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领域的“上海制造”，是城市景观织体的一个远东样本，汇集其中包括各种“非主流建筑美学”的奇观式建筑，如城市地标（东方明珠塔）、城市传奇（延安路立交桥龙柱）、城市梦想（证大喜马拉雅中心）、城市文脉（城隍庙、大世界、上海一九叁三）、城市违章建筑（鸽舍）和贫民窟（虹镇老街）等各类货色。它是一个杂耍式拼贴的结果，向我们展示出“魔都”景观的奇异特性。
延安路立交桥“龙柱“
导致都市景观奇异化的原因是多样的，它不仅源于权力意志炫耀政绩的意志，而且也缘于权力与资本及宗教结盟、针对空间逼仄的扩张策略、多重场所叠加而引发的空间畸变等等。“奇异”是反常发育引发的效应，它并非城市管理的直接后果，更与城市浪漫主义无关。但它竟然改造了平庸的规划和设计理性，令城市散发出一种畸形、病态和自我分裂的气味。
法国文化批评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其代表作《景观社会》中宣称，世界完成了从“商品的堆积”到“景观的庞大堆聚”的转变，而景观已成为“媒介时代”的本质。哪里有独立的表象，景观就会在哪里重构自己的法则。德波进而指出，明星、休闲旅游和市化，成为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景观。在我看来，上海所提供的全部例证，戏剧性地回应了这些跨时代论断。
耗资27亿建造的平安金融大厦，一个罗马万神庙和现代矩形大厦的混合物，被一大堆的罗马柱所环绕，在其顶部安置一个体量过小的瓜皮帽式穹顶，是神学景观和资本景观的一次低劣拼贴，成为上海式媚俗的典范之作，引领着新式住宅小区的罗马柱狂潮。
这种古怪的拼贴，正是上海建筑景观的一个基本特征。位于延安高架与南北高架交接处的“龙柱”，是钢筋混凝土立柱和龙纹浮雕的古怪拼贴（背后隐藏着神秘诡异的“龙穴”传言），常德路的“山景房”，用大型假山实体覆盖在公寓楼的侧面，形成恶俗的虚构性拼贴；而土黄色的古庙静安寺，则跟旁侧的巨幅身体广告牌，形成了更具反讽性的拼贴。正是这种畸形的视觉组合，制造了类似“迪斯尼乐园”的卡通效应，令西方游客感到不可思议。
但有一种拼贴似乎是我们能够容忍并予以期待的，它属于时间而非空间。延安路和西藏南路交界处的“大世界”，一个旧历史和新时代的拼贴，至今依然矗立在迅速变化的都市中心，因权力归属问题而被长期悬置，找不到重启的契机，却成为一个殖民地时期的建筑神话，与娱乐、流氓、戏子和妓女的传奇相混合，犹如一张立体的月份牌绘画，镶嵌于都市的深处，向我们提示关于殖民地的历史记忆。这座上海昔日最大的室内游乐场，以游艺、杂耍和南北戏剧、曲艺为特色，是最具代表性的娱乐建筑，并最终成为上海景观的一个隐秘象征——原有的娱乐功能投射到整座城市，令其到处都弥散着戏谑化、稚拙化和丑角化的文化气味。
另一个相似的例证，是位于虹口区沙泾路上的“上海一九叁三”。这座造型诡异的建筑，曾经是远东最大的屠宰场，“神秘幽深的光线”照亮了“错综复杂的走道”，在被钢和玻璃进行现代性改造之后，它保留了残留在墙体上的各种岁月印痕，犹如那些牲畜亡灵的呵气。但华丽的表皮装饰，却难以掩饰其哥特式的阴郁风格。这是一种恒久的气息，深刻地渗进了建筑物的骨架。而就在不远处，一座砖混结构的鸽舍，出现于老房子的顶部。屋主为每只鸽子搭建了专门的场所。但鸽舍所在的场地属于政府拆迁范围，估计该房彻底消失的日子不会太远。这是鸽舍、养鸽者和鸽子的共同命运。但它跟其他“违章搭建”的民居一起，成了都市景观中最卑贱、丑陋而富有生气的部分。
1933老场坊
但正是那些在逼仄空间里营造出来的怪屋，宣叙出这座城市的居住本质。尽管城市的容量在急剧扩张，但市中心的空间张力，却仍在持续地强化之中。它逼迫怪屋生长，犹如怒放在行政官员梦境里的“恶之花”。而对这些异化的建筑体的谈论，与其说是一场充满戏谑性的导游，不如说是一些事先张扬的悼词，宣告着它们在未来的死亡，进而以话语的形态，预藏起这些古怪的都市遗产。
上海之所以被网民叫做“魔都”，完全基于它的城市景观特色。上海建筑具有中国任何城市都缺乏的魔幻性。只要你站在一个合适的地点加以观察，就不难发现，在阳光和雾霾的共同笼罩下，以黄浦江为中轴线，大多数建筑的外立面造型，都露出诡异神秘的哥特式面容。浦东完全继承了浦西的这种气质，它扩展了魔都的领地，将其径直推向大陆与海洋的分界线。陆家嘴的四大超高建筑（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俨然成为魔幻舞台的轴心，耸立于蜿蜒的江岸之上，控制着整个城市的高速运转。而这“魔都”的魔幻风格，就是上海的魅力所在。它生气勃勃，光怪陆离，充满宏大、异端、解构和梦魇的气息。它发出女妖塞壬般的歌声，不倦地引诱后现代游客的脆弱灵魂。
本文是李翔宁主编《上海制造》一书的序言，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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