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小传：中国神话西传的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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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环球时报》发表时标题为：“德国孔夫子将中国神话传到西方”

150年后的理查德·威廉，恍然回忆起自己的毕生往事。他记得，自己1873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贫困家庭，他英年早逝的父亲，是一名彩色玻璃窗画工，留下的彩色玻璃画，为他启蒙了万花筒般的精神道路。

但作为蒂宾根大学（1891-1895年）神学专业的学生，他曾饱尝贫穷的屈辱。有一次他身穿借来的外套，去求两位教授免除学费，但其中一位教授态度倨傲。这对他而言是一次严重的伤害。

1897年初，威廉被任命为代理牧师。在一次打网球的活动中，爱上一位名叫萨萝梅的牧师女儿，但她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把女孩送往一所家政学校，粗暴地切断了他们的联系。但威廉此后一直给这位父亲写信，跟他讨论宗教和政治问题。他的高情商终于起了作用，很快，这位牧师就同意了女儿的婚事。

1899年他受美国福音派传教士协会委派前往青岛。当时的青岛还是个小村庄，几乎没有西式建筑。年轻的牧师被安排在一间中国渔民的陋室里。这屋子因有人在其间自杀而成为凶宅，无人胆敢问津，但威廉对此并不在意。

尽管因水土不服而上吐下泻，后来又患了阿米巴痢疾，但他仍然保持对新生活的强烈兴趣，不仅开课教授德文，还开始到处旅行。作为一个乡下长大的德国青年，他对这片东方土地的美景感到欣喜。那些贫穷但维护得很好的泥坯小屋“与风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友好的村民们惊讶地凝视着“奇怪的外国动物”；洗衣妇在河边劳作，他一靠近就羞涩地消失不见；漂亮的孩子和英俊的青年们身上“有着某种动人的纯真”。

但在胶州城，他遇到了第一个宗教难题。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和两名德国铁路工程师驻扎在一座佛教寺庙里，他被迫跟他们一起居住，这显然违背了教会的宗旨，他为此偷偷地哭了。

经过一番精神挣扎，威廉辞去了他的牧师职务，专心研究中文并加深相互理解。在他看来，僵化的教会仪式从来不符合耶稣的教义。他还为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卫礼贤”。就在他到达中国的一年后，萨萝梅来到中国，他们前往当时远东最繁华的都市上海举行婚礼，度过短暂的浪漫蜜月，然后再度返回青岛。

1900年的盛夏，山东“义和团”运动达到了顶峰。青岛租界里的德国人一度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为此组建了一支民兵队伍，但义和团从未在那里出现。卫礼贤被派往动乱严重的高密地区，去协调德军跟当地居民的冲突。他跟新婚妻子一起搭建了两座医院，救治那些在动乱中负伤的妇女儿童，并劝说居民放弃武器。同时也说服德国指挥官耐心等待，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冲突。他还弄来一笔德国政府的拨款，用于接济最贫困的居民，又在当地建了两所开设德语课的中国学校。

回到青岛后，他开始着手建立以他名字命名的“礼贤中学校”，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有着中式的带挑檐和凤凰雕塑的屋顶，以及西式的拱形玻璃窗。这所中学培育了大批杰出人才，1952年以后改为青岛九中，继续扮演山东省优秀学校的角色。他还跟夫人一起办了一所女子中学和一所女子小学。以他妇人的中国名字“美懿”命名。他卷入中国新式教育改革的盛大浪潮，成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开办女子学校的动力，是因为威廉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忽视女性教育以

及女性地位低下。当时只有少数女生没有缠足。但解放小脚的民间潮流遭遇了强硬的抵制。他的一名女学生响应新思潮号召，擅自解开了裹脚布，却遭到母亲的毒打，于是他不得不把她藏匿起来，以免受到进一步伤害。那时，许多中国学生还剪掉了辫子，表现出对新文明的一往情深。

尽管面对一堆满清帝国遗留的垃圾，还有中国青少年的新文化渴望，威廉还是逆向地爱上了中国的老式文化。他攀登泰山，访问曲阜，还出席孔子第七十三代孙子的婚礼。他经常徒步登上崂山，望着“崂山的顶峰在夕阳紫金色的光芒里熠熠生辉”，听道士和人力车夫讲圣山、鬼魂和奇异法术。

