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淮海路风貌
淮海路，一条宽度为60英尺的上海街道，远东殖民地的著名地标，从1849年法租界成立，到1949年被新政权接管，它向法国方向延伸了5000多米。这是一种何等缓慢的爬行，越过两次世界战争和前冷战时代，长达100年之久，其上布满大量彼此对抗的肉身符号。
（注：淮海路在历史上更名相当频繁，其东段初名西江路，西段曾名法华路和宝昌路，后更名为霞飞路，二战期曾改为泰山路。战后更名为林森路，1950年改为淮海路。淮海路西段原名乔敦路，二战时改为庐山路，战后更名林森西路，1950年改为淮海西路。为了叙事方便，本文中一律称为淮海路）
法国霞飞元帅应上海法租界邀请，于1922年访问上海，3月8日，法租界举行了霞飞路正式命名仪式
不妨让我们简约地回顾一下历史。1800年清明的早晨，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一条运送棺材的驳船从四明公所前的小河起锚，悄然驶向附近的转驳码头。棺材将在那里被抬上更大的帆船。码头上没有多少路人，尸棺散发出的恶臭，已经开始在四周弥漫，挑夫用麻布掩住了口鼻，但其中仍有人在大声呕吐。这是运尸者的日常工作。每年的清明和冬至，他们要搬运这样的棺材达1300多具，里面都是尸体，其中一些已经高度腐烂。它们经运河抵达杭州，再转道宁波，走过长达数十天的漫长路途。客死他乡的亡灵，将依附在那些腐尸上，无限喜悦地返回故乡。
这就是位于法租界内的“四明公所”的使命，它站立在中国人关于死亡的古怪信念之上。他们笃信身体的宗教，相信死者只有回归故里，其灵魂才能得到安息。为了经营这种久远坚硬的信念，1797年（嘉庆二年），宁波商会购入上海县城北郊土地30余亩，成立了丧葬慈善机构，处理“侨居”上海的宁波籍居民的死亡事务。这是免费的墓地、寄放尸棺的广场、以及远东最庞大的尸体转运站（关于四明公所的史实，均参见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昔日的四明公所现在只剩下一个门头，被政府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由于水运过程漫长而艰难，那些带尸棺材在被运走之前，要在公所内轮候，时间长达一到两年之久。它们被陈放在光线阴暗的“厝舍”里，排成庞大的方阵，俨然是死神检阅的队列。那些简陋的棺木起初散发出松木的清香，而后就开始朽坏和破裂，渗出肮脏的尸血，到处弥漫着浓烈的霉臭，构成上海旧城和法租界之间最诡异的景象。
英国植物学家、著名的“植物猎人”罗伯特·福钧（1813—1880）游历上海时，被遍布郊区的坟墓和露天棺材所震撼，他在《华北诸省三年漫行记》中这样写道：“（上海）城郊非常可观的土地都被死者的坟墓所占据，四面八方圆锥形的大土墩触目皆是。土墩上长着长长的茅草，有些还种着灌木、花卉……这些棺材被小心地包裹在稻草或席子里，以防止风雨的侵袭。有时候、虽然是极少见的，由于他们的亲属没有像平时那样的小心照看，我看到有些棺材因天长日久而散成了碎片，死者尸骨都暴露在外边了。”（转引自《1843：一个英国学者眼中的上海》，《上海滩》杂志2000年第5期）。
罗伯特·福钧笔下除了丑陋的坟墓，还有他最钟情的茶树，据说他偷走了正山小种
他的游记企图向我们证明，19世纪的上海，正陷于死尸的包围之中。中国人对尸体的敬畏，超越了存在的理性。宁波人在停尸场里修建地藏殿和纯阳殿，企图以菩萨的法身来安抚亡灵。而对于那些腐烂的尸体，除了用生石灰消毒外，没有其它更有效的办法。越过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华夏帝国终于呼出了死亡和腐烂的气息。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早已习惯于农耕时代的殡葬方式，但在人口稠密的租界，尸体的大规模集中陈放，还是挑战了生者的权利，直接危及本地居民和外侨的健康。法国人对此犹如骨鲠在喉，必欲加以清除。在1862至1863的年度报告中，法租界公董局曾发出如下誓言：“为消灭这些坟墓，决不在任何尝试面前后退，无论这种尝试多么艰难”。长期以来，这种立场一直被当作为殖民者扩张阴谋的卑鄙证据。
