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里的非小说类文学的景象，并没有多少令人鼓舞的迹象。进入读图时代之后，故事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冗长的小说正在被读者抛弃，而非小说类体裁的图书则进一步陷入市场的重围。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诗歌在2001年初发出了一声嘶喊，企图招引人们的视线，结果除了同情，就只有更深的鄙夷。广州城数万张印有诗歌的招贴，“污染”了商业时代的“环境”。诗歌依靠一种极端的商业方式进行自救，而结果只能令其沦落为新的“文化垃圾”。这再度显示了市场和文学理想的分裂已经无可挽回。
但是，空缺多年的人民文学诗歌奖，2001年5月却颁给了去世十多年的海子和正在疯人院里过着“幸福生活”的食指，获奖作品分别为该社出版的《海子的诗》与《食指的诗》。这家以国家主义立场著称的出版社的“怪异行为”，引起圈内人的普遍惊愕。在市场的压力下，国家主义向“民间”终于伸出了友爱的双手。在北京，一个以沈浩波、朵渔、尹丽川和李师江等人为代表的“下半身”诗派也在去年问世，用身体和欲望反对理性与知识，在“后口语”的旗帜下经营着民间诗歌的细小作坊。他们与强大的学院派风车的对抗，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天真孩童的粗鄙游戏。
与之相比，曾经在80年代风靡过“城市诗”的商业都市上海，已经成为标准化意识形态的楷模。在市场和思想管理的双重管制中，诗歌早已经完蛋，只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散文，在“小资”们的簇拥下经久不衰。新纪元里，余秋雨还在继续制作他的大散文。但这次他终于“超越”民族主义“苦旅”，愉快地玩起了欧洲乃至全人类的文化资源。他的《行者无疆》犹如一份电影说明书，浅尝辄止地记述着各种文明的特点，用以满足商业时代的快餐阅读模式。但并没有太多思想的余秋雨，依旧坚持着他的“沉思”姿态，像一座活动的思想者泥塑，伟岸地行走在欧洲的河边。
相比之下，陈丹燕的散文《上海色拉》更像是上海女人发出的一声欢喜的叹息。她写得比较好的是传记《上海的红颜遗事》，城市记忆在历史里精细地展开，转化成了一份可资浏览的悲情档案。但与此同时，她的那些欧洲纪行和上海印象，却遭到了她本人的媚俗姿态的腐蚀，她的“风花雪月”叙事，最终走入了“石窟门主义”的陷阱——上海女作家似乎永远不能摆脱这种小市民主义与都市摩登主义的混合趣味。
金梅生绘制的月份牌：上海女作家似乎永远不能摆脱这种小市民主义与都市摩登主义的混合趣味。
当然，最纯粹的小市民随笔和不是由陈丹燕、而是由素素来完成的。这个由新民晚报“夜光杯”专栏养育出的女作家，在2001年继续散发着摩登珠宝的赝品光泽。她像所有的主妇一样，在随笔的厨房里玩味小味道和小感觉，并且乐此不疲。家庭妇女的无聊情趣、小女人的生活哲思，融合着“月经文化”和小市民情调的双重趣味，为品尝下午茶的小资们提供了一碟庸常而亲切的甜点。
上海的文学批评在零年代里似乎有了长足进步。陈思和与王纪人当选为作家协会副主席，而五位“新生代学院派批评家”被主流媒体热烈拥吻，一套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新批评文丛”遭到宠爱，继几个写小说和写散文的宝贝问世之后，评论家宝贝也在上海诞生。国家主义在文论界终于选定了两组可靠的梯队。学院和国家主义的联盟已经势不可挡。但除了少数人和少数文本，文学批评的总体质量依然可疑。批评原创性的丧失、批评才智的匮乏、批评话语的贫血、批评伦理的错乱，构成了批评口蹄疫的四大征候。与整个中国的格局一样，自八十年代高峰以后，海派批评的衰败图景始终未能得到修复。
作为各种文学宝贝的策源地，商业时代的上海文坛散发着意识形态与市场的复合香气，成为媒体进行资讯发酵的原素。在原创性才智和批判精神缺席之后，“宝贝化”正在成为上海作家的谋生策略。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滋养和庇佑着宝贝们，为文化失血的上海的面庞涂上了迷人的胭脂（王晓渔语）。这就是我眼里的新纪元的上海文坛风景。
2001年9月～12月间写于北京、东京和上海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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