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野心是一切伟大建筑的根基，反过来说，建筑就是权力和财富的纪念碑，它要在水泥、钢铁和玻璃的组合中，炫示高贵的身份。中国的公共行政建筑，尽悉卷入了这种肆无忌惮的自我夸耀之中。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正在以比自身官阶远为高级的方式，规划着辖区内的权力美学。那些矩形的、半圆形的和圆矩合体的豪华建筑，改写了中国城镇的政治景观。
在这场大地重塑运动中，圆形和矩形，一对精神原型式的几何符号，成为支配中国城市营造的基本构形。这是继木器与石器、三维与二维之后，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三组母题。而它们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构成了建筑事务中最难解的迷局。
圆是最高的自足和圆满。它是被神所垄断的事物。圆是世界体系的象征。圆拥有隐秘的轴心，圆周环绕它运转，唱出无言的礼赞，而这就是圆的一神教本性。从圆的形体深处，迸发出了无与伦比的神学光芒。
圣保罗教堂的圆形屋顶：圆的神学的建筑学表达
圆的神学，至少包含下列五种原理：1，单一中心原理：在圆的范围内只有一个绝对中心；2，平等原理：所有围绕中心的弧线上的点，彼此间都是平等的，因为它们各自跟中心的距离完全相同；3，循环原理：圆是自我闭合的，而且沿着弧线任何方向行走，最终都回返回原点，这是自我无限循环的范例，符合时间的特性；4、独观原理：这条原理来自第一原理，它要证明从中心的视点（神或独裁者的视点），可以完成对整个弧圈的全能式观察；5、象征原理：圆形造型支持了对太阳、月亮、天空和宇宙、母性生殖器等神性事物的联想，并成为它们的天然能指。
正是从单一中心原理中派生出了一神教；从平等原理中，派生出上帝面前众生平等的基督教义；而从循环原理中，生成了宇宙（自然、时间）循环思想、佛教的轮回学说，以及各种关于事物圆满性的幸福信念；从独观原理中，基督教发现上帝的无所不知，而福科则发现了边沁式环状监狱的法西斯本质[ 参见米歇尔·福科《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从象征原理中，巫师们获得了最神秘的宗教灵感。圆就此成为神学话语的根基。
矩形[ 广义的矩形，应当包括方形在内的各种平行四边形。]似乎是男神的象征，它的狭长钥匙穿越母体，打开了通往父权文明的大门。矩形定义包含下列原理：1、多中心原理：在变化的矩形内部，轴心线代替了单一中心，这意味着中心点将在该轴心线上不断滑动；2、四方原理：四条边可以有各自的方向，并用方向代替中心，由此形成空间的特性；3、等级原理：矩形边线上的各点跟对称轴距离不等，由此产生了差异和等级；4、断裂原理：矩形是有折断的，这意味着矩形线上的各点不能构成自我循环，由此导致各点之间彼此否定、断裂和对抗。5、象征原理：矩形造型隐喻了阳具、人体、大地、水体（海洋与河流）和树木等等。
正是从多中心原理中诞生了多神教、祖先崇拜和帝王崇拜；从四方原理中产生了以方向和坐标为核心的风水学；从等级原理中诞生了等级制度；而从断裂原理中涌现了世俗仇恨、阶级对抗与暴力学说；从象征原理中派生出了父权社会和大地信仰。
对上述原理的确认，耗费了人类史的漫长时间。圆作为祭坛的功能，可以追溯到13,000年以上。在11,000年以前的叙利亚村庄，就已出现最古老的圆形宗教建筑。2006年10月，一支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组成的考古队，在叙利亚发现了最古老的两河圆形文明——一座庞大的圆形建筑，建于公元前8,800年，附有大量几何形彩绘，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用燧石和黑曜石制作的狩猎工具。这是有史以来组古老的圆形建筑，比普通屋舍大很多，似乎是整个村落的宗教中心。但在苏美尔时代（前4000前～2000年），乌尔城的塔庙由矩形平台构成的，而到了新巴比伦时代（前626～前539年），供奉马尔杜克大神的巴别塔，却又忽然变回了圆形。
