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空间的历时性结构
就在文学研究会议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刻，我们却陷入了一个深刻的逻辑悖论︰以最没有公共性的方式探讨着公共性话题。这似乎是纠缠学院知识者的最大困境。
所谓公共空间的概念，应当按领袖-民众的二元逻辑，分为下列三个理论级位︰
1、规训（宰制）空间︰以古典集权政治（政权或教权）为控制轴心、由大数量民众所热烈拥戴的垂直空间1；
2、主导空间︰近代知识精英及其民众追随者共同构成的斜面空间，具有某种威权性，但普世的人本价值已融入基础语法2；
3、对话空间︰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现代市民空间，也就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价值上的中产平民的水平空间3。
希腊城邦社会想象图
以上三种公共空间构成历时性的演进过程，同时又成为共时性的理论模板，成为我们描述现代社会的基本模型。其中，规训（宰制）空间最为悠远，可以径直上溯到 秦帝国时代；主导空间虽然源于古希腊城邦社会，但却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发育成熟；而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则是公共平台发育的现代形态，描述着战后德国及其整个 西欧中产阶级社会的基本面貌。
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发育线索，经历了从第一时期向第二时期的转型。而我们现在正处与这两种形态的混合型之中，距离哈氏模型还路途遥远。基于中国的现实语境，简单照搬哈氏理论，只能引起更大的学术混乱。
为此，我想从一些现实公共事件出发，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形态、以及作家在公共领域的言说危机。
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文学参与公共生活曾经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毛时代 和后毛时代，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政治运动的焦点。从对胡风、丁玲、冯雪峰的批判，到反右斗争和文革，在所有那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是被宰制的。作家是道德的负面象征,并总是沦为被操控的威权政治的祭品。作家不仅受到精神性重创，而且整个生命都遭到粗暴地击打与制裁。丁玲被放逐北大荒，侥幸活到1980年代，而更多的作家如胡风之类，至死都是人格卑微的罪人。他们的佝偻背影，映衬着乌托邦彩虹的瑰丽造型。这是中国式规训空间的基本形 貌。
1976年4月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民间诗人爬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向民众高声朗诵纪念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诗歌
1976年4月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文学开始在公共事件中第一次扮演了积极自主 的历史角色。进入“新时期”之后,作家进一步成为公共心理安慰师，向民众提供各种话语药物，以治疗文革带来的严重创伤。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家加入了思想解 放和人道主义的探讨,以“铁肩担道义”的方式，向民众发出了不倦的召唤。但毫无疑问，文学的这种公共性，不是民主理性的公共话语交往的结果，而是批判知识分子单向灌输的结果。它的信息正确性，不能掩盖其作为主导空间的基本特征。
1992年第二次改革开放，导致批判知识分子的严重边缘化。消费社会迅速发育，市场价值上升为最高价值。而文学研究在发出一声“人文精神”的叹息之后，便龟缩回学院深处，接受教育评估指针的规训，成为制造学术垃圾的庞大机器。无独有偶，文学创作日益丧失社会批判性，甚至缺乏基本社会观察力和表达力。文学的公共交往能力发生严重退化。中国社会的畸变，不仅打断了向对话空间进化的进程， 反而向规训空间急速退行。
第四空间的诞生
