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城邦：话语抄袭中的欲望书写
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建筑业的最大抄袭事件，就是对希腊和罗马建筑师（工匠）作品的大规模仿写。建筑商公然把“罗马柱”（实际上多是带有螺旋式和绞绳式线脚的希腊立柱）、券拱、柱廊、凯旋门和各种希腊雕像，拼贴在新建的中产阶级居住小区里；罗马式的广场、花园和公共建筑在都市里到处林立。全中国建筑商和建筑师正朝“罗马主义”的康庄大道大步前进，以迎合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所谓高尚趣味。好在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已经对这种抄袭早已习以为常。希腊人最初被罗马人抄袭，而后被意大利人和整个欧洲所抄袭。两千多年以来，它一直置身于被抄袭的巨大荣光之中。
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建筑公然剽窃了美国国会山庄
詹明信认为，“剽窃”是后现代主义最显著的特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之“后现代社会与消费社会”，三联书店，1997年12月北京第1版，第399～407页）。他的措辞显然更为激烈。但他忽略了第三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剽窃”现象，后者涉及从建筑样式、服装品牌到音像制品等广泛领域，并且对其全球化（现代化）产生重大推进作用。
几乎所有的中国工商市民都卷入了这场集体抄袭案之中。他们作为消费者（业主消费或景观消费），尽情享用着希腊化的视觉美餐。但人们已经发现，这其实是一堆经过低劣化处理的文化符码，被生硬地插入中国地表，然后大量增殖，直到它变得令人作呕为止。中国建筑商的庸俗趣味，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它引发了一场可笑的美学地震。
在抄袭修辞学中包含了扭转、夸张、象征、暗喻、拼贴和插入等等技巧，却唯独没有戏仿，也这意味着它拒斥了唯一的批判性道路。抄袭成为一种弱智的膜拜式仿写，这暴露了想像力、创造力和自我记忆的三重匮乏。
抄袭运动无非就是一种在时间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营造。一方面它指向未来，也就是指向某个现代化的都市模式，一方面它抄袭了1500年以前的风格，也即指向遥远的过去，于是它在时间上陷入了双重性困境。这种“双重时间”正是第三世界发起的想象西方运动的精神记号，它向我们提示了一种想象逻辑的错乱。但这种自相矛盾显然并不妨碍发展商及其客户的营销－购买计划。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文化业主的诞生，他们是想象西方运动的主流，热烈从事着概念性消费，耗费钱囊中的所有积蓄，去响应伪造的西化景观工程。他们的努力令北京、上海和广州成了爱琴海文明的远东飞地。
兰州“巴黎阳光”楼盘的营销中心
我们观察到一个普遍的事实，那就是各种以“巴黎阳光”、“欧罗巴风情”、“东方曼哈顿”、“加州豪墅”、“枫丹白露别墅”之类命名的小区层出不穷；对西方的想象不仅划分了时代，空间指向性也更加明确和精密。在命名的地图上，名词的宏大叙事正在逐步变小，也就是从国家转向了州省和区县，并且向业主们暗示了都市性（“广场”、“花园”、“公寓”、“大厦”、“城”），豪华性（“别墅”、“庄园”、“豪园”、“豪庭”、“帝庭”、“皇城”、“帝都”），气候境况（“阳光”、“月光”、“彩虹”、“雨林”）和地理境况（“滨江”、“流水”、“左岸”、“东湖”、“丽水”、“森林”、“山庄”）。所有这些命名修辞都旨在制造一种地位、尊严、富有和迈入西方生活领地的幻象。
