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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肉身叙事”的三种策略 “肉身叙事”的浪潮席卷中国。“色语”和“酷语”同时在肉身上面奋笔书写：卫慧和木子美式的“色语”书写着女人的肉身，而莫言式的“酷语”则无情剐割着男人的躯体，散发出不可思议的嗜血狂欢的气息。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前者指涉“情色”，而后者则指涉有关肉身的话语暴力，它们从两个向度构筑着大众文化的壮观景象。“翻身的日子”已经在“红色中国”翩然降临。 从肉身的自我叙写（抒情、陈述、展示、陈列）和自我修理（养生、美颜、整容、变性），到对肉身的严厉惩罚（自虐、囚禁和酷刑），所有这些都成为肉身叙事的基本母题。它们从正题和反题两个方面，热烈打造着21世纪的国民信念。 从卫慧、经过木子美到竹影青瞳，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色语”运动的清晰印迹，它起源于文学语体，推进于日记语体，变得愈来愈感官化、大众化和公共化，最终被图像语体引向了高潮。这是语体和语法的迅疾飞跃，仿佛是一列失控的肉欲飞船，在“加速效应”中奔赴肉欲的天堂。 但这显然只是一种话语策略的变迁而已。肉身叙事在文学语体中的展开，因卫慧虚构的“蝴蝶”而嚣张起来，并在九丹的“自传”《乌鸦》中散发出欲望和眼泪的混合气息。但文学语体中展开的肉身叙事，随后便逐渐受到读者的冷遇。这是因为受众的“毒品阈值”开始产生作用。受众对叙事的惯性，限制了他们的消费激情，就像瘾君子那样，他们渴望着“毒品”剂量和种类的不断加码，藉此保持对肉身感受的敏锐度。 只有肉身叙事才会跟像吸毒程序那样，需要永不停顿的扩张和深化。但这种进程面临着文学语体的大限。从虚构体到自传体的小幅调整，无法应对受众们迅速高涨的性话语期待。这是肉身叙事在九丹之后徘徊不前的主因。 2003年涌现的互联网博客技术拯救了肉身叙事，为它打开了一条更加美妙的道路。“博客日记”不是文学而是“私人日记”，也即一种自我行为和心迹的告白。它无需良好的书写技术，却比文学更加直露、浅白和坦率。而这正是肉身叙事所渴望的崭新状态。这年，一个化名“木子美”的女人利用“博客”改变了叙事策略，把它推向了令人瞠目的高潮。这个女人在他的日记里谈论和男人做爱的心得，历数着环绕她所发生的所有性事，仿佛在放肆地晾晒着那些沾满精液的床单。它们旗帜般飘扬在博客网站上，招引着大批好奇的网民。媒体甚至为此发出了“2003年是木子美年”的惊呼。 但仅仅数月之后，木子美便迅速丧失了其刚刚建立的话语优势。另一个化名“竹影青瞳”的女文青，突然闪现在肉身叙事的现场，此前她几乎是缄默的，她在天涯网站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几乎无人问津，这种情形迫使其铤而走险，采用更为激进的叙事方式，把自己的裸体照片直接贴上“博客”。优美而性感的身躯被切除了头颅，下身的羞处部分饰以棕榈叶，从而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完整性。它是一种纯粹的性符码，一件失去了个人标识的抽象躯干，一堆被装进互联网铁罐里的女体午餐肉，唯一能够制造联想的是那个诗意的名字――“竹影青瞳”，外加几张单独陈列的头像，后者是关于肉身主人的某种图像注释。 这是肉身叙事的符码化策略，也即通过头颅和身躯的分离，制造本人不在性裸露现场的假象，以免遭到道德警察的盘查。即便如此，这种女性裸身影像的直接展示，仍然引发了狂热的点击浪潮。在区区数天之内，某博客发布网站的访问量便达到了百万人次，整个中文互联网都为之震动，它标定了21世纪初叶肉身叙事所能企及的最远边界。除非此后有人在中国作协机关现场从事“裸身行为艺术”等等，否则，竹影青瞳事件将以“零年代”肉身叙事之最而载入史册。 二、“肉身叙事”的“四项基本原则” 在自我肉身的性展示背后，叙事策略出现了三种向度：文学（从虚构到自传）、日记和影像。所有这些策略都是“身”物进化的标志：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一个无名的女人究竟凭藉什么来获得公众的关注，或者说，她依靠怎样的叙事策略才能呈现和推广自身。在资讯资本主义时代，每个人都从互联网广场中获得了叫喊的权力，但这种新的资讯自由反而限定了人的机遇，这就是所谓“广场效应”：个人的声音被四周无数民众的叫喊所吞没。她的不被关注和她的自由是成正比的。 互联网广场的无限契机，扼杀了人的尊严和名声，迫使其下降为一个细小无名的生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涌现了木子美们的身影。她们的身体叫喊响彻云霄。她们是利用肉身叙事来获得“时代最强音”的赢家。她们涂改和推翻“羞耻指数”的不屈努力，也改变了名利场的权力结构。 这似乎就是所谓女权主义的一个逻辑起点。即利用肉身优势来获得有关名望的社会权力。她们的反叛性叙事充满了道德危险，她们裸身行走在高高的话语钢丝上，孤身挑战着数量庞大的传统社群，藉此从男权垄断的领域作惊世骇俗的一跃。当木子美用跟男记者做爱的长度作为衡量采访长度的标准时，她看起来更像是一头被激怒的母兽，冒着唾沫的枪林弹雨，以其饱满的性能力向全体中国男人宣战。她和杨澜的电视对话，无疑是一次反叛者对中产阶级信念的恣意挑衅。在我看来，木子美的肉身叙事起初不过是某种低俗的露阴游戏，以满足公众的偷窥欲望，而后则却被男性公众逼成了一场女权主义的激战。这种短促而深刻的转换，正是转型社会的奇妙镜像。 女权主义的逻辑与意识形态的反叛密切相关。我们看到，作为前DJ和歌厅妈妈生的棉棉，已经从都市边缘发出了咄咄逼人的色语挑战，而京城的春树们则企图把这种权力向青春地带拓展。尽管这幅反叛图画上时常叠印着书商们的笑容，但正如时代周刊所描述的那样，她们的行为还毕竟预示着一场广泛的性叛乱，它不仅要散布青春期的迷狂气息，而且也在谋求情欲话语的意识形态权力。 性毫无疑问是一种权力，而且是那种人的最基本的权力。2002年发生的陕西乡村医生观看黄碟，触发了一次性权力的镇压和营救运动。“黄碟事件”导致了性政治的普遍觉醒，它迫使管理当局从原先的执法红线后退，为人性的在下半身的解冻腾出有限的空间。虹影的小说《K》，竟然因含有“淫秽描写”而遭到长春市中级法院的封杀，尽管这一判决在舆论压力下被吉林高等法院否决，但它仍然显示了性话语所面对的司法仇恨。这里隐含这一种可笑的悖论：一方面是上千万“黄色娘子军”和近亿剽客，另一方面却是严厉的意识形态禁忌，这种分裂的景象只能进一步点燃越轨的自由主义激情。反叛的逻辑悄然运行在性生活的第一现场。 而在北京三里屯酒吧街，摇滚歌手、演艺圈人士、吸毒者、文化游客和中产知识分子结成了隐秘的享乐主义联盟，在音乐疯狂的黑夜，那里就是欲望演出的舞台，人们品尝着啤酒、咖啡、大麻、KING粉和意识形态叛逆的滋味，并在白昼里重返中产阶级秩序。而在衡山路和茂名南路，上海小资们则在红酒的作用下发出更为纯粹的情欲尖叫。那些尖叫越过温情脉脉的殖民地花园，散发出无害的准中产阶级气息。消费时代在解放情欲的同时，也消解了它的社会毒性，令其呈现为与官方的稳定性诉求相符的安全面貌。越过长期的意识形态封冻，西方中产阶级正在沿着性解放和性享乐的道路疾行。中国情欲的自我解冻，响应了与这一盛大的全球化进程。 但我们已经发现，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一种事件能够摆脱市场逻辑之手。身体消费和情欲经济学日益发达，它为卫慧和九丹们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判性声援，卫慧已经成为西方消费市场的娇小宠儿，她的消费性文本响应着全球化浪潮，进入国际中产阶级的精神食谱，成为西方人从事“东方想象”的最新蓝本。与此同时，本土文人和出版商，以一种急切的、充满功利欲望和媚俗趣味的眼神，投身于强大的消费社会之中。市场逻辑坚定地塑造着文化的属性，把它变成资本运作的附庸。只要有出版、演出和传播行为存在，市场主义就不会终止对肉身的征用。市场和国家是征用民间身体的两个头号主顾。 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文化市场，其营销策略却充满了低劣、低俗和低智的特征。在肉身叙事甚嚣尘上的年代，高举情色旗帜，以所谓“美女作家”、“美男作家”为噱头来制造市场热点和牟取暴利，正是21世纪初叶文化市场的重要景观。长江文艺出版社是此类“市场炒作”的代表，它的手段在九丹、麦琪和葛红兵等著述的出版上曾经大放光芒，不倦地引导着中国书业“肉身阅读”的宏大走向，但这种饮鸩止渴的营销策略，反而贬损了图书市场的形象。