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整个世界的象征和重大隐喻。萨斯的涌现把人们招回到了对疾病的形而上的沉思之中。从瘟疫（梅毒）、肺痨到萨斯，美学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惊心动魄的程序。在萨斯风潮面前，我们感到的了叙事的紧张和话语的短缺……
瘟疫时代的蓝黑色丑学
瘟疫是人类最惨痛的上半身记忆。瘟疫（即”鼠疫”或“黑死病”）的希腊文原义是“全民皆染之病”，这个命名不仅显示了无可战胜的传染性，也显示其独一无二的死亡率：感染者多则四五天少则数小时便告死亡，几乎没有人能够躲避它的血腥追杀。鼠疫杆菌以啮齿类动物及其鼠蚤为寄主，经过血液而广泛传播，病者从咳嗽开始，发烧、腹泻、咳血、昏迷、幻觉、皮下出血并有大面积蓝黑色斑，“黑死病”的名声由此而来。这一命名同时叙写了死亡的令人惊骇的丑恶图像。死神在人类的皮肤上题写了最可怖的“蓝黑色丑学”。
一个中世纪的母亲在绝望地审视着她得病的孩子
历史上著名的三次全球性鼠疫，累计有1.4亿人死于非命。死神像洪水一样席卷了大地，令成片的村庄和城镇化为坟地。瘟疫还在欧洲引发了三大文化恐怖运动――鞭刑者运动、反犹运动和灭巫运动。“黑死病”令欧洲人坚信，《旧约》中所预言的末日审判即将到来，赎罪情结推动了鞭刑运动，上百万欧洲人卷入自我鞭挞和自我戕害的浩大行列。与此同时，反犹主义也如火如荼地涌现了。拉丁人和日尔曼人都认为，正是犹太人的肮脏生活导致了天谴，教会和世俗政权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灭犹运动，经过百年清剿，欧洲犹太人几乎被屠杀殆尽。人们同时还认为，女巫们勾结魔鬼对牲畜施法是瘟疫产生的原因，这种谣言引发了漫长的虐杀“女巫”运动，大批“问题女人”在经历酷刑之后被烧死，她们的哀号和眼泪点燃了十字架上的火焰。这种自虐和他虐、被杀和他杀的集体歇斯底里，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本质。
文艺复兴的真正语义是双重的，它不仅要复兴希腊文明，而且指望欧洲爬出黑死病的废墟。在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和佛罗伦萨的壁画中，在所有艺术、庭院生活和伟大著述的华丽饰面下，永久徘徊着黑死病的庞大阴影。1304年建造的科隆大教堂里，十字架上的基督用痛苦扭曲的表情，喊出对瘟疫的极度惊骇。500年之后，卡缪的小说《鼠疫》再度打开了对瘟疫之痛的记忆。它要藉此构筑一个疾病、死亡、非人性世界、机械文明和腐朽的官僚体系的总体性寓言。卡谬的立场无疑代表了人类的基本看法―瘟疫是所有人间丑恶势力的第一象征。
文艺复兴不仅要复兴希腊文明，而且指望欧洲爬出黑死病的废墟
梅毒是瘟疫最亲密的兄弟。它没有瘟疫的狰狞容貌，却增加了淫荡和卑贱的语义，成为 “下半身”的代言人，正好与“上半身”的瘟疫彼此契合。波德莱尔在长诗《恶之花》中阴郁地题写了这种疾病：炼狱式的场景、死神的面容，在淫荡中逐渐耗弱的人类……，所有这些话语碎片都旨在揭发梅毒作为原罪的丑恶本性。
基于瘟疫和梅毒的丑陋性，人们曾热衷于把它们作为标签贴到所蔑视的国家身上。欧洲人坚称瘟疫来自中国，而法国佬则叫梅毒为“意大利病”，意大利佬则反唇相讥，称之为“法国病”或“西班牙病”，德国佬称其为“波兰病”，而中国佬则称梅毒为“广疮”，意指它是广东佬的特产，正如“香港脚”（脚气）曾诬被指为香港佬的特产一样。在晚清，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两广地区大量贩入鸦片，这种毒品便跟梅毒一起，成为印烙在广东人身上的双重标签。这是疾病丑学的一个范例，昭示了梅毒作为丑学标签的文化叙写功能。
肺痨时代的红晕美学
结核病来自贫困的底层，是社会营养不良的标记，但它却显示出精神高贵的气质，并藉此对抗着来自鼠疫的“蓝黑色丑学”。肺痨（肺结核）史就是一部名流云集的历史。杜甫身染肺痨而痛苦地流浪在自己的祖国；肖邦因患肺痨，成了当地居民讨厌和惧怕的人物；英国大诗人济慈和雪莱皆患肺痨，契珂夫20多岁便染上了肺痨，44岁时终于不治身亡。神色阴郁的卡夫卡死于肺痨，他的反生命意象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命运的标签；甚至政治名宿毛泽东和胡志明本人、周恩来的母亲、希特勒的前妻、都曾经患过肺痨，而他们与肺结核的亲昵关系，令这种疾病闪烁出畸形而诡异的美学光泽。