那些稀奇古怪的见闻，激发了他对中国神话的浓烈兴趣。恰好他已经出版《论语》和《聊斋》的片段，已经在德国翻译界小有名望，迪德里希斯出版社邀请他编撰《中国民间故事》（1914）。他很好地完成了这份作业。

这本奇书涵盖了各种寓言、童话、鬼故事和历史传说，共分8种类型和100个篇章，涉及神话文献达十几种之多，山东蒲松龄的聊斋有18篇，其次是神仙传10篇和唐传奇9篇，此外还有西游记、太平广记、搜神记等，另配有23幅木刻版画，包括玉皇大帝、孔子和关公，可以说是中国神话的一次全面亮相，展示出中国民间传说的奇幻和超自然元素，令读者沉浸于神奇人物和道德训诫的世界，不仅娱乐大众，还让人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信仰。

英译本译者马滕斯如此评价：“古代中国的童话和传说与《一千零一夜》有共同之处：宝石、黄金和五彩丝绸的东方光辉和闪光，奇幻和超自然的东方财富。然而，它们本身却具有独特的异国情调......没有一个孩子不喜欢它们新颖的色彩、奇妙的美丽和无限多样的主题。然而，就像《一千零一夜》一样，它们也充分回报了年长读者的关注。”

他还进一步评述书里收录的中国神话说：“有些故事诗意丰富，如《花妖》、《月下仙子》或《牧童与织女》；其他故事如《三个英雄因两个桃子而死》则将我们带回到戏剧性的中国侠义时代。《猿猴孙悟空》和《大闹天宫》等类似宗教题材的戏剧，或《好心的魔术师》中展现的怪异魔法，将幻想推向了顶峰。令人愉快的鬼故事，结局皆大欢喜，如《战场之夜》和《被挫败的幽灵》，田园诗般的爱情故事如《黄昏的玫瑰》或小人国的奇幻故事如《蚁王》和《小猎犬》相映成趣。”

题为《哪吒》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天帝的长女嫁给了大将军李靖。她生下三个儿子，分别是金吒、银吒和哪吒。但当哪吒出生后，她晚上梦见一位道士来到她房间说：“快来迎接天国的孩子！”一颗璀璨的珍珠立刻在她体内闪闪发光。她被梦吓得惊醒了。当哪吒降临这世界时，她似乎觉得一个肉球像车轮般在旋转，整个屋子都充满奇异的香味和深红色的光芒。”

《中国民间故事》为天才作家卡夫卡带来了惊喜。他将这个译本作为可爱的礼物送给妹妹奥特拉，并在书上题词说：“”致奥特拉——一个在嘈杂声中跃入轻舟的跳跃者。”不仅如此，卫礼贤翻译的中国古代经典中的成语、比喻和风趣的故事也让他着迷。他的寓言小说如《地洞》《万里长城建造时》，显然受了这类中国故事的启示。

另一位杰出的作家兼诺奖得主黑塞，少年时期身患精神疾病，早就开始大量阅读卫礼贤翻译的中国作品，将其视为治病良药，并在后来致卫礼贤的信中，诚挚地感谢他的译作：“中国文化思想对我形成了最重要的导向。”他的代表作《玻璃珠游戏》有明显的《易经》痕迹。黑塞晚年如此迷恋《易经》，以至他每逢大事都要用蓍草算卦，以此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

在中国生活、旅行和工作期间，他进入了当时最顶层的两个朋友圈，第一个由当时的革命者组成，包括革命者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蔡元培、辜鸿铭和孙科等等。另一个则由当时流亡在青岛的晚清遗老遗少组成，比如劳乃宣、徐世昌和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还有恭亲王溥伟（铁帽子王）等等。为此他在礼贤中学内组建“尊孔文社”，让那些遗老在对旧帝国的缅怀中报团取暖，而卫礼贤是其中唯一的外国人。卫礼贤宽容而广博的胸怀，加上他过人的情商，让他能在这两个彼此对立的圈子里都如鱼得水。

