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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文章集

  • 作家相片Deco Ju

衡山路的文化碎片



以衡山路为轴心的情调消费区是中国人建构“想象的西方”的最大舞台。它是用一大堆建筑符号拼贴起来的消费神话,展开于上海城市中心的西端,接受游客(本土白领和西方游人)的消费性书写。在上海情欲地图中,它是最富于神秘性的地带,为参天的法国梧桐所覆盖,两边是各种西班牙式住宅:雕塑般的烟囱、拱形的阳台、被爬山虎掩蔽的小窗、月季、棕榈和夹竹桃的花园,涂满黑色防水柏油的竹篱……。它在宁馨而幽暗的光线中没落下去,却依然度过了包括文革在内的漫长岁月,直到它被全球化的消费主义击碎为止。


衡山路的雨中风情



衡山路的法国主义风格是由租界的权力分配决定的。这条曾经以法国元帅贝当命名的路,是法国人留下的趣味遗产,并因此成为上海殖民地中最有情调的领地。它起迄于淮海路和徐家汇之间,也就是从一个最著名的情欲带通向天主教的圣地。这种地理向度确立了它的意识形态语义,其中包含着从日常情欲到终极关怀的全部诗性。


它和南京路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它还是一个文化的出品地,拥有一个远东最大的唱片工厂,一座宋庆龄时常光顾的大屋顶基督堂,一座风格古朴的酒店,以及一些趣味优雅的候补中产阶级居民(参见上海旅游局编《上海衡山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衡山路上的向外分叉的小马路,同样充满了法国殖民地风情



衡山路从文化向商业的转型从八十年代开始,在九十年代后期完成。它由一个法国的远东殖民地开始,最终则走向了其自身的反面,成为中国人(上海人)展开情调消费的想象性基地。它由当地政府、经销商、设计师和顾客之手所共同打造。他们是一个“欲望消费”的庞大群体,按所谓西方的规则加入神话书写。所有的设计蓝图都来自那些装饰杂志,设计书籍,电影影像、以及对殖民地的记忆和幻想。它被称为上海最大的酒吧街,但其语义早已溢出了酒吧的领域,成为所谓“豪华消费空间”的圣地。


用后殖民主义语法对原法租界旧建筑加以改造和装修,这使得那些新消费符号被悄然叠加在旧法租界的语义上,并由此产生了迷人的神话效应,似乎一个真实的西方飞地已经在远东呈现,它包括德国酒吧、英国酒吧、法国酒吧、北欧风情酒吧和名为“时光倒流”之类的殖民地风格的咖啡吧。路人经过那里时,总能听见酒吧内隐然传出的乐声。那些文化假面舞会似乎早已粉墨登场。


上海百代公司旧址,现在成了一家菜味平庸的餐馆



与北京三里屯和什刹海的美国无产阶级摇滚的强悍风格截然不同,衡山路属于柔软的资产阶级,散发着法国香水、埃及香烟和罗宋面包的香气。它的前法国殖民地身份和与领馆区毗邻的事实,加深了它所引发的文化幻觉――


远远望过去,SASHA吧就像一座乡间的城堡,棕红的木栅栏、粗粝的墙,灯光却像雪片一样,轻轻洒落。MANDY’S软绵绵的草坪上,一只细得让人心醉的手正轻轻拖起一只高脚酒杯,金色的液体、金色的光泽,那瓷器般的脸庞上目光迷离。……从围墙、铸铁围栏和阳台中可以隐约嗅到衡山路深处的气息。每一个门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世界。


这些来自互联网的文字,大约出自无名的小资写手,却优美地叙写了一个上海人的“想象的西方”。那个遭到两个时代叠加式书写的“孤岛”,是情欲、道具(布景碎片)和文化想象的三位一体,构筑着昂贵的符号狂欢。尽管我们早已经看到,从啤酒到酒盅,从咖啡到茶具,从马灯到音乐,文化碎片的诸多虚假性像空气一样弥漫于整条衡山路。但这种穿帮的虚假性却没有引发本土消费者的反感,因为它和旧法租界的景观发生了欺骗性融合。法租界遗产拯救了衡山路,削弱了它在后殖民时代涌现的虚假语义。


衡山路上的酒吧,正在等待顾客涌入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虚假性未受指责的原因还在于,它完全符合中国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就其本质而言,消费者并不在乎话语的虚假,恰恰相反,正是这种虚假性呼应了消费者的白领主义虚荣(只有那些海外归来者才会抱怨它的虚假,抱怨其从西式菜肴到咖啡的种种伪劣性),甚至它的昂贵价格都充满了可笑的欺骗性。


衡山路制造了一个高消费的幻象,并且把它变成了一个严肃的公共交易契约。只有第三世界才会把西方最寻常的日常消费品变成奢侈品,以期在价格上获得征服的快感与尊严。


这其实就是中产阶级生活的空虚图景,它企图改造没有精神意义的世俗生活本质,用时尚替代内在精神性,令其散发出物性的盛大光辉。在对巴洛克风格的家具、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瓷器和旧式马灯的瑰集、缅怀、占有和消费中获得了满足。那些殖民地老照片和月份牌,加剧了这种柔软的快感。在老牌资产阶级的花园与客厅里,新兴白领的眼泪和激情在悄然升华,慢动作地奔向优雅生活的梦想。


衡山路上的国际礼拜堂,被情欲消费者所包围,露出了寂寞的面孔



衡山路演剧是所有时尚仪式中最令人心仪的一种,它是物质渴望向精神渴望飞跃的临界点,紧张地构筑着欲望的内心幻象,却并未越出中产阶级趣味的城池。上海小资代言人王唯铭声称,衡山路酒吧的消费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越轨者情感”。如果这种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它在制造了“想象的西方”之外,还制造了想象的反叛。


这无疑是一种最安全的意识形态反叛,基于文化酒精的作用,消费者在此可以发出“情欲的尖叫”(关于衡山路情欲的尖叫,可参看卫慧小说《上海宝贝》,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但它最终只是候补中产阶级份子的呻吟而已,他们的生命激情很快就会融解在消费典礼的欢乐之中。正是这种有限的反叛书写了衡山路的“伪自由书”,令它呈现为一个暧昧的后殖民容貌。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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