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的族谱里，可以上溯的首位祖先是朱熹，一个出现于公元12世纪的儒家圣人，“宋明理学”的代表，死后被皇帝追封为“徽国公”，成了官方确认的精神“贵族”。他创立的严酷的伦理学，是华夏文明在宋以后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对于我祖先应为民族衰老承担责任这点，我有些情感上的尴尬，但我还是遵从了现代理性的召唤。在某种意义上，我始终是祖先教义的反叛者。
朱熹的第十世孙，大约在明朝期间，从江西迁徙到福建西部的武平，在那里繁衍生息，与当地客家人和畲族人混居，最终融为客家人的一部分。据族谱记载，到了第三十世的时候，祖父朱锡禧和祖母温氏，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叫朱生兰，次子叫朱生奎，另外还有一个女儿，族谱里没有任何记载，我只知道她从小就卖给人家做童养媳。父亲朱生奎就此诞生。他的童年因父母早夭而变得十分贫苦，靠担任保长（民国时期的最低级官吏，相当于村长）的大哥供养，得以艰难成长。营养不良导致他身材矮小，但目光炯炯，步履坚定，保持了一种不屈的性格姿态。
朱熹画像
我第一次回乡时，全村人都出来围观，上了年纪的老人指点着我说，长得真像他父亲。村长带我去看父亲睡觉的两层木屋，简朴而洁净，里面堆满散发干燥香气的稻草，又带我去看父亲读书的地方，那是一栋老旧的木屋，现在已经成了猪圈，里面住着一头体型肥硕、肤色洁白的大猪，据说是用米汤精心喂养的。它被主人清洗得很干净，像一头超级宠物，长着白色的睫毛，用困惑的表情注视我良久，似乎在仔细窥探我的来历。村长又带我去看朱氏祠堂，半边屋子已经坍塌，瓦砾中长出了杂乱的蒿草。他向我解释说，这是我父亲早年上学的地点。对于中国人而言，祠堂的破败是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整个氏族的衰弱。但无论如何，我清晰地看见了父亲留下的踪迹。它如此宁馨而恬淡，散发出清新田野和陈旧岁月的混合气息。
客家人是中国最特别的南方民系，它由战乱和灾荒引发的逃迁者组成，从北方进入南方各地，征服当地的原住民，成为一支性格强悍的族群，并以激烈的方式，改写了中国近代历史。客家人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运动，以“拜上帝会”的名义，屠杀了数千万普通民众；客家人孙逸仙建立了中国民国；最后，客家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架设了一个我们至今仍然置身其中的奇异世界。
父亲以顽强的方式，痛切地改造着自己的命运。在大哥帮助下，他于1940年毕业于福建省立武平初级中学，而后又翻越几十公里的山路，去到邻县梅州，考入广东省立农业职业学校，指望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农夫，藉此改造他的家园。但在毕业后，他却突然改换理想，被性格开放的梅州人引向了东方的海边。他搭乘长途汽车，走进繁华的大都市广州，考入刚成立不久的文化大学，就读于法学院经济学系。1949年毕业时，他已经26岁。在我珍藏的那本毕业册上，他头戴学士帽，脸上露出敦厚而坚毅的表情。
文化大学的校长，为民国时期著名哲学家吴康，董事长是国民党元老邹鲁，大多数教师来自中山大学。但这所学校只培养了一届学生，1949年，中共的军队占领广州，该校一半迁至香港，并入中文大学，而留在大陆的一半，则并入中山大学等校。
父亲抱着未满周岁的我
在这所短命学校就读期间，父亲以一个来自闽西山区的贫苦青年的身份，接受了革命的秘密召唤。他参加行事诡秘的激进组织，成为该组织的秘密成员，以为它就是共产党，并从事各种秘密活动，从游行示威，到夜间贴反政府标语，甚至准备占领学校，攻打市政府，如此等等。在我的想象中，父亲身材瘦小，衣衫简朴，周身奔涌着罗曼蒂克的热血，眼里点燃起两粒共产主义梦想的火焰。但直到中共建政后父亲才知道，该组织并非共产党，而是另一激进的左翼党派——中国民主同盟。他稀里糊涂地成了民盟的老盟员。但他在盟内拥有资深地位，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光荣的地下党员。
