下求。” 清·寅半生《自述诗》：“不飞亦不鸣，终年伏户牅。黄钟拼长弃，雷鸣惊瓦缶。” 清·李宗渭《瓦缶集》三卷，康熙丁亥年自编。宗渭殁後，其婿高衡乃裒其遗诗，编为《乐府》一卷，《古体》九卷，《近体》二卷，仍以“瓦缶”为名，从其初称也。 清·黄家骥《瓦缶雷鸣,欵乃馀曲,三隧剧谈》石印本，绍文书局, 清光绪23年(1897)

——序蒋蓝新书 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提出的“随笔主义”、“一种支配生活、思考和书写方式的混合疗法，是针对战争状态下不确定性的生命策略。产自二战时期的哲学，延续到了转型中国，成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工具，它要营造一种自由、实验和隐喻的写作空间。但这种随笔始终处于文学的边缘地带，被“擅长小说和散文”的主流作家所轻蔑。 蒋蓝是大批四川先锋诗人分化后的“剩余价值”。他是“非非主义”的第二代传人，多年来保持了跟诗歌相关的书写，成为盆地写作的晚期代表，在他身上，延续了八十年代川籍诗人的各种特点：非非式的语词营造、钟鸣式的知识考古、以及以“流氓”和世俗的方式在世，跟日常生活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跟“非非派”的诗人，有着年份久远的交往。1986年非非崛起，蓝马草拟的取消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宏大宣言，一度引起我们的强烈关注。1989年在长春《作家》杂志社领奖，我结识自称有气功附体的杨黎，领教了“非非派”的天真；在扬州，我又认识了何小竹等人；唯独跟蒋蓝的见面，一直推迟到2007，差不多晚了20多年。在成都，我们在一家欧式茶室里喝茶，一边听着川音女学生唱着普契尼的歌剧。颤动的性感嗓音，像猫科动物的眼睛一样闪烁不定，令人想起蒋蓝的书写风格。 我第一次阅读蒋蓝，正是他关于猫科动物的叙事。他对于动物灵性的通达，以及关于猫的性感躯体的描述，令我感到吃惊，因为这完全超越了非非主义的逻辑防线。 《媚骨之书》 而在这本叫做《媚骨》书里，蒋蓝打开了关于身体神话的改写工程。我们不仅可以读到关于嘴唇、手掌、乳房、喉咙之类器官功能的陈列、解读和揭示，还能够窥见器官在酷刑里所放射出的诡异光芒。身体的自残、自杀到被剐的酷刑，不仅构筑了肉身苦痛的历史场景，而且还成为专制政治及其伦理的镜像。从美女、侠客、义士到佞臣、从施虐到受虐从人的身体、食物到排泄物、以及各种与身体相关的符号性器物（如红灯、芒果、绳结和周扒皮的公鸡），所有这些狂乱可笑的事物，都在滚动的叙事中变得栩栩如生，俨然在紧贴着我们的肌肤疾行，制造着气氛紧张的诗意。 大量的知识考古、狂热的历史想象、复杂的个人经验、丰富的诗歌意象以及批评家式的高谈阔论，这五种元素的任意组合，形成了一种狂飙式的语势。这跟周作人先生倡导的“娓语”式随笔截然不同。它不是把人引向灯下的闲适，而是令人起坐，转向更为亢奋的日神状态。在蒋蓝的锦匣式叙事里，到处都是浓烈的杀机和杀气。蒋蓝说，“我像一只飞蛾，在越来越危险地靠近火苗”，这与其说是一种自我警告，不如说是一种对火焰叙事的自我赞赏。 蒋蓝随笔的特征在于铺叙。他放任恣肆的风格，酷似司马相如，俨然是后者的直系后裔。这是一种仅属于古蜀国的历史性聒噪。从一个细小的词根起始，语词及其意义开始火舌般闪烁，向四处燃烧和蔓延，展开迅速而大量的自我繁殖，最后拓展为一部规模可观的随笔。蒋蓝很本土地发挥了蜀人的书写天性，令这部知识考古学著述变得趣味盎然起来。 清代剐刑 在本书中，蒋蓝表达了对“文学党人”以及正统散文家的反蔑视。这是民间先锋派的一贯立场。是的，这是“随笔”向“散文”宣战的时刻。在杨朔、秦牧、刘白羽和余秋雨的哥德式散文面前，这样的随笔是离经叛道的。它拒绝向主流价值鞠躬。随笔的动机就是摧毁主流美学的媚俗。它把媚骨留给散文，而把利爪留给了自己。 “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像一头摊开的蜘蛛。血在地面编织着狰狞的构图，他的双眼被头皮覆盖着。残肢就像神话人物刑天一样，身体上突然睁开了无数双眼睛。” 这是残酷美学的一鳞半爪。在一种历史性的暴力景观面前，破裂的伤口向眼睛一样张开，露出愤怒的表情。但这痛苦而不谐的表情，不仅属于晚清，更属于当代中国，并隐喻着某个“无脑化幸福”的时代——丧失了对于历史疼痛的最基本的感知力。 为了复苏这种文化痛觉，蒋蓝的随笔犹如刀子，在历史和文化的肌骨上精细地剐着，制造出大量事实碎片。这是一种残酷的剐式随笔，它要撕开那些被历史织锦包藏起来的血腥真相。这些真相关乎种族和人类的命运，本应离我们很近，但却因遭到口红散文家的遮蔽，而离我们很远。现在，越过那些被揭发的媚骨，我们即将面对历史残肢的伤口，并为此感到言说的剧痛。而正是在这电击式的剧痛疗法中，我们才能修复关于历史的良知。 写于2016年7月

人类完美社会的空间叙事 今年是托马斯•莫尔《乌托邦》（1516年）（《乌托邦》，托马斯•莫尔著，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1982。以下引用除了页码，不再另行标注出处）问世600周年。大半个千禧年以来，人类不断拓展乌托邦的复杂梦想，修筑多条通往乌托邦的凶险道路。 就在同一年，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奉教皇之命，完成了犹太先知摩西的雕像（尤利乌斯墓地）。意大利文艺复兴转入如火如荼的岁月，但英国的都铎王朝，还沉浸于激烈的宫斗之中。莫尔使用希腊语词根，响应来自地中海的文化召唤，而在英格兰，他只是一个孤独的个人乌托邦现象。 托马斯莫尔肖像 莫尔所叙写“语言乌托邦”叙事，向世人说出彼岸世界的迷人场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他完成了从“此在”到“彼在”的现象学跨越。他是诗人，以“神殿作品”“建立和显现大地”(《诗•语言•思》，海德格尔著，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P43，P54)。 但这种叙事依赖话语（语词）的性质及其结构。莫尔的乌托邦（Utopia），起始于“金书”（托马斯•莫尔原著的全标题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金书”一词是仅次于“乌托邦”的关键语词。] 的开启，结束于书页被合上的时刻。它被于强悍的文字及其载体（莎草纸、羊皮纸、丝帛、竹简和竹纸等）所表述和传播，并拥有六条基本的叙事线索： 1.具有实存性的可描述空间：新月状的岛屿实体（P47），四周布满暗礁、高厚并带有望楼和雉堞的城墙（P58）、拥有54座城镇，但却是农夫、农业和手工业的世界；城市街道民居宅和花园（P52），玻璃（P53）与服饰（P53、P59）； 2.宗教：它源于犹太和基督教的伊甸园叙事，并且由“密特拉”教士和教堂作为精神核心（P103、108-114），把“对上帝的爱与敬”（P73）视为精神核心； 3.制度：民主选举（P54）、有限的权力（P90）、公正守法（P92-93）、公共食堂（P62）、全民所有（P114）、按需分配（）、平均享有（P43）、公共福利、 4.伦理：德性，幸福感（P72）、对金钱的鄙视（P39、67-70），寻求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P72）； 5.严格的作息时间表（P56），用以控制劳动、休息和闲暇时间的长度与比例； 6. 严厉禁绝妓院和饮酒（P65）、赌博、屠宰业（P61）和秘密集会，由此产生惩戒系统，它试图以劳役代替死刑，并可以因行为（德行）的改善而得到减轻和赦免（P86），而罪犯的辨认标记是被削去耳垂的有残耳朵。 英文版《乌托邦》 乌托邦话语既是符合政治伦理的梦想，更是一堆未经证实的美学原则。所有这些乌有而美妙的事物，激励着这位英国先知的思想航行。但当他转而支持罗马教庭并反对英王时，他就面对囚禁和砍头的结局。我们被告知，这个人死于自由、独立和美的原则。他的头颅被悬挂在伦敦桥上，仿佛在展示帝国的暴力丑闻。亨利八世就这样粗暴地碾碎了最美的柔弱事物。他的判词甚至比砍头本身更为嚣张无耻，它要求割去莫尔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肺在火中烧烤，然后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别钉在四座城门上（莫尔小传，彼得罗夫斯基，《乌托邦》，P156）。这段凶恶的判词，记录了16世纪政治暴力的极度黑暗。 人类史上那些制度化的乌托邦符号实践，绝大多数都走向失败，并总是转向它的反面，沦为臭名昭著的“敌托邦”（（Dystopia），唯独犹太集体定居点“基布兹”（Kibbutz），在犹太教的支持下，成为乌托邦公社的成功特例。犹太人不仅提出乌托邦信念（如马克思和本雅明），并且有能力在其民族内部架设它的组织形态。正如蒂利希所言，犹太人属于时间民族，它拥有的时间属性，就是其营造乌托邦的秘密武器。只有长久丧失空间的民族，才会敬惜每个细小的三度空间，以及被空间占有的有限场所，全力捍卫它弥赛亚的符号本性。 乌托邦符号系统的空间本性 跟犹太人的故事截然不同，绝大多数乌托邦符号系统，都具有显著的空间特性。语言乌托邦空间包括两种基本形态，第一是共时性乌托邦空间，它试图在人类共同空间里找出一个平行、孤立、与世隔绝的异域，而这正是庄周的《逍遥游》、柏拉图《理想国》、陶渊明《桃花源记》、莫尔的《乌托邦》、培根《新大西岛》（所罗门宫）的基本特征；其次是历时性乌托邦空间，它试图借助时间错位和历史穿越，进入符合浪漫主义精神的异域，这是《旧约•创世纪》和儒家尧舜禹“三王叙事”的特征。莫尔叙写了欧洲农夫的复杂理想，而中国农夫则在持续营造更为简短的“均田”梦幻。 除了《三国演义》，“四大名著”几乎都染有浓烈的乌托邦色彩。宗教小说《西游记》是典型的乌托邦叙事，它的全部笔墨都耗费在前往乌托邦“西天”取经的路上；流氓小说《水浒》则在夸耀造反者营造的山寨乌托邦；职业小说家曹雪芹的罗曼司小说《红楼梦》，架设出一个情爱乌托邦“大观园”，尽管它在高鹗续写中沦为“异托邦”，但那座乌托邦花园，至今仍在闪烁暧昧的情欲光芒。 美术史上还有过另一种乌托邦符号叙事，它是非语言性或弱语言性的，并竭力以图像方式作自我呈现。那些以冥想为主要修炼方式的宗教，如印度教、苯教、佛教和道教，大多拒绝以语言表达观想的结果。上座部佛教《金刚经》就宣称：“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不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金刚经》，鸠摩罗什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但大乘佛教试图修改这项基本原则，全力推动“禅观”的修行道路。它以洞窟壁画、曼荼罗（坛城沙画，主要指尊形曼荼罗和羯磨曼陀罗）和唐卡的面貌呈现，成为图像叙事的精妙代表。那些残留在敦煌洞窟里的壁画，充分展示出浮现于冥想中的奇异图景。 英国伦敦的水晶宫 建筑学在工业革命领域的进展，可能是乌托邦符号得以物化的重要途径。园艺家帕克斯顿采用温室装配工艺建造“水晶宫”，它以钢架和玻璃构成，其外形为简洁的阶梯状长方体，并拥有一个垂直的拱顶，透明晶亮，气势宏大，是1851年英国举办首届国际工业博览会的场所，并足以成为近代工业乌托邦的华丽象征。这种玻璃与钢结构的乌托邦建筑，此后在整个欧洲蔓延，以致本雅明被这种景观所沉迷，竟以“巴黎拱廊街”为题，努力诠释这类建筑乌托邦样式。 作为19世纪商业文化的梦幻意象，拱形钢铁支架意味着天堂神话的轮回，而大面积玻璃则接受了来自上帝的光照。这正是弥赛亚式救赎的世俗象征。此后，建筑师们一直企图延续这种气势宏大的乌托邦叙事，如库哈斯的西雅图图书馆、路易斯•康的索尔克研究所，霍拉•苏莱玛尼的扎耶德清真寺等等，并在高迪的圣家族大教堂那里达到顶点。《时代周刊》盛赞后者“感性、神圣、异想天开、生机勃勃”，而乔治·奥威尔则抨击它是“世界上最狰狞可怖的建筑之一”。 道教的内丹想象图：在人体内部隐藏了一个微观的乌托邦 跟西方世界迥然不同的是，东方宗教体系的乌托邦叙事，最终都转向一种实存的身体乌托邦。《逍遥游》和《黄帝内经》以一堆玄奥的术语，架设起关于身体的精密空间（阴阳法则、五行生克的辩证逻辑、以及复杂的经络体系等等），而道教思想家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气功养生丛书 古本周易参同契集注》，（东汉）魏伯阳撰，（清）仇兆鳌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则要利用这种有机体空间来达成肉身乌托邦的信念。 它视“人身”为“小天地”，也即一座细节丰富的丹炉，在燃料、火焰和炉膛的多重作用下（内丹学南宗还主张通过交媾，从女体里纳取“真铅”），“药剂”将发生戏剧性变化，一种叫做“金丹”的物体会秘密地诞生，它要彻底改变肉眼凡胎的本性，令其拥有超越凡人的生命长度。没有人能对这种隐秘的乌托邦视若无睹。它貌似存在，却不可复制，也不可证实，神秘莫测，永恒地藏匿于终南山脉的深处。 毫无疑问，莫尔式的乌托邦形态过于完整，并不具备广泛的示范意义。大多数乌托邦都是符号构件和残片，它们无所不在，渗透于人类生活的缝隙，不倦地图解我们的梦想。只要随手翻阅文学、艺术、音乐、戏剧和电影的历史就会看到，那些文本里到处都散落着乌托邦碎片，它们站立在理想主义的废墟上，犹如塞壬的歌声，向世人发出蛊惑人心的召唤。在弗兰西斯·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里，美军直升机在扫射和攻击越南村庄的同时，播放瓦格纳三幕歌剧《女武神》序曲。这是一种令人震撼的对抗性复调：瓦格纳乐曲原本是乐音乌托邦的典范，却在反战影片中蜕变为“敌托邦”的精神象征。它放肆地支持屠杀，为非正义的暴力下悦耳的定义。 作为“异托邦”的“华托邦”叙事 地处曼哈顿的著名同志酒吧“石墙” 福柯无疑是“异托邦”（Heterotopias）概念的首席种植者。福柯解释了异托邦跟乌托邦的最大区别——前者不在彼岸，而是蹲守于此岸的某处。乌托邦是一种非真实的符号空间，但异托邦却属于可触摸的实存界。在那些古典场景中，它被用来指称建构在权力规训基础上的封闭空间，诸如医院、监狱（劳改营）、精神病院、兵营和人民公社等；而在另一些现代场景中，它是架设在知识性权力结构中的半开放空间，像学校、博物馆和图书馆；而在亚文化的场域中，它又是某些特殊身份、欲望和嗜好的表达场所，如赌场、妓院、同性恋社区、SM俱乐部和各种精英主题会所（《他性空间》，福柯著，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6，P52-57）。 福柯坚持认为，异托邦就是现实的倒置性镜像，一种典型的“异质空间”。它们是实存中的“他性空间”。异托邦反对并消解当下的权力现实。异托邦跟敌托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反对现实，但不反对人类。在异托邦的驳杂谱系里，浮现出教堂、医院、墓地、妓院、殖民地和著名旅游景点的身影。（《希望的空间》大卫•哈维著，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P178-179）。 但福柯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他辞世前后，一种新的异托邦制度在全球大规模现身，开始侵入人类的日常生活，那就是威廉·J·米切尔提出的“伊托邦”——一种强大的数字网络，为人类生存营造出前所未有的路径。加拿大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在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融化的铬合金》中提出“赛博空间”（Cyberspace）概念，指涉计算机及其网络里的虚拟现实。这种新空间在虚拟层面整合了乌托邦世界，赋予它一种可触摸的现实感。 去年出现的元宇宙概念，是异托邦信念在数字科技领域的重大升级 这场经久不息的电子数字革命，制造出三大类市场怪物：“环球影城”和“迪斯尼乐园”之类的主题公园，是一种由乌托邦和异托邦组合起来的“乌合空间”（Uhespace）空间，以实存的场景和数字虚拟幻象，向游客提供安全“冒险”的崭新经验。垂死的乌托邦就此苏醒过来，变得更加生机勃勃，成为21世纪全球符号消费市场的主宰。其次，用数字模拟再现技术制作的电影如《黑客帝国》，叙写人类的超现实存在；第三，电子游戏制造了栩栩如生的多维感官幻觉，把人类引向新的做梦经验。 