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正在维修在岁月中变得残破的长城
墙体在秦始皇时代被广泛运用。热衷于征服土地的暴君，喜欢在自己巡游的道路（“驰道”）两边修筑土墙，以阻挡民众和刺客（“外人”）的视线，这种用于阻拦人民的内部长城，跟用于阻拦匈奴人的外墙，形成有力的对偶，庇护着独裁者脆弱的身躯。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称：“秦为驰道於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此中“金锥”有多种解释，一说为隐藏在路面下的铁条，犹如今日之钢筋，一说为两边防护墙里的钢筋。《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筑甬道。正文引应劭云：“谓于驰道外筑墙，天子于中行，外人不见。”秦代路墙的存在，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
跟柏林墙和耶路撒冷哭墙截然不同，这座由秦始皇建造的、起于山海关并终于嘉峪关、长达5000公里的“万里长城”，是一个半虚构的神话。它从未完整地出现于中国历史的场景里。在经过冗长而详实的考据之后，亚瑟·沃尔德隆在《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中宣称，它不过是一些破碎、凌乱、彼此断开、错位、平行并列、在时间上叠加的军事建筑物的总称而已。因为除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两次叙述之外，人们得不到任何文献学、考古调查和航空遥感技术的有力支持（参见《长城：从历史到神话》 [美]沃尔德隆著， 石云龙、金鑫荣 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经过精心修缮的长城，成为民族主义的历史象征
连续绵亘的长墙（如八达岭长城）、独立的烽火台（如新疆克孜尔尕哈唐代烽火台）、用矩形墙体包围起来的城堡或关隘（如山海关和嘉峪关），这是一些不同形态的土壤与硅酸盐混合物，各自独立，并分别拥有自己的名称，如“关”、“塞”、“方城”、“城堑”、“边墙”（边垣）、“界壕”、“塞垣”（塞围）等等。这些名词不是关于一个事物的多重命名，而是不同事物的天然分界。尽管如此，这些建筑碎片还是被一条“地理想象线”戏剧性地衔接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叫做“长城”的事物，犹如丝线穿起了散珠。
中国历史学家坚持认为，烽火台或关隘（以下简称“烽台”）之间本来是有墙体连接的，只是因为历史久远，墙体发生了坍塌和流失，而他们正是根据各个烽台之间的距离，计算出了长城的长度。一种极端的算法宣称，各朝长城的总长度竟然多达5万公里（见“百度百科”）。但依据沃尔德隆的考证，大多数烽台都是独立建筑物，它们之间从未出现过彼此连接的墙体。这正是全部分歧的关键所在。对现存的许多古代烽台的考察可以证实这点，它们是永恒孤寂的建筑物，需要被守望和与查看，却无须冗长的墙体的拱卫。
秦代的长城，只是北方各国边塞的总称而已。嬴政组织起了大数量的民工，试图衔接它们，材料和工艺都很粗陋。但这项工程开工不久，就被贵族（项羽）和农民（陈涉）的叛乱所打断，随后就湮灭在时间的河流里。能够支撑现代人经验的，只是明代长城的遗迹而已。它跟秦始皇的政绩毫无干系。朱棣及其后裔重构了彼此孤立的烽台，用墙体把它们衔接起来，形成包括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和烽火台等在内的防御工事体系。
长城上的烽火台
根据《明实录》（《明实录》之《世宗实录》，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中记载，时任宣府、大同和山西辖区的总督翁万达，在1547年给嘉靖皇帝的奏折中透露，作为防线的长城由三个段落拼凑而成的，其总长不超过1000公里，只有历史学家宣称的2%。但正是这500年前的建筑，建构了大墙的基本意象。它在广袤的山峦上绵延不绝，犹如龙的化身，足以让所有目击者感到震撼。
明代城墙的存在，为向着秦代的历史反推，提供了坚硬的根基，并成为墙体神话运动的依据。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神话并非起于中国本土，而是源于西方学者和传教士的东方想象。北京的传教士爬过八达岭长城之后，开始大肆渲染它的存在，并在整个欧洲引发热烈反响。
