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东《违章》
只有一个值得认真谈论的事件：文学的死亡。
当代文学的圣殿正在塌陷下来，变成硕丽无比的大废墟，一个杂种”和“垃圾”的世界。但是它依旧保持着完美的幻影。诗人和小说家像几百年前那样，固定在一个偶像的坐姿上。巨大的典籍庄严静穆，凛然披挂着圣洁的尘土。澄明之风吹来，一切便杳然无形……
一、寻根的冒险
寻根即撒娇。寻根就是将孤寂的自己托付给一个在我之前的先验实体，屈从于它的慈爱或恩宠。寻根就是找寻一个可以寄居的临时避难所，就是一次悲凄的怀乡运动，它旨在辨认与个体密切相关的种族的原始罪恶或原始幸福。
韩少功声称他发现了某个种族发展的白痴法则。在《爸爸爸》里，丙崽是不死的。他是愚昧之神。所有生命智慧的死亡并不妨碍他的神秘存活。他是进入黑色乌托邦(愚人国)的惟一通道，并构成着古老种族永生的根基。韩少功用两只眼睛(一只嘲笑着，另一只则在流泪)，洞悉了这项原始罪恶。
我所以特别指出韩少功的智性，是因为惟独这个作家拥有对上述种族罪恶的敏感。而更多的寻根主义者则跌跌撞撞地掉进了原始幸福的老式陷阱。
贾平凹的新笔记小说，显示了用早已干枯的语体召回传统价值与原始幸福的复辟企图。这奠定了寻根运动的基本流向。
没有人比张承志更强烈地说出了寻找原始幸福的渴望。张承志是长满浓密毛发的粗大婴儿，他沿着文学这条脐带爬回子宫或育儿袋，这一冒险举动曾使多少女性读者兴奋得颤栗。面对张承志的作品，必须学会使用耳朵而不是眼睛。只有这样才能倾听到分布在每一个句丛和字群里的啼哭。
张承志跃入了黄河。张承志俯身拥抱他的草原和牧场。张承志对着缄默无言的雪山下跪。张承志假托他的所有主人公向独裁的父亲或仁慈的母亲出示情结。他的小说结局都隐含了得救后的幸福感，因为每次他都使自己找到了一个摇篮的符号代用品，并利用这个代用品向自身发出事先准备好的安抚。
遍涉东方的古冢是威严的，它掠夺走所有的价值，却把死亡推给了我们。寻根者阅读到的只是墓碑上的残败铭文。这是一份诱人时间深渊的图引。原始幸福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真正实存的只有原始罪恶，它匍匐在墓道深处，阴森地打量着未来的岁月。另一文化误解在于对性欲的界定。它最初被基督教会确信为一项基本的原始罪恶，以后又被劳伦斯和弗洛依德确证为一项基本的原始幸福。然而，性欲既非原始幸福，也非原始罪恶。性欲是中性的，它坐落在罪恶的边界上，等待进入精神之门并从那里受洗。
寻根的第二语义于是就这样构成了，它包含着解放古老雄浑的本能的暧昧用意。但寻根主义者不敢直接用肉体享乐故事去结束苦行。他们似乎缺乏义无反顾的胆气，还不敢将精斑直接涂抹在文本上。因为他们缺乏将本能引渡为现代幸福的精神自信。张承志在本质上是害羞的。他的主人公跃入黄河时穿着短裤。他拒绝直接谈论性行为本身。他只是审慎地出示男人的第二性征：高大的躯体、强健的肌肉以及一堆令人生疑的毛发。
那么，张贤亮是一个真正的本能解放者吗?在那部叫做《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小说里，张贤亮找回了曾经失落的“根”，但他随即又在道德忏悔的战栗中将其抛弃，进入纯粹精神的原野，作老托尔斯泰式的自我放逐。这样，张贤亮实现了两度被阉，第一次是他阉，第二次是自阉。张贤亮不是解放者，他的卑琐的有罪的灵魂．因着对肉体的自虐而最终获得某种虚假的崇高性。在这个意义上，张贤亮是当代作家中最为不幸的说谎者。
而使所有道德民兵错愕的，是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这个由女人提供的文本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无耻性，它打开了通往秘密经验的历险道路。这种沉迷性行为和感受的坦诚甚至使激进的批评家都感到困难。
但王安忆并不肯走到对性本能作热烈颂扬的地步。她坚持放弃价值评判的权利。当她的主人公参与到一场存在方式的赌博时，她自己却退身为一个局外人。最终，像所有寻根作家那样，她拒绝像劳伦斯那样对性作必要的误解——把它当作生存幸福的大根基。这已预设了寻根运动的失败终局。寻根作家，既不想承担离经叛道的重大责任，也不打算充当传统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他们小心翼翼地在两个陷阱之间搜寻价值，竭力保持自身形象的中庸性质，以致他们同时遭受来自激进与保守两个向度的攻击。
二、无底的棋盘
人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正确地进入游戏和从游戏中全身而退?
