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先帝谢世之后，该国全体民众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这些镜头引发中国乃至全球观众的莫名惊诧。但中国人在1976年那年，上演过完全相同的催情大戏，可惜当时没有强大的国际电视传播体系。据历史记载，中国人的政治眼泪，足以流成黄河、长江与京杭运河。
善哭虽然是亚洲民族的共性，却在东北亚达到了巅峰状态。朝鲜半岛最擅长表达悲情，哭泣成为最重要的情感文化表征。这种风俗通过儒教、萨满教和现代专制主义，在民间广泛扩散，成为一种奇异的景观。朝鲜人推崇公共哭泣，并将其捆绑在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火热战车上。
我们已经发现，该国历史上曾出现爱国志士哭泣与自杀的大量例证；而在君主驾崩之际，人民更须按旧礼而号啕大哭。大多数国家会借播放哀乐来代替悲哭，但朝鲜人拒绝这种电子哭泣，他们要以地动山摇的号哭，亲自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由此形成席卷整个国家的哭泣竞赛。
但就哭泣地理学而言，善哭者的疆域，并非仅限于朝鲜半岛，而是遍及整个通古斯语族及其周边地区，包括中国东北三省、内蒙东部、东西伯利亚乃至山东省等地。
《列子•汤问》早就揭示过春秋时代齐鲁地区哭风的缠绵。当年有个名叫韩娥的女人，只身来到齐国，因为没有口粮，在雍门一带卖唱乞粮，歌声动人，以致其人走后，还能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以致四周居民都误以为她尚未离去。此后韩娥经过一个叫做“逆旅”的地方，受到当地人的欺辱，韩娥为此放声哀哭，引得整个村庄的老少都流泪悲哭，三天无法进食。当地人被迫无奈，追上韩娥，低声下气地将其邀回，求她解除哭泣的魔咒。韩娥于是放声欢歌，引得全村老少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忘掉了刚才的悲伤。当地人于是支付重金把她送走，酬谢她所带回的欢乐。从此齐国人变得擅长“歌哭”起来，究其根源，都是当年韩娥的遗风。
中国北方乡村的职业哭丧手
这种哀怨动人的“歌哭”，音乐学上叫做“旋律性哭泣”，它应该就是音乐的源头，现在仍常见于非洲和伊朗，有时也能从中国乡村的殡葬仪式上听到。――“啊呀我的妈呀……”，她们通常以这样的台词，启动冗长的哭泣程序，其哭腔的音阶，通常在三度到五度间起伏，构成了某种可以辨认的旋律，其间还伴有回肠荡气的说词（东北朝鲜族称之为“车轱辘话”），痛陈对于死者的无限悲情。许多村镇都有职业哭丧者，都是以旋律性哭泣为基本风格。她们都是女人，有着优良的嗓子和饱满的泪腺，擅长以哭声煽情和制造气氛，她们的悲恸表情甚至骗过了路人，以为她们才是死者最正宗的亲人。
公元前550年，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齐国，派兵攻打卫国和晋国，撤军时又顺手牵羊打了一下临近的小国莒国，不料竟损兵折将，两位大夫杞梁和华周都相继战死。他们的妻子在路上迎接运回的尸体，放声大哭，哀声震天，一时成为齐国人议论的中心话题。这是分别记录在《左传》和《礼记》里的一则战争花絮。谁也没有料到，这段简短的记载，日后会在东亚历史上产生经久不息的回响。
杞梁之妻怒哭长城
汉代道德家刘向在《列女传•贞顺传》里，对杞梁之妻的哭泣，作了进一步描述，说她头枕丈夫的尸体，在杞城的城墙（注意，不是秦始皇的长城）下放声痛哭，过路人无不感动热泪盈眶。哭了十来天之后，竟然把墙给哭塌了。随后，她又跑到淄水边投河自尽，了结了自己的美丽生命。自杀，这是女人对命运所能做出的最高抗争。