这种“名词消费”在北京政治市民群体中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并进化为更加抽象的“概念书写”（如“尊贵”、“高科技”、“现代商务”和“金领消费”等等）。机智的“概念建筑商”潘石屹洞悉了政治市民对“概念”的高度敏感。他的营销策略就是用一大堆概念组织起一个现代性空间，然后把它们推销给那些渴望成为现代化先锋的新兴中产阶级。
咖啡经济和幻象消费
文化就是价格和价值之间的距离，它紧张地聚集在“剩余价格”（注意，不是“剩余价值”）里，也就是聚集在由物体编织成的精神幻象之中，等待消费者用金色信用卡慷慨地付账。
在资本的想象性活动中，昂贵的价格本身竟然成为想象性消费的基本属性。这是殖民化的市场逻辑所制造的最大骗局。一杯卡布基诺咖啡在悉尼是2元（约折合人民币10元），而在北京和上海的基本价格是30元～35元（衡山路则高达60～70元），起码高出三倍，但中国蓝领工人的平均工资却只有澳大利亚的1/20。这种相对比值的显著差距，向我们揭发了第三世界的文化特性。
上海衡山路的咖啡，曾经以价格昂贵而著称
咖啡价格被注入了大量想象性消费的利润。这是一个遭到商人们肆意夸大了的附加值，它远远逾越了咖啡本身的价值。但消费者就是商人的同谋，他们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想象性消费的游戏，并且毫不犹豫地为这个虚拟价格付账。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替这样的消费者抱怨。这是一个围绕西方想象的隐形契约，它满足了双方的欲望：一方是对咖啡利润的实际性占有，而另一方则是对西方情调的想象性占有。第三世界的咖啡经济学就是如此。这种咖啡经济早已在西方快餐（麦当劳、肯德基和披萨）、品牌服饰和轿车等所有领域大规模扩散，令所有远东消费者成为西方资本逻辑的战利品。
是的，一种被符号学家指称为“他物”的东西成功地融入咖啡并僭越为主体（自我，Self）自身。殖民和被殖民、中心与边缘、想象和被想象，所有这些事物发生了彻底的倒置。它们是显而易见的赝品或替代物。它们的真实性总是遭到那些从西方归来的中国人的激烈质疑。但真实已经并不是“用户”的尺度，问题是它是否符合或接近想象中的西方图景。或者说，与风景画片、旅游杂志、电视上的景象有某种相似之处。想象性空间的影像是非精密的，它的可靠性有时取决于消费者阅读（观看）的经验，但最终则总是取决于经销商所出示的商品本身。在资本逻辑的体系中，它就是唯一的真实，此外更无其它真实。
西方身份里的中国欲望
“他物”的涌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最大事变。中国的洋务运动经历近150年历史，至今没有终结的迹象。由李鸿章、张之洞和左宗棠等人发动的第一代洋务运动，基本排斥了想象性符码，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工业技术物资的紧急输血，它的清单上罗列着后膛枪、加农炮、蒸汽机、车床、发报机、机车和铁轨之类坚硬的“经济基础”细节，用以维系腐败帝国的权力运营。
第二代洋务运动起源于殖民地上海，从黄浦江沿岸的大规模造楼运动开始，它开始引入更为柔软的意识形态代码（如赌博业、流行服饰、时尚书刊和电影胶片），这次洋务运动发源于土地的区域性租赁，而后果则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东部沿海的强力征服。
民国时期的良友画报：第二代洋务运动的大众美学结晶
第三代洋务运动开始于八十年代，它不仅大规模输入意识形态代码，而且首次令它在数量上超出工业产品，成为“他者”入侵中的首席事物。我们可以看到，经过长达150年的洗礼，洋务运动愈来愈深入它自身的内核，也就是深入到文化代码无限增长的层面。
社会主义的欲望书写也经历了三个时期：毛时代的压抑期、邓时代的宣泄期和江时代的书写期。这是欲望表达的三部曲程序，其中“书写”是它的最高形态，表达了欲望历史的进化向度。但“书写”并非一定就是理性建构的同义语，恰恰相反，我们在建筑书写中看到了一个被中国人扭曲、变形和模糊不清的镜像，而在镜子的深处，停栖着中国主体的面容，他们从那里发出了“中国欲望”的热烈叫喊。
