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海世博会揭幕的前夜，一位名叫陆士谔的上海名医，突然被人从历史故纸堆里召回，因为在其布满灰尘的寓言小说《新中国》（1910年）里，找出了关于上海浦东曾在1939年举办“内国博览会”的预言。无独有偶，梁启超在寓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里也宣称，上海将在2062年举办“大展览会”，并形成万国来朝的盛况。
虽然两者所谈论的都不是世界性展览，而只是一场本国的嘉年华狂欢，但经官方媒体的渲染，它们却成为一种先知式的神谕（ 《新中国的盛世预言》辑录之陆士锷《新中国 》和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长安出版社2010年版）。“陆士谔百年前精准预言上海2010办世博会”（参见2008年12月12日上海《新民晚报》），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加上原著中“万国来朝”的景象，意味着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而这正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梦想，它要以上海世博为题材，验证一个“盛世”的热烈降临。
据说非常“亲民”的上海世博中国馆，现在被改造成了“中华艺术宫”，也即上海美术馆
为了推动这场盛世叙事，世博中国馆，一个被命名为“东方之冠”的官帽式建筑，在涂抹过“故宫红”之后，被放置于黄浦江东岸，据说它不仅具有“亲民性”（该词首见与世博局向各地媒体派发的新闻通稿，此后被媒体和网站所大量转载），还拥有“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4 该说法来源同上，亦见诸于大量媒体。]4之类的广阔含义，由此跟新威权主义建筑（东外滩）遥相呼应，成为民族国家的宏大象征，被官方媒体所热烈颂扬。
中国馆的伪卯榫结构，据说也成了它饱受赞誉的原因
上海是一座典型的庙会型城市，多年以来，基于文化创造力的大幅萎缩，它只能依赖各种集市活动来装饰文化门面，而这最终演化成了一种蛊惑人心的策略。就电影电视节而言，上海电影集团除了出售拍摄许可证、拆毁历史遗产建筑和倒腾房地产以外，几乎无所作为；艺术节和双年展，从未推出过任何属于本城的大牌艺术家或全新的艺术流派；国际音乐奖被舞弊的丑闻所包围；作协则日益散发出养老院的慈善气息。但这种集市模式却足以构筑文化艺术的狂欢，令本城拥有文化繁荣的幻象。而一旦集市谢幕，筵散人去，本城文化的空无景象，会变得更加触目惊心。
上海世博延续了本城的这种集市特征，并且把它引向一个激动人心的阶段。世博会的临时美学，跟上海的庙会主义发生了戏剧性的对接。它要把庙会城市所拥有的诸多特性——节庆性、临时性、短暂性和零度原创特性，推进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世博的所有建筑都遵循了它的临时性原则，唯一例外的是中国馆，这个被命名为“东方之冠”的“永久性”钢结构建筑，采用斗拱多重叠加的夸张形态，并以“中国红”作为外观基色。这两种传统视觉元素具有悠远的历史，加上钢结构的工艺，足以表达文化永恒的信念，它坐落在黄浦江岸，跟旧殖民地（老外滩）和新威权主义建筑（东外滩）遥相呼应，有望成为民族国家的全新象征。
这座造型粗暴的建筑，没有任何亲民性可言，相反，它只是国家威权的巨大象征。首先，跟其他国家馆相比，中国馆体量过大，完全超出了以人体为尺度的人本主义原则。它采用斗拱多重叠加的夸张形态，顶层四边长度为140米，而屋顶宽度是底座宽度的2倍，这种向外逐层推出的帽式结构，具有针对个体（参观者）的逼仄感、压迫感和危机感，对行走其下的游客形成视觉威胁。
超大屋顶给游客带来了强悍的心理压力
中国馆建筑整体高度是69米，比园区所有展馆的20米“天际线”还高出2倍以上，这是利用主办国地位所获取的高度特权，它以一个被仰望的视角，塑造着权力的至高无上性；宽72米的阔大台阶有76级之多，这意味着参观者需向上抬腿运动76次，才能费劲地登入“中国之门”，这种营造膜拜空间的技法，强化了参观者的渺小与臣服。所有这些夸张的造型、色彩、体量和高度，足以弘扬威权者的意志，却跟平等、公正、民主和博爱的语义无关。而上海世博局居然宣称其具有“亲民性”，由此制造出一个尖锐的语词矛盾。