在隐忍了10年以后，法国人终于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发难，要求在四明公所开筑道路，而公所方面则以尊重中国习俗为由加以拒绝。中国人宣称，死人遗骸如果遭到马车践踏和行人搅扰，以及挖移遗骸，都是骇人听闻和无法容忍的（参见《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档案史料选》，见于《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这是基于亚细亚死亡伦理的声明，它要坚定地捍卫死者的尊严。但法租界公董局态度强硬，调动巡捕和战舰水兵强行闯入公所拆毁坟墓，与前来阻止的宁波人发生激烈冲突，7名抗议者被打死。这场冲突的后果令法国人都感到意外，只得被迫终止尸体讨伐计划。
1894年爆发粤港大鼠疫，上海也受牵累，改善公共卫生环境的使命变得异常紧迫
血案的严峻后果，延宕了法国人的卫生清算和租界扩张计划，迫使他们再隐忍16年之久。1894年春夏之际，广州城爆发大规模鼠疫，11万人死于这场浩劫。上海租界各国领事制定“辟疫章程”，对所有来自疫病口岸的旅客作体格检查，开启了中国海关检疫的历史（参见徐雪筠等编译《海关十年报告》，引自《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与此同时，作为鼠疫的重要温床，四明公所内的大批尸体，再度成为公共卫生的最大焦点。 法国驻沪总领事照会上海道台，要求公所对停放棺柩进行消毒并尽快移除，仍没有得到任何响应。
4年之后，也就是在1898年1月，新任法国总领事白藻泰(G.G.S.de Bezaure)制订《法租界管理章程》，禁止租界边沿堆寄棺柩，并限令四明公所在6个月内将所有棺材搬走，以彻底切除这个卫生肿瘤。公所迫于各方压力，在半年中移走2500具尸棺，还剩500多具迟迟未动。白藻泰忍无可忍，亲自带领士兵进占四明公所。宁波人拥向法租界巡捕房示威，双方再度发生暴力冲突，17名中国抗议者被打死，这场血腥镇压点燃了全体上海市民的怒火，民族主义示威浪潮蔓延到整个上海。
但出乎意料的是，尽管罢工罢市规模盛大，宁波人却没有获得最后胜利。基于江苏和上海两级政府的袒护立场，四明公所被迫终止埋尸和停棺业务，出让部分土地和拆除部分围墙，由法国公董局按原定线路修筑宁波路。而这就是淮海路东段（淮海东路）的历史起点（见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这段历史的民族主义叙事，还可参看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越过面容可怖的尸体，新生马路迅速向西延展，两边栽种法国悬铃木，构成香榭丽舍风格的林荫大道。从1900年到1936年之间，它贯通整个上海市区，成为最具欧洲殖民风格的都市干道。
这是一场关于肉身战争的严酷记忆。我们已经看见，死亡的身体像巨大的墙垣，横亘在道路前端，在阻挡鲜活肉体达一个世纪之后，被子弹和鲜血所摧毁。坏朽的死尸大军被迫撤离，臭气逐渐飘散，活的身体重返这片土地，打开了通往情欲的伟大道路。到了1936年的夏天，这条马路上已经站满性感的白种女人，她们的笑靥浮现于咖啡馆和舞厅周围，跟霓虹灯一起，放射出肉欲的香艳光辉，成为淮海路的情色记号。
位于淮海路附近的东正教圣母大教堂，俄国人的精神慰所
在远东地区，没有任何一条道路像淮海路那样，充满了身体二元论的对立色彩。它标志着死亡和生存、亡灵和生灵、尸体和肉身之间的戏剧性对抗。法租界公董局与四明公所的战争，仅仅是它的第一次对抗而已。20年后，淮海路上又出现了第二次对抗。1917年俄国爆发红色革命，它是针对资产阶级身体的严酷围剿，大批支持沙皇的贵族和中产阶级遭到镇压，侥幸存活的第一批“白俄”，沿着远东路线艰难逃亡，于1922年抵达自由港上海。
到了1936年，全中国的白俄人数已经增至25万，而在上海的白俄是其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构成了上海最大数量的欧洲难民族群（ 关于白俄在上海的侨居历史，可参阅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以及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流落上海的白俄女人