2016年上市的AR手机游戏《口袋妖怪GO》（AR，英文全称为Augmented Reality，中文译作“扩增实境”，也即指将真实环境和虚拟物体实时地叠加到同一个画面或空间，令使用者充分感知和操控虚拟的立体图像。它需要摄像头、GPS和谷歌地图的支持，由任天堂、Pokémon公司和谷歌Niantic Labs公司联合制作开发的《精灵宝可梦Go》，是一款新兴的AR游戏，玩家可通过智能手机在现实世界里发现精灵“宝可梦”，对它们进行抓捕和展开战斗），正在引发一场席卷全球的寻找精灵（物品）风潮。它把玩家的日常出行变成天真的冒险游戏，并迅速形成“低龄化”的社交群体，帮助人推开现实中的痛苦经验，在公园、树林和街头重新召回美好的事物。在恐怖主义盛行的全球动荡时局中，口袋精灵响应了人们对“乌合空间”的精神依赖。它们是最新的电子致幻剂，有效地引领我们从令人不安的实存中逃亡。 然而，对于中国人而言，最值得谈论的“异托邦”，恰恰是一种可称为“华托邦”（Huatopia）的观念，它最初呈现为农夫的空想主义，但后来则趋于实存的“异托邦”，成为后者的一个令人瞩目的东亚品种。它曾是哲人的思想投射（如老子的“小国寡民”制度）和庄周的“无待”境界），也曾是失意诗人的田园意象（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同时也是历朝皇帝为自己御制的宫廷艺术。在这方面，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范例，他亲自拟定“花石纲”工程规划，设计和打造皇家花园艮岳，以构筑赵氏家族的最高乌托邦。它美丽而脆弱。在金人包围京城之后，它的建筑木料就沦为世人取暖的薪柴，而它的梦幻石头，则流落到遥远的南方（参见《宋史》，（元）脱脱等撰，地理志一，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85。造园的石头大多源于太湖流域，也包括灵壁、慈溪、武康诸石，在艮岳瓦解之后，相传部分造型精妙的石头被贩运到江南，成为明代园林景观里的重要构件）。 后人关于艮岳的想象图 皇帝、文士、农夫和造反者的梦想，总是被推向一个无情的失败结局。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一场典型的乌托邦运动，以神权与王权合一的姿态，推行《天朝田亩制度》所设置的财产公有体制，但它的内讧和大屠杀，却直接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天国”就此走向它自己的“地狱”，成为反人类的阴郁象征，也是“敌托邦”的一个东亚范本。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通览西方乌托邦著述后，开始启动自己的乌托邦叙事。康有为《大同书》（1902），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本土乌托邦文本。作者历数中国人所面对的出身、夭折、废疾、蛮野、边地、水旱饥荒、蝗虫、火焚、水灾、火山、地震、宫室倾坏、舟船覆沉、疫疠、鳏寡、孤独、疾病无医、贫穷、卑贱、刑狱、苛税、兵役、愚蠢、仇怨、爱恋、牵累、劳苦、压制等三十七种痛苦（《康有为学术著作选：大同书》，周振甫、方渊校注，中华书局，2012）。 这场冗长的文字描述，为历史久远的民族做出了最严厉的判词。但随后，康有为就以彻底解构的方式，提出八项乌托邦改造原则，它们包括：去国界以合并人类世界，去级界以令社会达成平等，去种界以令种族平等，去形界以实现男女平权，去家界而以公共服务代替，去产界以废除私产和商业竞争，去乱界而以大同政府管理，去类界而爱万物众生，最终，去苦界以达成“极乐”目标。这与其说是一份全球革命方案，不如说是一次私下的乌托邦叙事狂欢，它的激进程度，就连乌托邦宗师莫尔都望尘莫及。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宣传画，1958年 耐人寻味的是，康有为生前拒绝公布这个“大同方案”，而是试图以“小康”路径逐步过渡，以防“陷天下于洪水猛兽”之中。他预见了乌托邦革命游戏所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此后的中国政治实践，显然没有听取康氏的警告。革命领袖将哲人的思想投射、失意诗人的田园意象、历朝皇帝的帝国想象融为一体，以康有为所担忧的“大跃进”和“文革”方式，推动着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实践。邓小平在1980年代发动的经济改革，试图修正这场实验的不良反应，以更温和的方式，重建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他性空间”。而在留下近40年的复杂轨迹之后，这场异托邦运动已经接近历史的终点。 《乌托邦》第一部里，托马斯•莫尔遇见了乌托邦陈述者希斯拉德船长，后者的航海路线图上，包含锡兰和印度的卡里卡特（P9-10），而这正是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的重要停泊站点。但郑和及其翻译们从未缔造出独立的乌托邦叙事。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差异。郑和沉湎于世界中心的帝国想象之中，而马欢、费信和巩珍的异域叙事三部曲（《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则遵循了傲慢的帝国原则——我们是文明的上位观察者和输送者，而非低贱的“夷夏蛮邦”的学习者。这种中华中心主义的立场，阻止了乌托邦式异域意象的建构。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康有为的《大同书》，才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价值，因为它接受莫尔的启示，第一次完成了华夏民族全面的他性反思，我们至今都无法超越这场百年前的卓越书写。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八十年代那样，光华四射和令人缅怀。这是一场被突然打断的半吊子启蒙运动，而它的高潮点位于85/86两年。先锋文学、先锋电影、先锋美术和先锋音乐全面崛起。20年后，在悉尼科技大学某个学术研讨会上，我向曾任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先生言及这个时代，并就此向他表达谢意，他却谦逊地说，这是耀邦同志的功劳。 诗人宋琳 对此我并未感到意外。在这20世纪下半叶仅存的狂飙岁月里，所有文化青年都在茁壮成长。就我个人而言，八十年代是被高度压缩的十年，基于“新时期”体制提供的有限自由空间，我的生命在高速推进，由学习、成长向成熟的阶段飞奔，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这种自我生长的节奏。 1986年5月，因林兴宅先生的邀请，我以“黑马”面目出席厦大主办的文学批评新方法研讨会，由此踏上文学批评的道路，而这也是我跟福建文坛发生关联的重要契机。就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当代文艺探索》编辑王欣和当时还是厦大中文系学生的康洪。这种机缘巧合，为日后的“福州沙龙”奠定了人事基础。 1987年到1989年期间的每个夏天，我都会乘船前往福州，有时则绕道厦门，转乘长途汽车到达福州，住进文联大院，跟康洪、王欣，有时还加上宋琳，展开热烈的沙龙讨论，话题指涉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 先锋作家北村 王欣留着稀疏发黄的髭须，俨然是一位演说家，其思辨力和口才均为一流，他的诨号叫王散胡。康洪蓄着络腮胡子，言辞犀利，铿锵有力，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的诨号是康爽声；宋琳性情温存，总以深情的目光凝视对手，语调柔软地表述不同的看法，他的诨号是宋深光。正是在这种激越的头脑风暴中，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在悄然成熟。我最重要的文论，包括《超越大限》、《燃烧的迷津》和《亚细亚痛苦及其消解模式》等等，都受益于这个微小的沙龙。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来自福州的秘密印记。 恰逢盛夏时节，被称为“火炉”的福州，气温竟然高达四十二度。当时空调器尚未进入民众家庭，电扇吹出的风滚烫似火，每做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大汗淋漓，隔半小时必须冲水降温，否则便有昏厥而死的感觉。唯独思想没有受到阻止，反而以更流畅的方式，在狭隘的小室里生长和回旋。每天夜里，我睡在王欣家阳台上，鼾声如雷，靠电扇熬过漫长的酷热之夜。 1989年夏天，福建省文联电视家协会出资，邀请我们四人上鼓岭开会，探讨中国电视艺术的现状与未来。这是福州一带最重要的避暑胜地，郁达夫曾在此居住，倪柝声和我外公李鹏程，也曾在此传道和开办同工训练班。我们都懂得，鼓岭是中国东南部的精神高地。 鼓岭老照片：民国时期外国传教士与当地信众的聚会，1904年 我们住在山顶上一家陈设简陋的招待所里，它由昔日的传教士别墅改造而成。这是福州沙龙的最后一轮聚会，但方式由讨论转向了写作。四人挤在同一个房间，各自坐在床上，靠着桌子写作，不时把自己得意的句子大声诵读出来，逼迫他人卷入一场短小的讨论。这是我们在山上的唯一经验。我们甚至没有在那里探山寻幽的任何欲望。 我已无法确切地回忆每个人的写作内容，我甚至记不住究竟自己写过什么。只记得宋琳在写诗，王欣在拼命抽烟，而康洪一改他自我缠绕的先锋小说语法，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流畅地书写爱情故事，那种青春叙事的奇特和诡异，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福州城街景 鼓岭气候凉爽，改善了我们此前在山下的境遇，唯一的障碍，是我们必须面对小镇高音喇叭的骚扰。播音员字正腔圆和声色俱厉的声音，在山谷里经久不息地回荡，成为白昼里最令人惊骇的声音事件。而到了夜晚，狗总在对着杳无人迹的道路不安地狂吠，仿佛看见了来自地狱的事物。我们有时也讨论面相和手相，彼此关注一下对方的未来命运。宋琳在山下曾经占过一卦，说是“南行大吉”。他的神经松弛起来，写下一堆关于宿命的诗歌。 这样过了一个月，我们结束写作集体下山，重返福州市区。我们握手道别，仿佛是一次不祥的长诀。这是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意味着福州沙龙和1980年代的永久终结。我乘船返回上海。几天之后，有人敲开宋家大门，说要带宋琳去远方旅行。从此他变得杳无音讯（注）。 注：宋琳下山后即被逮捕，押送到上海，关押于虹桥机场附近的监狱，约10个月左右。 原载《福建文学》

我所面对的《第四届广东画院学术提名展》作品，是“记忆写实主义”的南方样本，它以架上绘画为介质，构筑了当代中国人镜像谱系。这是两个轴心的一次交叉运动，对象（被画者）之轴和主体（画者）之轴彼此缠绕，以岭南美学的独特方式，重构了原型和镜像的亲昵关系。这重构包含了事物的三重反射：A.人物原型反射了中国现实；B.画家的瞳仁，折射了来自原型的光亮；C.绘画成为映射画家主体的镜像。最终，当画家主体变得有限透明化之后，就能营造具有普适意义的“写实主义”风格。 图像写实的目标，旨在建构精准的族群记忆。冻结于亚麻布镜像的面孔或身躯，被有力地抛入了历史，以接受时间触手的抚摸。它是装载现实图像的油彩记忆体，并汇入更大的种族记忆仓库。在“政治/文化失忆症”遍及中国的年代，写实绘画是一种视觉疗法，它把经过压缩的现实织进画布，不仅直接指涉当下，更要成为一种未来的历史记忆。油画正在跟雕塑、灰色摄影和底层纪录片一起，营造种族图像的记忆系统。“记忆现实主义”的目标，就是推动日常叙事到记忆叙事、现实叙事到历史叙事的转型，完成人们所热衷谈论的“图像学转向”——反对阐释，反对乌托邦，反对戏仿，更反对面孔单一的国家美学。反对，是当代写实油画的最高使命。 反对阐释 反对阐释，是“记忆写实主义”的第一特征。现实能指跟被高度隐藏的所指（寓意）融合起来，两者变得无法分拆。画家是具有高度伦理学特征的主体，在观看和转述的进程中，他坚持悲悯、平等、理性和尊严，但这主体隐藏在镜像背后，而以偷窥的姿态，制造出主体“不在场的证明”。写实绘画似乎只是一种寻常之镜，反射着前端的人体，而实际上却是可透视的特殊玻璃——画家谦卑地躲藏于这玻璃的背后。他是显身或隐形的窥者。李节平的《小夫妻》提供了这方面的样本。画家的这种有限度的透明化，并非要放弃阐释的权力，而是企图把阐释权慷慨地让渡给观众。 李节平《小夫妻》 这转让引发了一场写实绘画的收藏热浪。底层叙事拥有两种全然不同的消费空间，首先是官方美学的赞助与支持，这导致了画家在国家美展的频繁获奖；第二是在品味上保持低幼状态的消费市场，这引发写实油画的价格飙升。但在后一个场景中，收藏者的美术鉴赏力和钱袋里的钞票，正在形成尖锐的对比。只有写实主义的架上绘画，才能制造出能被日常经验所识别的图像，而被缺乏美育训练的买家所“看懂”。写实主义省略了绘画深层语义的解码环节，不必加以特别的专业化阐释，由此成为一种无须“美术智商”的画种。但这是很深的误解。透明化的能指，制造了零寓意的错觉，而把观画者置于“无知”的尴尬地位。正是在这可笑的误读中，写实主义绘画被送上了艺术品市场的云端。 反乌托邦 反乌托邦，是“记忆写实主义”的第二特征。它放弃了基督式的高贵和希腊式的完美，画面上到处陈列着带病容的躯体和肮脏的服饰。它也要放弃神性宣叙的传统，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的美学名义，放弃一切光鲜、滋润和浮华的视觉谎言。这种内在的颠覆，引发了一场视觉骚乱。写实绘画的传统观众，习惯于“高大全”的国家主义图像，抑或是布尔乔亚式的优雅的文艺腔调，而权力与优雅，都不属于“记忆写实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从各种错综复杂的面孔里，流露出了不可抑制的忧郁气息。这忧郁的面容，是记忆写实主义的最高母题。它从眼睛、鼻孔、嘴、头颅和正是躯体里流出来，犹如咸涩的汗水或眼泪。愉悦、焦虑、躁狂或淡漠，都无法抹除这最深的病痛。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抒情美学相比，当代油画的写实主义，已经被忧郁、苦痛和神经衰弱的气质所绑架（如徐唯辛、忻东旺和段正渠）。它变得无从逃逸。忧郁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表情。 这不是一种单纯的忧郁镜像，而是焦虑、紧张、无望和企盼的心灵共同体。那些疲惫的面庞，托住了简单而沉重的欲望。它拒绝哭泣，却拥有比哭泣更犀利的苦痛。男性画家的风格，大多理性、冷峻和坚硬，以灰暗的色调作为基调，以反射弥漫于底层和边缘的黑暗。徐唯辛的“工农兵”人物肖像，亦是这方面的范例。特写式的肖像，近距离地散发出卑微、迷惘和苦难的气息。 米兰·昆德拉说，生命中有一种东西，叫“不能承受之轻”，哈维尔反驳说，你说的那种东西，应该叫“不能承受之重。”而在我看来，这“轻”与“重”，正好构成当代油画母题的两翼。承载忧郁的身躯如此轻微，仿佛任何一个权力的手指，都能轻易摧毁他们的生活，而他们的表情和灵魂却又如此沉重，仿佛负荷了整个民族的命运。但对于男性画家而言，在“轻”与“重”的权衡中，“重”是更为本质的存在。 段正渠“信天游”系列 段正渠的“信天游叙事”，以黑色、棕色和褐色之类的黯淡色调，以及粗硬的质料与笔触，叙写苍凉而贫瘠的高原，诠释农夫的永恒苦痛。这是一种令人战栗的场景，船与人在黄河里挣扎，随时都要被狞厉的“母亲河”吞没（《黄河》）。他们被画者被投放于黑暗的空间，面部器官和身体细节，省略到最简单的地步，有的眼与嘴只剩下一条细线（《夜色》），而射向人脸的稀有光线，以及孤身燃放的烟花（《烟花》），却隐喻着画家内心的无望的希望。忻东旺的都市人物系列，跟段正渠的乡村经验，形成了意义上的对偶。那些夸饰的面庞上，总有一对狭小的眼睛，越过扭曲的面庞，凝视、张望、偷窥、怒视或闪避这令人不安的世界。那些被蒙古式皮褶遮蔽的眼神，映射出高度紧张的实存关系。 但女性画家的立场刚好相反，她们试图越过沉重的男性经验，去阐释一种更为轻灵的“异托邦”存在。她们营造的影像是扁平的，二维画片式的，人物表情是松弛的，油彩是明快和半透明的，这种时尚化的叙事风格，制造了图像的失重效应。