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津，以道路的名义显现，却完全是一些令人忽略的物品：一座楼房、一个女人、一部图书、一种学说。其中，遁者面对的最亲近的迷津，是他的思想和身体，受惑于自己头脑中无限繁乱的意念，或者，为身体内部的欲望所纠缠，成为自我迷恋的人。在这样的场景中，人是他自己的不可逾越的迷津。
都市鸟瞰：外在的和内在的迷津，这两种迷津共同包围着遁者，使他的智力受挫
外在的和内在的迷津，这两种迷津共同包围着遁者，使他的智力受挫。对于这点，人们已经表达了足够的同情。但这还没有说出迷津之间的全部差异。一种在人之外超验地存在着的迷津是绝对的，完全不受遁者这个变量的影响，并且拒斥一切来自人类精神的干涉。作为自在之物，它质朴地在着，并且不需要任何理由。
这样的绝对迷津，分布于遁者的必经之路，期待与来者的较量，像期待一次隆重热烈的狩猎。而这是无可指责的。假如没有遁者与过客的介入，迷津就只是一堆荒唐可笑的废物。让我们观察一下遁者在绝对迷津中的事迹。人按照自己的判断选择道路，结果误入歧途；而当他企图按原路退回时，又陷入新的岔道。不断追踪自己走过的路线，同时又不断发生判断性的错误，乃至逃遁经历本身变成了迷津，并且作为一种变量，参与到绝对迷津的结构中去，使这个空间的迷蛊性指数获得巨大的增长。
相对迷津的发生就是如此。它依赖于绝对迷津和遁者自身的行走失误这两者的互相交会，大面积地制止着人类在各个领域里的逃亡事件。仅仅以西方这个绝对迷津为例，我们耗费了整整一个世纪去接近它，却迷惑于自己所走过的凌乱道路，以致我们最终既远离着西方(皈入空间)，也远离着东方(离弃空间)。这个失败揭露了“道”的巨大危险性。
没有哪一个遁者能够回避相对迷津的检测或打击。如果在门的前面需要勇气，那么在迷津面前，人就必须动员他的全部智慧，藉此开拓未来的面貌。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线索。一切迷津，即使它残缺不全，也仍然是自足的，并且必定包含一条真正的捷径和出路。线索，就是有关这类东西的消息。
线 索
一个要求我们倾听的世界，流行着各种虚假的消息。为了阻止逃亡，旧乌托邦(或一切旧空间)制造了各种伪线索，并号召人们投入虔诚的学习。这就是政治寡头的著作大量增殖的原因。所有的国家发行人都声称，它是指导人民走向未来的教科书，而事实上却只是一堆廉价的意识形态垃圾。它唯一的功能在于取代真正的思想线索，把遁者引向毫无指望的死路。
这不过是伪线索中比较臭名昭著的一种，或者说，作为针对迷津的专业谎言，它是所有谎言中最具迷蛊性的部份：只要真线索是隐秘的，我们就无法找到它，并运用它来证伪和揭露那些压迫我们思想的骗局。
米开朗琪罗《摩西》：他必须向人民出示穿越迷津的线索
从哪里获得真正的线索，对这个问题的思虑，费尽了逃亡者的心机。是祈求神明的指点，还是忠实于内在的智慧?是像一个赌徒那样去指望命运或几率，还是期待先行者公开或秘密的传授?这些疑虑根本没有一个普遍的答案。它们无疑都是既定经验中最可靠的部份，同时又无法为遁者穿越迷津提供确凿的保证。现在，我所能谈论的仅仅是线索的类别，并且通过那些类别的性征来了解穿越迷津的诸多可能。
在著名的逃遁史例如《旧约》中，摩西的个案是非常突出的。《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都声称，在从埃及到摩押平原的大逃亡中，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一个真正的逃者。不仅如此，摩西还必须向他的人民──亡者们出示穿越迷津的线索，这些迷津，包括红海和西奈半岛，布满了各种巨大的危险。摩西的策略是，给予耶和华神以最高的信赖，并从后者那里获得指示。神说，汝应如何。摩西便依计而行。在这样的格局中，一切事务都变得异常简单。
这就是指令线索，由一组具体的操作性口令构成。逃亡者完全不了解他所面对的迷津的结构，仅仅凭藉这些简单的指示，向左、向右和向一切方位转弯或行进。而这就已经够了。一个遁者，通过神明或其他途径，握住了迷津消息中最核心的部份。指令线索，意味着许多大指令者(逃者)实际上是一些受指令者(亡者)。并带着这种双重身份为人类工作。
指令的危险性就在它的颁布者必须尽善尽美，而在逃遁的仓促进程中，我们通常来不及验证这点，并且事实上我们永远不可能用经验事实去分辨它的面貌。在摩西那里，神只需向他出示几个眼前的奇迹就够了，但当我们在各种现代奇迹(政治革命奇迹、经济奇迹和技术奇迹)里打滚时，就已经丧失了对新奇消息的全部感动性。
这其实是一种尺度的丧失。那个要求我们确信并服从的指令缄默着。它正在成为一个空无。大量的伪指令就是这样乘虚而入的，它们模仿神的气质和语法，把遁者引向毁灭。邪恶的教主像毒蕈一样迎风生长，倾诉关于走出迷津的语言。
