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高粱海报
1985年和1986这两个年头，是一段令人缅怀的时光。它虽然短暂，却光华四射，照亮了历史记忆的灰区。
多年以来，我跟一些文学艺术圈的亲历者，共同议论过那场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也跟当时的文化主政官员，如时任中宣部长朱厚泽、当时已退居二线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等，分别回顾过那个先锋文化崛起的年头。
那天，朱厚泽微笑着说：“这都是耀邦同志的功劳。”
首先破冰的是先锋美术的“85新潮”，这是一场由艺术家和美术青年共同掀起的视觉解放运动，试图从观念到实践两个方面颠覆传统美术，成为整个先锋文化运动的第一场呐喊。上海美术馆展示的行为艺术《最后的晚餐》，李山等画家集体出场，吃掉摆放在面前盘子里的那根红肠。
栗宪庭头戴神秘的黑色面罩出场，俨然是一名江湖大佬，而观众在四周热烈地围观。两个月后，在范迪安和高名潞主持下，规模更大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在京城粉墨登场。正是这类貌似古怪的先锋视觉事件，点燃了审美观念变革的烈焰。
与此同时，先锋文学也在热烈地诞生。首先是先锋诗以校园诗歌的方式在全国高校中勃发，犹如青春期的呓语。1986年10月，徐敬亚在深圳发起“现代诗群体大展”，几十个“流派”集体亮相。而在这场大展之外，上海冒出了“城市诗派”——一种承载都市意象、情绪和语感的独特诗歌样式，它的“新意”和辐射力至今还在被人谈论。
与更为草根的先锋诗歌不同，先锋小说则主要在官方杂志上冒头。1987年，《收获》杂志编发“先锋文学专号”，正式向青年先锋作家做出“门户开放”的姿态。这种温床哺育了马原、北村、苏童、余华、洪峰和格非这样的先锋作家，也滋养了吴亮、李劼这样的先锋文学评论家。
先锋音乐也在悄然生长。古典主义的和谐性遭到撕裂，刺耳的噪音、不协和音和无调性音开始在古典音乐厅里回荡。瞿小松、郭文景、谭盾、叶小刚、刘湲等人的作品崭露头角。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生动描述了发生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听觉叛乱”。
跟那些放肆的美学反叛相比，先锋戏剧的声浪听起来不那么刺耳，而且进程缓慢。1982年林兆华的《绝对信号》、王晓鹰等的《挂在墙上的老B》，被视为首批先锋小剧场话剧，但它的真正成熟却延宕到90年代。牟森和孟京辉的话剧实验，引发北京青年观众的热烈掌声。上海的张献则推出更为有力的剧本——《屋里的猫头鹰》《时装街》和《楼上的玛金》。王志文主演《猫头鹰》时，一群黑衣男子从观众席冲上舞台，用气球围殴女主角。气球在凝固的空气中噼啪爆炸，那种象征性暴力震撼了整个剧场。
正是在这激情四射的文化生态中，先锋电影应运而生。它以北京电影学院为观念发射场，以边缘电影工场如西影和广（西）影为摇篮，以青年导演张军钊、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黄建新为“第五代导演”，形成《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猎场扎撒》《黑炮事件》《红高粱》和《孩子王》的作品矩阵，涂抹出八十年代中期先锋文化的最大亮色。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工人影评团队，这时竟跟先锋影评发生了某种戏剧性融合。我要再次提及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协会，它在楼为华带领下，邀请华东师大青年教师上课，座谈、讨论，推动先锋观念的社区普及，并成功举办《红高粱》《大阅兵》《孩子王》《老井》等片的上海首映式，以及刘晓庆表演艺术研讨会，营造出电影美学变革的大众氛围。
1986年5月，上海举办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于光远、李泽厚等全国三百多名精英知识分子，以文化启蒙的立场，在会上发表各自的高见。所有观点都聚焦于一个叫做“现代化”的语词。这是改革开放时期最重要的思想盛宴之一。作为上海财经学院的青年助教，我应邀出席这次会议，并在复兴西路文学和电影分场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电影的拙见。
1986年7月，上海市制定了《关于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提出“上海文化发展远期战略目标是将上海建成亚太地区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近期目标是创建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这显然是对民间先锋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而该目标最终是否达成或部分达成，应由未来的历史学者评述，但它在短期内助推了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繁荣，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的后效甚至延续到80年代末，形成余音不绝的尾声。
1992年，我在学生徐明协助下，以位于南京西路的平安电影院为主场，调集各地胶片拷贝，举办为期两周的《中国新锐电影回顾展》，向上海观众全面展示先锋电影的魅力，可惜观众寥寥无几。面对空空荡荡的坐席，我痛切地意识到，那个我们曾经从中诞生的先锋时代，已然悄悄溜走。
是的，就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零年代，先锋评论家改行为生意人，成了黄河路致臻园包房里的“老大”，每天都在那里设宴，行云流水地款待各路好汉，一如《繁花》剧里的宝爷。在那个喧闹的年代，市场经济大面积兴起，而先锋文化寿终正寝，化为一堆脆弱的记忆。去年，两位黄河路“宝爷”先后去世，向他们曾经投身、离弃和妥协的时代永诀。这难道不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又一个特殊印记吗？
谨此此文，缅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先锋。
2024年6月25日记于墨尔本
（本文收录于《永不谢幕——百年谢晋百人谈》，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表时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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