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山路上的国际礼拜堂是我童年最神往的地点之一。它的大屋顶引发了我和伙伴们的无限敬畏。它是那种英格兰式公社大屋的无限放大。黄昏时分降临了，乌鸦和燕子在上面盘旋，发出凄凉的呼叫。日光软弱地跌落在那些破裂的瓦片上。在那一刻，整个城市都沉入了无言的忧伤。
教堂外面是高大的篱笆，黑色的防水油漆开始剥落，在风化中逐渐破损。我从一个小洞里钻进去，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花园，草地上堆积满了梧桐树叶，走在干枯的叶子上，仿佛踩住了黄昏的尾巴，令它发出悉索的叹息。教堂是如此阴森而神秘，像一座被瓦片遮蔽起来的庞大废墟，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悲剧气息。这是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的排练场。有时我可以从树后偷偷地远望见那些演员，他们优雅的举止令我神往，但我却无法分辨他们和戏台上的关系。我的同学狂喜地告诉我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我心中却一片茫然。我的智力仅限于对建筑和声音的迷恋。
上海国际礼拜堂大门（朱大可摄）：这是是我童年最神往的地点之一
在那个大屋顶下面，牧师讲道的讲坛成了戏台，信众的座椅成了观摩席。木质十字架被扔进草丛，在潮湿的泥土里霉烂下去。从破烂的窗口里射出了庄严的光线。咿咿呀呀的京胡声、女人的笑声、男人的咳嗽、尖细高亢的吊嗓子声音，所有这些汇成了生命场景中的片断。这个片断永久伫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后来才懂得，就在基督堂的深处，正在排演着红色新宗教的戏剧。这是关于斗争的激越信念，它滋长在上帝的废墟里，并且即将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最新教义。
在80年代末期，我曾经与母亲前往那座教堂做礼拜。被修缮一新的教堂重新成为耶稣的领地。风光一时的京剧演员们早已销声匿迹。无数信众在那里集体祈祷。牧师们的微笑荡漾在走廊上。在那里可以看见许多旧上海的名流，他们步履蹒跚，行将就木，像出土文物那样展示着温良的表情。赞美诗的歌声在大屋顶下面纷飞，与20年前的京戏唱腔发生了混响。只有教堂听见了这两种尖锐对抗的意识形态的对位。越过历史的间距，它们在同一个空间里展开厮杀，变得尖锐刺耳起来。
上海国际礼拜堂（朱大可摄）：在那个大屋顶下面，牧师讲道的讲坛成了戏台
上海东湖路上的“圣母大堂”，构成了我童年梦幻的另一个秘密在所。它的天蓝色的圆顶与城市的灰色面貌形成巨大反差，仿佛是一种来自俄罗斯的文学讽喻。它是一组圆弧状童话，被强行插入灰色的尘世，孤寂得令人心痛。但它不屈的身影却总是给我以渺茫的希望。历经岁月的风雨，圆顶上的油漆开始大面积剥落，但红色革命却未能改变它的蓝色属性。它们置身于大地，却把自身书写在蓝天上，成为天空里的事物。当白色的信鸽在它的上面飞翔时，我看见了一幅明丽灿烂的图画。它是我心中永不凋谢的信念。
2003年的某个夜晚，我第一次走进那座童话宫殿，但它已不再是精神的教堂。它曾是一个餐馆，继而又被改造成了欲望交流的酒吧。柔软的沙发椅分布在教堂底部，被一些半明半昧的地灯所掩映。一对情人在窃窃私语，而另一对情侣正在接吻。顾客的身影投射在粉红色墙壁上，到处流动着情欲的香气。恍惚的情调像水波一样在四周缓慢地扩散，一直抵达高大的穹顶。
在这所希腊美学的建筑里，所有那些帐幔、阴影、灯光和色调，都充满了哥特式的诡异调子。我甚至怀疑这教堂就是为舞台而设计的。教堂建筑的庄严性，融解在情欲的粉红色气息中，两者竟然交融得天衣无缝。神明的信念和人间的情欲，近在咫尺之间，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传统的背景崩溃了，建筑成了一种视觉游戏，变幻着资本权力的无限法则。
我目击了这样的事实：在处理心灵事务的旧教堂的死亡地点，身体的教堂复兴了，向人们陈述着情欲的真理。在那个我进入的夜晚，它们融解在名叫“蓝色沙滩”的鸡尾酒里，变成了一朵湿润的火焰。获得新生的教堂被油漆得明亮如新，其内部也洋溢着各种光线，但它却无法照亮我的内心。是的，就在我面前，我的童话瘫痪成了华丽而空虚的寓言。
上海圣母大堂：它们置身于大地，却把自身书写在蓝天上，成为天空里的事物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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