资本逻辑理应是文化的强大赞助者，最终却沦为文化的危险的敌人。 从女权的逻辑、反叛的逻辑、享乐主义的逻辑到市场的逻辑，上述四项文化逻辑塑造着肉身叙事的本性，令后者的面貌顿时变得扑溯迷离起来。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价值迷津”，我们不能辨认那些隐藏在文化事件背后的逻辑真相，甚至无法就那些个案作出基本的价值判断。这种所谓“后现代”状况，正是我们所面对的批评学困境。 三、两大“叙事”的世纪交战 肉身叙事的空前发达，响应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人性解放”的热切呼声。“翻身动员令”下达20年之后，情欲终于完成了自我解放的使命，却由于过度泛滥而酿成意外的“肉身灾难”。因为对肉身的夸张铺叙， 正是以灵魂叙事的空前萎缩为代价的。早在1988年，我曾经预言过文学的“空心化”的危机。17年之后，肉身获得了畸形的发育，而灵魂则在继续萎缩。文化的容貌犹如一度流行的橱窗模特儿，拥有一个丰满的身躯和被削平了的过小的头颅，她们的畸形身躯被时尚美学的光辉所照亮，成为这个时代的人类学标本，陈放在欲望的橱窗里供人观赏。 尽管文化逻辑的辨认困难丛生，但判定肉身叙事是非的关键尺度并未丧失，那就是看它是否内在地具备生成“精神叙事”的机制，此外并无其它有效的尺度。肉身的解放，应当与精神的发育齐头并进，并最终达成自由主体的完善和独立。而种“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似乎早已遭到了遗忘。 肉身叙事的过度发育引发中国知识界的普遍不安，但似乎没有多少人为“精神叙事”的不在场发出必要的质疑。“色语”和“灵语”的不和谐发展，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在肉身的价值获得夸张的弘扬的同时，信仰退化成了一个纯粹的空无，或者说，它遭到了基础价值（货币和实利）的全面替代。在国家主义信念离去之后，没有任何一种新的国家或宗教信仰能够充填转型社会的空虚头腔。 这种精神叙事的空缺，只能归咎于精神生产机制的腐朽。庞大的知识工厂日以继夜地开工，生产着无数无用的字词废品，那些学术废料主宰并充填着大多数书刊杂志，造成文化繁荣的盛大气象，却完全不能为灵魂提供有价值的信念，相反，它们只能进一步挤压自由精神的叙事空间。毫无疑问，中国知识分子应为这种严重渎职承担部分历史责任。 精神叙事的不在场引发了普遍的危机，从文学、艺术、伦理学、法学到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精神性的内在缺失，已经成为从东欧、俄罗斯到中国的世界性征候。甚至强大的东正教伦理传统都无法阻止这种退潮，本土的儒家传统更是不堪一击。在国家主义信念退却之后，幼稚的中产阶级仍在襁褓之中，而市民理性主义也没有发育成熟，所有这些元素都导致了精神叙事在中国的巨大真空。 正是肉身叙事的蔓延掩盖了知识界的精神性溃烂。精英知识分子企图推卸责任，把精神叙事的萎缩归咎于“肉身叙事”的过度发达，也就是归咎于民众的不良趣味和资本市场的推波助澜。但恰恰是精英知识分子自身丧失“精神叙事”的能力，并且也丧失了产生精神信仰的内在机制。那些动人的“人文精神秀”不能解除这种危机，相反，它只能加深我们精神叙事无能化的印象，因为所有的“精神秀”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制造精神在场的假象，从而把精神叙事危机引向更加危险的地步。 为什么所谓的“人文精神”与“精神叙事”无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人文精神”的叙写中，没有包含作为核心的终极价值追问，它起初只是针对“市场经济”的软弱无力的盘问，最终则沦为关于知识分子身价和话语权失落的话语争端；近年来甚嚣尘上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制度之争，也不是真正的精神叙事，而只是某种国家主义政改的话语前戏。尽管闪现过海子的宏大诗歌，但这种零星的精神性文本，无法修理整体匮乏的格局。九十年代以来，精神叙事运动从未在中国知识界展开过。它的“失踪案”无疑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最大耻辱。 本文根据在北京“身体写作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整理扩展而成 原载《世纪中国》，发布日期：2004年5月21日 本文配图皆为艺术家Colette Calascione的作品

【作者按语】 进入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零年代”（2000～2010）的中国，“资本暴政”和“市场革命”引发了各半身之间的话语战争：下半身嘲笑上半身，上半身鄙视下半身，左半身围击右半身，右半身抵抗左半身，半身的演义进行得惊心动魄。撰写本文的意图，就是要对这些破碎的文化“半身”，做一个卷宗式的扼要描述，并将其缝合为一个完整的“躯体拼图”。 1、 上半身的“人纹叙事” “上半身”是知识界及其思想操作系统的一种公共隐喻。中国知识界针对“市场化”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成了上半身叙事的一个样板，展示头脑对身体、精神对肉体、理性对情欲的抵抗。但这种矫情的抵抗显得如此乏力，以致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场街头文艺演出，因为就其本性而言，目前流行的所谓“人文主义”理念，并未真正指涉中国民众的普遍权利，而仅仅是知识者对其自身话语权的一次曲线求索。 更耐人寻味的是，知识界在九十年代后期的话语权力的重获，导致“人文主义”进一步蜕变为“人纹主义”，也就是把标签化的“人文”作为叙事的母题，让它不断闪现在知识份子书写（言说）的现场，令其成为道德文化身份的外在象征。人们通常以为，只要握住了“人文主义”，就可以集正义、良知和美德于一身，也就当然地在人民和官员面前拥有了道德优势。这种知识界的自我“纹身”运动，无疑是面对消费主义危机及其自身犬儒化道德危机的应对策略，但并不能掩盖其丧失基本伦理尺度的基本事实。 经过深入“揭批”王朔们的痞子话语卫慧们的“下半身主义”，继而又经过大力弘扬“人文主义精神”，知识份子终于把自己修饰得很有点人样了，“美人纹”纹遍了知识份子的表情严肃的脸庞，但这种文化纹身能够改变知识界的内在黑暗吗？从学术剽窃、资本贪污到政治失节，难道历史上还有哪个时期比当下的知识界更为腐败和无耻？更有甚者，中国高等院校已经成为全球学术垃圾的最大生产基地，那些所谓“核心期刊”和“社科研究项目”，不仅为垃圾论文出具合法化证书，也成了繁殖垃圾教授的庞大温床。这场受到知识界热烈追随的学术纹身运动，大肆消耗着“人文主义”的剩余价值。 2、 下半身的“阳具叙事” 这个命题与人们通常说的文学（平面）叙事不同，它仅仅针对当前的建筑业理念而言。中国的现代建筑已经打开了阳具化的伟大进程。这是肉身叙事和硅酸盐水泥的联盟。规划者企图借助建筑物的阳具化来表达国家主义的权力欲望。这种传统的文化象征主义，几乎成了支配新建筑的唯一理念：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金茂大厦之类的阳具化造型之上，追加了政治和商业霸权的双重语义。 这是对传统国家主义建筑话语的严重反叛。古典国家主义建筑是一种女阴式的书写，它被限定在圆形的穹隆式框架之中，或者环状地匍匐在大地上，仿佛是一种对“上天”（阳性事物）的谦卑的响应（北京天坛和永定客家土楼是这方面的两种样板）。西方工业化幻象改变了中国建筑的语法，并促成了一场都市建筑高度的狂热竞赛。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中，地方国家主义大规模征用勃起的阴茎图式（同时也是西方男权主义的色语），令其散发出自我政治夸耀的摩登气息。 为了加强阳具话语的语义，黄浦江沿岸的新生代建筑，还在其底部使用类似睾丸的圆球构形（东方明珠电视塔和国际会展中心），以及在阳具式高楼的上部加盖类似龟头（一些球形或圆冠状构形）的顶层。上海传媒还大肆炫耀这种阳具主义建筑所引发的“性高潮”，并以拥有四千幢12层以上的高楼并排名全球第一而深感自豪。继号称中国第一的浦东金茂大厦竣工后，上海、北京和广州的高楼竞赛已经达到白炽化程度。对“标志化建筑”的渴望，转换成一场灾难性的高度角逐。 这无非是在重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常识性错误。