饱受惊吓的中国作家，丧失了面对实存世界及其全部苦难的勇气。他们迅速蜕变成了一些可爱的游戏者。
游戏者是不可确认的人。他们在潇洒的游戏风度之后，藏匿起对公正、真诚、庄严与崇高的无名恐惧。游戏人格骇怕操作的结局，骇怕成为生活严谨的怪物。于是他们取消信仰，不相信事物的深刻意义，也不相信自身的力度。“玩玩而已”，这句著名的台词，消除了存在的全部严肃性，但它却帮助绝望者从空无的现世城里体面地撤退。
游戏是一个骗局，一场经过伪饰的戏剧，是人扮演他所不是的东西。游戏者的举止再优雅，也仍然是滑稽的。因为他没有本质。游戏者是二维人，他就像无底的棋盘那样，与支撑他的第三度根基分离，成为一个悬浮在世界阴影里的孤单的面具。
在严格意义上，游戏者拒绝了实存。他判处自己以游戏的方式死亡，从不可抵抗的生存命运和痛苦中彻底解脱出来。命运的规则是恒定的，而游戏的规则是任意的。你可以随便指定一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一种叙述方式、一组隐喻意象……游戏使自我体验了自由，但它最终只是自由的代用品。游戏否决了实在生活的意义。这个发现使我觉察到马原的英雄主义气质。他像一个在大绞架下游戏的失意圣徒，向上帝掷出一枚古怪的骰子，骰子的每个面上都刻着神色阴郁的骷髅。
游戏人格是伟大的传统，进入这个人格，即进入了传统。这个传统是从一位微不足道的人物开始的，那就是帝尧之世的壤父。这个游戏的发明者当时站在道路上，用手中壤木投掷地上的那一块壤木。这个单纯的游戏包含了游戏的主要形而上性征：它企图在现世功利目标之外虚设一个伪标来转移人的焦虑。击中伪标造成击中真标的假象，它代偿了人在真实世界里无法完成的复杂欲望。
游戏是一种虚假的生活想法，曾经激动了无数试图真实地生活下去的艺术家，庄周、陶渊明、刘伶、阮籍、嵇康、苏轼、徐渭、朱耷……这些姓氏代表了一种激动人心的游戏精神：利用游戏（策略)向世界抛出一副面具(伪在)，同时守住自己的本性(真在）。这个传统告诉我们：真的游戏者正是那些从事假游戏的人。
只有小游戏者才向游戏出卖本质，也只有小游戏者才对其活动性质作自我揭露。大游戏者是缄默的，它首先用佯戏来掩饰本性，然后又用佯“不戏”来掩饰佯戏。这种双重的表演保证作家在一个非人的境遇里能够坚定地守住内在的真实生活。
马原是饶舌的。他在小说里不断出示各种游戏标记，不断提醒读者注意小说的玩性。这正是一个小游戏者所具有的特点。马原同博尔赫斯的差异在于：前者把真的变成假的，而后者不仅把真的变成假的，而且把假的重新变回到真的。这个差异暴露了马原(也许还应包括旁人)的致命局限。
游戏应当在人之内，而不是人在游戏之中，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卷入游戏，就必然导致错误的后果：当马原变小说为纯粹的假时，他自己也被游戏所抽空和吞没，成了一个虚无的存在。
尽管如此，马原的笑声仍然保持了一种恶毒的成分。他既嘲弄神明，也嘲弄读者。他的小说是个机诈的圈套。除非你识破所有法则，否则就会卷入一场无休止的智力消耗运动。马原的诡计通常是这样的：他拿出一枚古代钱币，将你引入迷宫，然后，钱币突然消失了，你赤裸而下贱地站着，惊恐地发现这个陌生的屋子压根儿没有出口。我拒绝阅读马原，是因为我拒绝成为马原的玩具。我是觉醒了的玩具吗?不，我只是那个洞悉了马原本性的人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游戏者马原成了另一游戏者的玩具。这才是所有荒诞剧的真正序幕。
那只按动马原脑后开关的不怀好意的手是什么?是游戏拯救自身的可笑信念，还是某个神秘的女人，或一道来自先祖的森严训诫?……
在一个丧失所有信念的王国里，究竟谁玩了谁，这个问题是不可解答的。设想：马原被某个先验的游戏结构玩着；这个结构又被亚当和夏娃玩着；而亚当和夏娃则是上帝的玩偶；可能，上帝又是另一在者的玩具……一个无限(无底)的序列。最后的玩者是无名的，它玩遍了所有的存在者。
如果，游戏是世界的本质，那么马原是什么角色?
三、市民的庆典
“贵族气”，一种正在进入传说的文学罪恶，一个纯粹虚构的事件，却导致了真正的价值恐慌和骚乱。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在很久以前，贵族就已经退出了历史。当代文坛的占领者是两类平民：农民与市民。他们曾经是杀死贵族的凶手，现在又宣判了贵族的复活。
这种风声鹤唳的架势，使我惘然回想了贵族时代的崇高与强大。一个诗人就是一个精神贵族，他凌踞众生之巅，洞悉着世俗的全部丑恶和苦难。他也是一个纯粹的“独在”，一个高傲的隐者，保持生命意识的全部澄明性和孤寂性。“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两句偈语是对“鸟人”们的绝灭事实的一种宣喻。那个披戴蓑笠的“渔翁”是缄默的超人，他从世界抽取(“钓”)某种纯净和完美的质(所谓“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我所悲哀的正是“渔翁”的死亡和“鸟人”们的丛生。那些鸟人像渔翁那样披蓑戴笠，钓取的却是各种利禄之鱼。他们杀死贵族，然后又冒充贵族，使文坛充斥着虚荣与自卑的混浊气息。
这就是所谓“优雅”风度的根源。几个城市资产者和中低级官僚的破落后裔，加上一些出身于棚户的地道平民，构成了优雅文学的主要阵营。他们不断回忆起祖先的光荣业绩，从箱底搜索出光辉黯淡的老式首饰或毛皮大衣，把胭粉涂遍布满皱纹的衰老的脸庞。优雅是一个空洞的姿势。它把不属于我的东西向世界面呈。“优雅”嘲讽了这个肮脏的城市，因为它只是一个巨人的价值荒漠，必须依靠各种装潢才能扮成偶像。但“优雅”总是深藏着被揭露的紧张，它使优雅者处于持续的恐惧之中。
小市民的文学革命企图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紧张。它用城市消费者的日常经验和世俗趣味反叛优雅。把文学变成市民的可口快餐和柔软手纸。它的目的：使写作与生存趋于轻松；它的准则:粗鄙与无耻；它的口号：鸟人就是鸟人!
