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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文章集

  • 作家相片Deco Ju

南京路的歌舞霓虹



上海南京路是近现代中国情欲地图的一个原点。它起源于一场激烈的赌博:殖民者在田野中举行冒险的博弈游戏,从中践踏出一条殖民地最原始的“马路”,并在此基础上扩建成了大型跑马场。殖民者天性就是赌徒,他们是南京路上最初的移民,他们在赛马场上发出的吼叫,成了萦绕在“马路”上的最初的“叫春”。


南京路山西路口,1930年



赌徒的欲望(赌欲)引发了物欲的泛滥。赌博业带来游乐者、商贩和繁华的消费市场,赌徒的事业随即转型为有序的购物经济。大量商铺和百货公司涌现了,各种最摩登的物品出现在浮华的橱窗里,仿佛是全世界新奇事物的博览,永安、先施、新新和大新等四大百货公司相继诞生,上世纪前叶的全盛时期,南京路竟然拥有400多家店铺和150万游客( 关于南京路的史实,可参阅常青主编《大都会从这里开始——上海南京路外滩段研究》 ,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走在历史的记忆里--南京路1840's-1950s》,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



南京路浙江路口(1936年)的繁华景象



资本主义商品广告业是购物市场的必然后果。而它需要借助情欲来完成市场推销的使命。物欲和情欲的结盟是商业广告模式“月份牌”诞生的最高秘密。由于“月份牌”的出现,情欲堂皇地进驻了南京路和整个上海滩,成为它的隐形主宰。


在月份牌的绘制方面,苏州桃花坊画师周慕桥率先打开了书写舞女和名媛的道路。但他的木版年画与国画工笔的混合技法,只能提供比较僵硬的样式,难以再现上海女人身体的微妙质感。只有郑曼陀创造的擦笔水彩画技法解决了这个难点。郑用炭精粉揉擦出素描形体,然后用水彩加以敷色。半透明的水彩焕发了视觉上的凸凹感,令细腻娇嫩的肌肤在纸质的平面上花朵般绽放,身体内部的渴望变得呼之欲出。正是这种“嗲法绘画”重塑了上海女人的身体,并且把有关情欲的书写推向了高潮。南京路上的美术书写就这样改造了都市的灵魂(参见邓明,高艳 编著《老月份牌年画》,上海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梅生绘制的月份牌美女,成为情欲消费的最佳媒介



“月份牌”广告为情欲打开了进驻南京路的道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从赌欲、物欲到情欲的历史性推进:情欲被温存地附加在商品之上,成为一种奇特的肉身意识形态,然后被强加给殖民地的消费者。这一市场营销谋略最终塑造了南京路。舞女开始大规模涌入南京路,改变了购物区的物质本性,令它呈现为一种更加性感的容貌。舞女们裹在旗袍里的窈窕身姿,与高大的英格兰纯种马一样,成了南京路上的迷人风景。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政府取缔妓院,迫使大批无路可走的春姑改行当了舞女,交谊舞行业变得更加繁华。南京路及其周边区域舞厅林立,到处夜夜笙歌,香汗淋漓。女人的脂粉、口红和高跟鞋成为最广泛的符码,闪现在情欲勃发的南京路上,被炫目的霓虹灯所照亮。这种迷幻灯具的出场,完成了对上海南京路情欲本性的最后塑造。


正如茅盾在小说《子夜》力所描述的那样,从煤气灯到霓虹灯的照明模式转型,是南京路对农民意识形态最激烈的打击。地主吴老太爷的乡村美学和儒教伦理,受了霓虹灯的惊吓,突然崩瘫在情欲闪烁的现场[(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只有解放军士兵依靠意识形态力量,坚定地抵抗着“香风毒雾”的偷袭。这就是红色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所宣示的母题。由霓虹灯所代表的资阶级情欲,和“哨兵”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灵魂之间,出现了激烈的阶级对抗。


作家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中的人物吴老太爷,受了霓虹灯的惊吓。


尽管这场战争最终因“哨兵”捍卫了道德纯洁性而获胜,但情欲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潜伏在南京路商铺的物品背后。物欲掩蔽了情欲的存在,而后,它又随着物质解放运动卷土重来。霓虹灯原先是情欲的隐喻,继而则成为国家禁欲主义的见证,但最终还是体面地重回了情欲的怀抱。


对南京路的意识形态读解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那就是白先勇在小说《永远的尹雪雁》中表露的巨大恐惧。来自南京路“百乐门”的红舞女是不朽的,她在岁月的打磨中竟然能够永远年轻美丽,而其四周的男人却先后死去,仿佛被她吸干了精血。这是有关的南京路的反面神话,它旨在传达一个男同志对于寄生性女人的巨大惊骇(《白先勇自选集》,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话剧《永远的尹雪艳》剧照



白先勇的“尹雪雁叙事”触及了一个有关南京路性别的敏感问题。它指证了这条马路的阴性特征。南京路最初是男性赌徒的天堂,而最终竟在物化的过程中日趋女性化,并于三、四十年代完成了性别转换的程序。它成为上海女人的象征,表达着女人所独有的欲望,也即用柔软情欲包装起来的物欲,其间隐藏着贪婪而不动声色的吸取机能。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身份确认和性别指控:南京路-舞场-舞女-贪欲―寄生-男人的死亡……,这个语义链揭示了男人悲剧的地理学根源。上海南京路承受着台北男人的生命之重。


从殖民地时代、毛时代到后毛时代,南京路一直都是“橱窗政治”的最大地理载体,被用来向外省游客炫耀经济繁华和政治正确。各种语义的叠加使它变得暧昧起来。它既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橱窗,又是本土社会主义的客厅;既是市场消费的前线,又是政治训诫的课堂;既是纵欲主义的天堂,又是禁欲主义的戒毒所,既是外省游客的朝拜圣地,又是本地政府的形象公告。就在这种语义鸡尾酒的调制中,南京路完成了自身的意识形态界定。


南京路不仅有永久的尹雪艳,也有不灭的霓虹灯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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