孙洪敏“青春少女系列”，传递出“矜持的中产阶级趣味”。那些刻意坚守贞操的女孩，俨然是高雅自持的“套中人”，被画家从情欲和物欲的空间里分离出来，以平涂和水彩式的清新色调，静止在一个闭合的时空里，聚结成亚文化群体的“异托邦”群像。曾妮的“派对叙事”，则揭示出现代都市的“他者”经验，在喧闹的人群和转瞬即逝的狂欢背后，涌现出难以言喻的孤独。派对终结了主体的寂寞，却把她推入更深的孤独。嬉笑的人群、粉色和浅赭色的平涂背景、游移不定的笔触，验证了画家则作为“他者”的存在。她在派对的中心，更在派对边缘或对面，以一种疏隔的目光，打量着那些兴高采烈的嬉闹场景。 孙洪敏“青春少女系列” 反对戏仿 反对反讽和戏仿，是“记忆写实主义”的第三特征，它要推行非隐喻、非戏谑化和零度反讽的路线。它逾越了80-90年代视觉抗争的历史，宣告“泼皮写实主义”的终结。当代架上绘画，收起了方力钧和岳敏君式的傻笑表情，从流氓叙事转向公民叙事。除了忻东旺《问》还留有戏仿和反讽的踪迹，大多数画家的叙事，已经跨入正喻之门，以正面、直接和语义表里一致的叙事，来表达同情、亲近和批判的立场。龙虎的《唱支山歌给党》，画中人张开大嘴在高唱颂歌，尽管它具有某种讽喻效果，却更倾向于一种正喻式的悲剧性调子。底层民众的声嘶力竭的叫喊，与其说是在展开一场“红歌大赛”，不如说是一次底层向高层的乡村喊话，而在扭曲变形的面孔背后，是“无法叫醒装睡者”的愤懑与绝望。 导致这场叙事转型的原因，首先在于“画图先生”——画家主体的身份剧变，他们从盲流上升为公民，其中的绝大多数，是有地位的中产阶级，拥有稳定的专业职位和良好的社会声望，而不再是旧日圆明园村的美术盲流。不仅如此，绘画的对象也在发生微妙的转型，无家可归的盲流，成为农民工、技工和城市的亚居民。这是画家与画中人的联合身份转换。而在底层向高层的喊话过程中，中层试图扮演视觉传话的角色。它推动了悲悯立场和底层关怀的确立。正是角色转换改造了当代美术，令其露出“传话者”的理性表情。 龙虎的《唱支山歌给党》 正喻叙事，可能是叙事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证据，它要呈现底层劳苦民众或中产阶级平民的美德，而这美德即对命运的无言接纳；另一方面，它还要唤醒画家自身的美德——以更为平等的视点，表达亲近、友善和激赏的立场。这双重的美德，构成了记忆写实主义的道德核心。在这画布记忆体里，画者和被画者同时获得了视觉的尊严。 林永康的绘画，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嫂嫂》女主角双手向上摊开，露出喜悦的表情，而这是画家内在喜悦的反射，它为主体关怀奠定了一种温暖的调子。《自梳女》系列，刻画近代广州独有的女性社群——保持终身不嫁的贞操，她们是欲望、情爱和人性战争中的古怪卫士。简洁的黑白灰块面，制造了某种浮雕效应，犹如埃及神庙里的石板，为眼神迷茫的众女，叙写一条能载入历史的定义。 宣新明的渔民系列，属于海岸叙事或沙滩叙事，他的渔夫一反衰弱和病态，体现出粗鄙、雄浑和强悍的力量。饱满粗放的肉身，跟索具、渔网、缆绳、船体和大海融为一体（《憩》）；渔人面孔上，出现了罕见的笑容（《开心》、《快乐的渔夫》）；渔夫甚至做起了关于海洋、大鱼和丰收的梦想（《梦》），如此等等，这些镜像拼贴出了一幅喜悦的南方渔夫的生活图卷，而跟北方高原的忧郁气质，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一种稀有的画布式颂扬，它延展了80年代寻根美学的价值勘探。 宣新明的渔民系列 反对一统 “记忆写实主义”，并非是一个需要“向左看齐”的队列，而是趣味与风格多样的镜像空间，它否决了国家主义的“大一统美学”。在这写实的开放性框架里，既有龙虎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唱支山歌给党听》），也有张伟式的“大清新”风格，既有颜苏平以灰色系营造的“侧脸肖像”，也有李节平的“他者叙事”——从中国底层母题转向异族的宗教生活母题，塑造那些陌生化的种族形象。所有这些参展样本，都突破了国家美学的单一框架，洋溢着南方画学的自由精神。我就此看到了这一提名展的宏大体量。 值得一提的是张伟的青春叙事。在一个“小清新”式流行趣味开始盛行的年代，张伟选择了那些青春期的男女，以“集体照”的构图，塑造南方都市的人类学群像。他的笔触干净而轻快，以抽象的单纯色块为背景，把人物从都市具象景观中抽取出来，制造出一种人像与物象的高度分离。写实主义路线在此发生了某种偏转，它被引向一种新装饰主义的都市生活美学。 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张路江的街道叙事。他以全景扫描的方式，表达人物与街道、建筑、桥梁、铁路和城市区块的密切关系。人像和物象浑然一体，而人即这街道的一个细小部件，融入了正在被改造的都市边缘空间，成为日常风景的一部分。张路江利用一种辩证叙事，把人物推入街道，却又试图将其跟风景发生轻微的分离。这分离缘于人的观望。他们行走于街道，展示出一种“看”的姿态（《收工》、《放学》、《新路》、《老街》）。正是这个人类学动作解放了画布上的人物，令其跃出街道的物体框架，成为一个打量街道的对话者。最终，画家建构了人与物、身体与街道、观看者和被视物的平衡。这是一种静态与和谐的生活空间，它停栖于动荡不安的大地，向我们炫示一种图像阐释的微观权力。 毫无疑问，写实主义是一个悠久的美术传统，它正在被当代画家群体所改造，更富于美学的扩张弹性。它坚守四项基本的“反对”原则，同时又表达出活跃的视觉阐释和解构能量。越过摄影构图的屏障，写实主义忠于现实，同时也拒绝现实的简单反射，而是要把它变成画家的私人记忆，并用独立的肢端（眼睛、手和画笔），记录这个难以定义的诡异时代，说出被世人忽略的视觉真相。这是中产阶级公民在美术场域的胜利，它宣告了写实新纪元的诞生。 原载《美术》杂志，2013年第3期

由于舍斯托夫的告诫，约伯这个姓氏的意义已经超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范围，成为上帝笃信及其疑虑的象征。此刻，我要从他的激情方面，也即他的痛苦方面接近这个人，去打量和倾听他的言说。人们被告知，由于约伯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一种赌注，他被剥夺了全部财产与儿女，不仅如此，他还必须坐在炉灰里用瓦片徒劳地刮削着遍及周身的毒疮。如此痛苦欲裂的景象，蕴含着灵与肉的双重苦难，它们从身外(儿女和财物)向身内(皮肤及其它所覆盖的事物)逼入，去探查受试者的信念。 约伯痛苦的深度，可以从目击者的反应中获得证实。它严重灼伤了其妻的眼神和心情，迫使她喊出“你弃掉神，死了吧”的绝望言辞。痛苦之神还追上了他的三个朋友。“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旧约·约伯记》）而后，他们与约伯开始了有关上帝公正性的漫长争论。 这样的记载，旨在把我们引向约伯痛苦的基础。这个无辜的人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惊骇得目瞪口呆，而他所作出的反应是：首先，像俄狄浦斯那样伤害着自身的器官；接着，像苏格拉底那样发出没有止境的聒噪──抱怨神的不公正和请求一种快捷的死亡。他独自囊括了欧罗巴痛苦的两种形态。 约伯的重要性就是如此显现的。在他的痛苦框架里，最初涌现的是基于财产与儿女沦丧的切肤之痛。皮肤像五官那样目击了灾变。皮肤的悲伤不可抑止。这早期的苦楚经验，发生于人与在所之间的那道边界，并足以构成一个人垮掉的理由。但约伯超出了撒旦对他的估量：他虔敬地接受了上帝对全部赏赐的收回。 这种忍受激发了新一轮的探查，那就是对约伯在其所负载的苦难方面予以追加。皮肤崩溃了，但它并未失去对于外在灾变的感受，不仅如此，这约伯之肤还要喊出自身的疼痛，使灵魂的绝望达到极限。 刮肤之手及其瓦片，正是刺瞎之手与钢针的复现，它们间相似或不相似使我惊讶。与俄狄浦斯相比，约伯更明彻地意识到言说的意义，他的诅咒和论辩是一种令人心碎的努力，他要藉此离开他正在经验的东西。正如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他要在话语家园里比较不痛苦的死去。 尖锐的感受、痛不欲生的刮削和绝望的呼告，这与其说是某种东方意识形态的范例，不如说是亚细亚框架中最非亚细亚的部份，或者说，它是唯一与欧罗巴痛苦毗邻和亲近的形态。此系罗马最终接纳放射着约伯光辉的希伯来圣经的缘故，而且由于这种接纳，犹太信念与希腊精神发生伟大的交会。从那个时刻，约伯及其痛苦退出了亚细亚舞台。 在流浪于异邦的漫长历险中，约伯的心情率领着民众。他的痛苦和呼告成为难民营地的犹太哀歌。这哀歌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就此无限地滋育着约伯的兄弟和子孙。歌手们相继亡去，而哀歌的旋律与话语亘古常青。 卡夫卡的阴郁声音正是这样一种延续：约伯之肤成为虫的躯壳。在灵魂弃世之后，只有这丑陋的皮囊驻扎在人间，继续无望地装载存在的疾苦。在另一篇有关流放地的小说里，卡夫卡甚至为皮肤找到了真正的俄狄浦斯之针。参观者惊喜地看见了一架能将法庭判决书刺入犯人皮肤的机器。由于针的运动，罪行和痛苦被书写在皮肤上，而且人至死不能将这些毒疮般的字迹抹去。 皮肤的母题，无疑是犹太哀歌中最重要的部份，它表达了一种亚细亚种族对于痛苦的全部敏感性。皮肤总是最先受到伤害，却又总是在最后一刻里死去。它是痛苦的尽善尽美的容器。一个来自二次大战期间的传说，是哀歌在历史中的最残酷的回响。德国人挑选那些刺有花纹和毫无瑕疵的犹太皮肤，用它们制作了家庭照明的灯罩。这正是皮肤永生的证据。在人狗彘般死去之后，诗意皮肤幸存了下来，并注定要目击更普遍的痛苦，直至罪恶之灯熄灭或崩坏。 1989年12月深冬写于上海北郊

你的气息望定我 轻轻用乐器触我苍白的唇 犹如一场慢舞 ——王乙宴《药方》 王乙宴弃世而去，已经一年多了。1992年前后，我认识了她和她后来的夫君。那时她还是一名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浑身散发出冰清玉洁的气息。我不知道她的手是什么时候染指诗歌的。“天黑了，音乐就会折叠起来”（边境），这句话写于1999年6月2日，那时的中国，音乐早已被折叠起来，“天”却没有被正义、良善和美学所点亮，而是逐渐走向一个文化衰败的状态。这段纷乱黯淡的历史，可以为王乙宴进入诗歌书写做重要的背书。 “琵琶西施“王乙宴 在毕业于上音民乐系和上戏的戏文系之后，乙宴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而后悄然成长，扮演“跨界艺术家”的角色，以多样性的风格，架设起了她的书桌和舞台。世人对她的称谓有点奇怪——“琵琶西施”，听起来有点俗气；另一个则更令人费解——“最适合上海的女诗人”。如果不做精细的解释，这些称谓便会伤害她的本性。 在私下的许多场合里，人们通常会形容她属于“极品上海女人”，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物种呢？也许她拥有都市女人的主要优点：优雅、时尚、幽默、精致、聪明、灵气四溢，惹人喜爱。她是一块多面的晶体，拥有钻石的多个切面，每个面都在熠熠发光。准确地说，她在每个领域都表现出色，虽然不是顶尖的，却是拥有最多的。她是都市里的多变精灵。 王乙宴兼具琵琶演奏家、歌剧作家、诗人和占星师等多重身份。这是一种声音的多重组合。旋律线和言辞的声线交织起来，缠绕成一种奇诡的复调文本。她的琵琶演奏，得过全国大奖和出过CD唱片，她创作的清唱剧《马可波罗与卜鲁罕公主》和诗集《一千年一万年》，都很受人瞩目。在我周围，像这样“多层混搭”的才女，殊为罕见。而这种琵琶演奏家兼诗人的跨界做派，并非是偶然发生的邂逅。自古以来，琵琶与诗歌就有深切的传统关联。它不是什么艺术混搭，而是一种古老的美学联盟，最早发生于唐代的宫廷、乐府和坊肆，谱写着诗歌和音乐的共同信念。 “上海很迷乱，但我喜欢”，乙宴在诗作《迁》里如是说。她在迷宫般的都市林荫道上行走，成为流行趣味的导引者。她抽烟、搓麻将、恋爱、游玩、占星、算命、养生、写诗、编剧、手挥琵琶，与各种身份的人为伍，参加艺术和世俗生活的诸多派对，对形形色色的玄学深信不疑。她的笑声回旋在我的耳畔，像一些火焰般的花朵，至今都没有熄灭。她还行走于上海、巴黎和新加坡之间，仿佛一个传递诗意的信使。她的梦想是跟家人在巴黎生活，去捡拾兰波、勒内·夏尔和亨利·米修遗失在小巷里的诗句。但突然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过早地投身于死亡。死神追上她，以爱的名义，把她从我们身边带走，没有人能阻止这种残忍的绑架。 作曲家刘湲在一周年纪念诗会上致辞 她的先生、作曲家刘湲在一周年纪念诗会上痛切地回忆说，“去年今天晚上6：03分，是王乙宴的最后时刻。她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眼里只流下一滴泪，挂在我的面前。”这是水做的钻石，以眼泪的晶莹形态，向这世界说出了最后的歉意，因为她懂得，在我们所有朋友中间，她是一个不可代替的女人。她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创伤性空白。 王乙宴跟诗歌的关系有些诡异。她曾经告诉我，她写诗的经历犹如神启。那时，她像幽灵一样走上楼梯，关上二楼书房的门，幻象和诗句在键盘上流水般涌现，长达数年之久，而后，突然有一天，诗流被突然切断，她陷入无法写作的枯水期，而这状态，同样可以长达数年之久。她的书写，受制于一只神秘的手及其开关。我不知道，她是否从自己星盘上读出上帝留下的隐秘记号。 刘湲说，“这样充满美德的人，穿越生命——干净到没有一丝灰尘；爱和死亡是她本身的东西，看不到丝毫的染尘。”是的，在她的诗里有各种复杂的元素，但爱、孤独与死亡，却是她的核心原型。她的全部诗歌都在这三种生命原型的轴心上旋转，从爱开始，经过孤独，到死亡结束。 王乙宴如此写道，“阳光解剖我欲望的身体（常在河边走）”。“我的脚被情欲系住”。“天快要亮了，让我陪你抽一支烟，你是我的父，我的兄，我三世的恋人”（《恋父》）。这是对爱的热烈占有的意志，她为此含蓄地赞美男根和鸟的意象：“自由的男根，轻盈而不可捉摸，难以捕捉”。“我用红色和白色的头发，捉住一只会飞的鸟”（光亮之下）。“无数的手轻抚小鸟悠长的灵魂”（星期五，傍晚的窗帘）。而有时候，爱也会转化为清新的友情，像水滴一样，弥散在令人惆怅的宣纸般的季节—— 生活中一个下着雨的下午 她们手握一杯春茶 窗里窗外都是回忆 她们很快就要分别 飘落的花瓣染白她们的脸（一个下着雨的下午） 而在爱之叙事的背后，出现了诸多难以名状的危机，它像藤蔓一样缠住了她的灵魂：“破晓前的黎明，不再收留我，我再要呼救，我裂纹一般地呕吐”（《蚀》）。她总是以双鱼座的名义去寻找一只水瓶（水瓶座），寻找一只可以栖身的透明的子宫，从一只瓶子游向另一只瓶子，寻找各种可以寄生或躲藏的居所——床单、房子、咖啡馆、洞穴乃至厨房。这种迷茫有时竟转向了自我厌倦：“身体如此发出腐烂的味道，从一条条阴湿的缝隙”（《水一样的》），“我年轻的轮廓蜷缩成一堆暗黑的垃圾……每一次对话都穿越罪恶的阴道”（巴黎之一）。而基于这种厌倦，她进而转向对世界的抵抗。这世界就是她自我的变形镜像——那些来自外部的凶器——刀刃、小虫、飞鸟，种种不可阻止的危险，都在四周环绕，把爱变成不可捉摸的梦魇。 小虫白天躲进女人的子宫 晚间袭击教堂（巧克力之四） 越过宁静松弛的诗句表层，这些生命幻象触发了内在的迷乱，并凝结为各种女性的原型意象：乳房、子宫、舌尖、花朵、情欲、经血、怀孕、疼痛、做爱、极度的欢愉，等等。整部诗集，当然也包括此前出版过的《爱你一千年一万年》，充满了此类跟女人生命经验相关的意象，像一些坚硬而圆润的遗珠，散落在语句的小径上，成为我们逾越其诗句迷津的线索。 在对爱和情欲的求索之后，敏感易碎的她，回到了孤独的范畴。这是诗歌逻辑的必然环节。她从爱的核心退缩，表达出拒绝和躲避的立场：“有一些男人径直从我下面经过，我要藏起来”（整夜）。“我顺着光线看第一个朝我走来的人，看你来时的路，看一路上孤独的我”（铜锣湾789）。耐人寻味的是，爱跟孤独是一个钱币的两面，正是在爱的高潮里，孤独的声音像回声一样紧随而至，发出经久不息的震荡：“我抱着她坐在黑的中央，抱紧的身体下沉，落进这声音里……然后声音逝去了，我们变成冰冷的石头”（练习曲）。“她镜中的星星……她皮包骨头，没有头发，满脸雀斑，每年冬天都在那里”（5号）。这是一种透入骨髓的寒冷。犹如一些细针和刀子，尖锐地刺入肉与灵的深处—— 我把刀子插进瞳孔里 视线越过你的肩头 让身体醒着，感觉你的手（长藤） 从爱和情欲出发，经过孤独的幻象迷津，乙宴的诗歌，最终抵达了死亡的终极原型。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为对死的美学期待。