我曾经欣赏过这种市民人格的自我还原，因为在最初的时制，它拥有着存在的诚实性。但它随后就在摹仿的涌流中变质，退化为大堆低劣的文化垃圾。
“口语派”小说，特别是“口语派”诗歌的流行，显示了和可口可乐拉罐类似的现象学特征：第一，粗制滥造；第二，与大众口味彻底融合；第三，用过即扔；第四，对生命的在所构成污染。
什么是城市口语的意义?这个问题就像什么是粪便一样令人不快。
我们选择做梦。但我们被禁止做梦。口语，在某种隐喻的意义上，把城市的梦想转换成实在的触摸。到处是精神苦闷的挣动。战栗的欲望充分地肉体化了。从一个物质的嘴唇里跃出了有关物质消费的全部语言。
这是价值下降的运动。或者，反过来说，口语使最琐碎无聊的东西神圣化了。口语是一个和解的姿势。口语使诗人取消自身的特殊记号，像隐形人那样融化于城市公众无边无际的洪流之中，从而在商业主义的庞大背景下安全自在地生存下去。
口语是一种分币，它蓄意购买来自他人的好奇心或窥视欲。城市口语构筑着通往市民意识深处的走廊。“市民自白小说”、“隐私小说”、“大特写”和“报告文学”，从它的门洞里急切地涌出，使文学面临窘迫处境。
关于“第三者”，关于“同性恋”，关于“洋插队”，关于娼妓和月黑风高杀人放火……所有这些由秘密命题组成的消息碎片，描绘了一幅毫无秘密可言的透明图景。这里没有“私语”，只有“广告”。这正是爱好窥私的传统市民梦寐以求的庆典：它把城市变成了消费“报告”的乐园。
丧失了内在隐私性的人，是一个非人。他毫无人格可言。因为他的存在不再是私人性的。也就是说，他没有自我，也没有尊严。他被新闻闪光灯剥得一丝不挂。他在大众的传播媒体里，在公众的恶毒目光下遭到意淫和轮奸。
传播技术的暴力，很像某种特殊的十字架，它必须靠钉死几个殉难者来制造生命的戏剧，慰抚和救赎那些生活单调神色阴郁的城市生灵。这显示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道主义。向人交还秘密，就意味着向人交还他的自由。意味着把个体的人从城市监控中释放出来。这样做的前提是缄默。秘密就是秘密，它不可探测，保持永恒的匿名性。然而缄默却将消除一切类型的生命通讯，消除语言的法则，并判决文学在它之中死亡。这样的结局同样是无可救药的。
四、“现代主义”噩梦
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进程，正是从这个国家丧失现代性的地方开始的。
20世纪的东方是一座巨大的废墟。在它的底层是古朽的龙凤尸骨和秦砖汉瓦。在它的上层则倾倒着来自欧美大陆的第二手文明垃圾。东方的垃圾抗议西方的垃圾之压迫；西方的垃圾抱怨东方的垃圾之敌意。这场垃圾间的对抗，充满了历史的严肃性。垃圾的厄运在于它注定是一个过时的和受遗弃的实在。它被“现代”驱赶到过去的世界。而在过去的世界，它又被进一步驱赶到价值领域以外的地带。
与垃圾共生，意味着人正受困于无意义的事物，被虚妄的文化括号所悬置和隔离，在现代世界的座椅里永久地缺席。这样，即便人从垃圾中探头，向世界伸出友好的手，仍然与现代性无关。美国总统和他的人权宣言，只是一个电视事件，人注视它的原因在于它根本无法企及。
这是种族孤独的全部根源。也是产生焦虑和愤怒的根源之一。人被他渴望进入的文明所拒绝，他只能像饥肠辘辘的狗一样在那所美丽的大玻璃房子外面游走号叫。
然而，与其说当代作家为某种不公正所激怒，还不如说是为自身的非现代性所激怒。他试图在个别意念上提前进入未来，以致身躯无比古老，而头颅却噩梦般在天上笨拙地飞行。这揭示了一种精神分裂的征兆。
那么，文学陷入一种表演的哲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现代主义”作家是僭越者，他租用一个激进的面具，企图成为他所不是的那个东西。从此，他只存在于别人的目光里。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员，他的存在开始于某个“让梨”的表演细节。还在很幼小的时候，他就被告知必须对他人的眼神始终保持内在的警惕。那个孔融的台词里压抑着欲望，而“现代主义”者的台词里则无限地夸张了欲望。这两者都是为了诱使他人的认知发生错误。
把王蒙的《春之声》到《活动变人形》……当作文学现代化的重大开端，这可能是批评界较大的失误之一。王蒙的作品起初只是某些精致的仿作，表达把士大夫的忧乐意识充填到现代主义的技法之壳的企图，尽管它从一开始就背离了卡夫卡的传统，但它还是洋溢着某些对生命的感动。《活动变人形》则是精神和语言动乱的标志，充满各种用以掩饰自我人格的努力。这样，王蒙就以一个特殊的身份，显示了中国伪现代主义魅力的彻底消解。
在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抽搐着大量可疑的脸庞。他们痛苦是因为他们的头脑觉得应该痛苦，他们嚎叫是因为别人在这之前已经动听地嚎叫过了。当中国作家敬畏地谛听自己的痛苦嚎叫时，他的确捕捉住了能够用以自证的惟一的声音。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把文学的不真诚性看成一种难以宽宥的罪孽，一次自我受难和对存在的虚幻特征的虚假估量。批评必须充当一把剃刀，去清除现代派作家脸上的全部装饰性毛发，使他们还原到一个真实的状态。批评应当让一切作伪者完蛋。
