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我都要环绕住所附近的无名小湖散步。那里有一块空地，被众多老年舞者所占领。他们身穿白色制服，紧跟流行音乐的节奏，动作规整地舞动每个肢端，就像一些白色的幽灵，漂浮在灯影、建筑物、水汽、雾霾和树丛之间，赋予这世界以古怪的魔幻调性。
这种“广场舞”场景，遍及中国的每个城市，甚至渗透到所有的公共空地。它叠加了“忠字舞”、“气功”、“广播体操”和“健身操”的所有特征，是健身、养生和长生欲望的坚硬表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解这种强悍的欲望。
大约是由于道家和道教的缘故，长生是中国人所有愿望中排列靠前的一种。即便社会危机达到极致，人的生命面临巨大威胁，养生活动仍然被民众所坚持，犹如文革期间的鸡血疗法和甩手疗法。它们跟“革命”、“造反”、“领袖”和“大批判”的影像混杂起来，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
这是长生欲望重要性的一个反证。在中国，长生是一种用来梦想的事物。它覆盖了从草民到皇帝的所有人群。对于我本人而言，小说写作就是我的“长生术”，是一个人的广场舞。我将在这个状态下寻找生存的意义。
我的写作面临着一个自我分裂的格局：小说必须既包含古典的英雄主义，也拥有微弱的戏仿、反讽和解构元素；既表达大济苍生的儒家精神，也传递致力于弃世和长生的道家精神；既尊重历史书写，又竭力要突破史官叙事的框架，向神话和魔幻主义致敬。所有这些诉求都导致了书写的内在精神分裂。当然，我并不为此感到担忧，相反，在我们所置身的时代，分裂是其最显著的精神特征。
历史和神话始终是我最关注的两个领域。在我看来，历史就是神话，而神话就是历史，在它们貌似对立的状态背后，屹立着一个共同的本性，那就是人寻找自我镜像的永恒激情。灵魂的欲望被投射在文本里，形成叙事的古老原型。从那些虚构的魔幻人物中，我们窥见了自己的真实影像。
神明的逻辑，就是时间的逻辑。时间神在主宰本次写作，他引领我观看句芒和阎摩的战争，记录他们的神迹。为此，书中采用周朝纪元和十二干支分章法，旨在表达线性时间的主导意义。只有时间线索里绝大多数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契合原貌，只有极少数因故事情节需要，做了适度调整。但时间不仅是神的逻辑，而且还是一种叙述的魔法，它把自己的光辉投射在字词上，试图点亮它们的灵魂。
《搜神记》《东周列国志》和《聊斋志异》是我的写作范本。这些古卷在我的书案上像花朵一样开放，散发出经久不息的香气。我在努力为这种东方欲望找到一个适合的容器。这容器本身就应该是长生的，以便跟长生的欲望匹配。无论如何，那些古小说都是现代写作的优秀样本。它们不仅提供素材，而且提供最迷蛊惑人心的梦想。它们是时间神馈赠我们的宝藏。
感谢花城出版社，为本书提供了一个面对读者的契机。在官方价值观和互联网价值观双重世界里，平面出版在艰难地沉浮，危机四伏。每一次出版都是一次文化博弈。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作家的书写激情。甚至还有更多的批评家，参与这场写作运动，为出版业注入新的生机。这是因为，小说正在成为1950年代生人的记忆容器，一种类似于“回忆录”（无论是民族史还是个人史）的另类体裁。小说让书写者在时间中诞生或重生。在语词家园中，作者寄放了对流逝岁月的乡愁。
这当然不是文学繁荣的标记，而是裂变和自我拯救的标记：一方面是互联网青春写作的勃兴，另一方面是纸媒中老年写作的卷土重来。但我已经清晰地看到，无论是记忆写作还是青春写作，时间法则都是文学的主宰。
写历史/魔幻长篇小说，是一种繁琐的事务，它不仅需要自由的想象力，还需要缜密的历史考据，而更加困难的是，平衡魔幻和历史这两种彼此对立的元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变量，就是纯小说和类型小说的杂交。我的工作室2016年曾经推出几部类型小说，积聚了一些有益的写作经验。《长生》可算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它具备类型小说（如武侠小说）的躯壳，但又试图植入个人的叛逆性风格。
这种走钢丝式的书写无疑是危险的，它有双重冒犯的危险——既冒犯文学，又冒犯市场。它断断续续地耗费了我两年时间，依然技法上捉襟见肘，难以达成目标。书中若有什么错讹，应该都是本人能力有限的缘故。正如书名“长生弈”所暗示的那样，写作就是一场漫长而危险的博弈，而我不过是个笨拙的赌徒而已。
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
*《长生弈》，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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