911悲剧和世贸大厦的倒塌显然已经发出了警告，但令人惊奇的是，上海直到地面发生严重沉降以及城市中心公共交通陷入危机之后，才手忙脚乱地宣布要遏制高楼数量，但整个中国并未因此放缓打造“石屎森林”的狂欢节奏。预谋中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这场“权力美学”的空间大合唱标定了新的高度。 3、 前半身的“中产叙事” “前半身”是指这样一种前瞻性叙事，也就是在国族叙事中加入未来的时间元，以便为我们提供某种具有“先进性”的社群样板。 在八十年代，没有比“小康”这一概念更具前瞻性了。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以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检测，中国在1998年左右就已“达标”，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市民阶层早在七年前就已获得生活的“基本保障”。于是，“小康”的魅力迅速消退，让位给了新兴的“小资”，也就是让位给了一种更符合前瞻概念的社群理念。年轻的都市白领汇入了“现代性”的洪流。 但作为中产阶级预备队的“小资”（以后还出现过所谓“BOBO”－“布波”），仅仅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过渡类型，中国的时尚媒体竭力要把“小资”定义为一种新的小而完美的生活方式，借此推销“消费转型”的市场理念，从而揭穿了“小资”的消费主义本质。小资从不创造新的文化，它只是一个精细的消费群体，寄生于西方的时尚潮流，成为制造商、经销商和广告商的首席标靶。 零年代的最大喧嚣，就是关于中产阶级诞生的福音。以收入而不是政治立场、生活方式和社会声望为标准的各种调查报告，向我们公布了激动人心的结论，国家统计局宣称，家庭年收入只要达到6万元就已属于中产阶层，这场用“中等收入”替代“中产阶级”的理念动乱，却引发了浪漫主义官员的热烈欢呼，因为它不仅可以验证经济大跃进的伟大成果，而且为本国找到了先进性的最新代表。 但是，即便中产阶级真的已在中国降生，它也与先锋精神无关，在已知的西方历史上，中产阶级只能扮演文化保守主义角色。正如“小康”和“小资”都与前卫运动无关一样，而中国的“中产”（中等收入阶层）则更像是低等的经济动物，维系着简单的“创收－消费”模式，甚至没有起码的权力和名誉冲动，更无暇顾及文化“原创”，恰恰相反，本土中产的“小康－小资－中产”的发育三步曲，正是中国文化负增长的历史。声势浩大的社会财富重组运动，不仅没有触发种族文化的复兴，反而令其继续溃烂，变得更加臭气熏天。 4、后半身的“保皇叙事” 与以“小”为美的前半身叙事截然不同，“零年代”的中国市民阶层和农民阶层继续沉浸在“宏大叙事”的历史幻象之中：从大清到大明再到大唐，“大”的民族幻象支配了人民记忆。这个格局的创造应当部分归功于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低吟浅唱地讴歌满清王朝，为康熙的独裁和暴力申辩，试图以历史还原的名义重建大清帝国幻象。二月河的沤心沥血之作“皇帝三部曲”，则把这场保皇闹剧推向了高潮。“新保皇派”在文化领域的宏大手笔，描绘了十年来的基本文化图景。 在这种对历史的改写中，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展开了互抹口红的劳动竞赛。二月河还精心刻画了满清皇帝和汉族知识分子之间的友情、皇帝的信赖和知识者的忠诚，以及在主奴、尊卑、统治者和效忠者之间的稀有蜜月。由于畅销书作家的不懈努力，国家主义话语大步倒退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前，形成了张勋式的复辟语境。尽管最初的《宰相刘罗锅》还保持着某种警醒的批判性，但此后，一场以讴歌为目标的“皇帝戏”浪潮不可遏止地席卷整个电视娱乐业。在消费主义的赞助下，皇帝、朝臣、公主、格格、太监、献媚的文人云集于荧屏，帝国话语成为大众文化中最“荡气回肠”的“主旋律”，被五四新文化运动革除的“辫子美学”重新开始盛行。 张艺谋的《英雄》，以令人炫目的好莱坞制作技术讴歌秦始皇，为老牌极权主义辩护，成为这场冗长的帝国闹剧的高潮。那些拙劣得令人发笑的台词，却饱含着一个“很严肃”的事实：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在市场资本主义的掩护下，正在迅速退化为演艺界最“反动”一代。不仅如此，《英雄》中刺客与独裁者的惺惺惜惺惺，还标志了流氓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媾和。胡玫导演的《汉武大帝》，则是“保皇叙事”在电视领域精致化的代表，汉武帝的扮演者满脸杀气，企图向我们验证专制君主的伟大性，但他的严厉面容却折射出了“新保皇派”的卑微镜像。 5、 左半身的“革命叙事” 财富、贫困、正义，公正，激情、革命……，这些语词的盛行和时髦，成为知识界的“一道亮丽风景”。新左派在中国的复兴，构成了后毛时代的动人图景。左派、左道、左袒、左边锋、左撇子、左嗓子、左心房、左性子和左轮手枪，支配了世人的心灵生活。极端的新左派甚至讴歌极权者幽灵，渴望第二次文革，缅怀格瓦拉的游击革命和红色暴力，尽管某些新左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这场喧嚣还是酿成了一场话语灾变。张广天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范例。 2000～2002年间，为“找一种合适的方式诉说革命”，“人民音乐家”张广天上演了一系列的红色波普戏剧，将延安和文革的街头活报剧改头换面后搬上舞台。张广天机智地利用青年观众的历史盲目，把红卫兵话语转换成戏剧对白，在舞台上制造毛崇拜（小剧场诗剧《红星美女》）、鲁迅崇拜（“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和格瓦拉崇拜（“革命话剧”《切•格瓦拉》）。而这三种偶像崇拜只有一种目的，那就是在先锋的面具下展开红色媚俗，以迎合激进学生的“革命趣味”和“暴力嗜好”。张广天高擎的“红星”，成了无数趋红小飞蛾的欢喜目标。 与张广天遥相呼应的是，受到西方知识界左翼运动的鼓舞，新左派在不断向愤青灌输“革命”神话，而由于民众的文化品质和精神传统，新左永远比自由派更容易“掌握群众”（任不寐语），并已藉此在话语巷战中把“自由主义”逼到了街角。 新左拥有一个热烈的民粹主义良知的容貌，但因其话语原创力的丧失，只能靠租借旧集权话语来维系其政治命题的表述，尤其是那些早已被历史抛弃的文革话语，并逐步落入了声名狼藉的老左的精神陷阱。人们时常可以看见，在老左举行的各种纪念性集会上，闪现出新左们的亲切身影。这种“政治祝寿”构成了耐人寻味的象征：新左们声情并茂地接过了老左同志的话语钢枪。 6、 右半身的“自由叙事” 在所有的“半身叙事”中，我始终对作为少数派的“新自由主义”保持敬意。自由主义者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捍卫及其通过修宪加以理性改良的主张，比新左的“革命叙事”更具“理性的魅力”。尽管其“借重理性、依靠法律、妥协缓进”（徐友渔语）的主张遭到了群殴，甚至有人把权力社会的腐化涌流，都归罪于市场自由主义的主张，但它对“个人自由”的捍卫，还是激发了我的热切关注。在“底层关怀”之类蛊惑人心的喧哗中坚守独立立场，这正是自由主义者的卓越本色。 就在人们关注自由知识分子“宪政叙事”的同时，却忽略了来自民间领域的两种声音，那就是来自南京的“他们派”和北京宋庄的视觉艺术群体。南北二京的这两座彼此孤立的营垒，正是民间自由主义的两大摇篮。 以秦淮河为中心的南京城市民风尚，尤其是低廉的消费指数，使之成为滋养这个自由主义的“金陵学派”的文化温床。“他们”群体发端于一个八十年代民刊《他们》，这个刊名此后便成为其进行自我命名的标签。经过岁月洗劫，绝大多数诗歌流派都已销声蹑迹，而这个“复数的第三者”群体却保留下来并日益壮大，成为中国南方最活跃的自由写作团体。韩东、朱文和鲁羊是其间的“三个代表”。尽管过度口语化损害了诗歌的内在价值，但这些被“权威”批评家所蓄意忽略的作家，还是为民间自由文学的成熟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反英雄主义言说，从推翻“大雁塔”的简单诗句开始，已经演化成一场话语抵抗运动，并为南方的文学叙事开启了一扇后门。 另一方面，北京通州的宋庄镇，则成为滋生和养育自由视觉艺术的摇篮。它拥有一个圆明园村的短暂传统，却在地理广度上变得更加辽阔。自1994年五名盲流画家迁入开始，它逐渐成为北方先锋艺术创作和波西米亚生活的双重样板，近千名良莠不齐的“盲流”画家、作家和电视人在这里混居，没有单位与领导，也没有政治管制，书写、涂抹、拍照、吸毒和纵欲，挣动于精神与肉体之间，仿佛是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中国翻版，洋溢着前卫、交易市场与道德出轨的混乱气息。正如宋庄创始人之一方力均所描绘的造型那样，他们是一群表情佯傻的流氓，但其中某些人却已转型为衣冠楚楚的商人。 资本逻辑正在有力地改造宋庄，用市场尺度重塑艺术家的灵魂，在赋予其尊严与金钱的同时，把那个地点变成了全球艺术订单的供货（制造）中心，这意味着中国最大的自由原创飞地的终结。宋庄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叙事的严重困境：在摆脱政治管制之后，艺术家不得不向市场作出自我献祭的一跃，按画商和买家的口味来制造艺术产品。如果说圆明园是逃亡，那么宋庄就是皈依。它的命运，正是中国半身叙事运动迈向“和谐社会”的征兆。 （ 原载《凤凰周刊》2005年第5期 本文题图：“月份牌”之一（作者不详）

