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地理空间是无限狭小的。它仅限于我所居住的街区。在小学期间，我的夏季出游主要是为了游泳、看电影和捉鱼虫。我仿佛置身于这三种道路的中心，或者是记忆的三岔路口，面朝无法知晓的迷津尽头。
我和小朋友几乎走遍了附近的游泳池：常熟路游泳池，上海跳水池、五十一中学游泳池，等等。我紧紧揣着妈妈给的九分钱，其中五分钱买游泳票，而另外四分钱用来买棒冰。每一所泳池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五十一中学泳池是简陋的，像一个寒伧的穷人，被粗糙的水泥所包裹，消毒池散发着浓重的脚垢气味。常熟路泳池精致而不炫耀，像一个资产阶级小开，瓷砖地面光滑洁净，慰抚着我冰凉的足底。上海跳水池最为气派，看起来酷肖国家的尊贵形象，拥有宽敞明亮的淋浴室和更衣间，以及三座威仪堂堂的高大跳台，它们像伟大领袖一样，俯察着我们这些赤条条的众生。
捉鱼虫的道路比较艰辛。我们去的最远的津流，位于斜土路东段的平阴桥附近。对于我们来说，肇嘉浜以南就是荒凉的郊区了。我们需要冒着阳光，在酷暑中行走半个小时。道路两边都是破烂的工厂和仓库，路上几乎没有人迹，甚至没有卖棒冰的烟纸店。那些稀疏矮小的树木，无法遮蔽酷热的阳光。劣质塑料凉鞋被灼热的大地烤得发烫。马路上到处是溶解的黑色柏油，像狗皮膏药一样张贴在我的记忆里。
1970年代的上海街道：马路上到处是溶解的黑色柏油，像狗皮膏药一样张贴在我的记忆里
总有野孩子在河边游泳、钓鱼和打捞鱼虫。这使我对钓鱼充满了好奇，但我的出游仅限于收集那些浮游生物和长相丑陋的低级水草。那些发绿的水面下隐藏着无数不可知的事物，它们像蛇一样等待着我这样的猎物。我曾经被一种无名的水虫咬过，红肿了整整一个月。河水就这样捉弄了我，从此我成了它的叛徒。
臭气熏天的日晖港粪便码头就在附近。我们曾经好奇地沿河而上，目击到那个令人目瞪口呆的现场：多得难以计数的驳船挤满狭窄的渡口，里面装载着城市南部的全部粪便。而那些抽粪车正在岸上排成长龙，用粗大的橡胶软管向驳船排放秽物。这也许是中国最大的巴巴基地。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类的细小肛门，居然会排出那么多物体。那些黄褐色粪便簇拥在船舱里，无耻地保持着完整的条状，仿佛在出席一场盛大的狂欢。就在粪船舰队的近旁，一个女人正若无其事地在河里洗濯被单，她白皙壮硕的胳臂，汇入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场景。
父亲在浦东的学校，位于我的本埠地理学的尽头。每年暑假，父亲都带我去他的学校图书馆看书。我们乘42路到十六铺码头，买船票摆渡过江，再换乘N路郊县汽车，到达小火车站，继而改乘小火车，缓慢地行驶三十分钟后，又换乘M路郊区汽车，最后才抵达我们的目的地。路上需要使用五种交通工具，耗费整整6个小时。正是由于行路的艰难，父亲每次只能在周六黄昏回家，又在周一凌晨四点动身离去。他是我们家的匆匆过客。
这是令人畏惧的空间距离，它超越了我幼小经验所能承受的范围。但城市地图已经在我的身下悄然展开。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就此开始了超越家园的地理学实践。
父亲的宿舍是一座地主宅院，前后有四个院落，前厅、正房、左右前后厢房、耳房、库房、各种房间层出不穷，犹如一个不可逾越的迷宫。暑假时分，老师们都回家了，只有我和父亲在这个破败的院落里形影相吊。
乡村的气息就这样融入了我的梦乡。窗口和房梁上到处是阴险的蛛网。屋里弥漫着腐物和泥土的混合气味。大黄蜂在四周巡视，发出低沉的吟唱。到了夜晚，在茂密的梧桐树和刺槐下面，在那些藤蔓纠缠的深处，紫荆、紫薇、木槿、月季、海棠、石榴与金合欢正在酷热中沉睡。它们倦怠的姿容躲藏在月色里。