唐一行《山河分野图》：企图揭露迷津的全部规模、性质和结构，并据此制订逾越它的路线。
在这方面，地图线索有了某种改进：透彻地揭露迷津的全部规模、性质和结构，据此制订逾越它的路线。地图线索使指令的意图和依据成为基本的透明事物。尽管在摩西那里，只有神做到了这点，只有神能够毫无障碍地洞悉宇宙的所有秘密，并在必要的时刻，以指令的方式择要地交给他在人间的代表。
地图，无非就是关于迷津地域的图纸，标示着迷津地貌的详尽细节，它起源于我们对于空间的反复测绘。摩西的事迹表明，那份最高的地图只属于神本人。然而，我确信它有一个人间副本，这就是《周易》。它是地图之母，地图之上的地图，以最简约的符码(爻卦之像)，涵盖了人在其逃亡中可能面对的各种图景和对策。
以筮书和卜理形态存世的《周易》，因其被儒士错误地阐释，在很长一个时期受到文化反叛者的蔑视，这是十分自然的。它要求人正视他在其中挣扎的残酷世界，而后按照它所提出的线索(方向和方式)进行操作，以期避开一切陷阱和死路，获得存在的吉祥。在六十四套卦像中，所有的下卦都象征主体，所有上卦都象征他的在所或道，卦辞就是对六十四种人与迷津的关系结构作出判定。
于是，在《周易》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地图线索：(一)在所或道的状态线索；(二)逃遁者的状态线索；(三)逃遁者应当采用的操作线索。前两条线索蕴含在卦像之中，而第三线索则是由卦辞直陈的，它是所有线索中最重要的部份，其言语的简洁、武断和有力达到惊人的程度，完全保证着指令线索的咄咄逼人的特征，却仍然通过卦象说出了它的理由。这是神的语式和人的逻辑这两种精神性的调和：一方面不容置疑，一方面语重心长。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古象牙罗盘：另一种指点迷津的用具
这无疑是指导迷者逾越迷津的典型言词，它声称存在(逃遁)的道路是畅通的(“亨”)，遁者应像母马那样在大地上柔顺地行进，如果抢先急进必迷入歧途，如果尾随人后，便会有人做主并因此获利。向西南方去则会得到友人，向东北方去则要丧失友人。在卦辞的结尾是本卦母题的总结：安顺守本，方能获得吉祥(“吉”)。
必须注意“亨”这个概念在逃遁学中的重大意义，它要标示道的状态的开放性和通达性，并以此为依据来判定遁者的吉凶。“亨”就是对于遁者所在的那个道的颂扬，它鼓励遁者在此前已经实施了的操作、鼓励他此刻的状态、鼓励他在此后的操作中获得新的生机。那么，“亨”就成为有关未来胜利的承诺和预言。
那个由“亨”所预示的结局被《周易》叫做“吉”，它描述了“吉”在经历了漫长的生命旅途之后与神明会合的场景。“吉”就是遁者把自身(“士”)投放在神座(“口”，系祭台的形象)之上，“祥”在这点上与之完全相同，它无非就是对祭物“羊”被置于神坛(示)旁的情景的刻划，遁者将据此向曾经提供指令或地图线索的神明表达感恩的心情。在这个时刻，人达到了与他的新在所的高度和谐。满足与幸福的经验包围着那个曾为遁者的人，它宣布逃遁事业的最后结束。
我不想在此过多地发挥关于“吉”这个存在主义范畴的看法，我只想表明，抓住吉这一明亮的状态，至少必须首先抓住亨通的道，以及抓住检索亨通之道的有效线索。地图在遁者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如此。然而，《周易》所引起的阐释危机是一种警告，它的难解性对遁者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在穿过生存迷津之前，遁者要首先穿过语言的迷津，地图线索在这个意义上转换成了需要另一条线索来加以指点的符码空间。而这是遁者所难以容忍的。
只有猜想线索起源于对迷津空间的冒险推测，在既定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对未知事物的假说，并且用纯粹的日常语言模式加以表述。这是人的工作特点。神拒绝猜想，他仅仅断言着。而人却必须抓住假设，藉此向未知的空间推进。猜想，这是人的一种生活。
如果亡者(偶尔是逃者)热衷于指令线索或地图线索，那么逝者也许会更迷恋于一个猜想的结构。显然，没有谁能够保证猜想的正确性。恰恰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猜想是注定要失败的。正是这一方式本身所预设的大量失败结局，使猜想成为那些线索中最可疑的一种。但这并不能阻止逝者对它的热爱。因为惟独在这一线索里，人不求助于外在的事物，并且由于对迷津格局的猜想，我们实现了对自己的猜想。
但丁与维吉尔进入地狱之门：长诗《神曲》引导着精神信徒的奔走。