潮流来了。这是人所面对的最强悍的敌人，并且已经不可思议地成为人的一种属性。尤奈斯库在戏剧《犀牛》里这样描述人类与潮流的古怪关系：某座城市的居民由于喜爱犀牛，最终都汇入了变身犀牛的潮流，其间只有一个人坚持以人的形貌在世。但对于已经变异了的族类来说，他却成了一个新的异种。这部抗争式寓言没有结尾，但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出反潮流份子的终局：他要么以珍稀动物的名义供人参观，要么被作为危险的种类加以清除，此外更无其它下场。 潮流即顺从。潮流就是人通过互相模仿产生的社会运动，它是人自我保护的基本生存策略。融解在大范围的群体里，意味着拥有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人民就是盾牌、伪装服、茂密的丛林以及坚固的家园。人是最善于利用群体的动物。他放弃自由，混迹于无垠的人流之中，随着别人一起沉浮、涌动、喜乐、言说和叫喊，从那里获取最高的生存指数。尤奈斯库企图告诉我们，汇入时代的潮流，这是人的荒谬本性，也是所有群众运动的生物学根基。 人民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名词。正是它构成了潮流的主体。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温顺可爱的绵羊，但却在某些非常时期突然转向了自身的反面，也就是转向反抗暴政的巨大勇气。这种反叛激情是与参与者的人数成正比的。人民在这个限度内改造着历史，企图把它引向世界正义的新秩序。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成为人类记忆中最明亮的书页。 然而，那些曾经出涌现在历史时空里的潮流，大都是恐惧、屈服和盲从的产物。越过文革的岁月，我们看见了乌托邦教义是如何瓦解群众意志的。思想体操最初起源于强权，而后便转换为人民的自主性行为。造反者被领袖集结起来，向着一个虚构的红色未来飞跃，人民在后面亦步亦趋。领袖的意志在人海里得到了回响。广场见证了这场规模盛大的喜剧：伟岸的身影在城楼上屹立，而人民在狂喜、欢呼和流泪，他们互相模仿，迷恋自己塑造的神，拥戴他的最高指示。领袖和人民都喊出了“万岁”的口号，彼此向对方施以热烈的语词按摩。 这是何等激动人心的时刻——衰老的领袖在人民忠诚的潮流中获得了永生。但是仅仅过了十年，人民就开始拥戴新政，而把旧教义毫不犹豫地丢进了废纸篓。这就是人民的法则。潮流掩护这些叛乱，使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次次光荣的觉醒。根据古斯塔夫·勒庞的观察，人民支配了世界的走向，但由于它是“无名氏”，因而无须承担任何历史责任，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辜的。人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道德体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人民的天然优势掩盖了它的弱点。这就是人民不可告人的丑闻。 耐人寻味的是，经过集权主义洗礼之后，这种互相模仿的从众主义立场，由政治领域转向了服饰市场，并为复兴的服装工业带来繁荣。在八十年代中期，风靡于整个中国的第一个时尚潮流是“踏脚裤运动”。全中国妇女把自己的下半身包裹在紧身的弹力化纤裤里，而在低帮鞋的上端，粗俗地露出踏脚带的本相。这场文化瘟疫起源于上海南京路，逐渐渗入内地，形成长达十年、蔓延全国的时尚灾难，但它却为上亿名中国妇女展示其肉身，提供了一条合乎道德的出路，并演化为一场官方无法镇压的大腿的狂欢。人民就这样踏着自己的粗鄙趣味，汇入身体解放的洪流。 这场踏脚裤运动可能是集体主义美学的最后一次回响。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服饰市场被不同的时尚元素所分割，形成多元主义的态势。从众主义在大都会里遭到了蔑视，小资式的个人主义开始甚嚣尘上。但意识形态领域的从众主义并未偃旗息鼓。恰恰相反，人民继续躲在文化潮流里随波逐流，使用别人的思想，说着别人的话语，做着别人正在从事的事情。 人民死了，但它又复活了，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它夺取知识精英的权力，修改价值尺度，而精英则在神色黯淡地撤离。话语权力的革命性转移变得势不可挡。在一个衰落的文明体系里，人民就是最狂热的掘墓人。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拆毁文明的群体，并且要为这种行将就木的文明下定义。潮流掩盖了这一切，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种族的理性选择。 互联网的匿名性加剧了这种无名氏效应。资讯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民，总是趋于把平庸粗陋的事物当作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且藉此取代精英的高端创造。它要把刀郎、木子美和芙蓉姐姐这样的形象，强加给这个文化式微的岁月。人民正在大力推行它的美学暴政，并且引发了粗鄙指数的剧烈增长。人民一方面在体制内逆来顺受，一方面却在文化上庆贺自己的胜利。这种分裂的景象误导了我们，以为人民正在热心地修理世界的本质，而实际上却仅仅改变了它的容貌；人民的创造性参与粉饰了文明的外表，令其看起来生机勃勃，却深刻地腐蚀了它的精神内核。人民制造了话语狂欢的潮流，但并未赢得正义、尊严和自由。它始终是它自己的创造物的奴隶。 越过官员腐败的涌流，我们可以看见传统道德的王国崩溃了，失望的气息在到处弥漫。在解脱了身份、责任和道德约束之后，人民变得无耻的日子已经到来。这种发生于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初叶的流氓化运动，就是中国人民所推动的最大潮流。从王朔式的政治反讽开始，经过周星驰的电影“大话”、木子美的情色博客和芙蓉姐姐的S形身躯，我们被告知，道德是可以蔑视的，而美的原则也是可以践踏的。在颠覆国家主义的同时，流氓化潮流也吞没了一切与真理相关的事物。人民选择成为毫无希望的群体。他们拖着种族的命运走向最后的狂欢。 2005年10月1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SOHU小报》 图为方力钧作品

