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旅美女作家周励女士关于胡适先生和夏志清教授的回忆，对徐复观与李济在胡适之死的悲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张爱玲乖戾薄凉性格的细节，颇感震惊。这些个人叙述，于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都有补偏救弊的重要意义。
以我的陋见，张爱玲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在第一时期，她接受港大熏陶之后，于1943-1944两年，在上海出版小说《沉香屑》等女性文学作品，就此名扬文坛。在第二时期，她在上海推出红色主题小说《十八春》和《小艾》，那是她黑色旗袍上唯一的两朵红花。在第三时期，她1952年再赴香港，创作英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并受到胡适的夸赞。在第四时期，为了对付生活所需，应宋淇之邀，她投入了电影剧本创作，如《人财两失》和《南北一家亲》之类，但那些脚本对她的文学书写毫无裨益。
到了第五时期，张爱玲三临香港后重返美国（1962），能量和才华都在迅速褪色。她的英文投稿被多次退回，《红楼梦魇》作为唯一的学术专著，写得枯燥乏味，毫无才情，成为其江郎才尽的明证。除了自传体《小团圆》尚有寡淡的早期余韵[ 参见唐娒嘉《张爱玲“小团圆”未刊始末及其晚期写作危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期。]，其他作品都善乏可陈。这一时期竟长达33年，劫走了张爱玲75年生涯的一半。
今天我要谈论的，恰恰是张爱玲的第五时期。她跟夏志清之间的各种关联，主要发生于这个阶段。此时，夏志清作为文学批评家正在走向成熟，并发现张爱玲第一时期作品的卓越价值。
但这种认知却诞生在张爱玲的四、五时期之交，也就是她开始走向衰退的年头，远远晚于她的黄金岁月，由此产生了某种显著的时间性错位。不仅如此，过去时态的张爱玲作品，跟现在时态的张爱玲人格，两者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调。这种罕见的双重错位，给批评家和张粉们带来了严重的困扰。
但周励的《此情可待成追忆——与夏志清张爱玲有关的胡适等四君子之死》[ 原载微信公众号“留美学子”。]（以下简称《此情》）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止于张爱玲的才能衰退，因为这是每个作家都须面对的困境。例如，鲁迅在北京、广州和上海的三个不同时期，就曾出现文学原创力的强烈落差，因而仅此一点，并不足以引发世人的惊愕。
问题的焦点恰恰在于张爱玲的人格状态。周励的文章，从道德审判入手，批评她是极端自恋自私和薄情寡义的女人，敌视整个世界，敌视隐瞒中风事实的丈夫赖雅，尤其敌视倾力助己的友人，不仅对恩人夏志清毫无情义可言，而且直接导致恩师陈世骧的猝死。这方面的细节零乱而真切，几乎充斥着整个第五时期。
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张的第二次走红，盖缘于夏志清的英文著述《中国现代小说史》。后者逾越常规，盛赞《秧歌》乃“不朽之作”，《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而张爱玲因这样的文学成就，就当之无愧地成了“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这种毫无保留的溢美之词颇为罕见，却对张爱玲的“中兴”起了决定性作用。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张爱玲，从此梅开二度，以台湾为中心，重新散发出迷人的馨香。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张爱玲甚至成为中国小资青年的最高旗帜，飘扬于上海乃至整个内地的文学天空。
在《此情》里，周励回忆了她在20年前与夏志清夫妇关于张爱玲的对话。我们被告知，张爱玲在抵达美国之后，受到夏志清在事业上的父兄式照料。夏毕生仅见过张四到五次，却因赏识其卓越的才华，又顾惜其落魄的现状，将她力荐给赖氏女子学院翻译《海上花列传》，又推荐她成为佛罗里达大学当住校作家，还把她推荐给台湾皇冠出版公司，为她争取到稳定的版税收入，如此等等，可以说帮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
但一个反向的事实是，夏氏夫妇除了收到过张爱玲的一百多封“求助信”[ 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13。]以外，从未收到过她的任何礼物，包括签名书及照片合影，也没有收到过她的就餐邀请。她甚至拒绝向夏提供自己的电话号码，更很少拆看夏给自己的信件。耐人寻味的是，根据周励的回忆，夏生前对此竟毫无怨言，反衬出他的人格博大。
