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地道的南蛮，我跟北京好像总有点的说不完的事儿。每一次我都试图握住北京的灵魂，但它却如此难以捉摸，在我的游历和记忆中不断变换着其多变的容貌。
第一次去北京，是1986年的冬天。我应北大学生会邀请参加该校首届学生艺术节并作讲演。当时的学生会钱囊羞涩，把我和另几位诗人宋琳、张小波和王小龙等安排在北大对面的“老虎洞招待所”。结果竟然真的落入了“虎口”。那是一个地下防空洞改建的旅馆，设施之简陋，自是不在话下。一进门就是个大火炉，旅客和服务员围着火炉聊天，倒也其乐融融。为我们打扫房间的老妪，年届六旬，相貌干瘦，却口齿伶俐，每日跟我们唠着家常。某次打听到我们在座的有数位诗人，而且是参加北大艺术节的，她竟然跟我们高谈阔论起诗歌来，甚至为我们流利地背诵了一首郭小川的诗歌，把所有在座的都惊得目瞪口呆。那年的北大艺术节，开得热火朝天。我、李陀和刘晓波的讲演、张小波和宋琳的诗歌朗诵会，相信都能成为当年北大人的难忘记忆。而我最深的记忆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北大“老虎洞”里的那位清洁女工。她的对诗歌的酷爱，为我展示了北京人的文化灵魂。
故宫角楼（朱大可摄）：那些高大的院墙分隔着历史和现实，也分隔着我和北京的间距
我第二次去北京，在一位中国文化报记者的陪同下逛了北海和故宫。故宫庞大森严的建筑秩序，令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它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在塔楼的俯瞰下沉入阳光的阴影里。从一个宫殿走向另一个宫殿的过程漫长而又单调，那些高大的院墙分隔着历史和现实，也分隔着我和北京的间距。大体量的广场式空间和阴暗的宫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能够感到一个无形的灵魂蛰伏在故宫深处，向熙熙攘攘的游客发出无言的指令，它跟北海和天安门一起，构成了威严而沉重的历史。它所散发的神秘气息，此后在我心间徘徊了良久。
第三次去北京是在2000年。读者导刊为我的《聒噪的时代》一书举办研讨会，为此我从阳光明媚的澳大利亚专程飞到了京城。就在那次，我领略到了风闻中的沙尘暴的威力。人们蒙着头巾在街上吃力地行走，所有街边的楼房都在暗无天日的白昼亮起了灯光，在沙尘的折射下呈现为幽蓝的色调，令人仿佛置身于了一座庞大的鬼城。我被这种世界末日式的场景所深深地惊骇。那些漫天飞舞的尘土，难道这就是北京正在死去的灵魂？
第四次去北京，我住在三环大钟寺附近，紧挨着北京最大的农贸市场和水果批发市场。每天出行，都要经过嘈杂的市场边缘，被各种车辆壅塞得水泄不通的道路，震耳欲聋的汽车喇叭声、臭气熏天的菜市场、高声叫卖的小贩和购物者，勾勒了北京的别样风景。它是如此肮脏，又充满着来自底层的蓬勃生机。令我第一次真正触摸到了市民社会的强大脉搏。
卖糖葫芦的北京小贩：它是如此陈旧，又充满着来自底层的蓬勃生机。
第五次去北京，我住在北京东边的通州，时常由老友北村驾车，上他在宋庄的乡间老宅去聊天。从高速公路下去，曲里拐弯地转了半天，一个普通的农舍展现在眼前。进入院子之后，却是别有洞天。北村把收购来的农舍加盖了两侧厢房，把柱子漆成红色，窗檐下挂着若干大红灯笼，屋内的大青石板上放着电视机。而他的那个船形的浴缸就放在他的卧室里，看起来像一个奇异的装饰。他的客房则是一个真正的大炕，冬日可以烧火。尽管坚硬的青砖上铺一层凉席让我无法消受，但我还是很感谢主人留宿的美意。一个出生福建的作家，十五年前就使用了“北村”这个古怪的笔名，而十五年后竟然在北京东郊村庄的四合院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难道不是一种隐秘的生活奇迹吗？他在找到“北村”的同时，似乎也触摸到了北京的灵魂，或者说，是京郊乡村的安谧的灵魂。
在我的个人经验中，北京的灵魂呈现着无限多样的形态，它不断向我展示其每一个令人感怀的细节。它的粗砺、坚硬、广博和悠远都令人心仪。在我看来，这种对北京灵魂的精神探究是没有结局的。我像一个盲者，为触摸到它的细部而喜悦，却始终难以窥见它的全貌。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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