“国家失忆”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传统。中国一方面是字纸和印刷术的发明者，拥有最发达的记忆载体，但另一方面却丧失了对重要历史真相的记忆。文革终结仅仅30年，大量血腥事实已被时间抹除，甚至发生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也悄然淡出了历史。政治性遗忘像萨斯一样四处传染，疏离着我们与历史的密切关系。而在记忆溃烂了之后，一些新左知识分子，却利用了这种文化失忆效应，他们以文革话语制造革命幻象，尽情诱发着“愤青”的话语暴力。这个事例从反面证实了“国家失忆”的重大效用。 被遗忘的历史：红卫兵大串联到北京，在天安门前宣誓效忠毛泽东 “国家失忆”是意识形态管理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就在官方史学家们修史的同时，档案遭到了彻底的尘封。迄今为止，各级档案馆仍然以所谓“国家机密”的理由拒绝对个人开放。查阅者必须出示“介绍信”和确认政治身份后才能阅读少部分资料。绝大多数旧报刊和旧卷宗都被封存起来，仿佛是一些不可告人的阴谋。令人庆幸的是，对它们的解密正在缓慢起步，向我们呈示了一种修复失忆的希望，尽管它还远远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 基于“国家记忆”的严重障碍，“私人记忆”近来开始盛行起来。从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杨绛《我们仨》、胡兰成《今生今世》，到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和张元勋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等等，这些“私人记忆”突然从历史性昏睡中苏醒，变得生气勃勃，成为图书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商品。它们要取代“国家记忆”的权威地位，向我们诉说已经蒸发了的近现代史真相。 历史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私人记忆”：邱吉尔式的历史记忆和普鲁斯特式的文学记忆。前者是一种纯粹理性回顾，而后者总是洋溢着感伤而忧郁的怀旧气质，令记忆获得一种美学的品质。七十年代风靡中国文坛的“伤痕文学”，就是私人记忆美学化的一个文学范例，它在“创伤记忆”中从事有关恋母情结的叙事，最终在张贤亮“知识分子原罪”的忏悔和自虐中达到高潮。 尽管章诒和、杨绛和胡兰成的记忆属于非虚构性文本，但它们都具备了“作家记忆”的基本属性。他们奋力书写着在个人情感经验中扭曲变形的真相，企图影响他人对历史的基本判断。维特根斯坦早已断言，话语中的真相是不存在的。就其本质而言，记忆就是流传在本人内心的传说。更重要的是，在权力社会中书写往事，就是利用“回忆”来获得对历史的阐释权。回忆者从私人角度辛勤地改造着历史，令其散发出化妆品般的杳远香气。 而历史记忆还有另一种功能，它与司马迁的悲痛事迹相关。近2000年前，汉武帝对史官的阉割反而激发出一种卓越的记忆力，并且点燃了前所未有的书写激情。这是一种罕见的精神剧变：宫刑竟然成了冲锋的信号，它逼迫人起身，用书写历史去反抗专制者的王国。但这种反抗并非要在行文中直接谴责当朝君主的暴政，而是要充分展示记忆的魔法力量：他在竹简上奋笔疾书，不倦地讴歌皇帝的功绩，判处皇帝和历史一起永生。而汉武帝并未意识到这点。他到处寻找丹药，谋求永生，却对史官所赋予的不朽生命置若罔闻。 司马迁画像：他在竹简上奋笔疾书，不倦地讴歌皇帝的功绩，判处皇帝和历史一起永生。 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知识分子书写记忆的极端事例。它同时显示了官方知识分子记忆的弊端：修史者即使严重受辱，其灵魂也必须统一在君主的意志之中。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民间口述历史的运动开始悄然掀起，它要从另一个更加质朴和纯粹的角度招回历史真相。 在影像记忆方面，吴文光和蒋樾等人的个人纪录片开拓了数码空间，但它们随后就被大批电视台的“讲述”栏目所仿效，后者不过是纪录片的廉价代用品。而在纸媒记忆方面，中国青年出版社《看看他们-北京100个外来贫困农民家庭》无疑是社会学研究的范例。 但这种口述历史随即被官方史学所接管，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口述史学”中心，大批口述史学著作呼之欲出，试图据此由“伪史”向“信史”飞跃。这场“新记忆运动”提供了重构记忆的重大契机，但以上的大量事例也表明，“国家记忆”正在征用“私人记忆”和“民间记忆”，来改变其“失忆”容貌，并最终达成支配“人民记忆”的宏大目标。

少数学者津津乐道的所谓“民间”究竟在哪里？它躲藏在永恒沉寂的乡村，还是现代都市的市场喧嚣之中？什么才是“民间性”？所谓的“民间性”又在哪里展示？这些简单的问题，完全可以从城市草根意象复苏的浪潮中得到答案。 在最新流行的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里，歌手杨臣刚如此唱道：“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另一名叫做“有钱的狗”的歌手，则在《汗!》里进一步发挥说：“……一个女孩名叫庄雅婷，她美丽多情还很有个性，她小嘴很甜善解人意，猪头猪头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歌手香香演唱的《猪之歌》（毛慧词曲），甚至展开了对猪的热烈讴歌：“猪!你有着黑漆漆的眼，望呀望呀望也看不到边；猪！你的耳朵是那么大，呼扇呼扇也听不到我在骂你傻。” 与那些丑陋的鼠猪相比，庞龙演唱的“蝴蝶”（《两只蝴蝶》）只是一种传统的优雅意象。早在上个世纪末，卫慧就以“蝴蝶”的身份在衡山路上发出尖叫，它是小资矫情恋、暗恋、悲剧恋乃至同性恋的复杂代码，但“老鼠”和“猪”却是低贱、卑微、饱受歧视的草根意象，从互联网里洪水般涌现出来，越过简陋的吉他和电声配器，以低廉乃至零成本的方式迅速传播。那些风格粗鄙的歌词，折射出了底层民众的面容。 “老鼠爱大米”的命题，无疑是底层欲望的直接表述。老鼠，一种最“卑贱“和最”令人不齿”的动物，却公然宣告它对大米的热爱，籍此挑战人类的“天条”。它们不是农夫，而是一群狡黠而忙碌的“窃贼”，从人类的粮仓里盗取谷物。老鼠对大米的“爱情”，无非就是“偷情”的转喻。在校园爱情遭到封杀的境遇里，它成了那些青春期偷情者的战歌。不仅如此，它的信念还要进一步鼓舞那些城市的非法打工者，以及所有在底层为“大米”挣扎的人群。 爱大米的老鼠，就是“米老鼠”的本土翻版。被美国卡通片进行理念纠偏后的中国老鼠，在饱尝了歧视之后，开始散发出稚拙美学的光泽。但他们不仅是童话故事的主角，更是中国都市现实生活的成员。“老鼠”是离轨者、受压迫者、遭歧视者或无证生存的人，他们露出尖利的牙齿，不屈地反叛“猫”的强权，去建构广阔的生存空间。他们是流氓英雄的象征。老鼠与大米的依存关系，早已越出了草根经济学的范畴。这首发布在互联网上的“老鼠宣言”，言辞闪烁地唱出了底层民众的意识形态纲领。 这是互联网赐给中国民众的粗陋礼物。从2001年的“小鸡过马路”开始，经过“大话”运动，以互联网为虚拟载体的“新民间”已经完全成型。它的“产品”囊括了从文字、MP3到FLASH等各种文本形态。市场的春药催发了网络情歌的生长，迫使制作者去转述大众的的基本欲望。而正是这种庞大的欲望市场，向我们描述了“新民间”的模糊轮廓。 根据“老鼠爱大米”为题材制作的电视轻喜剧 “新民间”的另一个辩认标记，与电视收视率有密切关联。目前热播于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节目，正在形成广泛的收视人群，大批“灰姑娘”式的少女登台表演才艺，指望夺取“超级女生”的荣誉和奖金。这档节目最初是对美国电视的克隆，按原先的设定，评委必须对失败者冷嘲热讽，但鉴于民间批评的巨大声浪，后妈式的评委们最后竟集体转型为“慈母”。他们对失败者的温存劝慰，被导播刻意放大，变成了对所有底层失败者的激励。权力游戏的这种语义转换，暗含着一种有力的变化：民众参与了游戏规则的修改，把集权式的“审判”变成了更具人性的平等“对话”。观众是最终的审判者，这一事实改变了电视台的作为宣传规训工具的本性。 在关于中产阶级诞生的喧嚣声中，城市草根的欲望遭到了严重忽略。而现在，它却借助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卷土重来了。在互联网和电视上，粗砺、低俗和肤浅的草根叙事甚嚣尘上，剧烈瓦解着威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堡垒。大众作为主体的时代正在逼进。但“老鼠宣言”却令许多知识分子露出惊慌的表情。他们用“叶公好龙”手法糊起来的“旧民间”神龛，正在面临“市井”风雨的冲洗。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