美索不达米亚的神性建筑，在圆形和矩形之间剧烈摆动，显示上古人类的构形混乱。政客、祭司和建筑师，尚未获得这两种图式的精密知识。这种混乱是全球性的，甚至波及近东和远东地区。中国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明，那座公元前4800～前4300年的村落，出现了31座直径4～6米的圆形半地穴式民居，它们是女阴的象征，表达对女神权力的敬意，但仰韶人同时又崇拜陶祖（陶制男性生殖器）。这是性别权力妥协的结果。仰韶是母权向父权过渡的时代，它的村落里出现了最早的价值冲突。这种混乱同时也现身于土耳其的加泰土丘（前6000年），但跟半坡人截然相反，赫梯人（Hittites）住在矩形房屋里，却拥有精美的女性赤陶神像。
仰韶半坡村的半地穴式圆屋
这种幅员辽阔的混乱格局，源于圆形与矩形的暧昧关系。用以供奉木星大神马尔杜克的巴别塔，就是这种两重性的代表。从天空鸟瞰的巴别塔呈圆形，充满了向心的谦卑，完全符合天体神的教义，而从底部或远处旁观，它却是矩形的，向上冒犯，充满夸耀和狂妄的权力色彩。这种两重性正是人类建筑的基本特征。矩形建筑的另外一个成因，是它严重依赖于木材，而球形建筑则依赖于石头。它们是两种建材的美学对抗。
圆形和矩形的暧昧之处还在于，罗马人按照基督教图式，把鸟瞰的简单矩形组成十字形，并据此向矩形中注入宗教语义。而当它跟时间结合并旋转起来后，就迅速转型为运动之圆，令所有静止之圆都望尘莫及。这是矩形的最高秘密，它超越了自己的世俗命运。
罗马人进一步意识到了这种内在的暧昧，对其进行斡旋与整合，由此终结了旧时代的对抗格局。罗马宗教建筑，谋求矩形（巴西利卡式）基座（门廊）和水泥拱顶的神圣同盟。万神庙就是这类“圆矩合体”的结晶。它的前部是柱廊式矩形大门，后部是巨大的圆形空间，象征太阳神朱庇特的阳光，穿越半圆形拱顶，照射在内壁上的神龛上，把光线依次带给七位神祗。万神庙的结构妥协，显示了罗马人的建筑智慧，由此成为整个欧洲建筑的灵感源泉。“洋葱头”式的东正教堂，以及奥斯曼帝国摇篮里长大的清真寺样式，都秉承了“圆矩合体” 的伟大传统。
古典世界的崩溃，似乎没有影响基督教徒的建筑信念。大批隐修院坚守“圆矩合体”的罗马传统（如埃及的比绍科普特隐修院），修士们在其间修行、忏悔、礼拜和生活（劳作），探求质朴无邪的真理。这些遍及欧洲、北非和西亚的隐修院，为文艺复兴的圆形造型，奠定了坚固的心灵基础。
从佛罗伦萨主教堂（1436年）、到法尔尼斯府邸（1516年）和圆厅别墅（1552年），“圆矩合体”开始了向世俗生活转移的长征。18世纪的英格兰巴斯，模仿史前圆形巨石群（Stonehenge），建造一座象征太阳的圆形广场（The Circus）和一座象征月亮的皇家新月楼（Royal Crescent），其中分布着528个科学与艺术的徽记或雕塑，所有这些符码细节都企图重新设定人、现实和宇宙的三位一体关系。这是文艺复兴的夕阳，它们照亮了欧洲最后一片昏昧的土地。
只有华夏民族保持着圆形和矩形的对立状态。中国人发明了圆鼎、编钟、玉璧和风水罗盘之类的神器，继而发明了太极图（圆型宗教的标志）和八卦图之类的神符，在华夏哲学体系里，圆从原始祭坛上滚落下来，成为文人书案上的精细符码。所有这些器符都是对圆形教义的重申。圆是神性的标志。关于圆的信念，寄存在那些精细的器符上，放射出恒久不灭的光芒。
明代皇帝朱棣建造的紫禁城“天坛”
直到明成祖朱棣建立紫禁城为止，圆仍然是苍天和上帝的单一象征。祈年殿以圆形和蓝色喻天，殿内大柱及开间又分别象征4季、12月、24节气和1日12个时辰等时间元素。但天坛只是历史孤证，它是远东残剩的最后一座国家祭坛，或者说，最后一个与天神沟通的场所。而在广袤的土地上 ，基于木质文明的支持，矩形建筑已经铺天盖地。
这是一个不信神（一神教）的民族的集体性选择。矩形首先适应的是人体的形态。居住型建筑的逻辑，必须符合人体—床帏的构形。这是矩形建筑的人类学起源。而后，在国家意识形态涌现之后，矩形就被国家征用，成为国土丈量和城池设计的基本构形。现今已经出土的所有早期城池，包括殷墟在内，都流露出矩形政治的肃穆气息。
