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节前夕，河南民俗学家高有鹏发布《保卫春节宣言》，经新华社记者报道之后，在各界激起了热烈的反响。《保卫春节宣言》长达五千余字，言辞热切，声情并茂，从中浮现出文化卫道士的痛切表情。虽然春节和本土民俗的传统正在衰退，而传统春节语义的消失，也确乎是个值得严重关切的问题，但这场“保卫战”散发出的反常气味，却引发了我们的警觉。
晚辈给长辈拜年时的磕头民俗
“宣言”向人们发出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追问：年是什么？年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过年？ 我们会过年吗？我们有地方过年吗？我们到哪里过年？我们还会磕头作揖吗？这些追问乍一看颇具直指人心的力量，而作者一旦开始自我解答，便露出了形迹可疑的尾巴。
比如，关于如何过年的问题，民俗学家在文中谆谆告诫我们，“磕头和作揖是典型的非物质遗产，需要保护”，民俗学家还进一步解释说，“晚辈在春节向长辈磕头、朋友之间相互作揖是不为过的，都是虔诚的敬意”。但这个论调没有任何新意，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一百年前“缠足”和“辫子”捍卫论的翻版而已。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20世纪初叶，保皇党人已经演过了类似的喜剧。
毫无疑问，与磕头作揖相比，辫子和小脚才是最激动人心的“民族遗产”，在独创性、本土性和传承性方面，都更符合“民俗”的文化指标。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不仅要保卫磕头作揖、长袍马褂和缠足剃发，还要保卫与之相关的整个皇权和古代礼制，因为这才是所谓“民俗”的价值核心。
为了劝服世人重返那些被历史抛弃的陋俗恶习，民俗学家进一步宣称，“跪礼不是封建时代的产物，而是原始社会就存在的，如辽宁牛河梁神庙等遗址的人像。”民俗家这回好像连初级历史都未学好，因为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都懂得，所谓“原始社会”的跪礼，通常是奴隶为主人殉葬时所采用的卑微姿势。辽宁牛河梁神庙出土的跪像，出自红山文化晚期的女神庙，其中的跪像，被用于隆重的宗教祭拜仪式，跟日常生活毫无干系。著名民俗学家的引证，若不是缺乏常识，就是在蓄意搞乱人们的价值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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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蛊惑人心的“保卫”口号背后所隐藏的，无非是文化复辟的旧梦。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维系中国春节生命力的唯一途径，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要在家庭守护的母题上，发展出新的娱乐样式。而让世人在春节里穿着长袍马褂彼此磕头作揖，只能令可爱的“民俗”出丑，制造出张勋式的文化复辟闹剧。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如果这种“文化恋旧癖”只是民俗学家的个人趣味，倒也无伤大雅，反而令文化呈现为多元有机的生态，但若要把这种方式强加给全体民众，甚至动辄把它拉到国家政治的高危等级，那就已经超出了学问和兴趣的范畴，变性为一种可怕的文化专制。《宣言》企图维系的正是这样一种格局。它把保卫传统节日的事务，推举到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以致民俗的局部衰退，被夸大成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我读了桑德斯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插手文化发展的著作，多次同人谈到西方节日对东方文化精神体系的颠覆和销蚀。我想说，保卫春节就是保卫民族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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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家的用意，显然是要把春节乃至地域民俗的退化，栽赃给美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这与其说是民俗学的理性立场，不如说是受迫害妄想症引发的政治焦虑。如此这般的“保卫”，只能把对民俗的“热爱”，转变成可笑的国际政治仇恨。在我看来，民俗学家完全可以向政府和民众发出正面呼吁，而不必采用这种政治挑拨的话语策略。
一方面是对传统陋习的文化屈从，一方面是对西方文明的种族敌视，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显示了某种病态的双重文化人格，它渗透在民俗学家的《保卫春节宣言》里，犹如一面精密的镜子，映照出狭隘民族主义阵营的畸形面容。在保卫春节的各种喧嚣里，这是最危险的声音，因为它以民族正义的名义传扬，并受到护国心切的公众和媒体的欢呼。但究其本质，它充其量是一场文化沙尘暴而已。跟所谓“新新儒学”一样，从这种保守主义沙暴里，我们得到的只能是历史的尘垢，而失去的却可能是文明进化的动力。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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