——谈杨鲁军《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第二版 里根是美国神话的一部分，他已经成为20世纪不朽的政治偶像。里根当选总统时，许多人为此发出了嘲笑：瞧啊，美国就要完蛋了，它居然找了个戏子来扮演领袖！但里根在离开白宫时，却成了现代史上最受尊敬的总统，并被共和党人树为保守主义的风范。盖洛普民意测验，曾经做过“谁是最受欢迎的美国总统”调查，而里根竟然赢得87%的最高支持率。里根在世时，酷爱吉利贝利公司出品的一款软心糖豆（Jelly Belly jelly beans），当他去世时，随葬品里出现了一罐这样的糖豆。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里根本人就是一颗最伟大的糖豆，因为他留下了令人愉快的历史记忆。 里根担任总统期间，大力推行经济复兴计划，采用紧缩货币供应、全面减税、刺激商业投资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手法，藉此降低通胀率和达成经济复苏的目标。对于这项一揽子计划，里根的政治对手戏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供应面经济学”，甚至嘲弄它是“巫毒经济”和“里根经济学”。这种场景跟“印象派”的诞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印象”，是美术评论家对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德加、塞尚和莫里索新画风的一种嘲弄，而最终却成为“印象派”的完美称谓。“里根经济学”也源于一种讥讽，而最终却成为里根经济政策的戏剧性命名。 基于里根及其团队的努力，在历经1981年至1982两年的衰退之后，美国经济在1983年开始复苏，令联邦政府获得高额税收，从1980年代初的每年5,170亿美元，提升至一万多亿美元。此后，大幅增加的军事预算，制造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让美国的债务水平追涨三倍，并意外地拖垮了苏联，导致这个头号劲敌的全面崩溃，而美国就此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帝国。 里根担任总统的时间，介于1981年1月到1989年1月之间，基本横亘了整个80年代。阅读本书，可以唤起我们对于那个年代的诸多记忆：以“星际大战”命名的主动战略防御体系、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不幸坠毁、冷战终结、柏林墙倒塌和东西德统一、苏联解体、艾滋病大规模涌现，如此等等。而在中国，我们还可以想起批判知识分子的崛起，以及经济改革和思想启蒙浪潮的涌起。这个重要的语境，就是《里根经济学》第一版问世时的本土背书。 我不是经济学家，甚至天生跟数字有仇，对经济问题不敢轻率置喙。在我看来，经济学家都是长着两个聪明脑袋的怪人，他们的领域深不可测。鲁军的“处女作”加剧了我的这种畏惧。我没有资格来评述本书的重大价值，而我阅读此书的最大快感，主要来自书中所洋溢的气息：它折射了中国80年代的学术风云，以及所有那些活跃于激情时代的面容。 旧版《第二次革命》的封面 在1980年代，启蒙思想和先锋文学都已经茁壮成长，发出宏大澎湃的声音，成为民众关注的重要领域，但现代经济学却处于萌芽状态，而经济学家更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鲁军的《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的出版，无疑是一个重要信号，标志着这一学科开始介入中国改革，并且最终成为公共领域的“显学”。不仅如此，它还要借助对里根新经济政策的阐释，探寻中国新经济的运行方向。这种探索最终因“历史的错误”而被迫中止，但这不部同寻常的著作，却被存留下来，成为一份睿智而犀利的历史文献。 中国知识界对八十年代始终有着近乎乌托邦的迷恋，尽管那个时代有着巨大缺陷，其中一部分甚至像癌细胞一样，成为中国后续发展的暗黑因子，但它所孕育的思想活力，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的正面营造力量，是任何时代都无法企及的。它被强行闭合，长期沉睡，却又在这两年的学术叙事中重新复活，显示出觉醒的态势。时隔二十多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部再版的《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终于被拂去20年的尘埃。它将既是流逝年代的见证，也是反思现实和挑战未来的支点。

在我家的族谱里，可以上溯的首位祖先是朱熹，一个出现于公元12世纪的儒家圣人，“宋明理学”的代表，死后被皇帝追封为“徽国公”，成了官方确认的精神“贵族”。他创立的严酷的伦理学，是华夏文明在宋以后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对于我祖先应为民族衰老承担责任这点，我有些情感上的尴尬，但我还是遵从了现代理性的召唤。在某种意义上，我始终是祖先教义的反叛者。 朱熹的第十世孙，大约在明朝期间，从江西迁徙到福建西部的武平，在那里繁衍生息，与当地客家人和畲族人混居，最终融为客家人的一部分。据族谱记载，到了第三十世的时候，祖父朱锡禧和祖母温氏，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叫朱生兰，次子叫朱生奎，另外还有一个女儿，族谱里没有任何记载，我只知道她从小就卖给人家做童养媳。父亲朱生奎就此诞生。他的童年因父母早夭而变得十分贫苦，靠担任保长（民国时期的最低级官吏，相当于村长）的大哥供养，得以艰难成长。营养不良导致他身材矮小，但目光炯炯，步履坚定，保持了一种不屈的性格姿态。 朱熹画像 我第一次回乡时，全村人都出来围观，上了年纪的老人指点着我说，长得真像他父亲。村长带我去看父亲睡觉的两层木屋，简朴而洁净，里面堆满散发干燥香气的稻草，又带我去看父亲读书的地方，那是一栋老旧的木屋，现在已经成了猪圈，里面住着一头体型肥硕、肤色洁白的大猪，据说是用米汤精心喂养的。它被主人清洗得很干净，像一头超级宠物，长着白色的睫毛，用困惑的表情注视我良久，似乎在仔细窥探我的来历。村长又带我去看朱氏祠堂，半边屋子已经坍塌，瓦砾中长出了杂乱的蒿草。他向我解释说，这是我父亲早年上学的地点。对于中国人而言，祠堂的破败是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整个氏族的衰弱。但无论如何，我清晰地看见了父亲留下的踪迹。它如此宁馨而恬淡，散发出清新田野和陈旧岁月的混合气息。 客家人是中国最特别的南方民系，它由战乱和灾荒引发的逃迁者组成，从北方进入南方各地，征服当地的原住民，成为一支性格强悍的族群，并以激烈的方式，改写了中国近代历史。客家人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运动，以“拜上帝会”的名义，屠杀了数千万普通民众；客家人孙逸仙建立了中国民国；最后，客家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架设了一个我们至今仍然置身其中的奇异世界。 父亲以顽强的方式，痛切地改造着自己的命运。在大哥帮助下，他于1940年毕业于福建省立武平初级中学，而后又翻越几十公里的山路，去到邻县梅州，考入广东省立农业职业学校，指望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农夫，藉此改造他的家园。但在毕业后，他却突然改换理想，被性格开放的梅州人引向了东方的海边。他搭乘长途汽车，走进繁华的大都市广州，考入刚成立不久的文化大学，就读于法学院经济学系。1949年毕业时，他已经26岁。在我珍藏的那本毕业册上，他头戴学士帽，脸上露出敦厚而坚毅的表情。 文化大学的校长，为民国时期著名哲学家吴康，董事长是国民党元老邹鲁，大多数教师来自中山大学。但这所学校只培养了一届学生，1949年，中共的军队占领广州，该校一半迁至香港，并入中文大学，而留在大陆的一半，则并入中山大学等校。 父亲抱着未满周岁的我 在这所短命学校就读期间，父亲以一个来自闽西山区的贫苦青年的身份，接受了革命的秘密召唤。他参加行事诡秘的激进组织，成为该组织的秘密成员，以为它就是共产党，并从事各种秘密活动，从游行示威，到夜间贴反政府标语，甚至准备占领学校，攻打市政府，如此等等。在我的想象中，父亲身材瘦小，衣衫简朴，周身奔涌着罗曼蒂克的热血，眼里点燃起两粒共产主义梦想的火焰。但直到中共建政后父亲才知道，该组织并非共产党，而是另一激进的左翼党派——中国民主同盟。