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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文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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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的乌托邦面孔


自从八十年代中期非非主义、莽汉主义和王朔主义把“反讽”弄进文学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修辞就侵入到了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和学术等各个领域,而它近年来对现代都市建筑的入侵,则是这种颠覆性话语踏遍世界的标志。


在庞大的高楼底下行走,人的微渺性便遭到了强化



建筑反讽最“通俗”的例子就是那些高楼集群。都市化竞赛的结果只能是高楼竞赛,而如同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样,在庞大的高楼底下行走,人的微渺性便遭到了强化。数百米高的建筑物和低矮的人群构成了犀利的反讽:这些巨大的人工建筑表面上是为了夸耀人的创造力的,其实却趋向于颠覆人的尊严。建筑的这种目标和功能之间的反讽性,使它成了人的隐秘敌人。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把这种景观称之为“异化”。“反讽”就是“异化”在建筑语汇上的某种显现,这种对人本主义的水泥物反讽,起初闪烁在哥特建筑的金属尖顶上,仿佛是一个焦虑的呼告和祷辞,而后则转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标志。在那些纽约式的摩天大楼的顶部,聚集着城市贫民的仇恨。它像针尖一样划过了上帝俯瞰大地的脸,令它感到了轻微的痛楚。


位于上海黄陂南路和淮海路的上海“新天地”则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事例,这个旧城改造的样本,成功地完成了对上海旧贫民窟的移置和改写。为了寻求逼真的效果,它甚至精密复原了石库门建筑的外形,并小心翼翼移移植了石头上的青苔和野草。这种“纪实性”叙事来自一群香港富商的资本创意。它企图衔接旧上海的文脉,并藉此营造富人消费休闲的飞地。但“新天地”的建筑功能从一开始就被蓄意篡改了,它由一个贫民的象征转换成了一个奢华的商业中心,其中包括各种高档的画廊、礼品店、咖啡馆、酒吧和餐馆。这是建筑话语在视觉和功能上的双重反讽:用香港富人的消费天堂,反讽了上海贫民窟的悲惨历史。


上海时尚消费区“新天地”的石库门建筑



作为贫民窟的建筑代表,石库门隐含着一个语义转换的漫长过程。石库门建筑的灵魂就是它的黑色大门。它是整个建筑物立面的重力中心,与高墙的青砖浑然一体,凝重、端庄、在古拙之中混合着乡村财主的陈旧趣味。当这种建筑样式20年代在上海现身时,一度是那些富裕移民热衷购买的新家园。但自从抗战爆发和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它便因位于租界而逐渐成为“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小市民和难民的混居点。到了60~80年代,基于上海民居建设的基本终止和人口的急剧膨胀,石库门的大门已经颓败,它无法阻止房客的急剧增长,以致最终沦为拥挤肮脏的贫民窟;它的过度逼仄的空间,成为滋养市民小气主义的中心摇篮。其他贫民住宅样式,还应当包括南市区的晚清老屋和更为贫贱的逃荒者的棚户建筑。但它们都未能形成石库门那样的空间规模。


几乎所有在“新天地”里行走的上海人的心情都是和游客截然不同的。越过那些青砖甬道、石板路面和紧闭的黑色大门,记忆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篡改。人们不仅在现实中遭到放逐、而且还被人从记忆的家园里驱赶到了异乡。这其实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话语强权的结果,它对旧城民居建筑的资本叙事,制造了一个有关新世界的消费主义乌托邦,但它不属于城市贫民,而是属于游客,也即那些外来的“文化异己份子”。后者的嬉笑回荡在用贫民历史构筑的布景里。


“新天地”同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反讽。它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连接成一个整体,仿佛就是后者在空间上的一种戏剧性延展。但参观者还是会发现,在严肃的共产主义史迹和情欲化的资本主义商铺之间,出现了一种尖锐的语义对抗。是的,“新天地”创造了多重反讽的范例,这种反讽甚至显示在“新天地”的命名上:它和“中共一大会址”形成了古怪的语词反讽,以显示建筑语义的“一国两制”。




然而,反讽并非晚期资本主义的建筑专利。我们看到,早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就已出现了与“门”有关的最大的反讽性建筑――天安门。这是与巴黎的凯旋门截然相反的建筑,它是不能穿越的,它不过是墙垣的变形而已,但它却拥有着一个“门”的外在语义。作为最高守门人,毛泽东的后半生一直在守望这扇巨大的国门,他发动的红卫兵运动只是一些门内操作,他柔软的大手除了用来向年轻的崇拜者挥动,就是用来把守意识形态的“门拴”。毛和尼克松的对话造成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因为“门”并未真正改变其“墙”的属性。“门”要表达的语义,正是它自身的反面。这就是“门”的反讽。它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了自己的功能。天安门其实就是一个冻结在建筑物里的宣言,它把对“门”的政治释义推广成了红色宪政的基础。


从天安门到石库门的变迁,走过半世纪的乌托邦建筑哲学发生了剧变。门的故事被不断改写,拼贴、歧义和反讽正在成为都市建筑叙事的内在逻辑。我已经说过,上海衡山路的酒吧群落也是文化反讽的例证。它的建筑及装饰风格的高度欧化,与它内部播放的音乐(邓丽君歌曲)和电视节目(功夫片)形成了可笑的反讽。或者说,它的“硬体”遭到了“软体”的颠覆。没有什么比这种语法混乱的自我叙事更能显示“第三世界文化”的特点了。在我看来,反讽不仅是后现代的叙事方式,而且也刻画着西方符号资本支配下中国都市文化的特性:混乱而有生气,充满了意外的话语效果,仿佛是一些层出不穷和令人发笑的喜剧。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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