但广州的日子是极其拮据的。不仅校舍简陋，而且私人生活也捉襟见肘。在一个以美食著称的城市里，到处是饭馆和茶铺，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香气，而父亲却无力举起一双沉重的筷子。大哥提供的费用，刚够用来缴纳学费，糊口都十分困难，身上只有一套外衣，一旦洗掉，就只能躲在宿舍里，根本无法出门见人。有一次教授召见，而衣服却刚刚洗好，无奈之下，他只能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出门。他的困窘终于被好心的教授发现了，他热情邀请父亲到家里过年，跟他全家一起度过除夕之夜。鞭炮声震耳欲聋，而父亲什么都没有听见。他只听见了自己灵魂的叫喊。
毕业后，父亲重返故乡，担任武平县立初级中学教务主任。这是他抚慰乡愁的唯一方式。他甚至欣然接受了一位面容清秀的村姑，准备在小县城里做一个启发童蒙的乡贤，跟她白头偕老。现在，他不再是种植庄稼的农夫，而是种植知识的教员。他的理想细小而坚定，在宁静的小城里，跟他的学生们一起生长。
但就在此时，一个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1950年6月，当局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也就是仿效苏联，对地主和富农实施严厉清算。半年以后，当局又发动另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大伯朱生兰作为富农，同时又是国民政府的基层干部，迅速成为革命的标靶，经过一系列批斗、抄家和关押之后，未经任何司法审判，被当作“反革命”枪决，倒在在十方镇的大榕树下。根据族谱推断，这枪毙的地点，应该就是他的葬地。他的尸体和鲜血与土壤融为一体，化成养分，最终转化为榕树生命的一部分。这棵巨树至今仍然活着，枝繁叶茂，占据了广阔的空间，成为农民夏季乘凉聊天的好去处。生命以新的形态重返了动荡的尘世。
据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这场全国运动中，跟大伯一起被杀的地主和反革命，多达三百万人以上。这位性情善良的乡绅，曾经以微薄之力，资助过包括父亲在内的许多贫苦乡民，最终还是没有躲过残酷的政治杀戮。而他的侄子（大姑妈的长子）、蒋经国青年军的一名上尉，早在1949年8月，就乘坐登陆艇逃往台湾，此后一直担任蒋经国总统的侍卫官，直到晚年才中风而死。滞留与逃亡，书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模式。
父亲被他所积极投身的革命吓得目瞪口呆。造反者的童年是饱受惊吓的，而最终却转向为一种残暴的嘴脸。政府官员不断威胁他，要他与哥哥划清界线，并交代哥哥的罪行。在哥哥被枪毙之后，他的乌托邦已经幻灭，像一件跌落的美妙瓷器，化成一堆毫无价值的碎片。他连夜辞去教职，逃离杀人如麻的故乡。当局派人追赶，试图把他截下，但父亲躲过追踪者，搭乘摇摇晃晃的长途汽车，向临近的长汀县进发，以为胜利在望，不料途中遭遇土匪打劫，全车人都被赶下汽车，被迫卸下所有财物。父亲顿时变得一文不名，就连穿在脚上的唯一一双皮鞋，也被一名镶着银牙的土匪掠走。
长汀中学内瞿秋白被关押处
父亲光着脚走进了省立长汀中学，像一个真正的农夫。门房把他领进校长室，见到了作为民盟同志的校长。他们惺惺相惜，谈得十分愉快。父亲从此就留在这所闻名遐迩的学校，担任训务主任一职，负责学生的道德教化。这所学校建立在大清帝国汀州试院的旧址上，拥有一座古朴而美丽的校园。中共前总书记瞿秋白被捕后，一度被囚禁在后院的一间小木屋里。不久后，他就在附近遭到枪决。父亲说，他经常去他的木屋小坐，藉此缅怀自己被枪毙的哥哥。他还独自在校园里散步，走过桃花和杜鹃花盛开的草地，在唐代遗存的那两株古柏下徘徊。那是自由和富有诗意的短暂时光。
但政治斗争的火焰，很快就在这所学校里燃烧起来。旧校长被撤职，而新校长是一名南下的军人，他开始把学校变成阶级斗争的战场。父亲在仔细研究过地图之后，决定向更遥远的北方迁徙。这位从前的农夫，已经开始习惯于游牧生活，他要在这逃迁中穷尽生命的机遇。