江南老屋（朱大可摄）：乡村的气息就这样融入了我的梦乡
陈旧的家具发出叹息般的声响，好像鬼魂在四处走动。父亲说，这里几年前曾经吊死过好几个被审查的老师。有一天夜里，我正在昏暗的电灯下读书，看见一条白色的影子掠过窗外。我惊惧地大叫起来。在另一个屋子睡觉的父亲跑来安慰我。但从此我一直被某种巨大的骇怕所纠缠。我的脆弱的想象力，悬挂在那些神秘的黑夜里，犹如鬼魂脖子上的系带。
南京是我童年里去过的最远之地。1963的冬天，我跟母亲坐船去了那座陌生的城市，那年我七岁，一团雾气在迷津中逐渐散开，露出世界的初始容貌。我记得熙熙攘攘的码头、冰冷而坚硬的金属船体，四等舱的简陋铺位、轻轻摇晃的船身，混浊的江水、阔大的雾气迷蒙的江面……，这些破碎的物体和景象，成为生命远航的起点。踏上南京陆地三天之后，我仍能感到大地的摆动，仿佛置身于一艘巨大无边的航船。这就是童年的南京，它持续摇晃在一个美妙而庞大的水泥盒子里。
1963年摄于南京玄武湖（左一）：那年我七岁，一团雾气在迷津中逐渐散开，露出世界的初始容貌
在船舱里，广播喇叭一直在播放歌剧《红梅赞》，这首优美的歌曲成为那次旅行的主旋律。它萦绕在我年幼的心头，成为最初吸食的政治大麻。那个伟大的女人，以绣红旗和慷慨赴死的姿容，书写了完美的母亲乌托邦。从此我总是按那个样式去衡量所有女性长辈，但每一次我都大失所望。
然而，正是在那个女人的曼妙歌声里，另一个小女孩的身影浮现了，她是我的小表姐林玉、我童年里最亲密的女性。她比我大三岁，却是我的小妈妈，搀着我的小手，把我引向了世界幸福的中心。但我却常跟她的两个弟弟合起来欺负她，跟她闹别扭，直到把她气哭为止。我们乐不可支，放声大笑，但她却并不记恨。几分钟后，她又带我走向寒冷的院落，在那里堆起了雪人。我们在雪地里撒野，塑造着洁白的形象。几天以后，我看见它在阳光下慢慢消融，像花一样发黑、变形、消瘦和凋谢。这种情景引发了我的感伤。它离我们而去，犹如一个不祥之兆。
七年以后，我再次乘火车前往南京去度暑假。小表姐已经夭折。她死于慢性肾炎引发的心脏病。她的肖像挂在墙上，像一个甜蜜的幽灵。她的纯真笑容冻结在时间的迷津里，仿佛是一个隐形的雪人，站立在我的心里，成为永久的伤痛。我去南京的秘密使命，就是去会见她的灵魂。但我跟她的永诀似乎在当年就已注定。
姨妈所在的中科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就在原中央研究院的大楼，琉璃瓦顶的民国建筑，法相庄严，金碧辉煌，但它的大理石楼梯和走廊，却散发出坚冷昏暗的气息。姨妈从抽屉里拿出三叶虫化石给我看，告诉我那是属于寒武纪的动物，此外还有石炭纪蕨类化石的残片、长着粗壮肉茎的腕足动物、以及一枚海绵动物的清晰样本。它们带着数亿年岁月的份量。我以为它们会很重，但实际上却跟普通石头一样。越过黯淡的石面，我似乎看见了时间本身的容貌。我的心变得狂乱起来。我热爱那些远古的事物。
在中山陵大台阶上的留影
表哥米郎带我到处游荡。我们去看刚建不久的南京长江大桥。它矗立在扬子江上，拥有庞大而丑陋的钢架织体，成为一个坚硬的政治奇迹。人们都说它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那时民间正在流行地下惊险故事《绿色的尸体》，说台湾特务装成母亲推着童车上桥，车里有具发绿的婴儿尸体，里面藏着烈性炸药……。我在桥上行走的时候，一直在留神看有没有这种推车的女人，很想抓她一个，由此成为刘文学式的英雄。可惜这种隐秘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我们去雨花台，绕过党的英雄纪念碑，在干枯的旧河床上捡了些光滑的石子。我们也去中山陵，在宽大的石阶上赛跑。圣人躺在纪念堂里的石像，诡异得像个视觉的骗局。我们还搭乘中科院车子去了紫金山天文台，在那里看古天象仪的复制品，几件造型神奇的金属制品，上面布满了绿色的铜锈。天文台的圆形屋顶在阳光下灼灼发光，犹如巨大的闭合的嘴唇。从那里下山需要几个小时。我和米郎在丛林里行走。大山很寂静，只有鸟啼和脚步的声响。蝉在高枝上集体颂扬着夏天。