矩形政治就是专制国家的建筑信念。以中轴线为基准展开的矩形叙事，成为皇城以及各主要城市的规划模式。但这不仅是建筑美学的信念，而且是整个亚细亚帝国的行政方式。毫无疑问，几乎所有朝政都是按矩形结构推演的。在秦始皇兵马俑坑里，武士们排成了声势浩大的矩阵；而在那些富丽堂皇的朝堂里，皇帝的龙椅总是位列顶端，他的大臣则分列两班，拱手而立。这就是帝国的君臣秩序。
根据历史记载，左右两边的文武官员，时常发生激烈而冗长的争吵，皇帝面带微笑注视着他们的混战，对双方的意见进行仲裁，做出最后的裁决。宫廷里每天都在上演这类权力戏剧。在明代话本小说《水浒传》里，造反者重复了矩形政治的游戏：首领宋江像皇帝一样端坐首位，而众人则按“天”与“地”的名号分列为左右两班。流氓就这样无耻地克隆了国家的庄严表情[ 参见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四合院式的民居格局，与亚细亚的宫廷政治遥相呼应，因为只有矩形才能明澈地叙写家族的道德秩序。在儒家的规训下，中国人利用四合院前后左右的不同方位，确定贵贱、尊卑和长幼的人伦序列。按通常的惯例，正房由上一辈的老爷和太太居住，北房东西两侧卧室，东侧由正室居住，西侧由偏房居住。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中型以上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楼，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除非发生内部叛乱，没有任何人胆敢逾越这种矩形礼制。
北京四合院式民居
矩形政治并非远东专制社会的专利，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全球性的语法，但它们之间的语义却变得南辕北辙。资本主义精神生长起来之后，政治理性支配了新建筑的灵魂。1649年，英国查理一世主持召开下议院议会，位于威斯特敏特的会场[ 英国议会大厦在1834年被一场大火焚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重建的新议会大厦。]就是标准的矩形体，场内中央是矩形台子，国王坐在台首的木雕王座上，台下簇拥着头戴宽檐礼帽的议员。他们分列左右，但不是为了向国王效忠，而是企图形成对抗性的政党体制。正是从这种政治矩阵中，分化出了“左派”和“右派”阵营[ 罗伯茨《世界文明通史》，陈德民等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跟亚细亚模式完全相反，矩形分列颠覆了王权的独裁，热烈地滋养着近代民主理性。
但在希特勒手里，矩形建筑却产生了令人战栗的效应。他主持设计并建造的新柏林宫，使捷克总统埃米尔·哈查连续两次因恐惧而晕倒，被迫在元首办公室签署了投降协定。哈查走过空旷的广场，走过日尔曼武士雕像和纳粹的雄鹰十字旗，走过头戴钢盔、肩跨带刀步枪的党卫队员，走过没有窗户和线条强硬的大厅，走过450英尺的大理石长厅，最终，在欧洲最阴郁的空间尽头，矩形建筑以其强大的威权，压碎了那个斯拉夫人的脊梁[ 参见迪耶·萨迪奇《权力与建筑》，王晓刚、张秀芳翻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亚细亚地图并未向我们提示谁是远东地区的哈查，我们仅仅知道，天安门广场是矩形政治的最高杰作。它的所有建筑（天安门及其观礼台、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泽东纪念堂）都是标准的矩形物，而它们又组合成更大的矩形广场。此后，第三种矩形奇迹般涌现了，那就是军队的严密方阵。天安门是领袖大阅兵的地点。士兵以惊人的肢体一致性走过广场，向城楼上的最高领袖行礼，接受他的注目和检阅。人民在一边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我们已经看到，建筑物、广场空间和游行人群的三重矩阵，就是国家政治秩序的卓越表演，它旨在重申领袖、士兵和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天安门广场断然拒绝圆形物的侵入。只有大会堂上的国徽和卫兵的枪口，依旧保持着圆的形态。它们是矩形政治的迷人饰物。
