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冬，复旦大学诗社举办十周年社庆，邀请朱大可前往该校演讲，地点为里根曾经演讲过的阶梯教室，言语指涉艾青、臧克家、贺敬之等“左王”诗人，不料被复旦党委全程录音，并上告国家教委。时任主任的李铁映做出批示，声色俱厉地要求严查，必要时应开除出教室队伍云云。该指示下达到上海市委，分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陈至立做了进一步批示，语气稍缓，但坚定打击的意志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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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批文下达上海市教委，再下达到朱大可的任职单位——上海师范大学。该校当即组织七人专案组，由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翻译家郑克鲁担任组长，对朱当时刚刚问世的著作《燃烧的迷津》展开政治审查，基本判断是一本反动书籍，但尚未来得及作出定论就逢寒假，审查工作暂停。第二年新学期开学，适逢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当局启动第二次改革开放，这项针对朱大可的“严打工程”尚未来得及重启，便无疾而终，从此再无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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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为该书书名题字的是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著名古典学者王元化，写序的是著名诗评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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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戏剧性的是，收录《燃烧的迷津》一书中的诗论“燃烧的迷津”（发表于1986年第1期的《当代文艺思潮》），曾被中国文联研究室主任郑伯农以内参方式告入朝廷，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乔石做了批示，并转批到上海市委，据说书记芮杏文也做了批示，但时逢1986年，正是文化解冻的高潮时期，结果不了了之。但此事惊动前任上海市委书记汪道涵，他亲自跑到学林出版社门市部去买了一本，说是要去“学习学习”。电影演员潘虹也托人上朱家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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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荒诞剧特性的是，《燃烧的迷津》1991年冬春天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举行个人签售时，陈至立刚好前去视察，结果笑着拿走了一本签名书，还没给钱，起因是陈为莆田人，1970-1980期间任职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助研，而朱的舅舅李承恩在也任职硅酸盐所，跟陈在同一研究室，还同为助研，又是同乡，两人关系甚好。当时朱尚属年幼，时常去他舅舅单位玩耍，夜里经常睡在实验室，因而跟陈多有接触。签售之际，他们彼此提及此事，如同忘年的“同乡”和“故知”在“叙旧”。朱大可笑道，不知陈数月之后转批李铁映批示时，是否还能忆起那书那人。（摘自王立清《峥嵘岁月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