玄武湖附近的明代古城墙（摄影者不详）：我去得最多的地点
玄武湖附近的明代古城墙，是我去得最多的地点。有一条僻静的小路在附近延伸。下雨的时候，窈窕的女人打着伞，像云一样行走，在湖上留下了几朵影子。米郎因尿毒症去世后，我还时常独自在那里徘徊，被城墙上的砖石和藤蔓所倾倒，成为它最年轻的朝圣者之一。14岁那年，我开始写起了散文，模仿那些无病呻吟的文体，做出咏物伤怀的姿态。我的另一灵感策源地是明孝陵。那些拱列的石人石马，在细雨里散发出化石般的气息。我的早熟的灵魂，可笑地融入了这些古旧的物体。
那时我已是开始身体发育的中学生，乘火车成了我的暑假惯例。除了去南京，我有时也会去福州，因为那里有我的另一个姨妈。但那座破烂的城市，并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据说它跟厦门一样，布满了台湾特务和北京的便衣。它面目可疑地蜷缩在台湾海峡一隅，焦虑不安地等着战争的飞临。
在混乱肮脏的火车上，我养成了期待艳遇的恶习，我满心指望不可告人的青春期故事，但这种浪漫事端却从未发生过。那时车速很慢，从上海到福州要耗费两天时间，木质座位很硬，上面没有软垫，出差人都自带小枕头垫着。有一回我从福州回来，四周没有可以说话的女生，沉闷得跟监狱似的，只能独自在窗前呆坐，结果臀部磨出两个大泡，很久都没有痊愈，后来终于结痂了，像是敲在冻猪肉上的一对深色戳记。
有一次，两个逃票的小流氓看上了我的座位，企图把我挤走。我起初一直没吱声，后来突然发起狠来，一拳打落了高个的门牙，再出几拳，打得矮个满脸是血。于是我们战成了一团。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小流氓被乘警赶下了车，而我则穿着被撕成碎片的汗衫，坐在乘警室里写检查。那时因练过少林拳，打架总是占了上风，却弄得吃相难看，好像每回都是我在欺负人似的。这是我毕生所写的第一份检讨书，它躺在乘警的桌上，像个可怜巴巴的孩子。下车时，我看见乘警偷着把它团成一团，扔进废物箱里。我觉得好玩，傻乎乎地大笑起来，弄得乘警很不好意思，把脸扭向一边，冲着某乘客大声叫道：“喂，你！”
为了准备与苏联的战争，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军队从1969年起开始大规模野营训练，到了1971年，全体人民被紧急动员起来，公路上到处是野营拉练的队伍。上海当局更是别出心裁，把工人和学生组合在一起，展开“结对子”式的训练。革命时代的政治创意层出不穷。
“文革”中学生野营拉练：革命地理学的逻辑，就这样戏剧性地展开了
这是少年时代最艰难的徒步行旅。我穿上全套军装和军用跑鞋，斜挎军用水壶和军用书包；被子用军用布带扎成九宫格状，也在肩上背着。我们在操场上集合，互相打量和起哄。几乎所有同学的装束都一模一样，俨然就是对方的精密镜像。这是神圣而又壮观的场面。我们是毛泽东麾下的少年军团，除了枪杆和杀气，我们几乎拥有军人的一切。
在开过气氛热烈的动员大会之后，两个年级共28个班级、1700名学生，跟徐汇区部分工厂的1200多名工人合为一个以“团”命名的编队，开始向上海郊区庄严进发。我们的路线将经过上海县、奉贤、金山、松江和青浦，绕上海西南郊走半圈，全程达800多公里，需要花费两周以上的时间。革命地理学的逻辑，就这样戏剧性地展开了。脚足和道路的关系变得亲昵起来。
我们每天需行走20—30 公里的路程，最多的一天，我们居然步行了40 公里。正是梅雨时节，我们在田埂上行走，目击秀丽如画的乡村风景。沿着铁路线行军时，火车排出的粪便总是飞溅我们一身。一个长得很傻的女生甚至失足掉进了粪缸，成为所有人耻笑的对象。这些细小的喜剧，像雨一样滋润着我们的政治苦旅。
