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住宅区——曹杨新村
1951年无疑是中国建筑的重大转折点。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从苏联引入“工人新村”理念，以构筑新国家主义的建筑蓝图，副市长潘汉年领衔筹建工人新村，以期解决上海三百万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位于上海西北部的曹杨新村捷足先登，仅花7个月时间，便以大跃进速度完成了第一期工程。
陆阿狗、杨富珍、裔式娟等百名“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告别了搁楼和草棚，欢天喜地的入迁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而作为“翻身当家作主”的伟大标志，曹杨新村竣工当年便开始“接待外宾”的工作，扮演着“工人阶级客厅”（王晓渔语）的角色，并且至今仍是上海旅游路线上的一道隽永的政治风景。
政府官员正陪同外国人参观并欣赏他们的乌托邦杰作
新村主义民居的崛起，意味着自由主义建筑理念的终结。为经济节俭起见，它重复地复制着风格单一的建筑物，把它们整齐地码在一起，形成高度类型化的居住小区，其立面风格简朴、单调、缺乏个性；内部的生活资源设计（如卫生间和厨房）同样简洁而粗陋，并通过乌托邦公社式的均衡分配，维系着居住者之间的政治平等。
这情形仿佛是毛时代“城市新人”人格的一次空间化延伸。耐人寻味的是，曹杨新村环浜上的“红桥”，其栏杆居然被戏剧性地涂成鲜红色，由此成为新村叙事的经典之作，尽管色彩刺目，与环境高度冲突，但其鲜明的意识形态色泽，却成为人们读解其政治语码的外在记号。从高空鸟瞰曹杨新村，人们甚至会发现它呈五角星状，仿佛是一幅庞大而壮观的水泥拼图，勾勒着新国家主义建筑的模范风貌。
五口之家的幸福样式
此后，上海各区都开始了克隆曹杨新村的壮举。这场意识形态的硅酸盐运动，从50年代起到80年代，历经30多年，成功安置了大部分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令其成为上海居住面积和人口最多的建筑样式。
然而，在居住空间与信仰日益萎缩的时代，人口却在急剧膨胀，这使一度作为乌托邦公社的工人新村，最终沦为中国最大的贫民窟，蚁穴般簇拥着密集的人口，永无休止地上演着争夺生存空间的日常战争，尽管如此，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工人新村的语义却一如既往，没有丝毫改变――它始终是城市无产者幸福而辛酸的家园。
新村叙事的这种单纯性与坚贞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奇怪的是，尽管这种建筑拥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且曾经是国家主义的水泥样板，它却未能在今天成为上海的标志性民居。几乎没有什么人在陈述上海时愿意提及这种外形简陋的水泥蚁穴。作为毛时代的建筑孑遗，新一轮的城市规划者正在竭力把它从地图上抹掉（曹杨新村是个例外），它甚至不能像石库门那样成为一种感伤的经典记忆。
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委，我们不妨再回头端详一下石库门的历史容貌。这种已经被人们反复言说和书写的“市民新村”，在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曾经称雄上海。石库门的发展简史是这样的：它的居住模式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早期的殷富移民的独院式居住、中期的租赁居住，和晚期的高密度杂居。
典型的上海石窟门民居，曾经是中产阶级的福音，现已沦为贫民窟的代表
跟工人新村的清一色无产者完全不同，在其日益衰败和苍老的晚年，狭小的石库门竟然以博大的胸怀收纳过三分之二的上海市民，囊括了从破落资本家、掮客、小业主、手工业者、小布尔乔亚、旧知识份子、大学生、乡村难民、城市流氓、舞女或妓女等各种驳杂的社会细菌。它盘踞在城市的商业地理中心（租界），成为构筑上海平民意识形态的秘密摇篮。
石窟门的建筑结构
石库门的这种复杂的阶层特征，令它的文化语义变得暧昧起来，作为一个城市建筑符码，它既隐含着早期乡村移民的地主式理想（它的旧式牌楼、黑漆大门、黄铜门环、传统砖雕青瓦门楣以及前后楼和正厢房的尊卑秩序，便是乡村美学的残留记号）、也隐含着中期的洋场文人租客的小布尔乔亚趣味（阁楼情结或亭子间梦想）、以及，隐含着晚期贫民窟化的市民主义习性（它的逼仄空间塑造了小市民彼此窥视、播弄事非、精于算计、毫厘必争的卑琐性格）。
这三种力量的聚合，尤其是市民主义的加入，令石库门承载着更加丰富的语义，并成为都市各阶层展开心灵怀旧的美妙对象。
空间逼仄的石窟门，成为蜗居生活的样本
石库门对工人新村的胜利，意味着工人阶级经过1950年到1976年的“主宰期”，已经从城市的意识形态中心退出，成为上海的边缘阶层，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庞杂而有活力的市民阶层。资本社会主义时代降临之后，赴炎趋势和唯利是图的市民受到命运的宠爱，擢升为上海的主宰。人们惊异地发现，“新天地”叙事修复了业已崩溃的市民记忆，令后者在石库门的还原影像中找回了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梦想。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场建筑文化学的政变。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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