我不否认，在仿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中也包含了某些真诚性。有的作家拒绝屈从于他所隶属的文化。他反复谈论荒谬、孤独和死亡，是因为他触及了最可怕的生命事实。这种抗议文化由于现代主义而获得反叛的契机，并从此拥有一个类现代主义的悲怆面貌。
真正的现代主义从未成为事实，它只存在于一个语词的深部。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可以把各类反异化文化随意倾倒进去的袋囊。这是个严厉的概念，一座硕大的精神纪念碑，它显示了文学对人类技术文明及其灾难性后果的空前绝望的沉思。
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的现代主义只是某种近代主义，它旨在反抗来自垂死的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压力。当代文学已经再度返回“五四”的起点，重历生命解放和精神自由的进程，卷入文学进化的第二度循环。当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化，指望于时间的这种无限延宕。
五、想像力的危机
我们是一个用记忆支撑起来的种族。我们活在记忆的宇宙里，宛如一片过去时代的模糊的倒影。
种族记忆越出了钟表时间的界域，它是生命从垂死的一端向初生的一端的精神贪恋。它胆怯地躲进过去经验的阴影，拒绝承担死亡的义务。
阿Q基本上是个记忆的人格。他的箴言是：我们家从前比你阔多啦。记忆把他引向一个虚假的历史深度，使之获得一份卑贱的荣耀。阿Q仅仅在意识到死亡的贴近和不可回避之后，才开始设想未来的图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这声英雄叫喊的原有语义早已萎缩。它仅仅在无人响应的静寂世界里空洞地回荡了片刻，便再度落回到种族记忆的黑洞中去了。
在所有的记忆人格中，阿Q无疑是一条好汉，他对记忆的背叛仅限于死亡的时刻。死亡使一切躲入记忆以抗拒时间的企图破灭。死亡严重摇撼了他的信念，死亡强迫濒死者面对一个正在逼近的未来，并说出最后的企望。
一个由记忆人格支配的种族是没有未来的。它已丧失企望。回忆用传统压迫我们，把我们囚禁于一个湮灭了的世界。回忆滋养了一切已经死亡和枯朽的形式，使它们以传统的名义复活。这就是《诺朗日》、《小鲍庄》、《棋王》和《古船》的全部意义。历史主义文学细致地陈述了各种种族的生存经验和策略，它们从不违背关于记忆的绝对指令。莫言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用“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叙述语体所说出的陈旧故事，使记忆美学充满了重返母体的粗暴激情。
让我来看一下西藏母题。那座充满神秘性的高原从来就没有实存过。在马原的文本里，它是缄默、无名、不可知和意义含混的过去世界的象征。它超越了单纯记忆的限度进入想像空间。但马原所提供的经验仍然是历史性的。那个由麻风病人、盗贼、小偷和野汉构成的国度，还不至于使人误解为一个真正的乌托邦。
这并不是说记忆与想像无关。恰恰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记忆就是对传统和风俗的想像。作为风俗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风俗想像为中国当代文学垂死的想像力注入了生机。马尔克斯的风俗想像类似于种族记忆，它的全部意象都来自过去的乡村世界之素材。这无疑对中国的乡村式作家提供了伟大的范本。
与此同时，我们又彻底丧失了技术想像——针对城市社会未来图像的玄想。当代文学不存在“科幻小说”。对技术社会前景，我们既没有信念，也没有绝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风俗的想像是种族想像，而技术想像是人类想像。这意味着中国作家从未改变过狭隘的种族主义者的卑微形象。他们的想像力只有在文明的边缘及其衰减地带才能悄然生长。
一方面是对乌托邦的轻蔑，一方面是对所谓“现实主义”(现世主义)的热爱，这构成了当代文学操作的一个基本法则。但它甚至不能像小市民那样真正生存于瞬态的“今天”，并对现世作真诚的关怀。“现实主义”掩盖了未来想像力和现世批判力的同时衰退。它的“现实”容器仅仅贮藏了逝去的岁月。
想像力的危机导源于无数次沉重的挫败。中国农民对生存图景的线性夸张，曾经是支撑其苦难地活着的脆弱根基。在那些多子多福、吉庆有余的年画主题中，包含了无数现代人的热烈憧憬。这些图式也反映了文学想像力的运动方向。但即使是某种关于农作物体积和重量的有限想像，在经历了“大跃进”式的电击之后，也注定会产生一种巨大的骇怕：政治想像的灾难性后要引起文学想像的萎缩，以致当代文学在这一禁忌中丧失了它的基本意义。
想像不是骗局。想像重组了经验，并勾勒出自我在未来的存在轮廓。它把人从种族的黑暗深度中解放出来，或者说，想像提供了一条逃亡到新大陆的路径。它带着全部难以言说的幸福与颤栗向人开放。
