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约我写有关虹影与赵毅恒所编的《海外大陆作家丛书》四卷本的书评，理由是其中收录了我的一篇散文（《声音的怀念》）。我答应之后才发现上了一个大当。这套书我读得十分辛苦，我把它带到北京，又带到东京，再返回北京，最后带着它回了上海，成为旅行中一件赘人的行李。不仅如此，这种断续的阅读还破坏了我的知觉，在盛夏的酷暑里，我茫然地捧着一堆灵魂拼图的碎片，难以看清隐藏在它们内部的整体影像，也迟迟找不到陈述看法的入口。
由于在澳大利亚待了将近八年，也结识了一些南太地区的华人作家，我对海外大陆作家的写作有一种特殊兴趣，一如人面对自己的镜像。而对这套丛书的读解，使我触摸到了编者所面对的困境：真正够格的海外写作文本真是屈指可数，最后只能把这些海外大陆作家在国内写的作品一并收编。这样做的结果是令它偏离了读者的期待：分享大陆作家提供全新的海外经验，或者倾听有关东方与西方的戏剧性对话。
就这点而言，我的随笔《声音的怀念》之被收录，实在是一个技术错误。我的文章写于1993年，离开中国的前一年。尽管我后来成了所谓的“旅澳作家”，但这篇随笔与我的“海外生涯”没有任何关系。同样，阿城的《秋天》与《结婚》、高尔泰《兰姐的标本簿》《月色淡淡》和《杏花春雨江南》、当然也包括编者毅衡兄本人的小说《妓与侠》和《沙漠与沙》等等，都与海外阅历毫无干系。在我看来，诸如这样的大陆作品，其实都是应该让贤的。
此外，我们也遗憾地发现，一些曾经在大陆饱受赞誉的作家如张辛欣和杨炼，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他们的作品完全丧失了昔日的魅力。以本丛书收录的杨炼散文为例，尽管诗人继续在进行话语实验，并保持了所谓的先锋写作的姿态，但其文本已经丧失了创造活力，成了一堆情绪和意象的破碎展览。这种写作导致了下列后果，那就是“一个不会写诗的诗人终于安全了”（杨炼语），因为他从此不会再受到挑战。
悉尼远眺：在生存挣扎的同时，海外华文作家的话语挣扎将会长期延续。
我完全理解这种丧失了母语语境之后的精神虚弱。也许我们都经历过类似的困境：在生活的重负下，写作已经成为难以为继的重负。但在另外一边，这套丛书还是收录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文本。查建英（《变奏》和《水床》）、刘西鸿《罂粟花的命》，依然保持了犀利的感觉和八十年代话语的纯粹性。而原莽汉主义诗派的胡冬（《筮书》）、友友的《不死的鸟》和赵毅衡的《误入德累斯顿》，谢烨的《你叫小木耳》，丁小琦的《愤怒的水壶》以及严歌苓的《女房东》等，也提供了海外大陆作家的动人的异邦经验。我认为，作为海外大陆作家，明确自己的移民“身份”和精神分裂状态，正是全部写作的基本前提。
但真正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些无名的业余作家的作品的水准，有时会超出那些知名作家。孙笑冬的散文《蓝色笔记本》、马兰的《我的女朋友敏子》、白广的《距离》，以及石涛的《正轨》，都是这方面的范例。这些作家都在大陆默默无闻，却写出了杰作。尤其是收录在小说二卷《距离》里石涛的《正轨》，以一种少有的曼斯菲尔德风格，叙述了一个移民艺术家的暧昧的爱情经历。从中流露的孤寂和伤感，象雾气一样缓缓漫过我的膝盖，包围着我的灵魂，使我感到了无言的战栗。这是一种移民的共历经验，经过美国化的叙事，产生了一种绝望而又沁人心肺的回响。
石涛的《正轨》标定着大陆海外作家在中篇小说领域的最高成就。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海外华文作家在叙述海外经验方面能够达到类似的水准。这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期待。当然，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当推虹影的《K》，这部名誉官司缠身的小说，完全可以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媲美。
回顾海外华文文学的历程，我们发现它始终呈现着一个平庸和业余的面貌。由台湾政府资助的世界华文作家大会，每年都在世界各地盛况空前地举行，成了一群戴着作家面具的汉字爱好者的狂欢，但其中又有几个令人心仪的作家？又有几篇作品能够成为值得阅读的杰作？最近传来的一个消息声称，由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集团牵头的世界华文文学奖正式启动。据悉，该奖设立的目的之一，是挑战诺贝尔文学奖，每届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出一名华文作家，奖金为一万美元，如此等等。这其实是一场由非华语国家发动的华文乌托邦运动。一张平庸的华文报纸，连自己版面上的文字都无法好看起来，竟然要充当全球华文文学的救主。这种古怪的场面，只能进一步验证海外华文文学的虚弱。
正是这样的恶劣的语境，迫使海外的大陆作家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就是为海外华文文学勾勒一个文学发展尖顶的轮廓。这套丛书部分地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据我所知，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它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疏漏（例如我的一些真正的海外作品就未被收录），需要更多的专家及出版机构的共同努力。无论如何，在生存挣扎的同时，海外华文作家的话语挣扎将会长期延续。我的建议是策划出版一个海外华文文学年鉴，全面追踪、审视和评论这个领域所发生的事件和作品，为中港台读者提供完备和连续性的资讯。惟其如此，海外华文文学才能成为衔接中国与世界的有力的话语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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