就在规训空间复辟和批判知识分子退化的同时，鉴于数码技术的发展，从21世纪零年代开始,一种有限的意见空间逐渐形成，互联网民众代替了作家和批评家的角色，成为发表公共意见的最大主体。这是对批判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否决。新型的意见主体是广泛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 中产阶级、大学生和职业复杂的青年市民等多重社群，他们之间有着全然不同的趣味和价值取向，却在匿名表达意见方面具备共同诉求，而这正是意见空间诞生的摇 篮。
在意见空间尚未形成之前，国家叙事曾经是唯一的声音，它垄断了全部公共意见，尽管 破绽百出，却不必担心来自民间的挑错行为，因为民众根本没有表达意见的基本媒介（平台）。所有的公共声音是被严密过滤和修正的。他们的零星看法，被限定于街谈巷议的卑微范围；而它们之被引用，是因为完全符合规训者厘定的尺度。但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种图景，它向民众提供博客（私媒体）的精致平台，从而把中国 推入“有限的意见空间”的大门。
有限的意见空间，无非就是意见空间的某个初级阶段。它跟哈贝马斯的定义完全不同。 在诸多方面，中国社会都已越出西欧和东欧的演化轨道。在尚未完成宪政民主、自由、平等、社会公正、个人尊严等核心价值建构的情况下，中国公共空间开辟出了 自己的独特路径，就其本质而言，它介于规训空间和主导空间之间，同时又被数码科技赋予了民主化的清新面容。
这种意见空间的基本特征是︰
1、就意见主体而言，各种民间意见在互联网上出现和流传，监督着政府及其官方文人的言行；它同时拒绝了国家威权和知识精英的规训与主导；
2、民众的意见表达显示出精神分裂的表征，它在理性与非理性、自由主义 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之间剧烈摆动，它一方面探求公共事件（如华南虎事件）的真相，同时也无力自我过滤攻击性语词，使民间批评染有浓厚的暴力色彩；
3、 意见发表权的普及化，导致了意见数量的大规模繁殖，而意见个体则往往会被这种群体声音所湮灭，形成互联网时代特有的“广场效应”；
互联网管理者拥有一部世界上最庞大的“敏感词”词典
4、民众意见的发布空间，受到 “敏感词系统”的严密呵护，不仅如此，数量庞大的网评员以普通网民身份制造舆论，干预和引导着公共意见。互联网管理者的这些创造发明，对中国意见空间未来 走向，产生着微妙而深远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意见空间是“数码技术民主”带来的伟大成果。“意见主体”曲折地繁殖起来，以匿名和隐身的方式，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这是旧的规训空间所无法想象的事变。我们应当正视中国转型社会的这种进步。
在意见空间的初级阶段，基于民众语文水准（阅读和书写）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叙事开始丧失原有的威权优势，变得捉襟见肘起来。民众由被规训者转型为评判者，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分野。民众不仅是找乐子的专业哄客，也是严肃追寻真相的业余侦客。他们放肆地点评文官的行藏与言说，探查其中的逻辑错误，给他们的“作文”打分，高声嘲笑其修辞水平的低下。这已经演成2008年民众娱乐的重大项目。仅以“俯卧撑”为例，这个“关键词”的表演空间，从最初的语词范围，一直扩散到图像和行为艺术，成为当年中国文化语词的最高代表。
我们正在陷入一个逻辑悖论：以最没有公共性的方式在探讨公共性问题。这似乎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困境。为此，我想从一个简单的公共事件出发，来探讨作家在公共领域的言说危机。
意见空间里的文学丑角
2008年是汶川大地震是一个典型的公共事件。走红于90年代的散文作家余秋雨的“含泪劝告”、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坟墓颂歌”，以及某军旅作家的“死者礼赞”，都遭到互联网民众的广泛批评。但与官方发言人有所不同，他们的错误不在逻辑层面，而是在于不当使用公共领域的言说权力,并且修辞过度。他们不仅滥用拟人（以鬼拟人）、象征（以坟墓象征天堂）、隐喻（以眼泪隐喻忠诚）和夸张（“含泪”）手法，由此引发互联网民众的正义怒气，而且还时常滥用小说虚构技巧来自我表扬。余姓作家是玩弄这种技巧的行家，但他在博客上发表的所谓网友“赞美信”，却被人当即识破——那不过是一堆伪造的赝品而已。网民就此判处其作文“不及格”，评语是“编造书信”。这是一场奇特的角色置换游戏：名作家沦为语文不及格的小学生，而网民成了嬉笑怒骂的老师。
