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摄于1947年
1958年的某个冬日，一辆三轮车拐进了原法租界太原路25弄，从车上下来了三个男女——我爸、我妈和我本人。父亲身穿黑色中山装，上衣袋插着博士牌钢笔，表情严肃，俨然是革命干部，而他的真实身份，只是一名郊区中学的历史老师；母亲是女中的音乐老师，她身穿府绸旗袍，表情喜悦，怀抱一个白胖呆傻的男孩。
这是一次零家具的简易搬家。他们住进了10号的二楼，成为它长达18年的居民。而不到两岁的我，从此开始了跟这老洋房的缠爱。
太原路25弄、45弄、63弄、83弄，形成四条逐渐缩短的平行线，加上东端的一个环形汽车间
群，组成了远近闻名的“外国弄堂”（90年代改称“太原小区”）。这是典型的西班牙式住宅，由一大堆异乡风格的零件组成：布满藤蔓的墙垣、带檐的狭小窗户，通往大门的四级台阶、光线昏暗的走廊与内室、咯吱作响的水曲柳地板、厨房里铁锈斑斑的锅炉、布满油腻的铸铁煤气灶，如此等等。天花板的白色涂层跌落之后，露出斑块状的噩绿色底漆，组成各种图案，犹如某种难以索解的谜语。躺在床上时做白日梦时，这些色块就是视觉索引，越过低矮的天花板，把梦想送向天空的深处。
母亲在燕京大学就读时的演出节目单，她在乐队里的角色是女高音。
花园里有棵无名的大树，枝叶茂盛，犹如巨大的伞盖。还有一株腊梅，总在冬日里绽放出芬芳的小黄花。两棵高高的棕榈，离后窗只有三米之遥，成为晾衣杆的天然支架。这小园子虽属于邻居，但我却被允许在那里自由玩耍，种花，种玉米，种小树，种各种幼稚的幻想。我还用开水浇蚂蚁洞，捉蝉和蟋蟀，从长满青苔的泥土里，挖掘当年法国人留下的财宝，要把它献给贫穷而伟大的祖国，可惜每一次都空手而归。
我家的房子，主房朝南，20平米，次房朝北，16平米，两室间夹有一个壁橱。朝北的一间原先是保姆房，还带一个小卫生间，里面有一个老式抽水马桶。三口人拥有36平米的房子，在毛时代的上海，这就是一种奢侈的财富。但母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必须每月缴纳房租24元，而这笔费用，当时至少可以养活一家三口。
这场微观货币交易的结果，是全家保持了有尊严的居住，而跟整个上海的居住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我的小学同学，住得好的，住在独立或联排洋房里，拥有150平米以上的住宅和300平米以上的花园，而住得差的，则3代5口挤在6平米的斗室——父母睡床，老奶奶和大孙子睡桌下，而小孙子则睡在桌上，此外更无冗余的空间，它的人均居住面积，比严酷的监狱更加逼仄。
我所居住的“外国弄堂”
史无前例的住房战争在上海爆发。这是50-60年代以来人口剧增的必然结果。新建的极少量“工人新村”，根本无法容纳这些大规模繁殖的新人。72家房客的闹剧，每天都在紧张上演，为争夺狭小的空间，到处是污言秽语的弄堂舌战。那些狂乱对骂的脏话，跟臭气熏天的路边小便池一起，汇成了“社会主义街道”的奇异风景。
文革爆发时，资本家被扫地出门，留出了大量空房。各种红卫兵组织进进出出，牌子挂了又摘，摘了又挂，犹如走马灯一般。那些身穿军装，臂戴袖章的哥哥姐姐们，容貌英俊，气宇轩昂，他们是这些洋房的占领者，也是它们的匆匆过客。我家对面的房子二楼，最初属于一位犹太老太太，文革爆发时，她悄然逃离了动乱的现场。有一回，我结识了一位16岁的红卫兵阿董，比我只大6岁，我们在他的指挥部门口聊天吹牛，谈得无比投机。他还满口答应送我毛主席像章，谁知两天后再去找他，整个司令部竟然不翼而飞。我为此伤心了整整一个礼拜。曾经挤满年轻“战士”的房子，重新回到空空荡荡的状态。文革后期，那间40平米的大房间被分割成四间，由四户工人造反派成员享用。革命有力地改造着原有的居住模式，让所有空间都变成了幸福的鸡笼。
我10十岁时在键盘上摆拍
对于上海的中层市民而言，被放逐到汽车间、农场和乡村，就是一次最严厉的审判。他们失去房子和户口，在苦难的黑夜里挣扎和哭泣。我家侥幸逃过了这种恐怖的劫难。除了自己焚毁部分“反动书籍”外，房子和财产被保全下来，直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