以这样一种属性自我标定的人，从逃遁事务中抽取了部份意识和智慧，投放到对逃遁方式或道路的猜测中去。那些杰出的哲人、宗教大师、和乌托邦作家，除了描绘皈入空间的蓝图之外，也制作一些猜想线索，藉此导引他们的精神信徒的奔走。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分布于历史中的那些思想地图，它们是马丁·路德关于确立个人意志的被奴役性的修行指南，是卡尔·马克思用暴力推翻路障的严厉劝喻，是保尔·萨特对道路选择的多元性的痛楚断言。所有这些学说都为它那个时代的遁者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并因此而成为该时代的某种精神特质。
然而，重要的不是该猜想体系对历史的影响力，而是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人摆脱迷津和获得终极的幸福。这一识别事务充满了逻辑的难度。这是因为，衡量一条猜想线索是否使遁者获益，其间没有什么公共的尺度。例如，作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旗帜的存在主义哲学，我们根本无法准确地估量它所带来的福音与灾难间的比例。荒谬，就是要求我承认迷津的不可超越性，并且用多元选择来取消对唯一的道的辨认。这样一种绝对主义学说，向世界提供着反线索，却同时又是悲痛的和人道主义的，并且至少为那些在其有限的生命长度内无法获救的遁者提供了精神治疗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猜想不过是“阐释”的另一说法而已。
迷者之墓
阐释，就是用语言和我所欲的形态来设定在所的结构，或者说，就是在一个语词对象上投入阐释者的信念模式。在言说的进程中，阐释者观照着自身，看见自己走入对象，在它里面操作着，把那个对象改造为与自己同构的事物。如果这就是猜想的一般性质，那么所有的猜想都将正确无误，因为它们毫无例外地成了遁者处理个人迷津的一种必然方式。
正是从猜想的纯粹个人和日常经验化中产生了它的可疑性。遁者在宣称“我就是我自己的线索”之后，会聆听到它的回声中所包含着的战栗和犹豫。一个孤寂的人、一个失去了外在信念依据的人以及一个被公共价值所隔离的人，将在难以言喻的失败感中放弃猜想的权力，重新求助于某个至高无上的指令。牛顿可以为此作证。一个猜想宇宙迷津的大师，在经历了漫长的智力博弈之后，竟然还要再度向神明祈祷，从那里索取对于迷津的终极指令。
赵孟頫手书《道德经》：这样一个简单而重大的陈述，却被汉代经学家所彻底篡义
逾越迷津的诸多困难性，是由老子在两千年以前早就预言了的，在《道德经》的开头，老子直截了当地警告说：“道，可道，非常道。”这其实就是企图向我们表明：道，尽管可以逾越，但决非寻常的走法。这样一个简单而重大的陈述，却被汉代经学家所彻底篡义，把它变成有关“道”能否加以谈论的问题。如此训诂的直接后果，是使以后的遁者放弃了针对迷津难度的警惕性，而它的历史后果，就是把逃遁的行为操作(走之道)，转换成纯粹静态的语言操作(说之道)，藉此确立中国文化圆静格局的最初轮廓。
在这样的历史气氛中，遁者的大量失败、死亡或忏悔是不可避免的。遁者说，我是短暂的，我够不着那扇最后的门。对此我们没有诘难的打算。严格意义上的胜利者寥寥可数。他们不仅看见了道的尽头的高耸的门，而且握住了门的机枢。在这种幸福的背后是失败的英雄的尸骸以及懦夫们滴落的眼泪。这些事物构成了胜者向门逼近的台阶。皈入空间的门仅向少数人开放，并要求更多的遁者在道旁而非它的终点消失掉。这种残酷的逻辑奠定了逃遁运动的成功基础。
曼哈顿教堂公墓（朱大可摄）：那些环绕教堂或寺院的墓地，是失败者寿终正寝的地点
那些环绕教堂或寺院的墓地，是失败者寿终正寝的地点。在精神的苦难中逃遁的人，像西门庆、浮士德和唐璜那样，享用一种放浪形骸的生活，只是在死亡的最后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弥补这个错误的唯一途径，就是在离神明最近的场所长眠。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让灵魂在门外死去，而把尸体扔进皈入空间或者他所认定的天堂。
我不知道我表达得是否足够清楚，我只是想强调这样一种立场：无论遁者是否企及终点，只要他保持着逃遁的信念和勇气，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的悲痛不在于半途中辍，而是在于被某种他强烈抗拒着的事物所劫持或缉捕。没有哪座光滑的墓碑会铭刻这样的故事，也没有哪个法官会聆听到这样的证词，正是这点激发了我的热烈关注和探究。（选自《逃亡与皈依》）
1989年12月于上海北郊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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