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写诗描述地震死难者在坟墓里赞美当局，引发轩然大波
文学参与公共生活曾经引发过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毛时代和后毛时代，文学一度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政治运动的焦点。从对胡风、丁玲、冯雪峰的批判，到反右斗争和文革，作家都被迫成为道德的负面象征,并成为被操控的威权政治的祭品。直到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文学在公共事件中第一次扮演了积极的自主的历史角色。进入新时期之后,作家进一步成为公共心理安慰师，向民众提供各种话语药物，以治疗文革带来的严重创伤。文学批评家加入了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的探讨,以“铁肩担道义”的方式向民众发出召唤。但毫无疑问，文学的这种公共性，不是民主理性的公共话语交往的结果，而是单向灌输的结果。它的资讯正确性，不能掩盖其公共交往上的低幼状态。
1992年第二次改革开放，导致了知识分子的严重边缘化。消费社会迅速形成，市场的价值上升为最高价值。而文学研究则退缩到学院，响应着教育管理机构的评估指标，成为制造学术垃圾的庞大机器，无独有偶，文学创作日益丧失社会批判性，甚至缺乏基本社会观察力和表达力。文学的公共交往能力发生严重退化。
与此刚好相反，鉴于数码技术的发展，从2007年开始,一种有限的意见社会正在形成，互联网民众代替了作家和批评家的角色，成为发表公共意见的最大主体。这是对包括作家和批评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否决。这些新型的意见主体，是一个广泛的社会群体， 包括中产阶级、大学生和职业复杂的青年市民。他们有着全然不同的趣味和价值取向，却在匿名表达意见方面有着共同的爱好。这种自我表达的冲动，就是意见社会的心理基础。
散文作家余秋雨含泪劝告地震情愿灾民不要被征服添乱
在意见社会尚未形成之前，国家叙事曾经是唯一的声音，它垄断了全部公共意见，尽管破绽百出，却不必担心来自民间的挑错行为，因为民众根本没有表达意见的基本媒介（平台）。所有的公共声音是被严密过滤和修正的。他们的零星看法，被限定于街谈巷议的卑微范围。但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种图景，它向民众提供博客（私媒体）的精致平台，从而把中国推入“有限的意见社会”的大门。
有限的意见社会，无非就是意见社会的某个初级阶段，也就是威权社会背景下的公共社会。它跟哈贝马斯的定义完全不同。中国社会在诸多方面都已经越出了西欧和东欧的演化轨道。在没有完成宪政民主和自由、平等、等核心价值建构的情况下，中国意见社会发育出了自己的独特面貌。
这种意见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就意见主体而言，各种民间意见在互联网上出现和流传，监督着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言行，民众意见揭示并放大了政府叙事中的语文裂缝；第二，民众的意见表达显示出精神分裂的表征，它在理性与非理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之间剧烈摆动。它一方面探求公共事件（如华南虎事件）的真相，同时也无力自我过滤攻击性语词，使民间批评染有浓厚的暴力色彩。第三，民众意见的发布空间，受到迅速扩张的“敏感词系统”的严密呵护。不仅如此，队伍庞大的网评员以普通网民身份制造舆论，干预和引导公共意见。互联网管理者的这些创造发明，正在对中国意见社会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但无论如何，意见社会是“数码技术民主”带来的伟大成果。“意见主体”曲折地繁殖起来，犹如旷野上的稗草。他们以匿名的方式，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这在极权主义时代所无法想象的。我们应当正视中国转型社会的这种进步。