尽管上海并非美妙的天堂，俄国艺术家还是在法租界里找到栖居的洞穴，并躲过了政治大清洗的厄运。他们的队列里出现过盲诗人爱罗先珂、作曲家齐尔品、钢琴家扎哈罗夫和歌唱家苏石林的憔悴面容。这些祖国的叛徒，站立在远东的土地上，跟饱受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一起，唱出满含希望的哀歌。
法国人和俄国人就此开始了密切的合作。法国人率先奠定混凝土建筑和现代化配套设施（电灯、煤气、自来水等）的物性基石，而俄国人则从身体、市场与意识形态的层面，营造淮海路地带的消费乐园。这是默契有力的分工。殖民者和流亡者，共同书写关于淮海路的春梦。
殖民主义新街区的营造工程，起源于对于身体的渴望。白俄流亡者是贫困的，16岁到45岁的白俄女子，有两成以上必须靠卖淫来维系生计。当时流行的脱衣舞和芭蕾舞，分别代表身体话语的两个等级。她们的身体除了被观看，还要被狂热地征用。但这种演示和出售，不仅基于一种贫困的现实，也是针对红色禁忌的自我放纵。
在强大的意识形态体制的对面，信奉东正教的白俄在自由地舞蹈，由此拼贴出一幅奇特的反意识形态图景。它可以被视为针对专制主义的美学抵抗。它要为淮海路下定义，判决它成为自由肉身的避难所，并与外滩、南京路和衡山路一起，开拓远东殖民地的崭新生活形态。
白俄女人是善于利用身体优势实现自我拯救的群体，也是悲哀和狂欢的复合物——在堕落的肉体内部坚守灵魂的贞操，犹如在人间受难的天使。没有任何一种世俗伦理学能够对此妄加批评。那些美丽硕大的肉身，就是营造淮海路的坚硬石块，但她们比任何材料都更加柔软，饱含痛苦而芬芳的汁液。
但俄国人最终还是修改肉身的定义，裹住了裸露的欲望。梧桐树影和昏暗的路灯，遮蔽起缺乏光线的身体。此外，法式时尚也参与了身体的包装，令它变得优雅起来。基于俄国人的艺术天赋，在身体的高端部分，文学和艺术（戏剧、音乐、舞蹈和绘画）狂热地生长起来。此外，由于受到法国政府的特别关照，俄国人在霞飞路（淮海路中段）上开设现代商店，珠宝店、皮鞋店、胸罩店、西药铺、洗染房、照相店、面包房和咖啡馆等层出不穷。所有这些专题性店铺，都以精细的欧洲方式向身体致敬。淮海路上弥漫着法国香水、巴西咖啡和罗宋汤的多重香气。这种复杂的气味是惬意的，它覆盖了当年四明尸棺的噩梦。
在酒吧唱歌的白俄歌女
在法国文化中浸泡了一百多年的俄国人，浑身上下都洋溢着法国情调。这是一种古怪的趣味寄生现象。在进入上海租界之后，俄国人迅速接过了法国人的文化殖民使命。1922年俄国人登陆吴淞口时，侨居上海的法国人只有600多人，无力完成种植法国情调的使命，于是，俄国人在推销肉体的同时，还要充当法国文化的经纪人。他们开办芭蕾舞学校和音乐学校，传授法国艺术的真谛。法国殖民者和俄国流亡者之间，出现了更为紧密的文化合作——向上海自由市民提供优雅的时尚样本。
在20世纪上海的物欲-情欲地图上，出现了南京路和霞飞路的双轴线，共同沿着洋泾浜两岸向西推进。南京路以百货公司和舞厅著称，而淮海路则以白俄商店、脱衣舞和妓女闻名。它们彼此平行，遥相呼应，俨然一对竞跑的马拉松赛手。它们在旧帝国的前门制造出现代化的奇迹。就在北平知识分子忙于争论文化和制度时，上海市民已经完成了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型。这是发生在帝国东端的隐形革命，它急切地汇入了现代文明的洪流。
如果对这两条街道加以区别的话，那么南京路是利用高楼和大型百货商场来炫耀阳具的男人，而淮海路则更像精细优雅的女人。一百年后，淮海路开始以所谓“女性用品”著称，云集着各种女性用品专卖店和服务商，炫示为身体服务的性感主题，以吸纳大批本地中产阶级消费者。它比一百年前更加香艳——
上海市妇女用品商店、古今胸罩公司和万象胸罩店、紫澜门贵族女装店、巴黎婚纱、维纳斯婚纱摄影公司和好莱坞婚纱摄影、莱斯姬拉蜜雪儿、兰花衣着百货综合商店、连卡佛、巴黎春天、华亭伊势丹、新加坡女性护肤……
这无疑是对其发生史的一种自然反射。导游手册上的商店名录，明确标定了它们的性征。所有这些柔软的事物，都根源于白俄女子的那场卖身运动，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对四明公所遗骸的历史性恐惧。她们当年卖春的悲泣，终于变调成身体消费的颂歌。经过权贵资本的最新改造，淮海路到处弥漫着消费主义的香气。这是权力和市场共同营造的后果。在这场后民殖民的消费运动中，淮海路恪守了关于身体的信念。这是它的文化起源，也是它最温存有力的法则。
1949年，基于政治原因，上海的白俄侨民正在登船离去，寻找新的家园。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