死亡是比爱和孤独更加纯粹的命题，是关于身体的最高祭典，是诗歌赖以存在的最后根基。王乙宴说，“她走到花园里荡秋千，爱情和死亡刺激了她的幻想”（绣），而后，“回忆、性、迷恋、恐惧、死亡，流入浴室的下水道，发白的唇和床单，游戏开始了”（诱惑）。这是一种宣言式的言辞，向我们告知死亡语词游戏倒计时的开始。 “弄醒我，让我醒在你的怀里，抚摸我，我知道快乐的限数……”这种终结感引发了苍老感：“我已经苍老了，灯火扑进了我的屋子”（灯火）。“我右边的身体，已经想做爱了，左边的身体，却在加速衰老”（棉花胡同）。而苍老感则进一步引发破灭感：“只有破灭，我才想象我们互爱”（《号码》）。在破灭的尾部，是一种终极的解脱，于是她深切地意识到，“令人绝望的不会留下，令人仰望的终将自由”（巧克力之五）。这是一条情感逻辑的多米诺骨牌，它逐步向最后一块骨牌推进，那就是令人生畏的死亡。死亡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屹立在生命的尽头，发出蛊惑人心的召唤。 彼此想象 彼此死亡 彼此一尘不留（巧克力之六） 跟其他人的诗作相比，王乙宴的诗歌，具有浓烈的谶语色彩。她是一位诗歌女巫，用简洁而有节奏的言辞，说出各种诡异和令人疑惑的通告。最初它们被视为呓语，而此后却意外地显示出预言的犀利特点。这些预言犹如阴险的回旋镖，最终指向她自身的存在。她甚至模拟一个丈夫的口吻写道：“粉蓝色的墓碑上刻着我妻子的名字，在我最后一次离开她的时候她已走远”（从沼泽地来的鳄鱼和毒蛇）。这是令人震惊的墓志铭式书写，以身份倒置的姿态，预设了自身夭折的悲剧性宿命，语调理性而冰冷，俨然是一名来自幽暗世界的旁观者，穿越诗歌虫洞，向我们说出即将发生的事变。 在清唱剧《马可波罗与卜鲁罕公主》里，乙宴给尾声部分写下这样一个标题——“现在即是永远”。这是一组关于短暂与永恒的对立命题，暗示出个体生命的价值。短暂的绚丽，足以照亮整个生命，令其放射出超越时间的恒久光辉。时间机制遭到摧毁的后现代社会，空间变得无限廉价，而时间则剧烈地昂贵起来。互联网的传播效应，制造大量前所未有的畅销商品，在赋予其广阔空间的同时，剥夺了这些语言商品的时间属性，令它们走向速朽，沦为稍纵即逝的文化垃圾。 诗歌是唯一能够用来抵制“零时间效应”的物种。王乙宴终止美妙的慢舞，独自走开。她的洁白的诗歌文献，留给了这个污浊的世界。这是一种何等尖锐的对比。神判决她的不在，即判决世人失去那种分享她的福分。唯一的慰藉在于她的遗产。这本《水一样的》诗集，是《爱你一千年一万年》的后续，由刘湲从她的大量诗歌手稿里萃取，可以展现乙宴诗歌的基本容貌。在仔细读完这部诗稿之后，我发现它获得了时间的属性，一如晶莹的钻石，是抵抗岁月和死亡的利器。正是这类诗歌成为支柱，托起崩塌的时间，令其获得恒久性的维度。在乙宴动身离去之后，她用这些诗歌焰火照亮了希望。 2015年1月12日写于遵义土城 （说明：本文系为王乙宴诗集《水一样的》所做的序言，该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0年打烊，意味着21世纪首个“零年代”的终结。越过前十年的奇诡道路，我们已经洞见下一个“什年代”的汹涌风云。 在零年代的已逝十年，新事物大量涌现，犹如一场文化大爆炸，制造着90年代所无法企及的“奇迹”。大规模灾难、雷人官员、群体事件、山寨器物、娱乐偶像、电视/网络红人、文化丑角、匿名哄客、恶搞语词，各种古怪的事物风起云涌，前赴后继。仅仅耗费十年光阴，我们便拥有过去需要100年才能遍览的风景。几乎所有人都感到了时间压缩的能量。庞大的时间机器，正在改变恒常运转的节奏，令人感到加速效应的不断进逼。 正是这加速引发了强烈的时间焦虑。这焦虑被岁月的流逝所触发，而指向变化莫测的未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这是一种历史久远的探查，重新横亘在迈向2011年的道路上，向我们发出如下追问：谁来主宰我们的命运？谁来接管我们的未来？谁来续写我们的精神族谱？ 在传统宗教大幅度衰退的21世纪，各种谣传和谶言此起彼伏，包围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灵媒、先知和占星家也大规模涌现，试图说出关于人类灭亡或复兴的预言，并对剧烈的全球变局做出回应。这是一个预言家辈出的时代，他们企图阐释一个正在发生剧变的现实，以及一个变化无常的未来，对它下定义，判处它永生、死亡或涅槃。 著名预言家诺查丹马斯 早在1999年，关于“千年虫”的咒语就已在四处流传。诺查丹玛斯的末日预言，更是成为激动人心的恫吓，击打全球民众的日常神经。但2000年元旦的钟声，摧毁了这些被夸大的梦魇，向世人投放第一道新世纪的曙光。但十年之后，这种危机感卷土重来，充填了人类笨拙的头脑。UFO在世界各地频繁出没，并加强在中国的活动，仿佛在宣布一种嚣张的信息，但没有任何人能解读这种映射在天空上的密码。 与此同时，那个被玛雅人的神明所诅咒的2012年，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持续地高悬在人类头上，寒光四射，凛然不可正视。电影《2012》提供了一个地理先兆，那就是位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火山。而这个预兆竟然已在现实中呈现——一些欧美地质专家发出警告，黄石公园地底热能发生异常，意味着这座足以毁灭人类的“超级火山”即将苏醒。7月23日以来，黄石公园低调关闭了园内部分区域。此举被视为对火山危机做出的初级反应。 黄石公园的火山正在苏醒 在所有的2010年度预言里，“黄石征兆”只是其中最寻常的一种。它的警示意义被电影的虚构性所遮蔽，令人产生坚实的安全感。胶片是用来涂写现代神话的莎草纸，它的功能就是让人在走出影院的瞬间，点燃从灾难幻象中解放的喜悦。而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它的灾难跟我们毫无干系。正是这种自我劝慰，阻止了世人对危机的戒惕。 撇开那些神秘的谶言，仅仅依照内在的直觉，我们也不难看出，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将面临波澜壮阔的巨变，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的生活方式，都会发生戏剧般的转折。 在下一个十年里，我们这代人（出生于1950——1960年间）将面对职业性退休。由“文革”摇篮哺养出来的古怪一代，即将放弃接管了20多年的权柄，为后辈留出广阔的上升空间。这是文革后第一代精英的集体下课。对于许多苦待的接棒者而言，这是一个值得弹冠相庆的喜讯——这帮老不死的，终于到了玩完的时候！ 是的，从2011年开始，“50后”将依次、逐步、满含遗憾地退出这个时代，也就是退出被撕裂的历史，退出争斗与抒情，退出声色犬马的名利场，退出世人目光集聚的中心，转而成为缅怀往事的回忆录作家，靠对似水年华的追忆而度过余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超越这种体质人类学的限定。 在下一个十年，我会看见我本人的历史性衰退，我将义无反顾地从汉语书写的前线撤离，转而成为一个神色超然的旁观者：退休、在世界各地旅游、读更多的书，写更多的絮语，拍更多无聊的照片，于阳光下沉静地缅怀往事，眼望隆隆巨变的中国。而在更久远的岁月之后，逐渐进入失语和缄默的状态。在关于未来的镜像里，我看见了我长满白发的灵魂。 如果世界发生位移、塌陷和崩裂，那么我将祈求一个能够容纳呼吸的图书小室，让我在阅读中平静地死去；如果这世界有幸变得更加喧闹，那么就让我停栖在阑珊的微光里吧。我要从一个无人眷顾的边缘，去窥视那个被钱和物欲吹涨的“盛世”，并向它的抵抗者表达敬意。 原载《经济观察报》2010年12月24日

友邦先帝谢世之后，该国全体民众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这些镜头引发中国乃至全球观众的莫名惊诧。但中国人在1976年那年，上演过完全相同的催情大戏，可惜当时没有强大的国际电视传播体系。据历史记载，中国人的政治眼泪，足以流成黄河、长江与京杭运河。 善哭虽然是亚洲民族的共性，却在东北亚达到了巅峰状态。朝鲜半岛最擅长表达悲情，哭泣成为最重要的情感文化表征。这种风俗通过儒教、萨满教和现代专制主义，在民间广泛扩散，成为一种奇异的景观。朝鲜人推崇公共哭泣，并将其捆绑在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火热战车上。 我们已经发现，该国历史上曾出现爱国志士哭泣与自杀的大量例证；而在君主驾崩之际，人民更须按旧礼而号啕大哭。大多数国家会借播放哀乐来代替悲哭，但朝鲜人拒绝这种电子哭泣，他们要以地动山摇的号哭，亲自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由此形成席卷整个国家的哭泣竞赛。 但就哭泣地理学而言，善哭者的疆域，并非仅限于朝鲜半岛，而是遍及整个通古斯语族及其周边地区，包括中国东北三省、内蒙东部、东西伯利亚乃至山东省等地。 《列子•汤问》早就揭示过春秋时代齐鲁地区哭风的缠绵。当年有个名叫韩娥的女人，只身来到齐国，因为没有口粮，在雍门一带卖唱乞粮，歌声动人，以致其人走后，还能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以致四周居民都误以为她尚未离去。此后韩娥经过一个叫做“逆旅”的地方，受到当地人的欺辱，韩娥为此放声哀哭，引得整个村庄的老少都流泪悲哭，三天无法进食。当地人被迫无奈，追上韩娥，低声下气地将其邀回，求她解除哭泣的魔咒。韩娥于是放声欢歌，引得全村老少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忘掉了刚才的悲伤。当地人于是支付重金把她送走，酬谢她所带回的欢乐。从此齐国人变得擅长“歌哭”起来，究其根源，都是当年韩娥的遗风。 中国北方乡村的职业哭丧手 这种哀怨动人的“歌哭”，音乐学上叫做“旋律性哭泣”，它应该就是音乐的源头，现在仍常见于非洲和伊朗，有时也能从中国乡村的殡葬仪式上听到。――“啊呀我的妈呀……”，她们通常以这样的台词，启动冗长的哭泣程序，其哭腔的音阶，通常在三度到五度间起伏，构成了某种可以辨认的旋律，其间还伴有回肠荡气的说词（东北朝鲜族称之为“车轱辘话”），痛陈对于死者的无限悲情。许多村镇都有职业哭丧者，都是以旋律性哭泣为基本风格。她们都是女人，有着优良的嗓子和饱满的泪腺，擅长以哭声煽情和制造气氛，她们的悲恸表情甚至骗过了路人，以为她们才是死者最正宗的亲人。 公元前550年，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齐国，派兵攻打卫国和晋国，撤军时又顺手牵羊打了一下临近的小国莒国，不料竟损兵折将，两位大夫杞梁和华周都相继战死。他们的妻子在路上迎接运回的尸体，放声大哭，哀声震天，一时成为齐国人议论的中心话题。这是分别记录在《左传》和《礼记》里的一则战争花絮。谁也没有料到，这段简短的记载，日后会在东亚历史上产生经久不息的回响。 杞梁之妻怒哭长城 汉代道德家刘向在《列女传•贞顺传》里，对杞梁之妻的哭泣，作了进一步描述，说她头枕丈夫的尸体，在杞城的城墙（注意，不是秦始皇的长城）下放声痛哭，过路人无不感动热泪盈眶。哭了十来天之后，竟然把墙给哭塌了。随后，她又跑到淄水边投河自尽，了结了自己的美丽生命。自杀，这是女人对命运所能做出的最高抗争。 尽管从前汉到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对杞梁之妻有各种添油加醋的描述，但对整个孟姜女故事作革命性改写的，当推唐代笔记小说《同贤记》，它对先秦的版本作了重大修改：时间由春秋变成秦朝，地点从齐国搬到燕山长城脚下，杞梁的身份由贵族变成苦役犯（唐以后的传奇还把杞梁的名字改成万喜良），而死因也由前线战死变成遭人打死。 就在唐代以及其后的五代十国期间，有关孟姜女的传说，开始在民间迅猛传播，成为战乱年代人们聊以自慰的武器，但其主题却由原先的后院私恋或家庭美德，转向对暴君和极权体制的抨击。唐代高僧贯休就曾在诗里写道，秦朝横征暴敛，昏暗无道，令举国都到了枯竭的程度，竟还要修筑长城抵挡北边胡人的攻击，堆土长达一万里，这才引发了杞梁妻子的哀哭。这种诗意化的书写，是把家庭悲剧归结于政治黑暗的开端。从此，孟姜女成了指认秦王朝罪行的有力证人。长城是暴政的可怖符号，而孟姜女则成了反抗的象征。在独自奔赴工地、用痛哭摧毁长城、以鲜血辨认骨殖的巫术等方面，孟姜女都曾显示出非凡的勇气与才能，她注定要成为民众世代相颂的英雄。 然而，经过亚细亚专制历史的改造，政治哭泣的本性开始发生剧烈分化。暴政不仅能滋养孟姜女式的眼泪战士，还会催生大数量的政治婴儿。这种生物的人格特征，就是热爱受虐与哭泣。在这种严厉的语境下，哭泣是最感人的表情话语，它不仅用于传递忠诚，而且还要藉此重申亲密的政治依附关系，向统治者祈求宽恩典、庇佑和照料。哭泣是一种永恒的权力游戏，而水晶棺材和民众则是最古怪的棋子，它们最终要被导入集体效忠的神圣仪式。 在这种情形中迸发出来的公共眼泪，其真实性是令人生疑的。它跟私人眼泪的最大差异，就是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表演的属性。尽管如此，它在政治生活中仍然是卓有成效的。公开的政治哭泣，能够表达臣服并祈求宽恕，同时也是自我掩饰和保护的武器。没有这种融入集体的哭泣，就会成为一个危险的罪人。眼泪是极权管理下最重要的面具。 利用微观图像学的方式，分析领袖逝世时的恸哭场面，就会发现，许多人衣衫单薄，在寒风中簌簌发抖，展开戏剧性的干嚎。他们的表演惊天动地，脸上充满悲痛的表情，却没有一滴眼泪。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要么是因为表演才能有限，要么是由于泪腺萎缩，而后者往往是严重营养不良的结果。 毛泽东去世时的哭泣场景 罗马诗人奥维德如是说：哭是解脱，哭泣带走忧伤。另一位诗人塞涅卡说，眼泪可以解放灵魂。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眼泪是眼睛的冷却系统。现代医学则宣称，眼泪可以释放焦虑和和负面情绪。在《一九八四》式的场景中，所有这些定义都需要仔细地改写，因为嚎哭的语义，已经变得更加意味深长。 在友邦的举国恸哭中，我们看到了“哭泣疗法”的重大意义。在一个被限定的时空里，人民获得某种契机，去彻底表达被长期压抑在最深处的悲苦，仿佛是在喜极而泣。这是一部分人流泪的愉悦，他们要用动人的嚎哭，去谱写一种难以言喻的狂欢。在上古神话中，眼泪跟繁殖与新生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威严的统治者走了，宣告了伟大历史转机的降临。其中一些哭泣者拥有两张脸。在那些模糊难辨的泣语背后，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心声，它不仅指涉米饭和肉汤，更含有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 金正日亡故后，2011年12月23日写于上海飞往深圳的航班上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7月20日