大儒劳乃宣（晚清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被威廉推为社长，并且拜他为师，跟随他学习中国文化。正是在劳乃宣指导下，卫礼贤研习并翻译了《易经》，还有其他儒家和道家的经典著作。卫礼贤被它们的永恒性和人文精神所吸引，因为这些东方哲学为他开启了新的存在洞见。他的德译本广受欢迎，已再版20多次，被公认为权威译本，并被译成多种西方文字，在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的确，他翻译的《论语》受到作家赫尔曼·黑塞的高度赞扬。认为这部作品“迫使我们不得不一改往日将自身个人主义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态度，而是以比较的方法去看待它”，而且在读者心中形成一种“两种世界融合的奇妙闪耀的概念”。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1914年11月爆发青岛战役，日本和英国联合攻打当时由德国控制的青岛。日军以绝对优势获胜并占领青岛。而德国全面建设青岛城的计划受到了致命打击，当地德国侨民的生活也面临威胁。

1920年夏天，青岛爆发日德战争，德军溃败。青岛被日本人占领。在德意志侨民群体解散之后，卫礼贤被迫返回德国，在那里他受到了名人般的欢迎。他的出版物也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好评。在经历了漫长的欧洲恐华情绪之后，仅仅过了20年，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就从从义和拳式的可恶转变为可敬。由于卫礼贤等人的大力推荐，德国文化圈对中国艺术、文学、哲学和宗教开始产生“喜爱之情，并试图寻求“东方的智慧”。威廉受邀到德国、瑞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演讲，向他们发表有关中国文化的真知灼见。

就在这期间，卫礼贤受到赫尔曼·凯瑟林伯爵“智慧学校”（Schule der Weisheit）的邀请，为这座欧洲精英孵化机器讲学和写稿，并因此而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德国朋友圈，它的成员包括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博士、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小说家和诺奖得主赫尔曼·黑塞，以及另一名印度诗人兼诺奖得主泰戈尔等等，都是当时名声显赫的人物，而且彼此都是对方的读者。当然，他们也都是威廉的读者。

1922年1月，卫礼贤作为德国公使馆的文教顾问，再次回到中国，并为这项工作而走遍中国各地。他被邀请到北大德语系讲学，与蔡元培重续友谊。他对北大的改革印象深刻：这里的主流精神极其现代；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他们的新文化运动卓有成效，显示出文化变革的澎湃动力。

所有这些点燃了他的雄心。他计划在北平建立一个以李希霍芬命名的德国文化研究所，展开中德文化交流，消除相互误解。为此他还争取到梁启超、徐世昌、张君劢、罗振玉王国维和张东荪等中国学者的支持。但这个美好的计划烂尾了。不仅是因为资金不足，而且是因为卫礼贤在1924年接到成立不久的法兰克福大学汉学专业教授的聘书。

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所学校当时正在全球招兵买马。就在这一年，它还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并迅速形成著名的法拉克福学派。而作为首席汉学家，他在这里执教，到各地讲学，直到1931年为止。

在此期间，他跟北京大学合作成立“中国学社”，开始转向对东方神秘学的研究。跟荣格和黑塞一起，探讨道教的炼金术，并跟荣格合作翻译了道教的秘笈《金花的秘密》。荣格作序的易经英译本，令这部中国神秘学代表作成为欧洲的畅销书。荣格给于这种合作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威廉和自己是共同使命的伙伴：“命运似乎赋予了我们两个支柱的角色，支撑着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而就在这一时期，他开始面对来自宗教界和学术界的负面声音。还有人抱怨他的翻译并不科学，因为缺乏语言学研究的基础。更为糟糕的是，他陷入了中国情结和德国文化的剧烈冲突之中。他整个生活都在努力把两种精神传统融入自己的灵魂，但功亏一篑。

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悲伤地看到了这种裂变，但他对此束手无措，只能眼看自己的朋友在精神和肉体两个向度上垮掉。1930年，也即卫礼贤56岁时，他因疟疾复发，在图宾根医院香消玉殒。他的坟墓中央有一个硕大的球形墓碑，周围环绕着八个卦象，那是他翻译的易经及其中国文化的象征。

荣格在纪念卫礼贤的演讲中痛切地宣告，威廉的作品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火花迸发，点燃了一道光，这对我来说将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中国哲学家张君劢在为卫礼贤所写的悼词中说：“如果威廉是中国人，他就会进孔庙。”

2009年，为纪念卫礼贤书院成立110周年，卫礼贤的半身铜像在青岛九中现身。他在那里孤独地伫留，守望年轻的东方学子，并依稀看见了父亲玻璃画上的斑斓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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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2025年2月28日刊发此文，但做了删节和修改，本文为未删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