他稀里糊涂地成了民盟的老盟员。但他在盟内拥有资深地位，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光荣的地下党员。 但广州的日子是极其拮据的。不仅校舍简陋，而且私人生活也捉襟见肘。在一个以美食著称的城市里，到处是饭馆和茶铺，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香气，而父亲却无力举起一双沉重的筷子。大哥提供的费用，刚够用来缴纳学费，糊口都十分困难，身上只有一套外衣，一旦洗掉，就只能躲在宿舍里，根本无法出门见人。有一次教授召见，而衣服却刚刚洗好，无奈之下，他只能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出门。他的困窘终于被好心的教授发现了，他热情邀请父亲到家里过年，跟他全家一起度过除夕之夜。鞭炮声震耳欲聋，而父亲什么都没有听见。他只听见了自己灵魂的叫喊。 毕业后，父亲重返故乡，担任武平县立初级中学教务主任。这是他抚慰乡愁的唯一方式。他甚至欣然接受了一位面容清秀的村姑，准备在小县城里做一个启发童蒙的乡贤，跟她白头偕老。现在，他不再是种植庄稼的农夫，而是种植知识的教员。他的理想细小而坚定，在宁静的小城里，跟他的学生们一起生长。 但就在此时，一个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1950年6月，当局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也就是仿效苏联，对地主和富农实施严厉清算。半年以后，当局又发动另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大伯朱生兰作为富农，同时又是国民政府的基层干部，迅速成为革命的标靶，经过一系列批斗、抄家和关押之后，未经任何司法审判，被当作“反革命”枪决，倒在在十方镇的大榕树下。根据族谱推断，这枪毙的地点，应该就是他的葬地。他的尸体和鲜血与土壤融为一体，化成养分，最终转化为榕树生命的一部分。这棵巨树至今仍然活着，枝繁叶茂，占据了广阔的空间，成为农民夏季乘凉聊天的好去处。生命以新的形态重返了动荡的尘世。 据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这场全国运动中，跟大伯一起被杀的地主和反革命，多达三百万人以上。这位性情善良的乡绅，曾经以微薄之力，资助过包括父亲在内的许多贫苦乡民，最终还是没有躲过残酷的政治杀戮。而他的侄子（大姑妈的长子）、蒋经国青年军的一名上尉，早在1949年8月，就乘坐登陆艇逃往台湾，此后一直担任蒋经国总统的侍卫官，直到晚年才中风而死。滞留与逃亡，书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模式。 父亲被他所积极投身的革命吓得目瞪口呆。造反者的童年是饱受惊吓的，而最终却转向为一种残暴的嘴脸。政府官员不断威胁他，要他与哥哥划清界线，并交代哥哥的罪行。在哥哥被枪毙之后，他的乌托邦已经幻灭，像一件跌落的美妙瓷器，化成一堆毫无价值的碎片。他连夜辞去教职，逃离杀人如麻的故乡。当局派人追赶，试图把他截下，但父亲躲过追踪者，搭乘摇摇晃晃的长途汽车，向临近的长汀县进发，以为胜利在望，不料途中遭遇土匪打劫，全车人都被赶下汽车，被迫卸下所有财物。父亲顿时变得一文不名，就连穿在脚上的唯一一双皮鞋，也被一名镶着银牙的土匪掠走。 长汀中学内瞿秋白被关押处 父亲光着脚走进了省立长汀中学，像一个真正的农夫。门房把他领进校长室，见到了作为民盟同志的校长。他们惺惺相惜，谈得十分愉快。父亲从此就留在这所闻名遐迩的学校，担任训务主任一职，负责学生的道德教化。这所学校建立在大清帝国汀州试院的旧址上，拥有一座古朴而美丽的校园。中共前总书记瞿秋白被捕后，一度被囚禁在后院的一间小木屋里。不久后，他就在附近遭到枪决。父亲说，他经常去他的木屋小坐，藉此缅怀自己被枪毙的哥哥。他还独自在校园里散步，走过桃花和杜鹃花盛开的草地，在唐代遗存的那两株古柏下徘徊。那是自由和富有诗意的短暂时光。 但政治斗争的火焰，很快就在这所学校里燃烧起来。旧校长被撤职，而新校长是一名南下的军人，他开始把学校变成阶级斗争的战场。父亲在仔细研究过地图之后，决定向更遥远的北方迁徙。这位从前的农夫，已经开始习惯于游牧生活，他要在这逃迁中穷尽生命的机遇。 父亲辗转来到上海，通过民盟组织，找到副市长兼统战部长潘汉年，在他的引荐下，先后在上海第四师范学校和陆行中学担任历史课教师。这是一次从乡村向都市的第二次逃亡，但他似乎获得了成功。站在外滩的黄浦江边，他眺望那些高大的殖民地建筑，发现它们比广州沙面更加洋气，令人恍然置身于伟大的欧洲中心。他满含喜悦，以为自己走进了一座现世的乌托邦。 从福建乡村走进大都会上海，这是父亲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接着，他经人介绍与母亲相识，很快就在红房子餐馆举行仪式，向朋友们宣布了结婚的消息。不仅如此，父亲还以老盟员的资历，担任上海东郊区（后划归川沙县）的人大代表，他的那朵绸布制成的红花，后来一直被扔在抽屉里，上面还有一条绶带，印有“人民代表朱生奎”的银色字样。这是父亲春风得意的年头。他的运气线向上飞扬，几乎升到了人生的顶点。 1957年，毛泽东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父亲以一种奇怪的直觉，猜出毛泽东是在“引蛇出洞”，于是他警告母亲千万不要胡乱说话。父亲后来告诉我，这是他从苏联历史中发现的秘密。正是由于父亲的警告，母亲学会了沉默，而她的几个同事，毫无例外，全部被戴上“右派”帽子。父亲的审慎还导致一个意外的结果，他被任命为民盟东郊区支部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但父亲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他无法投入清算自己同志的潮流。最终，他辞去组长职务，躲到一所远郊的中学，从那里远眺这个喧嚣而残酷的世界。 知识分子是无所逃遁的。上海并非父亲想象的文明天堂。那些建筑物被来自北方的农民军队所占领，转而成为意识形态革命的中心之一。他不断地被各种政治清洗运动所包围，几乎喘不过气来，当年曾经帮助过他的潘汉年本人，1955年在北京，由毛泽东示意，被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逮捕，先是判处15年徒刑，文革中又改判无期徒刑，最后死于湖南茶陵县劳改农场。 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导致了我们全家的严重营养不良；几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因跟保长哥哥的血亲关系、右派组织民盟的成员、以及学校历史教研室主任的身份，遭到红卫兵的严厉批斗和暴打，并把他囚禁于“牛棚”——一种用来关押“坏人”的简易牢房。那天，母亲在接到通知后，表情凝重地对我说，你爸爸被关起来了，我不知道他最后能不能回家。从此，我们母子俩要相依为命了。她的语气仿佛在跟一个成人说话。我望着母亲，胆怯地点点头。我们就此达成了危机契约。我知道，我们家大难临头了。 文革中的批斗场面 这以后的日子，是在一种极度惊恐的状态中度过的。我们得不到父亲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将被抄家，什么时候会作为反革命家属而被批斗，又何时会被赶出家门，住到阴暗潮湿的汽车间去（这是文革的惯用模式）。我和母亲每天都胆战心惊，听见楼下的敲门声，都会吓得脸色惨白。就这样持续了近一年之久。这与其说是一种毫无希望的等待，不如说是一次心存侥幸的躲藏——我们企图隐身在猎人的视线之外。母亲在热烈地祈祷，吁请神的恩典，而我躲在窗帘后面，窥视着那个令人胆寒的世界。 在某个星期天的午后，有人叩响了大门。母亲无限惶恐地前去开门，不料竟迎来了回家的父亲。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母亲泪流满面。我冲上去大声叫道，爸爸你回来啦，我想死你啦！父亲微笑地解释说，我已经没事了。是的，在经受严酷的审问之后，他逃脱了专政的黑狱。但他从未提及被批斗和拷问的细节。他的身上出现一些陌生的伤疤。我小心翼翼地抚摸它们，却不敢发问。父亲说，这是劳动时不当心弄伤的。我点点头，做出深信不疑的样子。 父亲从此恢复了每周回家一次的节奏。他周一黎明离去，周六黄昏回家。永远都是如此。而他回家的日子，便是我的盛大节日。我在窗口眺望，期盼他的到来，就像期盼一个重大的福音。