父亲辗转来到上海，通过民盟组织，找到副市长兼统战部长潘汉年，在他的引荐下，先后在上海第四师范学校和陆行中学担任历史课教师。这是一次从乡村向都市的第二次逃亡，但他似乎获得了成功。站在外滩的黄浦江边，他眺望那些高大的殖民地建筑，发现它们比广州沙面更加洋气，令人恍然置身于伟大的欧洲中心。他满含喜悦，以为自己走进了一座现世的乌托邦。
从福建乡村走进大都会上海，这是父亲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接着，他经人介绍与母亲相识，很快就在红房子餐馆举行仪式，向朋友们宣布了结婚的消息。不仅如此，父亲还以老盟员的资历，担任上海东郊区（后划归川沙县）的人大代表，他的那朵绸布制成的红花，后来一直被扔在抽屉里，上面还有一条绶带，印有“人民代表朱生奎”的银色字样。这是父亲春风得意的年头。他的运气线向上飞扬，几乎升到了人生的顶点。
1957年，毛泽东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父亲以一种奇怪的直觉，猜出毛泽东是在“引蛇出洞”，于是他警告母亲千万不要胡乱说话。父亲后来告诉我，这是他从苏联历史中发现的秘密。正是由于父亲的警告，母亲学会了沉默，而她的几个同事，毫无例外，全部被戴上“右派”帽子。父亲的审慎还导致一个意外的结果，他被任命为民盟东郊区支部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但父亲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他无法投入清算自己同志的潮流。最终，他辞去组长职务，躲到一所远郊的中学，从那里远眺这个喧嚣而残酷的世界。
知识分子是无所逃遁的。上海并非父亲想象的文明天堂。那些建筑物被来自北方的农民军队所占领，转而成为意识形态革命的中心之一。他不断地被各种政治清洗运动所包围，几乎喘不过气来，当年曾经帮助过他的潘汉年本人，1955年在北京，由毛泽东示意，被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逮捕，先是判处15年徒刑，文革中又改判无期徒刑，最后死于湖南茶陵县劳改农场。
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导致了我们全家的严重营养不良；几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因跟保长哥哥的血亲关系、右派组织民盟的成员、以及学校历史教研室主任的身份，遭到红卫兵的严厉批斗和暴打，并把他囚禁于“牛棚”——一种用来关押“坏人”的简易牢房。那天，母亲在接到通知后，表情凝重地对我说，你爸爸被关起来了，我不知道他最后能不能回家。从此，我们母子俩要相依为命了。她的语气仿佛在跟一个成人说话。我望着母亲，胆怯地点点头。我们就此达成了危机契约。我知道，我们家大难临头了。
文革中的批斗场面
这以后的日子，是在一种极度惊恐的状态中度过的。我们得不到父亲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将被抄家，什么时候会作为反革命家属而被批斗，又何时会被赶出家门，住到阴暗潮湿的汽车间去（这是文革的惯用模式）。我和母亲每天都胆战心惊，听见楼下的敲门声，都会吓得脸色惨白。就这样持续了近一年之久。这与其说是一种毫无希望的等待，不如说是一次心存侥幸的躲藏——我们企图隐身在猎人的视线之外。母亲在热烈地祈祷，吁请神的恩典，而我躲在窗帘后面，窥视着那个令人胆寒的世界。
在某个星期天的午后，有人叩响了大门。母亲无限惶恐地前去开门，不料竟迎来了回家的父亲。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母亲泪流满面。我冲上去大声叫道，爸爸你回来啦，我想死你啦！父亲微笑地解释说，我已经没事了。是的，在经受严酷的审问之后，他逃脱了专政的黑狱。但他从未提及被批斗和拷问的细节。他的身上出现一些陌生的伤疤。我小心翼翼地抚摸它们，却不敢发问。父亲说，这是劳动时不当心弄伤的。我点点头，做出深信不疑的样子。
父亲从此恢复了每周回家一次的节奏。他周一黎明离去，周六黄昏回家。永远都是如此。而他回家的日子，便是我的盛大节日。我在窗口眺望，期盼他的到来，就像期盼一个重大的福音。我指望从他手袋里翻出一些新奇的宝贝，比如几只煎饺、一副扑克牌或象棋，一本精彩的好书。