“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的方案，剥夺了辛勤劳作的中国人享受晚年幸福的基本权利，引发全国舆论哗然；清华女教授“15年义工论”，企图置数千万中老年人于无法领取养老金的“财务真空”，再度激起广泛民怨；而国务院出台的“以房养老”意见，因面临“七十年产权”等难以逾越的“路障”，更是触发强烈反弹，以致民政部不得不反复解释，以平息公众的怒气。但此类“养老金论战”，显然还将长期蔓延下去，持续折射着中国人对自身命运的严重焦虑。 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而跟经济总量的飙升形成讽刺性对比，国家公积金管理不善，却拒绝民众自主选择优质基金管理机构，政府挪用和管理不善，其后果却要由民众买单，这似乎正在成为政府的基本策略。但它的功效不是为政府解脱困厄，而是腐蚀“中国梦”的内核，令其沦为一个难以企及的幻影。 民族焦虑和社会恐惧，是21世纪中国的最大心理危机。中国人的晚年恐惧正在不断加剧，究其原委，就是对朝令夕改的政策的高度疑虑，它折射出日益严重的政府信用危机。有网民为三十年来的政府口号，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从“计划生育好，国家来养老”（30年前），到“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20年前），再到“养老不能靠政府”（10年前），最后沦为“65岁再退休再说”（当下），政治承诺的戏剧性演变，向我们验证了行政诚信体系的凋谢。 医保和养老制度跟民众日常生活，正在面临两大严重错位：重病高发和低额医保，跟高价医疗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调；通胀撬动的高昂消费指数，跟低微退休金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调。这两种失调，是导致中国人晚年恐惧的根源。 鉴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执行，中国正在迅速成为老龄化社会，老人将成为人口构成的主体，而他们的权利和诉求，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倾听与尊重。中国目前有2亿老人（60岁以上），其中至少1亿人身患慢性病，而中国城市老人的贫困率约为23%，农村则高达近30%。他们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处于不断动摇和消解的危机状态。在今天，如果你没有积蓄足够的钱，或者有孝顺的儿女作为依托，又有哪个养老院和保姆愿意来背这沉重的包袱？ 然而，恐惧不是中国老年人独占的心理感受。每个年龄段的中国人，都要面对自身独特的恐惧主题。这些截然不同的高低声部，汇聚成恐惧大合唱的涌流。人们行走在自己的家园，犹如行走在深渊边缘和薄冰之上。1987年，一帧《我要读书》的大眼睛女孩照片，引发了人们对乡村儿童生存状态的强烈关注，从那双好奇的眼睛里，流露了难以言喻的疏隔、戒惕和恐惧。而现在，这种表情已经从儿童转向老人，进而向各年龄层广泛扩散。 幼年恐惧，则导源应试教育体制的严重畸形。在贫困乡村，人们惊恐的是教育缺失，而在发达的城市，人们担忧的却是教育过度膨胀、过度依赖标准答案，过度强调知识量和解题的顺从性，完全无视想象力、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无视正确的公共交往和表达方式、无视以普遍价值为基准的人类德行，由此引致“童年早谢”和“精神早衰”。有钱人可以把孩子送到国外作“教育避难”，而普罗大众却只能被迫跟这种体制长期周旋，最终沦为它的痛苦祭品。 青年恐惧，则多缘于天文数字的新生活预算。大多数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尤其是在非出生地谋职之后，被迫要面对结婚、购房和生育的沉重经济压力，而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北京这样的城市，出现了数十万大龄未婚群体，因为终止婚姻计划，是卸下生存重负的唯一方式。 中年恐惧，是关于迅速增长的癌症发病率的惊骇，尽管卫生部矢口否认，但许多网民在微博交流中都透露，在自己的个人生活圈里，肿瘤患者在不可遏制地迅速增多。这癌症景观是令人惊骇的，它不仅制造死亡，而且描绘着整个民族的悲剧性面容。 本文所陈列的景象，只是所有现实恐惧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政府丢失诚信度，而公民没有安全感，这是国家总危机的危险先兆。在日益逼近的老人化时代，养老金一旦处置不当，可能会成为压垮改革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决策者须以更高的智慧来解决这一难题，而非放任它对国家诚信的侵蚀。所幸的是，恐惧感只是一种心理警报，坐拥11万亿年度财政收入的富庶政府，必然具备足够的社会保障能力，而它的唯一方式，就是放弃以延迟退休和提高缴纳养老金额度来转嫁危机的策略，履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承诺，建立完善健康的社会福利体系，以修复政府诚信体系，让恐惧从民众的眼神里彻底消散。 原载《《新世纪周刊》|2013年第038期

上海闸北区某重点小学一年级语文试题：蜜蜂、小鸟、兔子和熊猫四种动物，请从中找出一种跟其它三种不同的动物。家长们众说纷纭，有认为是小鸟，因为只有鸟有羽毛、还会飞；有人认为是蜜蜂，因为惟有它是昆虫，而且只有它尾部有刺；更有人认为是兔子，因为只有兔子长着长耳，它还是其中唯一进入十二生肖的一位；校方给出的标准答案是熊猫，其理由为，它是唯一须由动物园饲养的国宝级动物。 此类“脑筋急转弯式”的命题，本来具有良好的益智和启迪功能，如果出题人让孩子做出自由回答，并给出理由，只要言之有理，符合逻辑，没有偏离常识，教师即判为正确，此为值得推广的好题，而一旦遭到“单一标准答案”的限定，它就迅速沦为一道臭题、愚题和滑稽之题，成为中国教育的诸多笑话之一。 《收获》编辑叶开说，她在上海闵行区就学的三年级女儿，就遇到过这样一道语文题目：“三国故事里谁最有智慧？”刚看完《三国演义》彩图本的女儿，很流畅地写下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不料教师却给了一个大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 “诸葛亮”，而写下“孔明”就是犯错。此类“标准答案”之迂腐、粗暴和荒谬，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我曾去旁听过一位优秀小学语文老师的公开课，时值仲春四月，老师出题“窗外”，请学生观察室外景色并报告所看到的事物。有的学生说看到了长处嫩芽的大树，有的看到了蓝天白云，有的说看到了摩天大楼，如此等等。而老师的回答是，你们都错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我看到了春天”。虽然老师的标准答案更具“隐喻”特色和“语文”气息，但你又有什么理由说孩子们的答案是错的呢？难道他们看到的都是幻景？ 这种所谓单一标准答案，已经成为中国文科教育的基本模式，被广泛运用于造句（连词造句）、修辞练习和作文批阅之中，令语文学习彻底丧失智慧和乐趣，而沦为应试制度体制下冗繁而乏味的功课。 文科教育的答题方式，应该形成自己独特的逻辑。它通常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指涉事实、语法、拼写之类的“硬知识”，可以设定单一标准答案，而关于智力、观点、想象力、风格之类的“软知识”，在整个文科系统中占据70%以上，则应全面开放答案。简单套用理科教学模式，过度依赖标准化测试，放弃了多元开放的教育模式，只能造成对文科教育的最大伤害。 在西方的语文课里，除了拼写和文法等 “硬件”有单一标准外，所有的思考题、智力题、作文、社会调查、课堂讨论等“软知识”，都没有标准答案，完全开放。学生们在课堂上可自由争论，老师做后期总结，仅仅指出那些明显的错误，但对各种合乎逻辑、自圆其说的回答，都给予正面鼓励。正是这种良性模式把许多学子送入领取诺贝尔奖的殿堂。 标准化测试对儿童教育的最大威胁，就是摧毁个人想象和逻辑推论，严重伤害学生对语文、历史和政治课程的兴趣、消解独立思考的动力和课外阅读的兴趣。而大量错误的“标准答案”，更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以“常识”的面目植入儿童心灵，其祸害往往延伸到数代人之后。此外，鉴于家长通常会给出自身的不同答案，而学生对此会变得无所适从，最终在家长和学校之间形成双重标准和双重人格。对于中国年青一代的人格分裂现状，标准化教育要承担重要责任。 在文科教育中设置强制性标准，往往是教育机构无能的表现。一些教育机构或从业人员，为了降低批阅的“劳动强度”，避免不同答案可能带来的诸多“矛盾纠纷”，而用单一标准答案来“一以蔽之”，但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扩大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认知鸿沟，更引发了家长的严重不满，制造出更大的“社会纠纷”。 强制性标准的设置，无疑是应试教育体制的后果。高考制订排他性的单一答案，而整个应试教育体系必然要适应这种模式，它把教师、学生和家长一起捆绑起来，共同揣摩出题者的心理，猜测出题范围和标准答案，努力迎合出题者的观点，而根本无须探求与建构自己的独立见解。正是这种荒谬制度引领整个中国教育，把它变成以单一标准答案为轴心的考试机器。这家庞大的机器至今还在震耳欲聋地运转，制造各种“标准化产品”，把中国送入漫长的“标准答案时代”，而它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不再拥有创新和创造人才，而所谓建设“创造大国”的理念，以及“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宏伟蓝图，只能是一个无限美妙的蜃景而已。 原载《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12期

近年来媒体报道的“幸福调查”，每回都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社科院牵头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引入幸福感竞争力指数，报告声称，2010年度的294个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高达76.06。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机构今年发布的《人民幸福“中国梦”——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再次戏剧性地显示，83.8%的受访家庭表示幸福，只有1.5%的人群表示不幸福。上述调查都试图证明，大多数中国人沉醉于“幸福”之中，而跟自称“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朝鲜，形成热烈的竞争态势。 央视记者的街头随访，曾经是网络舆论的关注焦点。在一种“被幸福”的语境里，受访者的回答不是随口胡诌，就是答非所问，除了制造新闻噱头，没有任何学术采样价值，反而揭示出“逼问式调查”的荒谬性。它与其说是一场社调，不如说是一种话筒魔法，企图从路人的舌尖上，榨出美妙的乌托邦感受。 所有“幸福”调查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幸福感”取代“幸福”，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幸福感”是高度个人化的，可以任意体验、表述或阐释，但“幸福”却必须有客观指标加以支撑，它取决于收入高低、住房好坏、职业优劣、家庭关系及其自由、平等、尊严等各种基本权利的获取状况，我称之为“实存幸福”。 目前观察到的街头采样调查，都仅关涉受访者的“幸福感”，而跟真正的“实存幸福”无关。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总是名列前茅，而在奇迹遍地的本朝，这是所有奇迹中最为可疑的一种。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并不愿意在此类调查中吐露真言。置身于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受访者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说谎，它导致所有在中国展开的问卷式社调，始终跟真相保持着坚硬的距离。 即便所有受访者都很诚实，那么依然有两种幸福感需要加以甄别，第一种建立于“实存幸福”之上，可称为“实存性幸福感”，而另一种则刚好相反，它是蓄意制造的结果，我称之为“虚构性幸福感”。在“实存幸福”缺席的情形下，“幸福感”完全可以被“人工”制造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权力的魔法，其秘诀在于大暴力与“小恩惠”的交替施用，而结果是受虐者的感激涕零。跟影片《姜戈》所描述情形恰好相反，在美国早期历史档案里，许多黑奴是充满“幸福感”的，尤其在施虐严重的南方。这种效应阻碍了黑奴解放运动的推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拥有“虚构性幸福感”的人群，只能涌现于暴政的黑暗土壤。 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实验小组，曾以一块二两重的生牛肉为尺度，对饿了一至七天的七组家犬（每组七只）进行测试，其结果是，挨饿七天的家犬，对禁食及喂食的实验者，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激、乞怜和恭顺之情。实验结果表明，决定幸福感的关键，并不在于肉多，而是在于饥饿（施虐）的长度（强度）。受虐时间越长，吃肉时的“幸福感”就越强。这种反比关系就是“饿犬效应”。它推翻了关于“幸福感”的基本常识。 我们已经发现，以“幸福感”为轴心，还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心理感受——顺从、卑恭、感激甚至爱意。在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获名的银行人质绑架案（1973）里，受害者（被绑架者）对加害者（绑匪）产生怜悯与感激，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辩护。在河南洛阳地窖囚禁性奴案（2011）中，被关押和强奸的少女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称加害人为“大哥”和“老公”，为“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彼此争宠，甚至帮助加害人压迫其它受害者，这可以称为“洛阳综合症”，一个斯德哥尔摩型的加强版。中国人的“文革综合症”，无疑是所有此类综合症的顶级版，部分“文革”受害者，表现出对加害于自身的领袖、政权及其整个制度的无限迷恋，其情感至今不能撼动。这是60年代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就制造“幸福感”的魔法而言，中国始终位列世界领先地位。 面对毒食、毒气、毒水、毒经济、毒教育、毒医疗、毒道德、毒文化、毒官僚和毒体制，如果你依然深感“幸福”，便可能出自下列几种情形：第一，你在被迫说谎；第二，你属于享受特种待遇的人群；第三，你是无限淡定和超凡出世的圣人；第四，你是某综合症的可怜患者。当然，还可能有第五状况，那就是你被调研者无辜地“幸福”了一把。此类官样报告的结论，通常会受到来自舆论的质疑和嘲笑，但在一个漫天造假的时代，开出区区几朵“幸福”的假花，实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本文插图皆为日本艺术家石田彻也的画作 原载《新世纪周刊》，2013年07月22日