如果说张爱玲人格的势利凉薄，对于夏志清的伤害尚属有限，那么其恩师陈世骧因张而猝死，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显示这种“凉薄”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陈世骧身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方语文学系主任，因受到夏志清的鼓励，聘请张为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这是张爱玲在美国最“辉煌”的两年。
张在受聘之前，曾寄赠过稀缺的木函装《梦影缘》及线装《歇浦潮》，以及自己作品《北地胭脂》等，但在赴任后就换了一副面孔，不仅拒按学校作息制度准时上班，也很少跟陈沟通，陈夫妇屡次邀她到家作客，都遭张的拒绝，[ 陈少聪《我与张爱玲擦肩而过》，中国时报人间副刊，2005.7.13] 更对其同事如杨牧和娜拉夫妇倨傲寡情，以至于双方关系紧张；因其研究论文迟迟不能达标，张又跟陈世骧发生多次激烈冲突，最终导致陈于盛怒之下将张解聘。[ 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13] 一个月后，陈便因愤懑和抑郁而猝发心肌梗塞谢世。在周励的叙述中，张就是陈死亡的直接诱因。
周励还援引了另一个由张爱玲引发的猝死案例，主角是台湾诗人兼文学评论家唐文标。他是台海“张爱玲热”的另一重要推手。他拖着身患癌症的沉重病躯，耗费大量心力和资金，收集上海沦陷时期的零星图片、佚文、残稿、访谈、评价等，也即一些被张本人及公众遗忘的“历史碎屑”，然后以影印方式编成《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由时报出版公司推出，“客观上记录了张爱玲文章的特色，为深入了解张爱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纪忠璇、符爱萍《张爱玲小说的批评体系研究》，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2022.3]
周励认为，对于这种仅有学术价值而无市场价值的图书，张爱玲应该心存谢意，或以协商方式探讨版权问题，搭建正常的合作关系，而她竟把碎屑当做“沉香屑”，痛斥其侵犯版权，要求出版社立刻终止发行，而唐在搬运库存的四百册书回家时，因上楼梯时用力过度，引发鼻咽癌手术伤口破裂，次日凌晨在荣总医院不幸仙逝。[ 参见季季《唐文标的张爱玲》，转引自谢其章《“唉，唐文标，爱死了张爱玲！”》，澎湃新闻之上海书评，2018.2.7]
周励据此评价说，“与其说张爱玲是个孤傲清高的女人，还不如说她是个势利冷酷，圆滑机巧，‘有事有人’，无事无人（好友宋淇语）的‘心机女’。”这是一种措辞严厉的道德批评，而且由于夏志清对张爱玲来信的诸多注解，似乎已经成了难以辩驳的事实。
该文发表以后，引发了圈内人士的诸多反响。夏志清的弟子唐翼明说，周励“写张爱玲的凉薄、自私、势利，入骨三分，与我对张爱玲的推想一致。”而对于张爱玲的崇拜者而言，这种真相的揭示却是令人窒息的，它摧毁了文学社会反复营造的流行偶像。
道德祛魅，是针对大规模造魅运动的一种价值反转，它逼迫崇拜者以更理性的方式，去看待有人性弱点的社会名流。借助资讯时代的消息传播，人们已经发现了大量令人沮丧的事实。例如，在梅毒症的冗长名单里，赫然出现了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和舒曼的名字；在美术域则有梵高、高更和马奈；在文学域有福楼拜、莫泊桑和波特莱尔；在思想域有尼采和叔本华。[ 参见德博拉・海登《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 托尔斯泰虽跟性病无关，但他的忏悔/救赎主义外衣下，却是反摩西诫律的生活真相，而跟他的小说叙事迥然相异。[ 参见《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以及：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第五章：托尔斯泰:上帝的兄弟，新华出版社，2005] 对张爱玲的道德重估，应该就是这种文学祛魅的最新动向。
但在我看来，仅仅使用道德指标来评判作家的言行，是远远不够的，反而极易造成某种溢出性伤害，因而有必要添加另一种重要的解读工具，那就是临床精神分析。此类工具在文学批评领域很少运用，是因为存在着文学和精神病学的专业壁垒。而在张爱玲的个案上，这种工具的运用尤为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对那些基本事实做出更深入而准确的判断。