我们吃着难以下咽的压缩饼干，宿营后还要吃生虫发霉的米饭、没有油水和烧煮过度的青菜、或者发僵的淡而无味的馒头。我的脚肿胀起来，布满了水泡，疼痛难当。在农民的宽大堂屋里，我把塑料布铺在潮湿的稻草上，像小猪一样倒头就睡。有一回，一位同学在半夜大呼小叫起来。我们都被吵醒了。他揉着眼睛说，梦见了伟大领袖，于是我们大家都感到很幸福。
中国乡村农妇（摄影者不详）：另一个伟大的领导阶级，跟报纸打造的形象毫不相干
我们的编队是按性别进行的，男生跟着男工，女生跟着女工。工人阶级们身穿藏青色工装，言行却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当着我们的面，肆无忌惮地谈论女人，用那些江湖口吻互相打趣，说谁谁看上谁谁，谁谁跟谁谁上了床，如此等等。起初我听得心惊肉跳，后来也就慢慢的惯了。他们还阔论时局，分析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遇刺的黑幕。工人的价值判断，跟主流意识形态大相径庭。一个因派系斗争而失势的前造反队头头，当年曾跟党的副主席一起举事，现在沦为一个普通电工，每天都在抱怨弊政，嘲笑那个造反新秀，说他的鸡巴长得跟花生米似的。说罢朝我们挤眉弄眼。
我所遇到的农民，另一个伟大的领导阶级，跟报纸打造的形象也毫不相干。我们侵占他们的住宅，踢他们家的狗，掏梁上的燕窝，在屋旁撒尿拉屎，踩坏地里的油菜和稻子，把秸秆撒得到处都是，女生甚至把花裤衩晾在了骨灰盒边。他们怒气冲天，对我们充满敌意，却又不敢发作。一次我听见房东老太太在柴间里祈求灶王爷菩萨保佑，叫那些“假解放军”赶紧滚蛋。我心里一凛，像是发现了个天大的阴谋。
队伍驻扎在金山朱泾时，正好遭遇大雨。我们在那里逗留了整整两天。青工们结伙去了附近的古镇松隐，回来后就扬言说，他们看到了“松隐三宝”：松隐塔、松隐桥，还有一位打着油纸伞窈窕而行的美人。他们向她问路，而她用婉转低迴的声音为他们指路，眼睛忧伤得像要滴出泪来。我们第二天赶去，松隐塔依旧在细雨里兀自独立，而美人却踪迹全无，只有两个高颧骨的老妪在桥上吵架，脏话骂得惊天动地。那位传说中的美人，以后成为整个野营拉练的核心话题。那些小资青工露出了无限思念的表情。他们的浪漫梦想，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限度。清教主义革命消灭了知识界的情欲，却允许它在产业工人中蓬勃生长。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文革年代的“领导阶级”。他们的粗俗、坦率、机智、幽默、油滑、玩世不恭，跟学校里道貌岸然的“工宣队”大相径庭，彻底解构了我们心目中的政治传奇。直到毕业后加入工人行列，我才最终明白，工人并不是一个伟大的物种，它只是一种寻常的谋生职业而已。
工人并不是一个伟大的物种，它只是一种寻常的谋生职业而已
那次，我跟一位戴眼镜的小资青工成了莫逆之交。这是野营生涯的意外收获。他是松隐美人的发现者、书法爱好者和古典诗词作者，也是所有青工中最儒雅的一位。我从他那里借了《三言两拍》、《东周列国志》、《镜花缘》和《聊斋》。我们经常切磋古文到深夜。他后来找了一个女人，据说酷似松隐桥上的美女。他把下班时间都耗费在热烈的爱情之中，从此我们变得疏远起来。有一回我去他家还书，看见了他的新娘子，骨骼纤细，面容平淡。侬饭吃过啦？阿拉没啥招待你的。吃杯茶再走吧！她坐在椅子上嗑着瓜子，脸上带着亲切而世故的微笑。这是我少年地理学的最后一课。新的迷津已经展开。我离开了这位比我大整整十岁的工人朋友，走向没有诗意和美女的庸常世界。
2006年6月16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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