捍卫这种矩形政治，已经成为北京领导人的历史责任。早在八十年代，首都行政长官就颁布命令，要求新建筑严格保持矩形传统，并为所有建筑加盖琉璃瓦顶，以继承帝国美学的基本原则，即便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妇联的弧形立面，也由于得到琉璃瓦授顶，而与旧帝国密切地和谐起来。此举事后遭到建筑学界的高声谴责。但所有的批评者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人字巾式的“帽子”，正是矩形政治的组成部分。如果不对天安门建筑的矩形逻辑进行反思，就无法推翻帽子工程的价值根基。
为了抵抗矩形的专制和垄断，西方建筑师开始向矩形发出挑战。北京中国大剧院的设计，成为这类反叛性圆形建筑的典范。根据保罗·安德鲁的意图，在以矩形为主体的广场附近（人民大会堂西边和中南海新华门对面），安放一座庞大的蛋式建筑。这是严重的违制事件，它不仅导致矩形城市的视觉失调，而且颠覆了原有的政治等级秩序。基于大剧院的开放性和明亮性，风格闭抑的原国家主义建筑顿时变得可疑起来。国家主义建筑师为此如丧考妣。他们的哀号和怒吼，回荡在被不同几何体切碎了的京城。而距离天安门较远的圆形建筑，如世纪坛、摩天轮、中国科技馆和奥运主会场“鸟巢”，所面对的指责声浪则要微弱许多。中国建筑师业已成为坚定的天安门卫士。
北京国家大剧院，一座解构矩形城市的蛋式建筑
受到国际建筑界高度好评的“鸟巢”（北京奥运会主场馆），一种扁圆形建筑的衍生体，俨然是被狠狠踩过一脚的鸟蛋，丧失了蛋形物原有的隐喻功能；更为奇妙的是，那些沿着圆形表面编织起来的网状结构，跟中国身份证上的丝网结构密切呼应。这是被国家之网笼罩的圆形物，充满柔软、温顺与可操控性，完全符合“国家文化安全”的严厉尺度。
与正在跟圆形美学抗争的北京相反，上海出现了一系列球形建筑。从东方明珠电视塔、国际会展中心到徐家汇的美罗城等等。那些圆球被镶嵌在矩形建筑上，形成古怪的“球矩合体”，在达成工艺和美学的妥协之后，它们充当了90年代上海建筑的著名地标。
上海的权力表达跟北京不同，它更想夸耀跟世界和未来的对接，而不是同民族与历史的苟合。上海的球形建筑表面上是所谓“东方之珠”的象征，但其实是全球化和现代性的隐喻。球体就是地球的直接摹本，而复杂的钢铁结构和玻璃幕墙，则炫示着自身的高科技含量。只有上海博物馆是个例外。它是一座巨大的混凝土宝鼎，暗示该博物馆的收藏特色，同时也表述跟上古历史的传承关系。而在它的对面，上海大剧院的反拱式屋顶，则在更大声势地夸耀跟西方的密切关系。
所有这些圆形景观，都是开放时代初期的稚拙产物。进入21世纪之后，上海的球形建筑迅速老化，成为笨拙可笑的旧物，大量矩形超高建筑开始崛起，如世茂大厦和尚未完工的环球金融中心。徐家汇美罗城的圆球，只是情侣们约会的碰头地点。它无疑是夺目的地标，但缺乏内在的魅力。人们在它的底部相见之后，就迅速离开，转移到其它消费地点。球体是空心的，它没有任何灵魂的充填物。在无神论统治了大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的圆形建筑早已丧失了原有的神学或民主语义。
新一代的圆形建筑，出现在浦东世纪大道附近，如上海科技馆和一个大型日晷式钢铁雕塑，但它们放弃了球形，转而谋求饼状，更接近于钟表的样式，流露出后发国家的时间焦虑。这其实就是对外滩海关大钟的呼应。那张威斯敏特式大钟的老脸，朝太平洋方向眺望了整整一个世纪。它的容颜早已衰老。浦东的日晷企图接管它的权力。此外，2006年建成的上海南站，成了全球最大的圆形火车站，它的迷宫样式，令刚进城的农民们茫然无措。圆形建筑的神话，正在被新建筑运动所续写。
浦东世纪大道日晷
正是这种迷乱的现实景象，迫使我们追问圆形建筑的历史本性。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圆形剧场，既是祭神的场所，也是表达民主意志的空间。雅典人经常集会的普克尼司山谷，建有一座半圆形剧院建筑，可容纳几千人的聚会。这种从闭抑空间到开放广场的转变，令每个与会者能毫无障碍地看到他人，公共辩论就此取代了秘密的黑箱操作。旅游者究竟在这个伟大遗址上看见了什么呢？他们或许能够发现，在那些民主台阶的缝隙里，生长着市民权力的质朴小草。