重建乌托邦，就是重建一种可能空间，一种指涉未来的真正宗教。这种宗教必须拥有某个启示录式的序言，它直言不讳地出示那个毁灭的惟一终局。但正是这种面对种族死亡的勇气，使卑贱个体在自身中找到伟大的神性，以推开厚重的传统，让一个文学的国降临到现世之城。
在一个没有“圣经”的种族里，文学就是“圣经”的代用品，这一点不容置疑。但犹太或基督教圣经仅仅是一部无限庞大的神喻之书的开端。坚持文学的崇高性，即坚持文学有权对人之未来处境进行玄想；有权用再生福音续写“圣经”；有权把人召回到对未来命运的绝对信念中来。当代文学的所有征兆都已表明：它正在背离这个第一义的使命，它用拒绝猜想未来的方式拒绝了未来。这不仅使文学自身封闭在它的静止性里，而且使之不断趋近于一个垂死状态。只有老者才是回忆的动物，他用文学爪子攀住时间的稻草，企图脱离死亡之潭，但这种记忆的挣动却只能加速他向那个危潭深处滑落。
六、语言的搏斗
“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
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之中。”
这是维特根斯坦在1931年发现的一个基本人类事实。这一事实的边界现在已扩大到东方腹地。1987年，当所有的声音都被严厉地打断时，只有非意识形态的纯粹语言，才像灵巧的鸟那样逃遁到罗网之外。而这漏网之鸟又回过来成为拯救文学的神明。
我注意到了某些批评家是如何打开语言经典向作家们布道的，我也注意到那些可怜的作家是如何敬畏地倾听这一文学还原的奇异传说的。
在形式语言的信仰之中，隐匿着对“文以载道”的工具性恐惧。这种观念受到了卡西尔主义的有力声援。“人是符号的动物。”——一个充满异化色彩的定律，微妙地推助了当代文学的变化，以致还原主义的果子尚未熟透，就急不可待地向大地坠落，变成一堆芬芳的秽物。
指望通过重建新形式语言来重建文学和人类精神结构，这个老式梦想正在爬上中国先锋诗人的硕大反骨。非非主义——一个惟一值得我关注的语言无政府主义学派声称：他们已经找到了能够超越文化或语义的“语晕”。这种由语符发出的神秘光辉，烛照了文化以外的隐秘价值区域。更为奇异的是，所谓“语晕生成试验”，不仅能够“给这个世界注入新的语言机制”，而且必然地涉及到“要给我们人类带来新的思维机制”(蓝马：《语言革命——超文化》)，但这种不可思议的“语晕”，甚至不能使非非三义者的诗意变得更明亮一些。一旦何小竹在诗歌中把“太阳”意象还原到对“太”字的纯粹语义分析，这个玄想的孩子就被干枯的字词“非非”地谋杀了。
语言实验中的著名自杀者是杨炼，他的《自在者说》笨拙地摹仿了《易经》的结构和语言，像座由字词垃圾堆成的圣塔，在它的顶部，露出一个走火入魔的语言圣僧的阴郁背影。导致这个悲壮场面的原因在于：《易经》以终极性的方式贮藏了宇宙的全部密码，它在本质上是非通讯和不可复制的，并使一切包括杨炼在内的有限智慧瓦解。这样，《自在者说》便无可挽回地说出了用汉语重建诗歌元语言之梦想的破灭。
语言的悖谬在于，那些拥有各种精致的叙事结构或语体的作品是最不能叙事的，如马原和孙甘露的小说。它们由一些非常私人化的言语系统组成。这堆上了锁的密码使大部分读者丢失了破译的信心。
这是我对语言的意义产生疑虑的原因，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得有意义。语言的本性是沉默的，或者说，只有沉默才能对语言作出规定。正如在人之外才能说出人的本质，在宇宙之外才能描述宇宙一样，又有在语言之外才能获得一个认知语言的真正契机。
然而人又不得不进入语言这个叵测的在所，并面对它所具有的一切非人特征。语言用残败的字形音符干扰人对其生命之血的伟大响应。语言的线性阅读原则使人成为一维的动物，丧失了对文本以外的真实空间的占有性。进入语言，就是进入一个慢性绞肉机，接受它的绞杀。
历史上所有作家的命运是同一的：被语言所抽空。生命力由自我之中向外喷射，凝结成僵硬的字词，这个生命转贮过程最终淘光了人的全部价值。也许，只有海明威觉察到自我的这种精神死亡。他的自杀不过是针对肉体的最后一道手续而已。
在更普遍的意念中，人始终坚持着对语言的信仰，相信只要字词活着，人便能在字词中永存。“敬惜字纸”，这个古老的种族传统，包含着对文本的无限敬畏，并赋予“自古英雄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类的生命以崇高的意义。芸芸众生对“经典文学”和空洞姓氏的赞颂，为语言献祭运动提供了声援。
“语言是文学的本体”，这个形式主义者最热衷的命题，已道出某种冷酷的事实。语言的悖谬是终极的悖谬。消灭语言，意味着人必须终止文学操作，从一切形式游戏和通讯模式中告退。这正是禅宗所洞悉的真理。“禅”，就其本义而言，就是号召人尽可能脱卸掉那件惟一的语言单衣，以赤裸和本原的方式在世。
但人最后还是被判处了与语言的同存。人注定是一种饶舌的动物，他必须把语言作为造化所赐与的悲惨礼物接受下来，就像我必须用语言来表达对语言的不信任一样。和语言搏斗的结果早已被残酷地预定了的——向语言屈膝投降，在吵吵嚷嚷之中等待那个最后静默时刻的降临。
七、“主体”的神话
