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多米诺骨牌

——纪念胡河清君

山海关（朱大可摄）：极权主义的历史象征

　　1994年4月19日的大雨滂沱的深夜，我的一位挚友，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讲师和文学博士胡河清，从他所居住的公寓第五层走廊的窗口跳下，断然结束了异常年轻的生命。在那夜晚，他的寓所断电，而蜡烛也已经残尽。我想他一定忍受不住那最深的黑暗。而十五年以前，就在同一所公寓，著名的女演员上官云珠和文艺理论家叶以群，据说也以同样的方式逃避了“文革”的黑夜。

然而，这不过是1989年以来中国文学界“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中的最新一环。在1989年3月，本世纪最杰出的中国诗人海子，以年仅25岁的生命，在山海关附近的铁轨上死去，他的身体被巨大的铁轮碾碎。当法医检验他的胃时，里面竟没有粮食，只有两个腐烂的桔子，而他的口袋里留下了仅有的一句遗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在这个受到大陆许多大学中文系学生狂热崇拜而在传媒中默默无闻的诗人的身后，留下了近二百万字的诗歌和诗学笔记，并且将成为本世纪中国文学最瑰丽的文献之一。

山海关铁路：本世纪最杰出的中国诗人海子，以年仅25岁的生命，在附近的铁轨上死去

　　也许海子就是这死亡的多米诺骨牌的最初的开端，两个月以后，另一名杰出的诗人骆一禾倒在天安门广场上。这两个人的死在前卫学术界引发了一种巨大的惊骇。1991年9月24日，第三诗人，年仅23岁戈麦，在焚毁了所写的大部份诗稿之后，投入北京郊区的永定河身亡。

直到1993年底为止，在浙江、四川和福建等省份，仅据我的了解，竟有十几位诗人相继弃世而去，用死亡审判着他们所面对的那个世界。

只有最愚蠢或卑庸的人，才会指责这些赴难者的“疯狂”。他们象其他人一样，热爱生命，而他们竟选择了他们所痛恨的死亡!这种景象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前所未有的，在一个看起来歌舞升平与经济繁荣的时代，和在一个渴望永生的民族里，这种大规模的、前赴后继的自杀是史无前例的，使文学史的河流变得令人悚心的殷红。

2001年的永定河已经成为游客休闲漂流的场所。而十年前，年仅23岁的戈麦，在焚毁了所写的大部份诗稿之后，在这条河里自溺身亡

　　我是目击者，并且悲恸地注视着一切。其中有些是我的朋友，而另一些则彼此相知。有许多东西构成了死的理由：非正义、强暴、神性的缺席、文化的衰败、贫困、生活的挣扎，以及爱情的流失，而最后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它是内在的和仅属于死者自己的，他同这理由一起走开，把谜与猜测留给了朋友。

　　当胡河清君弃世之后，他的许多朋友开始了对其死因的调查。他的凌乱的屋子被反覆检查，没有找到想象中的遗书。另一个朋友找了通灵者，企图通过“天眼”察看他的死因，还有几位朋友去求助于一位擅长招魂的术士。而从他们那里获得的答案是千奇百怪和令人啼笑皆非的。最后，如同所有其它的猜想一样，它们被悬置了起来，因为它们不能向我们揭示死亡的真正意义。

　　是的，只有从他们已经终止的歌唱中才能听见所有那些生与死的意义，就象海子在他的抒情短诗中所写的那样：

　　得到的尚未得到

　　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在我看来，由于这多米诺骨牌式的死亡，我们丧失了大批本时代最优秀的歌手，并且由于这丧失，我们没有获得一个原先注定要涌现的新文学的高潮。文学的孤独现在变得更深，一如我内心的孤独。置身于当前这个平庸而枯噪的华语世界，我的思念在记忆中飘浮。朋友们已慨然而去，在他们沉默之后，我还能向谁倾听?

1994年12月于悉尼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