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媒体报道的“幸福调查”，每回都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社科院牵头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引入幸福感竞争力指数，报告声称，2010年度的294个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高达76.06。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机构今年发布的《人民幸福“中国梦”——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再次戏剧性地显示，83.8%的受访家庭表示幸福，只有1.5%的人群表示不幸福。上述调查都试图证明，大多数中国人沉醉于“幸福”之中，而跟自称“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朝鲜，形成热烈的竞争态势。
央视记者的街头随访，曾经是网络舆论的关注焦点。在一种“被幸福”的语境里，受访者的回答不是随口胡诌，就是答非所问，除了制造新闻噱头，没有任何学术采样价值，反而揭示出“逼问式调查”的荒谬性。它与其说是一场社调，不如说是一种话筒魔法，企图从路人的舌尖上，榨出美妙的乌托邦感受。
所有“幸福”调查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幸福感”取代“幸福”，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幸福感”是高度个人化的，可以任意体验、表述或阐释，但“幸福”却必须有客观指标加以支撑，它取决于收入高低、住房好坏、职业优劣、家庭关系及其自由、平等、尊严等各种基本权利的获取状况，我称之为“实存幸福”。
目前观察到的街头采样调查，都仅关涉受访者的“幸福感”，而跟真正的“实存幸福”无关。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总是名列前茅，而在奇迹遍地的本朝，这是所有奇迹中最为可疑的一种。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并不愿意在此类调查中吐露真言。置身于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受访者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说谎，它导致所有在中国展开的问卷式社调，始终跟真相保持着坚硬的距离。
即便所有受访者都很诚实，那么依然有两种幸福感需要加以甄别，第一种建立于“实存幸福”之上，可称为“实存性幸福感”，而另一种则刚好相反，它是蓄意制造的结果，我称之为“虚构性幸福感”。在“实存幸福”缺席的情形下，“幸福感”完全可以被“人工”制造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权力的魔法，其秘诀在于大暴力与“小恩惠”的交替施用，而结果是受虐者的感激涕零。跟影片《姜戈》所描述情形恰好相反，在美国早期历史档案里，许多黑奴是充满“幸福感”的，尤其在施虐严重的南方。这种效应阻碍了黑奴解放运动的推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拥有“虚构性幸福感”的人群，只能涌现于暴政的黑暗土壤。
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实验小组，曾以一块二两重的生牛肉为尺度，对饿了一至七天的七组家犬（每组七只）进行测试，其结果是，挨饿七天的家犬，对禁食及喂食的实验者，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激、乞怜和恭顺之情。实验结果表明，决定幸福感的关键，并不在于肉多，而是在于饥饿（施虐）的长度（强度）。受虐时间越长，吃肉时的“幸福感”就越强。这种反比关系就是“饿犬效应”。它推翻了关于“幸福感”的基本常识。
我们已经发现，以“幸福感”为轴心，还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心理感受——顺从、卑恭、感激甚至爱意。在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获名的银行人质绑架案（1973）里，受害者（被绑架者）对加害者（绑匪）产生怜悯与感激，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辩护。在河南洛阳地窖囚禁性奴案（2011）中，被关押和强奸的少女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称加害人为“大哥”和“老公”，为“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彼此争宠，甚至帮助加害人压迫其它受害者，这可以称为“洛阳综合症”，一个斯德哥尔摩型的加强版。中国人的“文革综合症”，无疑是所有此类综合症的顶级版，部分“文革”受害者，表现出对加害于自身的领袖、政权及其整个制度的无限迷恋，其情感至今不能撼动。这是60年代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就制造“幸福感”的魔法而言，中国始终位列世界领先地位。
面对毒食、毒气、毒水、毒经济、毒教育、毒医疗、毒道德、毒文化、毒官僚和毒体制，如果你依然深感“幸福”，便可能出自下列几种情形：第一，你在被迫说谎；第二，你属于享受特种待遇的人群；第三，你是无限淡定和超凡出世的圣人；第四，你是某综合症的可怜患者。当然，还可能有第五状况，那就是你被调研者无辜地“幸福”了一把。此类官样报告的结论，通常会受到来自舆论的质疑和嘲笑，但在一个漫天造假的时代，开出区区几朵“幸福”的假花，实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本文插图皆为日本艺术家石田彻也的画作
原载《新世纪周刊》，2013年0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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