——关于中国古镇的精神分析 1、徽州民居的权力布局 猪的信念 家（家庭、家居和家园）是人世间最细小的王国。它是子宫的粗陋的代用品。在被母体粗暴地体推出之后，人毕生都在构筑新的家园。那些用物理建材（土、石、木）围筑起的子宫式容器，可以收纳包括人在内的基本生活欲望。而跟自然子宫截然不同，家是人唯一实现其主体性的自创空间。在残缺不全的创造中，人书写着回归母体的梦想。 人是家的拥有者，却不是它的第一居住主体。根据汉字“家”所描述的场景，在“家”字被创造出来的年代，猪就是这细小王国的君主。汉字向我们明确描绘了那个迷人场景：在带有烟囱的屋顶（宀）下，猪（豕）在安详地沉睡。它是财富（家畜、锅盆衣物和被褥等）的象征，指代了人所拥有的全部物资——土地、房舍、器物、牲畜和钱帛。在农耕文明的早晨，温顺的家猪就是幸福的最高标记，界定着富有的“中产阶级”农民。家的语义就这样从历史迷雾中浮现了出来。它首先是一座陈放财物的仓库，其次才是人所安栖的居所。这种汉字的内在叙事，溢出了后世对家的基本定义。 但另一种更戏剧性的阐释却声称，猪正是人关于其自身的隐喻。猪就是那种跟猪的幸福指数非常近似的人，他据此在食物和睡眠中打滚。这是最原初的农夫的梦想，它要在劳动者面前赞美摆脱农耕的愿望。像猪一样生活，意味着猪的伦理战胜了农夫的伦理。而这种慵懒人格，却意外地推进了文字和书写的诞生。黄帝之臣仓颉所从事的书写，就是对农耕运动的背叛，由此触发鬼神的忧戚和哭泣。在慵懒性与辛勤性的剧烈对抗中，文明开始向精神的空间飞跃。 徽州宏村民居：它首先是一座陈放财物的仓库，其次才是人所安栖的居所 正是那些历史谣传使我们获得了这样的印象：早在黄帝的岁月，亚细亚的家居哲学就已经露出暧昧的表情。它试图向我们推销二元论的价值体系：一方面要求农夫们开展辛勤的种植（养殖），以此积蓄财物（食品），一方面又竭力推广猪的经验，探求逃避农耕劳作的契机。这是养殖者和被养殖者的双重人格，它破裂在仓颉造字的时代。这是最初始的自我裂变，却像基督教原罪那样，坚硬地支配着家居的历史营造。 亚细亚家居的格局就是如此形成的。越过数万年的缓慢打磨，它在明代民居那里获得了完整的构形。那些遍及远东地区的广义四合院，拥有各种不同的区域类型。在徽州民居的天井四周，紧密环绕着三个方向的屋宇，被称之为正厅和左右厢房。天井（院或中庭）是住宅的核心。它是向上的，采集光线和来自神明的旨意；它也是向前的，接纳来自大门外面的客人；它更是向后和左右延展的，通往主人、家眷、仆佣的住房，甚至通往更深的后院。天井是道路的中心，是转折点和十字路口，是家庭内部的里程碑，是儿童游戏室和家族聚会的公共空间。它仪态万方地站立在门后，等待着人的占有和主宰。 徽州宏村明代民居：它是向上的，采集光线和来自神明的旨意 被铁皮包裹的坚固大门，被装上了多重门闩。这些构造复杂的装置，强化了家作为财产仓库的语义。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大步推进徽州民居的这种密闭性（加高院墙和收缩天井尺度），以此适应城市用地紧张并防范地方匪患；而北京的四合院则由于土地廉价和治安良好，转而向敞亮性发展，形成更加阔大的中央庭院。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进程。四合院建筑在清代发生了分裂，朝着各自的功能和哲学扬长而去。 天井里的风水神学 在坚固的大门被密闭了之后，四合院依然保持了跟上天和大地的密切联系。天地是唯一受到华夏农夫（地主和商人）信任的事物。天井，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就是要接纳来自上天的雨露。它是井台、承接雨露的池（槽）、以及过滤和贮存水的容器。水与天的这种源流关系，正是其神圣性的表达。天井本来应当是家居的神学中心，跟厅堂里的祖先牌位遥相呼应。 以天井为核心的水体神学，是农业文明的水体崇拜的精密延续。从禹和傩的时代开始，水就是农业财产的象征，这一神学元素后来被可笑的金鱼缸所替代。水的流动性和永恒性，描绘了关于财产的简洁幻象。它是财产生长的秘密源泉，象征着财产的自我繁殖能力。 徽州呈坎明代民居：天井，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就是要接纳来自上天的雨露 但水并不孤独。就在水体附近，风（气）悄然出现了，与之发生密切的对位，共同说出流畅而不可捉摸的语言。水在天井的下端，风在天井的上端，它们汇合为某种称之为“风水”的事物，其中还包含着光线、温度、湿度、磁场等各种物理要素。在风声水起之后，它们产生了难以测度的意识形态力量。在某种意义上，风水就是来自房舍（自创空间）的热烈爱意，它环绕在主人的四周，赞美并庇佑着他的灵肉。 风水神学就是古老的水体神学的进化形式。它促成了家居神学的自我更新。跟所有的神明不同，风水神是缄默无语的。它没有偶像，拒绝膜拜，甚至令人难以觉察它的存在。这是世界上最谦逊的神祗，它只是轻轻掠过人的躯体，在那里留下一个亲密的记号。 江西铅山河口镇老宅：大批贫民涌入，零碎地切割住房及其公共空间 在战乱和物质匮乏的20世纪，所有的中国四合院都出现了严重的杂居化态势。大批贫民涌入，零碎地切割住房及其公共空间，形成密集居住的蜂巢，由此改变了天井的纯粹气息。人民在表情暧昧地观看，彼此窥伺着对方的私密，而后在天井里大肆发布。这是对家的语义的严重篡改。天井沦为唾井，承接着那些肮脏的口水。水起初是天地的馈礼，表达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而最终却转为尘世的聒噪，退向人与人的庸俗关系。然而，正是从这种闲言院落里，资讯文明意外地生长了起来。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古怪果实——继小说之后、新闻（电视）和互联网进入家居，与砖（石）木体系呼应，重塑着“家人”的内在逻辑关系。 分隔的权力 就在天井的背后，厅堂现出了庄严的表情。它成为迎接宾客和祖先亡灵的地点。权力在这里诞生，被垄断、分配或肢解。家主，通常是表情慈祥或威严的男人，掌握着祭祀祖先的秘密。他的权力来自家族的谱系，也即来自他的血缘和排行，而后则取决于他事业的成功及其家族的服从程度。他是儒家社会秩序的执行者，掌控了家的总体命运。 徽州宏村民居：他是勤勉的家业守望者，遵循着严密的分隔原则 男人坐在八仙桌旁，背靠祖先的牌位，面朝天井和大门，用算盘仔细计算着收支，并用毛笔做了一丝不苟的簿记。此类事务有时也在光线阴郁的书房进行。他的小指甲被精心留长，犹如一个细长的骨勺，用以掏出耳垢和鼻屎。这种自备的清洁工具，维系着男人的卫生底线。 毫无疑问，他是勤勉的家业守望者，遵循着严密的分隔原则。他首先用青砖围墙把家跟外部世界分隔开来，而后开始分隔内部的时空。他分隔空间，把它们移交给妻妾、儿女和仆佣，他甚至要分隔争风吃醋的妻妾。他也是时间的分隔者，为整个家族指定每个时间段落的主题：吃饭、睡觉、游戏、接待客人和到祠堂议事。而在家以外，他还要分隔土地，把他们交给不同的佃农耕作，并且要在宗族事务的范围里分配公田的盈利，以接济那些孤寡的老人和儿童。 他借助分隔来为家下定义，描述它的本质。当男人从事外部的分隔时，他被称之为“乡绅”，而当他从事内部的分隔时，他被称之为“老爷”。这两个称谓是区分两种分隔事务的标记。分隔是权力演绎的核心，它实践了权力的日常意义。在分隔过程中，男人修长的指甲，像刀子一样划开了家族的时空。 宁波天一阁内景：分隔是权力演绎的核心，它实践了权力的日常意义 男人所盘踞的空间位置，暗示了作为体系主宰的角色。妻妾、儿女和奴婢在四周走动和嬉戏，不能侵入权力的中心，而他的视线却能抵达家的每个角落。他是领袖、监护人、规训师和财物守望者。而当他注视家庭其他成员时，他也被秘密地注视着。在他身后的墙上，张挂着地位显赫的先祖的纸质画像。岁月在其上留下了无数污痕，画面黯黄而模糊。而先祖的视线越过时空的边界，停留在孙子的后背上，令他感到了持久的温暖。 这是一幅令人慰藉的图画。交错的视线编织了家的气息，给主人以管理家园的信念。他是维系这个单位的唯一主人。他起身巡视整个四合院，试图描述它的特征，寻找它的弱点，并加以适度的修补。他的生命轨道从天井起始，穿过前厅，向两侧厢房和后院延伸，停栖在卧榻的帷幕前。他要在那里工作，解决香火延续的重大难题。 卧房政治 主卧房是古典诗歌的吟咏对象。在江南老宅，它位于前厅的楼上，而在北京四合院，它可能是北房中的任何一处。但跟北京大相径庭的是，江南主房的特征就是隐蔽。它站立在天井的某个角落，像一个低调的绅士，躲避着阳光的投射，也就是拒绝被他人的视线所照亮。在黯淡的小室里，庞大的卧榻几乎占据了一半空间。它是一座屋中之屋，有着自己的天花板、四柱和板壁。低垂的帐幔则构成了柔软的副门。那些细小的床帷事物，从帐钩、玉枕、暖到为女人准备的罗帕和香扇，都是缄默而审慎的，围拥在男人的四周，散发出宁馨的气息。 浙江乌镇雕床：在板壁和木架上，到处布满精细的浮雕 在卧榻的板壁和木架上，到处布满精细的浮雕。在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之后，这种床帷雕刻被逐步推向高潮。它是奇特的叙事，转述着元代遗留下来的民间戏曲故事，充满各种用以色诱的暗语；但另一些故事则截然不同，它们提供了节欲伦理的训诫。这些自相矛盾的主题，暴露出床帷主人的人格分裂。他热衷于创造后嗣，渴望性的享乐，同时又害怕精气被淘空。他在这种两难中挣扎，度过了茫茫黑夜。他的悔恨和他的狂欢密不可分。 火焰燃烧在烛台的上方，制造了闪烁不定的影子。除了男人的身体，还有一种燃烧的物体，那就是蛇一样盘结起来的线香，它被用来计算做爱的长度，散发出浓郁的檀香。失眠的男人则更喜欢滴漏，它产生的滴答声能够催眠。无论如何，火与水都参与了计算时间的进程。在闭抑的四合院里，所有的生命都在缓慢流逝。 徽州卢村清代木榻：卧榻上的男人选择着不同的女人 卧榻上的男人选择着不同的女人。这引发了妻妾之间的争斗。妻子是男人所有财物中最麻烦的一种。她们是家庭内部的应召女郎，在天黑后悄悄钻进男人的床帷。其他女人则对此装聋作哑。她们彼此结盟，联手打击最受宠的那个，为自己所生的儿女争夺权益。院落里到处弥漫着阴谋的气味。但有时他们也能和睦相处，聚集在一起，闲聊、推牌九、做女红和逛街，藉此打发无聊的时光。 贴身丫鬟睡在床前的木垫上。在男人上床之前，这种木垫就是台阶，而当他就寝之后，木垫成了一张低矮的床，可以供丫鬟睡觉。她的使命是管匙、掌灯、进茶、侍尿、伺候主人跟妻妾做爱。贴身丫鬟具有隐形的权力，因为她是除男主人外掌握资讯最多的成员。她利用这种优势巩固权力，伺机升为内妾。经过低矮的木垫，她缓慢爬上了权力的高床，开始执掌男人的身体。这是贴身丫鬟的最高梦想。她超越了自身的等级。而男人此刻却已衰老。他的使命走到了尽头。他栖居在最后那个女人的身体里，像猪一样幸福着，等待祖先亡灵的召回。 （注：广义四合院包括所有具备中庭的方形建筑，北方形态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南方则以徽州民居为代表） 2、乌镇的乌托邦 萧统的岁月 在6世纪初的温暖下午，一辆马车载着两岁的幼童走过石板路。新立的梁国太子萧统回首而望，看见了夕阳残照。这是帝国文化盛世的黄昏，62岁的老丞相沈约，打着长长的哈欠，他的倦怠像风一样传染给小镇。书院的气息昏昏欲睡。一群白鹅从身边走过，牧鹅女的红色绣包和鲜艳的鹅鼻，构成了奇妙的呼应，令太子心里涌起了一种无名的欢愉。他好奇的姿态融入了少女的眼神，成为小镇上最恬静的风景。河在石拱桥下缓慢地流动，运载桐油和木器的船只向北方行驶。老妪在石阶上洗刷着青菜。酱园的气味在四周蔓延，这些日常生活图景，就是公元503年的影像日志。它被录制在时间的某个缝隙里，成为无数即将被遗忘的书页的一部分。 乌镇西栅风景：城镇、书院、船只、人群、气味和光线，这些事物都在流逝之中 城镇、书院、船只、人群、气味和光线，这些事物都在流逝之中。时间之河推翻了它们的统治。这是一种缓慢的腐蚀，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衰老。少年太子早已死去，变得尸骨无存，但他所目击的那些事物，却依旧存活了许多年，越过战乱和严酷的年代，被帝国晚近的居民所热切地转述。 在那些复杂的阴影背后，是对帝国历史的想象性空间 那个叫做沈雁冰的男人，像昭明太子一样走过小镇，看见了运载棉布的木船，以及林家铺子里楚楚动人的女孩。而后，他也消失在岁月的迷雾里。他的旧居，成为游客们窥视并指手画脚的地点。看哪，那个著名的左翼作家！他们庸常的嘴脸和浅薄的议论，回旋在逝者的家园里，犹如一些无聊的影像碎片。年迈的清洁工在附近打扫，把游客的影子跟垃圾一起扫进竹制簸箕。而在西栅的豪华纪念馆里，前文化部长沈雁冰的卧像被人放置于红旗下面。只有他一个人享用着这种政治殊荣。他的红色身份，跟乌镇的帝国意识形态融合在一起，散发出耐人寻味的和谐气息。 灯光乌托邦 晚间7点到10点，是乌镇最富于诗意的时刻。在短暂的3个小时里，泛光照明下的乌镇，呈现出圣朝乌托邦的景象。泛光灯勾勒出木屋和石桥的轮廓，那些明清时代的建筑，伫立在细雨里，仿佛是一些被洗净了的器物。它们的细节被灯光所照亮，甚至那些青瓦、斗拱、雕饰、木纹和窗页的转轴，都在蜿蜒的明暗中悄然显现。而在那些复杂的阴影背后，是对帝国历史的想象性空间。它们像雾气一样弥漫在那里，向过去的岁月无限延伸。 丽江古城里的红色灯笼：灯笼已经成为中国旅游景点的性感标志 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照明，它超越了中国所有旅游景点，也就是大红灯笼的图式。基于张艺谋电影的暗示与引导，灯笼已经成为中国旅游景点的性感标志。这种充满情欲的器物，由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所批发，在整个中国大陆泛滥，用以点缀黯淡的风景，激活游客们的情欲想象，就连云南的丽江古城，都无法摆脱这种恶俗装饰的纠缠。它是旧王朝提供的老式霓虹灯，高悬于仿古建筑的屋檐之下，映照着游客们的猎艳表情。 只有乌镇西栅超越了这种经验模式。它的照明拒绝红色，而是使用最普通的枝形节能灯。柔和的黄白色光线，笼罩在沿河木屋的板壁和私人码头四周，在水面上形成倒置的镜像，制造出半明半昧的水乡幻景。跟红色灯笼相比，这光线显示出历史的质朴性，并呼请着更为犀利和敏锐的感知力。这是对游客的庸俗趣味的挑战。而在那些古朴的旧宅里，隐匿着诸多装饰精美的高级会所，它们被现代化技术所改造，呈现着奢侈而低调的色泽。 西栅夜色：跟红色灯笼相比，这光线显示出历史的质朴性 在黑夜里沿河泛舟，成为西栅最迷人的节目。船橹的咿呀声，混合着水被划动的声响，构成声音的细小戏剧。小船穿越被泛光灯照亮的窄街、游廊、高低错落的屋檐和高高挑起的窗扉、空荡的露台、爬满青苔的石阶、深入水底的石柱等等，犹如穿越制作精美的电影布景装置。7层的白莲塔是古镇的最高建筑，被泛光灯所笼罩，光华四射，成为游客辨认方向的地标。但西栅没有酒肆的喧闹，也没有歌女的低吟浅唱、以及琵琶和小鼓发出的乐声，只有更夫在远处敲打着梆子，喊出“小心火烛”的“更语”。除了游客的低语，这是唯一属于小镇的人声，但它是表演性的，就像戏子在舞台上的叫板，高亢地飘荡在水面上，犹如来自水底的历史回声。 乌镇之夜 乌镇，也即乌托邦之镇，其名源于某个姓乌的将军。据说他以自己的生命庇护了小镇。一座现今已经毁坏的寺庙，曾经供养过这个传说中的唐朝英雄。乌将军的亡灵化成银杏树，成为小镇唯一存活了上千年的精灵。每年秋天，它的果实落向大地，仿佛是一次秘密的献祭。但这个“乌”字，却有着另外的语义，那就是它的内在黑暗性。越过一千年的历史，乌镇终于从现代化改造中召回了自身的定义。 乌将军庙：乌镇，也即乌托邦之镇，其名源于某个姓乌的将军 乌即黑色。黑色的袖珍小城，充满了各种恬淡的色调，唯独没有真实的黑色，后来我才发现，它的黑色仅仅来自黑夜。夜晚10点之后，更夫敲过最后一巡梆子，开始进入长时间的缄默。所有的泛光照明都阒然消失。那是比任何黑暗都更深的乌黑。当人侧耳谛听时，其间既无城镇的人声喧闹，也没有乡村的寻常声响，没有乡村惯有的虫鸣、蛙叫和人声，没有一切活物的声息，甚至河流都终止了呼吸，冻结在时间之夜的深处。乌镇陷于罕见的死寂。在我的所有经验里，这是最黑暗的一种，把人推入了巨大的文化恐惧。它揭示了乌镇西栅的死亡本质。 这其实就是时间之暗，无限地横亘在游者面前。由于泛光照明体系的退出，明清建筑幻象退走了，想象性空间遭到推翻。所有通往过去的时间道路被切断，剩下的只有巨大无边的黑暗。在正午的黑夜，月色和星光（还有稀疏的客栈灯光和路灯光）成为唯一的光源，但它们不能修正这黑暗的属性，恰恰相反，这光的寒冷性加剧了黑夜之暗。抽取了声音元素的黑暗，就是最彻底的黑暗。 蓝印花布在木架上高悬，随风猎猎飘动，犹如招魂的旗幡 声音（语音、噪音、乐音）、光线（灯光、火光和瞳仁里的微光）和气味（市井、酱园和厨房等等）的同时退场，构成了物体系本身的空无。这物不是活物，而是死亡之物，它因典藏而变得珍贵，又因典藏而死去。尽管在那些阳光明媚的白昼，它因游客、戏园、茶馆和商铺（销售杭白菊、熏豆茶、姑嫂饼、红烧羊肉、三珍斋酱鸡、三白酒、丝绵和木雕竹刻等等）的苏醒而重新复活起来，散发出短暂的生活气味。蓝印花布在木架上高悬，随风猎猎飘动，犹如招魂的旗幡，但死亡是轮回的，它每天都要和黑夜一起返回，重新主宰这袖珍的市镇。 在西栅道路的尽头，是一座被严密看护的木质吊桥，警卫每天都在这里守夜，以阻止游客的擅自闯入。进入这座诡异的小镇，需要购买昂贵的资本主义门票。这是文化遗产保护方案中最核心的部分。文化，是消费时代的最大商品。在经过现代化（照明、 空调、卫浴设备和上网宽带等）的改造之后，乌镇成为“情境消费”的典范。它座落在大运河旁侧，长江流域湿地的某个角隅，被潮湿的气息所软化，显示出女人般的秀丽。但它依然只是一具庞大的化石而已。 西栅的鞋匠铺：居民的退场，就是西栅式黑暗的最大根源 导致西栅死亡的唯一原因，在于它被人像器物一样封闭起来。商人和官府实施文化圈地，原住民遭到强迁，而重回故地则需要掌握民俗技能和会说普通话，这种高门槛的准入证阻止了居民的返迁。本有的生活形态崩解了，建筑化为一堆木质的空壳，丧失了日常生活的琐碎气息，也就是丧失了生命活体的内在支撑。它们在这博物馆逻辑中被修缮、还原和改造，变得更接近世人想象中的古代市镇，但它却是一种木乃伊形态。居民的退场，就是西栅式黑暗的最大根源。