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十分严正的指出，这涉及到了人逃避痛苦和迎接欢乐的天赋权利，如果我们嘲笑和打击这种权利，那么，我们就剥夺了人的最后的愿望。
这是一种怎样的愿望啊！在消费者的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可以用货币购买的梦想。长期以来，人们只能以一种邂逅的心情期待梦的降临。然而，今天梦幻商业（工业）涌现了，它支持着人类改善生存境遇的渴望。只要你付钱，你就能得到一份梦的快餐。这无疑也包含着像汪国真诗歌那样的温柔的催眠话语。
就长期为生存的困难所困扰的人们而言，这样的“消费”是至关重要的，它越过肉身和纯粹物质的领域，达到了灵魂的深度。不仅如此，它还为人的自我劝慰提供了无限的可能空间，货币的律法保护着这些心灵的场所或设备。
对于“贺年卡文化”的敌视，包括对“波普诗歌”的敌视，也就是对于现代商业文化的敌视，它必然包含着对于广告的严厉谴责，这完全在我的逻辑预想之中。我不打算在此为那些扰乱了人们的植物神经的某些广告进行争辩，相反，我倒是很愿意站在“作呕者”的立场上体谅他们的痛苦。我热爱广告和“波普诗歌”么？不，从纯粹功利的角度，它浪费了我的时间和我的美学心情，对此我义愤填膺。
然而，当少男少女像传诵童谣一样传诵着汪诗的言辞时，任何一个社会观察家都会意识到，它一定是有意义的。在“味道好极了”、“再也没有头皮屑把我们隔开了”和“只要青春还在/我就不会悲哀”之类的商业格言背后，一定包含着某种东西，像温柔的子弹，击中了我们的内存神经，这就是由现代高级广告构筑成的生活消费奇迹系统。透过视像和言辞的文化意象，我们阅读了一个与实存世界全然不同的世界，它仅仅存在于大众传播媒介之中，仅仅是一些有关生活——消费的神话。它们是一些消息，一些抚摸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而不是皮肤和肠胃！）的符码。它们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安全感：那些大规模增殖的家用电器、摩托车、化妆品和服饰，我们在通讯与消息中占有了它们；我们没有被现代技术文明抛弃！
我正在提到“消息”这一概念。由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我们被历史逼入了消费“消息”这条唯一的道路。在我们的世界里，“消息（广告）”是公众所能获得的唯一丰沛的事物，它如此有力地包围着我们，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显示生活质量的完善样板，以刺激我们内心的希望。它是一个匮缺社会的全部生活信念的支柱。
消息，这是虚妄的事实么？这个问题，无疑是耐人寻味的。在某种意义上，消息具有显而易见的无用性，它完全不能用于“吃”、“穿”和滋养十多亿嗷嗷待哺的人民，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它被斥责为“文化垃圾”。为此，让我设想一下由新清教徒统治的国家的景象。这里没有广告、贺年卡、咖啡馆和卡拉OK，没有大众诗歌、言情小说和暴力电影，没有牛仔裤和护肤品，没有一切人们斥之为“垃圾”的肮脏消息。人们在永恒的黑暗和宁静中劳作，牛羊无事，百姓下棋，饮酒落花，稻菽遍地，修道院的建筑弄得古色古香，语言和神情日益质朴。而后，在剿灭肮脏消息的最后胜利中，人民进化成了严肃的聩者和盲者。
我并没有嘲笑这种理想的任何意图，我甚至极其深切的理解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人民物质生活的关怀和对于现代商业文化的批判立场。然而它是否能使人民获得真正的幸福呢？“文化大革命”是这方面的最极端的例证，它严厉地取缔了所有那些我们曾经例举过的“文化垃圾”，但它并没有改善人民的灵魂和肉体的处境，恰恰相反，它加剧了人民的苦痛。
它其实就是一种最后的剥夺，即在剥夺了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的渴望之后，还要剥夺人在消息方面的诸多渴望。只有一种消息被存留和传播着，那就是领袖的容貌、阶级斗争的故事和由此产生的技术奇迹。那么，这便最终剥夺了人利用消息的代偿机制以消解实存痛苦的可怜权能。
我已经多次撰文并说出下列看法：这就是包含于消息之中并以消息形态呈现的现代神话，它的存在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境遇。现代人，其生存愿望充满了各种挫折：住房狭小、工资微薄、待岗失业、交通拥挤、夫妻离异和上下级冲突。大众艺术正是调节这一状态的有效工具。一部通俗电影（电视或小说）必须成为愿望的集中对象。在柔软的座椅上，我们把人格和心灵与幕布上的英雄合二为一，当他们在暴力、性爱、财富和权力等要素上获得辉煌胜利时，我们的幸福同样是无与伦比的，因为电影代偿性地实现了我们的愿望。那么，一旦重返实存世界，这种乌托邦心情就能帮助我们克服精神危机，并获得在恶劣境遇中生存的勇气。
《阳光灿烂的日子》招贴：电影代偿性地实现了我们的愿望。
与其把这样的生活——消费奇迹系统申斥为“垃圾”，还不如把它们说成是“麻醉物”更为合适。它一方面削弱或消弭了实在的痛楚，另一方面却又麻痹了人对现实不合理性的敏感。然而，在制造痛楚的根源没有揭示和改造之前，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制止这样的文化运动呢？使我忧虑的正是这点。在劣质流行文化和正统清道夫的双重作用下，在还未进永久的乐园之前，我们已经丧失了快乐的权利。
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它蕴含着清教主义的古老理想，同时又完全不具备亮出终极价值的必要动向。对此，我不能够无动于衷。我不知道我是否表达得足够清楚，我们必须保留着这样一种脆弱的愿望和实现愿望的方式，因为它们是人性的，或者说，是人性中最寻常和最重要的部分。甚至，我觉得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立法，以制止来自多个领域的干预，除非它是诸如汪国真诗歌之类的“三流”波普。
毫无疑问，我并不认为这样的文化构造是解决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最好途径，但它肯定是目前阶段的唯一途径。这些经由大众传播媒介送来的果子，在遥远的过去，就由亚当和夏娃窍食过，而我们仅仅是延续了他们的罪愆而已。这没有什么，这充其量只能加重这种受罪而不能加重上帝对我们的责罚。
只要树上有果子，我们总是要吃的。
1992年4月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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