刘再复，一个拥有老式信仰的先知和博爱论者，他的人道主义勇气已赢得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广泛敬意。在某种意义上，刘再复是“自由”的象征，他关于人类尊严的呼喊，穿越了中国世纪末最阴沉的山谷。
尽管如此，在探究“主体中心论”(某种启蒙主义与古典仁爱精神的混合教义)的主要论点之后，我还是注意到这个价值体系的暖昧和自我冲突性。
在刘再复那里，拥戴“主体”，就是拥戴一个形而上的“人”，拥戴一个关于“人”的绝对律令。但刘又不具备真正的哲学还原能力。他的“人道主义”必须下降到经验伦理学的层次才能展开。它导致了一个道德二元论的产生：“人道主义”=个体(个性主义)+群体(集体主义)的二重组合。
这正是双重人格在理论文本中的映射。一方面是对个性解放的赞颂，一方面是对群体性责任和使命的执著。在这两种对抗的道德价值之间斡旋，这就使刘再复要成为尴尬性的人物。只消某个外部力量就足以迫使刘再复放弃他的中立化的姿态，求助于他的内在压抑之源——集体主义“良知”。果然，从一个个性主义的自由意识出发，经过充满内疚的沉思，刘再复重返了“人民性”的阔大怀抱(参见《人民日报》1988年)。这个结果并不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刘再复从来就没有出示过真正的“个性”，他的全部理论都是群体性思考的产物。他的高尚来源于无力。
那个被传统知识分子所侈谈的“人民”主体之中究竟蕴含了什么语义，这是值得我认真辨认的。把“人民”加以分离，便获得两个词根，其中，“人”是空无的能指，它不标定任何实在的经验对象。它的意义必须在依附于“民”之后方能约略窥见：作为词根中的词根，“民”揭示了“人”的全部性质。
民即是奴隶。民代表了国家结构中接受统治和恩典的一方。民就是君主所必须背弃的部分。或者说，民是遭到历史废黜的君主，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同某种劳役和义务紧紧地拴在一起。民是在社会契约中被剥夺掉自主的人群。
民的这些弱者表征足以博得士的哀怜和警觉。士的使命就是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保持民与主之间的政治均势，从而把国家调节到一个“民主”的状态上去。“民主”并不应当是“人民”的独裁，而应当是“人民”和君主的公正对话。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总是把这种均势遭到破坏的原因归咎于君主，归咎于一个被幽禁在皇宫里的孤独无援的王。他的全部罪孽就是拒绝执行“人民”——这个事实上的君主的伟大旨意。
“人民”是历史中最盲目而强大的意志。千百年来，正是“人民”主宰了这座苦难的星球，成为一切群体性罪恶的渊源。“人民”是卑劣的凶手，它一方面弑王，另一方面使个体变得无名，它把个体从思想的深度中驱赶出来，消灭他生存的实在性，赋予他一个完全虚无的形体和轮廓。
这场“屠杀”没有证人。因为所有单纯的和警醒的观察家，绝不可能逃脱厄运，而另一些本可以为证人者则汇入了行刑队的行列。那些执行“屠杀”的凶手也没有原告和法官。“人民”比上帝更永恒。尼采可以杀死上帝，但却无力判处丑陋的“人民”和历史一起死亡。我所能做的惟一事情，就是宣布从我与“人民”的关系中退出，用隐喻的语言谈论孤独和它的后果，描述一个独在者的阔大幸福。只要我退出，我必获幸福。
然而，在贴近和追随大众的过程里包含了另一类实在的幸福经验，它足以诱惑所有“良知”不泯的士者。至少，把文学与爱一同交给“人民”，就是企图把私人的欲望和罪孽藏匿到它的宽大身影之后，以换取更为博大丰厚的关怀与庇佑。这种道德贸易显露了从众主义的卑怯性征。从众者是一个低能的意志，他必须靠寄生于母体而苟延残喘。
对上述受惠结构作某个小小的修改，人便轻易获得了一种新的施惠地位。所谓“使命”和“责任”，就是暗示“人民”的呼救性，并试图借助拯救运动将人推入受惠和报答的境地。这种支配他人的社会暴力，是“人道主义”向苦难世界呈献的最残忍的善行。
文学与读者间所发生的趣味冲突，实质上就是艺术家针对“人民”的前卫之战。先锋诗人率先放弃对“人民”的迷信，给予大众文化以适度的失望和蔑视。诗的语言之墙分隔着人间，阅读的障碍成为生命障碍的高大象征，它像狗一样守护了文学的自由。但在根本的意义上，文学无法抵抗大众的暴力入侵。文学的策略是，抛出低劣的伪本，掩护自身退向精神丛林的深处，与那个所谓的“源泉”诀别。这一赌博注定了纯粹的文学要受到“人民”的仇视和攻击，也注定了它要被各种流行的伪文学所僭替，从公共世界里隐身。
八、文学的第二类接触
龙具有空前的丑陋性。在现存的世界图腾谱表里，没有谁比这个怪物拥有更多的反人本主义特征：它的凶狠和贪婪，它的各种嗜血习性，以及对人类面貌与器官的审慎回避，等等。它一方面是找不到任何实在对象的空洞标号，一方面却停栖于东方，像永恒的梦魇，在种族的黑夜里飞进飞出，说出死亡的咒语……
在某种意义上，龙是同性恋者。龙没有性别，龙也不能生育和传继香火。这就意味着龙注定要死亡。事实上，龙在进入传统以前就已湮灭，带着它对这个种族的全部高傲和轻蔑。龙之所以成为记忆，是因为它曾经显示了对大地的反叛，以及对空间自由的渴望。这是龙受到赞赏的惟一理由。