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赞美说：埃及金字塔根长城相比，“只不过是稚气十足、毫无用处的石堆而已。”英国马戛尔尼爵士则推断说，“在（长城）修筑的遥远年代，中国……是一个非常智慧善良的民族，或者至少具有这样为子孙后代考虑的远见卓识。”[12 《乾隆英使觐见记》,（英）马戛尔尼著，刘半农原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12 20世纪初叶，也即载人航天器上天的半个世纪以前，就已有欧洲人言之凿凿地宣称，可以从月球或火星上看到长城。而人们普遍接受了这种想象性推论，把它当作一个不容置疑的地理学事实。
只有卡尔·马克思把长城比喻为落后自闭的中国社会体系，一种“通向原始反动保守中心的门户”（《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甚至嘲笑说，欧洲革命者在逃亡到亚洲时，可能会在长城上读到下列铭刻：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真是对长城的一种尖锐讽刺：它的初始语 义，从防止、关闭、镇压到暴政，都是这四种普世价值的死敌。
马克思的批判立场，在中国内部得到热烈响应。闻一多写于1925年的长诗《长城下之哀歌》，称其为“旧中华的墓碑”，而自己则是“墓中的一个孤魂”，明确指明长城就是民族象征，同时也是民族衰亡的重大标记。诗人还宣称自己和长城都是“赘疣”，因而应当把长城一头“撞倒”。这蓄意颠覆的激进态度，完全符合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的逻辑。它要悲恸地勾勒长城的负面镜像。
尽管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经对长城给予高度评价，但长城造像的真正复兴，完全取决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左翼的中国电通影片公司拍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就是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编剧田汉在歌词里如此写道: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长城再度被赋予抵抗者的崇高寓意。它不再是自我隔绝和封闭的象征，转而成为正义抵抗的象征。这是建立在国际正义底线上的国族符号，并成为中国人展开民族抒情的母题。1949年9月成为“代国歌”后，长城神话借助跟新国家的语义关联而获得最终确立。它以民族抵抗和自我保护的象征，成为毛时代国族叙事的修辞核心。
60年以来，北京成功地重塑了国族的伟大象征，它被称之为“民族脊梁”，有时则被形容为一条横卧在中国北部的“苍龙”，就连攀登者都能成为“好汉”。这些转喻拓展了城墙的意象和语义，令长城叙事变得更加宏大华丽。
八达岭长城每年要接待数千万游客，乃是中国最大的旅游景点。人们在上面竞相展开题写运动，在每一块砖石上铭刻自己的姓名，表达进入历史的卑微渴望。没有任何一块位于体表的砖石能够幸免于难。题写，就是企图超越时间，让自身的姓名跟长城一起永存。正是基于这种粗陋的题写，长城的公共神话获得了延伸，跟每个游客的私人梦想融为一体。
但这与其说是一种崇拜，不如说是一种解构，它最终消解了长城的至高无上性，令它成为可以任意阐释的事物。而更深刻的解构则来自住在城墙脚下的民众，他们热衷于拆卸城砖，用以打造自己的卧室和猪圈。而地方官员对此无动于衷。他们对长城的膜拜，仅限于话语的层面。但这完全符合长城作为神话话语的特征。
游客在八达岭长城上留下的“题写”痕迹：这是渺小的存在试图超越时间的企图。
在高唱长城的民族价值的同时，孟姜女的哭泣声还在凄厉地流传。一个贵族之妻的眼泪，原本用以抨击齐国的战乱，却被汉代人移植到秦始皇身上，成为指证其政治暴行的首席证人，而死难者的身份也从大臣变为民工。这是何其感人的民间传说，向我们揭出秦帝国的黑暗性。这是从长城神话中派生出来的反面神话。这控诉如同赞美一样，坚硬地附着在长城的巨大幻象之上，藉此指桑骂槐地控诉历史上所有专制政府。
一方面是民族的伟大象征，一方面是帝国的阴郁符号，长城神话的双面性已经昭然若揭。北方烽台曾经有过无数个营造者，但其中最著名的是秦始皇嬴政和明成祖朱棣，这两个铁血暴君，犹如一对跨越千年的孪生兄弟，他们联袂出击，将极权或专制文化基因植入墙体，令它的每一块砖头，都印刻着农民工的鲜血和苦难，比现今的山西黑砖窑更为黑暗和暴虐。而那些历史教科书和景点导游词，却一直企图回避这个阴郁的真相。经过60年的洗刷，长城的反面神话几乎荡然无存。
民族主义神话的绝对性胜利，把长城叙事推向了历史的最高潮。作为冷兵器防御体系的主体，长城是农业时代的马其诺防线，却从未阻止过北方牧人的大规模南下，反而成为中国农夫闭关自守的心理屏障。这语义至今还在施展强大的功效，迫使它的信奉者保持受虐/受辱人格，坚守文化抵抗的心防。在融入“世界体系”的缓慢进程中，长城叙事是最后的精神防线。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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