小仲马《茶花女》插图：她令这种疾病闪烁出畸形而诡异的美学光泽
激情浪漫的诗人，才华横溢的乐师，敏锐聪颖的美女，过著波希米亚式生活的浮浪者，都聚集在肺结核的四周，既是它的礼赞者，也是它脆弱的祭品。那些苍白脸颊上的病态红晕、洁白的手绢和咳出的鲜血，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激情的奇异表徵。中国文坛美女作家萧红死于肺痨，林徽音也没有摆脱肺痨的毕生纠缠，但她们脸颊上的红晕，却向本土文学史提供了迷人的纹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能像肺痨那样，成为人类想象和激情的源泉。
在肺痨肆虐的时代，我们看见了无数红颜的陨落。祝英台小姐的男友梁山伯据说因肺痨而死；中国首席罗曼史《红楼梦》女主角林黛玉也因肺痨而死，她焚毁诗稿呼唤着情人名字咽气的场景，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不朽记忆；茶花女的死亡林纾翻译的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一度轰动中国社会，因为女主角也是肺痨美人，她的哀婉命运犹如林黛玉的法国翻版；英国女诗人曼斯菲尔德也是一个肺痨美人，徐志摩如此回忆跟她相处的短暂时光：“我那晚和她同坐在蓝丝绒的榻上，幽静的灯光，轻笼住她美妙的全体，我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痴对她神灵的妙眼，一任她利剑似的光波，妙乐似的音浪，狂潮骤雨似的向着我灵府泼淹……。”（《曼殊斐儿》）徐志摩的感受向我们证实了“肺痨美学”或“红晕美学”的存在。它徘徊于1950年以前的漫长岁月，为人类带来疾病乌托邦的虚幻光明。
正如苏珊·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早在十八世纪中叶，肺痨就被与罗曼蒂克联想在一起。” 美丽女人和英武男人的情欲，是引发肺痨的精神诱因，他们在疾病神话学中双双成为迷人的主角。咳嗽成了肺痨的一种古怪的歌唱和台词，而浪漫主义则是它的文化回声。与此同时，“装饰性的、抒情的和高贵的死亡”，构成了“红晕美学”的戏剧性高潮。
曹雪芹《红楼梦》画意（作者不详）：美丽女人和英武男人的情欲，是引发肺痨的精神诱因
苏珊·桑塔格的所谓“疾病的大众神话”还表明，在贫困、无产者和肺痨之间存在着某种至为亲密的关系。肺痨几乎就是无产者和小资阶层（小布尔乔亚）的专利，在大革命爆发的年代，肺痨拥有牛虻式的正义性，它成了一种革命性疾病，被造反伦理所拥戴。它的幽灵漂浮在巴黎公社街垒上，仿佛是一些看不见的精魂，勾勒着起义者不屈的身影。
肺痨美学几乎支配19～20世纪上半叶的文艺书写历史，甚至修改了民间草药学的平淡风格。清幽的兰花是疗救肺痨的美药。用它的根部捣汁加入冰糖炖服，清新香甜，可以成为肺结核美人的救命药剂。兰花汤洋溢着植物精灵的芬芳，也照彻了病人的肺腑。此外，来自民间的传说还企图向人们证实，蘸有人血的馒头可以治肺痨并大补元气。鲁迅小说《药》中的华小栓就因肺痨而吃了“人血馒头” ，成为一桩被争议了近百年的文学公案。被烤焦的馒头香气回荡在江南小城的茶馆里，构筑着肺痨政治学的重大隐喻。甚至鲁迅都未能逃脱他本人的谶言：他像华小栓一样死于肺痨，而他的血成了鲁学家制作话语馒头的主要涂料。
在文学里，肺痨诗人总是把肺结核与秋日的浪漫主义意象联结起来。秋日和落叶都是代表即将枯萎的生命的世界性意象。肺痨诗人雪莱《西风颂》的开头称西风是“秋之生命的呼吸”，他形容“枯死的落叶……黄的，黑的，灰的，红得像肺痨……”，而这就是浪漫主义的肺痨意象。它也是浮现在肺痨患者脸上的红晕，焕发出死亡逼近时的最后激情。然而，60年代出现的专用抗生素，终结了肺痨乌托邦的时代。来自19世纪的浪漫主义红晕逐渐消褪了，疾病美学从此进入了休眠，等待我们将其重新唤醒。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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