即便如此，龙还是注定要被现代世界所废黜。因为死亡之龙不可能离开雕栏画栋和朱户玉牖。龙在死后就只剩下它徒有其表的恫吓性和僵硬性。
对龙的失望是同种族信仰的全面崩溃相关的。这促使我反思了龙的原始意义，并看到这种反叛
大地的原始意义正在获得新的证实。
20世纪最大规模的种族移民运动暗示了“马踏飞燕”式的上古精神的复归。人子乘舟远遁，从贫瘠的土地上逃亡，搜寻新的大陆和乐园。
这是精神朝觐的肉体化过程。大迁徙表达了对种族根基的无望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新的迷信。后
工业社会像一个天堂的现世副本，召唤所有困窘的生命前往享用。
换一角度谈论这个事件，那些邻族将惊愕地看见黄种人正在君临世界的一切角隅，侵入它们的街区，掳掠它们的财富、文化和女人。人以逃亡的方式履行了弱者的远征，让全球笼罩在负性殖民主义的温柔恐怖之中，仿佛一次成吉思汗子孙的幽默复仇。
所有这些居住空间的根本性变化，对于文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家携带仅有的家私，以自由公民的身份在新地游吟，与机遇之流会合。游吟是一种征集文学生存可能性的活动，它把文字从过去的悲剧性中释放出来，赋予它一个无限开放的品格。
游吟显示了文学真正优良的传统。这不仅是指荷马在希腊半岛上的旅行，司马迁和李太白在中国山区的游历，而且还包括浮土德式的全球历险。游吟使作家把时间自由转换成了空间的自由。
最初的游吟者是一种自由主义诗人，如严力和张枣；接着是一些遇罗锦式的道德受难者，此后是觊觎诺贝尔奖的北岛和顾城……首都的诗界正在变得空寂，“今天派”已所剩无几。这个迹象预示了大陆文科中心的瓦解和转移时分的最后到来。
当代文学的自我流放进程，须追溯到聂华苓和韩素音等。那些作家具有侨民亚文化的一切平庸特征：狭隘视界、幽闭心境、向母语文化和宗主国文化谦卑地表示双重敬意的骑墙态度……
如果精英之流的涌出，能够同时拯救侨民文学和大陆文学，那么这个意向是不可指斥的。作家移民的使命，就是把文学的慧种从废墟里带走，植入更年轻健康的文明。当我用马克思的语言说出“全世界作家联合起来”的口号时，我发现一种经典哲学的反叛传统和神秘活力正在得到恢复。
犹太和苏联文学支持了这一国际主义看法。我要特别指出索尔·贝娄和索尔仁尼琴，他们的个人冒险和生存勇气，为世界移民作家提供了见证。他们置身文化冲突的边界，却进入到母族的意识核心，从那里倾听人类的浩大叹息。
但这肯定是充满羞辱和内疚的道德过程。作家必须学会皮厚与无耻，学会在恩主的施予之檐下低头，接受神明式的目光的俯察和嘲笑。人要首先充当没落种族的后裔，然后再来做一个世界公民。
这还仅仅是全部困境的开端，我要询问：在切断了与种族根基的联系之后，移民将依靠什么信念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爬行或飞翔?
从某次对种族的厌烦出发，经历了无数次来自邻族的羞辱，在痛切的负疚中重返祖祠，再度求助于他明知虚妄的母体的关怀，这几乎是所有知识分子移民的精神历程。那么，两手空空的移民文学，就被注销了它的全部意义。只有若干肉体性愿望的满足，只有对风俗、礼仪和神话的商业性图展。移民运动成了一次针对爱国主义的戏剧性检验。奇迹刚刚接近，就从身边狡狯地溜走。什么都未发生，一切依然如故。这个痛苦的景象是不可避免的。移民作家最终不能通过搬迁进入终极关怀的乐园。东方是个骗局，西方同样是个骗局。从这一骗局向另一骗局的进军，塑造了文学哥伦布的虚假英雄，他们靠屈从于谎言来获得食物与自由，获得一份衣锦还乡的英雄。移民，就是以迂回方式向母族表达敬意的孝廉。他们最终将在祖先的墓地里为自己选择一个狭窄的棺位。
九、终极信仰的失落
身陷一个没有终极信仰或充斥大量伪信仰的时代，此系一切文学性焦虑的根源。人要么被各种中间信仰(种族传统、西方文明、家园、土地、英雄、人民、上帝、语言等等)撕成碎片，要么在某种领悟中意识到它们的伪在和空无性。这两者都把我推入永恒的迷乱之中。
一个终极价值的丧失，引起了所有价值的错位。
中间价值是拥有感性标志的迷宫，它出现于人对自身失望的薄暮时分，并总是呈现为一个亲切的面容。它打开它的全部秘密入口，说出热烈的意义，鼓励人的投身与奉献。把中间价值从一个平凡的地位提升到虚假的高度，是人类社会经常玩弄的小小把戏，它的全部意义都建立在一个工具理性的脆弱假设之上：个人应当为人以外的东西活着。中间价值的目标就是扮演那个东西，并据此有效地驾驭卑微的生命。
这样的价值迷宫里遍竖巨大的概念之镜，它们彼此互相反射，制造噩梦般的景象和深度。“人民”的语词是个镜像，从它那里无限地增殖着镜像的镜像，从“人民性”、“良知”到“使命感”和“责任感”……把一个单义的宇宙搞得无比诡秘繁复。那么，被这些虚假的镜像所蛊惑而找不到真实的出口，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中间价值不能帮助人从罪恶的世界里逃亡，相反，它是坚固的囚室，它的目的就是逼迫入中止思想的自由，沉迷于平庸的事物，向空无的偶像下跪——偶像是一切中间价值的最明晰的标记。
但偶像和镜子都是脆弱的，它们像稻草那样轻易地生长和死亡，缺乏内在的永恒性和坚硬性。这是它被一切伟大人格拒绝的根本原因。我不向速朽的东西付出生命，也不同虚假的事物交换价值和欢乐。这完全没有必要。在这样的时刻，我宁可把激情交给睡眠。