我指望从他手袋里翻出一些新奇的宝贝，比如几只煎饺、一副扑克牌或象棋，一本精彩的好书。 父亲每周一的动身离去，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感伤场面。从家里到学校，路上需要四、五个小时，所以每次早晨五点，他就要蹑手蹑脚地起床。洗漱，烧水和吃早餐，然后轻声掩门而去。我十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打碎热水瓶，弄出的声响把我吵醒了。他不敢开灯，在黑暗里默默地拾掇，生怕弄醒我和母亲。他用扫帚扫去玻璃碎片，又用拖把吸干地面上的积水，而我则在被窝里默默地流泪，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父亲。毛时代的小知识分子，头顶着昏暗的路灯光，向一个令人生畏的地点出发，去接受批判和洗脑的命运。而我过于年幼，根本无力阻止这一切发生。 父亲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他平素喜欢抄写毛语，弄在一个小本子上，随身带在身上，有时会在公共场合装模作样地掏出来看一眼，蓄意展示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他甚至要求母亲在把毛头像的剪纸贴在家门上，还买了好几件毛泽东的石膏像，摆放在不同的家具上，更把《毛泽东选集》，陈列在全家最醒目的位置。经过这些布局，我们拥有了一个政治正确的家居景观。父亲试图让大家都以为，他跟所有人一样，是毛的忠实粉丝。 淮海中路和陕西南路交界处的儿童用品商店，是父亲经常带我出没的地点 但在星期天，他的兴趣却转向了旧货市场。他在那里转悠，带回来一堆无用的破烂，诸如小铲刀、磨刀石、旧手表，以及漆包线圈和稿纸打孔器，等等。这是父亲的农民本性。他采购并经营这些破旧的物体，灵魂在其间安静地穿梭，犹如寄生于田野和农舍，从那里寻找存在的意义。 但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太久。父亲感染了急性肝炎，继而转为慢性肝炎，在家里长期养病。他开始练习太极拳和气功，研习气功书籍，用稿子抄录各种偏方，把养生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还安排我去学习少林拳术，我跟着他几乎走遍上海的所有公园，见到各路拳师和气功师。其中有些还真有些神奇的功力。有一回父亲跟某位气功师切磋，对方突然发功，我父亲被一股无形的猛力推开，向后踉跄了十几步方才站稳。父亲大感佩服，希望能拜对方为师，却遭到了婉拒。但这强化了父亲研习气功的信念。他要用这种功夫来击败体内的病毒。气功是照亮父亲的一道热烈的光线。 但这种逍遥的日子没过两年，造反派就把他弄回学校，下令他参加政治运动，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教育。他必须每天面对同事们的批判，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和自传，在受虐和自虐之间反复摆动。四周都是敌意、轻蔑和疏隔的眼神，尊严已经丧失殆尽，而夜晚又无法回家，只能在宿舍里独自度过凄寒的时光。他无法跟这个疯狂的社会融为一体。他抑郁寡欢，身体迅速恶化，慢性肝炎转向肝硬化，并且开始有了腹水，肚子逐渐膨胀起来。 在病情恶化的情况下，造反派终于准许他再次回家养病。五十五岁的父亲，这年头发已经全白，脸色发黄，拖着肚子沉重的肚子和行李一起回家。他笑着安慰我说，你看，我像不像一个孕妇？以后，要麻烦你们帮我打胎了。我和母亲苦笑地对视着，一起躲开了他探询的目光。他在试图用这种方式表达歉意。 在那最后的时光里，我几乎每天都跟父亲在一起。我躺在他身边，陪他说话，跟他肌肤相触，希望时间能静止在这个时刻。我们谈论文学、历史和音乐。他一直勉励我好好写作。假如你想当一个作家，那么你就要变得更加勤奋。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想象力的孩子。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他自己的故事，关于他的童年、他在广州的岁月，以及他跟母亲相识的日子。后来我才懂得，他在向我拷贝他的记忆，以便在他辞世之后，这些记忆能被子代传承下去。 但现实逐渐露出了狞厉的面目。父亲的肝病，正在变得日益严重。为了拯救他的生命，我到处求医寻药。单是寻找药方所需的西洋参，我就跑遍了上海所有的中药铺，脚上磨出一大堆水泡。一名江湖医生建议使用大黄疗法，也就是利用大黄的毒性逼出腹水。父亲服药后开始反复腹泻，身体变得更加虚弱，几乎无法站立。我和母亲叫了三轮车把他送进医院。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出门。三轮车夫奋力踩着踏板，而父亲已经虚弱得说不出话来。他闭上了眼睛，任凭寒风吹在脸上。他的世界正在崩塌，而我们都无能为力。 中山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但住院床位非常紧张。外科主任吴光汉是我家的远亲，号称“华东第一把刀”，他“开后门”安排了父亲的床位。肝科主任是我同学的父亲，他直言不讳地说，这叫肝脏急性坏死，跟癌症没有什么区别。我和母亲都感到无限悲哀。我懂得，我们正在被父亲拖向那个最后的结局。 父亲很快就陷入肝昏迷状态，嚷着说自己的病已经好了，要我们带他回家。我和母亲分别守在床的两边，按着他的两手，不让他爬起身来。弄得筋疲力尽。而到了夜晚，他开始用客家话痛骂毛泽东和“四人帮”，历数他们的罪恶，说他们杀人如麻，涂炭生灵，罪恶滔天，要受天谴。他还大骂肝科主任，说他东躲西藏，见死不救。就这样接连骂了几个晚上。我担忧地四下张望，这是一间危重病室，另外两张床上，分别躺着一位重症心脏病人和一个癌症晚期病人，都在昏迷之中，也没有任何陪护。值班医生和护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根本无人在意他的叫骂。我总算放下心来。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过去抄写毛主席语录，只是一种蓄意的伪装。他的思想，实在是反动透顶。他是一个蹩脚的演员，一生都戴着政治面具，但疾病揭穿了这一切。他终于原形毕露了。而我在努力掩盖这场罪行。我是他的同谋犯和包庇犯。 父亲在最后一刻开始大口吐血，然后在昏迷中逐渐停止了呼吸。死亡平息了他的思想反叛。死神轻手轻脚地走来，带走他的亡灵。晚上九点时分，窗外寒风呼啸，我替他脱下带淡蓝色条纹的病服，仔细地擦拭这跟精神脱节的肉身。在灵魂刚刚离弃躯壳的瞬间，它显得如此柔软，带有暖暖的余温，洁净无暇，如同婴儿一般。 我跟护工一起把它搬上手推车，穿过光线黯淡的长廊，送到地下层的停尸房里。护工打开冰柜，我把担架用力推了进去。在关上门之后，我在停尸房里站了片刻，心想，这难道就是那种书上经常描写的永诀吗？冰冷的铁门，永久地分隔了彼此两个世界。护工已经离去，而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我无法理解我置身其中的世界。它和父亲一起逃遁了。我开始失声痛哭起来。很久以后我才懂得，这不是基于自然的意志，而是基于专制和暴政的法则。 我们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母亲看着空空荡荡的大床，愣了半天，说：你父亲去了天堂，他不会回来了。说完，眼泪流了下来。我知道，鉴于父亲的离去，我们家走进了最黑暗的年份。时钟在发出滴答声。它要奋力摆脱过去的时光，而我们则被迫陷入记忆的深渊。这是1975年11月底的寒冷黑夜。一年后，毛泽东去世，中国终结了毛的统治，但父亲没有熬过这最后的冬季。 父亲被火化之后，骨灰埋在南京，跟我三姨及其三个孩子在同一座公墓。在城市改造和扩张的浪潮里，它们都已被彻底铲平，烟消云散。经过几轮搬家、出国和离婚的浩劫，父亲的遗产，只剩下一支刻有他名字的派克钢笔。我把它珍藏在一只黑色的纸盒里，它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接受我的凭吊，而父亲的精神，在笔尖上获得了永生，它吁请我义无反顾地去创造新的希望。 是的，就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我开始了秘密的小说写作。我要在书写中召回我自己的世界。 2017年1月写于上海 （本文为《记忆的红皮书》的续写，一部私人回忆录的片段，并且是首次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