在意见社会的初级阶段，基于民众语文水准（阅读和书写）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叙事开始丧失原有的威权优势，变得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起来。这是一种令人喜悦的社会进步。民众成为语文老师和语文考官，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坐标。民众是找乐子的专业哄客，也是严肃追寻真相的业余侦客。他们放肆地点评文官的行藏和言说，探查其中的逻辑错误，给他们的作文打分，高声嘲笑其修辞水平的低下。这几乎成为2008年民众娱乐的重大项目。仅以“俯卧撑”为例，这个“关键词”的表演空间，从最初的语词范围，一直扩散到图像和行为艺术。
面对早期意见社会的网络舆论，作家的言行变得岌岌可危起来。作家针对公共事件在公共领域的发言，正在受到民众的监督。那些过度的国家修辞变得可笑起来，沦为大众的日常笑料。
不妨以余秋雨为例。这个一个90年代出名的作家，其叙事依赖于单一的传播。从书写、出版、印刷、销售和阅读，其言说是一种借助市场的灌输,是零度反省的单一性接受。他的眼泪最早闪现在《文化苦旅》里，被装饰在关于敦煌的爱国叙事里,俨然是一堆廉价的蕾丝花边。但这种道德煽情策略当时并未遭到读者质疑，相反，却被中学语文教材推崇为散文样板。
但余秋雨没有意识到，在地震时代，整个文学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家的公共言说，正在受到意见民众的严厉探查。他的眼泪修辞（《含泪劝告地震灾民》），无法继续忽悠有头脑的民众。在这场话语战争中，中国网民显示了某种进化特点——对廉价的眼泪叙事的警觉和鄙视。作家的公共言说，必然要经受这种激烈的查验。
跟余秋雨的博文相比，王兆山的坟墓叙事具有更鲜明的文学特点。它是一篇古体诗词，以所谓“江城子”的词牌写出，发表在齐鲁晚报的副刊上，似乎是对汶川大地震的一种道德反响，而其实却是借公共事件进行政治表演，以拟人（拟鬼）手法向威权表达崇高敬意。
就其而言，这显然是当事人的惯用手法。这类文本原先在日常生活里出现，并未发生任何问题，但因被嫁接在地震受难者身上，引发了众怒，遭到网民和媒体的集体批判，迅速演为重大的公共事件，就连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都不得不出面宣称王诗“内容不妥”。官方机构第一次公开批评自己成员的公共言说。这是中国作协自我进化的努力，也向我们揭示了意见社会已经发挥微妙而良好的功能。这是典型的压力集团的特征，这原先是知识分子的事务，而现在却被互联网民众所继承和推进。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
作家的不当表演和自我丑角化，为意见社会提供了戏剧性的元素。但在另一方面，作家的正面介入，也会面临批评家和民众不当围攻的窘状。阎连科的《风雅颂》就是一个范例。该小说是作家试图以文学样式介入社会批判的范例。它反讽了中国高等院校的黑暗现实。小说摆出强烈的公共干预的姿态，企图修复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功能，但却遭到了个别批评家的严厉指责，称他对北大的影射，是对该校的侮辱。这是一种古怪的场景，作家的正义叙事，面临着利益分子的围堵。文学的公共言说，充满不可预料的风险。这就是文学干预公共生活的代价。
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基于诗歌边缘化的困境，一些诗人开始以更为极端的行为艺术的方式，企图唤起民众对诗歌的注意。在上海，有人建立了“撒娇诗院”,企图把80年代先锋口号“撒娇”，变成消费时代的符码狂欢的对象；在广州,有人在大街上派发诗歌传单；而在北京,有人在“保卫诗歌大会”上公开脱裤裸身,表达被公众冷遇的焦虑；更有人以论斤出售诗稿的方式，逼迫公众对诗歌进行市场估价。这是文学谋求公共化的诸多范例。它们从一些比较幽默的角度,喊出了诗歌寻找公共空间的苦闷。
但在另一方面，聪明的书商却利用互联网和大众对文学的渴望，打造了大批畅销书作家，利用文学读者的低幼性，在制造一些消费符码的包装之后，把那些毫无文学价值的作品，推销给不成熟的市场。那些垃圾读物以文学的名义泛滥,甚至在中国作协大楼租用会议室,以作协的名义召开研讨会,以红包引诱批评家到场，制造主流文学界认可的假象。在这种伪公共空间里繁殖，描述着文学具有公共性的假象。
首刊《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 第6期》
原载《审判》，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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