我要追问的是，在张爱玲道德失调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偏执型精神障碍（Paranoid Disorder）的因素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第五时期的张爱玲，始终坚信自己被跳蚤攻击，导致她浑身瘙痒，无法忍受。这种对虫子的妄想，正是偏执型精神障碍的典型症状。此外，我们还能通过大量书信和他人的口述回忆（包括张的好友宋淇和水晶），发现那些自恋（自卑）、孤僻、逃避、冷漠、猜疑、仇恨、受侮辱和迫害妄想等多种亚症候。
只要对照《默沙东诊疗手册》（Merck Manual of Diagnosis and Therapy）或《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 这两种手册的中英文版，都可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获得。] 提供的症状描述，人们就不难发现，她正是一名典型的精神病患者。该工具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张爱玲道德失调的病理根源。也就是说，那些被视为“有道德问题”的言行，可以（部分或全部地）追溯到她的精神病源。
根据张爱玲写给宋淇的信件可以获知，“恐虫事件”源于第五时期的1983年，当时公寓管理人通知住户配合出清橱柜，喷杀蟑螂，为此张被迫将物品移出室外。但在将物品重新放回屋内之后，她却意外发现了不速之客——跳蚤。[ 宋淇、邝美云《张爱玲往来书信集》，台湾皇冠文化，2020]
这是何其严重的入侵事件，自此，她以柔弱的肉身，拖着病入膏肓的灵魂，开始了漫长的逃亡历程。她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狂奔，反复变更居所，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起初她每天更换一家汽车旅馆，而后则是旅馆和租房的彼此交替，就这样长达数年之久。而在她身后狂追不舍的，是跳蚤、虱子、蚂蚁、甲虫和蟑螂的幻象大军。
张爱玲对人诉说的跳蚤，尽管肉眼无法看见，却可以被她清晰地描述。比如1985年3月在致宋淇夫妇的书信里，张爱玲就认定骚扰她的跳蚤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邻家猫狗传入的黑色跳蚤，第二类是搬家后随二手冰箱隔热层带来的浅棕色中南美品种。[ 同上。] 而医生诊断表明，所有这些“虫子叙事”都是幻觉，因为她患有“虫子妄想症”（Bug Delusion）或“过敏症”，后者是一种更为温和的诊断术语，用于削弱病人的抗拒情绪。
但这两种诊断都遭到张本人的否认。就像绝大多数精神病患者那样，她拒绝承认自己有病，而坚持将所有问题外推给跳蚤，令这种吸血性昆虫无端躺枪。这意味着她还患有比本源性精神病更为严重的继发性疾病——病感失认症（Anosognosia，一译“病觉缺失症”）。它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它产生了自我吞噬的怪圈，让疾病变得不可医治。
更耐人寻味的是，随着张爱玲的一路逃亡，跳蚤的身量居然逐渐变小，犹如细长的枯草屑，但直到1986年9月，这些跳蚤依旧还在纠缠不休，而且“每次快消灭了就缩小一次，终于小得几乎看不见，接近细菌”，[ 同上。] 因而完全无法被医生检出，更无法被他人看见。后者被称为“继发性妄想”（secondary delusion），是病人为解释其病态性经验──跳蚤骚扰的躯体妄想（somatic delusion）所产生的新一轮妄想。[ 参见吴佳璇《张爱玲的身心症与文学梦》，联合文学，2013.02.11] 她顽强地守望着自己营造的幻象，满怀恨意，夜以继日。
这种多重叠加的虫子迫害妄想，于1991年到1995年期间达到高潮。在这时期，心力交瘁的张爱玲暂停逃亡，选择在洛杉矶罗切斯特街10911号公寓206室定居。她在那里修改旧作《小团圆》，指望跟往昔岁月做一次小小的“团圆”。惊人的巧合在于，她猝死的1995年9月8日，恰好跟“中秋节”重合，以至于它像是一种刻意的设计：在这象征“团圆”的古老节日里，她不仅结束了跟胡兰成的“小团圆”，也实现了跟死神的“大团圆”。
根据我的现场观察，该陋室位于二楼长廊的尽头，距电梯口（坏人和跳蚤出没处）最远，却因紧挨消防楼梯，而距逃生通道和地面最近。显然，她选择了该建筑物中最为安全的方位。难以理喻的是，作为一个作家，她的屋里甚至没有一张用以安放文学和餐食的小桌。
毫无疑问，她很早就已为下一轮的轻装逃亡做好了准备。但在那间陋室里，她的爬虫妄想症再度发作。她死后身上一丝不挂，可能就是为了避开躲藏于衣物中的可恶跳蚤。但这次她放弃逃亡，转而以决绝的方式终止心跳，宣判自己跟虫子一起死亡。
年仅18岁的张爱玲，曾在散文《天才梦》[ 引自张爱玲《张看》，花城出版社，1997] 中写过一段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其实就是一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虫”的谶言。此语被张粉广泛引用，却无人揭示其中的深层语义。
