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似乎是个有趣的日子，它指涉谭嗣同出生（1865）、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并成立北洋政府（1912）、黄浦江松江段水域漂出大量死猪（2013）；而另一方面，就在这天，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发明世上第一台电话（1876），武侠小说家金庸诞生于浙江海宁（1924）。任何人都能为这些彼此无关的事件，建立起寓意丰富的关系导图。
病毒“吹哨人“李文亮
就在2020年的3月10日，某杂志的公众号推出封面故事，并不合时宜地刊登了某医院主任的专访，该杂志在北京书报亭短时间畅销后即遭下架，而后在互联网空间触发了一场巨大的网络回声，气声势之浩大，可谓前所未有。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经历两个多月苦痛的中国民众的符号狂欢。
经过简单的手机和统计后发现，从原文中衍生出文字类、语言类、符码类、语音类、漫画类和电影类等六种变体，并可以分为以下八种类型：
1.原发杂志的汉字原文及其接力公号（全文复活版）、文字转图片版；
2.各种汉语表达形态：文言版、拼音版、吴侬软语版、四川话版、粤语注音版、国际音标版；
3.各种汉字字体和版式：正（繁）体字版、甲骨文版、金文版、小篆版、草书版、线装古籍版、侧转竖排版、毛体字版、徐冰天书版、倒文镜像版、错别字版；
对“发哨人“艾芬的专访，尤其是对专访的删除，引发了轩然大波
4.边缘民族文字：苗文版、满文版、藏文版；
5.古今外国语版：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意大利文版、日文版、泰文版、越南文版、尼泊尔文版、鞑靼文版、古希伯来文版、梵文版、希腊文版、僧伽罗文版、波斯文版、爱沙尼亚文版、亚美尼亚文版；其中还包括只能进行标题书写的象征性字符——彝文版、苏美尔楔形字版、腓尼基文版；
6.特殊符号：图像文字混合版（emoji版）、“网络安全”版、简谱版、盲文版、手语版、电脑版、彩虹版、摩尔斯码版、明码电报版、扫描版、颜文版、火星文版、精灵语+克林贡语版、16进制编码版、Base64编码版、条形码版、二维码版、DNA序列版、区块链版、无字天书版；
部分对原文本的“异文”复制
7.视觉图像：传统漫画版；来自电影影像的灵感：星际影视版、黑客帝国版、戏仿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厂标（404）版；
8.普通话语音、粤语语音、吴语语音、鄂语语音；
毛体版具有极大的反讽意味
只用了三天时间，社交媒体上就冒出上百种技术性文本（此后数量还有所增加），洋溢着戏仿和戏谑的浓郁色彩，其复制增殖的数量和变异的速度，都已超过疯狂的新冠病毒本身。有人估计，它们至少获得了40亿个点击。
这场符号运动，几乎穷尽了有史以来各种意义表达工具。它们原先被用于一些特定的场所，却被网罗进“吹哨人”的容器，迸发出巨大的叙事能量。它们超出单一文本的初始意义，而聚集为具有编年史特征的文献大展。
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从一场对话到全民狂欢的转变，是极其不寻常的事件。你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从紧张疫情中解放出来的压力释放，或是从围城的禁锢状态中喊出的自由渴望，是催眠者和梦醒者之间的对峙，是发生于暗夜的一场语符焰火晚会，是猫王与老鼠的戏谑性游戏，是群众体育大会上的拔河或接力赛，是赛博空间里喧闹的杂耍游戏，是人类经验史上所有传播玩具的总动员，是一场关于真相、记忆和言说权利的探查，抑或是寻求价值盟友的集体象征仪式。关于它的隐喻式描述，可以按这种方式无穷尽地持续下去。
古籍版跟其他现代符号版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多年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在零度创造的低迷状态，老年文化忙于养生，中年文化关注复古，青年文化则热衷于模仿日韩。只有少数青年人在维系一种貌似无用的知识储备，他们是古代史、考古学和科幻小说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者，以专业或“民科”方式从事社交媒体写作，完全被消费主义逻辑所征服，最终成为这些领域的数码发言人。那些陈旧的知识，经过修辞性翻新和跳跃式重排，改善了中国互联网的内容贫血。
博物型的民科叙事看起来是天真的，但在具科普或文普的领域，这种来自“知道分子”（王朔语）的声音恰恰是富有魅力的，它实现了充满瑕疵、极不完美的启蒙。不仅如此，在这次文本复制的接力赛中，“知道分子”表现出令人惊羡的能力——他们把简单的发帖/删帖冲突，转变成一次语言文字传播工具的博览，向世人展示出从语音、文字到字符的媒介简史，具有可视、交互、集体、民间、杂耍和狂欢的多重属性。恐怕没有任何一部现有教科书能够扮演这种角色。它扇了“文化无用论”一记响彻云霄的耳光。