父亲每周一的动身离去，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感伤场面。从家里到学校，路上需要四、五个小时，所以每次早晨五点，他就要蹑手蹑脚地起床。洗漱，烧水和吃早餐，然后轻声掩门而去。我十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打碎热水瓶，弄出的声响把我吵醒了。他不敢开灯，在黑暗里默默地拾掇，生怕弄醒我和母亲。他用扫帚扫去玻璃碎片，又用拖把吸干地面上的积水，而我则在被窝里默默地流泪，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父亲。毛时代的小知识分子，头顶着昏暗的路灯光，向一个令人生畏的地点出发，去接受批判和洗脑的命运。而我过于年幼，根本无力阻止这一切发生。
父亲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他平素喜欢抄写毛语，弄在一个小本子上，随身带在身上，有时会在公共场合装模作样地掏出来看一眼，蓄意展示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他甚至要求母亲在把毛头像的剪纸贴在家门上，还买了好几件毛泽东的石膏像，摆放在不同的家具上，更把《毛泽东选集》，陈列在全家最醒目的位置。经过这些布局，我们拥有了一个政治正确的家居景观。父亲试图让大家都以为，他跟所有人一样，是毛的忠实粉丝。
淮海中路和陕西南路交界处的儿童用品商店，是父亲经常带我出没的地点
但在星期天，他的兴趣却转向了旧货市场。他在那里转悠，带回来一堆无用的破烂，诸如小铲刀、磨刀石、旧手表，以及漆包线圈和稿纸打孔器，等等。这是父亲的农民本性。他采购并经营这些破旧的物体，灵魂在其间安静地穿梭，犹如寄生于田野和农舍，从那里寻找存在的意义。
但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太久。父亲感染了急性肝炎，继而转为慢性肝炎，在家里长期养病。他开始练习太极拳和气功，研习气功书籍，用稿子抄录各种偏方，把养生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还安排我去学习少林拳术，我跟着他几乎走遍上海的所有公园，见到各路拳师和气功师。其中有些还真有些神奇的功力。有一回父亲跟某位气功师切磋，对方突然发功，我父亲被一股无形的猛力推开，向后踉跄了十几步方才站稳。父亲大感佩服，希望能拜对方为师，却遭到了婉拒。但这强化了父亲研习气功的信念。他要用这种功夫来击败体内的病毒。气功是照亮父亲的一道热烈的光线。
但这种逍遥的日子没过两年，造反派就把他弄回学校，下令他参加政治运动，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教育。他必须每天面对同事们的批判，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和自传，在受虐和自虐之间反复摆动。四周都是敌意、轻蔑和疏隔的眼神，尊严已经丧失殆尽，而夜晚又无法回家，只能在宿舍里独自度过凄寒的时光。他无法跟这个疯狂的社会融为一体。他抑郁寡欢，身体迅速恶化，慢性肝炎转向肝硬化，并且开始有了腹水，肚子逐渐膨胀起来。
在病情恶化的情况下，造反派终于准许他再次回家养病。五十五岁的父亲，这年头发已经全白，脸色发黄，拖着肚子沉重的肚子和行李一起回家。他笑着安慰我说，你看，我像不像一个孕妇？以后，要麻烦你们帮我打胎了。我和母亲苦笑地对视着，一起躲开了他探询的目光。他在试图用这种方式表达歉意。
在那最后的时光里，我几乎每天都跟父亲在一起。我躺在他身边，陪他说话，跟他肌肤相触，希望时间能静止在这个时刻。我们谈论文学、历史和音乐。他一直勉励我好好写作。假如你想当一个作家，那么你就要变得更加勤奋。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想象力的孩子。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他自己的故事，关于他的童年、他在广州的岁月，以及他跟母亲相识的日子。后来我才懂得，他在向我拷贝他的记忆，以便在他辞世之后，这些记忆能被子代传承下去。
