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已从大地上消失，而石像依旧在着。
──苏格拉底
城雕：石头的史书
请允许我用古希腊最富于勇气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箴言作为本文的开端。面对被陪审团判处死刑的命运，他预言了整体希腊城邦的归宿。那些伟大、瑰丽、在地中海阳光照耀下无比明亮的城市，几千年之后化作了尘土。只有雅典卫城的断垣残壁，屹立在郊野的山丘上，接受20世纪人类的惊讶与赞叹。而正如苏格拉底预言那样，从那些雅典神庙、帕特农神庙和伊瑞克提翁神庙的柱廊、从石墙与立柱的光影和气息里，那些美丽的石像永恒地浮现着，历经无数年代的变乱、水与火的攻击、空气和秘密腐蚀，它们坚硬地抓住大地，成为不会塌倒的历史之书，题写着希腊众神及其人民的伟大业绩。
伦敦大英博物馆古希腊雕塑（朱大可摄）：那些美丽的石像永恒地浮现着，历经无数年代的变乱、水与火的攻击、空气和秘密腐蚀
雕像对于历史时间的超越，使它成为一个民族或城邦的不朽灵魂与标记。座落在尼罗河畔大金字塔前的司芬克斯像，是古代埃及文明的威严象征，两河流域的萨艮王宫殿门口的人首牛身雕像，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个精美的徵号。好大喜功的古罗马人洞察了这点，在人类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它那样，把对城市公共雕塑的狂热推向极端。根据史书记载，仅罗马城内就拥有两痤高达三十四米的巨大金属雕像，二十二座大型骑马雕像、八十个镀金像、七十三个黄金象牙神像以及三千七百八十五座铜像。普通的大理石雕像更是不计其数。它们表达了凯撒时代各个罗马统治者向历史炫耀个人功勋和名垂千古的企图。而事实正如凯撒本人所预料的那样，当二十世纪的旅游者成群结队地在罗马的恺撤广场、奥古斯都广场和图拉真广场徘徊时，他们无法抑制住对那些英雄雕像以及所代表的姓氏的敬意。在世界分崩离析的时刻，那些沉默的形像显示了人征服空间和时间的双重信念。
上海：近代城雕的回忆
这样一种把城市雕塑当作铜石史书的传统，1860年代由法国殖民主义者率先携带到远东，并被投放在那些被炮舰政策打开的通商口岸，上海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城市。这个城市隶属于一个没有任何建立纪念性人物雕像的古态种族。为了庆贺和纪念对于这个种族的征服，1865年1月，法国侵华海军司令、上海法租界的圈定者卜罗德的青铜雕像，在法租界公董局(今黄浦区公安局位置)门口落成。这个在上海城郊奉贤县南桥同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时阵亡的法国将领，带着胜利者的矫饰的表情站在石座上，茫然注视着这个即将繁华起来的大殖民都市，似乎对它未来的变化迷惑不解。
首任上海总领事、英国驻华公使巴厦礼的铜像
这首座城市公雕像诞生二十五年之后，英国人才意识到雕像对于殖民政治的重大意义。1890年11月8日，首任上海总领事、英国驻华公使巴厦礼的铜像，在今南京路外滩落成。八年之后，为纪念在山东海面遇风暴沉没的炮舰伊尔底斯号的七十多名死难将士，德国侨民在今天的外滩公园旁侧建立伊尔底斯碑(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英国侨民推翻)；1911年，法租界公董局又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司)内建环龙碑，以纪念在上海领空进行飞行表演时失事身亡的法国飞行员环龙；1913年，英国侨民在外滩海关建立赫德铜像；1929年10月10日，孙中山铜像在江湾五角埸的市府大楼(今空军政治学院)前落成；1937年2月10日，苏联侨民在毕勋路(今汾阳路、岳阳路和桃江路街心)建起普希金铜像，以纪念这位伟大的俄国诗人的百年忌日。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军占领上海并予以全部拆毁(德国除外为止，在这漫长的八十年间，城市纪念性雕塑在缓慢地增长和繁殖，与此同时，它们也象其各自代表的政治人物那样，迅速地死亡或重生。
普希金：铜像的死亡与复活
文革后重建的普希金铜像（朱大可摄）：殖民地美学的象征
这方面的范例，当推那座几经颓兴的普希金铜像。自1937年诞生之后，它在1942年遭到拆毁，而在1947年又被再度建立，这显示了国民政府与苏俄政权彼此谅解。但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和平与安宁之后，1967年，它又一次面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威胁。是年秋天的一个午后，靖江路(现改名桃江路)和汾阳路口的街心花园，被某种忧伤的坟墓气息所笼罩。鸟群从人行道旁浓荫蔽日的法国梧桐上惊飞起来，在那些精巧幽深的西班牙式花园住宅上空盘旋。大群红卫兵和造反队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革命作业，而我是那场革命行动的目击者。
我还记得，人们用粗大的绳索套住石碑上的普希金头像，然后齐心协力地把它拉下碑座，接着，他们又用同样方式拉倒了刻有“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逝世百周年纪念碑”字样的高大碑体。当石碑的台基遭到摧毁之后，地面上出现了大坑，沼气被无意中点燃了，引发出幽蓝的火焰。人群中，一个女人发出了尖叫。
革命者脸上的胜利笑容突然凝固了，神秘的火焰使他们受到惊吓。围观者开始抽身溜走，革命者则发出了分裂，一部份人主张立即撤离，而另一部份人则坚持把铜像和残像和残破的碑体运走。黄昏降临的时刻，运送普希金“尸体”的汽车开走了，街心花园成为新的废墟，它蜷缩在动乱都市的深处。距离废墟两百米远，在西班牙式住宅的某扇窗户后边，一个人发出了轻轻的叹息，他是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普希金诗歌的中文译者，华东师大俄国文学教授李毓振先生。越过苍茫的暮霭，李可以看见几个小学生(其中一个是我本人)正在空空荡荡的废墟上玩耍，把碎石块扔进那个曾经被火焰照亮的土坑。一个月后，土坑和整个废墟都长满了野草。
普希金像（朱大可摄）：铜像依然完好无损，但它四周的景色，却已变得令人难以辨认
1989年春天，高达5.55米的普希金铜像及其座碑在汾阳路口被第三次建立起来，庞大的苏联帝国的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官员的簇拥和大批警察的防卫下，主持了它的落成典礼，然后又驱车匆匆离去。没有人能预言这一铜像的未来命运。五年以后，也就是笔者写作本文的时刻，铜像依然完好无损，但它四周的景色，却已变得令人难以辨认。
从岳阳路向南向北行走，你可以看见，马路右侧原上海市少年科技站及其游泳池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论从设计到施工都十分拙劣的现代建筑“上海教育会堂”(用以租赁给各公司作写字楼，与“教育”本身无关)，而在它的北侧，一座装潢体面的“城市信用社”和一家饭店先后出现，这一切都弥漫着商业社会的金钱气味。在这样的景色中，原有的西班牙式建筑和法国梧桐构成的怀旧诗意消解了，退缩到马路右边的灰色围墙后面。普希金铜像正是坐落在这两种彼此充满敌意的文明之间，也就是坐落在了物质灵魂、货币与诗歌的古怪对抗之间。当普希金的祖国已经丧失了诗歌的声音之后，他的头颅还能在经历着同样变化的中国都市里继续高傲地存在下去么?
1992年8月于上海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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