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唐人街似乎都是由一个设计师和他的同一张图纸决定的：以高大的牌楼作为它的空间起点，用诸如“德备天下”或“中华一心”的题写来昭示种族意义。蹲在带有铭文的底座上的石狮，以深不可测的目光斜睨着世界。此外是用琉璃或类似的筒瓦覆盖的屋顶、花岗石板铺砌的狭窄道路、以及高悬的中式餐馆门外的红色灯笼。而在它的尽头，是另一座牌楼和另一对石狮。说着广东话的体质矮小的中国人在其间行走，象拥挤在一座孤立无援的古代村庄。它与西方世界的失调使我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餐馆无疑是唐人街最坚硬的风景。庞大的餐馆，置放着近百张覆盖着白色桌布的餐桌，侍应推着放满精美点心的手推车，在暖烘烘的餐桌迷宫里穿梭。人们喝茶、吃东西和高谈阔论，进行着各种私下的交易。所有的人都在声嘶力竭地叫喊，试图让对方听见；所有的耳朵都在紧张地耸立和转动，生怕遗漏来自对方的消息。整个大厅在这呐喊和谛听中散射出粗俗的热力，而人的感官快意就此获得了周期性实现。正如土耳其浴室是通往肌肤按摩的门扇，唐人街是通往口唇享乐的走廊。
从这嚣张的美食激情中，我看见历史在海外飞驰的停顿。文明正在流露出它最为软弱的一面。远东的美食文化在宋代开始兴盛，而与此同时，中华帝国启动了走向衰败的计时器。这不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相反，似乎就是肉体的信念阻止了精神的进程。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帝国的官吏和人民从美妙的餐桌上拉开。而在餐桌隔壁，古老的厕所臭气薰天。
在墨尔本附近的淘金时代小城班迪戈，竟然有条号称世界第一的布质长龙（朱大可摄）
只有一种东西能够短暂地取代美食对人的操纵，那就是舞龙和醒狮。每年的春节和中秋，龙狮的队伍从唐人街的一端出现了，鼓点与锣声象风雨般袭来，龙和狮在盘旋及跳跃。民族的容貌闪现于这些神物的夸张的面具上。演员在气喘吁吁，大汗水一般从额上流下，似乎难以承受神物的重负。游客和路人带着古怪的微笑观看这数百年以来一成不变的仪式，明晃晃的阳光象脂粉那样涂在石狮脸上，使它露出了几千年以前的表情。
在墨尔本附近的淘金时代小城班迪戈，竟然有条号称世界第一的布质长龙。它不动声色地盘踞在“金龙博物馆”的大厅里，由一把大锁小心翼翼地看守着。它的长度被隐瞒起来，以便能够随着各种新的世界记录而不断生长，并永久保持其“第一”的称号。我只能从门的缝隙中约略窥到它的法相。这一由华人淘金者后裔所创造的神迹，表达了某种渴望和寻找民族伟大性的焦虑：是的，班迪戈拉没有唐人街，但它却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有力的龙，澳洲的黄金戏剧性地转换成了这条龙的肤色，为它的品质作了不容置疑的保证。
有一些晚上，我独自走过位于悉尼德信街口的中国牌楼，阑珊的灯笼在风中摇晃，绿色瓦当下的铁铃发出单调而失意的声音。在失眠的午夜，尽管路人已非常稀少，那些灯火辉煌的酒楼却尚未达到美食的高潮。吃“夜宵”的人们才刚刚启程，为他们准备的菜肴还停泊在厨房的案板上。
这真是令人惆怅的时刻，在历经了整个白昼的紧张和躁动之后，唐人街开始变得松驰而柔软，空气中弥漫着它所特有的那种厨房气息。有个女人在路灯下哭泣，还有一个男人则在生气。一只野猫追赶着另一只野猫，飞快地穿越街道，消失于“海港城”宽大台阶的阴影里。巨大的月亮照临在这里，像照临着一座细小的围城。一种若有若无的隐秘的琴声在四周响起，但没有人知道它来自何处。唐人街的沉默比它的聒噪更加耐人寻味。
华人享受海鲜：唐人街开始变得松弛而柔软，空气中弥漫着它所特有的那种厨房气息。
这就是一个漂流到南半球的少数民族所呈现的全部外貌。文明的步履停顿在诸如龙、狮、麒麟和牌楼之类的古代标记面前，使唐人街拥有历史博物馆全部特征。而在它的里面，充满了商贩式的贪欲、欺诈、狡斗、勤奋和生意激情。这些永垂不朽的罪恶，同伟大的传统一起涌现，散发出二手文化市场的气味。那些精于算计的脸庞，流露出赌徒般贪婪而友好的混合表情。
面对盎格鲁萨克逊民粹主义者的攻击，人们用旧文化和金钱堆起社区街垒。内在的孤立主义，环绕着唐人街的周缘，像一道经久不衰的栅栏。在历经了一百多年的岁月之后，中国的历史场景终于凝固在了方圆不足一公里的西方国土上。在我看来，唐人街是最坚定地对世界进程说不的地点，它既拒斥西方，也拒斥了东方的进化。
这正是我开始喜欢它的主要理由。我惊喜地看见唐人街固守在时间的涌流之中 ，充当了政治多元化的标签。唐人街使我产生了自卑和自豪、冲突与和解、厌恶与亲切的双重情感。
我在如此的心情中接纳了这个令人迷惘的形象。它起初只是民族母体的一种海外代用品而已，但它最终却扮演了心灵教堂的角色。在每一个周末，人们扶老携幼、举家前往唐人街“饮茶”，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肉身礼拜，就像传统的“庙会”那样。它企图以安抚口腹的方式完成对个体的精神导引。而实际上，这种极端的物质化的方式，已经对人的灵魂做出了安排。在这没有爱的繁华里，每一个华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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