唯一一次迫近的危机，是家里突然来了一群市二女中的女红卫兵。鉴于有人检举我家是住洋房的资产阶级，而且还有一架钢琴，红卫兵集体出动，20多人挤满整个屋子，场面有点惊心动魄。母亲花容失色地解释说，这是一架旧琴，是备课用的教学用具。表情严肃的女生们四下查看，沙发和座椅的布罩都已洗得褪色，其上还有许多笨拙的补丁。这些“艰苦朴素”的细节打动了“红卫兵小将”，她们竟掉头而去，令我们成为革命的漏网之鱼。
女红卫兵和年幼的我，其实都不懂琴的传奇来历。它的牌子叫做贝希斯坦（Bechstein），创制于1853年的柏林，以雷诺击弦器、巴伐利亚杉木音板和多层枫木弦轴板制成，音色富于变化，具有罕见的歌唱性，被称为“全球最好的立式钢琴”。德国原装货的价格，今天约在25-30万元左右。我家的这件古典宝贝，转让自我家的亲戚、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跟当今流行的斜弦式不同，它的直弦钢丝结构，是19世纪晚期的技术标志，今天的价格应在150-180万元左右。
父亲1975年病逝之后，母亲终日流泪，难以在这睹物思情的场景中继续生活，于是只能以“换房”的方式搬家。我草拟并复写了大量换房告示，贴在各处电线杆、布告栏和围墙上，好像在张贴包藏密码的反动标语。经过近两年的折腾，终于在陕西南路绍兴路口，找到一处钟意的房子。双方办了换房手续。我请来几位身强力壮的同学，把家就这么给搬了。而在那些寒伧的家当里，最沉重的是那架宝贝钢琴，它遗世独立，散发出深棕色的温润光泽。
陕西南路548弄3号，一幢独立的3层洋房，殖民地新古典主义风格，拥有罗马式的外立柱和旋转式楼梯。新家位于2楼东侧，主体为一个大间，约22平米，加上8 平米的朝南室内阳台，一个储藏室改的5平米饭厅，一个4平米卫生间，总共39平方米，房租25元，比原先的还贵了1块钱。跟那些同学相比，我的住所就是天堂。但母亲必须继续为此支付高昂的租金。她的退休金仅有70元，在付掉25元之后，只剩下45元。1979年到1983年我念大学期间，我们母子就靠这点微薄的薪金，共同度过了满含希望的岁月。2012年，这房子的居住权售价为每平米8万元，这意味着它已升值到320万元左右。这是蓄积着流光岁月的建筑容器，它收纳了最微妙的都市文化记忆。
就在这第二家园，我不仅度过了大学生涯，更在此后10年期间，于那间5平米的小饭厅兼过道里，接待过无数来访的客人，跟他们一起喝茶、聊天或吃饭。其中不仅有诗人、画家、音乐家、记者和学者，还有来自“出版街”绍兴路上的众多编辑。这些访客里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
在1995年初的一场浩劫之中，母亲的房子、钢琴和孙子，所有跟记忆相关的重要家庭元素，变得荡然无存。母亲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忧郁症，终日失眠；她还会独自在纸上不停地书写“还我孙子”、“还我房子”和“还我钢琴”之类的字词，而我无言以对。
2001年从澳洲回国时，中国新住宅运动已经启动，悲催的上海人，开始向蜗居时代告别。我住在郊区的一间肮脏阴暗的小工房里，成群的蚊子包围着我们，母亲被叮咬得掩面痛哭。我只能向朋友借钱支付头款，再加上银行按揭，买下了附近新楼第22层的100平米公寓，心想那蚊子再厉害，总不至于飞到60米以上的高空吧。我又买了一架二手的韩国合资琴，算是给母亲一个替代式的安慰。琴被搬进屋子时，她脸上露出了珍稀的笑容。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身患脑梗、刚从医院回来的母亲，无力地坐在钢琴上，打开乐谱，翻到舒曼的《回忆》这页，但曲子尚未开始，她的头便耷拉于键盘上，一劳永逸地走了，仿佛在静静地睡去。她生前没有收回失屋，也未能跟自己的老琴重逢。追悼会后，我坐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它的温热透过匣体，传递到大腿和双膝，说出了哀怨的终曲，而后逐渐变凉。我万念俱灰地长坐着，泪流满面。这是一种永久的诀别，于我，是失去了身边最后一位亲人，而于母亲，则是她对老屋、钢琴和孙子的最后一场思念。她跟自己的记忆一起，化作了卑微的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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