不仅如此，圆形的自我循环消解了带头者、领袖和主宰，令弧线上的所有意志都彼此等同。这是平等和民主制度的符号学起源。圆桌会议起源于消解等级制的意图。圆桌及其圆形结构，就是对等级秩序的解构。现身于17世纪的丝带，清晰地表达了圆形政治的这一功用。当时，法国政府官员集体向国王上书陈情，其署名写在一条结成圆形的丝带上，跟陈情书一同呈递。由于丝带结成圆形，签名顺序被隐藏起来，国王无法追究联署的发起人。这就是圆形物的奇妙意义，它庇护了所有的反对声音。
中国福建西部的客家土楼，向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圆形建筑的特点。这种向心圆建筑，并非福柯所描述“规训”集中营，因为它的轴心不是那种全景式的监视岗亭，而是那些矩形的学校、戏台或办公室。土楼提供了一种反转的观察法——居民能从自家门口，观察到同层的所有人家。隐私是有限的，它融入公共生活的视界，并要接受宗族的集体管理。这是村社集体主义的迷人特点。最大的土楼可以居住千人，形成密集的人口聚落，从这种圆堡式家园里，客家人获取了心灵的平静。但这些乌托邦式的建筑，并未产生永久性的魅力。相反，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动乱，它的居民大都已经离散。土堡日益萧条破败，它的居民只剩下少许老人、妇女和幼童。那些最后的守望者，既是道具和戏子，也是热情的解说员，在黄昏的光线里为好奇的游客讲述往事。
圆形建筑的神话，引发了一种迷信，以为圆形是拯救建筑、城市景观乃至居住者心灵的最高选择。这种错误理念，爬行在设计师的头脑里，为建筑业的政治叙事指引航向。但中国圆形建筑是高度无神化的，它甚至不具备基本的人性因素，而是仅仅拥有一个球形或饼状的躯壳。在声势浩大的现代化过程中，圆形是那种被用来重申权力和财富的造型，并已成为国家主义修辞的基本手法。
但圆形建筑还暗含着某种危险的品质。在成为民主空间的同时，它也曾是暴力屠宰的现场。古罗马帝国的大竞技场（佛拉维圆形剧场Amphitheatrum Flavium，公元80年），提供了令人惊讶的例证。这种互相矛盾的逻辑，正是圆形祭坛的本性。祭坛一方面要求对神的无限恭顺，一方面要求对祭品（猎物）的极度残酷。圆形建筑的这种两重性，令无数建筑师感到困惑。
佛拉维圆形剧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屠宰式建筑，可容纳五万名观众欣赏死亡竞赛，在那里，无数失败的角斗士被畜牲般杀死，他们的鲜血涂满了剧场中央的舞台。全体罗马公民跟暴君一起在现场围观，发出醉生梦死的惊叹，形成声势浩大的集体狂欢。这是“圆形剧场效应”，它的群众聚合形态，以及看台和中央演出区的热烈互动，放大了屠杀的快感。
上海工部局屠宰场俯瞰（1933年）
上海工部局屠宰场（1933年），是佛拉维结构的历史复现。这座正在被改造为时尚场所的建筑，曾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屠宰机器，据说每天可杀掉1000多头牛。整体空间布局是巴西利卡式的。矩形辅助建筑，环绕着圆形的中央屠宰场。牛群沿盘旋而上的流水线坡道上升，到达中央屠宰建筑，在那里被宰杀，而后送回辅助建筑，进行分解和清理内脏。它的遗存，令人再度想起罗马竞技场的狂欢格局。它唯一缺乏的是大数量的观众。但它在屠杀上的准确和精密，却令佛拉维剧场望尘莫及。
圆形建筑的这种杀戮功能，就是它美学魅力的诡异之处。在圆的深部，还隐藏着某种残酷与狂欢并存的语义。这圆的复杂品质，就是“巨蛋”被接纳的内在原因。蛋形（穹顶）、水晶质地和发光体的特点，所有那些浮在表层的美妙景象，企图劝说我们忽略它的内在语义，而这是所有圆的原理中最尖锐的一项。在神性、民主性、狂欢性和杀戮性四个方面，圆形比矩形都走得更远。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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