在盈利规划的过程中，旅游公司的董事们无视一个基本的事实：西栅的古老灵魂，早已被其旧主人装入竹篮带走了。 180分钟乌托邦的真相就是如此。为了制造每日七分之一时间的幻象，乌镇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那些空寂的死屋和沈雁冰式的死魂灵，云集在小河的两岸，静待游客们的探访。后者指望从那里寻求古典主义的浪漫梦想。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镇河，仿佛就是那宽阔而柔软的道路，承载着游客们被商业污染的灵魂，要洗掉他们隐秘的罪，灯光则勾勒着梦境的轮廓，为诗意的旅行指明方向。而在第二天早晨，游客们将带着这破裂的幸福离去。 西栅码头：在第二天早晨，游客们将带着这破裂的幸福离去 3、丽江与大理的双城记 与吴越汉地的乌镇相比，云南更像是一个专为西方人所构筑的东方乌托邦。它向全球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美妙的人类学镜像。“香格里拉”这个词，聚结了西方对东方价值的估量，基于海拔和其它原因，它变得地位崇高起来：它企近太阳和星空，也更企近人们对远东的文化想象。 丽江古城鸟瞰：它向全球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美妙的人类学镜像 1922年至1935年期间，美国探险者约瑟夫·洛克为《国家地理》杂志所写的10篇文章，让西方世界获知了一个叫做“丽江”的纳西族聚居地。他为该杂志拍摄的600幅玻璃底片，完整寄达了伦敦，以逼真的色彩印制出来，其上描绘了雄奇的冰峰、寺庙中戴着恐怖面具表演宗教仪式的舞者，以及小街上表情麻木的人群。此外，还有6万个植物标本被寄往美国，由各大学和植物研究机构所分享，以干枯的形态表达着高原的灵魂。1922年到1949年期间，这个“性情专横”的“历史学家”，断续住在丽江古泸柯村（现已更名为玉湖村）的三合院里，成为那个区域唯一的白种居民。[3 参见迈克·爱德华兹文，王泽译《我们的洛克在中国》，原载美国《国家地理》1997年第1期，转载于云南政府外事办公室网站http://www.yfao.gov.cn/index.aspx]3 从他旧居的院落里，可以眺望到玉龙雪山的雄奇姿影。这座沉静高巍的大山，就是丽江古城的地理标志。 洛克故居：从他旧居的院落里，可以眺望到玉龙雪山的雄奇姿影 大研古镇意象 思茅出品的团茶和饼茶，穿越这里及昌都与拉萨，一直抵达缅甸、尼泊尔和印度，这是著名的茶马古道。那些矮小的云南马帮早已从地图上消失，而马匹身上的铜铃，则在丽江的古董店里被高价出售。它们带着近代史的痕迹悬吊于货架上，在游客的敲击下发出谙哑而悠长的叫喊。 被金钱仔细打磨过的大研古镇上，那些光线黯淡的店铺，在清式两层民居底部依次浮现，刺绣，扎染，银饰，木雕，铜器，各种工艺和物件层出不穷；草药铺里堆叠着各种气味幽淡的汉药，它们名叫田七、天麻、黄连、虫草、当归和灵芝，此外是那些更加神秘的藏药；远眺那些酒幌高悬的饭庄，窗户幽开，仕女巧笑，她们的影像织成了精巧的窗花；小厮和丫鬟们在店堂里嬉笑和打闹，到处弥漫着云南咖啡的香气，游客坐在露天餐桌旁，慢慢品尝着这种被高原土壤改造过的西方饮品，气定神闲，仿佛走进了风和日丽的宋朝。而在夜晚，成串的灯笼定义着建筑的幽暗轮廓，“纳西古乐”从乐坊里悠然传出，俨然是一种时间的微弱回音。 在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之后，云南丽江古城正在朝着商业主义一路狂奔，它虽然充满了喧闹和文化虚伪，却足以满足游客的民族想象。古老而又时尚、异端而又典雅、自由而又谨严……，所有这些对立性元素都已具备，而且呈现为一个彼此妥协的容貌。巨大的水车构成了一个时间的隐喻，它要向我们暗示它对岁月的征服。它是一个被市场加工的精细的历史布景，不倦地旋转在众多游客的猎奇镜头里。 丽江古城主街：它是一个被 市场加工的精细的历史布景 丽江的魅力在于它超越这种旧物陈列的限定，向游客提供了一个稀有的浪漫幻境。每天，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搭乘各种交通工具赶来，奔赴着情欲的欢宴。他们在小街上闲逛，在酒吧里寻醉，在咖啡馆里久坐，从客栈的小窗向外远眺，期待着某种奇迹的降临。由若干条山溪构成的纵向格局，成为丽江最迷人的空间。清冽的泉水切割着小镇，向它注入灵气，并带走那些肮脏的秽物。它也是为游客导向的地标，不倦地指示着从客栈到酒吧的方向。 情欲的战争 夜晚是丽江最风骚的时刻。酒吧老板雇用的歌手，隔着小溪在各自的楼上疯狂斗歌，每天都要闹到凌晨。这种招徕游客的手法，吸引了大批酷爱噪音的游客。而在酒吧的前厅，藏族女孩早已在法国歌手的伴唱下长袖起舞。她们的霓裳旋动在狭窄的空间里，散发出温热的高原风情。纳西族女人则比较低调，她们穿着浅蓝色的老式服装，姿色平淡，勤勉地端茶送菜，甚至很少正眼看一下游客。她们的生活理性，是这座小镇中唯一的例外。 酒吧歌舞：她们的霓裳旋动在狭窄的空间里，散发出温热的高原风情 就在酒吧的深处，那黯淡的灯光下，来自华北平原的女人在无聊地打发时光，用最名贵的威士忌酒灌醉自己。每天，她的消费高达四五千元。她跟那些男性游客调情，说各种机智俏皮的双关语，而男人则在一边附和，温存地耳语，他们的笑声放肆地滚动在坚硬的餐桌上。这就是丽江最寻常普通的场景。醉酒的女人定义了古镇的风流本性。 这似乎是所有人共同守护的事务。没有人愿意公开谈论艳遇。蓄势待发的情欲，漂浮在高脚酒杯里，俨然一堆金黄或玫瑰色的泡沫。但无数暧昧的浪漫故事，每天都在喧闹之门的背后诞生，像溪水那样涌出，犹如昙花一现，却令人刻骨铭心。廉价的红色灯笼，照亮了那些恍惚而空虚的眼神。 丽江的游客群：有些人带着幸福的秘密离去 丽江是痴人和骗子的双重天堂。到处是天真的献身和狡黠的骗局。猎艳者在四处打量，搜索合适的单身对象。猎人和猎物之间的对白，就像喜剧里的台词，散落在客栈的枕头上，散发出城市中产的风流气味。有些人带着幸福的秘密离去，而另一些人则在这里长期漂流，跟小镇难以割舍。但我们也已经看到，更多的游客将一无所获。他们采购了各种药材、银器和织物，却依旧两手空空。他们难以名状的惆怅，构成了丽江机场候机室的日常主题。 几乎每天都有游客因酗酒斗殴或被抢劫而丧命。他们的尸血渗入石板路的缝隙，迅速成为鲜为人知的秘密。这些事件是被小镇管理当局所精心隐瞒的。他们以极高的效率处理尸体，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就在20米远的地点，另一个酒吧里的游客仍在狂欢。他们对发生于左近的谋杀一无所知，完全沉浸于情欲的光辉之中。他们的笑声掩盖了那些秘密的罪行。暴力和情欲的结盟，才是丽江魅力的最后机密。 丽江夜景：她们的美丽容颜，成为夜幕下最性感的风景 而在某个最隐秘的会所里，丽江最有钱的富豪在聚会。他们是掌控丽江繁华的幕后操手，每个人都拥有连锁的客栈、酒店、酒吧以及数亿资产。他们手指上的钻戒熠熠发光，与法国葡萄酒交相辉映。他们选择丽江，除了指望在这里盈利之外，还在期待其它更为暧昧的收成。跟他们一起在沙龙里出没的，是那些来自北京的女戏子们。她们的美丽容颜，成为夜幕下最性感的风景。 大理生死簿 跟风情万种的丽江相比，大理现出了老态龙钟的容颜。古城内部因缺乏水源而露出干枯的表情。那条著名的小洋人街，北侧是浓郁的殖民地情调，沉浸在幽暗的暧昧影调里，而南边则是粗俗的中国式商铺，被明亮刺眼的日光灯光所笼罩。这是一种古怪的寓言，描述着大理在市场化进程中所陷入的自我破裂。除了“三月三”节庆和国定假日黄金周，大多数街道处于休眠状态，而跟丽江的繁华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生长在古屋顶上的茅草，与其说被用来证明其古老，不如在暗示它的凄清。它们从瓦缝里探出头来，眺望着那些漫长无聊的岁月。 古屋上的茅草：它们从瓦缝里探出头来，眺望着那些漫长无聊的岁月 大理遭到了时间的清洗，正在面临一种缓慢凋零的结局。那些关于浪漫爱情的神话，曾经在1960年代电影里光华四射，却因蝴蝶泉的干涸而荡然无存。这里既没有传说里的泉水和梦幻般飞翔的蝴蝶，也没有表情甜蜜的美女。它是一个仅存于导游解说词里的商业谎言。站在大理古城门下的“五朵金花”、五个向游客索取合影费的白族少女，脸上涂满脂粉，洋溢着虚假的职业笑容，而这就是大理文化的苍白象征。 大理的灵魂远离古城，隐没在庞大的洱海里。环湖旅行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验，湖岸文明并没有涌现，它仅仅被质朴的乡村和白雪覆盖的苍山所环绕，呈现出无限美丽的景象，俨然是一座柔软乌托邦，言说着那些不可解读的水体话语。阳光在水面上滚动，编织着鱼鳞般的亮片，俨然是披挂在女人身上的银饰，而在阳光的边缘，它变幻着从宝蓝到墨绿的色谱，在清澈发绿的湖水下面，是水族生命的秘密舞蹈，诉说着深不可测的意义。 苍山与洱海：大理的灵魂远离古城，隐没在庞大的洱海里 线条粗硬的苍山是静默的，它的庞大身躯像墙垣一样，挡住了强劲的南风。穿越滇南山脉，印度洋的气息变得微弱起来。它的顶部覆盖着纯洁的白雪，伫立在大湖南岸，脚下绵延着广袤的村庄、低矮的瓦房和田野。金黄色的油菜花盛开。蜂群在风中舞蹈。大地上弥漫着牛粪的气息。农夫在田野里耕作。他们的渺小的剪影，成了田野间最细小的风景。苍山杳无人迹，它跟人类的关系，仿佛只是那种用以远眺的事物，铭刻着那些历史久远的白族神话。在暗蓝色的山体之上，是经久不息的白色，而在它的底部，则在四季中变幻着金黄、嫩绿、深青、红赭与深褐，由此书写着苍山自身的奇幻色谱。 大理崇圣寺白塔：在这壮丽的地理形态面前，所有的思想者都会站成一株孤寂的小树 苍山与洱海的这种对位关系，是中国南方的地理奇迹，勾勒出农业时代的最高真理。山的永恒性和水的短暂性，以及儒家所谈论的智性和善性，所有这些组成了对偶的符码，用以唤起旅行者的哲思激情。在1937年的新年之夜，洛克曾经这样写道：“我孤独得不能讲话”。这孤独就是浪漫之旅背后的语义。在这壮丽的地理形态面前，所有的思想者都会站成一株孤寂的小树。 泸沽湖和杨丽萍 泸沽湖是比丽江更为纯粹的地点，据说它保留了更多的“文化原生态”。在盛大的篝火晚会上，摩梭男人在前面领舞，舞步的节奏顿挫有力；身材高大的摩梭女人，拉着游客的手尾随其后，她们环绕篝火，构成了庞大的人圈。灼热的火焰照亮了情欲想象的黑夜。在“走婚神话”的煽动下，游客的激情在庭院里四处蔓延。一些人在孜孜不倦地舞蹈，脸上浮现出狂欢的表情。另一些人则在静观和起哄。而摩梭女则带着职业性的矜持微笑。传说中她们用来勾引男人的纤纤手指，始终蜷缩在自己温热的掌心里。 格姆女神山：它的庄严面貌，隐没在一个后现代的镜框里 游客就是过眼云烟。在演唱情歌“玛达米”时，没有哪个摩梭女会天真地为他们支付情感。“摩梭浪漫主义”只有一个多小时的生命，晚会结束之后，所有的幻象便熄灭在火焰的余烬里。居民和游客都将返回自身的角色。大地恢复了日常的缄默。泸沽湖是路人临时的客栈。它只提供娱乐而不是激越的灵魂。越过小客栈的窗口，可以看见无语的格姆女神山，它的庄严面貌，隐没在一个后现代的镜框里。客栈主人、一群摩梭女人在楼下搓麻将和高声喧哗，她们是游客在泸沽湖畔所能听到的最后噪音。 泸沽湖客栈：一群摩梭女人在楼下搓麻将和高声喧哗 云南省最杰出的女人杨丽萍，在昆明精心编织着她的舞集《云南映像》。她的细弱身躯在空气里颤动，和孔雀的轻盈灵魂合为一体；而她执导的“花腰彝”歌舞，其完美性令人目瞪口呆。那些身材矮小的彝族农民在舞台上踩踏、讴歌和舞蹈，嗓音尖锐清亮，汇集成宏大的原生态和声织体，令所有现代文明所望尘莫及。它是力量、优美和质朴的三位一体。很少有一种土著歌舞，能够拥有如此令人震撼的力量。它超越了美国黑人灵歌和毛利人歌舞，散发出无与伦比的人类学光辉。 杨丽萍在《云南映像》演出后谢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拯救可能就是一种最高的伤害 然而，杨丽萍正在陷入一种深刻的文化悖论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拯救可能就是一种最高的伤害。花腰彝歌舞的质朴性能否在商业性演出中得到维系？它所拥有的原初经验，是否会在文明传播过程中失真？彝族文化是否会因此而遭到风化？在国家主义大奖、西方巡回演出和广告表演中疲于奔命的杨丽萍，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守住她的美学信念？这些都是令人忧思的问题。我仿佛看见，杨丽萍采摘来的花腰彝歌舞，被人投进了一个盛满福尔马林液的玻璃罐，成为文化标本，然后到处去展览和陈列，向参观者收取门票。正如丽江古城所经历的那样，资本逻辑的食指，正在叩响其壮丽而脆弱的命运。 （本文在书写过程中融入了笔者另一篇旧文《人类学镜像和花腰彝歌舞》中的部分文字，特此说明） 本文图片均为朱大可所摄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年

2006年春节前夕，河南民俗学家高有鹏发布《保卫春节宣言》，经新华社记者报道之后，在各界激起了热烈的反响。《保卫春节宣言》长达五千余字，言辞热切，声情并茂，从中浮现出文化卫道士的痛切表情。虽然春节和本土民俗的传统正在衰退，而传统春节语义的消失，也确乎是个值得严重关切的问题，但这场“保卫战”散发出的反常气味，却引发了我们的警觉。 晚辈给长辈拜年时的磕头民俗 “宣言”向人们发出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追问：年是什么？年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过年？ 我们会过年吗？我们有地方过年吗？我们到哪里过年？我们还会磕头作揖吗？这些追问乍一看颇具直指人心的力量，而作者一旦开始自我解答，便露出了形迹可疑的尾巴。 比如，关于如何过年的问题，民俗学家在文中谆谆告诫我们，“磕头和作揖是典型的非物质遗产，需要保护”，民俗学家还进一步解释说，“晚辈在春节向长辈磕头、朋友之间相互作揖是不为过的，都是虔诚的敬意”。但这个论调没有任何新意，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一百年前“缠足”和“辫子”捍卫论的翻版而已。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20世纪初叶，保皇党人已经演过了类似的喜剧。 毫无疑问，与磕头作揖相比，辫子和小脚才是最激动人心的“民族遗产”，在独创性、本土性和传承性方面，都更符合“民俗”的文化指标。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不仅要保卫磕头作揖、长袍马褂和缠足剃发，还要保卫与之相关的整个皇权和古代礼制，因为这才是所谓“民俗”的价值核心。 为了劝服世人重返那些被历史抛弃的陋俗恶习，民俗学家进一步宣称，“跪礼不是封建时代的产物，而是原始社会就存在的，如辽宁牛河梁神庙等遗址的人像。”民俗家这回好像连初级历史都未学好，因为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都懂得，所谓“原始社会”的跪礼，通常是奴隶为主人殉葬时所采用的卑微姿势。辽宁牛河梁神庙出土的跪像，出自红山文化晚期的女神庙，其中的跪像，被用于隆重的宗教祭拜仪式，跟日常生活毫无干系。著名民俗学家的引证，若不是缺乏常识，就是在蓄意搞乱人们的价值视线。 大英帝国使臣马戛尔尼拒绝向中国皇帝乾隆磕头，引发轩然大波 在蛊惑人心的“保卫”口号背后所隐藏的，无非是文化复辟的旧梦。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维系中国春节生命力的唯一途径，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要在家庭守护的母题上，发展出新的娱乐样式。而让世人在春节里穿着长袍马褂彼此磕头作揖，只能令可爱的“民俗”出丑，制造出张勋式的文化复辟闹剧。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如果这种“文化恋旧癖”只是民俗学家的个人趣味，倒也无伤大雅，反而令文化呈现为多元有机的生态，但若要把这种方式强加给全体民众，甚至动辄把它拉到国家政治的高危等级，那就已经超出了学问和兴趣的范畴，变性为一种可怕的文化专制。《宣言》企图维系的正是这样一种格局。它把保卫传统节日的事务，推举到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以致民俗的局部衰退，被夸大成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我读了桑德斯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插手文化发展的著作，多次同人谈到西方节日对东方文化精神体系的颠覆和销蚀。我想说，保卫春节就是保卫民族文化安全”。 2007年9月，疯狂英语主持人李阳要求学生集体向教师磕头，再度引发轩然大波 民俗学家的用意，显然是要把春节乃至地域民俗的退化，栽赃给美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这与其说是民俗学的理性立场，不如说是受迫害妄想症引发的政治焦虑。如此这般的“保卫”，只能把对民俗的“热爱”，转变成可笑的国际政治仇恨。在我看来，民俗学家完全可以向政府和民众发出正面呼吁，而不必采用这种政治挑拨的话语策略。 一方面是对传统陋习的文化屈从，一方面是对西方文明的种族敌视，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显示了某种病态的双重文化人格，它渗透在民俗学家的《保卫春节宣言》里，犹如一面精密的镜子，映照出狭隘民族主义阵营的畸形面容。在保卫春节的各种喧嚣里，这是最危险的声音，因为它以民族正义的名义传扬，并受到护国心切的公众和媒体的欢呼。但究其本质，它充其量是一场文化沙尘暴而已。跟所谓“新新儒学”一样，从这种保守主义沙暴里，我们得到的只能是历史的尘垢，而失去的却可能是文明进化的动力。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6期