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中间信仰(形式主义是个例外)，都拥有一副母亲的古老形貌。这个单纯的隐喻之舟承载了包括种族、家乡、人民、领袖等等在内的大量中间价值的重量。它迫使无辜的“母亲”卷入了世俗价值的战争。
恰恰相反，“母亲”原型的出现揭破了一个隐秘的事实：大量中间信仰其实都基于同一个信仰——对“母亲”的挚爱。只有“母亲”，这个兼有乐园、历史、根基和欲望满足等多种属性的卑微神明，才能有效地支配一切曾经进入她、在她里面生活的人们。这个东方化的一元论神学，同西方基督教构成鲜明的对比。
在基督教那里，至高无上的神明是“父”、一个严厉的男人。但正是这种“母”与“父”的统治，永恒平分了东方和西方。他们的身影构成天空、大地和所有我们能够感知到的风景。一个有道德的普通臣民只要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就足够了，他的整个生命旅程，绝不会越过“父”“母”的国土以及他自己的智力世界。
我已经说过，所有的迷宫都是纸糊的。它们一触即溃。我看见大地动摇，太阳冷却，瘟疫流行，种族抽风；人民分崩离析，为巨大肉欲的解放和物质严重匮乏这两者的冲突而迷狂。因此，推翻中间价值，就是推翻一座砂器的古堡，一片在梦里依稀浮现的城堞。这是个充满轻易性的事件。
那么，人就因此而进入一个深刻的精神危机。所有的形而上沉思被肉体的痛楚打断。一个吃的动作，一个涂抹脂粉的姿势，一个观察钱币的眼神……这些日常功利操作替代了人对存在意义的辨认。
但有意义的生活正是从绝望的时刻起步的。人只有涉历危机的洗礼，才能成为一个崭新的在者。中间价值的可疑性构成了对人的神启，令拥有最高精神性的个体穿越它们，向更为辉煌高远的事物推进。
这就是我要在这里扼要地谈论终极信仰的原因。一个终极信仰，就是对中间信仰及其总和的最高猜疑和反叛。终极信仰并不是要把我从中间价值和世俗信念中带走，而是鼓励我在那里居住下来，坚持我的孤寂性和批判性。在这个意义上，卡谬的“荒谬”意识是终极信仰的反面形态，它以绝对的口吻描述了“虚无”的终极意义。
另一方面，终极信仰是惟一的和不可替代的奇迹，“它”指出了存在的全部可能性。终极信仰就是最高的自由，“它”把人从中间价值的虚妄与囚禁中解放出来，面对真在的世界说出无待无碍的声音，让“它”在所有的时空里反射和回响。
终极信仰不是一种传说，“它”拥有不容置疑的性质。“它”使人明澈和洞悉于自我在世的一切意义。或者说，“它”是那种我能够完全信赖并寄托于生命的最后企望的东西，“它”向我指点了走出迷津的秘密路径。
现在，“它”响应我的召唤，带着所有的允诺，内在地降临在我里面。“它”拒绝授徒，拒绝外在的仪式和语言，拒绝一切群众性的祭拜场面。“它”只对个人的经验和玄想开放，成为不可交流的私有事务和秘密。而我则在单独的倾听中与“它”合一。毫无疑问，每个个体都可能占有纯属他自己的这个伟大事物。
但事实上，只有那些具备超然精神性的人才能获得这种恩遇，只有他们才能逾越对神明的敬畏，达到真理的绝对高度。这既取决于明澈无碍的生命智慧，也取决于不可遏止地涌动着的强大的生命情感和生命意志。这样，通往终极价值的台阶就是布满危险的，它将让平庸的赌徒完蛋。
作为一个追求其伟大性的作家，终极信仰正是他作品的伟大性的标志。文学不能径直说出这种信仰，但它将被赋予一种辉煌的气质，使所有的灵魂在它里面得到安息。然而从“五四”以来的全部文本中，我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例证。现代作家坚持依赖一个外部的教诲和训令，一个从外部向我逼进的意识形态。这种信仰充满了胁迫性和被动性。茅盾的《子夜》就是现世生活与经济学的一次拙劣混合，它显示了一个思想的奴隶的全部特征。这对当代文学无疑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空心人和没劲的一代，正在危及当代文学的根基。批评是一条坚韧的鞭子，它必须不断抽打那些垂死的意志，把它们从衰竭的恋母情结里驱赶出来，交给他们义无返顾的勇气。批评应当把文学的视线引向终极的事物，引向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信念。我不指望所有的作家都参与到这个文学的自我清洗运动中来，正如我不指望那些伪批评家会从批评职业中退出一样。但我仍然确信，大危机将使平庸和低劣者彻底湮灭。从他们的精神尸骸上会站起几个真正不朽的人格，把心完好地交还给文学。在冥想之中，我亲见了这一隆重的节日。
首刊《作家》杂志，1988年N号
连载于《蛇口通讯报》，连续6期，1986
收录于《燃烧的迷津》，学林出版社，1992
收录于《聒噪的时代》，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
收录于《先知》，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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