从开罗、大马士革、慕尼黑、莫斯科、加拉加斯到武汉，我们看到了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普遍意义，更发现了躲藏在语词（字符）深处的权力和权利（power & riter）。从每个字符里迸发出来的能量，构成了强大的文本机器。正如本雅明所说，群众是一种矩阵，所有互联网广场的行为都从这个矩阵出发，实现由数量向质量的突变。不断汇入的参与者，改变了事件的终极表达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字符编织的文本，修改了本星球的地理面貌。
全球最著名的科学知道分子霍金说：“我倾听，我看见，我言说。”这是一个患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天才的理想。在被剥夺语词表达能力之后，他只能借助于脑电波图样的翻译与传播。他从轮椅上瞄准，向宇宙射出了人类语词的导弹。是的，要是这个人还健在，他一定会携带脑波图样翻译器，加入中国人的数码狂欢游戏。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变量，是文本复制链条的形成机制。我们经历了中世纪的手工复制、近代资本主义的机械复制，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数码复制。但在这场新近的复制运动中，人们采用了至少三种模式：A.复制内容+符码更替；B.复制内容与符码；C.尽可能多地采集A和B，把它们做成综述性文本。
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在于，“数码复制之父”拉里·泰斯勒（Larry Tesler），于2月17日辞世，距离3月10日仅有22天。尽管他实际上并未发明剪切，复制和粘贴的基本功能，但他为此提出了命名和定义，并找到了击键组合（Ctrl-X，Ctrl-C，Ctrl-V）的方式，为此他很乐意把自己描述成“无模式编辑和剪切，复制，粘贴的主要发明者”。这无疑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因为只要有真实或虚拟键盘，泰斯勒的贡献就能长存。微软公司此后戏剧性地实现了他的梦想。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国人成了这项发明的最大用户。
拉里·泰斯勒发明了复制和粘贴
复制原本只是一项简单的技术，甚至因没有原创含量而长期遭到鄙视，但现在却成了其自身的反义词，升格为介于简单复制和创造之间的“翻新复制”模式：为了捍卫原始所指，尽其可能地翻新能指，但这能指并非原创，而是挪用和租借。我不知道是否已经说清了事物的本质。无论如何，这个事件迫使我们重返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并重新打量本雅明所热烈推崇的“灵韵”（Aura）。中国人反转世界性原理，把复制变成了创造。
对明清两朝以来民间流行的“旧物翻新”工艺——“弹棉花”，人们至今都记忆犹新。那些用旧的板结的棉胎，经过一张大弓的弹拨和梳理，可以焕然一新。数字时代的“弹棉花技术”，因病毒式的传播模式，具有更显著的加速和放大效应。而那些躲藏在复制文本缝隙里的“灵韵”，就此得到萌发和生长的契机。中国人是擅长翻新“思想棉胎”的高手。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就从印度吠陀教里汲取教义，创立道家哲学，又从古希伯来教中汲取养分，创立墨家哲学，还从波斯祆教和吠陀教中获取元素，形成邹氏阴阳五行学说。而在魏晋南北朝，中国人再度巧妙改造了上座部佛教，把它变成充满道家和本土民间色彩的汉传佛教。这段古代文化史试图启示人们，在被投入中国器皿之后，那些原初思想的属性，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化学改变。
“3.10叙事”是一个紧张而热烈的自我救赎故事。在围城年代，除了防疫和保命，人事实上无所事事，陷入了典型的囚徒困境。在密集死亡的另一边，那些被压抑的健康个体，孜孜不倦地寻求新的生活实践模式，其中也包括烹饪术、性爱和电子书阅读。死亡激发了人对生命的无限眷爱。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互联网微观传播，都是对被冻结的自我的释放，同时也是对朋友圈的一次笛卡尔式的告知——“我在故我传”。
原载“文化先锋”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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