处女膜的三大功能：1、严重满足男权主义的初夜诉求；2、在所谓“处女买淫案”中捍卫受污辱者的尊严；3、道德拯救运动的亮丽旗帜 处女膜作为传统男权伦理的标识，曾在乡村政治体系中曾经发挥过强大功用，而今在道德崩解的当代中国，它再度扮演了语义暧昧的角色。“处女膜经济”发达的年代，处女膜修补技术被普遍运用，成为各类医院展开“身体美容”的核心项目之一，人们籍此打造形形色色的伪处女；与此同时，“圣女贞德”牌的人造膜，正以125元的邮购价在互联网上畅销，它可以更轻易地在性交现场制造“女儿红”的假象。毫无疑问，人造膜满足了男权主义的初夜诉求，从而捍卫了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权。在男权日益衰落的时代，这层脆弱的膜体，竟然是男人权力的坚固堡垒。 中国古代残留的贞洁牌坊 处女膜的另一令人惊讶的功能，是在各次“处女买淫案”中维系受污辱者的尊严。近年来，河南鹿邑、郸城、新安、固始、四川珙县、辽宁海城、山东东营、湖北随州、陕西泾阳、江苏盐城和南京等地，相继发生所谓“处女买淫”案，被警方指控为“买淫者”的少女，经过法医鉴定，证明处女膜完好无损，由此免遭执法者的蓄意陷害。处女膜显示了有力的人权自卫功能。中国特色的“处女膜法医学”，放射出了不可思议的正义光芒。 最新发生的事件，令处女膜功能获得再度全新扩展，成为全民道德自救运动的一面亮丽旗帜。据媒体报导，8月11日， 几位女大学生发起一场旨在“拒绝婚前性行为，净化校园风气”的网上签名活动，同时向国家民政部提交申请，希望成立公益组织“中华青春无瑕女大学生互助协会”。这场名为“青春无瑕，天地宣言”的网上签名活动，据说已有近700人签名，并且迅速升温，成为中国舆论的最新热点。 处女膜表面上是肉身叙事的死敌，而实际上却是它的秘密同谋。一位署名“麦田99”的作者在网上发表分析文章，为我们揭出了其中的内幕，原来它不过是一场由房地产总结公司经营的“交友网站”所推行的商业性活动，而众所周知，此类交友网站的目标恰恰是贞操运动的反面。另一家媒体的追踪采访也像我们透露，当初在成都发起另一“贞操同盟”的“七姐妹”之一，坦言自身难以抗拒现实情感生活的冲击，并宣称其余六人“是否坚持了只有自己知道”。正如人造处女膜已经被证实为伪劣产品那样，但耐人寻味的是，这场精心策划的校园道德拯救运动，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场引人发笑的喜剧。 早已被上世纪的“启蒙主义”批得体无完肤的贞操话语，竟然堂而皇之卷土重来，要在脆弱的处女膜上书写壮丽的道德篇章，这是令人震惊的事件。乍一看它很像是一场被旧道德逻辑所掌控的运动，但我们不禁要问，它究竟要向世人证明一些什么？要是延长处女保鲜年份能够增加学习效率，这项“发明”足以申领诺化学贝尔奖，而若要籍此在交友运动中哄抬小女生的身价，这种方式却又过于陈旧。在我看来，它的唯一功能是要向我们展示“处女膜政治”的崭新方向。 一则处女膜修补术广告 所谓“处女膜政治”，就是试图在细小的生物膜体上完成宏大的校园政治表述，也即要把处女膜像牌坊一样树立到伦理败退的前线，从那里重新聚集起溃散的信念；另一方面，情色社会的“处女膜政治”，是政治清白的一种隐喻。贞操运动的主要方向，就是要求青年知识女性（女大学生）退入旧道德的框架，以“处女”自律。 “处女膜政治”的核心在于，它竟然要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辨认标记，用以证明全民道德的纯净，并为一个遭受严重污染的社会洗白。 然而，只有傻瓜才会用这种膜片来处理大规模伦理危机。成年女人“失身”完全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恰恰相反，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各种身体解放行为的正面成果之一，而真正的道德危机只能来自人们的内心，也就是来自对宪政、正义、法理、自由、公正、平等、关爱和一切基本人权的漠视与打击。 请不要让一小片处女膜遮蔽了我们的视野。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4 年9月13日，总第196期

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喧嚣中，郑和的遗产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当人们都在高声颂扬郑和的航海成就时，我要说出一个被长期忽略的事实，即郑和对海外华侨社会及其文化架构的非凡意义。在我看来，郑和不仅是中国海洋叙事的最高代表，而且是全球华侨社会及其文化的奠基人。 郑和塑像 尽管宋元两朝都有华人流落海外，从事“非法”的民间贸易，但真正形成华侨社会，当始于明朝永乐年间。它是郑和舰队的杰作。郑和在马六甲海域击败了陈祖义的私贩武装，剿灭了早期自由的民间华侨社会，而后，一种与大陆国家关系更为密切的新华侨社会在那里呼之欲出。 在七次大航海的进程中，马六甲和巨港等地成为海军基地和货物转运中心。士兵们在这里度假，推销、采购，赌博，搜集漂亮的女人。作为宦官的郑和不需要女人，但他并未阻止下属的寻花问柳。据郑和的翻译马欢和费信所撰的游记声称，那些身材高大的北方水手深受当地女人喜爱。 按照当地的浪漫风俗，一些好客的主人希望自己的妻子拥有一个中国情人，这样可以使他感到非常体面。郑和舰队的到来，除了刺激当地贸易和香料种植业的发展，也促成了色情业的繁华。多情的女主人与船员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郑和的士兵原先都是帝国的囚犯，远航是囚犯与帝国的某种生命交易，他们是一群亡命的赌徒，籍此从皇帝那里换取第二次生命。但舰队的减员情况非常严重，据说最多的一次有一万人死在海上，人数超过整个舰队的三分之一。远征者的家属再也无法触摸那些已经葬身大海的尸体。他们的恸哭淹没在皇帝胜利的笑声之中。 但这些死亡者的名单却充满了猫腻。在经历了多次性交易或真正的浪漫爱情之后，一些士兵中在南洋滞留不归，成为幸福的逃亡者。出于政治和贸易战略考虑，郑和没有深究他们的叛国罪行，反而默许了这种逃亡行径。为掩人耳目，他们被戏剧性地加入了死亡名单，而他们却已改名换姓，与当地女子通婚，生儿育女，经营中国杂货，形成第一个具有国家主义特征的华侨社会，并成为郑和舰队和当地土著社会间的政治纽带。 郑和时代建立的南洋华侨社会，具有下列四项基本表征： 第一，它从事中国货（丝绸、瓷器、茶叶、生姜和蔬菜等）的经营，而这正是郑和舰队携带或贩运的主要货物。这种杂货市场就是唐人街经济的主体。 其次，郑和为华侨社会还提供了核心文化符号。今天出现在各地唐人街的各种中国文化符号，从石狮、牌坊、琉璃瓦顶、红色灯笼、舞龙到中国草药，都是明成祖朱棣和郑和的联合杰作。朱棣是中华国家主义符码的集大成者，紫禁城不仅是皇帝的壮丽家园，而且也是中华国家主义符码的最大展厅。它们被镶嵌在紫禁城建筑群里，成为权力美学的象征，而郑和则奉命把它们输送到南洋，成为华侨社会的民族主义支柱。这些符号以后又飞越南洋，成为美洲、澳洲和欧洲唐人街的鲜明标记。 秘鲁首都利马的唐人街牌楼和石狮 第三，在泰国境内有着南洋最大的郑和镀金塑像，它揭示了南洋华侨对郑和所代表的帝国的持续性效忠。在拥有仇恨宦官传统的中国，除了郑和，没有任何人享受过来自人民的这种敬意。这种文化忠诚是华侨社会的普遍特征；他们是永远的“侨民”，保持着中央帝国的历史记忆以及对当地土著的轻蔑。这一坚硬的民族信仰削弱了华侨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600年以来，他们与南洋原住民的文化隔膜和冲突变得旷日持久。作为最大的种族异端，他们不断成为原住民排挤、清洗和屠杀的对象。 郑和还是妈祖崇拜的始作俑者。郑和12岁被明朝军队虏获，在割除生殖器后沦为朱棣的家奴。他的父亲死于战乱，而母亲两年后也病逝于云南故乡。郑和从此面对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残障。他毕生都无法摆脱恋母情结的纠缠。他在福建长乐等待东北季风时，曾经遭遇一位要饭的老妪，背影酷似他的母亲，他下令收养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丐，为她打造一座云南样式的木楼，供养她的衣食。这座风格奇特的木楼叫做“梦母楼”，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还矗立于长乐县境内，像一座木质的纪念碑，诉说着一个儿子对母亲的长达500年的思念。 福建莆田湄洲岛的妈祖像 但郑和恋母情结的主要投射对象并非无名老妪，而是海神妈祖。此前，妈祖只是一位地方小神，主管福建东部沿海渔民的局部信仰。郑和扩大了她的权能及其接受崇拜的区域。她不仅是郑和舰队的保护神，而且成为整个海外华侨社会的最高神祗。郑和在沿海各地打造了多座规模宏大的妈祖庙，并且请恳请皇帝朱棣敕封她为“天妃”，把它提升为国家级神祗。至此，妈祖作为唯一的海洋女神，填补了中国神谱的最后空缺。她是郑和的精神母亲，不倦地庇佑着这个毕生漂泊的男人。 贸易市场、民族符码、国家信仰和妈祖崇拜，这是支撑唐人街的四大支柱，也是唐人街文化的最大秘密。 但由于海盗猖獗，明帝国开始实施海禁，皇帝被迫放弃了朝贡贸易，同时也严禁民间的跨国自由贸易。郑和的宝船舰船被拖回，逐渐成为一堆历史的破烂。朝廷还规定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并准许沿海总督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逮捕驾船下海的商人。在文官集团的声讨下，郑和留下的大批档案不翼而飞。有关航海大发现的知识和技术被彻底清洗。伟大的梦想被悄悄埋葬在皇帝的后花园里。 郑和的航海遗产遭到了彻底湮灭。只有他的文化遗产被海外华侨所秘密继承。全球各地的唐人街上，到处弥漫着郑和的气息，但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来历，也没有人把它们与郑和的名字挂钩。作为历史悲剧主角的郑和，至此走到了命运的尽头。 原载《东方早报》

民众利用互联网获得了话语权，这是一个值得欢呼的伟大事件。上亿网民的加入，为中国公共言论平台的建构，奠定了强大的算术基础。但点击率基数不仅是一种数字游戏，而且意味着这种广阔的哄客意志，正在成为影响转型社会的微妙力量。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双刃剑效应，也已逐渐浮出水面。网络哄客以道德正义的名义，无情地围剿各类大小人物。从章子怡式的电影明星、“精神变态”的虐猫者、到铜须式的“第三者”，都已成为广大哄客的“公敌”，而那些更为重大的社会话题，却遭到了严重忽略。互联网洋溢着浓烈的后文革意识形态气氛，而其特征就是毛语叙事（一个中心），外加泛道德主义和泛民族主义（两个基本点）。 婚外恋是情感（生活）的再选择问题，其中包含大量外人难以分辨的暧昧是非，只能由相关各方依据良知和法律自行协调解决，任何来自外部的民兵式的粗暴干预，包括简单生硬的“道德罪”定性，都可能构成对平民个人权利、名誉和自由的侵害。只有那些克林顿式的政客，才需要承担特殊的伦理义务并接受公民监督。这是先进社会的伦理公约，也是衡量各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而“受害人”公布“疑犯”的个人隐私并煽动社会仇恨，更是对现代民法的直接触犯。 据说“罪犯”铜须的“恶劣态度”，是点燃网民怒火的最大根源，而只要回溯历史就不难发现，以态度入罪，曾是中国司法的一大特色。文革期间到处张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以后延伸为审讯室的主要标识。基于所谓“态度罪”的违宪和违法，随着法制理念的更新，这种审案方式已被公安司法系统所置弃，但它却在某些哄客身上得到了传承。毫无疑问，哄客并未掌握最新的法理工具，而是握住了一件生锈的专制主义兵器。 把铜须事件当作网络民主的正义表达，更是一种常识性的谬误。民主必须以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为逻辑前提，而每个人的自由，又必须建立在不侵害他人自由的基础上，这种连锁逻辑，才是建构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石。任何剥夺个人自由的民主，都是非正义的民主，并且必然会制造出民主的敌人。文革就是“大民主”的反面例证，它向我们发出了沉痛的历史告诫：没有自由和宪政的民主，只能戕害人权，引发大规模的专制主义灾难。 少数中国哄客也激烈反对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批评。这种对国际舆论的畏惧，正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情感反应。有哄客宣称，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道德标准，这跟在人权问题上强调“民族特点”，其逻辑如出一辙。既然我们坚信人性和人权是普世的，那么衡量人性的伦理标准，就应当是全人类和全球化的。在我看来，建立这种普世的价值理念，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前提。 匿名注册和匿名上网，以“无名氏”（假名氏）的名义发言，有加剧话语权滥用及其道德失控的嫌疑，有网友据此再度提出废除匿名制的动议。但这却是一个矫枉过正的危险信号。匿名制是维系网络民主的命脉，解决网络话语暴力问题，绝不能拿匿名制开刀，而是应当从网站管理入手，因为那些大型商业网站，才是大多数网络起哄事件的幕后操手。 为了提高点击率和广告收入，一些商业网站组织炒作团，精心制造事端，煽动网民投入，哄炒（批判或赞美）被选中的互联网个体，甚至在网页点击数字上进行技术造假，这是许多重大互联网事件的主要成因。正如电视业流行“唯收视率”那样，商业网站面对强大的市场挑战，把“点击率”当作考核员工业绩的尺度，迫使许多从业人员放弃基本的管理规范。在我看来，只有放弃这种点击率至上的运营策略，网管才敢于向违规网民说“不”，并制止网络话语暴力的滋生，保障互联网的健康生长。毫无疑问，解决互联网弊端的关键大牌，就握在商业网站CEO大鳄手里。 我们既要坚定地捍卫匿名制和网络言路自由，又必须指明互联网言论的偏差，以确保这种自由不会被人以“恶弊”的名义收回。是的，愤怒、宣泄、力必多的转移、以及在道德崩溃状态下对维系道德的无限渴望，这些都已成为附加于互联网的美妙功能。对于这种临时的、过渡的、转型期的哄客心态，理应给予必要的理解。我甚至认为，互联网作为超级诊疗室的功能，必须长期保留下去。但我还是满含着这样一种企望：哄客的社会关注焦点，应从小人物的道德事端上移开，投向更为重要的领域，对民权、宪政和社会改革，理性地喊出自己的宏大声音。而这才是举起未来中国的正确支点。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6月29日 插图原作者：方力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