如果这就是国家威权的象征，那么它已经违反了人性的原则，也即违反了公共空间的平等法则。它犹如庞大的华盖，把一种压迫性意志，强加给了所有到访的公民（游客）。在我看来，这无非就是一顶被染红的官帽，陈放在天坛式的祭台上，供全世界民众朝拜，仿佛在高声叫喊：瞧啊，这就是本朝的核心价值！
耐人寻味的要点还在于，正如金字塔拥有无可争议的永恒性，倒金字塔结构恰恰是永恒和不朽的反面。这是个建筑美学的基本常识。四根立柱支撑的庞大冠盖，强化了这种危局印象，似乎在刻意扮演“时间的敌人”的角色。当它成本城地标时，势必成为一种不祥之兆，矗立于黄浦江边，犹如埃及金字塔的远东倒影，以反平衡的姿态，向全世界说出短暂、速朽和易于倾覆的语义。中国馆结构甚至能够令人联想起古老的沙漏钟，它被四柱支起的下部，刚好是沙砾的出口，昭告着时间的飞逝和不可捉摸。中国馆的意外收获，就在于它以倒金字塔和沙漏的形态，旗帜鲜明地表述了本城庙会美学的“优良传统”。
红色沙漏，意味着时间的流逝和速朽
这种古怪的语义错位，跟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击缶而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以速朽的语义描述国家造型，而后者则以丧器演奏全球庆典。另一个相似点在于，两者都犯了同样的“名实不符”的错误：奥运缶其实是一种冰鉴，而木构斗拱也只是一个被钢结构偷换了的空洞的视觉符号，完全丧失了传统木质文明的本性；与此同时，基于它的官帽特征，所谓“亲民性”也随之转变为“拒民性”。这是建筑语义被三重偷换的罕见实例，足以为文化研究提供生动的范本。
被滥用的红色元素，正在成为流行于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恶俗。所谓“故宫红”、“中国红”、“华夏红”或“中华红”，是一组语焉不详的模糊概念，它甚至拒绝区分不同红色的光波长度及振幅，抑或它们的色相、明度和纯度，以及这组颜色在奥斯特华色标或门塞尔色标中的确切位置。它不过是一堆可以任意调配的文学色调，被政客、商人和投机艺术家所利用，成为遍及中国的视觉灾难。
故宫在维修中被油漆成了红色
红色从来就不是华夏民族的专利，除非我们以“中国红”的名义申请到“世界文化遗产”。红色崇拜曾经广泛存在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古罗马、印加帝国和南太平洋岛屿，今天仍然是美洲原住民的核心美学价值。而作为上古日神和生殖崇拜的残余标记，它也曾在中国民间流传，并于20 世纪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符码。在消费主义时代，它又以时尚的形态出现，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口红，被涂抹在那些没有灵魂的事物的表面，装点着灰色单调的城市面容。
红色被应用于民间吉祥符，自然会散溢出轻松喜庆的气息，但被涂抹于世博中国馆之后，却引发了迥然不同的效应——作为权力的注解，红色强化了建筑立面自身的征服、逼迫和警告的语义。正如北京宫式红墙还在炫耀旧帝国的权力意志那样，“中国红”被涂抹在权力的王冠上，散发出炽热的铁血气息。这固然可以成为国家威权的强大宣叙，但却跟世博会的和平主旨相悖，也跟本城官方宣称的“开放、柔性、亲民”的口号毫无干系。中国馆唯一变得柔和的时刻是夜晚。灯光修正了它过于严厉的面貌。
中国馆外形如同一顶倒置的清朝官帽
在弄清楚中国馆的建筑语义之后，“斗拱”究竟托住了什么？就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建筑的传统内核遭到丢弃之后，古典文明的灵魂已经死灭，剩下的只是空洞的躯壳，取而代之的则是权力崇拜和官帽美学。这些事物被设计师的“斗拱”托起，送上本城的祭坛，嚣张地统治我们的世界。好在它们的属性是短暂的。它们正在从倒金字塔结构里流逝，犹如下泻的沙砾，并且必将成为速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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