这与其说在喻指自身的存在现状，不如说精准预言了虫子妄想症和作茧自缚的社交恐惧，还有对熟人圈的深刻敌意。在她眼里，夏志清和陈世骧，也许都只是“人形虫子”而已。最终，在生命之途的尽头，她卸下那袭“华美的袍”，告别虫子，裸身而退。这是张爱玲的悲哀，抑或也是那些赏识并帮助过她的友人们的悲哀。
所有这些病症，究其根源，应该都来自张爱玲的不幸童年。她的家族何其华丽光鲜，祖父为晚清名臣张佩纶，祖母为晚清重臣李鸿章之女，母亲是晚清南京提督之女，而家境却何其阴郁，充满不可思议的暗黑因素，令她陷入严重的失爱困境。这种黑白色调的强烈反差，勾勒出少女成长的悲剧调性。
首先是张严重缺乏来自母亲的爱抚和温暖。父母离异，母亲也在她三四岁时独自远走他乡，虽有短暂的复合，却又再度离去，直到她无法忍受父亲家暴出逃为止。但在她历经千险跟母亲“团圆”之后，却因后者的性情挑剔和管教严苛，依然无法得到长期渴望的关爱。[ 参见《童言无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某次她得了伤寒，因为妨碍母亲跟男友出门旅行，母亲竟说：“其实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 《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其次是严重缺乏父爱。张的父亲不仅吃喝嫖赌，而且是鸦片烟鬼，对儿女毫无怜惜之情，甚至施以暴力。一次跟继母发生冲突，张父不辨是非曲直，怒打女儿，还将其关进小黑屋达数月之久，她为此得了疟疾，差一点死掉，从中感到了“生如朝露，死如蝼蚁”的悲哀。[ 参见《小团圆》和《半生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
不仅如此，张爱玲还合乎逻辑地饱受继母的冷遇。后者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对继女非但毫无爱心，反而视若贱婢。对于这位继母大人，张始终怀有厌恶之心，并为自己曾经被迫“捡她剩下的衣服穿”而感到无比羞耻。[ 引自《童言无忌》]
上述三位长辈组成闭环的三角形囚室，向张爱玲提供了童年的幽暗生态。它看起来如此恶劣，令她既缺母爱，又乏父情，加上长期在冰冷的寄宿学校（这类学校通常是疏隔和冷漠的象征）就读，毫无家庭温暖可言。这种孤苦的境遇，足以摧毁张的心灵，导致她自幼敏感多疑、自卑兼自负，严重缺乏安全感，并倾向于自闭和过度防卫。从她的回忆录《童言无忌》和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我们可以反复听见一个忧郁少女的病态性抱怨。
在此后的生命上升岁月，这些童年创伤一度得以平复，仿佛时光已经抹除一切，令所有的阴霾烟消云散，却在异乡的“逆境”中意外复活，再度放肆地发作，反复扩张，最终酿成灵魂的重症。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声称：“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张爱玲毕生都试图借助写作来治愈不幸的童年，却以彻底失败告终——她非但没有治愈童年，反被童年拖进了万丈深渊。
才华衰退、道德失调和精神分裂，其中的每一种危机，对于张爱玲而言都是致命的。而最为不幸的是，这三种怪物竟然互相缠绕和叠加，形成极其强烈的聚变效应。以张爱玲的孤傲个性、以及形单影只的异乡处境而言，她根本无力抵抗这三重危机的联合围剿，而她唯一的反抗方式，就是永无穷尽的逃亡。
张爱玲的经历向人们昭示，她毕生都逃亡的路上。前期从上海逃往香港诸地，后期从洛杉矶逃往洛杉矶。这逃亡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层级——地理空间（物理性）和幻想空间（精神性）。就前者而言，她是巴金《家》里的男主角高觉新，通过出走而获得自由；但就后者而言，她更像是卡夫卡《地洞》里的鼹鼠，在黑暗地穴中打洞，营造复杂的迷宫结构，她要据此从三种隐匿、无名和强大的敌人那里逃开，却毫无胜算可言。
张爱玲的止步和谢世无疑是一种解脱，它迅速平息了灵与肉的全部苦痛。而对于这种决绝的断崖式解脱，我们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谨以这篇文章，向怜香惜玉的夏志清先生致敬！
【说明】笔者曾于香港“夏志清、宋淇、张爱玲研究学术讲座”（2024.11）上，以《晚年张爱玲的三重危机》为题，作了七分多钟的视频发言。现对原发言稿加以修改和大幅扩写，最终形成这一更为完善的分析文本。2025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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