“中国欲望”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第三世界身份所困扰的集体性焦虑，由此引发了关于身份构筑的广阔运动。毫无疑问，寻常的西方物品输入，已经无法制止现代化（“个人富有”的代名词之一）速度过慢所引发的痛苦。文化主体沉浸在身份的异质性苦闷之中。东方和西方的物性差距助燃了“中国渴望”。这种焦虑必须依靠更大数量的代码来加以慰藉。尽管代码只是一种欲望╱身份的代用品，但它却有效地补偿了现实的巨大匮缺。而且所有代码的成本（而非价格）都是低廉的，它们帮助居住（消费）主体夺取了享受的权力。有时候，一杯卡布基诺咖啡和一支哈根达斯雪糕就是镇静剂药丸，被用以熄灭过度燃烧的欲望。在想象性的占有中，中国人提前消费了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提前从西方社会那里夺取了尊贵的身份。
这是一场何等美妙的符码盛宴，它已经在中国培育了一个庞大的幻象消费市场，西方就是它的母题，现代化就是它的口号，享受生活就是它的目标，剽窃、劣仿、碎片化和蓄意的拼贴就是它的手法。而在另外一边，中国本土的幻象工业也在茁壮成长，它要亲自复制出那些激动人心的事物，以便为意识形态转型开辟道路。
身份是中国式资本逻辑的根基。身份的属性就是不能被隐形，相反它必须显著地加以传播、昭示和炫耀，正是从这种规则中产生了“名片话语”，也即把举止、服饰、座车、住宅、学历和全部金钱当作“身份名片”，藉此向社会发布私人公告，尽其可能地宣示主体的文化身份。这就是中国语境中涌现的“第六媒体”（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是目前公认的五大媒体，这个排列显然忽略了身份名片在中国语境中的非凡功用），它所发布的消息无所不在，并且成为人们彼此打量、估价和对话的主要依据。
北京财富中心，一种炫耀“财富的”地理身份名片
“第六媒体”的最新例子是正在热销之中的“北京财富中心”，它宣称位于北京商务中心（CBD）的中心，它的主打广告词径直就是“财富的身份名片”，另一广告词则自我形容是“万众心仪”的“城市的顶点”。它的上述自我命名――“北京财富中心”，完全越出了寻常的居住小区命名规则，制造出一个“商务中心”的镜象，以便为业主提供一张社会精英的身份名片――尊贵（地位）、富有（金钱）和高尚（趣味）。对西方的想象就这样转换为对自身身份的想象性营造。
其实我们早已发现，所有对他者的想象最终都是一次自我想象的话语冒险。这无非就是利用名片话语进行文化记忆的全面“洗白”，从而完成对自己的身份想象。这场想象西方的运动的结果，就是把针对西方的想象性碎片直接贴上主体，使想象者自身散发出西方式的物性光辉，犹如鸡类在身上乱插孔雀翎毛，它把现代化进程涂改成了一场文化喜剧。国际资本逻辑操控着这场想象运动，令身份的庄严转换变得滑稽可笑起来。主体在想象中膨胀和失控了，变成了一堆本质可疑的消费符码。
全中国有产阶级（小资、中产和国家公务员）都卷入了这场叛乱，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场集体政治反水，但奇怪的是，它并未终结民族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却酝酿出了新的民族主义思潮。个体的自我想象转换成民族想象，个人主体聚结成了民族主体。那些个人名片拼接富裕强大的国家民族（“国族”）图景。尽管第三世界语法却依然在强硬地执法，企图让所有的身份名片显形，但这并不能修改国族叙事的基本方向。那些细小名片都在书写一张共同的宏大名片，那就是“中国”。它使用资本主义语法，却在构筑社会国家主义的“强盛”文本；它书写自我身份，同时也书写着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这是所有书写中最奇异的双重书写，也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赖以延续的“核心机密”。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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