尽管从前汉到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对杞梁之妻有各种添油加醋的描述，但对整个孟姜女故事作革命性改写的，当推唐代笔记小说《同贤记》，它对先秦的版本作了重大修改：时间由春秋变成秦朝，地点从齐国搬到燕山长城脚下，杞梁的身份由贵族变成苦役犯（唐以后的传奇还把杞梁的名字改成万喜良），而死因也由前线战死变成遭人打死。
就在唐代以及其后的五代十国期间，有关孟姜女的传说，开始在民间迅猛传播，成为战乱年代人们聊以自慰的武器，但其主题却由原先的后院私恋或家庭美德，转向对暴君和极权体制的抨击。唐代高僧贯休就曾在诗里写道，秦朝横征暴敛，昏暗无道，令举国都到了枯竭的程度，竟还要修筑长城抵挡北边胡人的攻击，堆土长达一万里，这才引发了杞梁妻子的哀哭。这种诗意化的书写，是把家庭悲剧归结于政治黑暗的开端。从此，孟姜女成了指认秦王朝罪行的有力证人。长城是暴政的可怖符号，而孟姜女则成了反抗的象征。在独自奔赴工地、用痛哭摧毁长城、以鲜血辨认骨殖的巫术等方面，孟姜女都曾显示出非凡的勇气与才能，她注定要成为民众世代相颂的英雄。
然而，经过亚细亚专制历史的改造，政治哭泣的本性开始发生剧烈分化。暴政不仅能滋养孟姜女式的眼泪战士，还会催生大数量的政治婴儿。这种生物的人格特征，就是热爱受虐与哭泣。在这种严厉的语境下，哭泣是最感人的表情话语，它不仅用于传递忠诚，而且还要藉此重申亲密的政治依附关系，向统治者祈求宽恩典、庇佑和照料。哭泣是一种永恒的权力游戏，而水晶棺材和民众则是最古怪的棋子，它们最终要被导入集体效忠的神圣仪式。
在这种情形中迸发出来的公共眼泪，其真实性是令人生疑的。它跟私人眼泪的最大差异，就是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表演的属性。尽管如此，它在政治生活中仍然是卓有成效的。公开的政治哭泣，能够表达臣服并祈求宽恕，同时也是自我掩饰和保护的武器。没有这种融入集体的哭泣，就会成为一个危险的罪人。眼泪是极权管理下最重要的面具。
利用微观图像学的方式，分析领袖逝世时的恸哭场面，就会发现，许多人衣衫单薄，在寒风中簌簌发抖，展开戏剧性的干嚎。他们的表演惊天动地，脸上充满悲痛的表情，却没有一滴眼泪。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要么是因为表演才能有限，要么是由于泪腺萎缩，而后者往往是严重营养不良的结果。
毛泽东去世时的哭泣场景
罗马诗人奥维德如是说：哭是解脱，哭泣带走忧伤。另一位诗人塞涅卡说，眼泪可以解放灵魂。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眼泪是眼睛的冷却系统。现代医学则宣称，眼泪可以释放焦虑和和负面情绪。在《一九八四》式的场景中，所有这些定义都需要仔细地改写，因为嚎哭的语义，已经变得更加意味深长。
在友邦的举国恸哭中，我们看到了“哭泣疗法”的重大意义。在一个被限定的时空里，人民获得某种契机，去彻底表达被长期压抑在最深处的悲苦，仿佛是在喜极而泣。这是一部分人流泪的愉悦，他们要用动人的嚎哭，去谱写一种难以言喻的狂欢。在上古神话中，眼泪跟繁殖与新生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威严的统治者走了，宣告了伟大历史转机的降临。其中一些哭泣者拥有两张脸。在那些模糊难辨的泣语背后，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心声，它不仅指涉米饭和肉汤，更含有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
金正日亡故后，2011年12月23日写于上海飞往深圳的航班上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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