但现实逐渐露出了狞厉的面目。父亲的肝病，正在变得日益严重。为了拯救他的生命，我到处求医寻药。单是寻找药方所需的西洋参，我就跑遍了上海所有的中药铺，脚上磨出一大堆水泡。一名江湖医生建议使用大黄疗法，也就是利用大黄的毒性逼出腹水。父亲服药后开始反复腹泻，身体变得更加虚弱，几乎无法站立。我和母亲叫了三轮车把他送进医院。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出门。三轮车夫奋力踩着踏板，而父亲已经虚弱得说不出话来。他闭上了眼睛，任凭寒风吹在脸上。他的世界正在崩塌，而我们都无能为力。
中山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但住院床位非常紧张。外科主任吴光汉是我家的远亲，号称“华东第一把刀”，他“开后门”安排了父亲的床位。肝科主任是我同学的父亲，他直言不讳地说，这叫肝脏急性坏死，跟癌症没有什么区别。我和母亲都感到无限悲哀。我懂得，我们正在被父亲拖向那个最后的结局。
父亲很快就陷入肝昏迷状态，嚷着说自己的病已经好了，要我们带他回家。我和母亲分别守在床的两边，按着他的两手，不让他爬起身来。弄得筋疲力尽。而到了夜晚，他开始用客家话痛骂毛泽东和“四人帮”，历数他们的罪恶，说他们杀人如麻，涂炭生灵，罪恶滔天，要受天谴。他还大骂肝科主任，说他东躲西藏，见死不救。就这样接连骂了几个晚上。我担忧地四下张望，这是一间危重病室，另外两张床上，分别躺着一位重症心脏病人和一个癌症晚期病人，都在昏迷之中，也没有任何陪护。值班医生和护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根本无人在意他的叫骂。我总算放下心来。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过去抄写毛主席语录，只是一种蓄意的伪装。他的思想，实在是反动透顶。他是一个蹩脚的演员，一生都戴着政治面具，但疾病揭穿了这一切。他终于原形毕露了。而我在努力掩盖这场罪行。我是他的同谋犯和包庇犯。
父亲在最后一刻开始大口吐血，然后在昏迷中逐渐停止了呼吸。死亡平息了他的思想反叛。死神轻手轻脚地走来，带走他的亡灵。晚上九点时分，窗外寒风呼啸，我替他脱下带淡蓝色条纹的病服，仔细地擦拭这跟精神脱节的肉身。在灵魂刚刚离弃躯壳的瞬间，它显得如此柔软，带有暖暖的余温，洁净无暇，如同婴儿一般。
我跟护工一起把它搬上手推车，穿过光线黯淡的长廊，送到地下层的停尸房里。护工打开冰柜，我把担架用力推了进去。在关上门之后，我在停尸房里站了片刻，心想，这难道就是那种书上经常描写的永诀吗？冰冷的铁门，永久地分隔了彼此两个世界。护工已经离去，而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我无法理解我置身其中的世界。它和父亲一起逃遁了。我开始失声痛哭起来。很久以后我才懂得，这不是基于自然的意志，而是基于专制和暴政的法则。
我们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母亲看着空空荡荡的大床，愣了半天，说：你父亲去了天堂，他不会回来了。说完，眼泪流了下来。我知道，鉴于父亲的离去，我们家走进了最黑暗的年份。时钟在发出滴答声。它要奋力摆脱过去的时光，而我们则被迫陷入记忆的深渊。这是1975年11月底的寒冷黑夜。一年后，毛泽东去世，中国终结了毛的统治，但父亲没有熬过这最后的冬季。
父亲被火化之后，骨灰埋在南京，跟我三姨及其三个孩子在同一座公墓。在城市改造和扩张的浪潮里，它们都已被彻底铲平，烟消云散。经过几轮搬家、出国和离婚的浩劫，父亲的遗产，只剩下一支刻有他名字的派克钢笔。我把它珍藏在一只黑色的纸盒里，它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接受我的凭吊，而父亲的精神，在笔尖上获得了永生，它吁请我义无反顾地去创造新的希望。
是的，就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我开始了秘密的小说写作。我要在书写中召回我自己的世界。
2017年1月写于上海
（本文为《记忆的红皮书》的续写，一部私人回忆录的片段，并且是首次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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